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近代以来，日本右翼作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活跃在历史舞台上，其思想与行动不仅给日本的内政、外交带来负面影响，而且对现实的中日关系亦产生了不容忽视的破坏作用。尤其近些年来，受美国重返亚太、中日力量对比逆转、领土主权争端升温与日本经济长期低迷、右倾保守化加剧等内外因素叠加影响，日本右翼势力日益猖獗，顽固秉持错误历史观、挑起领土主权争端、鼓动修宪和解禁集体自卫权等言行更趋危险性和极端化，表现出向战前日本右翼回归的意志，牵引整个国家右转。

无须赘言，战后右翼绍承战前右翼，两者的历史虽不是简单的重复却又惊人相似。如战前右翼与军部沆瀣一气，把对亚洲进行军国主义的殖民扩张作为实现日本走向近代化强国的唯一道路，终酿兵燹之祸，给亚洲人民带来深重灾难。同样，战后右翼与政府共谋，把国家复兴的希望寄托于军事大国化，再一次打开“潘多拉的盒子”，搅动亚洲地缘政治稳定、挑战战后国际和平秩序；还有极力介入钓鱼岛、竹岛主权争端的战后右翼与热衷侵略中国、朝鲜的战前右翼显然都出于对他国领土觊觎之野心，再如当下颇具影响力的“遗族会”“一水会”“维新会”等右翼团体为了统合右翼势力和扩大政治影响力，纷纷标榜在组织系谱上传承玄洋社、黑龙会的历史正统性等。诸多事实表明，日本右翼隐没于现实表征下的诸般言行都不是随意或无序发生的，根本上是其自体演进历史选择的结果，是其“历史记忆”在当下的辐射和延伸。上述事实同样明证，日本右翼并未因战前与战后的时间划定而区隔，二者在组织系谱与思想理念上仍保有承继性，可以说，“母体”与“子体”的“血缘”关系恰恰是其联系的本质。

“物有本末，事有终始。”战前与战后的日本右翼在历史逻辑上的强烈关联性提示，对于流衍百年、历经数代并正处于演进中的日本右翼，要究明其思想构造、核心理念、组织系谱和行动机理，除了“观照当下”，从源头检视的历史长程视角不可缺失。本书通过对日本右翼史的梳理得以明晰：日本右翼与语源上肇始于法国大革命的右翼并不具有同一性和传承性，与欧美右翼存在差异性，自身彰显强烈的“本土”特色，即基于自身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而具有超阶级性、超政治性，并伴有浓厚的封建性、野蛮性和强烈的武士道情结。在语义上，日本右翼主要通过借用中国古汉语中“侠”及其内蕴的修为、道德的规定性等东方文化的价值尺度和言说方式作为元叙述来进行自我认同和宣示自我存在。

勃兴于明治时期的右翼为日本右翼的原点，成立于1881年的玄洋社构成右翼系谱的源头，其后成立的各色右翼团体无不以明治时期的右翼为鼻祖，以玄洋社为“祖庭”，并在思想理念、集团性格、行为选择上深受其影响，表现出强烈的路径依赖效应。

明治时期右翼的勃兴是因应时局变动与自身生存发展需要合力催生的结果。明治时期赋予日本国家“开国进取”的历史使命，促使统治阶级在“内治优先”还是“对外为上”的基本国策上展开政治博弈。作为博弈的一个结果，下野的士族与武士、浪人合流，进而完成早期右翼政治身份的转化，奠定勃兴的组织基础，随后进入自身三个重要的历史发展阶段，即1868～1877年的参与和组织反政府的武装叛乱，1877～1881年的投机自由民权运动以及1881～1912年的转向国权主义扩张运动。三个发展阶段不仅锚定了右翼基本的演进路径，而且在思想史的向度上，同样勾勒出明治时期右翼从“国粹主义”到“自由民权主义”再到“国权主义”的三重思想变奏轨迹。

