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阔祖宗的穷酸遗产

中国是一个陆海兼备的国家,雄踞亚欧大陆东部,东面濒临浩瀚的太平洋,有着18000多公里的海岸线和5000多个岛屿。中国的渤海、黄海、东海和南海四大海区,面积达480多万平方公里。但在传统中国,海洋观念、海权思想都不发达,一方面是因为中国从来没有通过海洋征服他国的战略,另一方面,几千年来也几乎没有受到来自海洋的侵扰。所以,虽然中国早就掌握领先世界的造船技术,但是中国真正意义上的海军却迟迟没有诞生,如果硬要说有的话,最多可以说是水军。近代以来,危机从海上来,老大帝国突然遭遇西方海军,这个陆权传统大国竟然屡战屡败,颜面丧尽,被迫“师夷长技以制夷”,发展近代海军,练成了具有相当实力和水准的舰队,但120年前的甲午战争中断了中国海军现代化的步伐。

中国古代的造船技术非常发达,也有悠久的借助舟船打仗的历史。3000多年前,周武王跟八百诸侯会盟,率领45000名将士,用47艘大船从孟津抢渡黄河,推翻了殷纣王。尽管无法确定这些船是不是真正的军舰,但它们在这次军事行动中起了重要作用,却是确凿无疑的。春秋战国时期,吴、越、齐、楚等国先后开始制造了专用的战船,组建了最初的水上武装——舟师。《左传》有鲁襄公二十四年“楚子为舟师以伐吴……无功而还”的记载。鲁襄公二十四年是公元前549年,这可能是我国最早的水战记录。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多次出海巡游,据传徐福的船队曾东渡到达日本,但很难说徐福的船队就是大秦帝国的海军舰队。

汉代出现了橹、舵及其他船具,帆亦迅速发展,中国古代船舶技术已相当成熟。关于水战,最有名的当属赤壁之战。208年,东吴名将周瑜、鲁肃率水军3万人,在蜀国军师诸葛亮指挥水军万余人配合下,击破曹操20万大军。但从罗贯中的精彩描绘中,我们很难发现船的作用,相反,曹操数量极多的大船不但没有对东吴构成威胁,反倒给自己招了灾,被火烧连营,损失惨重。我们大致可以说,曹操的船不是军舰,而是水上作战必需的工具,船本身还没有战斗力。当时东吴水军实力最强,拥有战船5000艘。但曹操似乎并不是输在东吴的5000艘战船上。

有点像样的海战到唐朝才出现。663年,日本出兵朝鲜半岛,并攻击唐朝军队。唐军大将刘仁轨率水军在锦江口迎战日本水军,四战皆捷,焚毁日军战船400艘。

宋代,由于指南针用于航海,火药用于军事,船上已经装有霹雳炮,船本身终于有了战斗力。元朝在灭宋战争中,建立了一支庞大的水军。元朝水军先后在襄樊、阳逻堡、丁家洲、焦山击败了南宋水军,于1276年攻陷临安。1279年,元朝水军追到崖山,全歼南宋水军,南宋皇帝赵昺投海而亡,宋朝灭亡。元朝水军已装备了世界上最早的金属管形火器,多次出海作战,两征日本,远征缅甸、安南、爪哇及台湾,初步具备了远海作战能力。

明代水军战船种类繁多,适用于各类海区。明代战船上主要装备是火铳、“佛郎机炮”、“红夷炮”,并最早使用了水雷(“水底龙王炮”)、鱼雷(“水老鸦”)和两级火箭(“火龙出水”)。

郑和下西洋是中国古代航海史上的壮举,也是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郑和率领船队七下西洋,到达东南亚、波斯湾、红海及东非。郑和船队由200多艘船只组成,其中有不少战船担任护卫,船上的20000多人中,大多数为水军官兵。1661年,郑成功率水陆大军渡海驱逐荷兰殖民主义者,收复台湾,也称得上盛事,但事实却是:渡海作战的主体是陆军,船的主要角色是运输工具而非战斗武器。

