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邮政业、电信业

一 邮政业

近代以来，随着贸易繁荣，在沿江、沿海地区，为私人信件、物品服务的民信局开始兴起。特别是宁波人信局，有人指出：“自同治初粤寇乱平，而信局之业乃大盛。其主其伙大都皆宁波人，东西南北，无不设立。水路以舟，陆路以车，以急足。南北交通最早，故设局尤夥。大而都会，小而镇市，皆有其足迹焉。书函之外，银物亦可寄送，遗失者偿之。”因为上海为长江和沿海交通枢纽。宁波人纷纷在沪设立民信总局，在他埠设立分局，建立了物流联系。例如，在1882～1891年长江流域相关的各海关十年报告中记录，汉口有27家民信局，其中15家依靠长江轮运，轮船安排专门人员负责信件，必须在规定时间内送到目的地，到皖省安庆、大通、芜湖。普通信件寄费50文，而且通常人们可以与民信局讨价，降低寄费，一般都能成功，因为民信局之间存在激烈竞争。九江有14家民信局，总局设在上海或汉口，内地业务依靠民船，埠际业务借助轮船，普通信件寄送芜湖，费用30～40文。芜湖有15家民信局，均为上海总局分局，它们利用长江航线，与中外轮船公司订有契约，包裹由轮船运输，一般由一名固定的轮船职员负责。口岸与腹地之间，依靠帆船运输，这些民信局也向内地派出专门信差，在那儿有人为他们收集信件和包裹，但是时间并不固定。邮寄费用根据包裹的重量、旅行长度以及竞争性而不同。这些包裹从旅行者和私人中收集。结账的期限也不同，或者一个月或者年中主要节日内付账。当然，贵重的物品押运，仍需要其他运输商，例如镖局的服务，因为镖局可以提供武装护卫，以保持沿途安全。

除了民信局之外，鸦片战争之后，海关制度设立，为了解决使馆、各地海关的通信问题，19世纪70年代，海关开始以通商口岸之间网络为基础，兴办邮政事业。光绪四年（1878），各海关开始设立邮政办事处，隶属于各海关税务司管辖，拉开了中国近代邮政的序幕。

同时，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极力劝说清廷，办理国家邮政局，在商务中心、政治中心设立邮政机构。1886年，赫德建议，应当在上海设立总局，在北京、天津、汉口等地设立一等局，在九江、镇江、烟台等地设立二等局，在宁波、芜湖等地设立三等局，以及在各地设立四等局。赫德进一步建议，四等局应该由华籍人员负责办理业务，最好由当地已经设立的华洋书信馆选用人员担任，作为国家邮政代办人，照中国一般习惯办理具保手续，但是邮局归税务司管理。可见，赫德注意到利用民信局为国家邮政服务的问题。1896年，清政府批准赫德设立国家邮政建议，裁驿改邮，将邮局委托海关办理，开始在全国推行开来。同年，皖省在芜湖、大通两地设立两个总局，芜湖总局由海关税务司兼管，管辖范围为大通以下各城镇邮政分局。大通为淮盐皖岸榷运局所在地，为了加强对作为借款担保的盐厘管理，芜湖海关在大通设立副税务司管辖。大通邮政总局也以副税务司兼管，管辖范围为大通以上各城镇分局。

除了芜湖、大通两大商业中心以外，上游安庆为安徽省会所在地，邮政设立为当务之急。1898年11月，赫德乃致电总理衙门，要求在安庆添设邮局。理由是：一旦设立，京城衙门文函，六日之内可送至安庆。安徽巡抚文函，亦可六日送至京城。

到20世纪初，皖省邮政网络铺设已成绩斐然。1902年，赫德就曾向外交部汇报，由芜湖口岸，旱路到河南开封，途径安徽庐州、颍州，并可由庐州达至凤阳、六安，均已通行邮政。至1907年，皖省设立邮政情况如表2-8所示。

可见，皖省，特别是皖江区域，基本上建立了总局、分局、支局、代办铺商的科层级网络结构。在这样的网点保证下，1908年，芜湖、大通邮政物流发展迅速。1909年，大通邮界，邮件更增至350余万件，包裹也由2.1万件增至2.5万件，并与安庆之间开设快信服务。芜湖邮界，局所也由51处增至71处，邮件与上年相比，增加100万件，包裹增加5000件。

