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农业人口、耕地资源

在传统农业社会，土地、劳动力是两大资源要素。人均耕种土地面积决定着农家经济规模。因此我们首先对皖江耕地和农业人口情况进行概述。

一 农业人口

清代自乾隆朝开始实行保甲法，人口统计开始有了比较规范的数据。根据各种资料记录，安徽人口数据变化如表1-1所示。

我们分析表1-1中的数据，嘉庆、道光朝数据仍然按照保甲法统计，数据相对准确。其后因为太平天国战争爆发，直到光绪朝开始重新有人口统计。表1-1中1902年的数据，是义和团运动之后，清政府被迫向外国宣布的人口数据，其真实性值得怀疑。民国之后，1913年数据为国务院统计局报告数字，我们无法得知其具体统计方式。1919年，全国经济调查会成立，安徽省也设立分会，调查土地和直接生产人口的数据，因此数据比较准确。1928年，内政部通令全国调查户口，安徽省率先开始户口调查，数据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1933年，安徽实行保甲制度，同时清查户口，因此有准确的数据记录。

可见，在近代约百年时间中，安徽省人口仍没有恢复到太平天国战前水平。而皖江区域是太平天国战争历时最长的战场之一，特别是皖南人口损失惨重。1877年芜湖海关报告记载了一名外国人在1871年写的旅游日记：皖南自然资源丰富，通过长江便捷的水路与人口过剩的其他地方直接联系，促使这个区域重新的定居率比浙江省快得多。官府对于新定居者也实施仁慈慷慨的措施，使得最近两三年内，进入皖南的移民数字是令人吃惊的。而对于旅行者来说，经常面临的最大困难是，难以遇到原居民，询问区域路线情况。这位旅行者在沿途中，直至遇到的第二十一人是一名老居民，才询问到需要的信息。这些皖南大多数新移入者来自湖北，也有很多来自湖南、河南、皖北，甚至四川和贵州。尽管有这些移民，但是仍有大量土地等待更多人口开垦。据学者统计，在太平天国战争中，皖南广德州和宁国府损失人口均在90%以上，是太平天国战争造成人口损失最为严重的地方。

二 耕地

战争造成大量土地荒芜，所以耕地面积也发生明显波动。安徽历代耕地面积情况如表1-2所示。

2.1914～1918年数据，来自农商部总务厅统计科编纂：《第七次农商统计表（1918年）》, 1922年刊行，载殷梦霞、李强选编《民国统计资料四种》第8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第2页，“农家户数及田圃面积累年比较表”。该农田面积是水田、旱田、园圃总面积，并不包括荒地3917433亩。

3.1930年数据，来自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编《中华民国统计提要（廿四年辑）》，商务印书馆，1936，第469页。

4.1932年数据，来自郭汉鸣、洪瑞坚《安徽省之土地分配与租佃制度》，台北：正中书局，1937，第6页，该农田面积包括4323015亩荒地。

5.1933年数据，来源于安徽省统计年鉴委员会编《安徽统计年鉴1934年》，出版情况不明，第43页，“安徽省各县面积及耕地亩数统计表”。

6.1934年数据，来源于安徽通志馆编《安徽通志稿》财政考三，1934年印，第11页。按照《安徽田赋章程》规定，全省田赋分为民赋、卫赋、杂办、芦课四种类型。表数据为前两种数字之和。

7.1935年数字，来源于陈筱南《安徽省实业概况》, 《实业统计》第3卷第6号，1935年6月。因当时英山与立煌两县处于初创时期，故面积不在其内。

我们对表1-2进行分析，数据存在明显的阶段性变化。嘉庆时期，因为康乾盛世的影响，耕地面积达到传统中国的高度。其后，因为战争、灾害，耕地面积缩小。太平天国战后，官府加强对垦荒殖业的支持，经过二十多年的恢复，光绪中期得到很大发展。民国时期，1914年的数据可能因统计造成偏差，其后的几年数据比较稳定，而且以1918年的调查统计最为准确，所以学界也认为，该年统计最有价值。用1918年数据与1887年数据比较，增长了100多万亩，考虑到统计口径的问题，实际增长应该更大。此后，安徽省的统计中断。直到1929年立法院成立统计处，曾经拟定对全国农业进行查记计划，因为经费未定，调查改为通讯方法，发放表格由各县政府及邮政局填报，再经过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修正公布，因此1930年数据可能存在较大失真的问题。其后年度的调查统计比较准确。之后的年份与1918年相比，耕地面积有着轻微的下降，也许与20世纪30年代灾害频繁和农村经济破产，造成土地荒芜有关系。

