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 对滥用原因的分析

从宏观层面来分析新型合成毒品滥用的原因，主要为：

首先是境外毒源的侵袭。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与区位，云南一直是毒祸的重灾区和禁毒斗争的前沿阵地。近年来，在国际及我国的高压政策下，“金三角”地区以鸦片为原料的传统毒品明显减少，但毒品市场的需求却没有因传统毒品减少而减小，相反却因新型合成毒品的猛增而有所扩大。具体说来，境外毒源的侵袭与污染，首先表现为对边境沿线各民族边民滥用新型合成毒品活动的诱发与传播。在云南边境地区，包括汉族在内的大部分世居民族都是跨境而居。自古以来，境内外边民不仅鸡犬相闻、田畴相连、比邻而居，而且多同源共祖、言语相通、密切往来。由于境外新型合成毒品的生产渗透日益猖獗，严重刺激了省内尤其是云南边境地区新型合成毒品的消费，致使滥用新型合成毒品现象逐步抬头，吸食人数逐年增加。而境内滥用新型合成毒品人员的大量滋生及其对毒品的特殊依赖，又反过来刺激境外新型合成毒品源源不断地渗入，由此形成恶性循环，致使云南沿边地带的新型合成毒品问题日益突出。如2002年，德宏州吸食新型合成毒品的人数仅有1人；2005年，全州吸食新型合成毒品的人数已发展到了55人。而截至2006年年底，云南全省“在册吸食冰毒等新型合成毒品人数已达1325名，占全省吸毒人员总数的2.77%，比2005年增加33.7%。滥用新型合成毒品人员主要集中在边境地区，并由边境地区、交通沿线和中心城市向周边辐射”。不难预见，随着境外海洛因渗透的相对减少和新型合成毒品渗透的不断增加，新型合成毒品滥用的趋势将日显突出。

其次是因外出打工时对新型合成毒品无知好奇而吸食上瘾。如德宏、保山、临沧、西双版纳等地的少数民族吸毒者，大部分都是曾经由农村外出务工特别是出境打工的青壮年。在外期间，由于环境的改变、生活节奏的加快而产生的各种压力以及对新型合成毒品危害认识的不充分，加之有一定固定现金收入，往往极易成为新型合成毒品滥用者。

其三是因精神空虚而滥用新型合成毒品。一部分物质生活比较富足的人，为了寻找新鲜感、新刺激而误入歧途。这部分人以个体或私营工商企业主和白领为主，生活的富裕、年轻人的精力充沛与精神上的迷茫与无所寄托产生的矛盾冲突等，使其非常乐于去歌舞厅、迪吧等娱乐场所，从而容易受新型合成毒品的诱惑并成为俘虏。如德宏州的新型合成毒品滥用者，不少都是改革开放后的致富户。其中有的是自己“挣了大钱”，有的是父母做生意，最后都因为精神空虚而落入新型合成毒品的陷阱。

其四是社会压力过大，使得人们多方寻求解决烦恼的途径，来宣泄自己内心的郁闷，从而选择了吸食毒品的方式，虽然大部分人知道毒品的危害，却依然选择了这样的方式来减轻生活的压力。尤其是白领，一般都面对着巨大的工作压力和生活压力，许多人内心渴望释放，渴望寻求刺激，但又不善于自我调节，寻找健康、合理的释放和发泄方式，最终选择吸食新型合成毒品以寻求刺激。据昆明市禁毒支队的统计，目前，朋友相约狂欢、同学聚会已成为不少人沾染新型合成毒品的重要机会，而有的人是出于无知，有的人是碍于面子，在他人的鼓动下染毒成瘾。有的则是贪慕虚荣、误将吸毒视为时髦、气派的象征，主动吸食上瘾的。

与此同时，同辈的影响或压力，也是造成新型合成毒品滥用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一些亚文化群体中，吸食海洛因等传统毒品已被认为是“老土”，而对滥用冰毒、摇头丸、“K粉”等推崇备至。在此类群体亚文化的影响下，更加剧了新型合成毒品的蔓延。而更令人担忧的是这一观念甚至还影响到了处于社会中上层的部分白领及演艺界。