1911年1月18日，清廷将海关和邮政完全分开，邮政事务归邮传部管理，安徽邮政总局也被转移到省会安庆。至1917年，皖省已有邮政管理总局1处（设在安庆），一等邮局（设在芜湖）1处，二等邮局50处，三等邮局11处，代办所463处，遍布全省。

当然随着官方邮政的发展和网络健全，与民间信局的关系也由合作转向排斥，民信局逐渐萎缩。1892年12月，海关总税务司就明确规定：以后民信局书信自甲通商口岸寄到乙通商口岸，必须交海关邮政代为递送，所有寄费必须先期缴纳。民信局的业务范围，开始完全限制在口岸与内地之间。并随着邮局向内地乡镇渐次推广，民信局业务更趋消减。1892～1901年芜湖海关十年报告也记载：自1897年来，官方规定民信局必须向邮政局注册，寄往条约港口的信件，必须交由邮政局代寄，民信局业务大受影响。1902年，邮政局大幅提高代寄费用，由原来包封每磅一角，增加到六角四分，造成长江流域，自汉迄沪，民信局业务一片萧瑟。皖省信局大多选择走私，以维持生存。

邮局当然加强对民信局私运业务打击力度，同时邮局的业务也不断拓展，发展到邮件、汇兑、储金等多种功能，并对其他金融机构产生竞争，如1910年代末，据一名日本人调查，芜湖在1911年之前有好几家票号，在银行、钱庄、邮局的汇款业务竞争下，当时仅剩一家。1912～1921年，皖省的邮局发展非常令人注目，各地代理处高速运转。1920年安徽省邮局邮件总量达4800万封，邮政汇票价值400万元，而1912年，两项数字分别为1100万封和15万元。1922年继续稳定的增加，主要因为邮局收取费用合理，刺激贸易增长，以及对邮局服务的信心增加。该年汇票数额约600万元，其中有汇入安徽购买预定物品，另外，也有大量汇票汇往上海和其他地方购买外国商品。

在邮局竞争下，1933年12月，交通部邮政总局严令各地民信局，必须在1934年年底前停业，民信局退出了邮政舞台。

安徽现代邮局的发展，也由网络铺设阶段向内涵式建设转变，在某些方面，对于全国也有着借鉴意义。例如，1930年9月，安徽邮政管理局召开业务建议会，专题讨论在邮政汇兑数额高速增长的现状下，如何改革印纸、现款请领与缴解制度，以适应形势的需要。芜湖为皖省最重要的经济中心，但芜湖分局分配的定额，不能满足需求增长，要求增加印纸的配额数量，以便扩充业务。最终安徽邮政管理局会计科规定，皖省各分局必须每星期请领印纸、现款各两次，并缴解余款及兑据各两次，以加快内部运转，适应汇兑业务的增长形势。其后，交通部邮政储金汇业总局认为皖省政策值得借鉴，指令全国各局酌情办理。

在同年10月的安徽邮政管理局会议讨论会上，通汇处提出问题：现在邮局通票定章规定，甲地开出汇票，只能在票面指定的乙地兑领，如果兑领人离开乙地，则兑现很难，如果托人代领，又有很多阻碍。因此建议修订定章。随后，安徽邮政管理局订立国内汇票改进办法，并报备邮政储金汇业总局。总局认为，此项改进办法“实属当务之急”，并制定了国内汇票改由他局付款及补发副票办法，通令全国施行。

邮政重要性与日俱增，一旦汇兑链条出现问题，将会造成严重的连带效应。我们可以皖中合肥县一案件为例，说明这一问题。1931年1月1日，苏、皖两省邮政合并为苏皖邮政总局，合肥邮局为二等邮局，因为距离总局遥远，提请现款周期不灵，因此自设立以来，一旦缺少现款都向合肥商号借用，当商号有向外汇款业务时，可以折算平账。这种方式既可省去邮局提现之劳，也可免除商民解款之险，因此数十年来信用昭著，商民莫不乐意相助。1935年1月20日以后，由于外埠汇票汇入合肥太多，合肥邮局向鸿义发、太平、久康等商号借款24000元。其中17000元被邮局职员王平坤通过掉翻、涂销汇票的方式中饱私囊，随后其携款潜逃。此事造成邮局无法及时归还借款，商号也就不能与芜湖往来商号结账，邮局因此失去信用，岌岌不可终日。

