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拿到驾照那年，我开始在北京以北的农村寻找第二个家。空房子不难找到——有时候，我一连走过好几个被人遗弃的村庄。这样的村庄散落在燕山麓，紧挨着长城。这些地方一直很难种植庄稼，人们对外出务工的诱惑几乎难以抗拒。在有些地方，人们似乎离去得十分匆忙。石磨翻覆在地，泥土地板上散落着垃圾，房屋只剩下框架，与沉寂的墓碑比肩而立。土墙已经开始剥落——这些房子比明代的防御工事还要衰落破败。每当我看见这些空荡荡的村落，就会对自己说：来晚了。

我希望找到一个这样的地方，人们依旧在耕田种地，他们的生活节奏与农田时令合拍。在我的内心，隐隐约约有一种想法，想过那种隐居式的作家生活——从城市生活中悄悄地躲开，把手中的工作暂时放下来。有一阵子，我到密云水库那边靠近河北的地方搜寻过，那一带的道路仍旧是土路，路上跑的车子多是拖拉机。我有时开车过去，有时走路过去，都带着帐篷和睡袋。我靠着《中国地图》，沿长城的垛口标志在那些小路上穿梭着。

2002年春季的一天早晨，我和同在乡下寻找住处的美国朋友郭眯眯一起开着车出发了。我们走过了北京平原北边的小城怀柔，然后进入了燕山的山麓。在一处偏远的路段，我们顺路搭上了一个人。这老头穿着部队的制式服装，刚赶完集，正要回家。我们问他，那一带哪个地方的长城最壮观，他丝毫犹豫都没有。

“天华洞，”他回答道，“你们去那儿看看吧。”

那个地方因为石灰石悬崖上的一道裂缝而得名。当地人把它变成了神龛——里边摆着两尊佛像、一个装满香灰的香炉、一只盛着烂水果的盘子。在洞的上方，有一段长城，沿着山脊向上延伸到山顶，连接着一个巨大的烽火台。这里是北京以北的第一列山脉，在平原上拔地而起，海拔高度达到了九百多米。从烽火台那里看去，四周的景色简直令人惊叹不已：一边是薄雾弥漫的田野，另一边则是蓝灰色的层峦叠嶂。但是，吸引住我视线的，是西北方向上那一溜建筑物。这一溜建筑物位于一座小山丘上，完全与世隔绝——方圆几公里之内都看不见别的居民点。

我们从长城上走下来，上了车子，在一条土路的尽头找到了那个村庄。那个地方叫作三岔。一个小时之内，几个当地人引领着我们看了两处空房。月底，我们签订合同，把其中一处租了下来。那所房子有三个房间，一个烧柴的土炕，几面土墙上糊着过期的《人民日报》。边上有一间厕所。房子有电，还有电话线，水是直接从山上引下来的泉水。每个月的租金是三百六十元——我们一人付一半。门前是一大块用来碾晒庄稼的土坝，从这里可以看到长城。从谷底顺着长城爬上坡去，便是砖砌的烽火台，它再顺着起伏的群山蜿蜒前行，直到消失在西边的地平线上——向西便是黄土高原、鄂尔多斯沙漠和河西走廊。过去，每当看见长城，我就禁不住想要前来参观游览。而现在，我从三岔就能看见它。于是，我对自己说：这就是我想住的地方。

三岔从来就是一个小村子。近几年，这个村子的规模变得更小了。20世纪70年代，村子有三百来口人，目前还剩不到一百五十人留守。尽管位于山坡上的上村——也就是那条弯弯曲曲的土路的尽头——也有几栋房子，而且我们就是在这里租到了房子，但多数人居住在下村。政府把上半部分称作“水泉沟”，当地人则把整个地方都叫作三岔——他们并没有对这两部分加以区分。几十年来，这个地方一直处于衰败状态。“文化大革命”期间，当地的佛教寺庙被毁掉了，一起遭到损毁的，还有散落在群山之间的小佛龛，却一直没有人愿意把它们重建起来。20世纪90年代初期，这儿的一所学校关闭了。村民们都没有买车，也不用手机。没有餐馆，没有商店——想找个花钱的地方都没有。每隔一两天，会有个小贩开着敞篷货车从沟里上到这里来，车上装着大米、面条、肉，以及其他简单的日常用品。到了秋天，另外有卡车开上来收购村民们手里收获的东西。在上村，所有车辆都停靠在那条死胡同土路的尽头，那里进行了拓宽，用于停车。那块土坝子代表了当地的全部经济活动——完全是一种停车场经济。

当地居民的年收入在两千元左右。这点收入差不多全来自果园：山中生长的核桃、板栗、杏仁等。他们把这些坚果全都卖了，栽种的其他东西则当作食物。人们养鸡，喂猪，种着玉米、大豆，还有蔬菜。周围这一带极其干燥，水稻种不出来，连小麦的长势都很差。偶尔，如果某位村民运气好，在山上还能逮到獾或者野鸡。附近还有野猪——长着长长的獠牙，厚厚的皮毛。

北京离这儿不算太远，车程只有一两个小时。可在那个时候，城里人很少到乡下来游玩。汽车数量已经开始迅速增加——2001年，北京市新发放了三十多万本驾照，比前一年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但人们很少长距离地开车游乐。有时候，有一两个人开着车冒险来到了通往三岔的小路。有时候，一群正儿八经的徒步旅行者会来这里，攀爬那段尚未修复的长城。不过，就多数周末而言，我和眯眯是这个村子里唯一的外来者。村民们对我们还不太了解——他们只知道，我是个作家，在中国生活了多年，而眯眯是个美籍华人摄影师。但在那之前，并没有先例，没有哪个城里的年轻人愿意来农村打发时间。几个邻居常常会走过来，想好好地看看我们。跟中国的农村人一样，他们进屋之前懒得敲门。他们会把我们那碾晒庄稼的坝子巡视一番，往每个窗子里面瞟上一眼，并且把我们带来的行李捣鼓一番。有时候，我走到土路尽头的停车场，看见两三个村民正在围观我从城里租来的小轿车。他们的眼神里满是慈祥：表情平静，双手背在身后，低着头似在祈祷着什么——仿佛对着捷达轿车肃然起敬。

有一次，我一个人去村子里。我正坐在桌子边上写作的时候，感觉有人在观察着我。我转过头，差点叫出声来——屋子里竟然站着一个人。那也是个邻居，是个六十多岁的白发老头儿。他脚上穿着布鞋，因此，进来的时候一点声音也没有。他的脸上带着微微的笑容，以及人们看电视时那种茫然的眼神——即便我转过头来，他的眼睛仍然没有眨一下。那是中国人盯着别人看的时候，眼神里难得一见的优雅：如果某个人正在盯着你看，又被你察觉了，他从来不会不好意思地扭头看别处，对于这样公然表现出来的好奇心，你不得不表示佩服。一时间，我们两个人谁也没有开口说话。

“嗨，”最终还是我开了口。

“嗨，”他也应了一声。

“吃饭了吗？”我问道。这是中国打招呼的惯常用语，不需要进行回答。

“你吃了没有？”他也问道。“你们国家现在几点了？”

“现在是晚上，”我说，“有十二个小时的时差。”

他笑了笑——乡下人对时区这个东西总是非常入迷。又停了一下，他指了指当头的那个房间。“你这儿有一铺炕，”他说道。

“是的。”

“有一张桌子，”他说。我站起身来，领着他看了看屋子的情况，他全程都在做着结论，以示批准。（“这是厨房。这是灶，这是饭桌。”）事实上，从搬进来到现在，我和眯眯都很少进到那些地方去。之前的住客是一对年轻夫妇，他们刚离开村子，进城打工去了，先前的装饰仍旧挂在墙上。这两个人一定是古装剧《还珠格格》的粉丝，因为他们在墙壁上挂了一张电视剧画报，画报上那些刚出道的小明星穿着清代的丝绸罩衣。还有一面墙上挂着一对双胞胎小男孩的大幅画像，这在农村是十分常见的装饰画，对新婚夫妇来说尤其如此。生双胞胎有点像买彩票中大奖——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这是唯一可以合法拥有两个孩子的一种方式。我这套房子原来住着的那对夫妇没有那么幸运，不过，他们还是生下了一个非常健康的小男孩，很多人要求的就只有这么多。其实就连那张画像上的双胞胎也不是真正的双胞胎：不过是把一张画像复印一份并反着放在一起而已。每天早上，当我醒来的时候，我所看到的是：被PS图像处理技术编辑过的无名小男孩画报，又被离乡进城打工的年轻夫妇丢弃在这里。

我没有把那张画报取下来，因为眯眯和我都决定，不改动那个房子的东西，至少在我们刚搬进来的时候不改动。地板是水泥地板，屋顶上还有小洞。在茅房里，两块石板中间留着个小缝隙，算是蹲坑。夜晚，我常常被墙壁里面的老鼠吵醒。每当月圆的时候，这些家伙尤其活跃。在那样的夜晚，我能够听见它们把核桃滚到屋顶的秘密仓库藏起来。不过，眯眯和我都不想显出一副阔老外的架势，所以，我们让屋子里的所有东西都保持着原样。那也是我们订好的计划：保持低调。因此，当那条死胡同小路上第一次出现警车的时候，我们俩着实吃了一惊。

两位警官穿着制服。他们从最近的沙屿派出所赶过来，那个村子稍大一些，位于十来公里之外的一个山沟里。警察一般不会到如此偏僻的小地方来，除非有什么麻烦事，而且这两位警官非常清楚该往哪个方向走——径直地朝着我们的房子走过来。他们提出要查看我们的护照，还记下了我们在北京市的住址。然后，其中一个人向我们公布了坏消息。

“你们不能留在这里过夜，”那位警官说道，“白天来没事，但晚上你们一定要回北京去。”

“为什么晚上我们不能留在这里呢？”眯眯问道。

“为了你们的安全着想。”

“可是这里非常安全啊。这里比北京还要安全。”

“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那人说道，“万一出了什么事，那就是我们的责任。”

两位警官很友善，但也很固执。于是，那天晚上，我们离开了小村子。我们第二次来的时候，事情还是这样。我们的房租是通过当地人魏子淇经手的，他后来给我们解释了原因。每次，我们一到三岔，其中一个邻居就把警察招来了。

“还记得你们第一次来这里吗？”魏子淇问。“你们看了两家人的房子：这一套，还有另外那个人的一套。就是他通知了警察。”

“他为什么要那么做？”

“因为你们没有租他们的房子，”魏子淇说，“他很生气。”

我们住的那个地方，村民们多是亲戚，那位告密者跟魏子淇一个姓：他们是同一个曾祖父的后代。不过，关系并不太亲近。我问魏子淇，那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他马上就反应过来了。“我给你举个例子，”他说，“在山上，有些树是不能砍来做柴烧的。即使树死了，也不能砍，这当然没有任何意义。所以，人们不管那么多。但有时候，那个家伙就会打电话给警察报告这样的事情。他就是那种人，爱找麻烦。”

那还是我第一次听人描述一个人的时候，说起柴火这类事儿，可这样的人谁没有碰到过呢？的确，我们跟他打了几次交道就觉得该对此人保持警惕。他四十好几，那张脸本来很好看，但他盯着你看的眼神让人感到有些局促不安。他的眼神里有算计的成分——不像别的村民那样公然表示出好奇。尽管有时候听到他粗声粗气地跟他老婆说话，但多数时间我都看见只有他独自一人。他老婆有些焦虑不安，还带着一点神经质。每次我在村里的小路上遇到她，她都要挤出一丝不自然的笑容，结结巴巴地说得很快，我根本就听不懂她到底在说什么。其他村民告诉我，她脑子有病。还有村民觉得，她是被鬼魂缠上了。一天晚上，我一个人呆在屋子里，突然听到外面有响声，便出去查看。在晒坝边上，有什么东西在暗处弄出攽攽怌怌的响声。我打开手电一看，正是那个女人。她在那里叽里呱啦、语无伦次地说着什么，然后急匆匆地消失在黑夜里。别人都没有那样的反应——他们如果想来看我，直接过来盯着我看就是了。那天夜里，我躺在床上，难以入睡，只得聆听着外面树林里的风声。从那以后，我在家门附近再也没有看见过那个女人。