右翼思想上的变奏是明治时期右翼自体衍运形式的自陈，是内外矛盾压力下的蕴生，且始终万变不离其宗。经过“三阶段”发展与“三重”思想变奏，右翼组织得以纯化、思想理念开始成型，能够作为一个稳定持有广泛影响力的政治势力活跃于日本各个阶层。

日本传统文化中的糟粕思想和复古国学的尊皇理论，为右翼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原初性的思想因子，由此衍生的“神国观”“天皇观”“使命观”构成右翼思想的内核，共同支配其理念与行动选择，成为其对外扩张的精神动力。而“大陆政策”“扩军备战”等扩张政策的制定，皇权与国权思想的双重影响，则共同构筑起了明治时期日本右翼向朝鲜、中国扩张的维度，从而在事实上加速了日本走向军国主义及对外侵略扩张的步伐。

发轫于幕末与明治历史更迭节点上的日本右翼，由最初武装叛乱反政府，继而投机自由民权运动，最后转向国权主义，蜕变为服膺政府对外扩张战略的鹰犬，其间所呈现的不仅是其个体演变之轨迹，还暗含着日本整个国家在实现近代化过程中由正当到侵略的非正义转向。在历史语境中缕析作为源流右翼的发展路径与思想构造等问题之端绪，有助于从根本上阐明右翼怪胎如何孽生和演进，进而疏浚其系谱传续与变容的历史通路。

一

日本著名学者丸山真男曾指出：“日本右翼对国家的忠诚超过一切。强调平等与国际联合，憎恶宗教，抵制反战和平运动，赞美‘武德’，歌颂国家使命感。宣扬国民的传统和文化，抵制外来文化的恶劣影响，强调义务高于一般性权利，强调秩序高于自由。以社会性的结合为基本的联系纽带，重视乡土与家族的联系，以权威主义建立人际关系，确立正统的国民宗教或道德观。对知识分子和自由职业者抱有成见、警惕和猜疑，因为他们的破坏性思想容易普及。”很显然，丸山所归纳的右翼的诸般特征在战前与战后右翼身上都有所体现，可谓贯穿右翼史的始终。

的确，近年来日本国家“右转”倾向明显，而牵引着国家右转的正是形形色色的右翼分子。如老牌右翼文人林房雄在《大东亚战争肯定论》一书中大言不惭地宣称：“大东亚战争形式上看上去像是侵略战争，本质上却是民族解放战争。”中村粲在《走向大东亚战争之路》中把日本的侵略战争粉饰为“自卫”战争。渡部升一、谷泽永一则用所谓的“国益论”美化天皇及天皇制军国主义，为日本的侵略历史翻案。右翼文痞如此，右翼保守政客也与之沆瀣一气。如前首相森喜朗公然宣称“日本是神国”，名古屋市长河村隆之在会见到访的南京市政府代表团时，公然宣称“不存在南京大屠杀”，还有现任首相安倍晋三对天皇“三呼万岁”等。正如高洪指出的那样，“今天的日本社会中有个别人、个别政治势力仍‘顽固地抱持错误的历史观’，试图以掩盖历史、歪曲历史的方式，要求战争受害国忘却这段历史”。右翼分子与右倾保守政客的丑态言行折射出被战前右翼奉为圭臬的“神国思想”和“尊皇思想”被当代日本右翼势力“顽固地继承”。这些无视事实、颠倒是非的言论背后反映了右翼势力的猖獗和日本整体趋向右倾保守化的社会现实和政治生态，同时，也印证了王向远在《日本右翼言论批判》一书中所指出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种种原因，日本社会上的右倾化趋势日益明显，一些学者、文化人从极端民族主义的右翼立场出发，打着反对‘自虐史观’的旗号，极力复活‘皇国’史观，为侵略中国及亚洲的历史翻案，抹杀史实、美化侵略、推卸罪责、散布反华言论、毒化中日关系、混淆日本国民之视听，遂使右翼思潮成为一股持续不退的逆流”。

