引论

一 现代国家地位的讨论

近现代以来的重大历史事件几乎都与国家有关，现代国家有很多层面的含义，“由此使民族与民族国家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强大的观念之一”（陈晓律，2001: 4）。第一，现代国家意味着与基督教世界普世主义的断裂，每个国家都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是上帝的或罗马教会的利益相互竞争。第二，现代意义的国家是与碎片化的封建体系相对的，欧洲国家的形成历史是支离破碎的政治单位转变为相互竞争的规模较大的民族国家的过程。“国家”是在确定的地理疆域范围内合法且持续拥有统一的暴力垄断权的组织。对暴力的垄断使得国家能够让疆土内的其他组织团体服从其制定的规则和法律。第三，现代意义的国家是与“公共服务”概念相伴随的，需要建立官僚体系以代替贵族对地方的治理，建立税收体系以保证中央政府而不是地方贵族能够提供军队、司法等公共服务。第四，现代国家还是公民社会的崛起，以及各种权利关系的公民权扩大和大规模官僚机构建立时权威关系的变革（Teichova, 2003: I）。

“国家”还是动态化的历史过程，是包括各种权力关系在内的、高度复杂的相互作用过程（Held, 1989）。在欧洲历史上，“国家”在5世纪随着罗马的陷落而灭亡，11～13世纪“国家”在欧洲重新兴起，14世纪因为黑死病和经济衰退，很多国家解体了。15世纪重新建立的国家最终演变为现代意义的国家。借鉴马克思的阶级理论、韦伯的社会学，以及维克多·李·伯克对权力关系因果层次的划分，本书认为教会、国王、贵族、农民、市民（后来发展为资产阶级）是欧洲国家形成时期相互作用的权力主体。战争和争夺全球市场是这五种权力主体相互作用的推动力。查尔斯·蒂利和吉登斯强调战争在国家形成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战争推动了现代国家的产生，战争也是大多数国家的主要工作。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的战争、各种王位继承战争、各个王朝争霸战争、新教产生后的宗教战争、抵抗侵略的民族战争等构成了近代史的主体。战争划定了具有领土属性的国家地理边界，建立了对个人、社会、国家和国际体系都非常重要的民族认同感。新大陆为欧洲提供了征服世界的硬币，新航线将欧洲变成世界的中心。战争和扩大了的全球市场，为这五种权力主体提供了角逐的舞台，他们之间的结盟和反叛、斗争和妥协、臣服和暴动，左右了权力关系的变革，最终形成了各个国家的不同特征，也决定了国家的强弱。

由于国家的领土特性和具有明确地理疆界的特征，很多学者认为国家形成是国内经济、社会和政治积累的结果，特别是政治家或者军事家在国家形成中发挥了特殊作用，是国家的缔造者；国内政治和军事斗争中的阶级或者权力集团塑造了现代化的国家。这些因素在国家形成中固然重要，但是不应该忽视的是超越国家地理疆界的其他因素，权力关系的相互作用和过程并不局限于国家的明确地理疆界内。西欧民族国家在形成阶段，各国君主都通过强调伊斯兰世界或者其他国家的威胁来塑造自己权力的合法性。

韦伯（2006）在《经济通史》中认为政治首先并且主要是与外部世界的各种国际关系联系在一起的，不能为了便于分析而把各个社会单独地理解为具有独立功能、文化或者空间的单位。兰德·柯林斯（Collins, 1986）强调国家内部政治和国家外部空间之间是相互影响的。资本主义的兴起应与罗马教皇和基督教的命运联结起来，欧洲各国政府的变革源于它们之间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上的各种相互作用。“欧洲、古罗马、伊斯兰、维京、拜占庭、各种斯蒂匹武士、奥斯曼、美洲土著、亚欧大陆交界以及蒙古诸种文明之间的冲突与斗争，导致了欧洲国家的建成和国家的变迁转型”（维克多·李·伯克，2006: 23）。欧洲、北非等各个政治单位（包括帝国、城邦、主教领地、公国和王国等）通过各种各样的结盟、孤立、战争、商贸等，在1700年以后逐渐形成了相互竞争的民族国家。欧洲国家在形成过程中充满竞争的国际体系，迫使正在形成的国家必须增强经济能力，国民经济增长成为增强国家权力的关键因素，也决定着国家自主性和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相对地位。同时，西欧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也影响了国家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行为方式和地位（约瑟夫·格里科、约翰·伊肯伯里，2008）。

但是不同国家对这些调整国家间行为的权力和规则的影响力是不同的，占支配地位的国家（有时也称为“霸权国家”）通常会使国际秩序更能体现自己的权力和利益。尽管无法量化“影响力”和“支配地位”，但是学者和普通人通常都能区分出对国际秩序和国际经济秩序影响力比较大的国家。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中期，能够称为大国，并对国际经济秩序产生重要影响的国家主要有英国、法国、德国、美国、俄国、日本、意大利。“崛起”一词的含义则对国际经济秩序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更有能力在权力和规则制定中更好地维护和谋求本国利益，削弱原来占支配地位的国家的影响力，从而改变国际秩序。在这一时期美国是成功崛起的国家，取代英国占据了国际经济秩序的支配地位，德国和日本的崛起不仅改变了战争法规，更改变了国家间的贸易和金融规则，重新定义了自己的国家利益和对外政策。英美霸权交替和大国间力量改变是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中期国际经济秩序研究最引人注目的主题。

大国之间的权力分配及权力架构形成了国际体系的不同模式，莫顿·卡普兰（1989: 21）把国际体系划分为6种基本模式：均势体系、松散的两极体系、牢固的两极体系、全球体系、定向性和非定向性体系、单位否决体系。K. J．霍尔斯蒂（1988: 121）在研究了中国周王朝、希腊城邦国家、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18～19世纪的欧洲以及当代世界这几个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地理、文化背景之下的国际关系之后，提出了五种一般的国际体系模式，即等级统治体系、分散型体系、分散集团体系、两极体系和多极体系。20世纪70年代提出了霸权体系，在国际体系的权力和威望结构上，国际系统中的各个国家所处的地位和层次是完全不同的，国际体系更多地表现出由一个权力超强的国家占据整个体系的统治或主导地位的霸权状态（Mayall,1990），这个国家就是霸权国家（也称为占支配地位的国家、领导者、带领者等）。在霸权国家之下，存在着若干势力基本均衡的第二等级大国以及它们所主导的次级霸权，甚至还有“第三等级”大国的共谋格局。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时，奥地利、法国、俄国、普鲁士都是势力仅次于英国的大国，这四国结成的“神圣同盟”发挥了重要作用。

国家的影响力或者霸权都是在与其他国家的互动时体现出来的。霸权发挥作用的表现是：“一个起支配作用的国家如果领导着主权国家体系朝着预想的方向迈进，它便行使着霸权职能，而且在此过程中被认为是在追求共同的利益。正是这种领导权才使得起支配作用的国家具有霸权地位”（杰奥瓦尼·阿锐基，2001: 35）。霸权国家对系统的影响、主导或统治之所以能够成为可能，主要原因是霸权国家与其他国家相比，拥有绝对优势的国家权力，而这种权力又从根本上依赖于霸权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Kaohane, 1984: 39-40）。在政治方面，霸权国家享有很大的主导权，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霸权国家控制了霸权系统中的许多成员以及这些成员相互之间的关系和作用（Gilpin,1983:30-31）。在军事方面，霸权国家的军事力量大大超出霸权系统中的其他成员，而且能够根据自己的战略需要，随时将军队投放到全球的所有战略要地。在经济方面，霸权国家在生产效率、商业能力、金融活动等领域都占有极大的优势，尤其是在领先工业和高技术领域处于优势地位。

基欧汉和吉尔平认为，一个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占统治地位的霸主可能维持自由贸易体制，而霸权衰落将导致保护主义政策在全球蔓延。这一立论源自一个基本的理论假设，即在国际体系中占支配地位的大国（或霸主）偏好自由贸易（Gibson,2000）。吉尔平在经验研究中举出了霸权保证自由经济和平发展的例子，这样的例子在近现代史上只出现过两次。第一次是19世纪“英国治下的和平”（Pax Britannica），拿破仑战争结束后，具有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英国崛起成为霸主，世界进入自由贸易时代，这个时代延续了近一个世纪之久，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第二次是20世纪中叶“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美国在战后主导建立了以关贸总协定（GATT）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为主体的国际自由经济秩序（Gilpin, 1983）。

经济实力的决定性作用和外交、战争等其他非经济因素的重要作用在决定国家地位时是无法分割的。“经济决定论”和“伦敦学派”的争论更好地说明了英美霸权交替的时间期限。“经济决定论”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从债务国成为债权国，而英国正好相反，再加上人口、国土以及资源方面的优势，到1918年，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最强国。吉尔平强调“权力分配本身最终取决于经济基础。如果由于经济效率、工业场所或者贸易区的变化，财富的源泉基础也发生变化的话，必定会相应发生群体间和国家间权力的重新分配”（吉尔平，2007: 67）。“伦敦学派”则认为经济实力最强并不意味着美国在国家权力架构上自动占据了支配地位。“伦敦学派”的代表人物McKercher（1999）详细说明了英国在一战后仍然拥有一流的海军、最庞大的殖民地、最大的对外贸易量和以英镑为基础的国际货币交换体系。在外交上，施展传统的结盟等外交手法（特别是与法国和日本的结盟），通过在国际联盟中的斡旋，以维持自身在欧洲均势中最有利的地位，扩大全球影响。因此，“伦敦学派”和支持“伦敦学派”观点的学者都认为，截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英国仍然是国际体系中的霸主国家。英国最早丧失霸权国家地位应该是在1940年夏天（法国沦陷标志着英国传统均势外交的失败，英国同时与德国、意大利和日本作战，美国成为唯一可以拯救英国的国家）。Joshua（1988）把英国的霸权时代划定为1815～1945年。