清朝自1644年定鼎中原之后,基本武装力量为八旗军和绿营军,其水师分布于江海各处。由于清朝军队靠骑兵为主打天下,所以重“骑射”而轻水师;因为中国历史上没有通过海洋扩张的传统,所以,清朝建立之后,水师发展几乎处于停滞状态。后来,清政府为了防止沿海人民的反抗,实行了严厉的“海禁”政策,水师战船也趋于小型轻捷,只用于江河沿海的巡哨捕缉。到鸦片战争前,中国水师最大的战船只有37米长,7米宽,炮10余门,而当时英国大战舰配有火炮100门左右。

鸦片战争前,清朝水师官兵有50000人,舰船890多艘,但真正能出海作战的人员和战船为数很少。中国的水师实际上是水上警察,主要任务是打击海盗和海上缉私。

鸦片战争的惨败终于让中国人认识到,一支强大的海军对一个拥有18000公里海岸线的国家是多么重要,对保卫帝国的主权是多么重要。中国近代海防思想诞生了,中国真正意义上的海军建设终于提上议事日程。

林则徐、魏源等一批具有先进思想的中国人在亲身参加反侵略战争过程中,认识到加强海防的重要性,初步提出了近代海防思想。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林则徐看到英国凭借坚船利炮侵略中国,极力主张改革中国的水师。他指出:“制炮必求极利,造船必求极坚,似经费可以酌筹,即裨益实非浅鲜矣。”“剿夷而不谋船炮水军,是自取败也。”魏源经过艰苦的努力,编辑了中国第一部比较全面介绍世界的《海国图志》,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并指出“师夷长技”有三条: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魏源建议在虎门外大角、沙角两处分别设立造船厂和火器局来造船制炮,聘用外国技师,首先造战舰100艘,蒸汽舰船10艘,“设水师一科,有能造西洋战舰火轮舟;造飞炮、火箭、水雷奇器者,为科甲出身;能驾驶飓涛,能熟风云沙线,能枪炮有准的者,为行伍出身”;将广东水师近4万人,“汰其冗滥,补其精锐”,练成15000人的精悍水师。这样,就可以“创中国千年水师未有之盛”。

为了增强实战能力,林则徐主持整顿了广东水师。他派人将从美国商人处购回英国1080吨的“甘米力治”号船改成战舰,可装炮34门;购回葡萄牙3000斤大炮装在大战船上。林则徐还调集雇用各种战船,并仿造“底用铜包,篷如洋式”的西式战船组成一支新水师,在广东抗英海战中多次出击,取得不少战果。在浙江镇海,他与兵器专家龚振麟共同研究制成了行驶方便的车轮战船,在保卫吴淞之战中发挥了作用。

林则徐、魏源等人的言行,是对我国重陆轻海的传统国防观念的挑战,也是对闭关自守腐朽政策的猛烈冲击,为近代中国海军的建立做了舆论上的准备。

在同太平军的作战中,清政府进一步感到“洋炮洋舰”的威力。1861年,太平军出兵浙江,逼近上海。当时风传,太平军正托外国人购买军舰,准备从海路北上进攻天津和北京。清朝统治者大吃一惊,立即下决心要抢在太平军前面买回“洋舰”。

1861年6月,代理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向清政府表示,可从海关关税中拨款购船。得到了允诺后,赫德立即写信给在英国休假的总税务司李泰国,请他筹办。

1862年2月,两广总督劳崇光奉清廷之命,与赫德商定,清政府花80万两白银向英国购买3艘中型炮舰、4艘小型炮舰、1条供应船,组成了所谓的“英中舰队”,聘请英国海军上校阿思本为水师总统(舰队司令),所以舰队也称“阿思本舰队”。

这时候,清政府中以恭亲王奕为首的满族权贵和以曾国藩、李鸿章为首的湘淮军事实力派,都想把这支舰队纳入自己的管辖之下,因而展开了明争暗斗。曾国藩甚至连舰队总统、各舰管带及600名兵勇都已选定。

因为李泰国在购买军舰工程中大肆讹诈,中国亏了66万多两,这让中国人痛感必须自己办厂造船,才能建立中国自己的海军舰队。左宗棠曾明确指出:“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于是,近代中国的造船工业在“阿思本舰队”事件之后得以迅速地发展,成为中国近代工业的先导。

早在1861年,曾国藩就在安庆设立了一个军械所制造枪炮。1862年春,近代著名科学家徐寿、华衡芳来所,于8月制成我国第一台蒸汽机。1865年,他们在南京制成了我国第一艘蒸汽轮船,被命名为“黄鹄”号。该船排水量25吨,长55英尺,静水航速约6.7节,试制费8000两银。