很显然，右翼势力的膨胀是一个渐进累积的历史过程，其言行的极端化也有其深刻的思想根源。因此，欲要阐明当代日本右翼的思想内涵、组织系谱和行为动机等问题，必须厘清源头，从根本上阐明右翼的怪胎是如何产生、如何发展变化的，其“灵魂”和思想结构的内涵是什么。尽管学界对日本右翼问题的研究已经很深入，也多有著述问世，但关于明治时期即源流期右翼的研究仍显不足。日本学者天道是在谈到日本学界的右翼研究状况时曾指出：“我国有关社会运动的著述颇丰，但在右翼运动的研究方面，能够多角度深入浅出地阐明明治以来日本右翼问题的著述却不多见。”我国学界的研究状况大抵如此，这实际成为笔者选择这一课题的重要缘起。

日本右翼经历了百余年的历史演进，其特有的思想体系和行动主张也是在这一发展过程中逐步成型的。因此，右翼研究所无法回避的问题是，为何右翼会在日本有生存空间？换言之，原本“反体制”的右翼何以争取了民众，与近代日本的统治当局又是一种什么关系？例如，在近代日本的“早期右翼”发展阶段，右翼政治上反对藩阀专制、发动武装叛乱，提倡“自由民权”，对此应该如何评价；思想上鼓吹“国粹主义”，其内涵中含有盲目的文化保守主义、民族优越论和极端的民族主义一面，甚至构成其后主张对外扩张在逻辑上的延伸，而从反对全盘欧化政策、坚守民族文化及捍卫民族独立的视角看，又当如何看待？是不是出于客观现实需要这样一个事实呢？如此等等，都需要基于缜密的考证和分析，才可以得出客观结论。

二

我国对日本右翼的专题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之后。研究上相对滞后的原因在于，一是受研究条件所限，无法掌握相关基础资料；二是与学界研究的热点有关，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处在改革开放、经济起飞阶段，急需从日本战后经济发展中吸取可借鉴的经验，因此出现了很多关于日本经济体制、经济政策、市场机制、发展模式等专题研究成果。20世纪90年代后，由于日本不断发生历史教科书、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等事件，中日两国围绕历史认识问题摩擦不断，“自由史观”“自卫史观”“自虐史观”等右翼言论沉渣泛起，公然否定侵华历史、否定南京大屠杀的狂言不绝于耳。在此背景下，我国学者开始真正注意研究日本右翼问题，并发表了一批有影响的专论和专著。

我国有关日本右翼问题的研究大体可分为三种状况。其一是对日本右翼问题的研究疏于史料分析且带有一定的民族主义情绪，难以对其形成客观、准确的认识。其二是在研究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和日本侵华问题的框架下研究日本右翼。由于受到研究视角、研究主体及理论框架的限制，大都侧重于研究右翼的法西斯军国主义思想、对华观以及对外侵略行动，而对其思想理念、团体组织、历史活动等涉及右翼本体的研究则缺乏历史性、系统性的考察。其三是对日本右翼问题的专题性研究。

步平、王希亮合著的《日本右翼问题研究》是国内首部系统研究日本右翼的通史性著作，其开创性和重要性不言而喻。该书将日本右翼划分为“战前右翼”和“战后右翼”两大部分。关于战前右翼的研究，将其划分为“观念右翼”“革新右翼”“军部法西斯右翼”三大阶段，从日本右翼思想起源、战前右翼运动两大视角进行考察，体系新颖、富有创见，对本书的研究具有重要参考性，不过该书对于日本右翼团体系谱的构成、右翼起源的动因及右翼思想的构造等问题鲜有论述。

何理主编的《日本右翼的历史发展演变及影响》一书，对右翼思想的渊源、右翼的对外观念以及右翼的主要言行进行了系统梳理和分析，对战后日本右翼势力与战前军国主义国家政治体制、社会思想文化等方面的联系，解析日本右翼势力发展的社会历史背景以及日本右翼势力与对外侵略战争和日本社会发展的关系等问题做了深入的研究和论述。