其五是新型合成毒品的毒性虽然强烈，但其效果好，且容易合成，价格便宜。如麻古、迷幻蘑菇等能直接作用于人体的中枢神经系统，在几秒钟内就产生飘飘欲仙、健谈、亢奋等身体症状，对于处在高度紧张、快节奏社会生活的人们来说，这样的效果格外重要，这也是造成新型合成毒品流行的重要原因之一。在调查过程中，当问及第一次服食新型合成毒品的感觉时，有116人认为感觉好，有效百分比为76.3%。感觉不好的仅7人，有效百分比4.6%；没感觉的29人，有效百分比19.1%。可见，大部分人第一次服食新型合成毒品感觉都非常好。且冰毒、摇头丸等兴奋剂类毒品合成简单，原料价格便宜而极易获取，所以也是造成该类毒品快速蔓延的主要原因，有关专家预测，21世纪，苯丙胺类毒品将成为许多新型合成毒品滥用者的主要成瘾物质。

由此可见，从宏观层面上看，滥用新型合成毒品的诱发原因很多，但就滥用群体中的个体而言，其吸食的主要原因何在？下面根据问卷调查，从家庭、朋辈、信念等因素和方面去探寻滥用新型合成毒品的微观因素。

4.4.1 家庭因素分析

家庭是建立在婚姻、血缘关系或收养关系基础上的亲密合作、共同生活的小型群体，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基本单位和细胞。而家庭关系就是生活在同一个家庭内成员之间的人际关系，如夫妻关系、父母与子女关系、兄弟姐妹关系、婆媳关系等。在家庭中，婚姻、血缘或抚养关系是形成家庭的基本关系。除了家庭关系之外，每个人又会与其他人建立亲属关系。这种亲属关系是家庭关系的延伸，大体包括父族亲属关系、母族亲属关系和妻族亲属关系等，这些亲属关系对家庭关系都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家庭对人的影响是深远的，由于人出生就在家庭中生活，而且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通常也是在家庭中度过的，因而可以说家庭是人类社会生活中最普遍的群体。无论什么人，都与家庭发生着一定的关系。为此，探求新型合成毒品滥用群体与其家庭的关系，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为了获得尽量多的信息、避免新型合成毒品滥用者因滥用而形成的信息不完整以致撒谎等情况，笔者设计了45个变量来反映新型合成毒品对家庭的归依关系。后通过对问卷的分析整理，一是删掉了三类群体识别程度不高的一些指标，如“我父母有违法犯罪现象”三类群体165人全部填“从不”，因而识别率极低，类似的还有“我父亲或母亲谈论过自杀”“我父母常抱怨社会不公平”等指标。二是删掉了2个变量相关系数特别高、近似雷同指标中的1个（见表4-54）。

在表4-54中，各类指标的高强度相关关系较为明显，在此基础上再着重分析问卷，就会发现两两之间指标内容的高度相似。因而在选择变量时，只选择其中较为典型的一个。如上表中的“我们只喜欢同家人在一起”与“我们家人喜欢在闲暇时间聚在一起”在显著度为0.01时，两个变量显著相关（斯皮尔曼等级相关系数达0.532）。再仔细核查问卷内容时，选项雷同较多，因此两者选其一进入下一阶段分析。最后经认真筛选，从45个变量中选择了9个变量来考察家庭因素影响与3类新型合成毒品滥用群体的关系。其中，“家人互相帮助”变量，体现了家庭的凝聚力；“容易与父母讨论问题”，反映父母与小孩的沟通能力；“我父母知道我干什么”，反映父母对小孩的关心、了解程度；“即使不统一，我也服从父母”，反映小孩对家庭的服从程度；“我父母给我好的建议”，反映小孩对父母水平的认可程度；“我父母伤我的感情”，反映父母的教育方式是否妥当；“看书、酗酒、打牌”3个变量主要反映父母的日常行为对小孩的影响。

为了测量新型合成毒品滥用者家庭因素与吸毒行为的关系，首先设计了五级量表来量化、评价新型合成毒品滥用者家庭各指标（见表4-55）。

然后，给量表赋值（见表4-56），总值及平均值越大，表示家庭对个人的正面影响越多；总值及平均值越小，表示家庭对个人的正面影响越小。平均值1—5分别表示不健康家庭、较不健康家庭、中性家庭、较健康家庭、健康家庭。

