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背景：民营企业的创业与发展

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罗纳德·科斯教授在他与王宁一起合作撰写的《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2013）一书中指出，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是一系列所谓的“边缘革命”促成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最为重要的发展并不发生在其中心，而是在它的边缘，在受国家控制最弱的地方。真正的改革先锋不是拥有各种特权并被奉为社会主义‘掌上明珠’的国有企业，而是那些落后的、被边缘化的群体。他们游离在政府机构和中央计划之外，在现有体制下饱受歧视。尽管如此，正是这些处在社会主义边缘的经济力量成就了一系列变革，将私营企业带回到经济体制中，为日后的市场转型铺平了道路。”

科斯教授认为，这些“边缘革命”包括从农村的农户发展而来的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海外华人投资大陆所带来的资金、技术和观念，城镇个体工商户发展形成的私营企业等。本书研究的民营企业就是来自科斯教授所谓的“边缘力量”。通过改革开放40年，这些边缘力量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中国市场经济的主力军和生力军。这个现象在中国历史上是亘古未见的，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和社会价值。

事实上，科斯教授有关“边缘革命”的观点非常吻合历史学家对于中国社会结构及其历史发展的观察。比如，有美国历史学家认为，中国社会自宋代开始就形成了两种生产方式并存的社会经济特征：一个是具有活力的民间的小资本主义生产模式（petty capitalism），这一模式包含了千千万万以家庭和家族为单位的农业与手工业生产者，他们面向广阔的市场展开激烈竞争；另一个是围绕国家机器和封建统治阶级（包括皇宫和各地官僚）的贡品生产模式，包括大片皇家土地、庄园、矿产、规模庞大的宫廷工场和国家专卖的盐、铁等战略性资源产业。美国汉学家葛希芝（Hill Gates）把那些微不足道的小生产者看作“中国的发动机”，用以解释近千年中国历史生生不息的重要活力。

毫无疑问，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民营企业再次向世人展示了“中国的发动机”的强大威力：中国经济在过去40年里能够持续高速增长，其重要原因是民营经济能够在国有企业的夹缝中顽强成长，从微不足道的边缘力量成为重要的经济力量，甚至倒逼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发展，最终形成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双重引擎互相补充、互相竞争又协调发展的强大市场经济微观主体。据笔者观察，总体来说，中国民营企业在改革开放40年里发生了三波创业高峰。

第一波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以温州、苏南为代表的农民企业家，率先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所释放出来的劳动力组织起来，纷纷成立政策允许或默许的乡镇企业，在国有企业的夹缝中寻找全国市场机会。以鲁冠球、吴仁宝、禹作敏等为代表的，在改革开放前即从事经营活动的企业家，发挥了领头羊的作用，在1978年正式创业。1984年被称为“中国公司元年”，王石、张瑞敏、柳传志等企业家代表开始创业，分别创办了万科、海尔和联想。

第二波是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之后的创业高潮，政治束缚一旦解脱，体制内官员下海和大学毕业生创业开始出现。1991年，我国乡镇企业的产值突破万亿元大关。次年，乡镇企业员工总人数突破1亿。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推进了中小型国有企业的改革和转制。这波创业浪潮持续了很长时间并涉及不同类型的创业者。1999年，阿里巴巴、盛大、携程、当当相继创办，新浪在美国上市。

第三波创业高峰是近年来国家“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号召所带动的，政府通过简政放权、上市制度改革等多项措施改进创新创业的体制机制，创业在国家层面被赋予了驱动新一轮发展战略红利的重任。自中国2001年正式加入WTO以来，中国企业成为经济全球化的积极参与者和有生力量，我国民营经济进入全面发展时期。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第一次明确提出“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破除体制障碍”，“促进个体、私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2014年，李克强总理发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号召；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论述了新时代下鼓励、支持和引导民营经济转型升级的政策方针。

这一时期，国家从“继续鼓励、引导”到“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民营经济，通过转方式、调结构，“松绑”和“减负”对民营经济进行管理，以促进民营经济的转型升级及高质量发展，民营经济进入了全面发展时期。截至2016年年底，全国登记注册的个体工商户为5929.95万户，从业人员达1.29亿人，注册资金为5.34万亿元；全国登记注册私营企业为2309.2万户，从业人员达1.8亿人，注册资金为107.66万亿元。

由于本土型民营企业主要发轫于广大农村地区或城镇边缘地区，在民营企业数量和规模不断增长与发展的同时，我们也要关注企业发展质量的变化。按照福布斯企业研究的大致结果，国民经济的增长约1/3依靠企业和创业数量的增长，2/3依靠已有企业发展质量的提升。也就是说，企业发展质量远比企业数量重要。企业发展质量包括企业规模的扩大和竞争能力的提升。

