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土地租佃制度

近代皖江区域，土地收获物在地主与佃户之间分配比重如何？我们必须研究租佃制度问题。因为，在土地私有制度下，租佃制度是农村土地关系的主要内容。

一 物租普遍

地租形态构成租佃制度的组成部分，学界普遍认为劳役地租-实物地租-货币地租的转变，代表着租佃关系的不断进步。认为在近代中国，带有奴隶社会强烈人身依附关系的劳役地租已经基本灭迹，资本主义性质的货币地租处于萌芽阶段，封建社会性质的实物地租仍然是主要的地租形态。

那么皖江区域租佃形态如何？以芜湖为例，根据金陵大学统计，近代芜湖的租佃形态全为物租。又据地政学院调查统计，纳定额租至少占96%。可见在近代皖省市场经济最为发达的芜湖，地租形态上依然以物租占绝对多数，力租已经基本上灭迹，钱租也很少存在。其实就钱租性质而论，近代中国农村贫困化程度加深也是钱租的原因之一，从而与马克思所阐述的资本主义性质的钱租有着一定的区别。陈正谟也认为，中国钱租形态之发生不一定是工商业发达的结果，更不是生产价格与市场价格相近的结果，马克思资本主义钱租形态起因论不适合于中国。外国学者帕金斯也指出，就钱租的存在情况而言，在近代中国，货币地租主要是在公家土地或贫瘠土地的条件下被采用，因为贫瘠地方交通不便、生产的粮食不易销售，公家的土地出租，为了方便征收地租，也多采用货币地租，但是在商业化比较发达的长江三角洲，则盛行着实物地租，因为地主征收实物地租，除地租收入外，还可从销售实物中获得额外的商业利润。陈正谟进一步指出，在长江以南，地租形态常常因耕地的等级不同而存在着差异，钱租多限于劣等耕地，多在作物收获之前缴纳，是地主居奇土地的结果；而在优等耕地上，则盛行缴纳物租。

在近代芜湖，实物地租流行的特点，就与芜湖以优质的圩田为主和芜湖米市的存在关系密切。作为近代中国最重要米市之一，粮食贸易带动了芜湖经济的繁荣，有仓库、堆栈用来储存粮食，有机器碾米厂、砻坊加工粮食，使得地主收纳的实物地租可以待价而沽，也吸引米市上的工商业资本投资田地，征收实物地租，以图厚利。粮食经纪业、加工业都可以购进土地，征收实物地租，更形成效益内部化的优势。

至于物租的具体形式，主要有分成租、定额租的区分。对于具体形态的物租优劣，学界也多有争论。实际上，我们对不同纳租形式优劣进行评论时，必须考虑具体的经济环境因素。例如有学者指出：在定额租下，佃农自主经营，一切损益利害也由佃农单方面负担，佃农的心理和经营方式与自耕农比较相似，因此佃农从事农业生产，力求集约经营，增加利润；如果遇到灾荒，则由佃农独自负担全部损失。而在分成租下，田亩收入的损益一般由地主、佃农双方共同负担，这种地租形式，可以增加地主对农田的监督和投资，降低佃农承担的经营风险，但是佃农耕作田地的热心就不如自耕农和定额租下佃农。可见纳租形式，由于地主与佃农所负担费用和风险程度的不同，往往是业佃双方结合具体情况，进行选择的问题。外国学者托尼也认为，在中国，佃农缴纳的地租形态会受到过去历史、土壤条件、田地类型和经济环境的不同影响。马若孟通过对华北的研究，认为贫瘠和歉收的地方，通常实行分益制；在收成稳定、土质较好的情况下，农民宁愿缴纳定额租。

可见，业佃可以根据不同的土地条件，采取不同的纳租方法。实际上，在皖江区域各地，均有各种类型的租佃形式。旱地栽种作物，年有变更，所以较容易采用粮食分租制；土壤绕瘠、旱涝不均的土地，业佃双方也容易采用分成租，从而减少佃农的损失。收益比较稳定的田地，则普遍采取定额租。

二 永佃租盛行

佃农租种田地，按照业佃双方约定的期限，可以分为不定期租、定期租和永佃租。这种租约期限，因为土地类型、社会经济环境、业佃个体差异而有不同。但是永佃制在近代皖江区域十分盛行。如芜湖，无论是20世纪10年代安徽省实业厅的调查，20年代陶氏对102户农家的调查，还是30年代地政学院、金陵大学的调查，都认为芜湖是以定期租与永佃租为主。当涂县永佃制也较盛行，在前述的30年代土地陈报中，就发现存在这种惯例：经过佃户垦熟的田地，佃户取得永佃权。佃户的姓名必须注写在田地契照上，以法律保护佃户的永佃权。一旦违背，就会造成佃户的反对。此外，在对皖江区域民事习惯调查报告中，以及各个时期对安徽的农村经济调查，无不体现永佃制在皖江旌德、舒城、太湖、宿松、合肥、无为、庐江、桐城、贵池、怀宁、青阳等县的盛行。