二 经济增长中的技术决定论及其衡量

《不列颠百科全书》是这样定义技术的：技术一词出自希腊文techne（工艺、技能）与logos（词、讲话）的组合，意思是对造型艺术和应用技术进行论述。当17世纪在英国首次出现时，仅指各种应用技艺。20世纪初，技术的含义逐渐扩大，涉及工具、机器及其使用方法和过程。到20世纪后半期，技术被定义为“人类改变或控制客观环境的手段或活动”。在《韦氏大辞典》中，“技术”是完成一项任务的方式，特指使用的技术过程、方法或知识。“技术进步”或者“技术创新”就是对这些知识、工具、机器、方法和过程的改进与创新。

在本书中，技术的含义远比这个定义要更丰富和“更经济学化”。技术进步主要表现为创新发明和人力资本提高的两种方式：前者体现为经济中的新产品、新工具不断发明，称为“物化技术创新”（Materialized Innovations），其传承主要依靠“物”；后者则体现为劳动者技艺的不断提高，称为“人力资本增进型技术创新”，其传承主要依靠“人”。在传统社会，物化技术创新提高了人力资本的边际产出，带来工资率的上升。在发明者从创新发明中获益并不充分的情况下，这一效应激励人们投入更多的时间来提高个人技艺，而不是进行物化创新活动。长此以往，投入到创造发明的时间将越来越少，最终物化技术创新活动将趋于停滞。因此，传统社会不会选择以“物”为载体的技术传承。

在本书中，还需要借鉴Nelson and Wright（1992）关于“国家技术”的概念。由于技术是复杂的，涉及不同种类的机器和各种学习技能，往往需要协调和管理，例如，工程师、经理、机器操作员和投资人需要进行大量的互动试错学习。技术还是为了解决地方性问题，在技术发明和技术改进中都带有明显的地方特征。技术体现了一种网络外部性（Katz and Shapiro, 1985），通过路径依赖，即连续依赖事先发生的事态进行发展（David 1975, 1988; Nelson and Winter, 1982），以及特定系统在一定程度上“锁定”的趋势（Arthur,1988）。因此技术的发明和改进通常是地理上相近的同一个领域的发明家和改进者彼此互动的结果。而且，技术交流网络建立在语言文化同质的基础上，具有民族认同感，为了解决共同性的问题而产生，形成了独特的对科学和技术非常重要的常用术语、测量方法和性能标准。因此，技术很大程度上可以用国界来界定。本书中经常会采用英国技术、美国技术这样的“国家技术”称呼。

哈罗德（Harrod, 1948）在1948年将技术进步率精确地定义为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如果最终产品的总产出是有效资本和有效劳动的一次齐次函数，哈罗德中性技术进步就表示为总量生产函数Yt=F [K, A（t）L]中A（t）增大，技术进步增加了有效劳动的数量。新古典增长模型建立了技术决定经济增长的理论框架。20世纪80年代，罗默（Romer, 1986）将内生的技术进步看作经济增长的唯一原因。他假定知识是追逐利润的厂商进行投资的产物。生产性专业知识的积累是长期增长的决定因素，它不仅自身具有递增的边际生产力，而且能够使资本和劳动等投入要素也产生递增收益，进而使整个经济的规模收益递增，从而保证了经济长期增长。罗默模型的结论意味着，知识资本是规模报酬递增的，而且干中学的知识外溢效应产生了规模经济。这使得初始产出水平高、经济发达的国家，有更多的知识资本存量，容易获得更高的产出水平，从而有更多的资金投入技术研究，进而产生更为丰富的知识资本，最终推动整体经济更快的增长。反之亦然。后来，韦尔（2011: 209）认为不管这种技术进步是内生的还是外生的，从长期看，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

内生增长理论强调内生生产力增长作为长期经济增长率决定因素的重要性（Aghion and Howitt, 1997; Grossman and Helpman, 1991a, 1991b）。它认为生产率的增长取决于技术进步，而这又取决于将资源分配于创新的利润驱动。因此，创新者的激励在于从成功中获得高额回报。利润更大的市场、人力资本的供给改善、研究中劳动力的生产力提高，以及知识产权保护都是重要的激励。此外，依靠知识积累支撑的创新活动可以避免要素报酬递减。因此，创新激励的增加能够导致一个永久的更高的内生生长速度。

（一）古典增长理论和内生增长理论的技术决定论及其衡量

如果生产函数是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y=Akαh-α，其中y是人均产量，A是生产率，k是人均物质资本，h是人均人力资本。k和h都是投入的生产要素，可以将kαh1-α看成一个整体（有的称之为综合生产要素），那么人均产出就由两个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生产率 [在很多时候被称为全要素生产率（以下简称TFP）或者索洛剩余]，另一部分是生产要素。国家间人均产出的差异也受生产率和生产要素这两部分的影响。这种衡量收入差异的方法被称为发展核算（韦尔，2011: 151）。

20世纪50年代初，学者们发现“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在所测算的人均产出增长中占有绝大份额。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测算发现国家间全要素生产率的差异非常大（Hall and Jones, 1999; Klenow and Rodriguez-Clare, 1997；韦尔，2011）。全要素生产率对国家收入水平差异的解释是多层面的。

首先，全要素生产率可以解释国家间收入差距。韦尔（2011: 155）通过研究78个国家1970～2005年的数据，发现不同国家生产率水平差异相当大。由于生产要素积累的核算、国家不同的发展水平等因素，生产率差异尽管不能解释所有国家间收入差异，但是具有一定的说服力。韦尔（2011: 155-156）发现生产率是说明世界上最富裕国家间收入差异的主要因素，这些最富裕国家的要素积累平均是美国的94%，生产率却只有美国的86%。而生产率却不是造成最贫穷国家与美国之间差距的主要原因，要素积累的差距则更具有说服力。最贫穷国家的生产率平均为美国的24%，生产要素只有美国的16%。从1997年到2005年，不论最贫穷国家还是最富裕国家，要素积累和生产率都以大致相同的速度上升，但是最富裕国家和最贫穷国家的要素积累差异要大于生产率差异，国家间人均产出差异的56%由要素积累造成，44%由生产率差异造成。

其次，生产率可以解释国家间人均产出增长率的差异。韦尔（2011:159-161）认为生产率的差异更能解释国家间人均产出增长率的差异。增长最快和最慢的国家，两者生产率的增长率相差2.53个百分点，要素积累增长率相差1.45个百分点。最终，产出增长率差异的65%由生产率增长的差异引起，35%由要素积累差异引起。

1．体现在全要素生产率中的技术

通常技术进步被认为是促进生产率增长的主要力量。按照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技术进步表现为A的增加，表明在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给定的情况下，技术进步改善了生产要素结合生产的方式，提高了产出。由于生产要素的增长是报酬递减的，不管是资本积累、对外贸易的收益、规模经济还是制度都将增加产出，但是最终这些要素的增长都受限于报酬递减。而技术是报酬递增的，所以技术是经济增长的源泉。

实际情况下，在分析不同国家生产率差异时，国家间的技术差距并不能完全说明生产率的差距，生产率并不一定完全由技术变化引起。造成生产率差异的另一个可能原因是效率。效率是生产产品时生产要素与技术结合的有效性。这样生产率就分解为技术和效率：A=T×E。效率也直接影响了生产率。无效率的情况有以下几种：第一种，非生产性活动，也就是无经济价值地使用资源。第二种，闲置资源，资本或劳动完全未被使用。第三种，部门间要素配置不当，资源被用于生产不适当产品。第四种，企业间要素配置不当。第五种，技术阻塞（韦尔，2011: 230-233）。

此外，测算全要素生产率的一些问题可能会影响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第一，对资本的估算问题。传统的做法是用永续盘存法估算的资本存量乘以资产的价格得到资本的投入价值，理论上更恰当（但是更需要数据）的方法是利用租赁价格为权重估算资本服务价值。这两种估算方法得到的结果在20世纪中叶之前并没有什么差异，差异是从信息和通信技术（ICT）革命以后表现得越来越明显。通常来说，使用资本服务方法能提高资本的增长贡献并降低TFP的增长贡献。

第二，无形资本核算问题。无形资本投资包括研究和开发、知识存量、品牌投资等。R&D、知识存量现在都被公认为资本投入，但是品牌投资、组织资本投入等是否纳入无形资本投资还有争议。在知识经济的今天，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在无形资本上的投入规模几乎与有形资产持平。如果这些投入在增长核算中被当作最终投资而不是中间产品，那将意味着资本的贡献率大大提高，并且会明显地降低全要素生产率对增长的贡献。21世纪初无形资产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是20世纪50年代的3倍（Crafts and O'Rourke,2014）。

第三，关于生产函数的问题。新古典主义经济的增长通常是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来计算的，但是当出现更偏好资本的技术时，用CES生产函数（固定替代弹性生产函数）会更合适。例如，对美国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核算的话会低估美国19世纪技术进步的贡献率，得到技术对19世纪美国经济增长不显著的结论（Crafts and O'Rourke,2014）。但是基于CES生产函数的衡量，则说明技术进步的作用是显著的（Abramovitz and David, 2001）。在讨论“东亚奇迹”（Rodrik,1997）、20世纪70年代苏联增长放缓（Allen, 2003）时也存在这个问题。

第四，传统经济增长核算不考虑成本调整、固定成本（Fixed Factors of Production）和规模经济等因素，这可能会高估技术进步的作用。Morrison（1993）认为20世纪70年代美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放缓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规模经济的削弱而不是技术进步的放缓。Crafts and Mills（2005）发现英国和德国在1950～1973年发生的成本调整意味着技术进步速度要比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高约2个百分点。

第五，与前面的例子一样，传统的全要素生产率的跨期比较是不可靠的，因为测量偏差的程度随着时间的变化会有很大的差异。

第六，技术变革的重要性因资本类型的不同而改变（Barro, 1999）。例如，信息通信技术和新的通用交通工具最初对整个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是非常小的，信息通信技术和交通工具方面的技术进步主要体现为资本的深化，而不是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所以，Abramovitz（1993）总结到：技术进步由两个独立的方面构成，一方面是技术变革的轨迹；另一方面是物质和人力资本的形成。虽然一些内生增长模型强调人力资本的相互依存，但实际上是物质资本的相互依存。