与国外家族企业长期发展历史进程相比，当前中国家族企业现代转型所面临的挑战和困难在于以下四个方面。对于这些困难和挑战，我们必须结合系统论观点才可以看出它们的相互关联和相互影响。

第一，中国家族企业所处的外部环境系统存在着诸多不确定性和日益增多的复杂性。其中最重要的方面有两个：一是民营企业相对于国有企业的产业发展空间问题；二是针对非公企业的产权保护问题。正如我们后面将讲到的，民营企业产生于中国经济体制的边缘，中国民营企业一方面要与政府搞好关系，另一方面又难以改变被政府和国有企业继续边缘化的命运，因此家族企业迟迟不能走向现代企业制度。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中明确表示“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同时鼓励非公经济与国有企业形成各种混合所有制企业，对于国内家族企业无疑是政策层面的重大利好。当然，这些政策如何影响中国家族企业的目标和行为，我们将拭目以待。

第二，中国家族企业普遍还处于从第一代到第二代的传承进程中。国外的经验表明，一般家族企业是在家族内部完成第一次代际传承，而现代转型发生在从第二代到第三代之间。这表明，中国家族企业的现代转型会发生得更早，相应的准备必须适当提前。我认为当前家族企业应该尽早启动家族治理方面的制度建设，所谓家族治理是指家族企业为了“家族”和“企业”的长远发展，规范家族内（with-family）、跨家族（across-family）以及家族—企业之间的家族成员行为和利益协调的制度安排，这是家族对于企业公司治理的有效补充。家族治理的制度安排可以包括构建家族内部开放型的沟通文化；在所有家族成员中获得一致认可的家族价值观、使命和愿景；建立家族成员共同决策机制，为家族及其财富的延续提供有效的代际传承计划等。

第三，由于计划生育和城市化等原因，创业家族的家庭规模急剧下降，可以备选的接班人人数有限甚至没有，即使有备选的接班人，两代人要达成有关家族拥有和经营企业的共识会更加困难。由于国内相关制度建设的滞后，职业经理人队伍尚在形成之中，家族企业无论是家族内还是家族外都将面临人才匮乏的困扰。因此，如何培养和保持德能兼备的人才队伍是中国家族企业顺利转型的关键。

第四，中国家族企业普遍存在短期导向的战略选择倾向。国外研究显示，家族企业普遍采用长线的投资策略，因而能够更好地渡过经济危机时期，显示出更强的韧性。基业长青的企业会让利于利益相关者，更关注良好的长期合作关系，因此它们的短期利益不一定是最大化的。但是中国大部分民营企业在战略上呈现出与西方家族企业迥然不同的特征：从矿产到房地产，再到金融、小额贷款和P2P，它们跟风投资，呈现出明显的“羊群效应”。在民营企业特别发达的浙江，改革开放以来一直高歌猛进的浙江经济在21世纪以来转型乏力，原来在国内作为民营企业领头羊的温州模式出现了很多转型发展的问题，浙商群体在全球范围内四面出击，但是浙江制造企业的转型升级明显不如江苏、广东等兄弟省份。这种短期导向，缺乏专注和专业的战略选择，使得当前国内家族企业普遍因为资本化、多元化、出口导向等横向发展而放缓或放弃了转型升级的决心和行动。这些现象说明，虽然大多数中国民营企业属于家族企业范畴（主要依据这些企业符合家族创办、所有和经营，有在家族内完成传承的意愿），但是企业主及其家族的理念和行为距离健康发展的家族企业还有很大的差距。

与现代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企业相比，中国历史上的家族企业就鲜有能够突破家族范围的成功经验（近代晋商票号可能是弥足珍贵的例外），“富不过三代”一直是困扰中国家族企业成长发展的重大难题。转型需要企业在长期经营方向、运营模式以及相应的组织方式、资源配置方式方面发生整体性转变，从而得以重塑竞争优势、提升社会价值。中国家族企业的成长发展当然需要外部环境的持续改进和鼓励，但是家族内部能否积极接受挑战，增强自身的经营能力、治理能力和管理能力，依然是顺利完成转型的关键。迄今为止，家族企业的现代转型理论研究和经验总结非常有限，欧美国家的已有经验不一定适合中国大陆的社会政治环境，也不一定适合中国传统家族文化，而这恰恰是需要国内学者着力研究的领域，值得大家为之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