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我们

第一节 社交

一 符号价值

说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弥漫着个性话语的时代也许并不为过，没个性所传达出的雷同、重复、保守、平庸、单调、乏味几乎无一例外地被贴上了污名的标签，以至于在光鲜亮丽的时尚舞台中销声匿迹，甚至成为落伍者失败的证明。现代人眼中没有个性的人其实就是海德格尔在晦涩哲学面具的掩蔽下肆无忌惮地加以嘲讽的那个“无此人”，对这个没有个性的平庸之人的挞伐不过是因为向往着那个个性化的此在，貌似晦涩高深的哲学家其实也不过是在弹拨着时代的流行曲调——个人主义（参阅陈嘉映，1995: 94），只不过庸庸碌碌的常人所痴迷的个性化之人被一个用各种貌似中立的哲学概念包裹起来的本真此在所代替了。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海德格尔既低估了其所蔑视的大众，又高估了其所推崇的独特个人，前者是因为拒绝理解和怒其不争，后者则是因为缺乏反思和时代的局限。如果哲学家愿意走出书斋进入大众的生活中，他就会发现他所厌恶的那些平庸之人其实和他一样厌恶平庸，只不过他们逃避这一平庸的方式并不一样。大众在流行和时尚中寻找新奇和刺激，仿佛这是取之不尽的超凡脱俗的宝库，其结果还是被哲学家嘲讽为无可救药的平庸。哲学家以书斋中的冥想和愤世嫉俗摆脱平庸，但其结果只是为平庸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让它看起来不那么平庸而已。然而无论是大众那粗俗的个人主义（以为贴上个性化的标签就找到了个性），还是哲学家高雅的个人主义（在概念的迷宫中迷失了平凡的自我），都只不过是一种想象。因为在自我的优先性中无法掩去的是他人的存在，无论是对他人的直接承认还是对独特自我的一厢情愿的坚守，都无法回避消费的实践总已经指向了他人，当你拒绝他人的时候他人依然在场，因为这个他人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我自己。

对自我的探究最终表明，他人的存在是大众消费研究所无法回避的问题，这不是一个派生的问题，而是问题本身，关键在于我们如何理解这一问题本身。是像海德格尔那样在一种平均状态和无此人中陷入主客体二元论的桎梏中去，还是另辟蹊径重新认知自我与他人的关系，这些都只能从符号消费本身谈起。谈论符号消费就不可能不涉及符号价值的问题，毕竟消费归根究底是一个实现和再生产价值的过程。而符号价值所强调的是消费的文化意义，它意味着消费品的自然属性并不能够独立于文化的解释，正是这种文化的解释彻底接管了消费品的社会存在，以至于传统意义上的物的使用价值只有通过此种文化的建构才可能具有生命力。符号价值包含商品的符号或文化特征所具有的美学价值和社会评价价值（所谓社会评价价值是指体现个体的社会身份和地位的价值，它和美学价值的区分不是绝对的），这些价值和商品的使用价值共同构成了商品交换价值的基础。事实上，在符号消费的领域中符号价值对于交换价值的意义往往比传统的使用价值更为重要，对于某些商品而言传统使用价值的意义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如奢侈品）。这也就是为什么布希亚会以一种极端的口吻宣称：“使用价值和需要仅仅是交换价值的一个效应。”（Baudrillard, 1981: 137）言下之意消费品的社会实用性全然是由符号价值所建构的，而符号价值才是交换价值的真正来源，这一观点的极端之处就在于它试图以一种文化主义的方式彻底瓦解现代消费品的自然相关性，从而彻底放大文化建构的自主性。事实上我们完全可以将商品的符号价值视为对其使用价值的一种扩展，即一种关于审美和社会评价的社会实用价值，并在这一实用性中探究某种参照的可能性，而这一探究丝毫也不意味着否认文化建构的相对独立性。不可否认的是，在现代消费领域中文化的相对独立性的确获得了空前的发挥，自然的参照正在日益淹没于文化建构的巨大阴影之中，以至于在自然与文化之间的界限变得日益模糊，甚至纯粹的自然反倒成了一种符号的建构（回归自然的口号充斥于现代广告之中）。对于几乎所有的时尚消费品而言，符号建构的决定性是显而易见的，外在于文化的阐释来谈论商品的自然属性没有任何意义，文化所建构的商品符号正在以空前的力量和速度将商品的自然隐喻加以分解、掩盖和消化吸收。然而符号的社会历史性或文化的任意性并不意味着一种幻象的统治已然降临，认为在符号所编织的幻象中一切参照物都已隐退的观点只能是一种极端文化主义的二元论偏见。