孙立祥的《战后日本右翼势力研究》《日本右翼势力与“台独”》是国内系统研究战后日本右翼势力的学术专著。两书对战后右翼的历史发展脉络、思想主张、行为特点以及右翼势力与“台独”势力关系等问题进行了专题性的研究。其提出的“右翼势力的削弱（1945～1951）”“右翼势力的复活（1952～1960）”“右翼势力的抬头（1961～1980）”“右翼势力的蠢动（1981～2000）”“右翼势力的急进（2001～2013）”的五阶段划分法，清晰地梳理了战后右翼演变的发展轨迹，显著推进了战后右翼的研究。

王希亮的《日本右翼势力与东北亚国际关系》以大量第一手史料披露了战后各个历史时期日本右翼运动的时代背景、运动方向、攻击矛头、手段策略等，揭示了右翼运动对东北亚国际关系的影响变数，分析了东北亚国家及地区应对日本右翼运动的态度、方法和策略等。该书具有通史性，但更注重战后右翼研究的特点，在右翼发展趋向的研判和应对右翼的策略上，提出了既有学理价值又具现实可操性的观点。

蒋立峰、汤重南主编的《日本军国主义论》虽然不是关于日本右翼的专门性研究著作，但该书从日本军国主义发展的历史逻辑和对外扩张历史进程的视角进一步深化了对日本右翼与军国主义的关系问题的研究，同时具有文本价值的史料也为右翼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另外，王屏的《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王向远的《日本右翼历史观批判研究》和《日本右翼言论批判》，崔新京、李坚、张志坤著的《日本法西斯思想探源》，朱庭光主编的《法西斯体制研究》，梅桑榆的《日本浪人祸华录》，吕耀东的《冷战后的日本总体保守化》，猪野健治著、张明扬译的《日本的右翼》等专著也从不同的研究视角、研究领域推进了右翼问题的研究。还有大量的关于日本右翼研究的学术论文也成为本书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

日本学界有关右翼的研究，无论是资料发掘还是研究成果都居于前沿，发挥引领作用。其中既有对右翼个体思想的研究，也有从思想史角度进行的整体研究。玄洋社社史编纂会的《玄洋社社史》，猪野健治的《日本的右翼》《右翼行动的理论》，木下半治的《日本右翼的研究》，松本健一的《右翼·国家主义传说》《作为思想的右翼》，天道是的《右翼运动百年轨迹》，警备警察研究会的《右翼运动》，公安调査厅的《战前日本右翼团体的状况》（上、中、下卷），堀幸雄的《最新右翼词典》，池田谕的《日本的右翼》，藤本尚则的《巨人头山满翁》，片山杜秀的《近代日本的右翼思想》，荒原朴水的《大右翼史》等都是颇有学术分量和影响的重要著述。

在研究方法上，日本学界既承袭传统史学方法，也进行多学科交叉研究。木下半治在《日本右翼的研究》一书中，运用唯物史观的理论提出了日本右翼是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阶段的产物。松本健一在《作为思想的右翼》一书中，运用阶级理论提出“应该从左右翼的阶级对立中来认识右翼……革命是左翼，国家主义是右翼”。《右翼运动百年轨迹》一书认为，天皇制国粹主义、国家社会主义、亚细亚主义、农本自治主义是日本右翼的本质特征，一般意义上讲，“有强烈国家主义、民族主义、保守主义倾向的统称为右翼，而倾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统称为左翼”。