用TFP衡量技术进步的贡献有以下缺点（Crafts and O'Rourke, 2014）:（1）使用传统的增长核算方式来估计全要素生产率对潜在的技术变革来讲并不总是一个好的方法。正如我们所见，TFP增长可以低估或高估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2）偏差的大小和方向在新古典增长核算中的不同时期或不同类型经济中会有很大的不同，这会使历史比较变得十分困难。（3）当增长核算方式引导它的使用者将资本和技术变革的发展视为一种独立的要素和添加剂时，这种假设可能具有很大的误导性，并且可能有损于我们对于增长来源更深层次的理解。

2．体现在要素积累中的技术

技术进步还会物化在物质资本中，同时也会物化在人力资本中。这种物化的方式很难将技术从要素积累中分离出来。技术进步如果体现在新的机器设备上，只采用全要素生产率来衡量的话，新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可能被低估（Barro, 1999）。例如，英国工业革命时期许多形式的技术进步只能体现在新的资本货物上。比如旋转的珍妮机、蒸汽机、高炉就是工业革命的“化身”（Feinstein, 1981: 128-142）。一个高投资率的国家，通常资本比较新，包含着更多新技术，比低投资率国家更先进。同样，一个老龄化比较严重的国家很难处于技术前沿，因为大部分劳动力都是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接受教育的。在标准增长模型中，生产率和资本、劳动力等投入要素都受到技术进步的影响。技术进步对要素积累的物化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技术进步可以增加产品的种类，也会改进产品的质量。前者类似于基础创新，后者类似于改进创新。对于种类增加型技术进步的D-S指数（Dixt and Stigilitz, 1977）, Romer（1990）、Helpman and Krugman（1985）、Grossman and Helpman（1990, 1991）都做过研究。同时技术进步在产品种类和产品质量上的扩增和改进，不仅体现在最终产品上，也体现在中间产品上（Barro and Sala-i-Martin, 1997; Grossman and Helpman,1990, 1991）。

其次，考虑了人力资本后，生产函数修正为

y=Akα（l·（hk/l））1-α

其中hk/l是劳动力质量的平均值，通常估算为上学的年数。这样就可以明确地分解出人力资本的贡献，估算出上学年数增加所增加的收入。

不同国家教育水平差异很大。韦尔（2011: 126-142）研究了1960～2000年73个发展中国家和23个发达国家的教育水平情况，认为教育上的差异可以解读部分的国家收入差距。具体来说，平均教育程度（成人平均上学年数）基本反映了国家贫富程度，平均教育程度低的国家也是比较贫穷的国家。但是有一些例外的情况，如新加坡、中国、韩国、新西兰。如果按照新加坡的平均教育年数，它在这些国家中排名第25位，但是其人均GDP排名为第5位。而中国、韩国和新西兰的平均教育程度排名高于其人均GDP排名。另外，教育质量的高低也大致反映了国家贫富的程度。通常发达国家在教育上的投入更多，学生教师比更小，教师受教育程度更高，学生的数学和自然科学课程成绩更好。2005年发达国家学生教师比为16、发展中国家为42、非洲为48。但是也有例外的情况，例如美国学生的考试分数非常低，而中国学生的考试分数非常高（Hanushek and Kimko, 2000）。

最后，干中学与要素积累。在阿罗（Arrow,1962）之前的经济增长模型中，技术进步是独立于资本积累的。技术进步在出现时就实现了全部的生产潜力，并且优于其所替代的老技术。阿罗认为技术进步是“干中学”，是对物质资本和技术投资的副产品。技术进步是学习知识的结果，学习是经验的不断总结，经验使生产力递增。经验对生产率的这一正向影响被称为“干中学”。知识来源于投资过程中的“干中学”。在干中学的情况下，技术进步体现在扩大资本投入的同时，知识水平也随之变化，作为整体，经济具有递增收益。随着经验知识的积累，单位产品成本随生产总量递减，体现了技术进步的新资本的边际产品小于社会边际产品。

Valdes（1999）认为干中学促进生产率增长主要源于以下三个方面：学习使用新机器所带来的生产率提高；为适应新的资本品而使用新的生产组织形式；在使用新机器过程中寻找改进与修理机器的方法。也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干中学”促进了人力资本积累。“干中学”和学校教育一样是提升人力资本的重要途径。此外，还有学者遵循斯密的说法，认为资本积累加深了分工，由此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总的来说，在增长模型中，技术的作用不仅体现在生产率上，还体现在要素积累上。尽管效率也影响生产率，但是技术进步的作用仍然是决定性的。

3．技术的长期影响

Comin, Easterly and Gong（2010）研究了以现在边界定义的国家和地区在公元前1000年、公元1年以及公元1500年技术引进率。他们发现，公元前1000年和公元1500年的技术引进，对当今人均收入和技术的采用有明显影响。当控制住大陆虚拟变量和其他地理因素时，过去的技术影响一直对现在有影响。过去技术对现代技术有影响的渠道则是代际传递，而不是通过地理因素。Putterman and Weil（2010）的研究结论与Comin, Easterly和Gong（2010）很相似：早期的历史发展很重要，并且传导机制是代际传递。

（二）统一增长模型和技术进步的产生

在内生增长模型中，技术就这样出现了，而且并没有说明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产生新技术。20世纪90年代以后，学者们开始寻求一种总括性的理论，既能解释技术的出现也能解释技术的作用，既包含马尔萨斯式增长又包含向现代增长转型两方面内容的统一经济增长理论（Unified Growth Theory）。统一增长理论以经济增长理论为核心，整合了宏观经济学、经济增长理论、人口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以及经济史等多学科领域，以一个系统的研究方法来分析工业化的起因和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人口、技术水平、人均收入、教育水平等变量的变化过程，以及引起这些变量变化的根源，更加完整地解释了工业革命前后的经济社会变迁的动态过程。

克莱默（Kremer, 1993）模型是早期的统一增长模型，刻画了经济从长期停滞到逐渐加速的过程。他认为个人的聪明才智是有限的，所以更多的人口意味着更快的技术创新。此外，知识增长率是社会团体大小的函数，与越多的人接触，就越容易产生新思想。当人口规模和技术同步提高时，稳态被打破。超过一定的收入水平后，生育率会出现下降，从而人均收入增加，实现现代增长。克莱默的理论解释了前工业化社会，人口较多、人口密度较大的亚欧大陆比美洲、澳洲的技术水平要高。而且他提出了随着人口增长技术水平也会增长的观点。但是，如果技术进步率与人口增长率成正比的话，工业革命应该发生在中国。而且用人口增长率来解释技术进步的话，也不能完全说明技术进步不连续的特点和为什么是在18世纪下半期19世纪初出现了工业革命。

Hansen and Prescott（2002）则认为从马尔萨斯式增长向现代增长转型的关键在于工业部门超过了农业部门。他们假定农业与非农业部门不同，非农业部门的生产增长率高于农业部门。这意味着不管经济从哪里起步都会实现工业革命，那么工业革命为什么发生在18世纪后半期的英国呢？同样不能解释为什么英国工业革命期间农业和工业等部门一样实现了生产率的增长。

Becker at al.（1990）的模型提出了家庭生育决策和人力资本投资决策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为宏观经济增长理论奠定了微观基础。但是他们认为父母增加对孩子的人力资本投资源于外生的冲击，包括技术冲击，如煤炭的采用、铁路等运输工具的改进等，也包括制度或者市场的因素，如放松价格和国际贸易管制等。

Lucas（2002）借鉴了Becker at al.（1990）的研究成果，采用了增长理论中两部门模型的思路，认为人力资本投资在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遵循着不同的原则。在农业部门产出依靠土地，人力资本投资几乎为零，土地有限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就是马尔萨斯式的。在非农部门，需要进行人力资本投资。而父母在选择是多生孩子还是提高孩子的质量时，主要考虑父母养育孩子的效用函数和父母自己的效用函数。Lucas（2002）强调了必须有足够的人力资本才能逃离马尔萨斯式增长，但是并没有给出具体的条件和路径。

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统一增长模型把人力资本积累、人口增长所带来的技术创新联系在一起。它认为在向现代经济增长的转型过程中人力资本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Becker and Barro, 1988; Lucas, 2002;Becker at al. , 1990）。戈勒和威尔（Galor and Weil, 2000）构建了人力资本与技术变化之间的纽带，并且把这一纽带作为向现代经济增长转型的基石。

Galor-Weil（G-W）模型中假设家庭效用函数为：

Ut=（ct）1-y（ntht+1）y

即个人不仅关注自身消费ct，还关心后代的数量nt和质量ht+1。假设个人拥有一单位时间禀赋，用于抚育后代或者参与劳动。抚育一个后代的固定时间成本为τ，对后代教育的时间投入为et+1，且