这种永佃制形成的原因有多种。一种方式，农民出卖土地，但仍然保留永久佃种权。如根据陶氏对芜湖102户农家调查，田主将田地出售时，保留自己的永久耕种权，因此田地售价较廉；如果将租种的优先权也一并放弃，则田地售价较昂。而且此种保留永佃权的买卖方式，对双方均有一定的益处。一方面，售主可以有田继续耕种，缴纳的地租较低，也不须另付押金；另一方面，买者付出的买价较低，也无须另寻他人耕种，节约了信息搜寻成本。另一种方式，佃户将业户报领的荒地开垦成熟，可以获得永佃权作为报酬。如本章第四节要详细论述的芜湖最大圩口-万春圩，原为官荒，后被36家公司地主承领，再招佃垦荒，佃户将田地垦熟，获得永佃权报酬。

永佃制使得田地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发生分离，永佃制将田地分为田底权和田面权，使得佃户在分配上处于一种有利地位。如查安徽各县佃田契约，有“东顶东卸”“客顶客庄”两种性质。前者谓之“清庄”，后者谓之“客庄”。清庄的地主可以随时退佃自种、转佃。客庄的地主只能收租，不能退佃，而佃户却能将佃权自由顶拨，无须地主同意。费孝通在其代表作《江村经济》，研究江苏吴江江村农家经济中也认为，在永佃制中，佃户保留着田面所有权，不受田底所有权任何直接的干涉，佃户唯一的责任是交租，而地主拥有的田底所有权，仅仅表明对地租的一种权利。

由于肥沃的田面，主要是佃户不断投入流动资本的结果，田面权由佃户所有；而田底权相当于固定资本，由地主所有。田面权在交换价值中也比田底权价值更大。如在芜湖，一般地主拥有土地的田底权，大约为该地价值的3/8；佃户的田面权，大约为该地价值的5/8，而且田面权可以进行市场交易，地主无权干涉。从而造成佃户之间田面权的移转，远比业佃之间租佃关系移转更为频繁。

根据现代产权理论，田地的耕种权和使用权，都是产权的具体表现形式。永佃制的盛行，显然使得佃户获得部分产权，从而刺激佃户的生产积极性。费孝通进一步指出，永佃制保护贫农不致迅速失去土地权，我们不应将永佃制看作历史遗存，而应把它作为耕种者与投资者利益调节的一种地租形式来看待。

在业佃关系中，地租额是双方关心的核心内容。佃户缴纳地租额的多少，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如各地风俗习惯、租佃的类型、田地价格的高低、田地的肥瘠程度、栽培作物种类、地主供给资本的多寡等。近代皖江佃户缴纳租额数量，也是经济行为波动的过程。据20世纪30年代地政学院对芜湖3264户佃农负担的地租额统计，平均每亩负担租额150斤。另据20年代万春圩佃农呈控公司地主的案件显示，在租额缴纳的惯例上，芜湖西南两乡最高缴纳130～140斤，北乡田亩最高缴纳110～120斤，东南乡的田地质量在芜湖最好，最高缴纳150～160斤。

三 地租率

由于地租额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而波动频繁，为了论述租佃关系的剥削程度，我们再来分析地租率情况。因为，与佃户缴纳的地租额一样，田地作物产量也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如土地的肥瘠、天时的顺逆、投资的多寡、工作的勤惰等。地租率的计算，可以尽量避免这些因素的制约，但是同样是动态的过程。根据20世纪30年代金陵大学对芜湖佃农比例较高的5个区461户地租率的调查结果，其地租率情况详见表1-11。

金陵大学在《安徽省芜湖县之土地分类》调查中，更是对芜湖土地进行了详细分类，对各种田地产量做出具体分析，其数据如表1-12。

我们对表1-12中数据进行计算，地租率在28% ～30%。前述陶氏102户农家调查中，13户佃农，多为永佃农，缴纳地租仅占收获量的25%。该13家佃户所在的万春圩，实际亩数约10万亩，业佃纠纷十分严重（见本章第四节论述），公司地主推行东四佃六的分成租，受到佃农的反对，最终依据南京国民政府《土地法》规定，按正物收成37.5%的标准进行征收。可见芜湖的地租率会随着不同因素而变化。但是从量化标准来说，并不太高，并没有达到学界普遍认为的那样，佃户负担的地租占收成50%甚至以上的水平。据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的调查，芜湖地区的分租制分为主四佃六和主三佃七的各占50%，这种结果也许更为公允。