尽管在处理符号价值的问题上大众并不是完全一致的，但是对符号价值的重视已经成为多数消费者的共识。当被问及“在保证服装质量的前提下，您首先考虑的是商品的外观还是实用性”时，高达71%的受访者表达了对外观的重视（表3-1）。进一步的调查显示，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职业和收入这五个变量对于人们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有显著的区分价值，其中区分性最高的是性别变量（表3-2），这恰恰印证了一个略显过时但在一定程度上却依然有效的观念，“流行关注的只是女人，一切都是为了女性”（巴特，2000: 287）。女性对服装外观的重视体现了其在符号消费领域中的压倒性优势（女性在化妆品市场中的绝对统治地位不过是另一个例证），但这一优势所暗示的恰恰是女性在社会生活中相对于男性在总体上的劣势（参阅郑震，2007: 187～188）。而我们在此所关心的并不是符号消费中所充斥着的性别暴力的话题，我们感兴趣的是统计检验的显著性并不能够否认这样的事实，那就是即便在服装的符号化追求中明显处于劣势的男性也依然有超过半数的受访者表示了对外观的重视。这充分证明了符号化的确已经成为大多数消费者的重要价值诉求，它并不是少数人的特权或偏好，而是一种大众化的现象。

其区分性仅次于性别的收入变量也同样为我们揭示了这一点（表3-3），尽管收入越低的消费者在总体上的实用性倾向越强，这证明低收入的确是迈向符号消费的重要瓶颈之一，这同时也暗示了城市消费者在符号消费问题上的分化，最贫穷的阶层距离符号消费往往最为遥远（爱德华兹，2003: 158, 167；王宁，2009: 399, 400）。但即便如此，依然有超过半数的最低收入的被访者表达了对服装外观的高度重视，这无可争辩地体现了符号化已经成为一种压倒性的价值诉求，尽管最低收入阶层在符号化支出方面无疑面临巨大的经济压力，但是他们对于符号的热情却并未因此而被完全扑灭。

然而更为有趣的是，问卷调查所描述的对实用性的优先考虑并不意味着必然放弃对外观的追求，进一步的访谈揭示，那些主张优先考虑实用性的受访者未必忽视外观的重要性，他们中许多人也并不属于最低收入阶层，真正无视外观重要性的受访者大多是城市中的最低收入者（月收入在3000元以下），而这样的低收入者也并不一定会忽视商品的外观。

例23（被访者是28岁的公司职员，女性，月收入3000～5000元）

问：那是不是能够理解为这个实用性的重要性似乎比外观更大呢？

答：在我看来是。

问：那你会不会在买一件衣服或者一个包的时候损失一些它的外观，只要它实用，只要它舒适？

答：不，我一般就是……衣服又舒适外观又好的很多的，所以要慢慢挑，挑好了再买。

例24（被访者是29岁的大学宿舍管理员，女性，月收入3000元以下）

问：在保证服装质量的前提下，您首先考虑的是它的外观还是实用性？比如说像实用性的话，透气啊，舒服啊，或者冬天很保暖啊之类的，你是考虑这种还是先考虑它的样式？

答：首先要实用，然后再样式。

例25（被访者是48岁的医院保洁员，女性，月收入1000多元）

问：那在保证服装质量的前提下，你是首先考虑它的外观还是实用性？

答：现在我们考虑它的实用性，就是现在我们的经济状况，（只能）考虑它的实用性。就是适合自己的，不能考虑外形，你考虑那些流行的不行，我们经济情况不允许，只能考虑实惠一点的。