τ, et+1∈（0,1）

记家庭的潜在收益为zt，定义

Zt≡wtht

wt和ht分别为工资率和人力资本水平。家庭的预算约束可以写为：

wthtnt（τ+et+1）+ct≤wtht≡zt

人力资本积累方程取决于教育投入et+1和技术进步率gt+1，即：

ht+1=h（et+1, gt+1）

此外，假设存在生存水平约束，个人必须首先满足基本消费。因此，家庭的最优化问题可以归结为：

解得

此外，模型假设，技术进步gt+1是人口Lt和上一期教育投入et的函数，记作：

gt+1≡g（et, Lt）

且，对于任何et≥0，以及足够大的Lt，必有g（0, Lt）＞0, g′＞0, g″＜0。

因此得到以下3个结论：

第一，当生存约束紧时，即时，潜在收入的增加会提高后代数量，但对后代质量并无影响，而当生存约束不紧时，即时，潜在收入的增加对后代的数量和质量都没有影响。

第二，只有当技术进步率gt+1超过一定阈值以后，父母才会对后代进行教育投入。

第三，即便没有教育投入，一定的人口规模也可以推动技术进步。

根据以上三个结论，他们认为逃离经济停滞这一过程包括两个步骤：首先是从马尔萨斯阶段向后马尔萨斯阶段的转型，其次是向现代经济增长转型。戈勒和威尔假设当技术进步加速时人力资本将更有价值。在马尔萨斯阶段，人口越多新想法越多，技术变化加速。因为人口增长相对于收入增长的滞后反应，人均收入出现了增长，尽管这种增长非常缓慢。当增长达到一定程度时，父母将增加对后代人力资本的投资，面临着质还是量的生育决策。这一行为加速了知识的增长，而人力资本的上升刺激父母选择提高后代的质量而减少后代数量。这个过程类似于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的问题。在现代经济增长起步的初始阶段，收入效应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从而导致了人口数量的上升；而在稍后的时期，由于替代效应变得更为重要，生育率出现了下降。在Galor-Weil模型中，较大的人口最终导致足够高的人均收入，从而引发人口转型。这允许低生育率和较高的生活水平，与之相伴的是高水平的生产增长率。当收入达到一定的门槛时，家庭最终选择更高质量的后代，而不是更多的数量，因为人力资本的投资回报率很高，抚养孩子的机会成本也随着收入提高而增加。

Cervellati and Sunde（2005）与de la Croixand Dottori（2008）也论证了人口-创新互动机制。他们认为随着生产率的上升和预期寿命提高，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会增加。即使技术变革仅仅是略微有点技能偏向的，都会带动更多的技术进步、更长的预期寿命以及人力资本上更高的投资，这个自我强化的机制就会将经济拉出马尔萨斯陷阱。鲍克金、德·拉·克洛伊科斯和皮特斯（Boucekkine, de la Croix and Peeters, 2008）证明了人口密度上升会导致学校教育费用下降，从而提高人力资本。

统一增长模型遇到的最大挑战是有的论断与史实不符。按照GalorWeil模型进行模拟（Lagerlöf,2006）, 1200～1800年，世界应该处于后马尔萨斯阶段，这时人口增长率和技术进步率都在加快，明显高于马尔萨斯阶段。但是Clark（2007）的研究表明，1200～1800年，世界人口、收入和技术进步率并没有明显增加。而且，统一增长模型所预测的人力资本上升伴随着生育率下降的现象，在英国并没有得到印证。

三 自然禀赋差异决定论

从自然禀赋差异来解释国家发展差异有直觉上的可行性。在人类发展的早期阶段，地理气候差异和自然资源差异的影响更加显著。对于现代国家来说，这些影响还是决定性的吗？

（一）地理气候差异与增长差异

地理气候论认为国家经济发展差异主要归因于地理气候差异，而且地理气候差异的持续性影响要大于当期影响（Nunn, 2014）。细小的地理环境差异通过历史事件被放大，结果对长期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Engerman and Sokoloff,1997, 2002）。地理因素影响生产率和经济发展的假说有着很长的历史，可以追溯到Machiavalli（1531）, Montesquieu（1748）, Marshall（1890）。现代的实证研究说明了当前的人均收入和一系列地理的、生物的变量之间有很强的相关性（Spolaoreand Wacziarg, 2013），比如天气和温度（Myrdal, 1968; Kamarck,1976; Master and Mc-Millan,2001; Sachs,2001）、疾病环境（Bloom and Sachs, 1998; Sachs, Mellinger and Gallup,2001; Sachs and Malaney,2002）、自然资源（Sachs and Warner,2001）、交通条件（Rappaport and Sachs,2003）。

许多贫穷国家都在南北回归线之间，多数富裕国家都在温带。18世纪，法国政治哲学家孟德斯鸠对此的解释是：热带气候的人倾向于懒散、缺乏求知欲、不努力工作、没有创新精神。懒散的人容易被暴君统治。Sachs and Warner（1995）不仅强调了气候对工作努力程度和思想过程的影响，而且提出两个观点：首先，热带疾病，特别是疟疾对人的健康，进而对劳动生产率有极大的负面影响。其次，热带土壤不适合高产农业。因此，温带气候比热带和亚热带更有利于经济增长。

但是，前现代的许多文明都在热带，例如，柬埔寨的吴哥文明、印度南部的维查耶纳迦尔王朝（Vijayanagara）。在欧洲人到达美洲之前，美洲热带地区比温带地区繁荣得多。现在，南非是撒哈拉以南最富裕的国家。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博茨瓦纳近年的快速增长也不能用气候原因来解释。更重要的是地理气候差异无法解释朝鲜南北经济增长差异、东西德差异，也无法解释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2015）举出的经典例子：南北诺加里斯。

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nmond, 2016）还提出了地理气候假说的另一版本。戴蒙德（Diamond, 1997）认为欧亚大陆和其他大陆发展不同的根源在于欧亚大陆居民从狩猎采集经济向农业和牧业生产过渡时所享有的一系列环境优势。大约从公元前10000年开始（新石器时期）所形成的环境优势包括欧亚大陆的广阔、原始生物条件（多样的动植物资源供驯化和放牧）以及东西方农业发明的传播。基于这些地理优势，欧亚大陆经历了一个人口爆炸期，以及早期技术发明的快速升级，产生长期的结果。根据Diamond（1997）所说，欧洲经济和政治成功的近似决定因素是更深的地理优势在史前时期运行的结果。一些欧亚人（欧洲人）的后裔在新石器时期优势的基础上，能够利用他们的技术领先（枪支和钢铁）和他们对旧世界疾病（细菌）的免疫力，支配现代的其他地区，包括没有享受欧亚大陆的原始地理优势的地区。例如，中东新月沃土地区，有大量的物种可以驯化，而美洲则没有。结果，新月沃土地区比美洲地区更早地进行了农业生产，人口密度随之增长，使得中东新月地区更适合贸易、城市化的发展和政治制度的形成。在前工业化时代，在农业生产占主导的地区，技术革新也比世界其他地区快。

一些经验研究支持了Diamond（1997）的想法。Olsson and Hibbs（2005）发现，生物和地理环境更好的国家都较早地实现了向农业社会的转变，并且在1997年拥有更高的人均GDP。地理环境的变量是用包括大陆的延伸方向、农业的气候适宜度、纬度、国家所处大陆的大小这些因素所组成的指标来进行衡量的。生物环境的衡量指标则包括：已知的一年生或多年生的、拥有超过10毫克内核的史前野生植物的数量，在史前就已经存在，体重超过45千克的可驯化动物的数量。Ashraf and Michalopoulos（2011）证明了气温的年变化率和早期农业产生呈现出“倒U型”的关系。Ashraf and Galor（2011a）论证了新石器时期农业的传播受地理条件（天气、陆地大小和方向）和生物地理条件（可供放牧的植被和大型哺乳动物）的影响。他们还论证了马尔萨斯式增长的特征：工业化社会前，技术进步会对人口密度产生影响，但不影响人均收入。

但是戴蒙德的理论不能解释为什么物种相同的地区有不同的发展水平。野猪和野牛这两种重要的可驯化动物广泛分布于欧亚大陆和北非，粳稻广泛分布于南亚和东南亚国家，大麦和小麦的野生品种分布于黎凡特（Levant）、伊朗、阿富汗、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广大地区。显然这些地区的发展水平并不相同。而且，美洲大陆内部的情况则在地理大发现之后出现了逆转。1492年之前，墨西哥中部山谷、中美和安第斯山脉地区比北美、阿根廷、智利等地技术水平和生活水平都更高。然而，地理大发现之后，美洲各地区的地理位置没有变化，但是技术和生活水平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阿西莫格鲁、罗宾逊，2015: 38）。所以，地理、气候等自然条件与国家经济成败不存在简单的或持久的联系。地理假说无法解释技术中心和创新中心的更迭以及技术扩散路径的不同，也解释不了为什么有的国家经济会出现长时间的停滞或者突然的增长。例如，中国经济经历了长时间停滞后又开始迅速增长。

此外，地理气候假说还是要借助地理条件对技术扩散的影响来说明地理条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地理气候假说认为欧亚大陆的地形特征更适合物种和技术的传播。历史学家William McNeil（1985）认为，欧亚大陆东西走向的地形能够将种植作物和养殖家禽的生活方式在欧亚大陆的东部和西部迅速广泛传播，而向南扩散到非洲大陆的速度相比之下则要慢许多。当向东或向西传播时，昼长并没有改变，气候通常也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而当向南或者向北传播的时候，情况便不再相同：昼长发生了变化，气候也发生了显著的改变。更一般的，对于诸如美洲或者非洲这样呈南北方向延伸的大陆来说，种植作物、驯化家禽的程度以及技术的进步并没有东西方向延伸的欧亚大陆快。因而美洲大陆南北走向的地形解释了奥尔梅克、提奥提华坎、阿兹提克和玛雅文明为什么没有扩散到安第斯山脉地区和北美（Sachs, 2012）。对比20世纪90年代玻利维亚和越南的经济发展状况，说明由于相对恶劣的气候环境、崎岖的地形、低人口密度，以及相对远离国际市场，玻利维亚通过直接投资引进的先进技术比越南数量少、速度慢。玻利维亚是个内陆国家，环山，大部分地区处于3000多米高的地方，但是越南有很长的海岸线和深水港口，且连接日本、韩国等东亚先进国家，因此发展速度快于玻利维亚。

综合来看，地理变量对人均收入的直接影响值得商榷，但是地理因素会通过非地理变量如技术等产生间接的长期影响。

（二）资源诅咒论

资源诅咒论（Williamson, 2011）直观地描述了19～20世纪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经济发展反而落后的现象。基于要素禀赋的原理，丰富的自然资源使得对工业部门的投资减少，进而着重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非工业部门，这降低了长期增长的能力。而且从丰富的自然资源中获取的高额租金大部分集中在富有的精英阶层手中，导致争夺租金的冲突频发。同时，依赖于特定资源的国家更容易受到国家贸易的冲击，引起贸易条件的变化。工业投资水平低下、社会动荡、人力资本积累不足、国际贸易冲击等共同作用，使资源丰富的国家反而经济表现不佳。而自然资源相对贫乏的国家，积极推动工业发展，反而取得了长足的经济增长。

