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

1984年，我因参加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的“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计划而投入近代安徽地区发展变迁历史的研究。当时大部分师友都不看好能作出什么成果。一方面是因为我刚从稍微熟悉的民国外交史领域转入具有综合性跨学科研究性质的区域研究，能否适应、胜任是一个大问题；另一方面大家直觉认为在台湾能找到的安徽相关资料可能不多，研究展开困难度相对较高。当时我刚到近史所工作不久，张朋园先生负责筹划七个属于大陆省区的近代化研究计划，其他六个地区都有人认领了，独剩安徽乏人问津。他问我愿不愿意参加这个集体研究计划，我事实上是没得选择，只好硬着头皮答应。对我来说，这是一次研究方法与研究领域转换的训练机会，也是我后来以社会经济史为主要研究领域的契机。1990年，我的《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安徽省，1860-1937》由中研院近史所出版，是上述集体计划研究七个省区中最早付梓的一本。

1989年5月，台湾开放公教人员可以去大陆探亲，我才有机会在该年第一次前往合肥蒐集研究资料（其实是借探亲巧立名目，我的祖先三百年前从福建晋江移民台湾，安徽并没有亲戚可探）。当时的环境条件，对蒐集研究资料来说并不容易。1990年，我再度前往合肥及安庆，所获其实有限。所以，我的安徽研究以今天的学术标准来说，自然只是可供入门参考的“前人研究”而已。《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安徽省，1860-1937》因当时整体计划共同研究框架的规范，必须兼顾安徽省区从清末洋务运动到抗战前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层面的发展与变迁之梗概，即便如此，全书五章中经济一章仍占全书三分之一以上的篇幅，可见安徽经济在清末民国初期虽然并不发达，但仍然是值得探讨的领域。我在拙作的序文中提到，真正深入的安徽区域发展史研究，有待安徽及中国大陆其他地区学界朋友的投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我因一些机缘而转向从事台湾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未能在安徽研究上有进一步的拓展，十分惭愧！今年偶然得识方前移教授，并有机会拜读其皖江区域经济研究的最新成果，方知吾道不孤，后生可畏！革命史观与民族主义史观曾长期支配近代中国史的研究，实事求是地对多方面史料进行整理分析，无疑是最能探究客观历史真相的法门。以芜湖口岸经济为核心展开的皖江历史研究，对于从国际性的视野客观评价帝国主义对近代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冲击与作用，以及评价民国时期不同区域发展的历史阶段性意义，方教授的研究成果已经为我们做了相当好的示范。个人期待以皖江经济研究为基础，方教授能继续推展至安徽其他区域甚至安徽整体区域的研究。吾人将拭目以待。是为序。

谢国兴 志于台北南港

2017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