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阔祖宗的穷酸遗产
中国是一个陆海兼备的国家，雄踞亚欧大陆东部，东面濒临浩瀚的太平洋，有着18000多公里的海岸线和5000多个岛屿。中国的渤海、黄海、东海和南海四大海区，面积达480多万平方公里。但在传统中国，海洋观念、海权思想都不发达，一方面是因为中国从来没有通过海洋征服他国的战略，另一方面，几千年来也几乎没有受到来自海洋的侵扰。所以，虽然中国早就掌握领先世界的造船技术，但是中国真正意义上的海军却迟迟没有诞生，如果硬要说有的话，最多可以说是水军。近代以来，危机从海上来，老大帝国突然遭遇西方海军，这个陆权传统大国竟然屡战屡败，颜面丧尽，被迫“师夷长技以制夷”，发展近代海军，练成了具有相当实力和水准的舰队，但120年前的甲午战争中断了中国海军现代化的步伐。
中国古代的造船技术非常发达，也有悠久的借助舟船打仗的历史。3000多年前，周武王跟八百诸侯会盟，率领45000名将士，用47艘大船从孟津抢渡黄河，推翻了殷纣王。尽管无法确定这些船是不是真正的军舰，但它们在这次军事行动中起了重要作用，却是确凿无疑的。春秋战国时期，吴、越、齐、楚等国先后开始制造了专用的战船，组建了最初的水上武装——舟师。《左传》有鲁襄公二十四年“楚子为舟师以伐吴……无功而还”的记载。鲁襄公二十四年是公元前549年，这可能是我国最早的水战记录。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多次出海巡游，据传徐福的船队曾东渡到达日本，但很难说徐福的船队就是大秦帝国的海军舰队。
汉代出现了橹、舵及其他船具，帆亦迅速发展，中国古代船舶技术已相当成熟。关于水战，最有名的当属赤壁之战。208年，东吴名将周瑜、鲁肃率水军3万人，在蜀国军师诸葛亮指挥水军万余人配合下，击破曹操20万大军。但从罗贯中的精彩描绘中，我们很难发现船的作用，相反，曹操数量极多的大船不但没有对东吴构成威胁，反倒给自己招了灾，被火烧连营，损失惨重。我们大致可以说，曹操的船不是军舰，而是水上作战必需的工具，船本身还没有战斗力。当时东吴水军实力最强，拥有战船5000艘。但曹操似乎并不是输在东吴的5000艘战船上。
有点像样的海战到唐朝才出现。663年，日本出兵朝鲜半岛，并攻击唐朝军队。唐军大将刘仁轨率水军在锦江口迎战日本水军，四战皆捷，焚毁日军战船400艘。
宋代，由于指南针用于航海，火药用于军事，船上已经装有霹雳炮，船本身终于有了战斗力。元朝在灭宋战争中，建立了一支庞大的水军。元朝水军先后在襄樊、阳逻堡、丁家洲、焦山击败了南宋水军，于1276年攻陷临安。1279年，元朝水军追到崖山，全歼南宋水军，南宋皇帝赵昺投海而亡，宋朝灭亡。元朝水军已装备了世界上最早的金属管形火器，多次出海作战，两征日本，远征缅甸、安南、爪哇及台湾，初步具备了远海作战能力。
明代水军战船种类繁多，适用于各类海区。明代战船上主要装备是火铳、“佛郎机炮”、“红夷炮”，并最早使用了水雷（“水底龙王炮”）、鱼雷（“水老鸦”）和两级火箭（“火龙出水”）。
郑和下西洋是中国古代航海史上的壮举，也是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郑和率领船队七下西洋，到达东南亚、波斯湾、红海及东非。郑和船队由200多艘船只组成，其中有不少战船担任护卫，船上的20000多人中，大多数为水军官兵。1661年，郑成功率水陆大军渡海驱逐荷兰殖民主义者，收复台湾，也称得上盛事，但事实却是：渡海作战的主体是陆军，船的主要角色是运输工具而非战斗武器。
清朝自1644年定鼎中原之后，基本武装力量为八旗军和绿营军，其水师分布于江海各处。由于清朝军队靠骑兵为主打天下，所以重“骑射”而轻水师；因为中国历史上没有通过海洋扩张的传统，所以，清朝建立之后，水师发展几乎处于停滞状态。后来，清政府为了防止沿海人民的反抗，实行了严厉的“海禁”政策，水师战船也趋于小型轻捷，只用于江河沿海的巡哨捕缉。到鸦片战争前，中国水师最大的战船只有37米长，7米宽，炮10余门，而当时英国大战舰配有火炮100门左右。