1865年,李鸿章在上海购买了美商旗记铁厂,建立了江南机器制造总局。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大型军工厂,它以造枪炮为主,也兼造舰船。1885年之后,李鸿章认为还是“在外国定造为省便”,江南制造局停止造船,只承接舰船修理业务。

清末中国最大的造船厂是福州船政局。1869年到1907年,船政局共制造舰船40艘,总吨位4.7万余吨,占清末全国造船总数的74%。

除了江南、福建两处船厂外,其他一些地方也兴办了近代船厂或兼造舰船。1867年,清政府开办的天津机器局兼造过一些小船,并造过一套舟桥和一艘潜水艇。广州机器局制造小型舰船达40多艘。

中国自制的舰船已不能满足海军发展的需要。于是,清政府先后向德、英、美、日等国购回舰艇85艘。这对我国的海军建设起了一定促进作用,但也产生了不少弊病。一些经办人员与外商勾结,以次充好,受贿贪污,阻碍了我国造船工业发展。曾国藩、沈葆桢相继去世后,海军实权为李鸿章一人独揽,他的指导思想是造船不如买船。以后,中国海军舰艇更加依赖进口,无法独立地发展。

船政大臣丁日昌最早对中国海军的建设作出具体规划。他明确提出建设三支舰队,北洋水师驻扎在奉天、直隶、山东沿海,提督坐镇大沽;中洋水师驻扎江苏和浙江海口,提督坐镇吴淞口;南洋水师驻扎福建、广东沿海,提督坐镇厦门。这是第一次提出中国海军应统一指挥、分区设防的主张。

建立中国近代海军真正被提到清廷的议事日程上来,与日本的侵华野心及其海军的日益强大有着密切的关系。1853年之前,日本同中国一样采取闭关自守的政策,海上力量很落后。1854年,在列强舰队的威逼下,日本打破了锁国状态,把发展海军放到了重要地位。1868年明治维新后,日本迅速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并制定了“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的国策。日本海军得以优先扩充。1872年明治天皇下令设置了海军省。1871年11月,琉球船民66人因风漂至台湾八瑶湾,上岸后有54人被牡丹社的高山族人杀害,12人逃脱。这就是“牡丹社事件”。琉球为中国属国,本与日本无关。1874年5月,日本以“牡丹社事件”为借口,悍然出动“日进”、“孟春”、“筑波”号军舰,掩护10余艘轮船运送3600名陆军官兵侵入我国台湾,在射寮登陆。沈葆桢调集海陆军积极赴台备战,并加强了闽台地区的海防设施。当时,福建海军的“扬武”、“飞云”、“安澜”、“靖远”、“振威”、“伏波”六舰开赴澎湖,“福星”舰进驻台北,“济安”和“万年青”舰分别在福州、厦门待命。日本见中国有迎战准备,加上日兵水土不服,天气炎热,每天病亡10余人,于是日本向清政府勒索了50万两出兵费后,于年底撤兵。

日本侵略台湾再次敲起了警钟,清廷内部感到“海防一事,为今日切不可缓之计”,对海防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争论结果是在南洋和北洋同时组建海军。

福建海军是组建最早的一支海军部队。由于有船政局和船政学堂这两个得天独厚的条件,福建海军发展较快,中法战争前,福建海军已有舰船近30艘,2.2万多吨。其中,千吨以上的约占一半。在马江之战中,九艘舰艇被击沉,两舰自沉,700多人殉难,福州船政局及炮台、水师也遭到严重损失。福建海军名存实亡。

南洋海军是组建较早的一支海上武装。清朝初年,在江浙地区就设有水师,分外海、内河两部分,由江南水陆提督兼辖。1862年,清廷又增编了长江水师,在江苏有瓜洲、狼山两镇。1875年,清政府决定从海关税和厘金中提出400万两银专拨南、北洋建设海军。但在三年中,北洋总共才收到近200万两,南洋每年实收40万两。经费严重不足,使南洋海军发展步履艰难。南洋海军战斗力不强,只是担任海口巡防之责。南洋海军虽未参加对日作战,却因舰船老化,训练不足而自行萎缩了。