4.4.1.1 “high”妹群体家庭因素分析

由表4-57可知，“high”妹群体家庭在“家人互相帮助”上平均值较高，为4.21，介于较健康与健康之间，偏向于较健康；觉得“容易与父母讨论”变量平均值为3.25，介于中性家庭与较健康家庭之间，偏向于中性家庭；“父母知道我经常干什么”变量平均值为2.67，介于较不健康家庭与中性家庭之间，偏向于中性家庭；“父母给我好的建议”变量平均值为2.83，介于较不健康家庭与中性家庭之间，偏向于中性家庭；“即使不同意，我也服从父母”变量平均值为3.25，介于中性家庭与较健康家庭之间，偏向于中性家庭；“我父母伤我的感情”变量平均值为2.75，介于较不健康家庭与中性家庭之间，偏向于中性家庭；“我父母读书”变量平均值为1.58，介于不健康家庭与较不健康家庭之间，偏向于较不健康家庭；“我父母酗酒”变量平均值为2.75，介于较不健康家庭与中性家庭之间，偏向于中性家庭；“我父母打牌搓麻将”变量平均值为2.33，介于较不健康家庭与中性家庭之间，偏向于较不健康家庭。

4.4.1.2 个体、公司职员等群体家庭因素分析

由表4-58可知，个体、公司职员毒品滥用群体家庭在“家人互相帮助”上平均值较高，为4.57，介于较健康与健康之间，偏向于健康；觉得“容易与父母讨论”变量平均值为4.09，介于较健康家庭与健康家庭之间，偏向于较健康家庭；“父母知道我经常干什么”变量平均值为3.55，介于中性家庭与较健康家庭之间，偏向于较健康家庭；“父母给我好的建议”变量平均值为3.36，介于中性家庭与较健康家庭之间，偏向于中性家庭；“即使不同意，我也服从父母”变量平均值为3.29，介于中性家庭与较健康家庭之间，偏向于中性家庭；“我父母伤我的感情”变量平均值为2.09，介于较不健康家庭与中性家庭之间，偏向于较不健康家庭；“我父母读书”的变量平均值为3.17，介于中性家庭与较健康家庭之间，偏向于中性家庭；“我父母酗酒”变量平均值为1.76，介于不健康家庭与较不健康家庭之间，偏向于较不健康家庭；“我父母打牌搓麻将”变量平均值为2.12，介于较不健康家庭与中性家庭之间，偏向于较不健康家庭。

4.4.1.3 无业者群体家庭因素分析

由表4-59可知，无业者毒品滥用群体家庭在“家人互相帮助”上平均值较高，为4.05，介于较健康家庭与健康家庭之间，偏向于较健康；觉得“容易与父母讨论”变量平均值为2.99，介于较不健康家庭与中性家庭之间，偏向于中性家庭；“父母知道我经常干什么”变量平均值为3.12，介于中性家庭与较健康家庭之间，偏向于中性家庭；“父母给我好的建议”变量平均值为3.10，介于中性家庭与较健康家庭之间，偏向于中性家庭；“即使不同意，我也服从父母”变量平均值为2.56，介于较不健康家庭与中性家庭之间，偏向于中性家庭；“我父母伤我的感情”变量平均值为1.23，介于不健康家庭与较不健康家庭之间，偏向于不健康家庭；“我父母读书”的变量平均值为2.11，介于较不健康家庭与中性家庭之间，偏向于较不健康家庭；“我父母酗酒”变量平均值为1.99，介于不健康家庭与较不健康家庭之间，偏向于较不健康家庭；“我父母打牌搓麻将”变量平均值为2.02，介于较不健康家庭与中性家庭之间，偏向于较不健康家庭。

4.4.1.4 新型合成毒品滥用者家庭因素对比分析

为了更好地进行对比，特将“high”妹、公司职员等、无业者的家庭相关指标的平均值列图表如下：

变成折线图，如图4-5所示。

可见，三类新型合成毒品滥用者基本上体现一定的层次性特征。公司职员类滥用群体除了“我父母伤我感情”与“我父母酗酒”“我父母打牌搓麻将”3个指标处于较不健康状态之中，其他指标都比较正常，且由于此类群体在信念与朋辈群体等因素方面大都处于正常状态，那么家庭的“我父母伤我感情”“我父母酗酒”“我父母打牌搓麻将”这3个指标就对此类群体滥用新型合成毒品产生着直接性的影响。因此，针对此类滥用群体开展新型合成毒品预防教育，就要从这3个主要指标着眼，设计相关的预防方案与内容。

“high”妹滥用群体的家庭健康程度次之，除“我的家人互相帮助”变量处于较为健康的状态外，其他指标均处与一种中性或不健康状态中，尤其是在“我父母读书”方面平均值仅为1.58，比无业人员滥用者同类指标低0.53，接近半个健康状态；比公司职员类低1.59，接近于一个半健康状态。在“我父母伤我的感情方面”，程度也较深，处于一种较不健康状态中，这也可以用来解释诸多“high”妹盲目出来打工的原因。