鸦片战争前，清朝水师官兵有50000人，舰船890多艘，但真正能出海作战的人员和战船为数很少。中国的水师实际上是水上警察，主要任务是打击海盗和海上缉私。
鸦片战争的惨败终于让中国人认识到，一支强大的海军对一个拥有18000公里海岸线的国家是多么重要，对保卫帝国的主权是多么重要。中国近代海防思想诞生了，中国真正意义上的海军建设终于提上议事日程。
林则徐、魏源等一批具有先进思想的中国人在亲身参加反侵略战争过程中，认识到加强海防的重要性，初步提出了近代海防思想。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林则徐看到英国凭借坚船利炮侵略中国，极力主张改革中国的水师。他指出：“制炮必求极利，造船必求极坚，似经费可以酌筹，即裨益实非浅鲜矣。”“剿夷而不谋船炮水军，是自取败也。”魏源经过艰苦的努力，编辑了中国第一部比较全面介绍世界的《海国图志》，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并指出“师夷长技”有三条：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魏源建议在虎门外大角、沙角两处分别设立造船厂和火器局来造船制炮，聘用外国技师，首先造战舰100艘，蒸汽舰船10艘，“设水师一科，有能造西洋战舰火轮舟；造飞炮、火箭、水雷奇器者，为科甲出身；能驾驶飓涛，能熟风云沙线，能枪炮有准的者，为行伍出身”；将广东水师近4万人，“汰其冗滥，补其精锐”，练成15000人的精悍水师。这样，就可以“创中国千年水师未有之盛”。
为了增强实战能力，林则徐主持整顿了广东水师。他派人将从美国商人处购回英国1080吨的“甘米力治”号船改成战舰，可装炮34门；购回葡萄牙3000斤大炮装在大战船上。林则徐还调集雇用各种战船，并仿造“底用铜包，篷如洋式”的西式战船组成一支新水师，在广东抗英海战中多次出击，取得不少战果。在浙江镇海，他与兵器专家龚振麟共同研究制成了行驶方便的车轮战船，在保卫吴淞之战中发挥了作用。
林则徐、魏源等人的言行，是对我国重陆轻海的传统国防观念的挑战，也是对闭关自守腐朽政策的猛烈冲击，为近代中国海军的建立做了舆论上的准备。
在同太平军的作战中，清政府进一步感到“洋炮洋舰”的威力。1861年，太平军出兵浙江，逼近上海。当时风传，太平军正托外国人购买军舰，准备从海路北上进攻天津和北京。清朝统治者大吃一惊，立即下决心要抢在太平军前面买回“洋舰”。
1861年6月，代理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向清政府表示，可从海关关税中拨款购船。得到了允诺后，赫德立即写信给在英国休假的总税务司李泰国，请他筹办。
1862年2月，两广总督劳崇光奉清廷之命，与赫德商定，清政府花80万两白银向英国购买3艘中型炮舰、4艘小型炮舰、1条供应船，组成了所谓的“英中舰队”，聘请英国海军上校阿思本为水师总统（舰队司令），所以舰队也称“阿思本舰队”。
这时候，清政府中以恭亲王奕
为首的满族权贵和以曾国藩、李鸿章为首的湘淮军事实力派，都想把这支舰队纳入自己的管辖之下，因而展开了明争暗斗。曾国藩甚至连舰队总统、各舰管带及600名兵勇都已选定。
因为李泰国在购买军舰工程中大肆讹诈，中国亏了66万多两，这让中国人痛感必须自己办厂造船，才能建立中国自己的海军舰队。左宗棠曾明确指出：“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于是，近代中国的造船工业在“阿思本舰队”事件之后得以迅速地发展，成为中国近代工业的先导。