墨西哥的发展（Catão, 1998）验证了资源诅咒论。19世纪晚期，墨西哥是初级产品出口导向型增长的早期代表，银、铅、铜和石油的出口占总出口的80%以上。但是只有大约5%的墨西哥矿产总产量是在国内冶炼或精炼的。铅被运到了纽约冶炼而不是在墨西哥本土冶炼。墨西哥不能掌握和生产龙舌兰纤维产品的生产技术和生产设备。虽然墨西哥有大幅贸易盈余，矿业表面上是高度资本密集的，但是积累的资本更倾向于消费外国奢侈品而不是投资于国内工业，矿业和其他工业部门之间没有关联，墨西哥的出口部门是独立于现代部门的。

不支持资源诅咒论的例子也有很多。加拿大、澳大利亚和美国的长期增长很大程度依赖于自然资源的比较优势（Keay, 2007; McLean, 2004; Wright,1990）。挪威在20世纪晚期的石油发现并没有像西非国家一样受到资源诅咒的影响。智利在20世纪中后期通过农业和资源出口稳步经营，提升了自身的经济地位。

Robinson et al.（2006）和Mehlum et al.（2006）研究了具有自然资源优势国家长期的经济发展，认为更多投资于技术研发和基础设施建设、产权制度完善、政治稳定和有效的国家并不会陷入资源诅咒中。美国政府支持了大规模的地质勘察，将勘察结果和相关的技术手段提供给企业家。美国还研发出了很多应对气候和虫害的物种，提高了农牧业生产率（Olmstead and Rhode, 2008）。

四 文化决定论

马克斯·韦伯阐述了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兴起的决定性作用之后，“文化”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受到普遍关注，一些实证研究也证明了文化的重要性和持续性。

1871年，英国人类学家泰勒将文化定义为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个人作为社会成员所必须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能力及习惯（泰勒，1992）。1952年，美国人类文化学家克罗伯和克拉克·洪认为：“文化是包括各种外显或内隐的行为模式：它通过符号的运用使人们习得及传授，并构成人类群体的显著成就，包括体现于人工制品中的成就；文化的基本核心包括由历史衍生及选择而成的传统观念，特别是价值观念；文化体现虽可被认为是人类活动的产物，但也可被视为限制人类作进一步活动的因素。”（冯天瑜，2005）当代澳大利亚经济文化学家索罗斯比认为，文化包括两个含义：第一个含义是以文化产业为主的活动的总和；第二个含义是社会的价值和习惯（Throsby, 2001）。

文化的概念非常庞杂，目前并没有统一和规范的定义。如果将文化与经济增长联系起来，本书认为Mokyr（2016）对文化的定义更为贴切。他认为文化是信仰、价值观以及偏好。文化是一套能够影响人类行为的信念、价值观以及偏好的组合，它们通过社会（而非基因）传播，它们也被社会中的不同子集所共享。“信仰”一词囊括了关于世界中的实际的（真实的）自然的观点，范围包括实体环境、超实体环境和社会关系。价值观属于关于社会和社会关系的规范性陈述（通常是类似于伦理及意识形态等的想法），而偏好则是关于个人事务，如消费等私事的规范性陈述。一个独立的个体不会拥有一种不被他人所拥有的文化特质，但是每个人又都是独特的，因为很难有两个人会拥有一模一样的文化要素组合。此外，这个定义强调了文化与社会学习相关，所以一个人的信仰、价值观和知识是通过学习他人而形成的。这种学习又关系到态度与天赋，隶属于更广义上的文化范畴。文化是共享的，但每个个体所相信的又都是不同的，文化是一个选择的问题。个人可以明确地选择是接受从他们出生起就存在的默认的文化特征，抑或是拒绝这些默认特征，并从他们自己的文化菜单中选择其他的文化特征来替换。在选择中，偏好和信念起了决定作用。

注意到文化对经济增长有重要作用的学者很多。亚当·斯密（1972）提出市场良好运行应该建立在“节约”“勤勉”“尊重”等道德伦理共同认可的基础上。穆勒（2009）认为各国的经济状况依赖于人类的本性，即取决于伦理道德或心理的因素，从而依赖于各种制度和社会关系。North（1990）认为文化作为非正式制度的一部分，不仅对塑造正式规则起作用，也对其他非正式制度起到支持作用。在长期经济增长中，意识形态等文化因素和制度都对经济绩效有显著影响。福山（2001），强调决定经济竞争力的主要因素是由文化构建的社会信任和合作制度，文化差异成为导致经济和社会差异的关键性因素。

但是，将文化看作经济增长源泉的学者并不多。早期产生较大影响的是马克斯·韦伯。他认为，现代经济增长最先开始于西欧，是源于伴随着“资本主义精神”产生的以勤奋工作、节俭为主要内容的新教伦理。他说新教伦理是西方资本主义兴起的重要因素，中国正是因为没有新教，所以没有发生工业革命。熊彼特（1990）认为，创新是经济发展的源泉，而创新的能力则取决于企业家精神这一文化心理因素。而Mc-Closkey（2006, 2010, 2016a）对文化的作用进行了深刻的分析。还有的学者在探求现代经济增长现象中的文化根源（Spolaore and Wacziarg, 2013）。近年来，Mokyr（2009, 2016）多次阐述了文化的重要性，得出文化是现代经济增长源泉的结论。他认为文化的改变催生了现代经济增长方式，工业革命是信仰、价值观和偏好改变的结果。文化变革使得西方所经历的技术爆炸成为可能。“文化”直接影响了技术发展，改变了人们对于自然世界的看法，同时，它创造及培养出了能够刺激并支持“有用知识”积累和扩散的制度。

对文化的实证研究主要依赖于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和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Gallup World Poll），同时用移民存量、方言、宗教和基因距离等指标来解释家庭行为、女性劳动力参与度、腐败以及移民等问题（Hatton and Williamson, 1994; Barro and McCleary, 2003; Ashraf, Quamrul and Oded Galor, 2013a, 2013b）。这些实证研究表明，文化会以很多方式来影响人们的行为（Guiso, Sapienza and Zingales, 2006; Tabellini,2008,2010; Deaton,2011）。经济学家对文化的研究主要关注社会态度、信念和偏好对于促进有效的非正式制度和正式制度的作用（Guiso, Sapienza and Zingales, 2008; Bowles and Gintis, 2011）。对于纪律、教育、工作、时间、自我控制等方面的态度是近期研究的热点（Mokyr,2016）。Doepke and Zilibotti（2008）和克拉克（2007）解释了勤奋工作和推迟享乐等这些独特的文化特征是工业革命首先在英国爆发的原因，并阐释这些特征是如何在代际间传递的。不同程度的信任也被证明可以用来解释国家之间的收入差异（Zak and Knack, 2001）。克鲁格曼（1999:51～52）等人就认为儒家文化崇尚节俭、重视储蓄、仁义以及诚信的理念对“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起了重要作用。

Mokry（2016）更关注文化的起源和发展，他试图解释为什么文化会变化？为什么不同的社会会产生不同的文化？哪些人的文化和为什么这些文化中的某些特质是重要的？比辛和维迪尔（Bisin and Verdier,1998, 2011）将文化人类学和人口动态学引入经济学中，以研究文化演变的机理。Mokyr（2016）则讨论了人们对探索自然知识的态度的转变过程。人们对于获得、传播和利用这些知识的意愿和能力本身就是文化的一部分，从而决定了对于自然知识的探索强度、研究议程安排、关于管理研究机构的制度、获取及审查知识的方法、如何判定知识是否有效的惯例，以及将知识传播给其他可利用它的人的途径。欧洲在启蒙运动时期经历了这种态度的转变，这决定了现代科学知识的增加和累积，这也是经济增长转变为技术驱动的根本原因。

五 制度决定论

制度决定论认为，经济发展取决于技术创新和技术扩散，比如蒸汽机开启了工业革命。对于制度差异的历史经验研究有North and Thomas（1973）、North（1981, 1990）、Jones（1988），以及更近一些的Engerman and Sokoloff（1997, 2002）、Sokoloff and Engerman（2000）、Acemoglu, Johnson and Robinson（2002, 2005, 2012）。19世纪以来，收入差距与技术扩散的不平等密切相关，现代世界的不平等很大程度上源于技术的不平等传播和应用（阿西莫格鲁、罗宾逊，2015: 36-37；戴蒙德，2016）。而技术创新和技术扩散会受到制度的激励或者束缚，所以经济增长的源泉是制度。制度是有关人类行为的约束以及执行机制的规则（诺斯，1981；格雷夫，2006）。这些规则有些是通过公共过程产生的，有些则是通过私人化的不断接纳才确立起来的；有些是较为明确的（成文的法律和合约），而有些则是隐含的。执行这些规则可以依赖政府的强制、私人化的第三方或者声誉。关于制度的本质和意义，有以下几种看法：制度是经济问题的有效解决方案（North and Thomas,1973）；制度可能是意外的结果，有路径依赖的特点；制度是一种文化信仰体系；制度是分配冲突（Ogilvie,2007）。

（一）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与经济增长差异

制度决定论认为穷国和富国的产生在于完全不同的激励，无论是政治制度还是经济制度对产业、个人或政治家们的激励方式造成了这种不同（阿西莫格鲁、罗宾逊，2015: 25）。每个社会都是由国家和公民共同形成和实施的一系列经济和政治制度推动的。