我们本来也可以从她丈夫那儿租房子，那可能也是解决问题的最简单的办法。他的房子非常糟糕，地板是泥土筑成的，墙壁被烟熏火燎过。不过，租金很低，我们本来可以把钱给他，然后让房子空着都行。不过，那样似乎就开了个很不好的先例，只会让我们跟邻居之间有做不完的买卖。我和眯眯把那人叫作搅屎棍：他总把村里的事情搅得一团糟。于是，他把沟那边的警察招引了过来。接下来的一年时间里，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去赢得那些警察的信任。我们经常到那边的派出所去坐一坐，有时还给他们一些小礼物——中秋节的时候给他们几个月饼，春节的时候给他们买点水果，带几条香烟。眯眯的父母住在北京，开着车把他们的头儿，还有另外几位领导拉出去好好地吃了一顿午饭。我跟一个律师朋友说起过这件事，他给我看了报纸上的一篇文章。文章说，外国人只要到当地登个记，就可以到乡下居住。我把这事给其中一个警官讲了，后来就形成了一项制度，只要我们每次去之前通知他们一声，他们就同意我们在那里住下来。最终，事情就是这么个样子——我们定下双重保证，保证遵守所有的规章制度。中国的警察有时候也许有些粗野，但实际上，他们跟这个国家所有的人一样，讲求实用主义。多数情况下，他们的主要目的，就是不要让自己承担任何责任。一连几个月，那根搅屎棍总要给警察打电话，但是到后来，警察们终于告诉他，不要再做无用功了。

一开始，我对这个村子的了解，完全是通过魏子淇。尽管房子不是他的，可房租的事情还是他帮我们搞好的。房主是他的侄子，两口子已经搬到城里去住了。魏子淇那一代留在三岔村的没有几个，他便是其中之一——二三十岁的人差不多都离开村子了。这帮人从小生活在贫困的农村，到他们长大成人的时候，亲眼看见了改革开放给城市带来的巨大变化。因此，让他们选择离去，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情。魏子淇告诉我，他的家里原来很穷，经常要吃榆树皮——村民把那玩意儿跟玉米混在一起，做成面条。

1987年，读完高中之后，魏子淇跟他的同学一起离开了三岔。他在北京郊区的一家工厂找了个活儿，是在流水线上生产电视机所需要的电容器。一年之后，他转到了另外一家工厂，生产纸板箱。然而，他从来没有喜欢过工厂里的这些工作，也看不到干这些活有什么前途。“每天都做同样的事情，”他曾经对我说过，“如果你进了厂，就站在流水线上的同一个位置，一点变化也没有。”魏子淇天生聪明，但受到的正规教育极其有限，对他这样背景的农村人来说，面临的选择少得可怜。如果他是个女人，机会可能会好很多——在中国，稍微精明一点的女人，哪怕读的书很少，也常常可以做做会计或者秘书。在工厂里，如果从这些位置上干起，她们也能一步一步地升上去。但是，对于读书不多的男性来说，除了流水线，基本上没有别的选择。他们常常在建筑工地上打工，或者去当保安。后来，魏子淇到另外一家工厂当上了保安。可是，过了一两年，他觉得干这个工作对他来说没有任何出路。

也许，身体条件也限制了他。在中国的工厂里打工，外型很重要，尤其那些在文化程度上要求不高的工种更是如此。招聘工人的时候，他们常常要求应聘者达到一定的身高要求：稍微好一点的公司要求应聘保安的人员身高至少达到一米七。魏子淇的身高只有一米六七，脸上有着农民那种粗糙的皮肤。他的胸部很粗壮，两腿粗短有力，双手因做农活而满布伤疤。他看起来就是属于三岔这个地方的人，这也是他最后回归的地方。1996年，在城里打了九年工之后，他回到村子，分到了其他外出务工人员留下的土地使用权。他弄了两百来棵核桃树和板栗树，在小山包上还分散种着一片杏子林。他有老婆孩子，还要照料一个弱智的哥哥。他们家的收入不算多也不算少：一家四口每年有一万六千来块钱。我和眯眯的到来并没有给他带来额外的收入，因为租金全都交给了他那住在城里的侄儿。

魏子淇儿时的伙伴差不多都外出了。他曾经上过的那所学校已经关闭，从前的十一个同学里，还有三个住在村子里。他那几个身强力壮的手足们——两个哥哥、两个姐姐——都已经离开了村子。他走的路有些不同寻常，但他不把这看成是退缩。在他的心目中，他所在那个村子的命运还没有走到尽头。他相信，终有一天，留下来肯定会有好处。他还梦想着，除了种庄稼，可以干点别的什么事情。每次他去最近的城市——怀柔——探访那些搬到那里居住的亲戚的时候，他都要留意，看能不能找到什么经商的点子。

在怀柔这样的小城镇，到处都有经商的可能，因为这儿的很多创业者最初都来自乡下。大街上，有人散发传单，鼓吹着一个个直销方案。建筑物的墙壁上喷涂着各式各样的广告，内容有培训课程、上门直销产品、一夜致富秘诀等。即便是电视节目，也给他提供了一些经商点子。他每次去怀柔的时候，都要去找那些亲戚，因为他们的家里安装了闭路电视，而他尤其喜欢中央电视台的第七频道。其中有些节目是专为满足那些弃农经商的观众的需要，经常会讲述一些农村人创业成功的实例。有一天晚上，在怀柔，魏子淇碰巧看了中央电视台第七频道关于养殖水蛭的一个节目。节目主持人采访了几个河北农民，他们把养殖出来的水蛭卖给了中药加工厂，用来治疗麻痹和瘫痪。据估计，那几个水蛭养殖户一年赚了两万四千多元钱。看了节目后，魏子淇给电视台打去了电话，要求提供更进一步的信息资料。

2002年，他第一次作出了经商的打算。他去怀柔参观了三个养殖水蛭获得成功的农户，然后从他的侄儿和邻居那里找到了投资的本钱。他们三个人一共筹到了四千五百元钱。魏子淇拿出一部分资金，在他的房子边上修了一个小水泥池子，然后便一个人去了通县。这次旅行也是他迄今为止走得最远的地方：一共坐了四个小时的公共汽车。通县有一个水蛭养殖场，魏子淇参观了那个地方，然后花两千元钱购买了两千条水蛭幼苗。他把这些幼苗装在两只大水桶里，坐长途汽车回到了家。

那个月，无论我什么时候到村子里去，魏子淇都在忙着管护那些水蛭幼苗。他捣鼓着水泥池子，搅动着里面的水，查看那些幼小的生命。那些小生命十分细小，看上去就像书法家们使用的毛笔尖儿。一开始，它们聚集在池水的上面。每一天，魏子淇都要用新鲜的鸡血、羊血或者猪血喂养它们。他对我说，打算今后把这些东西卖到安国县的中药厂。可是，两个星期之后，池子里的那些毛笔尖开始减少了。他拿不太准那是怎么一回事：也许是温度太低，也可能是水池太深。但是，没过多久，所有的小生命都死了，投资的本钱也没了，那也是魏子淇这个水蛭养殖户职业生涯的终点。

水蛭之后，是安利。安利这个公司，在中国，尤其在小城市的知名度越来越高，怀柔有个人给了他几张广告传单。一段时间里，他正儿八经地考虑过这个问题。过了一阵，他觉得他们那个村子太小了，实在没法做直销。很快，他又对一家自称为Worldnet（“互联网基金”）的中国公司产生了兴趣。魏子淇在城市里得到了几张广告单，他给我看了其中的一页，问我是怎么想的。我跟他说了实话：那玩意看起来就是个不折不扣的金字塔传销骗局。

不过，他慢慢地谈到了旅游业。他知道，北京那些买了车的人不怎么跑到乡下来打发时间，但偶尔也有一些人来到长城的八达岭和慕田峪这样的旅游地段进行参观。他觉得，随着这些驾驶员的辐射传递信息，更多的人会来此进行探险活动，人们终究会来到三岔这样较为偏僻的地方。在他看来，村子里应该开发出具有自身特色的东西来。于是，他在空闲时间里把各种可能的特征都做了记录。他把这些东西写在一个练习本上，还给这些东西取了个名字——消息。这样的消息主要是一些关键的数据，例如海拔高度和温度变化幅度。他还列出了当地的一些标志性景点：龙头山、鹰嘴岩等。魏子淇对当地的长城和行走的路线进行了简单绘制。我很少遇到哪个中国人如此专注于对周围环境的查勘，这在乡下尤为罕见。除此之外，唯一的一次是我在山西省界处遇到的那个地图绘制者，那个姓陈的老人对当地的长城进行了一番研究。不过，魏子淇感兴趣的是生意，而不是历史。在其中一页纸上，他写满了可以用于开客栈的名字：

1.农家休闲花园

2.和平幸福山村

3.三岔农家乐园

4.甜水农家别墅

5.大自然山野农家别墅

6.三岔植物园

7.三岔大自然农家休闲乐园

8.自然生态休闲农家别墅

9.自然生态植物乐园

10.自然生态村

名单之后，他列出了经商计划的要点：

如果一家出一点点钱，我们的院子就可以接待游客了；如果有大老板投资我们的项目，就可以把全村改变成乐园，游客可以来这里旅游观光、欣赏自然风光、爬长城、吃农家饭、采摘山上的野果蔬菜。

不过，魏子淇看起来不大可能在三岔找得到商业伙伴。其他人都没有这样的兴趣，有这种抱负的人大多在很久以前就离开了村子。他的雄心壮志多少显得有些孤掌难鸣。不过我看得出来，我和眯眯从大城市来到这里，给了他不小的触动。我们能写能拍，这让他十分中意。他对于外面的世界的提问颇有深度，这在村子里并不多见。即便是十分常见的话题，比如美国的时区问题，如果由魏子淇提出来，会变得分外有趣。有一次，他在美国的时区问题上不住地问一些非常细微的问题。末了，我只好跟他这样说，如果你从北京飞到洛杉矶，由于国际日期变更线的缘故，到达洛杉矶的时间会早于你离开北京时的时间。一下子，这个人沉默了。他在一张纸上画了些竖直的线条，又画了一根横线把它们串起来。他十分费劲地琢磨着那幅图画，直到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那之后，我经常听到他给其他村民讲解北京飞往洛杉矶的事情。那些人似乎一个也听不明白——他们只是点点头，双眼露出迷惑的神色。

魏子淇也是三岔村读书最多的人。1998年，回到村里之后，他参加了法律函授课程的学习，因此收集了三十多本法律书籍，大多数都可以当作改革开放时代的法律指南：《经济法》、《国际法》、《中国宪法纵览》、《常用法律法规集成》等。这都是些新书，但也反映了中国农村地区的一种传统。早在17世纪，农村就有了印刷而成的书籍，稍微识点字的农民常常把这样的书籍当作指南，教会他们怎样写一些简单的法律文书。我和眯眯刚一打算租下那套房子，魏子淇就查询了一本叫作《现代经济合同》的书籍。那是一本廉价的平装书，书的封面是一面欧盟旗帜，叠加在香港的地平线上。以这本书为蓝本，魏子淇手写了一份合同，共有十一个条款，其中采用的全都是正规用语：“甲方向乙方提供的私有住房（含厨房）位于怀柔县渤海镇三岔村水泉沟。”合同指出，我们签订的那份协议“基于互利原则”。合同第六条规定，我们不得把房屋用于“储藏非法的易燃易爆物品”。

村子里没有几个人像魏子淇那样跑过一些地方。从这里到哪里都不容易，因为没有开到三岔的公共汽车；山路太陡，自行车又骑不了。如果当地的村民们要进城，他们得先步行走到五公里之外的东台，去坐小公共汽车。从那里开到怀柔需要四十五分钟，然后再坐一个小时的车才能进北京城。村里的好些村民还没有看到过自己的首都。村里有几位裹脚的老太太——她们属于上一代人中的极度不幸者，双脚从小就被毁掉了。一次，眯眯和我前去拜访一位裹脚的老太太。那位老太太已经八十二岁高龄，脱了鞋，正在炕上躺着。她穿了双薄薄的尼龙袜子，畸形的双脚清晰可见，几个脚趾紧紧地扣着脚底，宛如一个个愤怒的小拳头。她告诉我们，八十年间，她从未去过北京。我问她想不想去，她点了点头。

“但我去不成，”她说，“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晕车！”

最近，她吃了些晕动药，到怀柔去看了她的家人。那是她第一次去到有一定规模的地方，我问她有什么想法。“不错，”老太太这样说了一句，便再无下文。她生长的那个村子跟三岔隔着好几个山头，走路的话要一整天。我问她，三岔过去是什么样子，她直言不讳地跟我讲了起来。“这个地方没什么有趣的东西，”她说，“住在这样的大山里，并且还在一条深沟里——那可能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嘛？”唯一提得起老太太兴趣的话题是她的孩子们，以及他们的不是之处。她的孩子们都已经离开三岔进了城，很少回到这个地方来看看。现在的年轻人都那个样子！他们全都是些自私的家伙！没有人管我们这些老年人！类似的抱怨似乎使老太太感觉很幸福——她躺在炕上，支着畸形的双脚，嘴里谴责着年轻人不照顾老年人，脸上呈现出一片安详的神态。