可见，从历史的长时段来看，就表1-2统计的耕地总面积而言，20世纪30年代，与嘉庆时期相比，基本相当，没有体现宏观的增长趋势。就表1-1统计的人口而言，20世纪30年代与嘉庆时期相比，人口还远没有恢复到原来水平。因此，安徽省人均占地面积体现了一定程度的增长。

三 农家户均耕地

那么，皖江区域作为皖省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各县人均耕地面积如何？同样，我们首先要弄清人口与耕地的各自情况。

因为在民国以前，各地的户口、农田情况，在地方志的户口、田赋中虽有记载，但因时间不一致，无法科学地进行表格编制。民国以后，1912年农业部开始办理农业统计，1914年，农林与工商合并为农商部，继续办理，先后完成多次全国农商统计。其中以1918年的统计最为齐全，故史料价值较高，现摘录如表1-3所示。

对表1-3分析，户均农田面积在10亩以下者，有怀宁、桐城、太湖、潜山、望江、无为、英山、芜湖、太平、贵池、铜陵、石埭、秋浦共13个县；为10～15亩者有和县、泾县、宁国3县。其余17县户均面积为15～30亩。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1935年安徽省建设厅对各县人口与耕地的统计，如表1-4所示。

我们根据表1-4数据，计算户均耕地面积。近代皖江区域，据1928年人口调查，户均人口多为5～6人，我们按照户均5口人粗略计算，乘以表中的人均耕地面积，则户均耕地面积在10亩以下的有贵池、青阳、至德、东流、繁昌、铜陵，也与表1-3数据并无太大差异。

这两项调查均为政府机关主导。此外，1935年，土地委员会作为学术机构，也曾对皖江区域相关县份田地面积进行调查，情况如表1-5所示。

户均10亩以下者，有太湖、怀宁、潜山、望江、铜陵、青阳等县，户均10～15亩的有宿松、无为、庐江、舒城、东流、至德等县。可见，上述政府、学术机构的统计数据，除了少数县份有较大差距之外，体现出基本稳定。

结合上述表格，我们可以得出，近代皖江，以芜湖口岸为中心，从人口、耕地资源分配关系来说，存在着中心地-腹地之间的差异问题。处于沿江平原地带的原太平府、庐州府属大多数县份，可耕田地面积较大，以产量高的水田为主，因此经济比较富裕。处于丘陵和高山地带的皖南宁国府、池州府、安庆府，则耕地资源有限。如“万山重叠，绝少平衍，人多地少”的泾县，虽全境“纵广百余里，而山居其半，水又去其一，可耕之田仅三分之一焉。以是虽水耕火耨，而一岁之食，半皆仰给于外，承平以来，户口较多，而田只此数”。旌德县“山陵十之五，池塘十之一，溪谷、流水十之一，村邑、蹊道十之一，山田十之三，良田十之一”。百姓为了生存，大肆烧山毁林，辟地垦荒。如太平县“土薄石肥，耕不以牛以锄，山居无田者，艺麻、穄、粟、豆、稗、茨之属，用火耕法，三年一易”；旌德县“居民万家垦山为业，昼佃宵紝，莫赡其家”；宁国县“环山以为封，犁锄火耨之迹交于其间”；绩溪县“山地层累而上，指数级不能为一亩，耕牛不得旋其间，刀耕而火种”；建平县“旧时养山止以樵采供赋。其后垦辟渐多，山农莳种麻、靛、仁草之属”。所以经济也相对落后。这种自然资源分布的不均衡，也为口岸-腹地区域经济圈形成奠定了区域资源布局。

当然，我们仍然需要指出的是，上述表格中的耕地面积都是册亩数据。因为近代皖江始终没有进行过土地清丈工作，显然田赋的册亩与实亩之间存在着差异。安徽地方志书也指出，安徽田亩原有上、中、下等则之分。又有田地、山塘、湖荡、滩陂各种之别，各县亩数有以四百八十弓为一亩，也有以二百四十弓为一亩。册亩系实亩折合而成，小者两三亩折为一亩，大或十余亩折为一亩。1935年，中央政治学校地政学院，曾对皖省各县折算田亩进行过汇总，显示册亩与实亩存在着巨大差异。此外，民间为了逃避缴纳赋税，也多有匿报隐瞒田地或以多报少的行为，因此造成数据差异较大。