政治是社会赖以选择治理规则的过程。政治超越于制度之上，它决定了制度的选择。选择哪种制度取决于哪些人或者集团赢得了政治博弈——谁能够得到更多的政治支持、获得更多的资源以及形成更有效率的联盟。总之，谁会胜出取决于政治权力在社会的分配。而一个社会的政治制度是这场博弈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政治制度决定了激励因素的规则，决定政府如何选择、政府的哪一部分有权力做什么。政治制度决定谁在社会中有权力、权力被用于实现什么目标（阿西莫格鲁、罗宾逊，2015: 55）。政治过程决定了人们生活在什么样的经济制度下，政治制度决定了这个过程如何运行。例如，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决定了公民限制和影响政治家如何行事的能力，这又决定了政治家是不是公民的代理人。政治制度包括但不限于成文的宪法，也不限于社会是不是民主社会。政治制度包括国家管理和治理社会的权力与能力。还有一些更广泛的因素决定了政治权力，特别是不同集团追求自己的目标，或者阻止其他人追求其目标的能力（阿西莫格鲁、罗宾逊，2015: 25）。政治制度不仅影响消费者和生产者行为，还决定国家的成败。

政治制度决定了一个国家有什么样的经济制度。经济制度形成经济激励：受教育的激励、储蓄和投资的激励、创新并采用新技术的激励等。美国良好的经济制度源于1619年之后逐渐形成的政治制度。世界不平等是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相互影响的结果。当前的制度模式深深根植于历史，一旦社会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组织起来，它就倾向于一直持续下去。这解释了为什么很难消除世界不平等及让穷国变富裕。只要有一种制度对于控制者政治和政治制度的人来说可能更好，这个国家就不觉得有必要采用对经济增长和公民福利最好的制度。一个社会的权力阶层和其他阶层经常在保留哪些制度、改变哪些制度上无法达成一致，社会最终采取哪些规则是由政治决定的：谁拥有权力以及这种权力如何运行（阿西莫格鲁、罗宾逊，2015: 30）。

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区分了包容性政治制度、汲取性政治制度、包容性经济制度和汲取性经济制度。如果权力的分配是狭隘的、不受限制的，那么政治制度就是独裁的。在社会中广泛分配权力并使其受到约束的政治制度是多元的，政治权力不属于既定的某个人或某个狭隘的集团，而是属于广泛的联盟或多元集团。同时集权和强有力的国家也是包容性政治制度的另一个要件。马克斯·韦伯定义国家是社会中“合法暴力的垄断者”。如果没有这种垄断及其必要的集权程度，国家就不能成为法律秩序的实施者，更不能提供公共服务、管理或监管经济。所以足够集权和多元化的政治制度是包容性政治制度，只要不满足其中一个条件，就是汲取性政治制度（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2015: 56）。

“包容性经济制度，如韩国和美国的制度，允许和鼓励大多数人参与经济活动，并尽最大努力发挥个人才能和技术，能够让个人自由选择。既然是包容性的，经济制度必须具有保护私有财产、提供公正的法律制度和公共服务的特征；它还必须允许新企业进入，并允许人们自由选择职业”（阿西莫格鲁、罗宾逊，2015: 52）。包容性经济制度促进经济活动、生产增长和经济繁荣。安全的私人财产权是核心，而且，这些权利必须是社会上大多数人都拥有才行。包容性经济制度创造包容市场，提供自由就业和自由选择职业的机会。包容性市场不仅是面向精英的自由市场，还是面向尽可能多的人的自由市场。包容性经济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同时也促进了另外两个发动机的运行：技术和教育。

阿西莫格鲁、罗宾逊（2015: 56-57）用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各种组合来解释国家的差异。第一，汲取性政治制度通常与汲取性经济制度相伴。二者的互促关系形成强反馈循环：汲取性政治制度让精英控制选择经济制度的政治权力，几乎不存在约束或反对力量，也能够让精英建构未来的政治制度并影响其演进变化。汲取性经济制度则让精英阶层致富，他们的经济财富和权力又帮助他们巩固自己的政治优势。而且，汲取性政治制度有新成员闯入时，新成员很可能也只受到极少的约束。因此，他们会有动力去保持这种政治制度以便建立相似的经济制度。第二，包容性政治制度通常与包容性经济制度相伴并相互促进。第三，包容性政治制度和汲取性经济制度的结合是不稳定的，通常，汲取性经济制度不可能在包容性政治制度下长期存在。第四，汲取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经济制度的结合也是不稳定的。包容性经济制度可能会转变为汲取性经济制度，也可能会为包容性政治制度开辟道路。

批评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学者（Sachs, 2012）认为，掌握着汲取性政治制度的精英并不必然会阻碍经济增长。历史上很多“独裁者”为了国家的富裕和强大积极推行改革，而不是制定不平等的规则和更高的市场进入壁垒，将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阻碍国家经济发展。普鲁士在1806年耶拿战役败给拿破仑后，其独裁者采取了积极的经济改革和行政改革，为普鲁士转变为现代国家奠定了基础。日本19世纪后期的明治维新、20世纪60年代的韩国工业化、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改革开放等，都是由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所认为的汲取性政治制度的精英来领导和推动的，这些改革学习了先进国家的体制和技术，缩短了与先进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差距，使大多数人获益。

同时，包容性政治制度并不会必然产生经济增长。1588～1795年的荷兰共和国已经建成了一种包容性的政治制度。在包容性的共和国体制下，荷兰确实取得了辉煌的成果。荷兰规模小、国内自然资源匮乏，但它在一段时间内拥有着世界第一流的海军部队，在17世纪世界贸易中处于支配地位，征服了很多东方国家。荷兰先进的金融和财政体系为国内交通运输系统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大量借款，支撑了城市化的进程。但是，1650～1795年荷兰生产力水平停滞不前。政治上、制度上取得的成就最终没能带来持续的经济增长，也没能带领荷兰在前工业化时代取得技术性突破。同样的，汉萨同盟的Lübeck在1226年成为自由贸易城市，建立了一套贸易规则，被称为Lübeck法。Lübeck法在中世纪影响力很大，传播到了很多汉萨同盟的波罗的海沿岸城市，比如Hamburg、Kiel、Danzig、Rostock和Memel。Lübeck法规定，城市由20人议会治理，这20人由商人协会成员和名人组成。因此，这个城市商业利润的所有者就成为了政府的领导者（Lindberg,2009）。这种政府与商业利润紧密相关的组织结构，使得城市商业和制造业有了空前的发展。在这样的法律秩序下，汉萨城市变得富庶、强盛。造船业、服装制造业等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贸易也迅速发展起来。但是Lübeck法并没有带来技术水平的发展（Clark, 2014: 226-227）。

（二）民主与经济增长差异

对民主的测量存在着很多争议。Schumpeter（1947: 269）说，民主是一种政治决策的制度安排，即个体获得权力的渠道是通过竞争获得选票。亨廷顿（Huntington, 1991: 6）认为，民主的主要过程是被统治的人们，通过竞争性的选举选出统治者。在很多文献中，“民主”被狭义地定义为选举权。20世纪末以来，Gastil（1991）等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学者编辑的选举权分级指标被广泛使用。自由之家认为政治权力是实质性参与政治过程的一种权力。在民主社会中，这意味着所有成年人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对于公共政策有着有效的投票机制。此外，如果少数派别的影响非常小，那么民主程度也不高。他们每年都将国家分成7个级别。民主程度最高为1，最低为0。美国和OECD大部分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大部分年份为1.0。1995年为0的独裁国家包括印度尼西亚、伊拉克、叙利亚、扎伊尔和一些非洲国家。获得0.5、介于独裁和民主之间的国家有：哥伦比亚、多米尼加、加纳、危地马拉、马来西亚、墨西哥、尼加拉瓜、巴拉圭、塞内加尔和斯里兰卡。

也有一些研究采用自由之家的公民自由这一指标。公民自由是言论自由、组织自由、示威自由、宗教自由、教育自由、旅行自由等个人权利。公民自由指数在0到1之间，0代表最少的公民权利，1代表最多的公民权利。公民自由指标与选举权指标是高度相关的（Inkeles, 1991）。

“李普塞特（Lipset）命题”是关于民主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著名论断。1959年，李普塞特首次从社会学和行为主义的视角出发，提出了关于民主社会条件的理论假设，并通过实证数据加以验证，他发现“民主程度高的国家，财富、工业化和城市化程度，以及教育水平的平均值要高得多”（Lipset, 1959）。在随后出版的代表性著作《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中》中，李普塞特（2011: 23）又进一步明确提出，“把政治系统与社会其他方面联系起来的最普遍的概括或许是，民主关系到经济发展的状况。一个国家越富裕，它准许民主的可能性就越多”。李普塞特关于经济发展与民主之间存在积极联系的论断，被学术界称为“李普塞特命题”或“现代化理论”（Diamond, L.2008:95-96）。

半个多世纪以来，“李普塞特命题”经历了众多学者的反复检验。Dalmond and Coleman（1960:56）、布鲁斯·鲁塞特沿袭了李普塞特采用交叉列表的方式，将现代化国家的政权分为竞争性、半竞争性和专制政权三种类型，直观地证明了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国家大都是民主国家。Cutright采用多变量回归方法分析了77个独立国家民主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二者的相关性达到0.82, Olsen（1968）对115个国家大样本的实证研究得出了与Cutright相似的结果。

但是，民主与人均收入之间的因果机制却没有定论。民主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无法判断的。Robert J. Barro（1997, 1999）的跨国实证研究发现，民主对增长的影响是非线性的。在选举权指数（Index of Electoral Rights）刚开始提升时，民主会促进经济增长。但是当选举权指数达到中等程度之后，民主会阻碍经济增长。也就是说，过度民主对经济增长有阻碍作用。这可能是由民主本身所具有的双重性特征决定的。政治自由的扩张——更多的民主——对经济增长有反作用。好的方面，民主制约了政府的权力、限制了公职人员无底线地谋取私利以及通过损害大众利益的政策。坏的方面，过度的自由民主会造成财富的再分配，强化和固化利益集团的力量。民主的双重性使得民主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不明确的。