问：外观你就一点都不会考虑吗？

答：外观，考虑，想考虑，但是不行，目前的情况不行。外观肯定要考虑了，穿时髦的衣服当然好看了。有这种想法，但是做不到。

例25显示即便是宣称不考虑服装外观的低收入者也依然可能拥有对符号的欲望，消费主义的教育已经成为城市日常生活潜移默化的因素之一。然而这并不是一种从外部强加的社会性灌输，而是有其内在的社会网络需求，正是不可避免地与他人共同生活的动力在驱使着每一个个体去完成一种消费主义的自我教育，即便这一生活方式与自身的经济能力之间存在严重的错位，也并不妨碍个体产生强烈的愿望并可能以各种变通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符号理想（例如那些昂贵品牌的替代品，对流行款式的廉价模仿等）。不过并非所有的商品都像服装那样具有极其强烈的符号化特征，这归咎于服装本身无法回避的展示性（当被问及“穿着是不是向他人传达自我形象的一个手段”时，赞同的比例是压倒性的，见表3-4），它始终处于他人目光的注视之下，以至于它最原始的物的功能往往被消费者所忽视。有鉴于此，我们将以服装这一典型的符号化商品为主要案例来探讨作为一种社交的消费，它可以最大限度地向我们传达消费的符号化机制，这几乎就是符号逻辑的一种事实性抽象。

二 交往的决定性

“衣服是穿给别人看的”（例26和例27），这几乎已经成为现代消费者的一种常识，而这一观点中隐含一种有关自我形象和社会关系的预设，它表明对物的使用已经远远超出了一种仅限于个人自身的物质功能化需求（这种需求往往和生理需要联系在一起），而是涉及更加广泛的社会功能化需求。此刻即便是纯粹的物质功能也将从属于更复杂的社会关系法则（例如更加透气的高档面料所暗示的绝不仅仅是物质材料上的更为优越的性能，重要的是一种文化对这一性能的阐释，也就是赋予这一性能以符号的价值），从而在文化的光谱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文化不是别的，它正是社会行动的法则（郑震，2009b），这一法则所编织的恰恰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历史联系。

例26（受访者是23岁的美容师，女性）

问：有一天你按照自己的选择买了一件衣服，第二天你穿的时候，发现你的同事、朋友都在说你这个衣服不好看，那你会怎么办？

答：不好看的话，我应该就不会穿了。

问：为什么呢？你昨天买的时候不是这种心情，你感觉很好看。

答：因为受打击了啊。衣服本身就是穿给别人看的嘛。他们说不好看，要么他们是嫉妒，要么这件衣服真的不好看。在小门店买的这个衣服，他们可能也不是因为嫉妒，可能就是这个裙子真的不好看。我可能就会考虑不再穿。

问：但如果有一两个人说好看，但是仍然有人说不好看呢？

答：那我还是会穿，只要有人赞同的话，我还是觉得这裙子好看。我就会和这些赞同的人在一起的时候穿得次数比较多。

例27（被访者是26岁的公务员，女性）

问：假如你很喜欢，如果周围人都觉得不好看，你怎么办？

答：这种情况根本就没有出现过。

问：假设出现了怎么办？

答：假设啊，那谁说不好看我就不在他面前穿，比如说我男朋友说我穿这件衣服很不好看，但是我很喜欢，那不见他的时候就穿。

问：为什么会这样？

答：他觉得不好看就不要穿给他看，穿给我自己看就行了。穿衣服要尊重别人的眼睛，因为我穿衣服毕竟是给别人看，我自己也看不见。因为我觉得，我们不管在什么场合，别人看到你，你也要尊重别人的眼睛。