早在1861年，曾国藩就在安庆设立了一个军械所制造枪炮。1862年春，近代著名科学家徐寿、华衡芳来所，于8月制成我国第一台蒸汽机。1865年，他们在南京制成了我国第一艘蒸汽轮船，被命名为“黄鹄”号。该船排水量25吨，长55英尺，静水航速约6.7节，试制费8000两银。
1865年，李鸿章在上海购买了美商旗记铁厂，建立了江南机器制造总局。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大型军工厂，它以造枪炮为主，也兼造舰船。1885年之后，李鸿章认为还是“在外国定造为省便”，江南制造局停止造船，只承接舰船修理业务。
清末中国最大的造船厂是福州船政局。1869年到1907年，船政局共制造舰船40艘，总吨位4.7万余吨，占清末全国造船总数的74%。
除了江南、福建两处船厂外，其他一些地方也兴办了近代船厂或兼造舰船。1867年，清政府开办的天津机器局兼造过一些小船，并造过一套舟桥和一艘潜水艇。广州机器局制造小型舰船达40多艘。
中国自制的舰船已不能满足海军发展的需要。于是，清政府先后向德、英、美、日等国购回舰艇85艘。这对我国的海军建设起了一定促进作用，但也产生了不少弊病。一些经办人员与外商勾结，以次充好，受贿贪污，阻碍了我国造船工业发展。曾国藩、沈葆桢相继去世后，海军实权为李鸿章一人独揽，他的指导思想是造船不如买船。以后，中国海军舰艇更加依赖进口，无法独立地发展。
船政大臣丁日昌最早对中国海军的建设作出具体规划。他明确提出建设三支舰队，北洋水师驻扎在奉天、直隶、山东沿海，提督坐镇大沽；中洋水师驻扎江苏和浙江海口，提督坐镇吴淞口；南洋水师驻扎福建、广东沿海，提督坐镇厦门。这是第一次提出中国海军应统一指挥、分区设防的主张。
建立中国近代海军真正被提到清廷的议事日程上来，与日本的侵华野心及其海军的日益强大有着密切的关系。1853年之前，日本同中国一样采取闭关自守的政策，海上力量很落后。1854年，在列强舰队的威逼下，日本打破了锁国状态，把发展海军放到了重要地位。1868年明治维新后，日本迅速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并制定了“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的国策。日本海军得以优先扩充。1872年明治天皇下令设置了海军省。1871年11月，琉球船民66人因风漂至台湾八瑶湾，上岸后有54人被牡丹社的高山族人杀害，12人逃脱。这就是“牡丹社事件”。琉球为中国属国，本与日本无关。1874年5月，日本以“牡丹社事件”为借口，悍然出动“日进”、“孟春”、“筑波”号军舰，掩护10余艘轮船运送3600名陆军官兵侵入我国台湾，在射寮登陆。沈葆桢调集海陆军积极赴台备战，并加强了闽台地区的海防设施。当时，福建海军的“扬武”、“飞云”、“安澜”、“靖远”、“振威”、“伏波”六舰开赴澎湖，“福星”舰进驻台北，“济安”和“万年青”舰分别在福州、厦门待命。日本见中国有迎战准备，加上日兵水土不服，天气炎热，每天病亡10余人，于是日本向清政府勒索了50万两出兵费后，于年底撤兵。
日本侵略台湾再次敲起了警钟，清廷内部感到“海防一事，为今日切不可缓之计”，对海防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争论结果是在南洋和北洋同时组建海军。
福建海军是组建最早的一支海军部队。由于有船政局和船政学堂这两个得天独厚的条件，福建海军发展较快，中法战争前，福建海军已有舰船近30艘，2.2万多吨。其中，千吨以上的约占一半。在马江之战中，九艘舰艇被击沉，两舰自沉，700多人殉难，福州船政局及炮台、水师也遭到严重损失。福建海军名存实亡。
南洋海军是组建较早的一支海上武装。清朝初年，在江浙地区就设有水师，分外海、内河两部分，由江南水陆提督兼辖。1862年，清廷又增编了长江水师，在江苏有瓜洲、狼山两镇。1875年，清政府决定从海关税和厘金中提出400万两银专拨南、北洋建设海军。但在三年中，北洋总共才收到近200万两，南洋每年实收40万两。经费严重不足，使南洋海军发展步履艰难。南洋海军战斗力不强，只是担任海口巡防之责。南洋海军虽未参加对日作战，却因舰船老化，训练不足而自行萎缩了。