有时候，三岔人如果要到很远的地方去，还得依靠双脚或者驴子。如果要往北去，更得如此。村子的名字就是“三个岔道”的意思，因为这个居民点位于三条向北发散的峡谷的交叉点。每一条峡谷里都有一条小路，直接通向山上的隘口：一条小路通往岔石口，另一条通往海字口，还有一条通往黄花镇路，这几条小路均跟一段废旧长城交叉而过。这段废旧长城采用巨大的天然卵石干砌而成，汉人在这个地段修建的防御工事没有用砖块和灰浆，其年代也不为人知。明代晚期的文献也仅仅把这一段长城称作“老长城”。在这几个隘口往北几公里的地方，也就是在海字口和岔石口峡谷里，还有一段石砌防御工事。这个地区曾经被布下一重重的防御体系——三条相互平行的长城之间的间距仅有八九公里。三岔处在正中间位置上，南面有一道长城，北面有两道长城。

在岔石口，也就是第二道防线过去，魏子淇有几个亲戚。有时候，他一大早就得出发，步行穿过那个隘口。如果要带的东西很多，就得准备一头驴子。傍晚时分，在结束了一天的写作任务之后，我常常会沿着那几条小路走上很长一段路。那是些岩石小路，在一片片果园之间蜿蜒穿行，沿途经过的几个居民点十分偏僻，早已没有了人烟。在通往海字口的路上有一个地方，这儿的人们已经离开了十多年，房屋的石砌基脚上长满了核桃树。几块磨石掩映在路边的杂草堆里——人们的劳作改变了这个地区的面貌，那几块磨石则是跟劳作相关的最后几件文物。

不过，在通往黄花镇关的路上，还住着一个人。在几条小路中，那条小路上走过的人最稀少。到了夏季，灌木生长起来之后，那个关口也很难找得到。到20世纪90年代，这个山谷里还有两处成片的房子。人们根据那儿的几家住户取了地名：一处叫作马家地界，另一处叫作李家地界。我刚搬来三岔的时候，李家地界已经没有人烟了——只有五六栋房子空荡荡地立在那里，纸糊的窗子已被撕破，在微风中上下摇曳。而在另一处居民点里，还住着一个名叫马玉发（音译）的老人。当地的干部给他在下面山谷里的养老院安排了一个房间，但马玉发不愿意去那里住。尽管这么大年纪了，他还在种地。他跟干部们讲，等他老得做不动了，就躺在炕上等死。

一天早晨，我沿着那条小路徒步行走，看见马玉发正在给他的驴子喂水。当时正是二月份，他穿得十分严实，借以御寒。他穿着黄色棉裤，一件缀满补丁的军用外套，以及经过反复纳线的棉布鞋。那身旧军服给人一种逃亡者的印象——一个在丛林里躲藏了几十年的士兵，懵然不知战争早已结束。可他的五官却长得非常标致，有两道又浓又黑的眉毛，只是跟当地出产的核桃一样起了皱纹。他告诉我，他已经七十多岁了。于是，我问他是哪一年出生的。

“那啥谁知道？”他鼻子里哼哼着说道。

他请我进屋去喝一杯茶，于是，我们穿过了马家地界上的那些废墟。他指给我看那两处石头砌成的基脚，上面长满了小灌木。“这里原来住的人都姓马，那边住的人都姓赵，”他说，“十年前就搬走了。”我们又走过一栋早已变成废墟的房子。“住在这儿的人也姓马，是我的叔叔。”马玉发哥哥家的房子依然挺立着，不过里面住的人也早已搬到了怀柔。大门旁边，放着一具手工做成的棺材。“他死了，就用这个来安葬。”马玉发说。

马玉发住的土墙房子只有两个房间，里面没有电话，也没有电冰箱。他跟我说，每一天，每一餐，他吃的都是玉米粥，还有面饼。“人年轻的时候要吃肉，老了就不用吃肉了。”他说。翻过山口，走上六公里的山路，就是海字口，那是离这里最近的商店。他上次赶着驴子去那儿是在十二月份，也就是两个多月前，他打算四月份再去一次。他需要的东西不多：一年也就去那么几次，买点玉米和面粉，秋天的时候赶去把核桃卖掉。除了出这几次门，他跟任何人都没有来往。他一年的收入也就一千六七百块钱。严格地说，他算是个北京居民——跟中国众多的城市一样，首都的辖区边界也一直延伸到了农村地区。在没有遇到马玉发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象过，在一千三百万人口的大城市里，竟然还有人过着这么孤苦伶仃的日子。

我们坐在炕上，喝着茶，他也讲起了他的过去。他还记得1949年共产党所取得的胜利，不过他说，那对他的生活影响不大。“我们实在是太穷了，胜不胜利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他说。他没有上过一天学，也不识字。他一直没有结婚。“没有人愿意嫁给生活在这个地方的人。”他说。他有一部收音机，一台电视机，还有一副不值几个钱的碟形天线。不过，他肯定没怎么看新闻。我问他，谁是中国最大的官儿，他想了想。

过了好一阵，他才说道：“胡耀邦是我们的领袖吧。”事实上，胡耀邦一直未能成为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尽管他在1981年升任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1987年，他辞去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一职。两年之后，他的逝世引发了学生的抗议活动。那些事件在当时也许震惊过全世界，可在马家地界上没有任何意义。

马玉发对时间问题尤其清醒。屋子里的墙壁上挂着三副挂历，其中两副有撕掉的纸页，显示着正确的日期。已经用过的那些纸页没有扔掉，他把那些小小的四方纸片整整齐齐地码放在一只盘子上。他还有一只闹钟，秒针走动的时候发出滴答的响声。我在炕上坐的时间越长，那只闹钟的滴答声就越让我感到不安。于是，我为那杯茶向他表示感谢，走出了屋子。外面，群山依旧静默无言——抬头看着辽阔无垠的天空，我心中感到无比的释然。

回到住所，从窗边的书桌看出去，我的视线越过山谷，看着那顺山坡往西伸展过去的万里长城。那也是我的归隐之地——只要我感觉想要逃避城市、逃避写作的时候，就会去那里。我喜欢聆听小村子里面的各种声音，村子如此静谧，每一种声音听起来都是那么清晰，那么独特。风吹得我房子外面的核桃树叶沙沙作响，偶尔还会传来驴子的嘶叫声。一天三次，早中晚各一次，村子里的大喇叭会定时响起。里面会播送一些本村的通知事项、县里的新闻、全国的大事，所有大大小小的事情糅杂在一起，党的话语在深深的沟谷里回荡着。小贩的卡车一到，我就会听见村民们聚集在小路尽头的临时集市上，叽叽喳喳地谈论着什么。除此之外，几乎没有别的声音了，连孩子们玩耍的声音也很难听到。

上村只有一个孩子。我的住屋四周总共有十五栋房子，不过有孩子的家庭基本上都搬走了。只有魏子淇和他的妻子曹春梅（音译）抚养了一个小男孩，名叫魏嘉。在我认识的人当中，他年纪最小，只有五岁——他的体重只有二十七斤，他的妈妈常常为他的身体焦躁不已，因为他太挑食了。不过，他这样瘦削的个子力气却很大，是我在城市的孩子身上很少见到的。从四岁开始，魏嘉就在村子里无拘无束地到处闲逛，连山上的小路也很熟悉。他的平衡性极好，还能无休止地打闹，好像从不感到疲倦似的。他从来没有哭过。好像是一个九岁小男孩的坚毅与机敏被挤进了一个三岁小男孩的身体里。所以，我总也无法抑制自己，要跟他追逐打闹一番，或者把他抛到空中又接住。他管我叫“魔鬼”——有一段时间，他的爸爸妈妈总要提醒他用恰当的称呼，表示对大人的尊敬。于是，我就成了他的“魔鬼叔叔”。

魏嘉经常到我的房子里来，如果我正在写作，我会叫他一个人安静地玩，不要打搅魔鬼叔叔。作为村子里唯一的孩子，他已经学会了自娱自乐。有时候，我连续写上一个小时，都忘了他还在我的屋子里。他没有玩具，于是，他会对周围碰巧找到的任何东西现编台词说上几句：一把生了锈的耙子，一只打破的盘子等。有一次，他在我那碾晒庄稼的坝子上独自玩了一个上午，把那辆旧了的独轮车翻出来，又找来几个空啤酒瓶子，假装在那儿驾驶小贩卡车。眯眯和我带着朋友来到村子里的时候，他们会把一些玩具当作礼物送给魏嘉。“简直是浪费，”有一次，他爸爸这样说道，“他只会往坏了整。”那是实话——小男孩对真正的玩具显得很生疏，无一例外都把它们整坏了。每当他得到一件玩具时，他会站在上面拼命踩，或者把某个部件使劲扭动，直到“啪”的一声坏掉。玩具被整坏之后，他好像一点也不着急：对魏嘉来说，玩具就是一种不具有持久性的资源。如果运气好，碰巧得到一件玩具，那就应该趁早享用。

小男孩的脸滚圆滚圆的。他有一头黝黑的短发，一双细小的眼睛，一笑起来就会熠熠生辉。他那两只耳朵长得很奇妙——这也是中国小男孩身上最招人喜爱的特点，他们的双耳向外伸出，使他们具有了一直受到惊扰的表情。魏嘉的父母亲的长相都说不上好看，但这个小孩子却长得很帅。有时候，如果我想要惹一惹眯眯，我就会把他拿来夸奖一番。

“魏嘉长得太好看了，”我会这么说。

“很丑啊，”他的妈妈会马上接过话头。

“他很聪明啊。”

“很笨，”她说，“一点都不聪明。”

“算了吧，”听到这里，眯眯会用英语这样说道，不过，我还是继续夸奖他：“小孩真乖！”

“一点都不乖。”

在乡下，做父母的有个习惯，就是尽量不替孩子说奉承话。因此，他妈妈的那种反应几乎是不由自主的——就像用橡皮槌敲击膝盖那样。她不想宠着小孩，不过，也有点出于中国人的迷信心理，那就是“满招损”。我唯一听到魏嘉的父母给他的夸奖是一个形容词：老实。字典上对这个词语的解释是“诚实”，不过要准确地翻译出来却并不容易。这个词有“听话”的意思，也有乡下人特有的懂得礼数。“魏嘉很老实，”他的爸爸妈妈会这样说，那就是他们非常近乎于表扬的话语了。

2002年秋天，小男孩该上幼儿园了。他要去读书的学校远在三十公里之外，那也是他妈妈从小长大的小村庄。只有到了周末，他才能回家。在中国的农村，因为交通不便，很小的小孩子在学校寄宿的现象比较普遍。魏嘉要去上学的头一天，我和眯眯从北京赶了过来，这样第二天我们才能够开车把他送到学校去。那天晚上，我们跟他们一家人在一起吃晚饭。“感到激动吗？”我问他。

魏嘉正在吃饭，头都没有抬起来。

“回答魔鬼叔叔的话，”他的妈妈严厉地说。一般而言，这个小男孩比较健谈，说起话来叽里呱啦的，没几个人听得懂。但今天晚上，他一言不发——只是坐在那里，盯着面前的饭碗。我知道，他从来没有离开过他那个小村子。

“没事儿，”我说，“他不想回答就算了。”

我们吃完了饭，魏嘉的父母开始给他收拾上学要穿的新衣服，还有新书包。他默默地上了床。那晚，他对于开学的事情一个字也不愿意提起。

据大家所知，这个小孩是魏家在三岔生活的第六代。在上村，基本上所有的男性居民都姓魏，而且这些姓魏的人之间都有这样或者那样的亲缘关系。而女人们的姓氏则是各式各样的——姓曹的、姓李的、姓赵的、姓韩的、姓袁的——而且多数在北京附近的其他村子里长大。在中国的农村地区，这是一种传统：男人继承一个家庭传下来的土地，女人则娶自外村。