当消费者把服装作为一种向他人传达自我形象的工具时，服装作为一个物品同时也就参与了对自我的建构。物的工具性表达是人类自我表达的方式之一，是人与自身作为其组成部分的物质世界建立联系的方式之一，而这一过程同时也就暗示了物质世界对人之形象的约束和生产。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物品通过人的使用而表达了它自身的存在，尽管这个存在的工具性已经暗示了人的存在，这构成了人与物之间的含混性（人和物的关系已经意味着人和人的关系，这一关系又不能排除物的存在）。这显然超越了任何还原的逻辑，它意味着我们这些不可避免地生活在物质世界之中的人类行动者（我们自身就不可避免地具有物质存在）与物质世界之间从来就不是一种笛卡尔意义上的二元论的关系。正因为我们无法回避物质存在本身（我们的身体就是这样一个物），我们才必须对之采取立场（这当然并不总是需要一种有意识的姿态），以调节我们与物之间的天然的关联性和一体性（这便是文化的重要意义之一），而这一调节的根本动因不仅在于生命只有凭借物才能够生存，而且在于在我们与他人的关系中物是不可或缺的要素（即便是交谈也需要物质的声音）。这个必须采取的立场就是自我的组成部分，对于高度社会化生活的人类而言，这个立场总已经暗示了他人的存在（工具性的物质世界总已经被打上了他人的烙印）。而对于一个生活在现代世界之中的个体而言，符号化的消费无疑是这种立场的一种社会历史变样，以服装来传达自我形象不仅意味着以服装来建构自我形象，同时还意味着一种为他的存在，他人的目光总已经是我的形象的构成性要素。服装不过是我与他人之间进行沟通的手段之一，社会关系的建构需要一些具体化的标记，正是通过这些具体的标记特定的关系才得以获得一种确定性的表征和相对稳定的再生产（在日常生活中实在的行动比态度更能说明问题）。因此，当所有人都反对的时候，继续穿着就意味着拒绝维持一种关系的再生产，甚至意味着一种自我否定，因为与这些他人高度认同的个体所拒绝的恰恰是他的为他的自我。然而我们在例26和例27中的提问更多的是一个假设，毕竟在日常生活中，认同更多的已经成为个体不言而喻的信念，在我与熟悉的他人之间的协调关系很少需要刻意地经营和规划，它仿佛是一种自然状态，这也就是为什么几乎所有的访谈对象都表示自己很少或完全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例28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并不多见的案例）。当然，不排除有少数访谈对象表示即便遇到周围人的一致反对自己也会依然故我。如果不考虑一种未经检验的个人主义的理想在遭遇他者的挫折时是否还能够坚定不移（浸淫于日常默契的个体很难想象来自周围人的集体反对将是一种怎样巨大的压力），那么这种依然故我将意味着个体试图与周围人建立一种矛盾的实践关系，其实质则是对基于个体主义价值观的社会关系建构的认同和再生产，从而在另一个层面或社会时空中再生产某种社会秩序。

例28（被访者是一名53岁的护士，女性）

问：假如说你穿的某件衣服，受到了你的熟人的一致批评，你会怎么做？

答：那这件衣服我可能穿两天，人家都说不好看，我可能就不穿了。

问：不穿了，为什么呢？

答：我觉得，（笑）人家都说不好看，我就不想穿了（笑）。

问：那人家说是人家的，跟你穿有什么关系？

答：那我觉得穿衣服应该是给人家看的吧，人家都说不好看，你还穿啊？！

问：那这种情况有发生过吗？

答：嗯，偶尔发生过。当时我买了一件棉袄，陶玉梅的棉袄，一个红棉袄，当时它打折150块钱，先穿的我觉得还蛮好看的，然后他们都讲，这个衣服嘛应该到70岁以后才能穿，你这穿的就像老太了。那我想想算了吧，就穿了一年，洗洗收起来了，还在家呢，我想等我到70岁再穿吧，我收起来了。