广东海军在清末没有单独编队，一直隶属于广东水师提督。早在鸦片战争时，就开始从国外引进较先进的军舰武装广东水师。广州机器局、黄埔船局也先后建造了40多艘中小舰艇。广东海军委托福州船政局于1877—1891年造成的“广甲”、“广乙”、“广丙”三艘巡洋舰，吨位最大也未超过1300吨。甲午战争时，三舰正在北洋会操，遂留下参战。结果2艘沉没，1艘被俘。总的看来，广东海军只是一个小舰队，经费全靠自筹，装备更新只能缓慢地进行。
北洋海军尽管起步较晚，但却后来居上，主要原因是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以“拱卫京畿”为由，利用手中政、财、军大权，订购了一批较先进的舰艇。北洋海军共有29艘船艇，其中铁甲舰2艘，巡洋舰7艘，炮舰6艘，鱼雷艇1艘，练习舰3艘，运输舰1艘。甲午战争中，“致远”、“经远”、“超勇”、“扬威”、“广甲”沉没，“镇远”、“济远”、“平远”、“广丙”、“镇东”、“镇南”、“镇西”、“镇北”、“镇中”、“镇边”共10艘军舰被换上了日本海军的旭日旗，只留下被卸去大炮的“康济”号练习舰，北洋舰队全军覆灭。
中日甲午战争中，北洋海军舰艇全部丧失，广东海军也失去了仅有的3艘巡洋舰。从此，中国海军元气大伤。1895年3月12日，清政府撤销了海军衙门。7月22日，直系总督王文韶奏请裁撤北洋海军315名军官编制。
中国海军主力覆灭后，顽固派们又跳了出来，攻击办海军招来了灾祸。但湖广总督张之洞、新疆巡抚陶模、钦差大臣刘坤一、直隶总督王文韶等封疆大吏都力主重建海军。戊戌变法中，光绪皇帝要求沿海各地兴办水师学堂，培养海军人才。1898年11月，清政府向德国订购的三艘巡洋舰来华，分别命名为“海筹”、“海容”、“海琛”号，排水量2950吨。1899年，向英国订购的两艘巡洋舰来华，被命名为“海天”、“海地”（后改“海圻”）号，排水量4300吨。不久向德国购买的四艘小型驱逐舰来华，被命名为“海龙”、“海青”、“海华”、“海犀”号，排水量243吨。1902年，福州船政局也造出了859吨的驱逐舰“建威”和“建安”号，50吨的鱼雷艇“建翼”号。中国海军的实力逐步得到恢复。
1899年4月17日，清政府重新起用原北洋海军将领，任命叶祖珪为北洋水师统领，萨镇冰为帮统，负责整顿北洋海军。1905年1月18日，清政府委派北洋海军兼广东水师提督叶祖珪总理南北洋海军，统一督办各水师学堂及各地船坞等。叶祖珪去世后萨镇冰接任提督职务。1907年5月，清朝陆军部中设立了海军处，1909年成立了直属朝廷的筹办海军事务处，统一指挥南北海军。舰艇划为巡洋、长江两个舰队，程璧光、沈寿堃分任统领。1910年，筹办海军事务处改为海军部，载洵任海军大臣，萨镇冰任统制（总司令）。海军部管理全国海军及水师事务，巡洋和长江舰队由海军统制指挥。巡洋舰队有巡洋舰“海圻”、“海筹”、“海容”、“海琛”号，练习舰“通济”号，驱逐舰“飞鹰”号，运输舰“保民”号，鱼雷艇“辰”、“宿”、“列”、“张”、“湖鹏”、“湖隼”、“湖鹗”、“湖鹰”号共15艘；长江舰队有练习舰“镜清”号，运输舰“南琛”、“登瀛洲”号，驱逐舰“建安”、“建威”号，炮舰“江元”、“江亨”、“江利”、“江贞”、“楚同”、“楚豫”、“楚有”、“楚观”、“楚泰”、“楚谦”、“策电”、“甘泉”号共17艘。此外，还有一些舰艇属于各省水师编制。
与北洋水师相比，这些军舰的吨位较小，最大的“海圻”号巡洋舰排水量也不过4300吨，仅及镇远舰7600吨的一半多一些。但这对积贫积弱的大清帝国来说已经不容易了，这些阔祖宗的穷酸遗产成为后来民国海军的宝贵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