广东海军在清末没有单独编队,一直隶属于广东水师提督。早在鸦片战争时,就开始从国外引进较先进的军舰武装广东水师。广州机器局、黄埔船局也先后建造了40多艘中小舰艇。广东海军委托福州船政局于1877—1891年造成的“广甲”、“广乙”、“广丙”三艘巡洋舰,吨位最大也未超过1300吨。甲午战争时,三舰正在北洋会操,遂留下参战。结果2艘沉没,1艘被俘。总的看来,广东海军只是一个小舰队,经费全靠自筹,装备更新只能缓慢地进行。

北洋海军尽管起步较晚,但却后来居上,主要原因是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以“拱卫京畿”为由,利用手中政、财、军大权,订购了一批较先进的舰艇。北洋海军共有29艘船艇,其中铁甲舰2艘,巡洋舰7艘,炮舰6艘,鱼雷艇1艘,练习舰3艘,运输舰1艘。甲午战争中,“致远”、“经远”、“超勇”、“扬威”、“广甲”沉没,“镇远”、“济远”、“平远”、“广丙”、“镇东”、“镇南”、“镇西”、“镇北”、“镇中”、“镇边”共10艘军舰被换上了日本海军的旭日旗,只留下被卸去大炮的“康济”号练习舰,北洋舰队全军覆灭。

中日甲午战争中,北洋海军舰艇全部丧失,广东海军也失去了仅有的3艘巡洋舰。从此,中国海军元气大伤。1895年3月12日,清政府撤销了海军衙门。7月22日,直系总督王文韶奏请裁撤北洋海军315名军官编制。

中国海军主力覆灭后,顽固派们又跳了出来,攻击办海军招来了灾祸。但湖广总督张之洞、新疆巡抚陶模、钦差大臣刘坤一、直隶总督王文韶等封疆大吏都力主重建海军。戊戌变法中,光绪皇帝要求沿海各地兴办水师学堂,培养海军人才。1898年11月,清政府向德国订购的三艘巡洋舰来华,分别命名为“海筹”、“海容”、“海琛”号,排水量2950吨。1899年,向英国订购的两艘巡洋舰来华,被命名为“海天”、“海地”(后改“海圻”)号,排水量4300吨。不久向德国购买的四艘小型驱逐舰来华,被命名为“海龙”、“海青”、“海华”、“海犀”号,排水量243吨。1902年,福州船政局也造出了859吨的驱逐舰“建威”和“建安”号,50吨的鱼雷艇“建翼”号。中国海军的实力逐步得到恢复。

1899年4月17日,清政府重新起用原北洋海军将领,任命叶祖珪为北洋水师统领,萨镇冰为帮统,负责整顿北洋海军。1905年1月18日,清政府委派北洋海军兼广东水师提督叶祖珪总理南北洋海军,统一督办各水师学堂及各地船坞等。叶祖珪去世后萨镇冰接任提督职务。1907年5月,清朝陆军部中设立了海军处,1909年成立了直属朝廷的筹办海军事务处,统一指挥南北海军。舰艇划为巡洋、长江两个舰队,程璧光、沈寿堃分任统领。1910年,筹办海军事务处改为海军部,载洵任海军大臣,萨镇冰任统制(总司令)。海军部管理全国海军及水师事务,巡洋和长江舰队由海军统制指挥。巡洋舰队有巡洋舰“海圻”、“海筹”、“海容”、“海琛”号,练习舰“通济”号,驱逐舰“飞鹰”号,运输舰“保民”号,鱼雷艇“辰”、“宿”、“列”、“张”、“湖鹏”、“湖隼”、“湖鹗”、“湖鹰”号共15艘;长江舰队有练习舰“镜清”号,运输舰“南琛”、“登瀛洲”号,驱逐舰“建安”、“建威”号,炮舰“江元”、“江亨”、“江利”、“江贞”、“楚同”、“楚豫”、“楚有”、“楚观”、“楚泰”、“楚谦”、“策电”、“甘泉”号共17艘。此外,还有一些舰艇属于各省水师编制。

与北洋水师相比,这些军舰的吨位较小,最大的“海圻”号巡洋舰排水量也不过4300吨,仅及镇远舰7600吨的一半多一些。但这对积贫积弱的大清帝国来说已经不容易了,这些阔祖宗的穷酸遗产成为后来民国海军的宝贵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