对服装的消费向我们充分展现了符号化的消费是一种社交，人们并不仅仅是为自己而消费，符号消费是现代大众生产和再生产其社会关系的重要机制之一（例29、例30），而不当的消费自然也可能成为社会关系建构的阻力和困扰。这意味着符号消费对于大众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狭义的经济学范畴。对符号商品的购买和使用只有在一种远远超出物质交换的社会关系视野中才真正具有存在的价值，这便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交流。符号消费必须从属于社会交往，不是为消费而交往，而是为交往而消费。尽管商品的物质功能对于消费者而言依然是不可或缺的基本条件，但具有此种功能的商品之所以被消费却是由商品的社会文化功能所决定的。就此而言，只有从社会交往的文化角度才能够理解符号消费，而试图从商品本身的物质存在的角度来理解符号消费则将收效甚微（例31）。

例29（被访者是34岁的公务员，男性）

问：那么，如果您所穿的衣服受到了熟人的一致批评，你会怎么做呢？

答：不穿了。

问：为什么呢？

答：如果众人批评肯定是有原因的，不管是什么方面，要不然不会当面说不好啊，那就不穿了。衣服毕竟还是给对方看的，特别是我们跟人相处，比如交流什么的，如果对方提出一个问题，你不能有个很好的回应，怕会影响到交流。你非要穿个显眼的衣服，打个比方，跟他不断地共事，或者合作什么的，可能会影响你和他的交往。

…………

问：那么在使用像服装、首饰、手机等商品的时候，将给别人留下的印象是不是您选购这些商品的重要依据之一呢？

答：是。就是如果特立独行，感觉就是，人就是不太好交往。不应制造障碍，人与人沟通，应该就是降低门槛。

例30（被访者是25岁的企业办公室行政助理，女性）

问：你觉得消费这个东西，穿衣服啊，吃美食啊，或者是喝喝茶啊，买手机啊，诸如此类，对你有什么样的意义呢？它意味着什么？

答：首先我不会一个人去做这件事情，我肯定是和我的朋友一起做这件事情，这算是……如果说是和朋友一起出去，那就算是一种维持我们友谊的一种表现。

例31（被访者是38岁的工厂工人，男性）

问：假设你刚买了一件衣服，很多朋友同事都说你这个衣服不好看，那你打算怎么做？

答：那我一般来说再换一件。因为这个衣服我穿出去，不是为了自己，那么多朋友，我肯定希望朋友说好看，这样才有意义。如果朋友都说不好看，那么这个衣服对我来说就没有意义了。

问：您觉得一件衣服的意义就在别人的看法？

答：我感觉，如果说仅仅是上下班，那是无所谓的。如果说是去一些场合的话，朋友说不好看，那我感觉这衣服对我来说就没有意义了。如果说就只有一个两个朋友说，那还好。但如果说大家都这么说的话，那的确可能是我眼光的问题。我估计就会换。

问：那为什么一个人两个人说你就无所谓？

答：因为一个人两个人说，那感觉还好，如果都这么说的话，那可能这衣服就不是很好看了。

正因为符号消费的关键是商品所负载的文化价值，以及这一价值所参与编织的社会关系网络，所以消费的符号必须有助于降低沟通的门槛，也就是为交往营造一种理解和融洽的氛围，符号必须是可理解和被接受的，它的存在是为了传达意义，而不被理解或接受的符号不啻为没有意义。但是如果对符号商品的使用还只是在营造沟通的氛围和传达某种促进交往的必要信息，那么这一营造和传达本身对于社交所显示出的依然还是一种含蓄与间接的意味，符号商品最多只是作为一个附属的道具参与到某个社交互动的情境建构中，其存在的价值显然还有待于互动各方的理解和积极的回应。相比之下，为了维持某种社会关系而共同消费就使得消费本身直接成为一场社交互动的仪式，人们共同投入同一个消费事件之中，其最终的目的并不仅仅是或者说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为了商品的消费本身，商品的符号意义也不再只是被动地等待他人的理解和回应，共同的消费实践在共同参与建构符号意义的同时直接生产或再生产了参与各方之间的某种社会联系。这也许就是为什么茶馆的经营者总是挖空心思来营造所谓气氛，讲究的茶具和陈设、举止文雅的侍者、冠以优雅名称和著名产地的茶品，以及各种精致的点心，诸如此类的一切都只是为了唤起消费者对高雅情趣和清新别致的认同，而这些也恰恰是那些趋之若鹜的茶客们在欢聚时所期待的。喝茶不是为了解渴，品尝点心也不是为了饱腹，这只是一次高雅的社交仪式，以此来增进友谊或促进沟通。之所以称为仪式，就在于这种共同消费的实践已经成为现代大众日常消费的重要形式之一，它以一系列不言明的规则和程序在日常生活中反复上演着，对符号商品的消费过程就是这一仪式得以进行的一道道程序，符号的意义就是这一仪式得以维持的游戏规则。只不过这一切并不是为了消费本身，就像仪式也不是为了仪式本身一样。因此这种共同的消费更加直接地向我们揭示了符号消费作为一种社交互动的实质所在。