没有人说得清楚，这个村子最初是如何形成的。在过去，多数居民都是文盲。因此，在三岔村很少有什么历史资料留下来。已知的最古老的文字位于村子之上三百多米高的地方，那儿的一段长城上，镶嵌有一块刻着文字的石板。在靠近三岔的三段长城中，这一段最为雄伟壮观，也是当地唯一的一段用砖块和凿石砌成的长城。原来，很多段砖砌的防御工事上都可以找到刻有文字的石板，可绝大多数要么被拆掉，要么被毁掉。时至今日，北京地区的长城上，这样的石板仅存不到二十块。三岔村上面的这块石板之所以保存下来，纯粹是因为偏远的缘故——从村子到那个地方，得辛辛苦苦地走上两个小时的路程。石板上的文字记载表明，公元1615年，两千四百名士兵修筑的这段长城刚好是五十八丈零五寸长。这块石板反映了明朝官方记录的精确性，因为“寸”是一种很小的计量单位，只有三厘米多点。换算成英制的话，1615年的这项建筑工程长达六百三十六英尺，满打满算需要三个月的工期才能完成。修墙的士兵则来自东部的山东省。

有些村民相信，他们便是这些士兵们的后裔。另外的人则跟我讲了完全不同的故事：清朝初年，发生了一起刺杀皇帝未遂的阴谋，一班遭到追捕的人马逃到了大山里面。他们在这附近的三个岔口之一安顿了下来，建立起了村落，后来便形成了三岔村。不过，还有一个故事，跟一个姓闫的皇后有关。因为渴望乡下美景，闫皇后坐着轿子从紫禁城一路往北。走到这儿的大山跟前，闫皇后对这趟旅程十分满意，便把这片土地赏给了抬轿子的人。为了纪念她，轿夫们全部改姓了颜。直至今天，下村还有很多闫姓人家。

所有这些故事听起来既熟悉又让人生疑——跟村民们喜欢观看的历史肥皂剧有着惊人的共同点。这些肥皂剧以宫廷轶事和详尽的情节展现最为擅长，它也因此成为了中国农民们学习了解历史的一种方式。尽管我很怀疑这个地方是否真有未遂刺客或者轿夫来此居住过，但三岔的村民们还是非常自然地把类似的故事传说跟自己的村子挂起钩来。三岔村也不可能是修建长城的士兵建立的。在明朝，士兵们在完成建筑之后，一般都要回到自己的老家。

关于家族起源，魏子淇另有一套理论，听起来更为合理些。他之前听说过，他的先祖们是在19世纪晚期因为饥荒从山西省的黄土高原那边逃过来的。不过，他也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而且，他没有看见过魏家的家谱——也就是中国人用来记录谱系的那种本子。有些类似的历史文献可以追溯到几百年前，很多人在“文革”期间都把这样的本子藏了起来，因为那场政治运动针对的就是这种封建遗存。在三岔，魏家的家谱躲过了那场浩劫，可它在改革开放年代竟遭遇了迥然不同的命运：落入了搅屎棍之手。

“他不拿给任何人看，”魏子淇说，“我们甚至不知道他到底把它放在哪儿了。他把它藏起来了。”

我问他，那个人打算拿那本家谱怎么办。

“什么也不干，”魏子淇说，“对他来说，没有任何好处。反正他就是不让别人看。”

魏子淇本人的家族史现在仅停留在先祖曾经签过字的几张破旧地契上。不过，这些文书早已没有了法律约束力。对魏子淇来说，这些契约只是令他有些好奇而已。他很少谈起他的先祖，乃至他的父母亲。跟大多数村民一样，他对历史不怎么在意。他告诉我，他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三岔村没有一个人对明代废墟哪怕有一点点兴趣。当地人甚至都不把它称作长城——那个时候，他们把它叫作“边墙”，边界上的墙嘛，这个词语在明朝时期倒是十分常用。魏子淇跟别的孩子一道，在为边墙烧砖的砖窑废墟里玩耍。孩子们时不时会找到一些完好无损的砖块或者其他文物，可村子后来扩大了，人们便在砖窑之上修建了房子。20世纪70年代，三岔的村民们拆毁了耸立在村中一条大道上的一道城门。他们把那些大石块用来修了地基，或者修建道路。现在，大家对当时的破坏行为感到有些后悔，因为他们相信，这道城门也许会吸引来游客。

跟城里人一样，他们现在也把它称作长城了。偶尔，他们还会跑到那些废墟上周游一番。如果发现了什么有趣的东西，他们会把它取回来放到家里。几年下来，魏子淇收集到了两具明代信号炮。那只是两个极其简陋的石雕炮管，一头有开口，跟一个大花盆的大小差不多。在它的底部有一个凹孔，用来点引信。在过去，士兵们往里面填上火药，点燃引信，通过发声来传递信号。我在村子里居住的时候，从没有看见过魏子淇对那几件有四百年历史的文物有过什么特别的兴趣，而且就把那些玩意儿摆放在一个积满灰尘的架子上。有一次，他漫不经心地问我，愿不愿意把其中一具信号炮带回美国去。在他看来，没有必要为历史探索而历史探索——他的本能意识总是要朝前看。他喜欢研究法律，是因为法律有实用价值，他收集那些信息资料也是这个道理。他之所以为长城画下了一幅幅地图，是因为觉得，肯定有一种法子能让他从长城的旅游中赚钱。

全村唯一纪念过去的时间是一年一度的清明扫墓节。这个节日的意思是“清新明朗”，全中国上下都会在四月份的第一周内过这个节。在西南部的四川省，我曾经生活过两年时间，在那儿清明节也是一个家庭节日——整个家族去祖墓，供上祭品，然后一家人共同享用一顿既耗时又吵闹的野餐。不过，在三岔村，只有男人才能参加这样的活动。他们要在天明之前出发，肩上扛着铲子，爬上村后那陡峭的山坡。山腰有一块种着玉米的平地，平地的后面便是魏氏家族的墓地。这块墓地由一个个简陋的土堆构成，高约九十公分，没有文字标记。土堆呈整整齐齐的队形排列，一列土堆就是一代人。总共有四排——一百年来，这里的山坡上埋葬着魏家四代人。

我来三岔的第一年遇上的那个清明节，杏子树刚刚鲜花盛开，山坡上铺洒了一片白白的花瓣，宛如春天里的一场暴雪。早上6点30分，所有的男人都到齐了：魏子淇、搅屎棍、党支部书记的丈夫，以及住在下面山谷里的几个堂兄弟们。眯眯也跟着来了，因为她是外国人，关于女人的常用规则对她不起作用。没有小孩子——魏嘉太小，也就没有参加。有几个人是从城里面赶过来的，其中有个老年人名叫魏名和（音译），在几年前搬到了怀柔县城居住。他用铲子在父母的坟头上填了点土，然后在土堆前倒上了一杯包谷酒。“这个土堆代表的是一座房子，”他解释道，“我们这里有个传统，大家必须在太阳出来以前赶到这里。如果你在太阳出来前在坟头上填土，那就意味着，死者住的是瓦房。如果在太阳出来之前你还没有来得及填土，那他们就只得住草房了。”

每个人都开始为自己的直系亲属扫起墓来：父母、祖父母、伯伯叔叔们。有时候，他们会留下一些很特别的贡品，比如说，死者生前喜爱的一小瓶酒或者几包烟。接着，他们便顺着不同辈分的坟墓往前移动，仔细地拔去杂草，用铲子填上一点泥土。当他们走完一列回过头来的时候，已经对那些墓主人的身份拿不太准了。魏子淇觉得，其中一个土堆里埋葬着他的曾祖父，不过他吃不太准——里边也可能埋葬着他的另一个叔伯。走到最后几排，扫墓工作成了一项集体活儿：每个人都为每个土堆填了一点泥土，谁也不知道谁埋葬在哪里。到最后一列，还剩下一个土堆。我问魏子淇，那里埋的是什么人。

“老祖宗，”他说，“反正是个先人。”对这位最初的居民已经没有称谓，因为相关的细节随着家谱消失而找不到了。

那天下午，眯眯和我开着车把魏名和送到了他的家里。那位老人说，他现在已经很少回三岔了。他住在怀柔县城，也就是通往北京的公路边上的一溜砖墙房子。农民们搬到城里之后，常常住在这样的地方：几十栋一模一样的房子——修建得简陋，规划得糟糕——一列列地耸立在那里，只会让人想起工厂的厂房来。不过，我记住了魏名和说的话，要在日出之前填土——那是瓦房和草房的区别。先祖是抽象的，今天的抉择却是实际的，而那位老人已经做出了他自己的决定。关于怀柔，他说过一件事，那就是他终于用上了很好的供暖系统。

上学的第一天，魏嘉穿上了新的卡其裤子和红色的T恤衫。那身新衣服看上去有点紧，有点古怪——整整一个夏天，这小男孩都在村子里玩，只穿了一件脏兮兮的套头衫和一条短裤。作为开学礼物，我给他买了一个米老鼠背包，他的妈妈在里面放上了一个刚买来的铅笔盒。盒里只有一支铅笔，也是刚削好的。

小男孩依旧不太说话，只是静静地上了路。为了这个周末，眯眯找她父母借来了大众桑塔纳轿车，于是我们都上了车。我坐在前排，魏嘉则坐在我的膝盖上。他的爸爸妈妈上了后面的座位。坐在他们中间的，是傻子。

有一次，我问曹春梅，傻子的真名是什么，她甚至都不知道。傻子是魏子淇的大哥，生于1948年——是共产党执政的前一年，也是中国北方内战正酣的一年。那是个艰苦的岁月，也许是贫穷导致了傻子的弱智。最有可能的原因是，缺碘：如果孕妇不能摄入足量的碘，那她生下智力缺陷小孩的可能性就极大。目前，政府已经采取了措施，以保证农村地区广泛使用碘盐，类似的出生缺陷已经十分罕见了。不过，上一辈人中还是有一些智障人群，让人想起中国曾经经历过的贫困，而且我在驾车穿越中国的路上经常遇到这样的人。很多村庄都有那么一两个人存在智力上的缺陷，当地人普遍把这样的人称作“傻子”。

在三岔，傻子跟魏家人住在一起，魏家人保证他穿得暖吃得饱。他们只让他干一些非常简单的杂务：扫扫地、剥一剥核桃、到山路上去捡拾引火柴等等。但他没办法收割庄稼，也不能自己做饭。他既是个聋子，又是个哑巴。每当他想跟人交流的时候，就会扭曲着脸，脸上带着一种表情，仿佛他说话的能力在前一刻刚刚失去，而他正在全力挽留这种能力。不过，实际上他从来没有说过话。村民们对他扭曲的脸视而不见，而且也不用称呼大人的常用称谓来称呼他，比如，“叔叔”、“大哥”、“兄弟”等。在他们看来，他纯粹就是个傻子。尽管大家把他照料得很好，但却从来没有拿他当一个成年人来对待。魏嘉是唯一对他有点兴趣的人——他太小了，还不懂得他的叔叔是个智力障碍者。有时候，小男孩会和傻子一起玩，这时候，傻子的脸上洋溢着欢乐。我和眯眯经常跟他说话，跟他用眼神进行交流。可是，村民们很快就告诉我们，那样做没有任何意思。“他弄不懂你们在说什么，”魏子淇经常这样跟我说。

上学路上的第一天，傻子跟我们一起来了，我感到很惊讶。我问魏子淇，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没事儿，”他说，“我们只是去政府办公室办点小事儿。”

我们的车开出了村子，魏嘉向前靠着，两只手都放在了仪表板上。小男孩对汽车很有新奇感——他很少看见轿车，坐车更是难得的待遇。不过，这也是件很被动的事情：每当转弯的时候，我都感觉得到，魏嘉朝着挡风玻璃的方向挣脱着，他想看看弯道上到底有什么东西。爬山的时候，他朝前倾着；刹车的时候，他向后仰着。他真该坐在后座上——我知道，把他那样放在我膝盖上是不对的。不过，在中国的农村，没有人使用儿童座位，而如果把他用安全带捆绑在坐椅上，又可能损伤他的心脏。于是，我紧紧地抱着他，而眯眯把车开得极为小心，载着我们六个人朝着山下的怀沙河峡谷驶去。

已经开始采摘核桃了，一路上都是往地里赶的农民们。我们从几个农民身边驶过，他们拿着小棍子，约三米长，非常直。有人骑着自行车走在前往果园的路上，棍子平放在把手上，颇像格斗中的武士。他们用那样的棍子把核桃从树上打下来，路上满是核桃的外壳。那些核桃外壳在我们的车轮下一一破碎——我的又一次开着汽车忙收获。

在山谷里，我们看见了成群结队的孩子，他们穿着新衣服，正徒步朝着沟底走去。“看，他们也有书包哦，”曹春梅对魏嘉说，“跟你一样，他们也是去上学的。”

