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4 档案价值与权利理论是回答档案资产正当性问题的分析工具

档案价值理论与档案权利理论是回答档案资产正当性问题的分析工具，通过价值转型与认知以及权利的保障与实现，论证档案资产的正当性是笔者的主要目的。

资产的正当性如何考量？首先需要分析的是在何种具体的实践情形中引入以及考量资产的正当性。因为实践情形的变化，决定着思想者回答资产正当性问题的审视与评判，尤其是当这一“实践情形”尚无资产视角时，还必须梳理出思想者回答问题的“前资产”、“中资产”与“后资产”的差异，对于即将迈入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而言，在资产的“前”价值审视过程中，对资产的价值认知和价值主体关系的正当性考量极为重要，因为步入“中”乃至“后”价值审视时，从旧有价值到新的资产诞生所蕴含的价值本身转型和价值认知转型，可能为回答经济学意境下资产正当性问题提供有力的帮助；对于正在迈入法治社会的中国而言，在资产的“前”权利审视过程中，对资产的权利主张和利益关系的正当性考量同样重要，因为步入“中”乃至“后”价值审视时，从已有权利到新的权利诞生所蕴含的认知发展变化过程，可能为回答法学意境下资产正当性问题提供有力的帮助。

确立了档案信息资源建设这一实践情形衡量档案资产的正当性，其实需要沿着两条线索进行，一是档案价值的发现、确认以及实现，二是档案权利的发现、确认以及实现，换言之就是一种“正当性”的思维论证推理过程，以价值推理和权利推理的形式来体现。那么回到“档案资产的正当性又如何去衡量”的问题，价值推理以及权利推理组成的资产证成，不刚好可以担纲回答该问题的理论模型或分析工具吗？也许得出这个结论还为时过早，并不足以勾勒出完整的论证路线图，兴奋之余更多的是对此论证过程的思虑。因为现有的档案学理论研究成果强调的是以“历史主义”为灵魂的来源原则与生命周期理论的演变与适用，从“历史主义”出发形成了档案鉴定理论与档案价值理论，以“前端控制”和“后保管”思想完成了电子文件时代对“历史主义”的回归，这也就意味着从“历史主义”到“档案价值”也许有着一套系统的、价值发展意义上的价值实现理论，但仅仅局限于前述的“前”价值认知与实现，“中”与“后”价值认知与实现仍然是一片未知领域。而作为论证线索之二的“档案权利理论”能否从“历史主义”的档案学理论灵魂中找到些许的、启发性的权利认知与发展意义上的权利推理理论呢？答案是否定的，它们只是散落在档案学及其相关学科领域的各个角落，如信息管理学的信息权利也许容纳了用户的档案权利研究，又如档案利用学的用户权利也许涉及了档案公共权利研究，再如信息哲学的价值研究也许蕴含了形而上层面的档案价值推理，等等。从档案学本身、邻近学科，甚至经济学、法学、管理学等多个学科出发，整理、发现和制造出一个工具性的理论模型，除了要证成档案资产的正当性，还要以此模型来系统整理、建构一套行之有效的价值推理和权利推理理论。所以，要达到证成“档案资产”正当性的目的，其逻辑推理过程只能是问题研究与方法研究同时展开，具体过程见图1-1。

无论是档案资产研究问题本身，还是研究该问题的方法工具，都只是逻辑推出的一种可能性的思维路径，而不是一种实在的实践路径，因此这条路径自然就不可能局限于任何一种单一的走向，也不是在为档案行政管理提供政策指导，更不是在为档案中介机构提供打开市场的方法，而主要是档案思维方面的框架建构，“换只眼睛看档案”也许能够表达本书的初衷。不过，无论是将档案资产解剖作为档案价值与档案权利的实现，还是将档案价值自身与档案权利自身的推理，作为理论问题和研究方法的探索，都不能脱离信息社会与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也不能脱离档案学理论诞生以来“历史主义”之魂的恪守与沿革，更不能脱离产生理论之魂的中国档案管理这一实践土壤，所以本书以档案资产为后续研究时，将其作为原则与制度具体落实到实践土壤中，就不得不反思：信息社会与市场经济这一技术与制度的高度融合体成为新的历史背景时，档案资产理论能否适应这一变化？档案资产理论如何适应这一变化？适应了新变化后的档案资产理论，又怎样才能继续向前，抑或是止步不前？我们究竟是会继续固守档案的社会价值、为档案经济价值的发挥蒙上面纱，还是会稍微转身、走向实现档案资产价值的快车道？我们究竟是会让档案资产生存的土壤因为公权的滥用而越发贫瘠，还是会通过私权的合理扩充而越发肥沃？笔者只是力求将档案资产论正当性证成的理论工具既作为观察档案现象的望远镜能够由近及远，让我们在资产观的发展中有所收获、分得其中一杯羹；又能作为探究档案价值与权利的显微镜能够以小见大，从档案价值的认知与转型以及档案权利的保障与实现中发现档案资产的价值与魅力。两个过程同时进行、不分彼此，这也意味着档案资产论研究的序幕才刚刚拉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