下面我们选择芜湖、当涂、南陵3县作为样本，对耕地面积重新考证。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主要为了增加政府田赋收入，浙江省、江苏省先后进行过土地陈报工作。20世纪30年代，中央政府开始在全国推行土地陈报运动，安徽省政府也积极响应。1935年，安徽省选取在和县、当涂县进行第一批土地陈报试点工作。当涂县土地陈报工作成绩斐然，据统计，陈报前当涂县剔荒征熟册亩面积达901895.627亩，陈报后熟征的册亩面积为1197805.291亩，溢增册亩多达295909.664亩，而且尚有30万～40万亩丹阳湖滩荡草地，因为与江苏省高淳县发生湖泊产权的纠纷，所以面积还没有列入陈报数据之中，可见当涂县田亩面积的庞大。我们以120万册亩耕地面积的保守数据和前述表1-4中记载的当涂县农业人口计算，则当涂县农民人均耕地面积，也可达4.7亩左右。至于芜湖县田地面积，以上统计数据，均是以民田为计量范围，以赋税册亩为计算单位，近代芜湖田地面积也有待重新论证。如据1919年刊印的《芜湖县志》记载，芜湖县各类田地总面积约43万余亩，此种数据也得到地政学院30年代统计的证实。在这43万亩田地中，其中民田面积约为306832.22册亩，再按上述县志中记载的0.734册亩等于1实亩折算率计算，则芜湖实亩总数可达54万余亩。此外，20世纪二三十年代，芜湖围垦湖田面积就有如表1-6所示之多。

这些湖田并不及时纳粮升科，有人指出，“近年沿江一带，新筑圩堤甚多，原为芦洲及新涨洲地，亦均圈垦成田，兴种各种作物，蔚为厚利所归，而钱粮或则纳芦课或则根本不报，全不完粮，似此民亩日增，赋额仍旧”, 并没有被统计在以上田亩面积之内，如果合并计算，则近代芜湖农田面积可达60余万亩。

根据以上分析的芜湖耕地面积，我们来重新计算户均耕地面积的情况。为了避免夸大数据，以及考虑到新垦湖田的产量有限等各种因素，耕地面积我们仍保守地以54万亩计算，农民人数以表1-4中的数据为准，则农户人均耕地达3.7亩左右。

南陵县田地亩数，根据地方志资料记载，1实亩折算为0.9册亩，依据表1-4中的耕地和人口数据来重新保守计算，南陵县农民人均田亩可达3.5亩左右。

我们再来计量三县户均耕地面积，根据1934年《安徽省统计年鉴》对三县户均人口统计，芜湖户均6.4人，当涂县5人，南陵县4.8人，与以上重新核算得出的户均耕地面积结合计算，则芜湖、南陵、当涂3县户均耕地面积均在15亩以上。

四 农家经济调查

那么这种户均耕地面积，意味着农家生活如何，或者说，近代农家维持正常生活水平，需要多大人均或户均耕地面积？关于近代中国普通农家维持生活，所需耕地及年收入的数据有多种。由于各地经济环境不一样，物价水平存在着差异，对于最低生活水准的理解不同，以及对农家收入、支出的计算门类不一样，学者们提出的生活标准数据差距较大。

在这些近代中国农家经济的调查中，金陵大学农林科教师卜凯组织该系师生在20世纪20年代从事的系列调查，其学术价值得到公认。1922年夏，该校农林科农业经济及农场管理系芜湖籍学生陶延桥，对家乡芜湖南郊，离城十余里3个村庄102户农家进行调查。此次调查因为得到亲族介绍，声明以学术研究为目的，从而消除了乡民的顾虑，调查比较客观。调查结果认为，就不同农户而言，在生产要素的利用中，以半自耕农户的规模效益体现最为明显，生产效率最高，现金收入也最高，对市场反应也最为灵活，具体情况如表1-7所示。