我们从一个农民身边开了过去，他的背上背着杀虫用的喷雾器。“他也背着书包上学去了，”我说道。

“那不是书包，”魏嘉立刻纠正道。那是我们离开村子以来，他说的第一句话。他的双手依然紧紧地撑着仪表板。有那么一会儿，我们都闻到了一股杀虫剂的气味，车子里飘荡着一股浓浓的甜味，不过很快就消失了。

到了渤海镇之后，魏子淇让眯眯把车停在镇政府办公室门口。眯眯把车开到了车道上之后，魏子淇才做了解释，为什么傻子跟我们一起来了。

“我们照料他，政府应该每个月付钱的，”魏子淇说，“那是有法律规定的。我问过三岔村的党支部书记，但她帮不了忙。因此，我们只有自己来这里了。我现在就要他们拿钱，如果他们不给，我就把傻子留在这里，直到他们愿意出钱为止。这是他们的责任嘛。”

“你要把他扔在镇政府的办公室？”眯眯问道。

“是的，”魏子淇回答说，“只有这样才能引起他们的重视。”

眯眯又问，每个月有多少钱。

“至少五十元，”魏子淇说。那点钱相当于六美元。

还没等我们明白过来，魏子淇已经把他的哥哥弄下车去了。他带着他哥哥穿过了院子，那里竖立着一幅巨大的雕塑。那是由一个金光闪闪的大钢球以及环绕着它的一条扭曲的带子构成，这样的形状跟中国各地的公共场所艺术品一样，十分抽象难懂。在三岔周围，每一个场镇都竖立着这样的雕塑，上面写着些标语，意在唤起大家对现代化和繁荣昌盛的意象。渤海镇挂着的标语是“世纪之星”。魏子淇领着他的哥哥走过那座扭曲的雕塑，进了大门。傻子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从早上上车开始，他就一直沉默寡言。

等待的过程中，魏嘉的手依旧撑着仪表板，显得很不耐烦。五分钟后，他的父亲出来了。只有他一个人。我们开着车继续往前走。

随着我们的车下到北京平原，沿途的庄稼种类开始发生了变化。这里种植的多是玉米和小麦，收获季节来得更早一些，核桃树的枝叶已经掉光。路边的村子规模更大了，也有了真正意义上的交通：有公共汽车，有小轿车，还有小型货车，也有了商店。一下子，到处都出现了词句——在这些比较大的村子，政府在墙砖上涂上了宣传计划生育的标语和口号。其中一条标语写道：“女儿也是传后人。”“计划生育，利国利民。”一般来说，我看到的标语多具有强制性，可这里的却基本上只有鼓励。在三岔，人们懒得刷上这样的标语——而那正是非常明确的信号，说明那个村子即将消亡。

事实上，如果有年轻人继续呆在三岔，他们也不一定只生一个孩子。一对夫妇如果第一胎生的是女孩，会允许再生一个小孩儿，但最多只能生两个。三岔村之所以有这项权利，是因为它非常偏僻，并且还因为大家有一种习惯上的愿望，需要有男丁帮着干农活儿。不过，如果你到北京平原的话，相隔不到十五六公里，这些规定就不同了，不管是哪种性别，每个家庭只能生一个孩子。

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具有很强的地域性，同地理位置和民族成分有很大的关系，这需要一个庞大的官僚系统来支撑它。在农村，我经常看见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事例。我在北方开车旅行进入甘肃省境内时，看见过一辆全新的依维柯厢式货车，侧面印着几个字：“计划生育服务车”。那辆车装配了警灯、大喇叭，以及天然气发电机。后门打开之后，可以看见一个水槽，两张病床。我跟那辆车的驾驶员攀谈起来，他告诉我，他们开着这样的车进入偏僻的农村地区，就地开展外科手术。当我问及最寻常的服务项目有哪些时，他老实地在我的记录本上写下了两个词语：“流产”和“结扎”。在那儿，家庭的人口数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民族成分：汉族家庭只能生一个孩子，城里的蒙古族家庭可以生两个，乡下的蒙古族家庭可以生三个孩子。

在三岔，如果第一胎是个女孩，可以生两个孩子，当然还有其他的例外情况。因为魏子淇夫妇要照料傻子，所以他们再生一个孩子也是符合法律规定的。不过魏子淇并不愿意多生，因为他觉得养两个孩子的花费很大。有这种愿望的中国人总会有这样的想法，在城市里更是如此，因为政府采取了非常有效的措施让人们相信，如果只生一个孩子，日子会幸福很多。城里的中国人很少抱怨这样的规章制度，而且他们对那些想方设法多生孩子的农村人常常嗤之以鼻。不过，这项政策产生了一个大家没有预料到的后果，那就是明显的性别失衡。精确的统计数据很难得到，因为很多农村人不愿意给自己的孩子进行登记。不过，据最可靠的数据显示，男女性别比为一百一十八比一百。就连政府也承认，这的确是件麻烦事——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报告，到2020年，婚龄男性人口将比婚龄女性人口多出三千万。到那个时候，魏嘉就满二十三岁了。

对中国的医生来说，告知孕妇所怀胎儿的性别是违法的，但是贿赂之事十分常见。一次，我陪魏子淇夫妇应约去怀柔看医生，其中有一间超声波室。设备上面有一个大大的中英文标识语。英文句子胡乱拼写在一堆，不过意思是很明了的：

BOYORGIRL

LETITBE

（生女生男，顺其自然）

我们把车停在了行营小学的后门附近。一个老师跟我们打了招呼，领着我们进了学校。魏嘉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他走进教室，在黑板边上停下脚步，突然大声说道：“这个地方一点都不好！”

小男孩的父母想抓住他，可他挣开他们，跑出了教室。他大哭着，向着轿车跑了过去。“我要回家！”他吼叫道，“我要回家！我不想在这里上学！”

他的妈妈跟着跑了出去，我们几个人则留在教室里踱着步。我得承认，魏嘉说的有一定道理——那是我在北京看到过的最糟糕的学校环境。天花板上有个大窟窿，教室里十分肮脏，窗子上安着铁条。黑板上满是剥落的油漆，划痕累累。墙壁上，用泡沫剪成的几只动物图形便是唯一的装饰物。图形剪得如此仓促粗糙，竟至于很难辨认出具体的形状来：变形的大象、扭曲的猴子、惨不忍睹的老鼠等。

其他孩子已经来到了教室，他们安安静静地坐在课桌后面，玩着拼装积木。一共有二十个孩子，可只有三个女孩。其中一个长得很乖巧，只有五岁，蓄着马尾辫，另一个则把头发剪得很短，像个男孩子。还有一个女孩儿个头很小，长着一双大大的黑眼睛。没过多久，老师对我们说，那是个弱智。这个词也是用来表示智障人士的，书面意思是“智力很弱”。老师给我们那么介绍的时候，那女孩抬起头来——很显然，对于别人当着她的面说起那个词，已经习以为常了。

教室外面，魏嘉站在轿车旁的泥地里。他哭得更起劲了，任谁想把他拉回到教室里面来，都要挣扎一番。先是他妈妈跟他说了些什么，接着爸爸又过去跟他说了些什么。一般情况下，魏子淇对他的儿子是很严厉的，可他似乎对儿子这一次的恐惧心理很是同情。“大家都要上学，”魏子淇轻言细语地说道，“我上过学，你妈妈也上过学。眯眯阿姨上过学，魔鬼叔叔也上过学。”

魔鬼叔叔上过学的事实对小男孩起不到丝毫安抚作用。学校的坝子上，每天例行的升旗仪式开始了：大喇叭轰鸣着，奏响了国歌，少先队员们戴着红领巾走上了操场。魏嘉因为恐惧而皱着脸，他从来没在一个地方看到过这么多小孩儿。至此，他收住了哭声——无论谁想把他拉回来，他都朝着轿车那边挣扎。

花了差不多四十五分钟的时间才使小男孩平静下来。最终，他爸爸把他抱进了教室，妈妈把他安顿在一张桌子边上坐了下来。其他孩子转过头来盯着他看——那个被叫作“弱智”的小女孩儿也转过头来，眼里充满着热情。魏嘉的胸膛依旧起伏着，他的脸上闪着泪珠。十分钟后，他又想冲到教室门外。不过，这一次我们几个人抓住了他。他又大哭起来，死劲地嘶叫了几声，然后就安静下来，显得也累了。他皱着额头——像一个老人那样皱着眉头，表示让步了。

我们尽可能悄无声息地离开了教室。我问魏子淇，厕所在什么地方。他让我出去的时候，就着学校坝子的围栏解决问题。我在杂草丛里撒尿的时候，能够听到孩子们的声音——说话声，笑闹声，背书声响成一片。回家的路上，没有了小男孩，没有了傻子，我们的车显得有些空荡。

那天，傻子两次从镇政府办公室跑了出来。第一次，他刚跑出大门，就被领导们抓了回来。第二次，他跑到了渤海镇上，领导们费了好些时间才追到他。

领导们给魏子淇打了电话，让他把他的哥哥接回去。魏子淇则提到了补助的事儿。双方都没有什么动作。那天下午稍晚的时候，领导们用一辆轿车把傻子送到了大山里。他们把他扔在了离三岔还有几公里远的地方。傻子从来没有一个人离家那么远过，可他竟然找到了回家的路——一定有某种本能驱使着他朝山上走了回来。

我是后来从魏子淇嘴里知道这事儿的。他说，他的哥哥又累又惊，不过没有其他问题，政府也没有人虐待过他。魏子淇似乎对这一系列的事情十分满意：在他看来，他已经成功地向政府的干部们表明了态度，他是正儿八经的，不是闹着玩儿的。政府的领导干部们最终答应把他的申请转交给县政府，也就是更高一级的政府部门。魏子淇相信，他拿到补助的机会是很大的。就他而言，这样的做法是最好的。有时候，有些政府官员不大愿意承担责任，为了催促他们，你只得采取一些冒犯之举。

我对这件事情则感到有些内疚，尽管我说不清楚我还能够怎么办。而且，当事情开场之后，当时的我并没有完全弄明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在中国，我常会有这种感觉。这个地方时不时地让我觉得自己的脑子好像一时转不过弯来。有时候，这样的木讷会给我带来一些好处，特别因为我是作家，更是如此。数年来，我已经学会了要有耐心。此外，也许我比在美国的时候思维更开放一些。但即便如此，我的反应仍然较慢，有时候事情都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了，还无法做出反应。不管怎么说，中国的生活是很复杂的。有时候，不管你的反应多么迅速，都找不到很好的解决之道。对此，大家常常会说：没办法。

我向来喜欢应对在中国生活时所面临的各种挑战。作为外国人，多少会有些孤独感，这对我也很有吸引力。村民们也接受了这一点——他们明白，我跟他们有所不同，很多时候我独自一人，他们也不在这个问题上对我评头论足。他们只会在一些大问题上感到好奇：人们常常问我，美国几点钟了；他们感兴趣的，是某样东西在美国值多少钱。对于我要吃或不吃的东西，他们总是问得很详细。可他们从不打探我在写些什么，或者我的私生活。因此，我在三岔住得非常舒服。村民们总说眯眯是我的老婆，我也懒得去纠正那种说法。事实上，我们只是在去乡下找房子之前短暂地约会过，之后便在租来的房子里像朋友那样生活。随着时间推移，我们都开始跟别人约会，可又继续同住着那套房子。有时候，我们也会带着新结交的伙伴来到三岔。村民们本来不应该那么毫不介意的——那就是他们的世界和我们的世界之间的距离。

傻子事件的一个星期后，我去三岔住了几天。傻子似乎一直在等着我：他站在那条路的尽头，对我咧着嘴大笑，算是跟我打了招呼，然后指了指我停着的那辆轿车。我从来没有看见他那么活跃过，他嘴里不住地嘟囔着什么，对着那辆车比划着。我明白，他是在讲述我们一起坐车下山的那件事。“我懂，”我对他说，“我记得。”我想跟他道个歉，希望能够让他知道，当初等我弄明白的时候，为时已晚了——没办法。不过，我找不到合适的办法向他表达我的歉意。傻子还在那里大大地比划着他的手势，他再次见到我，似乎十分激动。

十月国庆节，魏嘉迎来了第一个假期。中国所有的学校放假一周，小男孩也回到了村子。据他的老师报告，他对课堂仍然不太适应。用老师的话来说，他的“眼神很野，而且一直喜欢打打闹闹”。一开始，他的父母没太在意，可后来却在他的背部发现了一些青紫色的瘀斑。