无业者新型合成毒品滥用群体家庭健康状况最差，其折线图反映的各值总体上都比前两类低。除“我的家人互相帮助”处于一种较为健康的状态外，其他都处于中性状态与较不健康状态中，尤其是在“我父母伤我感情”方面，其值仅为1.23，处于一种非常不健康的状态之中。这也足以说明为什么无业者心理压力大，为什么其宁愿在外面无目的地玩耍也不愿待在家里、为什么其信念与主流的文化格格不入、为什么其愿意在外面胡乱交坏朋友等。而上述各因素又是造成无业者滥用新型合成毒品的主要原因。

4.4.2 朋辈因素分析

朋辈群体是指同龄或相近年龄组成的群体。在众多朋辈群体中，青少年受朋辈群体的影响最突出，对朋辈群体的依赖也最明显。相关调查结果表明，19%的学生认为逆反行为是受朋辈影响。这是因为在青少年朋辈群体中，不仅有共同的心理感受和需求，而且有相近的爱好、兴趣和共同的行为倾向，相互之间较容易认同，同时也易相互转化与感染。其中，青少年朋辈群体中积极的价值观念及行为倾向与家庭、学校、社会的教育目的大体一致，置身其中的个体青少年的心理就较为正常、合理；而青少年朋辈群体中不良的价值观和行为倾向，则对置身其中的一些青少年心理产生不良影响，再加上青少年自身心理的不稳定和模仿性，容易使其形成逆反心理。为此，在青少年逆反心理的形成过程中，朋辈群体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为了测量朋辈群体对新型合成毒品滥用者的影响，特设了五级量表来量化、评价新型合成毒品滥用者朋辈群体的不良行为，如表4-61：

量表的赋值按“从不”“偶尔”“一般”“经常”“总是”从低到高依次为1分、2分、3分、4分、5分。每一指标值如吸烟、喝酒，分数值越低的，表示朋辈的不良行为越少；分数值越高的，表示朋辈的不良行为越多。

在朋辈群体的确定方面，因为人的一生有不同阶段，每一阶段又有每一阶段的朋友，且朋友因感情深浅、距离远近、交往多少又会形成朋辈的不同层次。为了很好地了解新型合成毒品滥用群体与其朋辈群体的关系，就需对朋辈进行重新的界定。问卷中需填写的朋辈主要是指调查对象吸食新型合成毒品前那一段时间比较亲密的朋辈。不容置疑，这段时间的朋辈对新型合成毒品滥用者的行为、心态等影响最大。

4.4.2.1 “high”妹朋辈因素分析

首先确定“high”妹这一群体每一朋友的平均值、中位数、众数及总和。经数据处理、分析如下（见表4-62、表4-63、表4-64、表4-65、表4-66）：

为了便于对比分析，特将指标值进行求和，再计算其平均数，以与量表中正常行为的平均值（其值为1）进行对比。见表4-67：

现在来分析“high”妹群体五位朋友的相关行为，除与“父母打斗”（因为此值为1.01，几乎等于1，即表示在此项目上朋友都没有偏常行为，可以不做分析）一项外，总体上都高于正常行为平均值1，具体分布为：“抽烟”的平均值为2.02，介于偶尔与一般之间，偏向于偶尔；“喝酒”的平均值为4.18，介于经常与总是之间，偏向于经常；“服用毒品”的平均值为1.29，介于从不与偶尔之间，偏向于从不；“同年轻人打斗”的平均值为1.61，介于从不与偶尔之间，偏向于偶尔；“谈论自杀”的平均值为1.61，介于从不与偶尔之间，偏向于偶尔；“尝试过自杀”的平均值为1.40，介于从不与偶尔之间，偏向于从不；“偷盗”的平均值为1.19，介于从不与偶尔之间，偏向于从不；“发生非婚性关系”的平均值为1.67，介于从不与偶尔之间，偏向于偶尔。可见此群体的朋友在“喝酒”行为上，偏常最多；在“吸烟”“打架”“谈论自杀”“发生非婚性关系”等行为的偏常上也较为明显。

4.4.2.2 个体、公司职员等朋辈因素分析

方法如上，首先确定个体、公司职员等这一群体每一朋友的平均值、中位数、众数及总和。经数据处理、分析如下（见表4-68、表4-69、表4-70、表4-71、表4-72）：

