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3 从应用领域看档案资产论发展态势

2.2.3.1 档案资产论从“争论”向“确定”至“形态”的扩展

档案资产论的研究范畴从“是不是”资产，向“档案作为资产”至“档案、文件等作为信息资产、知识资产”等形态研究扩展。档案资产观在沉寂了大约五年之后，从2009年开始在电子文件资产观的盛行之势中逐渐明朗。冯惠玲、赵国俊于2009年在《中国电子文件管理：问题与对策》一书中多次提到“作为电子化业务平整性信息的电子文件，是机构乃至国家不可再生的信息资源，是极具价值的信息资产与知识资产”。“应该将电子文件纳入信息资产范围，也应该按照资产管理办法，对电子文件进行注册、登记、清点、核算、审计等。”“电子文件是电子政务、电子商务的基本工具，是机构的重要信息资产。”安小米在2010年明确提出了文件资产、电子文件资产概念，也系统介绍了ISO15489对文件资产性质的认定。国家档案局局长杨冬权2012年在上海空间电源研究院视察工作时也表明“档案已经成为企业的一项重要资产，能发挥重要的价值和作用”。兵器工业档案馆馆长刘左2012年指出，“中央企业档案，特别是军事工业中的中央企业档案，是国家资产和国防建设的重要资源；档案是企业的资产和资源”。

档案资产理论在“档案资产形态”扩展之势中越发深入。对于档案资产到底属于何种形态的资产，在第一次大争论时期由于国有企业改革，需要集中在档案是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讨论中，在近几年由于信息社会、知识社会发展，集中在档案是信息资产、知识资产等讨论中。笔者认为，档案资产形态划分需要在实际应用中加以分析才有意义，如果硬是要划分首先要看划分标准，再厘清资产形态类别，这是科学认识档案资产形态的基础，此部分笔者会在后文详细论述。

2.2.3.2 档案资产论从“转型”向“实施”至“运营”的强化

档案资产论研究自“社会效益向经济效益转型”开始。档案资产的应用是非常不充分的，学界对其研究大多集中在科技档案以及档案经济学中，其中尤以中国档案出版社1994年的《开发利用科技档案所创经济效益计算方法》以及1996年的《论档案与生产力的关系》为代表。《开发利用科技档案所创经济效益计算方法》从开发利用科技档案所创经济效益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开始，通过计算原则的确定得出了具体可行的计算公式，然后将此公式应用到实例中去检验，最后提出了公式具体应用的注意事项以及加强开发利用科技档案创经济效益工作的管理措施，是定量研究科技档案创造经济效益的有益尝试，是档案创造经济价值的直接证明，对档案资产化定量研究有较强的借鉴意义。《论档案与生产力的关系》论述了档案与物质形态生产力的关系、与科学技术（知识形态生产力）的关系、与生产管理的关系、与发展与保护生产力的关系，得出了“档案之所以在生产力系统运行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就因为它本身是含有社会和自然科学技术信息的有价值的资源，是提高生产、组织效率、管理效率和实现经济效益的工具”的结论。只是，档案与生产力要素的关系及其在生产力系统中的作用，具有“潜在性”和“条件性”特点，“从生产力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管理档案的实质，就是管理和保护生产力”, “档案工作者必须开发档案信息资源，使档案全方位地用于经济建设主战场”。中国档案出版社早期出版的两本著作是希望档案由社会效益向经济效益转型的有益尝试，是希望积极发挥档案经济价值的表现，代表了档案人的良好愿景。

档案资产论实施以档案文化产品为先导。杨冬权在2012年全国档案工作者年会上的讲话中提出“要把档案转化为文化产品”，认为“档案部门在档案文化产品建设中大有可为”。这说明档案部门是可以制作大量受欢迎的产品的，我们既要强调档案文化产品凸显的社会效益，也不能忽视其带来的经济效益；既要发挥档案在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的价值，也要适时发挥档案作为国家资产、社会资产的经济价值。

档案资产论研究效果以“政府信息资源资产运营”为典范。如果说档案学界关于档案是不是资产以及是什么资产的争论一直持续至近几年才逐渐明朗，且档案资产理论大多以理论建构为主、实际利用较少的话，那么作为档案信息资源几乎最重要的来源——“政府信息资源”，关于其资产运作的研究则较早提上议事日程。夏义堃在2005年提出多元化的政府信息管理模式——资产运作或许才是公共信息资源管理的可行方式。刘渊指出，以市场化方式盘活庞大的政府信息资源，以资产运作的方式拉动巨大的政府信息消费市场是必要的。周毅教授2011年明确指出政府信息资源可以作为资产，只是这种转型需要以制度安排为前提。政府信息资源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力正日益显现，但信息资产规划显然被忽视了，因此政府信息投入与风险控制机制、政府信息资产运营机制等均需进行重新规划，而政府信息资产运营机制规划是为了保证在政府信息资产安全的前提下，能够实现政府信息资产的增值。他于2012年再次强调从理念、理论上实现转型的重要性，认为政府信息应实现从“资源管理”到“资产运营”的理念转变，即政府信息不仅应发挥服务于政府管理与决策的作用，而且应发挥其作为一种资产的可能作用，通过科学运作实现政府信息资源的“资产化”，使其能够成为有关主体谋取经济利益的凭借。

以政府电子文件为核心的政府信息资源的资产运作已经从理论迈向实践，而档案资产观仍在摸索之中，跟上档案前端控制对象——文件的发展脚步，不要让档案“沉睡”，既是信息资源管理领域对档案学的新要求，更是档案学科自身科学发展的必经之路。

但从20世纪末至今，档案经济效益的发挥始终不理想，究竟该如何实现，也许，该寻找别的出路。随着知识经济、市场经济的纵深发展，王英玮教授更是一语道破，他认为：“可以把文档信息资源看作一种 ‘效益’资源，一种不可或缺的战略资源。虽然拥有文档信息资源很重要，但通过有效的 ‘经营’管理来实现文档信息资源的社会价值则更为重要。我们不能成为文档信息 ‘经营’方面的 ‘守财奴’，而应该成为文档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的 ‘生力军’。”那么，应该怎样“经营”呢？笔者认为，按照档案资产的理念进行管理才是完成“经营”、实现档案资源合理流通和配置的有效方式，而这所有的一切，需从档案资产理论建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