可见，在三类农户中，以佃户家庭经济状况最差。而佃户家庭自用农产品的实际构成，又如表1-8所示。

我们分析表1-7和表1-8, 13户佃农，平均每户租种15亩农田，每年农田收入在除去地租和各项资本费用后，平均每户年收入包括现金63.43元和价值125.19元的自用农产品。在自用农产品中，农户留有33担粮食和60.2担稻草秸，用于口粮和燃料消费，占自用产品总价值的96%。那么最为重要的是，这13家佃户每年收入能否维持家庭生活？根据20世纪30年代中央农业实验所统计，安徽省男女老幼平均每人每年消费各种粮食数额如下：稻谷356.1斤、小麦106.8斤、大麦17.4斤、玉米16.4斤、高粱44.6斤、小米4.5斤、黍米1.0斤、燕麦1.3斤、荞麦13.7斤、大豆18.6斤、蚕豆10.0斤、豌豆16.8斤、黑豆0.7斤、绿豆21.5斤、甘薯59.6斤。根据张培刚主张的折算标准，我们可将以上各类粮食，换算成稻谷计算，约等于643斤。而13家佃户，户均5.3口人，留给自用的33担稻谷，按照上述标准，已经足够全家人的口粮消费（佃农留存自用粮食本身就是按照全家口粮消费标准来储备）。当然，我们要指出，此次卜凯组织的调查，在计算佃户收入时，并没有列入自有房屋的租金收入，在消费支出中也没有列出住房开支。因此在不考虑佃户居住消费的情况下，佃户留存的自用物品，基本上解决了吃饭问题，而穿衣及其他消费情况，则主要依赖现金收入。

除了此次卜凯组织的调查以外，陈正谟也曾估计，在长江流域各省，每名壮农在妻子辅助家政情况下，最多每年可租种田地12亩。并核算过租种12亩田地的收入，他估计每亩水田出产粮食价值12元，在扣除地租（按长江流域田地缴纳平均42%的地租率计算）后，佃户可挣得84元收入。陈正谟从而得出，佃种12亩田地维持1家3～4口人生活实在不容易的结论。显然，陈正谟对每亩水田收入12元的估计，与卜凯对芜湖水田亩产水稻400斤，每百斤价值3元，水稻亩产价值12元的统计完全相符，但是陈正谟显然忽视了对田地冬季作物产出的计算，如果我们增加芜湖每亩农田收获冬季作物油菜1担，价值5元，冬季作物一般没有地租负担，则租种12亩水田的农户收入就不止84元，而有近144元之多。

除了耕地面积之外，作为个体佃户，其家庭经济情况，与个体的勤劳程度、道德品行等方面，也有着极大联系。在上述卜凯组织的调查中，详细介绍了一家半自耕农户的上升轨迹。该农户主在33岁时，拥有5亩祖遗田地，同时租用17亩田地，但负债400元。经过20多年的勤劳耕作，到55岁时，已上升为拥有17亩田地的自耕农户。并且获得乡董身份。当然，像卜凯前妻赛珍珠（Pearl S. Buck），在其获诺贝尔奖作品《大地》中所描述的主人公王龙，由贫民上升为地主的案例，在中国并不具有代表性。除了个体因素之外，农户经济的变迁与粮食收成、价格联系紧密。而粮食收成，受到劳动力、资本、生产技术等诸多生产要素和自然条件的制约。例如，上述拥有17亩耕地的自耕农，经陶氏统计计算，在一年耕种之始，投入各种资源要素资本（除劳动力成本之外）共达1894元，这是其父子两代几十年努力的结果。在1894元资本构成中，17亩田地的价格自然是资本主体，此外就属传统农具和畜力的投资。农户仍然沿袭着几千年的传统耕作方法，使用着犁、锹、耙等传统农具。陶氏在调查中列出的图片，都是反映农民耨草、车水等传统劳动方式情景。这种传统劳作情形非常具有代表性。不仅在近代芜湖，在整个皖江区域，都很难有现代农具的运用。芜湖海关作为近代皖江进出口贸易中心，历年海关贸易报告和统计数据中都很少有现代农具的进口记录，只是在1922～1931年十年报告中记载，1926年一个由本地商人筹建的普利公司，从英国租来几台电动犁，也从江苏省引进电力泵，推广现代耕作技术，但是对普通农民来说，这些电动机器价格太过昂贵，又需要专人管理，他们宁可使用古老工具，也不愿意使用这些现代农具，所以公司未能取得什么成绩。

肥料情况也是如此。据20世纪30年代中央棉产改进所对安庆的调查，即使在城市郊区，也没有现代肥料的使用，农户们多是利用地理邻近的优势，向城内居民订购粪料，按时挑用，年终时，再给以白菜、糯米等物回报。此外，就是火粪、灰粪之肥料。只有水稻田，在出苗之际，每亩用石膏三四斤，价约1角。