当涂县的租额情况，根据地方志记载，分租制双方分成之比例，通常以地主供给佃户的资本多少为衡量标准，有四六分成、三七分成，定额租大都以业四佃六或业三佃七为标准，契约写明，不以丰歉而有增减，但遇到严重灾荒，业主仍多临田看估，虽曰定额租实际固有减无增。《东方杂志》也记载，在当涂县，麦稻成熟时，由佃户商请地主，并邀同中证人，临田估计产量，进行四六均分，成立租约，但因佃农生活困难，实际上佃户纳租不过30% ～35%，地主还须负担完纳国税、置修农具的义务。

南陵县据金陵大学调查，全县按照田地肥沃程度不同，分为甲、戊两类土地，甲区每亩田地，可生产夏季水稻610斤、收获冬季油菜173斤；戊区每亩收获水稻403斤、油菜130斤；甲区每亩田地，通常只需要缴纳夏租稻谷190斤，戊区每亩只需缴纳稻谷165斤左右，都不需要缴纳冬租。根据以上数据计算，地租率也不超过40%。金陵大学明确指出，在遭遇灾歉的年份，佃农有权利向地主要求实行分租，采取佃六主四的分配方式，而且地主将水田租于佃农，水田附近的旱地，一般任佃农随意耕种，地主不索取租金。显然租额比重也并不像传统观点所认为的那样严重。

皖江区域其他各县地租额的情况，据地政学院调查统计，如表1-13所示。

上述数据的具体统计来源情况，我们无从得知，但是，除了望江之外，地租率都在50%以下，而且大多数是山区县份，商品经济和农业经济不够发达。

当然我们在计算地租率问题时，必须考虑到押租和附租问题。关于押租的性质，学界争论不止，普遍认为押租是地主对佃农的额外剥削。日本学者田中忠夫则提出不同的解释，认为地主出租土地时，为了防止佃户拖欠地租、损坏庄物，向佃户征收押租，类似于保证金性质；佃户缴纳的押租数额依据田地地租额的标准来决定；地主也通过减少地租额来补偿佃农缴纳押租承受的利息损失。郭汉鸣等则综合指出了押租存在的主要原因：其一是防止佃户之欠租、逃租；其二为加租之变相；其三为代表一部分地价。方行更是从生产力方面，指出押租对于农村经济发展的进步性，认为押租制最本质的经济意义是使土地经营权进入市场，促进了土地资源在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经营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合理流动，从而优化了土地资源的配置，认为土地经营权以押租形式进入市场，是土地经营权独立运动的深化。方行则指出，押租制是一种筛选，它把付不出押金的农民，摒除在租佃关系之外，而使经济势力比较强的农民成为押租佃户。可见在押租共同表象下，隐藏着不同的本质原因。

下面我们分析芜湖县押租情况究竟如何，如表1-14所示。

表1-14显示，20世纪30年代每亩田地的押租金额最高在4元左右，不到芜湖米市上一担稻谷的价值（可见第四章第三节），显然其数额不会超过1年地租价值。可见与日本学者田中忠夫提出的押租性质并不矛盾。1918年，安徽实业厅调查也指出，皖省在租佃田地的惯例上，田主贪收押板，则其所收地租数额颇受限制，若不收押板，则租额颇丰。押租与缴纳田租数值成反比，地主收纳押金需要以减少地租额为代价。

可见，押租数额基本上以一年地租数额为标准，而且佃农负担的地租额，也是随着缴纳押金数量的增加而降低，对地主来说，押金可以起到规避佃农逃租风险的保险作用。

至于附租问题，在租佃关系中，地主有勒索佃户缴纳附租的行为，但是附租价值微小是不争的事实，不能过分看重附租对地租率的影响。此外，有学者指出，一方面地主对佃户有附租的额外剥削，另一方面佃户也有拖欠、偷割、私分、交湿谷、诉讼乃至暴力反抗等抗租行为。如1918年安徽省实业厅调查统计就显示，在当涂、潜山、六安等地，都有佃户拖欠租谷、霸庄不交的习惯。何况附租也可能是交换行为的产物。如民国《当涂县志》就载，当涂县圩乡，有每亩收30～40斤小麦的附租，但是购置或修整水车以及修理庄房，均归业主担任，亦有以麦租折抵此项费用的情况；至于恶习，业户对于佃户苛例不一，有所谓租鸡、租鹅者，有佃户供献劳力者，有代理人征收小租以为收租的手续费者；至佃户方面亦有和水、掺秕等恶习。即使是皖中军功地主盛行的合肥、舒城等地方，随着时间推移，佃户与地主的关系，也有逐渐脱离人身依附关系的趋向，地主对于佃户少有过分苛刻，佃农也不协助地主做劳役。就一般趋势而言，在皖江区域，不仅是永佃农和地主之间，除了交租以外，平时很少有往来，即使是普通佃户与地主之间，租佃关系也与奴仆不同。业佃之间，往往存在着在秋收之前，佃户恭晏地主，以商议减少地租数额；纳租时，地主宴请佃户，以刺激缴纳地租。我们不能否认佃户借以缴纳附租，联络业佃感情，达到少缴地租的经济策略行为。