当然衣服不仅是穿给别人看的，也是穿给自己看的（例32、例33）。这两者之间并没有矛盾，事实上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之间的区分只能是分析上的而非逻辑上的。我总已经是我自己的他人，我之所以会从我自己的穿着中获得满足，是因为我总是作为他人来期待我自己的实践，是因为总有一个他人在我的实践中在场。这个他人并不一定是某一个具体的个人，他可以是某一个人，但这个个人在实质上所代表的是一种复数的形态。在本体论上总是有无法以我自己来加以解释的他人在我的存在中在场，因为一个绝对孤独的个人是不可能成为一个他人的，更不可能成为他自己的他人。正是因为总有一个他人，我自己也才可能成为一个他人。正是他人与我的这种关系性的在场才激发了我对我自己的需求，使我成为我自己的他人，这不是社会决定了个体，而是我与他人共同投入的关系建构使我成为我自己的对象，就如同他人也成为他人的对象一样。这个需求或期待的结构不是由我个人来决定的，也不是由他人或某个虚构的外在于我的社会来决定的，而是我与他人之间的关系导致这一结构的生成，而这一生成又恰恰是我与他人的生成本身（没有人能够先于关系而存在，就如同任何人的关系都不能先于人而存在），因此社会认同并不先于自我认同而存在，我的自我需求与他人对我的需求和我对他人的需求是同时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试图从我自己的穿着中获得满足，我成为一个会对自己提出要求的人，我期待自己成为某一种人，这不是因为在我的自我中埋藏着某种先入为主的需求，而是因为我总已经和他人处于某种难以回避的关系之中，正是这个关系迫使他人成为审视我穿着的对象，而我总已经是这个他人，就如同每一个他人也都总已经是一个我。这当然不是要将我消解于某种一般化或平均化之中，不是要将我理解为海德格尔意义上的敉平一切特性的无此人，而是将社会重新还给每一个个体，在每一个有限主体的关联中重塑社会的形态。他人并不享有对于我的本体论的优先性，因为如果没有我他人也不可能成为一个我，就如同如果没有他人我也不可能成为一个他人一样。我与他人所分享的一切并不足以使我们成为一个个完全一致的副本，毕竟每一个个人投入与他人之关系的角度总是具有某种不可复制性，这既来自个体社会角色的多样性（或者说世界的多样性），也来自同一社会角色内部的不确定性（实践的多种可能性），这使得社会关系网络始终面临各种差异性和不确定性。而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消费者既不是高度反思性的理性行动者，也不是被无意识所压抑的傻瓜，他们是实践理性指导下的能动者，这一实践的能动性正是关系网络运动的最为基础的内在力量，它既是分享之共在所蕴含的共同体的力量，也是各种差异性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例32（被访者是27岁的高校行政人员，男性）