村子里的人们开始收割庄稼了，魏子淇收割的庄稼加在一起有五百多斤重。他把收回来的玉米堆在屋子边上，魏嘉每天上午都要在这一堆黄色的玉米上面爬上爬下地玩儿。后来，他的母亲在他腿上发现了更多的瘀斑——青紫色的斑痕布满了他双腿的每一寸皮肤，已经开始发炎。魏嘉说他自己感觉没事，可他的脸色却开始显得没有血色。我和眯眯开着她家的车去了村子，我提出要带魏子淇和他的儿子去怀柔的医院看一看。

那天正好是国庆五十三周年的下午。到怀柔的路上，一路空荡荡的，我们找到县城的一家大医院，把车停了下来。进了医院，一位护士给我们开了张处方签，我们便去抽血化验。抽血化验的地方让我想起20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的地下酒吧：病人们把手伸进墙上凿出的一个空洞，在里面等着的，是一个连脸都看不见的技师，手里拿着一支针筒。一开始，魏嘉还有些抵触。但他的父亲严厉地吼了他一句：“老实点！”小男孩皱了皱眉头，但始终没有哭。然后，那位护士给了我们一份计算机打印的检验报告，说小孩子的血小板很低。我对那些技术术语听不大懂，而且又没有带词典。不过，我从护士的脸上看得出来，情况很严重。

“他的血小板数量只有一万七，”她说，“应该有十五万才对。”她建议我们马上去北京市里的儿童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

魏嘉是在市里面的一家医院出生的，这算得上是他第一次回到这座城市。通常，小男孩坐小车会显得很兴奋，沿途叽叽喳喳地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不过，他今天显得很平静。一进入儿童医院，我立马意识到，来这个地方真是个天大的错误。到处都是哭闹的小孩子，父母则跟在调皮的小孩后面追逐着，这样的情景看起来令人心烦意乱。魏子淇似乎被那一切镇住了，他一走进医院，就在门厅那儿停下了脚步。一个城里人从后面撞上了他，然后一边走一边压低嗓子骂了一句（“滚开点！”）。魏子淇穿了一条黄布裤子，上身是一件草绿色的公安制式背心。在城市里，他这身迷彩装束好像还真有点管用。人们用胳膊肘推挤着他，把他完全挤到了边上。他于是向医院的员工求援，可那些人只挥挥手就把他给支开了。他还不如隐身吧——如果你一身农民打扮就进了城，情况多半就是这个样子。

没有办法，我只好抱起魏嘉，向着信息咨询窗口走了过去。服务人员听得十分专心，回答了我提出的所有问题。当她看到这个小孩抱在一个老外手里，而不是一个农民手里，事情顿时便有了差异。那女人告诉我，该到什么地方查血。于是，我们交了费，跟在一群病人后面排队。血液检测站外面的墙壁上，有一副标语：

有你们的配合，我们的经验

我们一定会照顾好你们的宝贝

等待的长队里有二十多个宝贝。每一个宝贝起码有两个大人陪同，个别的甚至有父母以及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一大队人马陪伴着。在中国的城市里，小孩子变成了一种非常畸形的中心人物——孩子越小，大人们围着他转得越近，仿佛是一颗颗大行星围绕着一个小太阳在轨道上运转。可是这样的亲近关系丝毫不利于纪律的形成，等待抽血的大厅里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呵斥和叫喊。宝贝们在大厅里相互追逐，时而钻进排着的队伍，时而钻出。到了抽血的时候，他们大喊大叫着，仿佛面对的是一场场血腥谋杀。我们在那里等了不到五分钟，就有一个宝贝直接呕吐到了地板上。还有一个小女孩，挣脱了围绕着她转动的那些大人们，溜进了检测区，对着那一堆堆试管捣鼓起来。“放下！”一个护士拍了拍她的小手，厉声喝道。

当时，魏嘉是等待大厅里穿着最差的小孩儿。他穿了一件脏兮兮的绿色运动衫，布鞋上脚趾头的部位穿了几个大洞，脖子上留着几道灰尘印迹。但他显得很平静——我对此十分感激。等排到长队的最前头时，他又皱了皱脸。他的父亲又说了一句——“老实点！”——查血这道程序就算结束了。

后来我才明白，只有傻瓜才会在节假日去儿童医院看医生。看病的医生们一心想着病人们赶紧走光——他看了看魏嘉的检查结果，在一张纸上潦草地开好了处方，然后对我们说，孩子需要多休息。我们去取了药：一瓶维生素C片。回去的路上，我决定走一走新建的八达岭高速公路，那父子俩都显得紧张起来。“我们走的是高速公路，”魏子淇给孩子解释道。“你看，这条公路好宽哦——所以，那些车在上面开得很快。”小男孩睡着了，但我们到燕山的时候，他的父亲叫醒了他，他想让他的孩子好好地看看他经过的第一条隧道。回到三岔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曹春梅和眯眯拿着手电，站在公路的尽头处等着我们。眯眯告诉我，我们刚一走，小男孩的母亲就不住地担心孩子是不是得了白血病。魏子淇把医生说的那些话照着说了一遍，不停地安慰着她。然后，他们把孩子放到了床上。可那天晚上我怎么也睡不着，脑海里情不自禁地想着同一件事——白血病。

我在童年时代所经历的生病吃药问题多于常人。小时候，我因为哮喘和肺炎住过院。而且，很容易遭受外伤——我可以划入那种小孩儿之列，父母总是在给医生打电话，不是骨折就是受了重伤。个头是原因之一：我是班上最小的孩子之一。1974年，我年满五岁，但体重只有三十多斤——个头并不比魏嘉大多少。幼儿园的保育老师建议我留级一年，让个头长大一点。

魏子淇跟我差不多同龄：我生于1969年6月，比他大两个星期。有一次，我们谈起了各自的教育经历，对我们升学的年份做了一番比较。过了一会儿，他狡黠地打量着我：“你留过级？”

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总比班上的同学大一岁，但谁也没有问过我这样的问题。1974年，我的父母把我那种情况叫作“被抑制了”，而且他们经常强调，我只是个头小，并不是脑子笨。可是，在中国的农村，并没有这样的委婉语。

“是的，”我告诉魏子淇。“我在幼儿园留过级。”

“我看，你肯定留过一个级，”他笑着说。他告诉我，他也留过一级——他读了两次五年级，主要也是因为个头偏小。

我长大成人之后，身体很好，但对医院的恐惧总是挥之不去。对我来说，带魏嘉去北京看病简直是一种折磨——那一切又勾起了我孩提时代的感受。小男孩做过血液检测之后的第二天上午，我离开村子回到在北京的家，好歹才算有了在字典上查询血小板的机会。跟那个词对应的英文单词是“platelet”，于是我到互联网上查了一下，搜寻所有跟淤斑和血小板偏低有关的儿科病症。一次又一次，同一个东西反复出现在屏幕上：白血病。惊恐之中，我给远在美国的三位医生朋友发去了电子邮件，把魏嘉的检查结果抄给了他们。电子邮件是那天深夜——以我在北京的时间来看——发出的。次日一大早，几个医生都给我做了回复：一封来自旧金山，另一封来自密苏里，还有一封来自新泽西。他们全都认为，不大可能是白血病。不过，朋友们都建议做一下活体检查。他们分别做出分析和猜测，小男孩罹患的可能是免疫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ITP）。ITP是一种原因不明的病症，经常发生在小孩儿身上。通常情况下，如果病人进行足够的休息，注意饮食，病情会在两个月内自行缓解。这种病转化成慢性的情况很少见，但是魏嘉的血小板低得可怕，一旦出血，就会导致无法凝血。尤其可怕的是，他可能面临脑出血的危险。“我可以给他开一些类固醇或者免疫球蛋白，”其中一个医生写道。我的朋友艾琳·卡万纳即将从新泽西的医科大学毕业，她在电子邮件中写道：“最令我困惑的是，他们怎么不让他住院，把这个问题查证清楚。”

我把电话打到了三岔，接电话的是曹春梅。“他没事儿了，”她说，“他刚流了会儿鼻血，不过不严重。”

“你不要让他做任何粗活儿，”我吩咐道，“叫他不要到处乱跑。让他躺在床上休息，等我们看一看下一步该怎么办。这事儿比较严重——一定要让他安安静静地躺着休息。”

我给眯眯打了电话，一起商量了几个方案。除了摩托车，村里的交通极其不便。眯眯可以用她家里的车，但我们想不出该把他送到什么地方，反正我不想再回到儿童医院去。正在商量的时候，我的手机响了起来。

“他这会儿鼻血流个不停，”曹春梅这样说道。她把电话交给了她的丈夫。“只要他躺着就没事儿，”魏子淇说道，“可只要他一坐起来，鼻子又开始流血。”

“他应该去医院才行，”我说，“医生搞错了。让他躺着，我马上赶过来。”

我跑到眯眯住的地方，取来了车钥匙。她已经在开始打电话，寻找其他的医院了。我发动了桑塔纳轿车，一边往北开去，一边咒骂着北京的交通。如果运气好的话，不到两个小时我就能赶到那里。

曹春梅生长在砖石长城的另一边。她娘家的村子坐落在一条山谷里，情况比三岔村要好，家里也不像魏子淇家那么穷。不过，在她的童年时代，日子过得十分简单，她的学费是用鸡蛋抵消的——在那个年代，他们那地方很少用到钱。每到周末，她跟她的哥哥和姐姐一起远行八公里，去看望他们的外婆。他们一路上要翻过一个高高的山口，这个名叫箭口的山口是长城上最为险峻的地段。进入17世纪，明朝即将走到历史的终点，他们把那些修建雄伟的砖石防御体系的工程停了下来。不过，这样的历史对曹春梅这个小女孩来说，没有任何意义。在她的眼里，长城不过是她童年生活里两个世界的一条分界线。这条分界线的两边，分别是学校和老家。周日和周末，无数个日子里，她都要跨越这道风化成齑粉的砖石门槛。

读完初中后，曹春梅辍了学，进入附近的一家制衣厂，她姐姐先前早已进了这家工厂。制衣厂做的是军服：标准制式的衬衫和夹衣，就是农民们现在还在穿着的那种衣物。在流水线上曹春梅最开始做的是领子，后来又转做袖口，最后专钉纽扣。她仍旧跟父母住在一起，从家里到制衣厂骑自行车只有半小时的路程。她家比较殷实，可以把挣来的钱自己留着。后来，她回想起那些年的日子，竟是她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在生产线上跟曹春梅一起做工的，是一名来自三岔的年轻女子。一天，她问曹春梅有没有交男朋友，她说已经有了。不过，那女子就当作没听见。“你见一见我的叔叔吧。”她说道。那女子告诉曹春梅，她叔叔只比她大一点，还没有结婚。

“我决定去会一会，”数年之后，曹春梅这样回忆道，“那时候，我觉得原来的男朋友年龄太小了，跟我的老家又隔得很近。我不明白，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可是，反正我就不想跟离我家太近的人结婚。”

后来真相大白，那位同事就是搅屎棍的女儿。搅屎棍和魏子淇是远方堂亲——他们的曾曾祖父是同一个人——他的女儿替曹春梅和魏子淇安排了一次相亲会。在农村，对未来婚姻伴侣的评价是简单明了而且直截了当的，时间的流逝不一定会缓释他们一丁点的念旧情绪。十多年之后，曹春梅依旧清晰地记得那次见面时她对对方的印象。“我觉得，他长得很矮，也很黑，”她说，“他那皮肤才叫黑哟！不过，当他开口说话时，我觉得很好玩。他很幽默。说起话来，跟很多人都不一样。这个人很有趣，说话也很得体。我觉得，这个人很好玩。”

八个月后，也就是1993年的元旦，两个人便结婚了。他们在一个叫庙城的小镇上的一家餐馆里举行了婚礼。婚礼差不多过去了十五年，曹春梅已经想不起那家餐馆的名字，点了些什么菜，来了些什么客人——这样的细节在美国女人的记忆里随时随地铭刻着。不过，曹春梅对跟钱有关的细节却记得不差分毫。那次婚宴花费了六百九十元——相当于八十五美元。人们送的都是现金，这是中国婚礼的传统做法。夫妇俩收到的最大单笔礼金是一百元。婚礼后，夫妇俩净剩一千三百元。曹春梅讲述这件事情的时候，说起那些数字颇有专业会计的口吻。