在上述各种数据的基础上，计算五位朋友在每一行为上的平均值。

接下来就是分析个体、公司职员等新型合成毒品滥用群体五位朋友的相关行为（见表4-73），除“与父母打斗”“尝试过自杀”（因为两个变量的平均值为1.06、1.05，几乎等于1，即表示在这些项目上朋友都没有偏常行为，就可以不做分析）外，总体上都略高于平均值1，具体分布为：“抽烟”的平均值为2.49，介于偶尔与一般之间，偏向于偶尔；“喝酒”的平均值为4.30，介于经常与总是之间，偏向于经常；“服用毒品”的平均值为1.17，介于从不与偶尔之间，偏向于从不；“同年轻人打斗”的平均值为1.13，介于从不与偶尔之间，偏向于从不；“谈论自杀”的平均值为1.38，介于从不与偶尔之间，偏向于从不；“偷盗”的平均值为1.19，介于从不与偶尔之间，偏向于从不；“发生非婚性关系”的平均值为1.18，介于从不与偶尔之间，偏向于从不。可见此群体的朋友在喝酒行为上，偏常最多；在吸烟行为上偏常也较为明显，但其他行为上几乎都接近1，偏常行为很不明显。

4.4.2.3 无业者朋辈因素分析

先计算无业者这一群体每一位朋友在每一行为上的平均值、中位数、众数及总和（见表4-74、表4-75、表4-76、表4-77、表4-78）。

同样为了便于对比分析，特将指标值进行求和，再计算其平均数，以与量表的平均值进行对比（见表4-79）。

最后是分析无业人员新型合成毒品滥用群体五位朋友的相关行为（见表4-79），总体上都高于平均值1，具体分布为：“抽烟”的平均值为3.33，介于一般与经常之间，偏向于一般；“喝酒”的平均值为3.52，介于一般与经常之间，偏向于经常；“服用毒品”的平均值为1.78，介于从不与偶尔之间，偏向于偶尔；“同其他年轻人打斗”的平均值为2.90，介于偶尔与一般之间，偏向于一般；“与父母打斗”的平均值为1.57，介于从不与偶尔之间，偏向于偶尔；“谈论自杀”的平均值为1.94，介于从不与偶尔之间，偏向于偶尔；“尝试过自杀”的平均值为1.57，介于从不与偶尔之间，偏向于偶尔；“偷盗”的平均值为3.26，介于一般与经常之间，偏向于一般；“与人发生非婚性关系”的平均值为1.41，介于从不与偶尔之间，偏向于从不。可见无业人员新型合成毒品滥用群体的朋友在上述各种行为中都有偏常。较之前两类，无业人员滥用新型合成毒品者的朋友群体在“抽烟”“喝酒”两种行为上没有多大区别；但反差比较大、偏常表现较为突出的是“服用毒品”“偷盗”“尝试过自杀”“打斗”等行为。

4.4.2.4 新型合成毒品滥用者朋辈群体偏常行为分析

为了更好地进行对比，特将“high”妹、公司职员等、无业者的每一偏常行为平均值如表4-80所示。

将其转化为折线图如图4-6所示。

由图4-6可知，除“抽烟”“喝酒”外，其他几项偏常行为在“high”妹同辈群体、公司职员等同辈群体、无业人员同辈群体中表现出明显的层次性特征：以无业人员同辈群体偏常行为最为突出，“high”妹同辈群体次之，公司职员等同辈群体的偏常行为很不明显。

4.4.3 信念因素分析

为了测量新型合成毒品滥用者信念因素与吸毒行为的关系，设了四级量表来量化、评价新型合成毒品滥用者信念程度，如表4-81：

再将观点转化为8大信念，即个人信任、教育作用、个人机会、金钱评价、价值取向、人生目的、人生意义、权力评价，并给四级量表赋值（见表4-82）。

然后计算三类群体的平均值、中位数、众数及总和，并进行对比。平均值、总和越高，该群体的社会信念度越差；平均值、总和越低，该群体的社会信念度越好。为了更好地比较三类群体与当前主流社会认同的信念，特将后者分成健康、较健康、较不健康、不健康四类，并分别赋予其平均值为1、2、3、4，这样就可以直接与三类滥用新型合成毒品群体进行比较。