问：影响你选购衣服的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

答：我穿得好不好看。

问：为什么呢？

答：我觉得衣服就是穿给别人看、穿给自己看的。

例33（被访者是29岁的公司数据分析师，女性）

问：那你觉得穿衣服这个东西是穿给别人看的，还是穿给自己看的，还是意味着什么？

答：都有啊！首先你是要自我心理满足对吧，肯定是觉得这么穿好看，才会穿出门，但是不是好看你也要出去接受人家的眼光，所以说，一方面是自己内在的，另一方面是外在的。

个体的能动性及其社会处境的复杂性使之不可能仅仅生存在一个世界之中（我们所使用的那些人口变量正是划分不同世界的一些标准，尽管那远远不能穷尽划分世界的可能性），从而破坏了个体的自我认同和特定社会认同之间的完美对应。但对于日常生活的绝大多数情况而言，这种包含错位之可能性的分析上的同构关系似乎已经足以应付情境的遭遇，我的消费偏好总已经是一种为他的偏好（并且因此也是为我的偏好），我审视自身的眼光中总已经有他人的在场（这个他人总是以我的方式出场）。这不过是一种伪装成私人性的社交，这一伪装所采取的理所当然的假象常常成为一种个体化偏见的佐证，这也就是为什么某些消费者会固执地坚持一种自我满足的充分性，仿佛符号的消费仅仅是一种自发的需求（例34、例35）。

例34（被访者是23岁的宾馆前台接待员，女性）

问：穿衣、戴首饰、用手机会给大家留下一些印象，这些印象会不会成为你选购商品的重要依据？

答：这倒不至于吧。因为，这么说吧，我自认为自己眼光不差，所以基本上被我看中的大家都能接受。

问：一定不会？

答：对，不会，不会。因为你看中喜欢你就买嘛，不会去太注意别的……

问：不会想这样穿朋友会觉得自己太不正常了？

答：不会。这是我朋友考虑的问题，然后问我这个正不正常。

问：哦，所以，自己的感觉比较重要？自己感觉的话，你觉得一般来源于哪呢？

答：就是自己的感觉啊，就是你觉得这衣服好看就是确实好看啊，像我和朋友出去买衣服，都是我帮朋友挑衣服，所以我就不存在这个。

问：所以眼光算比较好的那种？

答：还是比较正常的，算正常的。

例35（被访者是29岁的公司数据分析师，女性）

问：如果您所穿的某件衣服受到周围熟人的一致批评，你会怎么做呢？

答：我继续穿，这么贵买回来的我为什么不穿。

问：其实有些消费者，比如说我们访谈的一些，他就会说丑的话就会考虑不穿了，你怎么看这种现象？

答：没自信吧，什么都听人家的，那自己的想法在哪里啊？！我觉得应该是没自信，首先他没有自己的一个很完善的审美观，他才会处处都听人家的。

问：哦，那你经常遇到这种事吗？

答：好像很少。

问：通常你穿出来的衣服大家都还是能接受的？

答：对，差不多吧。

问：你觉得为什么会这样呢？

答：保险低调一点，不要穿得那么，怎么讲，特立独行吧，有一些所谓韩流啊什么的，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接受的。

问：不是那么怪的，是吧？

答：对。

较高的接受度和正常的评价都向我们暗示了例34的受访者并没有她自己所想象的那样独立于他人的目光。同样例35的受访者所表现出的保险低调和不特立独行以及较高的接受度，都无一不在向我们传达一种大众趣味的信息。无论是眼光不差，还是完善的审美和自信都源自对大众符号趣味的高度认同，正是消费实践的成功建构捍卫了个体的自信，只不过个体并没有这样理解。在一种自我优先的自信中所透露出的是对他人在场的非反思的盲从，他人是沉默的，因为我原本就是这个他人。

超过半数的受访者选择无所谓这一结果并不出乎我们的意料，它既体现了我们之前讨论过的个人主义情结，同时也更多地来自一种实践的自信。事实上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访谈显示人们很少或几乎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这也为一种未经验证的个人主义的豪情壮语提供了施展的空间。进一步的统计分析显示，就年龄、职业、收入、受教育程度和性别这五个人口变量而言，在相关性方面只有后两者具有统计的显著性，其中受教育程度的解释力十分有限，而解释力相对较高的性别变量的情况只是说明了一个众所周知的常识，即男性较之女性较少在意别人对自己穿着的看法（表3-6），除了我们此前所提供的各种解释之外，另一个重要的方面即是有意识地贬低外表的重要性不过是一种男性大众文化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