婚后，年轻的夫妻俩在怀柔居住了两年时间，曹春梅在那儿找了份炊事员的活儿。可在这座城市里，她从来没有觉得舒心过。“人太多了，”有一次她对我这样说道，“这让我觉得有些紧张。在农村，如果你要到什么地方去，很容易就去了。乡下很安静，一点都不吵闹。干完了活，你可以安安静静地松弛一下，或者还可以去散散步。”

对城市生活，魏子淇的看法颇为相似。曹春梅怀孕之后，他们搬回了三岔。回来之后，他们跟魏子淇的父母一起居住。那个时候，他父母的房子还是泥土地板，墙壁是用掺和了高粱秆的泥浆糊成的。这样的居住环境跟曹春梅曾经熟悉的生活环境差得很远，不过，倒没怎么让她感到烦心。她喜欢乡下的宁静，一开始，她对于居住在这虽然贫穷但很宁静的环境里还觉得有些幸福。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她对于三岔的想法逐渐地改变了。1997年，她生下了魏嘉。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她的公公和婆婆相继去世。曹春梅和村里的其他妇女交上了朋友，她们多数也是从外村嫁进来的。慢慢地，她听到了一些传闻。起先，这些传闻很难令人相信——那尽是些只能悄悄耳语的逸闻趣事。她得知，当地一位女子跟她丈夫的一个亲戚有着十年之久的绯闻，他们甚至还生了一个孩子。不过，大家都假装那就是她丈夫的孩子。还有一个女人，为三个不同的男人各生了一个孩子。她是通过外出打工的方式生下这些孩子的——通常情况下，这是逃避计划生育政策的最好法子。每隔一段时间，这个女人就要换一个城市重新找工作，她无一例外都要在新的地方找个新的伴侣，给他生一个孩子。而她自己合法的丈夫依旧留在村子里，跟邻居的老婆一直持续着婚外关系。这也是公开的秘密之一：只要邻居一下地干活，这个男人就会偷偷地溜进他的家里。

“在三岔，这样的事情很多，”在我们认识很久之后，曹春梅有一次跟我这样说道。她说，村子里有很多婚外情现象，甚至还有关于乱伦的传闻。“这跟当地的环境有关，”她说，“不过，大家开始越来越能接受这样的事情了，因为这地方实在太偏僻了。在我们村子里，这样的事情就不大发生。不过，我们那村子有两百多家人，而这里呢，根本没有几家。”

“刚嫁到这里的时候，”她继续说道，“我觉得什么都好，这也是一个很平常的地方。可在第二年的时候，我开始听到这些婚外情的传闻，还有人们做的其他乱七八糟的事情。魏子淇从来不跟我讲这些。这里的很多人跟他是一个姓，他肯定不能明目张胆地说这事儿。”她告诉我，婚外情有时候会引发暴力冲突。而这个时候，妇女往往会成为施暴的对象。“有时候，男人会把自己的老婆揍一顿，”她说，“可是从来没有看见过哪两个男人打上一架。”

来到三岔的头十年，曹春梅一直没有去看过村子上头那条长城。在她看来，那样的废墟只属于童年时代，也就是曾经去她外婆家的时代。在她的新家里，她不觉得艰难跋涉两个小时具有多大的意义。她的身材很魁梧，圆脸，头发已经开始花白——她才十几岁的时候，就开始有白头发了。现在，她把头发染成了黑色，可发根依旧是白色的。她的左眼是蓝色的，而右眼则是褐色的。有时候她会短暂地露出温柔的微笑，跟魏嘉在一起仿佛是她最幸福的时刻。不过，在这女人颜色不一的眼神后面，似乎有一丝天生的忧郁。她曾经看着这乡村的宁静景象像海市蜃楼一样慢慢地消失掉，而她也很清楚，要把这村里最后一个小孩拉扯大，绝非易事。

我把车停在了那条公路的尽头。在魏家的屋子里，小男孩正在炕上躺着。他的脸色很苍白，鼻子周围的血已经干成了黑色的斑块。当我摸着他前额的时候，他一句话也没有说。

“又麻烦你跑到这儿来，”曹春梅说。

“没事儿，”我说。我摸了摸孩子的眉心——他正在发烧。他的双眼流露出害怕的神色，但还是一句话也不说。

“你要不要吃点午饭？”曹春梅礼节性地问道。

“我已经吃过了，”我说，“我们现在就走吧。”

他们觉得，在魏嘉找到医院住下来之前，曹春梅应该留在家里。她替孩子准备了一些换洗的衣物，在那只米老鼠背包里放了一卷卫生纸。魏子淇抱着孩子走下山坡，坐进了轿车的后座。小男孩躺在那里，把头枕在他爸爸的大腿上。

从村子里出来这条路十分陡峭，弯度又很急，我把车开得很慢，才不至于颠簸得太厉害。十分钟之后，魏嘉说他觉得想吐，我便把车停了下来。他干呕了几声，两道血便从鼻孔里流了出来，魏子淇用卫生纸给他擦了擦。在阳光下，小男孩的脸色更显苍白了。一分钟之后，我们继续上路。

在中国的北方，秋天是最美好的季节。那天的天气也很好，天空清澈纯明。农民们在收割他们一年中最后的一季庄稼——大豆。只见他们手拿短柄镰刀，在地里站成一排，弯着腰，低着头，一个个活像正在忏悔的僧侣。农民们就在公路的边上将那些堆得像小山的庄稼进行脱粒。我们在那粗糙的山路上走了将近一个小时，才上了八达岭高速公路。我一边全力观察着乡下的景色，一边尽量把车开得平稳些。车爬出了怀沙河谷，穿出隧道过了一个山口，下到了九渡河。河道里面的色彩把我的视线吸引了过去——一段段橙色的桥栏杆、一处处蓝黑色的回水沱、两岸那一棵棵白皮的杨树。到了黑山寨，我们只好再次把车停下来，小男孩又呕吐了，他的鼻子一直在流血。他父亲又撕下一些卫生纸，塞进他的鼻孔里，想堵住那流淌的鼻血。

前面的路又是上坡，蜿蜒穿过一片片核桃林。接着，我们来到了最后一个山口前。过了这个山口，一路下到谷底，那里埋葬着明代的帝王们。这些明代的帝王陵墓散落在平原上，全都朝向南面，金色的琉璃瓦顶在十月的阳光里闪着耀眼的光芒。我们开着车从宣德皇帝——也就是第五代明朝皇帝——的墓前驶过。传说这位皇帝曾用他自己的弓箭亲手射杀了三个蒙古人。然后，我们又经过了他祖父——永乐皇帝——的陵墓，这位帝王于1421年将北京定为首都。刚过了这座陵墓，魏子淇又叫我把车停一下。

魏嘉嘟囔着，说他要上茅房。他的父亲替他把裤子拉了下来，然后他使劲地腹泻了一通。至此，他的脸色更加惨白，眼睛里毫无表情。我们下了高速公路还不到十分钟的时间。

“我们继续走吧，”我说道。

“等他再拉一会儿，”魏子淇说道。

停车的地点是在一条壕沟边上，旁边是一个刚刚采摘了果实的苹果园。公路上，一辆辆前去参观明陵的旅游巴士呼啸而过。我在想有没有乘客会瞥见这一幕：一辆轿车停在路边，闪着灯；一位父亲蹲在壕沟里，抱着他的孩子在拉稀。丰收的果园里，果子已经收得一干二净，光秃秃的树枝在秋日的阳光里摇曳着。

眯眯已经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的儿童病房替魏嘉安排到了一个床位，大家认为这里的血液专家很不错。我们为孩子挂了号，他躺到病床上的时候，脸上似乎恢复了一点血色。不过，他这会儿十分惊惧，以至于任何穿白大褂的人靠近他，都要引来他的一番抗争。当他们试着给他做血液检查的时候，他咬了其中的一位护士，把另一位护士打了一下。我和他父亲把他按在床上，他们才给他做完了血液检查。等他平静下来之后，一位护士说，需要对他进行仔细观察，看他的血小板是否有所增加。然后她问，今晚谁留下来陪孩子。

“我，”魏子淇说。

“你不行！”那护士语气强硬地说道，“只有女同志才可以在医院过夜。”

“他妈妈明天才能赶过来，”魏子淇说，“我陪他一个晚上都不行吗？”

“绝对不行！只有女同志才行！”

“你看，他们家离这里有两个小时的路程，”眯眯说，“很抱歉，可这里唯一的家人就只有他的爸爸！”

那位护士是个身材魁梧的女子，五十多岁，在魏嘉的病床前纹丝不动。她不住地重复着那几个字——只有女同志！她越是这么说，那几个字听起来就越陌生，因为几乎都没有人再用那些老掉牙的共产主义词汇了。小男孩的脸上出现痛苦的神情，他又开始哭喊起来：“我不要一个人呆在这里！我不要一个人呆在这里！”

“不要担心，你不会一个人呆在这里的，”眯眯对他说，我则跟那位护士说：“我们可不可以到外面去讨论这件事儿？”

我并不想发火，因为中国的医院有区别对待乡下病人的臭名声。以尽可能平和的语气，我向那位护士说明了当时的情形，眯眯也向她求情，希望通融一下。然而，她还是固执己见——中国官僚制度下的人常常是那个样子，如果遇上的是中年人，则更是如此。这一批人在“文化大革命”那个乱糟糟的年代里读了点书，长大之后，很多人一辈子都在单位里过日子。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这些人被遗忘在一边，他们缺乏年轻人普遍具有的那种灵活性和实用主义。由于这家医院的这位护士拒绝让步，我只好决定开车回到村子里把曹春梅接过来。

“你最好在十点钟之前赶回来，”那位护士说，“如果过了十点钟，我们是不会让她进来的哟。晚上我们是要锁门的。这些都是我们的制度！”

我给曹春梅打了电话，让她找一辆摩托车把她送到山下来，这样就能节省一些时间。可是，她在半小时后给我回电说，只有一个邻居有摩托车，而他今晚上已经醉得开不了摩托车了。等我把车开到那条土路的尽头时，天已经黑了。曹春梅早就收拾好了要带到医院的包裹，正站在那里等着我。包裹里有几瓶当地的泉水——三岔村的多数村民都以为，他们那里的水比你在城里买的什么水喝着都健康。

“太麻烦你了，”她一边说着，一边急匆匆地上了轿车。

“没事儿，”我说，“你需要的东西都带上了吗？”

“我没事儿，”她说，“你吃过饭了吗？”

“吃过了，”我说。实际上，从早上到现在，我一顿饭也没有吃过。不过，在这礼节性的交谈中，这样的说法多少有些安慰性质。在中国的农村，不管情况多么紧张，某些性质的对话还是很管用的，而曹春梅的话的确让我心里面感觉平静了不少。在崇山峻岭中，我把车开得飞快，不时看着模糊的地标向后掠去。今天，我已经是第四次看见它们了：怀沙河谷、九渡河、黑山寨。在黑夜里，明代帝王陵寝的屋顶闪着鬼魅般的光芒。高速路上空荡荡的，当我们抵达医院的时候，比平时快了半个小时。魏嘉正熟睡着，我跟他的父母道晚安的时候，他也没有动弹一下。

那个星期的多数时间，魏嘉都在发烧。到第五天的时候，他的体温上升到了四十度，血小板则降到一万五。如果血小板数量再继续减少，颅内出血的危险性将很大。

我和眯眯每天都要去医院看望他们。到了晚上，我不断给我在美国的医生朋友们写信。他们告诉我，只要适度休息，再注意饮食，是可以稳定患儿的免疫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病情的。可是，我们对诊断结论拿不太准。在美国，像他这种情形的话，医生会给病人进行输血，可中国的医生还根本没有提到这件事。我向他的父母建议，类似的办法只能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能采用。中国的血液供应并不安全，献血者数量不足，用血体系主要靠人们有偿献血来支撑。魏嘉生病住院的时候，有专家做过估计，全中国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人数超过了一百万。这一病症在北京南边的河南省尤为严重，因为那里存在着不卫生献血的状况。大城市也有这样的问题——我认识一个美籍华裔记者，她最近刚刚调查了北京的一个献血中心。当她一到那里，马上有人向她兜售假身份证，让她可以出卖血液。即便是那些管理较为完善的诊所，通常也把血液分析项目局限在抗体试验上。这样的检测方法跟发达国家普遍采用的分子诊断法相比，价钱便宜，但可靠性差。