另外，经济增长对民主的作用也备受争议。亨廷顿（2013:54）强调，“经济因素对民主化有着深远的影响，但并非决定性的因素”，“没有任何一种经济发展模式或水平，本身就是促成民主化的必要条件或充分条件”。但是，亨廷顿并未完全否认经济发展在民主化进程中的积极作用。Barror（1999）对100个国家的历时性分析（1960～1995）表明，较高的生活水平有利于促进民主，两者之间的关联性非常显著。“生活水平各类指标的提高可以预测民主的逐步提高；相反，那种没有经济发展基础的民主政体往往不能持久”。但是，Barror发现，在特定生活水平上，民主与城市化、对自然资源的依赖性之间呈负相关关系，城市化与民主的相关系数为负。相反，O'kane（2004）在比较欧洲各国民主化道路时发现，工业化很难以一种清晰的方式与国家走上或保持民主道路之间发生联系。如19世纪的法国和英国在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上差异显著，而德国与英国的相似程度远高于法国。20世纪，德国的工业化导致了纳粹主义，在教育方面，其民主制度发生崩溃时也正处于识字水平最高的时候。Arat（1988）和Acemoglu（2005）研究发现，经济发展与民主之间的相关性仅存在于某个跨国横断面上的特定时间点，而不适用于特定国家的历时性变化。而且，民主和经济增长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联，经济增长水平的提高并不能自动增加民主发生的可能性（罗伯特·达尔，2003:79）。此外，学者们发现教育水平、社会不平等程度、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地缘政治、殖民历史等因素与民主的关联度更高。

（三）产权制度与经济增长差异

在各种类型的制度中产权制度备受关注，被认为对经济增长有重大影响。“产权”一词涵盖了各种各样的安排，其中一些安排对经济增长有利，一些安排对经济增长不利，这造成了不同国家经济增长的差异。

对经济增长有利的产权制度满足以下条件：第一，为资产的最优化配置提供激励。第二，为资产保值和增值提供激励。第三，产权可以使所有者用资产来抵押贷款，从而可以用于投资。相应地，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产权需要有以下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产权是明确的，谁拥有一份资产，如何使用，如何转让，会签怎样的合同，都是明确的。明确的产权可以保证所有者重视产权，激励所有者投资，确保所有者能将它用来抵押。第二个特点是产权必须是私人的，就是说一份资产被单独的实体所拥有，并且有权让别人不能使用它。私有产权给私人所有者提供一个好的激励，让他有效使用资产、投资来保值增值、买卖或租给他人。第三个特点是产权是需要保护的。产权的保护至少包含三个部分：对所有权的保护、对使用权的保护、对转让权的保护。这三个部分对于确保资产能被转让到最优使用者手上、被有效地投资和使用、被用作抵押品是很重要的。

此外，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产权应该覆盖面比较大。经济中的所有代理人都有可能得到所有权、使用权和转让权，而不仅仅是一部分人。广泛的产权能确保资产流动到可以最有效地使用、最可能重视这些资产的人手上。所有权、使用权和转让权必须对每一个人都开放，不管他们的人格怎样、团体隶属如何。交易涉及的资产必须在开放和竞争的市场中进行客观地、自愿地交易，而无关个人特征和强制手段。同样的，广泛的产权能更有效地激励投资。如果产权使用范围受限，产权的转让或出租就会被限制在一个小圈子里，这会降低所有者通过有效使用达到保值的激励作用。而且，有限的产权也会限制资产作为抵押品的功能。只针对一部分人的产权制度实际上会损害经济增长。

在讨论产权与英国工业革命的发生时，产生了两种对立的观点（Ogilvieand Carus,2014）。一种观点认为，在欧洲的中世纪或者近代前期缺乏有效的私人财产所有权，保障私人财产的制度安排在1688年光荣革命以后才出现在英格兰，这项制度安排是英国最先爆发工业革命的原因（North and Weingast,1989; Olson,1993; Acemoglu et al. ,2005; Acemoglu and Robinson,2012）。相反的观点认为，早在1688年以前英国就拥有了保障私人财产权的制度安排。Clark（2007）列举了12世纪的英格兰私人财产权制度，认为其保障已经比较完备，并且土地市场已经实现了自由化交易。根据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相关标准，中世纪英格兰的私人产权制度达到当今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水平。McCloskey（2010:25）也指出，英格兰11世纪时就拥有了保障私人财产的所有权制度，18世纪的英国财产制度并不比11世纪时更有保障。并且很多欧洲或欧洲以外的社会在中世纪和近代前期已经实现了保障私人财产权（McCloskey, 2010）。这种观点意味着产权（以及广义上的制度）与经济增长没有相关性（Clark,2007:148; McCloskey,2010: 318）。

六 市场决定论

（一）市场规模与经济增长的复杂关系

市场规模的扩大作用可以用斯密的分工理论进行解释。斯密认为人类经济增长有赖于劳动分工和专业化所带来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及市场的深化和扩展，而分工受市场规模大小的限制，市场扩大会加速和深化劳动分工，从而促进经济增长与市场的深化扩展，这种劳动分工和市场扩展的相互促进，就构成了任何社会经济增长的动力，这也被韦森（2006a, 2006b）称为斯密动力。“新贸易理论”或者说“新地理经济学”（Crafts and Venables, 2001）认为，因为经济活动存在的集聚效应（或者说经济规模报酬的外溢性），微观层面的市场缺陷会激发加总的经济报酬的上升。像工业革命这样的经济增长实际是由规模报酬递减向规模报酬递增转变的过程，市场空间扩大和空间交互活动本身的变化起到关键作用。从这一角度来看，市场扩张本身对经济发展存在累积效应。

按照教科书中的模型，静态的小型开放经济体，在自由贸易下，消费者福利高于自给自足的情况。在标准模型中，消费者从相互贸易中获得了好处。贸易的增加往往与更高的福利和收入相联系。1965～2000年的数据表明，越开放的国家越富裕（Sachs, 1995; Wacziargand Welch, 2003）。但是当所有资源已经得到充分运用，或者有巨大的国内市场时，消除国际贸易壁垒得到的好处就不太明显。开放程度通常由关税水平、外汇管制程度及政府对出口的垄断程度来衡量。

很多研究从多样化角度强调国际贸易对福利和经济增长的提升作用。对消费者而言，由于贸易增加了消费者篮子里的品种，从而带来了福利的增加。Feenstra（1994）得到结论，贸易增加使消费者价格指数下降，从而带来实际收入的增长。Romer（1994）认为，从国际一体化中产生的各种中间产品的生产者的收入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来衡量。Desmet and Parente（2009）认为贸易带来了更高价格弹性。对外市场（或国内市场的开拓）会导致产量扩大，盈利能力上升，企业更能够承受技术变革带来的固定成本的增长，从而提高技术变革速度。

国际贸易所产生的多样性和包容性对经济增长也是有利的。Jha（2008）研究了中世纪印度的情况后得到结论，在印度的一些城市，参与海外贸易，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宗教冲突的减少有关。通过将自然港口是否存在作为判断沿海城市是否为贸易港口的工具，Jha（2008）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提出了中世纪港口选择的内生性。根据他的估计，成为中世纪贸易港口的城镇，其在后来经历印度教-伊斯兰教骚乱的可能性减小。在历史数据的支撑下，Jha（2008）提出，因为伊斯兰教提供了进入中东市场的途径，所以在发展海外贸易的城镇，印度教与伊斯兰教合作机制下的回报更高。因此，促进贸易、印度教与伊斯兰教和平共处的制度出现了。

但是市场并不见得能带来经济增长。1223～1797年，威尼斯的共和制政体中平民和贵族相互制衡，建立了贸易和商业帝国。达尔马提亚Dalmatia（南斯拉夫东部）、克里特岛、塞浦路斯等成为其殖民地和从属国。但是威尼斯的市场扩张并没有催生出工业革命。同样的，西班牙、葡萄牙是最早从事大西洋贸易的国家，这两个国家也拥有众多的殖民地，但是最早开始工业革命、最先出现经济增长的是英国和荷兰。如果说贸易与经济增长存在必然联系的话，为什么西班牙一直到很晚才出现现代经济增长呢？市场扩大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因为很多影响贸易量扩大的因素同时也会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

推动全球贸易扩大的深层次力量也许是工业革命。因为工业革命使得欧洲的产出（刚开始是英国的工业制品）急剧扩大，产出的扩大增加了对世界原材料的需求（Findlay, 1990）。Findlay（1990）曾经针对大西洋经济体构建了一般均衡模型，英国工业产出的增加导致其对美洲原材料需求的上升，对原材料需求的上升导致美洲原材料价格的上升，从而改善了美洲的贸易条件。这一模型预测，为了支付增加的进口原材料的成本，英国工业制造品的出口将有一个扩张过程。这种预测与史实相符。而且，19世纪欧美国家产出的增长本身就可能导致贸易数量的上升。确实，英国在制造业上专业化程度的提高意味着英国开放程度的提高，其制造业（特别是棉纺织业）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越发凸显。从18世纪20年代至1851年，英国工业制品出口占工业总产出的比例一直保持上升趋势。Crafts（1985）的相关统计数据表明，1780年，英国出口占其GDP总额的9.4%。而到1851年，英国出口占其GDP的比例上升到19.6%。

工业革命对贸易的促进作用还体现在交通通信成本的下降上。Eaton and Kortum（2002）在李嘉图的贸易模型中加入地理特征，求解一般均衡，这一结构方程的参数估计表明：尽管按照比较优势理论参与贸易可以获得潜在的收益，不过，在现实的贸易交往中，这一潜在收益会被潜在的地理阻碍所削弱。Jacks, Meissner and Novy（2010）在国际贸易的一般均衡模型中分析不同商品的双边贸易成本，引力模型的理论结果表明，贸易成本拉大了不同地区间贸易数量的差异。通常情况下，贸易量与地理距离有关，随着地理距离的扩大，贸易量通常会锐减。而且，地理距离与价格收敛变化有关，在距离不同的地区之间，价格的变化程度不一致。19世纪商品价格存在显著的收敛趋势，但是地区之间的价格差别确实会随着距离的远近出现一定程度的变化。因此，工业革命中出现的交通、通信等技术和产业的革命，降低了贸易成本。