因此，在资本、技术约束之下，农家生产主要依赖劳动力投资，土地耕种规模受家庭劳动力规模的制约。陶氏在上述调查中指出，就近代芜湖能力特别突出之农民而言，1人也仅能种田10亩。芜湖县农民也认可一名体力壮健的男子种田多在10亩的观点。

那么，农户是否可以充分发挥土地潜力，扩大家庭经营面积？近代皖江区域，盛行一年两季轮种作物的耕作方式，一季水稻，一季油菜。陶氏在上述研究中，将一名普通农人一天做工10小时计为1个工作单位。陶氏认为，种稻每亩需要6.3个工作单位，种植油菜需要6.1个工作单位。那么，以租种15亩的佃户家庭为例，一年种植两季，作物面积就有30亩，每年就需要186个工作单位。而皖江区域基本家庭为5～6口人，应该可以看成夫妻两人，加上三四个孩子，则家庭劳动力可以看成在2名成人之上。因为皖江地区的农家，除了丈夫以外，无论是芜湖、无为等沿江平原的大脚妇女，还是安庆等山区的裹脚妇女，除了家庭农活以后，也从事田间劳动，承担的劳动甚至超过男性。但是由于农作物存在明显的季节性，劳动时间非常集中，制约了家庭扩大生产规模。例如在一年之中，春忙、秋忙、冬忙接踵而至。清明前后，农民开始春忙，进行泡种、打肥田草、割菜籽等农事活动，小满前即须插秧禾、耘草、车水；立秋前又开始秋忙，收割稻谷、播种油菜。必须赶着季节，否则误了农时，会影响收成。10月又进入冬忙，开始挖河泥、锄油菜地、碾米、挑圩。一年四季，农家很少有空闲时间从事副业劳动。如陶氏在上述芜湖调查中，46家佃农和半自耕农租种的田地，全为36家城居地主所有，该36家地主，在芜湖拥有田地数万亩，都用来出佃。但是每户佃农，平均租种仍仅15亩，最主要原因就是受到家庭耕种能力的限制。卜凯在另一项统计中，曾对1932～1933年芜湖100户农家进行调查，在对男工、女工和童工从事的所有工作统计中，发现田场工作占据所有劳动力比例的95%，副业占3.7%，田场和副业兼有从事的仅占1.3%，副业收入也仅占农户全部收入的3%。20世纪40年代的另一个机构调查也认为，在芜湖乡村，农民很少从事副业活动。因为田地8/10～9/10为圩田，土力不厚，灌溉施粪，颇费劳力，6/10～7/10的农户往往举家尽力劳作，劳力仍感不足（如10亩之田，冬季种植往往只种5～6亩，其余农田，则弃置以待夏季种稻，若勉强种植，土力耗尽，冬季作物很难丰收，如施以极大人力灌溉，则得不偿失），没有空闲时间从事副业。皖江区域副业也极不发达。如据1932年内政部对各省农民副业经济统计，在安徽55县的呈报数据中，平均每县生产总值只有630999元，在全国仅高于贵州、新疆、山西和绥远。可见，户均耕种15亩，基本上达到农家生产能力的最大边际。

当然，就皖江区域而言，人地资源分配情况存在着极大差异。因此山区充分利用山林资源，副业成为主业，获取收入，弥补生计。如皖西六安、舒城、潜山、太湖、桐城、庐江等县，以及皖南的宁国、池州都将植茶作为重要产业。而养猪、鸡、鸭，更是皖江最为普遍的副业。此外，山区多种植茯苓、竹、漆、靛等物。但是与沿江平原县份相比，由于田地生产能力不足，经济存在着一定差异。这样资源禀赋的差异，符合施坚雅提出的中心-边缘理论。中心地应该形成于流域盆地或河谷之中，可耕地、人口和资本等关键性资源，应集中于中心地带，而越接近山地边缘地带，此类资源越稀缺。

综上所述，太平天国战争造成皖江区域人口大量锐减，土地荒芜。战后，域外人口入迁和人口自然繁殖，刺激人口增长，垦荒殖业，人均耕地面积较战前增长。但是，由于现代技术和资本等因素，约束了农家耕种田地能力拓展，农家只能通过人力投资，精耕细作，农家经济仍然处于相对低水平的均衡状态，但并不存在黄宗智所说的“过密化”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