除了邮件、汇兑业务之外，邮政的储金业务也得到长足发展。1919年芜湖曾经设立邮政储蓄银行，当时它的设立很难说是成功的。但是，20世纪30年代，随着邮政业务拓展，以及皖江区域各地钱庄的衰落，邮局逐渐发挥出重要的替代效应。

随着业务拓展，安徽邮政管理局也不断注重规则细节的完善。根据中央《邮政储金条例施行细则》第三条、第七条规定：每一个人储户，每月储蓄金额不得超过300元，团体储户不得超过400元；显然，随着经济形势发展，储户对于此项限制，都有不满之意。因此，安徽邮政管理局重新规定，不分个人、团体，储蓄限额增至1000元。1936年3月，呈报邮政储金汇业局，经批同意。此后，又将包裹重量限额由10公斤增至40公斤，以适应形势发展。当然，邮局管理方面仍然存在着很多漏洞，特别是对城镇代办人缺乏监管机制，代办人冒领汇款问题丛生不断。

但是，总体来说，在近代商品贸易增长的趋势下，皖江区域邮政通信网络极力拓展，网络内涵建设质量不断提高，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国内贸易的继续发展，经济活动空间更加紧凑。

二 电信业

除了邮政外，电报、电话等信息基础设施也有极大发展。1883年，芜湖首先设立电报局，营业也以商务为标准，在贸易中逐渐发挥重要作用。海关资料记载，在电报发挥作用之前，运粮轮船总是杂乱无章地到来，特别是在农历新年厘金免除期间，大量轮船集中芜湖，准备装运稻米出口。然而到1902之后，这种情况已经不再发生。因为通过电报，商人与南方市场保持着便捷联系，相应的安排轮运，避免损失。同时，由于电报的发展，上海洋厘、汇率等金融信息，下午就可通告芜湖；经过钱庄公会研究决定，第二天上午，芜湖金融信息就挂牌公布。皖江区域内部市场紧密度也在加强，各地以芜湖价格为波动中轴。到1917年，全省共有电报局28处，皖江大部分府县都有电报局设立。当然，芜湖电报局业务位居第一，仍在不断进步，1919年电报收入达到6万元，已是1912年的2倍。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皖江电报事业，继续发展，各县都有电报局，与芜湖相通，内地之间，也加强相互联系。例如，宣城有线电报局，可与周边的屯溪、绩溪、宁国、高淳、广德等州县直接连线。1929年，芜湖创建无线电报，与长江、沿海各口岸都可通电。皖江区域这些电报局，除为官府服务以外，主要是传递商业信息。

电话方面，1908年安庆电话局设立，开展市区服务，发展缓慢，至1934年，只有182个用户，其中官厅就占123户。在芜湖，1914年，警察厅装置电话。1918年，商人集资于二街开设电话公司，自后，商家、住户渐能普及。1919年，商家安装电话的有二百五六十家。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1928年，皖省开始从事长途电话网络建设，至1934年，有40余县通线。据1933年安徽省建设厅统计，在皖江区域各县长途电话里数分别为：合肥1220里，宣城755里，潜山398里，广德380里，舒城305里，贵池175里，怀宁121里，当涂120里，巢县70里，桐城39里。各县城与境内重要乡镇都可电话联系。1936年5月，发展到50余县通线。1935年，交通部开始架设九省长途电话线，皖省境内干线于1936年完成，更是加强了全国信息联系。当然这些信息基础事业设施简陋，仍有巨大改进空间。即使在芜湖，电话线与电线仍挂在同一电杆上，电话线路也以铅丝裸线居多，易腐蚀生锈，每遇风雨，屡有被风吹断后因接触电线而落入地上，从而造成居民触电毙命的惨剧。

但是，综而述之，电信与邮政一样，都属于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自19世纪70年代，远洋海底电缆铺设成功，中国与世界市场之间联系更加紧密。皖江区域自19世纪80年代出现电信，从而促使区域市场，乃至融入全国经济中心的一体化程度加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