贸易成本的下降（交通运输成本以及平均关税水平的下降）是19世纪国际贸易总额急剧扩大的一个重要因素（O'Rourke and Williamson, 1999）。总体而言，1870～1913年，贸易成本下降了10%～16%，这一时期贸易成本的下降可以解释44%左右的贸易增长，其他56%左右的贸易增长可以归因于生产率的上升（Jacks, Meissner and Novy, 2010）。此外，关于贸易成本的1870～2000年跨国（包括欧洲、美洲、亚洲及大洋洲的130个国家）面板回归的实证结果表明，双边贸易的成本以及产出的变化对国际贸易的流动具有显著的影响（Jacks, Meissner and Novy, 2011）。具体来说，一战之前贸易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贸易成本的下降，而二战之后全球贸易的再次增长主要是由产出的增加所导致的，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贸易破坏则可以归因于贸易成本的上升。还有一些个案研究也支持这种观点。Donaldson（2010）证明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印度的铁路建设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力和真实收入。Rosés（2003）表明，在19世纪中期，西班牙贸易成本的降低使得产业更集中，并且会像新贸易理论预测的那样导致收入增高。

不过，这一时期的计量研究结果没有表明贸易条件的改善会对人均收入增长产生积极或者说正向的影响（Blattman, Hwang and Williamson, 2003; Williamson, 2011），这与新古典理论不符。工业革命期间，英国在海外贸易中的贸易条件实际上恶化了，贸易条件一直到19世纪中期才发生改变。当时，交通成本的下降改善了所有国家的贸易条件，同时也使英国的贸易条件出现明显改善（Findlay and O'Rourke, 2007）。

就19世纪60年代的欧洲国家来说，贸易与工业化扩散存在含混不清的关系。贸易的扩大可能是工业革命本身的结果。工业革命意味着生产效率的上升，在交通成本、通信成本等出现下降的前提下，快速增加的工业产出有可能出口到世界其他任何地区。从这一意义上来说，贸易的扩大是经济增长的结果。然而，贸易的扩大也有可能是工业化扩散的必要前提。贸易的扩大促进工业生产的专门化，一方面，贸易的扩大缓解了工业革命过程中面临的资源约束；另一方面，贸易的扩大为工业产出提供了十分广阔的国际市场。

除了工业革命的原因，有的学者把19世纪世界贸易总额的急剧上升归因于各国充分利用各自所具有的资源禀赋（O'Rourke and Williamson, 1999）。有的学者则认为19世纪贸易的扩大是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的实验田（Temin, 1997）。还有的学者认为，19世纪世界贸易总额水平的上升不仅源自参与贸易的国家和地区充分发挥各自具有的比较优势，而且与那些异质性企业的经营活动密切相关（Eaton and Kortum, 2002;Melitz, 2003）。有的学者则认为，19世纪英国贸易的扩大同时还伴随着英国军事实力的强大，为了建立起符合自身利益的贸易体系，仅凭工业产出上的巨大优势地位也许是不够的。

在实证研究中，同样很难确定市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特别是当市场用贸易量来衡量时，贸易的内生性问题比较难处理。通常的OLS回归结果缺乏解释力，Frankel and Romer（1999）尝试去寻找一些工具变量。有些国家的贸易活动之所以更为频繁，原因可能在于这些国家更为邻近那些人口更多的国家或地区。另外一些国家的贸易活动更少，可能是因为它们所处的地理位置更为偏僻。国家所具有的地理特征并不是人均收入或是政府政策所能改变的，从计量经济学角度来看，一国所具有的地理化特征具有外生性。在引入具有地理化特征的工具变量之后，Frankel and Romer（1999）发现贸易确实对经济增长具有巨大的而且稳健的正向影响，但是这一影响在统计上只具有适中的显著性。贸易量与GDP的比例每提高1个百分点，都会使收入提高0.5%～2.0%。Irwin and Tervio（2002）关于20世纪的面板回归结果在很大程度上与Frankel and Romer（1999）的研究结果相一致。Irwin and Tervio（2002）针对一战之前、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二战之后的跨国数据进行面板回归的结果表明：在控制住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内生性问题之后，贸易占GDP比例更高的国家通常具有更高的人均收入水平。OLS的估计结果显示，贸易对人均收入的影响是显著的，但是在回归中去除地理纬度这一解释变量之后，这个结果并不稳健。

近年来利用自然实验的方法，证明了某些经济体在由闭关锁国状态转入自由贸易之后，出现了符合比较优势理论预测的情况，但是，这并不能推导出自由贸易必然导致经济增长。19世纪中国开放口岸通商证明了国际贸易的有利影响。清政府在《南京条约》（1842年）后被迫开放了五个通商口岸：广州、上海、福州、宁波、厦门。1896年，又开放了16个通商口岸。1896～1911年又增加了28个。Jia（2014）考察了中国1776～2000年11个时期57个地区的对外贸易和人口增长情况，控制了地区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双重差分模型的估计结果显示：1949年前和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通商口岸的人口增长速度更快。1958～1980年，通商口岸的人口增长速度并不快。

（二）市场扩张影响经济增长的技术路径和制度路径

市场扩张对经济增长有两条影响路径：一是技术，二是制度。

大市场对技术创新者的激励具有补偿效应（Grossman and Helpman, 1991a, 1991b）。在技术创新过程中，发明家们需要花费一笔不小的费用，创新者们需要承担高额的固定成本。一旦失败，这些投入科技发明的费用将很难收回。一个更大的市场则有助于发明家们获得利润，以补偿创新过程中产生的高额的固定成本。Romer（1994）也认为，从国际一体化中产生的各种中间产品的生产者的收入增加，导致盈利能力的提高。这从内部提高了技术变革的速度。因为更有利可图的企业可以承受技术变革的固定成本。新增长理论的一般观点是，更大、更综合的市场可以更容易地涵盖创新的固定成本。如果创新是知识积累型的，市场扩大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一方面，技术的创新和进步取决于经济体本身对贸易的开放程度。另一方面，即使经济体中存在新科技发明或者技术创新等因素，国际贸易仍然为这一经济体的收入增长提供潜在的机会。与不存在国际贸易的情形相比，国际贸易的存在有助于这一经济体摆脱资源约束，从而使得技术进步能转化为持久的经济增长（Findlay and O'Rourke, 2007）。Jones and Romer（2009）解释说，创新的速度伴随的是一体化程度的提高，或者更一般地说，创新的激励提高。同时，经济增长速度对市场规模起到了积极的作用。Romer（1996）认为，19世纪美国经济的发展是建立在规模经济基础上的，美国的规模也有助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的比率。创新和市场规模之间存在相互作用。

市场影响经济增长的另一个途径是制度。Acemoglu et al.（2005）通过探讨大西洋贸易与西欧国家长期经济绩效之间的联系，发现贸易不仅直接对西欧国家的经济产生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大西洋贸易还间接地通过诱导制度变迁对长期经济绩效产生影响，这些制度变迁对这些国家后来的经济增长至关重要。他们首先指出16世纪后西欧的发展是被那些卷入大西洋三角贸易的城市（和港口城市）经济增长所推动的。贸易所带来的利润将政治权力转移成商业利益并推动了刺激经济增长的制度的发展。他们制定了衡量国家“对行政机构的限制”的指数，说明大西洋贸易促使国家建立了更好的制度。

但大西洋贸易造成了非洲的落后。在非洲，参与大西洋贸易意味着战争、掠夺，大量的黑人被卖到美洲当奴隶。Nunn（2008a）、Nunn and Wantchekon（2011）指出参与奴隶贸易具有长期的不良影响，卷入奴隶贸易的非洲地区现在更穷、国内制度更加糟糕，整个社会信任水平低下。大宗商品专业化生产也导致了美洲长期发展停滞（Bruhn and Gallego, 2012）。这都是由坏的制度造成的。

Greif（1993, 1994）通过研究国内组织制度的特征，认为国际贸易对一国的长期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他描述了马格里布和热那亚这两个以签订交易合同为起源的远距离贸易组织的发展路径。在马格里布，商人依赖于集体执行策略，即商家集体对有欺诈行为的代理人进行惩罚；而在热那亚，执法是通过个体惩罚策略实现的。这些合约制度促进了贸易环境之外其他机构的发展。热那亚开发出一个正式的法律体系和促进交易的体制，而马格里布仍然依赖团体惩罚这样的非正式集体执法体系。

在不同的初始条件和环境特征下贸易会对制度产生不同的影响。Acemoglu et al.（2005）通过实证分析说明了在参与大西洋贸易的国家中，只有那些最初（15世纪和16世纪）是非专制制度的国家，才会产生贸易改进制度的现象。如果君主制太强大，起初它只会垄断贸易，就像在西班牙和葡萄牙那样，这会限制商业阶级获得的利润，从而限制制度的改革。在1500年之前，这些国家的初始制度更倾向于限制王权，那么，随着大西洋贸易的发展，通过进一步地限制王室任意征收税收、任意剥夺财产的权力等，强化商人们的政治权力，更容易确立财产保护制度。结果是，贸易通过制度作用于经济增长。两个多世纪之前的伏尔泰就指出，英国在贸易上的成功与其在制度上的自由相互加强并且形成了良性循环：“贸易使得英国的居民变得更为富有，从而有助于他们获得更多的自由，而反过来，自由又将促进贸易的繁荣”（Findlay and O'Rourke,2007:347）。Puga and Trefler（2012）研究了公元800～1350年中世纪威尼斯的贸易，认为贸易改变了初始的力量均衡，使新商人推动了更大程度上的政治开放：结束了总督的世袭制、建立了威尼斯议会、采取了合伙制这样的有效合约制度等。这些制度促进了经济的增长。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财富更多地集中于极少数商人手中，他们限制圈外人进入，阻挠制度进步。因此，国际贸易先是促进经济增长和制度改革，后来又限制了包容性制度的建立和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