日本有两种研究右翼的文献最具价值。第一种是右翼个人的日记、手稿、政论，还有私人及官方的书信函等，如内田良平所著的《日本的亚细亚》《日本之三大急务》《国难来》《支那观》《与清策》《俄国论》《日韩合并始末》等（相关著述可参见附表C）。这些资料涉及内田良平对日本国家战略、外交方针以及国际形势的论述，基本上清晰、完整地呈现了当时日本右翼的思想理念，具有真实性、全面性和权威性。这类资料对于研究右翼团体及个体人物具有重要价值。第二种是与右翼关系密切的个人或团体编纂的资料，包括右翼亲属、友人、研究机构整理的手稿资料等，如玄洋社社史编纂会的《玄洋社社史》，黑龙会的《国士内田良平传》和《东亚先觉志士记传》，内田良平文书研究会的《黑龙会关系资料集》《内田良平关系文书》，大川周明著、中岛岳志编的《头山满与近代日本》，西尾阳太郎的《硬石五十年谱》，津久井龙雄的《右翼》等。这些资料因编纂者身份极其特殊，与右翼关系密切，所以颇具史料价值，但也因其立意、观点不免有美化右翼甚至是歌功颂德的嫌疑，所以本书不得不以谨慎和辩证的态度去解读这些资料。相比之下，日本官方资料，尤其警备警察研究会的《右翼运动》，公安调查厅的《战前日本右翼团体的状况》（上、中、下卷），日本外务省的《日本外交文书》等，因其公信力和相对客观的立场，资料较为准确翔实，成为本书重要参考。

由于本书主要研究明治时期的日本右翼，所以对玄洋社社史编纂会的《玄洋社社史》一书需详加讨论。该书被认为是玄洋社官方史书，是研究玄洋社、头山满等明治时期日本右翼最为重要的资料。该书翔实地记录了右翼团体的勃兴、组织构成及主要历史活动，基本涵盖了从幕末到大正时期的右翼运动的历史。正如该书序言中所言“玄洋社社史一卷所记者为玄洋社对外活动、国家活动之经纬”。在该书的复刻版1976年再版之际，史学家原田胜正先生从史学史的角度对该书做过这样的评价：“《玄洋社社史》一书中凝聚了近代史研究学者的努力和辛勤劳动，该书中收集了大量史料和研究成果，不仅仅是有关右翼的研究，即便是从近代日本对亚细亚关系史的研究角度，该书也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尽管如此，由于该书是玄洋社自编的官方史，难免会有“王婆卖瓜”的嫌疑，事实上，书中“无双之国士”“豪气云干”“国之俊杰”“名垂千古”等粉饰右翼之词多不胜数，这颇有鲁迅先生所说的“状诸葛多智近乎妖”的意味。至于书中把右翼对朝鲜、满蒙（中国东北及内蒙古等地——编者注）的侵略扩张行动说成是“豪杰之士为国奋斗”“为解放亚洲人民的忠义之举”，更是一种欲盖弥彰、是非颠倒的诡辩，必须予以批判。实际上，持此论调者非《玄洋社社史》一书，在部分日本学者的相关著述中并不乏见，这就要求需以辩证的态度引述此类文献，避免落入右翼学者设下的陷阱。

三

本书在研究方法上，主要运用政治学、历史学的相关理论，力求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宏观视角与微观视角有机结合。具体言之：本书试图深入日本右翼本体的历史进程中，以日本右翼的源头——明治时期日本右翼问题为切入点，采用“一个主体、二个中心、三个阶段”的研究思路，即以“玄洋社”为主体，以头山满、内田良平为中心，以右翼反明治政府的武装叛乱、投机自由民权运动和转向国权主义扩张运动为三个阶段，把右翼个体尤其是右翼代表人物的思想、行动作为重点考察和研究对象，同时兼顾到右翼团体的理念、行动及与日本政府的互动关系，力争做到点、线、面有机结合，主客体相互兼顾，以期能够从右翼的思想构造、组织系谱、行为模式、行动选择等视角，从根源上揭示明治时期日本右翼的本质特征。

