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三维度模型

与戈登等人的“二维度”融入模型不同，杨格-塔斯等进一步发展了前人的理论，提出了所谓的“三维度”模型。杨格-塔斯借鉴了弗缪伦和潘尼克斯的观点，他认为，移民的社会融入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具体可以划分为结构性融入、社会-文化性融入以及基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政治-合法性融入等（梁波、王海英，2010）。

其中，结构性融入涉及移民少数族群在诸如教育、劳动力市场、收入与住房等方面的情况。他认为，在所有的西方国家中，随着工业、制造业被服务业所替代，其劳动力市场也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劳动力市场对于劳动力个体的要求已经不再仅仅是更高的职业资格，而是更好的就业弹性（灵活性）。具有更强的社会适应能力与沟通能力，更好的自我调适能力，是新的劳动力市场的要求（梁波、王海英，2010）。然而，移民群体，特别是移民青年却缺乏相应的能力，面临着一系列的社会经济融入机会的限制。许多少数族群背景的青年拒绝社会中的诸多基本性的制度，结构性融入度低。他指出，这种低度的结构性融合实际上表明了弱势的移民群体所遭受的社会排斥。他们过早地辍学、非正式就业、犯罪等限制了其进入社会组织的能力，造成了实际的机会不平等（梁波、王海英，2010）。

在“三维度”模型中，社会-文化融入主要体现为人们对于各种社会组织的参与、与外群体进行人际沟通能力的发展以及按照东道国的行为模式进行行动的过程。杨格-塔斯认为，社会-文化融入有多个测量指标，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人群间的隔离程度与语言使用，此外还包括移民与群外社会成员进行创造性社会活动的情况，如群际友谊和通婚。另一个重要指标则是西方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念，如个人自主性与群体间协调性的关系、尊重个人人权、性别平等以及关于人生目标与价值的基本观念被接受的程度（梁波、王海英，2010）。

相比戈登的二维度模型，杨格-塔斯的进步主要体现在明确提出了政治与合法性融入。这种维度的融合观认为，少数移民族群总是被流入地政府和本地的市民当作二等公民，成为社会歧视与种族主义的目标。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有正式的法律，如种族法律，来保证移民作为公民的平等权利，要重新思考基本的民权观念，简化移民程序，赋予相关的政治权利，建立专门的指导机构来促进少数族群的融入。关于政治与合法性融入的讨论与测量，西方文献中主要体现在关于移民“公民权”的研究中。这种公民权视角下的研究认为，移民群体政治融入的重要指标就是是否获得了与当地社会公民同等的政治合法权利，如选举权、被选举权，是否在身份、政治待遇上给予同等对待（梁波、王海英，2010）。

应该说，杨格-塔斯的三维模型使得人们对于移民社会融入内涵的理解更加清晰，更加具体，突出了移民的政治权利在社会融入中的重要意义。但是，在某种程度上，这种三维的划分实际上并没有超越二维模型中结构变量与文化变量的二元性，政治与合法性融入所包含的具体内容有些体现结构性的特征，有些则表达了文化性的特质（梁波、王海英，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