四 租佃契约

随着社会的变迁，业佃关系更多形成一种契约关系。1918年安徽实业厅的调查显示，皖江区域桐城、潜山、舒城、庐江、无为、巢县、怀宁各县，在田地租佃上，不仅都有契约，而且以书面契约为主。双方已经通过订立书面契约，对权利、义务做出明确约束，从而使双方关系有了契约制度的保证。如陶氏对102户芜湖农家的调查显示，在46家半田主及佃户中，所有租地都订立了租约。而芜湖县佃农租地耕种，所采用的普遍方式是，先托人从中说合，然后立一租约，交与地主，并缴押金若干，同时由地主立一租票（即召佃）交与佃农，租佃关系即行成立。其样式如下：

立佃田字人∗∗∗，今佃到

∗∗∗∗东名下，民田大小∗坵，坐落∗圩∗角∗霸，内计弓∗亩∗分，当日凭中三面言定，身租耕种三年，每年秋收，每亩包上租稻∗石∗斤，按亩照算，尚遇天年不等，请东临田看估议租，不得私自砍定。其田并无佃礼钱文，期满有一不愿，仍将清田退还，不得霸种。空口无凭，立此租字为据。

保人∗∗∗押

中人∗∗∗押

年 月 日 立租字人∗∗∗

这样的租约，皖江各县皆有，只因习惯不同而有所区别。

这些契约中，对地租数量、包租条件等做出明确规定，有押租者则载明数额及归还条件，按照地方习惯，地主辞退佃户必须在8月以前辞退，以便佃农可以另佃他人田地耕种，对庄房、农具，规定佃户负有保管责任；在庄树木，佃户不得砍伐；佃户无力耕种，可以自请退佃，但不得私相授受；佃户尚不欠租，地主也不得退佃；等等内容都做出明确规定。契约内容的翔实，反映了契约在业佃关系中的重要作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书面契约的流行，使得业佃关系更多得到法令的保护。

以上地租额或地租率，是从佃农角度来分析耕种土地的收益问题。那么从地主角度来看，地主投资土地的利润率如何？据前述陶氏对芜湖102户农家经济调查，地主出租田地的平均获益仅为年利2.5%。陶氏没有对利率的计算过程进行阐明，因此我们保持怀疑。但是，陶氏对芜湖的低利率原因进行了解释。他认为由于芜湖永佃制盛行，农民急用钱时，往往将田地廉价售与地主，而保留对田地永佃权，只需向地主缴纳很少的地租，所以地主利润率自然较低；而在土地的绝卖市场上，由于投资田地比较安全，富人争相购买田地造成田地价格过高，导致地主投资土地的利润低廉。陈正谟也认为，在中国现行租佃制度下，地主与佃农两败俱伤的最大原因，是中国人太重视土地所有权，因为购买土地既可以增进社会地位，又可以传之子孙，而耕地分碎不堪的现状，又使得地主喜欢买与自家耕地相连的细碎耕地，导致他们买地不顾投资利润，田地货币价格太高，所以地租折成投资利息则很小。20世纪30年代，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调查也指出，在芜湖，地主投资土地成本过高，导致地主收益很小，同时芜湖乡村之佃户，对于业主秋租，每亩纳稻130～140斤。田主所负田赋正附税课，除保甲经费外，有十一二种之多，再加以圩费、杂捐，田主所余无几，至佃户则所收余量，尚不足以还债，业佃两方，均感困难。

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在1934～1935年，曾对豫、鄂、皖、赣四省地主投资田产报酬进行调查研究，此次调查包括芜湖16家地主，平均每家田亩面积为274.6亩，具体投资情况如表1-15所示。

根据表1-15数据计算，芜湖地主投资田产的年利率为9.07%，与四省十三县地主投资田地10.2%的平均投资年利率水平相差不大。这样的利润率，与近代金融机构官方规定的月息八厘的低标准水平相近，因此，对于地主来说，投资土地更多是一种稳健的保值手段和行为偏好。

土地问题是传统农业经济的核心问题，当然还会受到社会环境、国家政策制度的影响。近代中国，先后经历晚清、北洋军阀政府、南京国民政府的政权更迭，因此，土地问题也会呈现明显的变迁，我们以近代芜湖最大圩口——万春圩为案例，来论述国家政策对于土地问题的影响，并具体感受业佃关系的宏观环境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