本书在结构上由绪论、正文八章、终章三部分组成。第一章从右翼的语源、语义、概念入手，追溯右翼一词的起源，辨析右翼概念。通过考证和比较分析，指明原初的日本右翼的非原生性和本土化特色。在此基础上，对几种界定右翼的学说进行厘定。第二章对右翼的系谱进行梳理和构建，以期勾勒出明治时期右翼系谱的基本图式和早期右翼代表人物、代表团体的历史活动及其影响。第三章重点对日本右翼思想的构造进行了探究，分析了日本传统糟粕文化与近世国学理论对建构右翼“神国观”“天皇观”“国体观”等核心思想的重要作用，阐释其构造的基本形态及其运行机理等。作为补充，第三章明晰了学界比较关注的西乡隆盛与右翼在思想、组织上的传承关系。第四章通过史料论证右翼反政府、反体制的早期活动历史，在此基础上对右翼勃兴的内在动因、身份来源、原初组织的基本形态及其发展路径等学界尚待究明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尝试性地提出了一些观点和看法。第五章从鼓吹扩张、破坏国会选举和抵制修约等方面对右翼对内伸张国权的行动进行了考察，明确其目的是推进日本的军国主义化和对外扩张，为图谋占领朝鲜、中国奠定基础。第六、七、八章从对俄、对朝、对华三个维度对日本右翼对外扩张国权行动进行实证分析，揭露其行动的侵略扩张本质和称霸东亚乃至世界的险恶用心。终章对明治时期日本右翼的思想特点、组织特征、行为模式等进行了总结，从日本右翼应有的场域与两难边界的视角，对其宣扬的国粹主义、使命观进行辨析，评判其历史定位与历史责任等问题。

四

日本右翼问题研究是很难的课题，除需具备深厚的学术功底和高度的理论准备外，还需掌握翔实的资料和处理资料的能力。本书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一些有待商榷、尚待明确的问题进行了探索和思考。

在研究思路上，本书设定了“一个主体”、“二个侧面”、“三个发展阶段”以及“四个思想要素”的分析框架。具体把握要点是，以玄洋社黑龙会系团体为主体，考察其对内、对外两个层面的思想主张及行动，阐明右翼反明治政府的武装叛乱、投机自由民权运动和转向国权主义扩张运动三阶段发展路径，剖析右翼的“神国观”、“天皇观”、“国体观”及“使命观”四个核心思想要素如何相互响应并支配右翼的思想与行动。这一分析框架，兼顾了右翼个体，尤其是代表人物的思想和行动，也把右翼团体的理念、行动纳入考察范围，在点、线、面的考察和表里分析的结合上，进行了有益尝试。

基于实证研究，本书尝试性提出如下主要观点。

通过对右翼语源的考证以及对欧美右翼与日本右翼内涵的对比分析，指出语源上的右翼一词与日本右翼的内涵不具有同一性，二者根本无法双向涵摄，也不存在“直系血缘”关系。右翼肇始于法国大革命，其创立之初即已被赋予了一定政治含义而不是单纯的方位指代，即资产阶级内部代表保守主义的右翼与推崇激进主义的左翼在理念上针锋相对。两者的诞生是资本主义民主政治衍运的结果，是民主政治走向成熟的两党制的标志和内在诉求。而日本右翼的本质和表现与欧美右翼迥异，它更多是日本传统糟粕文化与现实政治合力催生的产物，具有超阶级性、超政治性并伴有浓厚封建性、野蛮性及强烈的武士道情结等特质。

提出明治时期日本右翼发展的“三阶段”论，即右翼反明治政府的武装叛乱、投机自由民权运动和转向国权主义扩张运动三个阶段。“三阶段论”的提出，将有助于厘清明治时期右翼自体发展的历史脉络，探究其各个阶段的活动特点及其思想演变的阶段性特征。

提出日本右翼思想的“三元构造”论。本书认为，“神国观”“天皇观”“使命观”是右翼思想的三个“元”思想，是其思想的原点，也是衍生其他形形色色右翼思想理念的逻辑起点，在右翼思想构造中居于核心地位。此三者的内在逻辑关系是：“神国观”导引出日本是神之国度，大和民族优越无比，天皇为神的后代，天然具有神性，作为现人神万世一系统治日本，由此推论出天皇至高无上，必须奉行绝对的天皇专制，进而由内及外，在行动论上泛化为“维护纯洁之日本精神”“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解放亚洲有色人种”等极端思想，成为其对外扩张的理论依据和精神动力；反向的由外及内，使命观的践行又成为维护天皇独裁、巩固天皇制度的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