4.4.3.1 “high”妹群体信念因素分析

首先计算此类群体的8大信念的平均值等（见表4-83）。

由表4-83可知，此类群体的“个人信任”变量的平均值为1.08，是健康的；“教育作用”的平均值为1.29，介于健康与较健康间，偏向于健康; “个人机会”的平均值为2.79，介于较健康与较不健康间，偏向于较不健康；“金钱评价”的平均值为2.38，介于较健康与较不健康间，偏向于较健康；“价值取向”的平均值为2.13，介于较健康与较不健康间，偏向于较健康；“人生目的”的平均值为2.17，介于较健康与较不健康间，偏向于较健康；“人生意义”的平均值为3.00，介于较健康与较不健康间，偏向于较不健康；“权力评价”的平均值为2.29，介于较健康与较不健康间，偏向于较健康。

4.4.3.2 个体、公司职员等信念因素分析

由表4-84可知，此类群体的“个人信任”变量的平均值为1.41，介于健康与较健康间，偏向于健康；“教育作用”的平均值为1.10，介于健康与较健康间，偏向于健康；“个人机会”的平均值为1.76，介于健康与较健康间，偏向于较健康；“金钱评价”的平均值为2.07，介于较健康与较不健康间，偏向于较健康；“价值取向”的平均值为1.97，介于健康与较健康间，偏向于较健康；“人生目的”的平均值为1.80，介于健康与较健康间，偏向于较健康；“人生意义”的平均值为1.88，介于健康与较健康间，偏向于较健康；“权力评价”的平均值为2.03，介于较健康与较不健康间，偏向于较健康。

4.4.3.3 无业者信念因素分析

由表4-85可知，此类群体的“个人信任”变量的平均值为1.75，介于健康与较健康间，偏向于较健康；“教育作用”的平均值为1.43，介于健康与较健康间，偏向于健康；“个人机会”的平均值为2.21，介于较健康与较不健康间，偏向于较健康；“金钱评价”的平均值为2.56，介于较健康与较不健康间，偏向于较不健康；“价值取向”的平均值为2.90，介于较健康与较不健康间，偏向于较不健康；“人生目的”的平均值为2.52，介于较健康与较不健康间，偏向于较不健康；“人生意义”的平均值为3.15，介于较不健康与不健康间，偏向于较不健康；“权力评价”的平均值为2.33，介于较健康与较不健康间，偏向于较健康。此类群体的信念在总体上与主流信念存在着诸多差别，偏常行为较为突出。尤其在“价值取向”与“人生意义”上几乎是与主流信念完全相对立。

4.4.3.4 新型合成毒品滥用者信念偏常分析

为了更好地进行对比，特将“high”妹、公司职员等、无业者的每一偏常信念平均值列表如下：

变成折线图为：

由表4-86、图4-7可知，三类新型合成毒品滥用者群体信念除“high”妹群体在“个人信任”、公司职员等群体在“教育作用”这两个项目上属正常外，大部分都存在偏差。其中，公司职员等滥用群体的信念基本上处于一种健康与较健康的状况中，与主流文化信念、价值等基本相一致。

“high”妹滥用群体主要是在“个人机会”“人生意义”两个项目上与主流文化冲突较大，即对“只要努力，每个人都会有前途的”的认同程度非常低，而对“人生毫无意义，人生就是痛苦、悲剧”的认同程度较高。究其原因，一是此类群体多为农村女性弱势群体，长期的城乡二元格局、地区发展不平衡等因素的影响，使其经常处于一种没有机会或机会缺失、发展十分困难的状态，从而导致对个人机会的不认同。二是此类群体大都来自较为偏僻、生产发展较为落后的地区，文化教育水平落后，家庭经济十分困难，且长期处于一种封闭或半封闭的生存环境，适应社会的能力极差，来到城镇后，无法适应社会，也无法把握较好的机会。在访谈中，一个“high”妹说：“我打心里不想干这个，可又不知道我到底能干什么，外面又需要我去干什么？我想办法去找机会，但都没有机会，来这里似乎是我唯一的机会。”三是此类群体长期处于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环境中，那种一掷千金、极度奢靡的生活与先前农村的那种艰辛、贫困形成巨大的反差。加之与顾客之间处于一种互不信任、逢场作戏的状态，过多的谎言与欺骗使其往往是“看破红尘”，将人生理解为不是痛苦就是悲剧。

无业者滥用新型合成毒品群体的信念除“个人信任”“教育作用”“个人机会”“权力评价”4个变量处于一种较为健康状态外，其他4个变量即“金钱评价”“价值取向”“人生目的”“人生意义”都处于一种较不健康的状态中，此类群体的信念在总体上与主流信念存在着诸多差别，偏常行为较为突出。尤其在价值取向与人生意义上几乎是与主流信念完全相对立，与社会的主流信念极不协调。且群体规模较大，样本数81份，约占总样本169份的一半，尤其应值得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