到第七天的时候，魏嘉开始牙龈出血。那天早上，医生给他做了个白血病骨髓测试，才终于觉得应该给他输血治疗。魏子淇给我打来电话，向我借八千块钱。中国没有全国性的健康保险，城镇居民主要靠单位支付医疗费用。而大多数农民只有完全靠自己，这也是他们把积蓄看得很紧的原因之一——农村人得随时准备为看病吃药这类突发事件花钱买单。因此，医院常常将农民们加以区别对待。医生们对于医疗欠费单总是十分谨慎，因此，他们一般会要求病人预交医疗费。到2009年，中央政府才着手建立全国性的医疗保健体系，但它覆盖的面有多大，尚不清楚。

魏嘉生病的时候，农村人只有依靠私人医疗保险。跟其他农民不一样，魏子淇夫妇给他们的儿子买了一份保险。那是魏嘉上幼儿园的时候要求购买的。魏子淇夫妇当初还比较精明，买了这份保险，用保险就可以支付大部分的治疗费用。但是，医院等不及保险公司报销这笔费用，他们要求支付现金。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家庭只能从亲戚朋友那里筹钱，而这常常需要几天的时间。

眯眯此时正准备前往欧洲出差，我只好一个人去了医院。魏嘉时睡时醒，他妈妈告诉我，医生刚刚给他服了药。嘴巴四周的血液已经凝结成块——他的牙龈依旧在渗血。由魏子淇陪着，我向值班的医生做了自我介绍。那位医生姓赵，她的办公室里还有一个医生以及三位护士。我问她，是不是非得输血。

“他是谁？”她厉声喝问魏子淇，“他来这里干什么？他为什么这样问我？”

“他是个作家，”魏子淇带着自豪的语气回答道。

“我是他的朋友，我刚刚介绍过了，”我立刻说道，“是我把小孩儿送到医院来的。我有几个简单的问题，看看我们该怎么办。”

“这不关他的事！”赵医生对魏子淇说道，“你才是孩子的家长，你才有责任。跟他没有任何关系。”

“我关心这个孩子，”我说道，“从他生病以来，我一直在想办法帮助他们。我只是想让我们做出正确的结论。”

“结论早就已经做出了！”说完这句话，那女人扭头背对着我。我默默无语地站了一会儿。在中国，我已经习惯了别人对我更多一些耐心；一般而言，他们只要看见说汉语的外国人，就会倾向于表现出一种夸张的尊敬。通常，这样的敬重会给生活带来不少便利。因此，跟所有长住的外国人一样，我也学会了利用这种优势。不过，对于敬重的真正含义，我倒是从没抱过幻想。在那层敬重的深处，是一种局促不安：从内心深处来说，很多中国人——尤其是那些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对于自己的国人在外来者面前的表现还是感到有一丝耻辱的。赵医生没有把我当成是一个关心病孩的人；在她的眼里，我只不过是个外国人，一个不信任她的专业能力的外国人。

此外，魏子淇相信我的判断，也很明显地让赵医生感到恼火。当这两点加在一起，这个城市女人最糟糕的天性显现了出来——从头到脚糟糕透顶：她在农民面前趾高气扬，在外国人面前则心神不定。我转过来问办公室里的其他人：“我该跟谁说这件事儿呢？”可大家都对我视而不见。我把那个问题重复了一遍：还是沉默。一个护士低声说了个笑话，我没有听得明白，而另外几个人在那里嘻嘻哈哈地笑成一团。我感觉到我的脸在一点一点地变红，而这正是耐心快到被耗尽时的表现——小男孩此时就在隔壁房间遭罪，我可不想听他们的笑闹声。

“事情很简单，”我说道，“钱是我出的。在拿钱之前，我必须知道，为什么现在需要输血。如果你们不跟我说这事儿，我就不交钱。”

赵医生这才转过身来对着我，她的脸因为愤怒而紧绷着。“他需要注射免疫球蛋白，”她说，“如果不注射免疫球蛋白，就有大脑损伤的危险。他的口腔里已经开始出血了。我们知道该做什么，你懂个啥？”

“我正在尽我所能地搞懂啊，”我说，“如果你能说慢点，对我肯定有帮助。我之所以要过问，仅仅是因为我关心这个孩子。”

“如果你真是关心他的话，就应该让我们给他输血！”

“我问过其他医生，他们说可能没有必要输血，”我说，“他们跟我说，一般要等活体检查结果出来再看。”

“那要等多久呢？”那女人高声说道，“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嘛。也许要一个星期吧。我们不可能等那么久！”

“为什么不给他做个检查，看是不是病毒引发高烧呢？”

“我们知道，他的血小板很低！那才是我们要关心的问题！”

“你们给他做肝炎病毒检查了吗？”

“他根本就没有肝炎！”

“你们查过了吗？他们跟我说，也有这种可能性。”

“没有必要查那个！肝炎不是我们关心的问题！”

“如果你们给他注射丙种球蛋白，那不是有血液传播疾病的风险吗？”

“当然有风险！”赵医生厉声说道，“血液可能携带艾滋病毒、肝炎病毒或者别的什么病毒！”

“他们不是要检查血液吗？”

“不可能完全检查得出来。”

“我觉得你们可以检查得出来，”我说道。

“相信我好了，检查不出来！”

在我看来，一个医生竟然说出这种屁话，简直令我作呕。不过，我还是换了一种方法：“血液从哪里来呢？”

“我怎么知道？”那女人现在几乎是在吼叫了，我和魏子淇只好退到了房间外面。我告诉他，血液的供应渠道才是我关心的主要问题，他平静地点了点头。我用手机给一个美国人打去了电话，她在北京的一家医药公司工作。她告诉我，她所在的公司遵循国际标准进行血液检验，她还答应帮我查一查，看能不能安排我购买一点丙种球蛋白。一会儿，她把电话回了过来。

“他们可以给你把东西送过来，”她说道，“费用是三千零六十九元一个单位。我觉得一个单位完全够一个五岁小孩使用了，只要他的个头不是太大就行。”

“他的个头很小，”我说道。

“那就行了，”她说，“他们会替你把货送过来。不过，你得让那家医院同意接受才行。”

严格来说，这个公司这样出售血液是一种非法行为。但在中国，很多事情都是这个样子。我深吸一口气，又回到了医生办公室。“如果我自己买来干净的血液，可以用吗？”我问道。

“在北京，根本就没有确保干净的血液，”那位医生说道。

“有，”我说，然后我就给她讲了那家公司的名字。“他们公司有干净的血液。”

“不可能，他们公司也没有，”她说，“没有办法查得出所有的病毒。”

“我肯定，他们能够检查得出艾滋病毒和肝炎病毒，”我说。

“不可能，”那医生说道，“根本检查不出来。”

“算了吧，”我说道，“检查不检查现在都不重要了。我想知道的是，如果我从他们那里买来血液，你能输给小孩儿吗？”

“不可能！他们不可能把血卖给你！”

“我已经跟他们说好了，”我说道，“他们同意卖给我。”

“我们不会接受的，”她说，“这样做是违反医院规定的。这算什么问题呢？你怎么会想到这么做呢？你以为你是谁啊？”

“你不告诉我你们的血液来自什么渠道，你也不跟我说你们的血液是否安全，”我说道，“所以，我只好自己找可靠的渠道。这就是我要问你的唯一原因。”

“北京根本就没有干净的血液，”她说道，“除了用我们的血液，你没有别的选择。风险是有一点，但他如果不注射丙种球蛋白风险更大。你们现在就得把这事定下来！”

我气得发抖，只好走出了办公室。我跟那位美国女士打了个电话，跟她解释了我所面临的情况。她说，我们还有一条路可以走。“我认识一些曾经在你们那家医院工作过的中国医生，”她说，“我可以让他们帮着查一查供血的渠道。很快就能够查到血液来自什么渠道，我们再看那个血液中心安全与否。随后我再给你打过来。”

我跟魏嘉的父母在他的病房里等待着。过去一周的时间里，他们一直非常平静：没有流泪，没有惊慌，没有提高过嗓门。乡下的生活已经教会了他们要坚强，也让他们了解了“没办法”这几个字的含义。在我跟那位医生争执的过程中，魏子淇站在我的身后一言不发。他早就表明过，他听从我的判断。他相信我那位未曾露面的美国医药朋友，他身上一点也找不出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所具有的那种局促不安。在他看来，那是再符合逻辑不过的事情：他对这些问题一点都摸不着头脑，因此只有信任我这个关心他孩子健康的外国人。我自己的反应则不尽相同——我也非常外行，但当时严峻的形势迫使我想要对事情有所掌控。实际上，我所能够做的也就是尽可能得到一些信息，期待着据此作出正确的判断。到现在，我所能做的就是等着一通电话。

魏嘉的病房里还住着另外两个小男孩。其中一个十二岁，患了心肌炎。另外一个只有八岁，肾脏出了毛病。病房的墙壁涂成了淡淡的粉红色，一只米老鼠挂钟就是唯一的饰物。墙上还拉了一根晾衣绳，那是陪同病孩的母亲们要用到的。

八岁的那个小男孩来自东北的吉林省，他的家长是专门带他来北京看病的。这已经是他在医院的第二次延期住院了，因为自六月份以来，医生们就对他采取了大量服用荷尔蒙的治疗方法。三个月以来，他的身体增重了百分之五十。孩子身上到处看起来都是浮肿的：他的肚子膨大，双腿像香肠，脸蛋圆得像月饼。他一直在不停地吃东西，他的妈妈则不停地说着他吃东西这件事儿。中国人喜欢谈论吃的东西，尤其是没有比食物和孩子更好的话题可以谈论。一周以来，几位母亲已经变成了朋友——中国人天生喜欢社交，只要你把他们放在一起，他们会马上无休无止地闲聊起来，哪怕是在压力极为沉重的环境下。我坐在那里，手里拿着手机，听他们闲聊着。

“他是服用激素后才开始发胖的，”那小男孩的母亲说道，“现在，他每时每刻都在吃东西，但就是不吃水果。”

“魏嘉也不吃水果，”曹春梅说。她坐在儿子睡觉的病床边上。

“水果、鸡蛋、牛奶——这些对他有好处的东西，他就是不吃，”肾病患儿的妈妈说道。

“魏嘉也是。”

“医生应该给他也来点激素治疗，”那女人说道，“他个子太小了。”

那个十二岁的男孩儿头戴耳机，听着CD。他正处在青春期，身材瘦削。一周以来，他都住在这间病房里，陪伴他的，是家长们以及他们那永无休止的闲聊。他把音量调大了一些。他的祖母也在场，那是来自河北乡下一位六十八岁的老太太。在所有的大人中间，她的话最多。此时，她开始向曹春梅提出一些建议。

“你首先应该关心的，是你小孩的身体，”那老太太说道，“只要他身体健康，就能干活，就能维持生计。第二重要的事情，是读书。我年轻的时候，就没有上过学——我现在就不会认字哟！我还记得小的时候，一个阿姨跟我父亲说：‘你拿什么钱，让她读什么书嘛？反正都是要嫁给别人家的。你为什么要那么做呢？’他们就没有送我上学。所以我说，读书很重要。”

“我饿了，”那胖乎乎的小男孩叫道。

魏子淇笑了起来，“他又饿了呀！”

“他总是说饿，”曹春梅带着羡慕的口吻说道，“难怪他那么胖。”

“你刚刚才吃过哦！”胖男孩的母亲说道。

“我饿！我饿嘛！”小男孩提高了说话的声音，仿佛要哭出来似的。他随时都在哭——他带着城市小孩的那种哭腔，他明白怎样才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母亲拉开病床旁边的木抽屉，取出一只医用饭盒，里边装着吃剩的猪肉和米饭。小男孩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魏嘉依然在睡觉。我的手机响了起来。

“很不错的消息，”那位美国女子跟我说。她已经查到了，我们这家医院跟他们公司用的是同一家血库的血，唯一的差异在于，这家医院对用血没有进行彻底的检验。“我向这儿的医生们问过了，”她说，“他们从来没有遇到过艾滋病毒阳性反应。那家血库还是很安全的。”

我谢过她，便挂了电话。冲动之下，我拨通了我在旧金山的医生朋友特德·斯科特的电话，一阵兴高采烈的声音传了过来：“嗨！我是特德，非常抱歉我现在不能接听您的来电……”我忘记了当时是几点，他后来才告诉我，他当时正在设备室上小夜班。我想听到别人告诉我，我们已经尽了力，后来的事情将会进展顺利。但是，我找不到任何人：没办法。最后，我抬起头来看着魏子淇。

“我觉得可以，”我说。

我们走下楼，来到了医院的收费处。坐在里面的收费员颇像银行出纳员，钞票摆得到处都是：抽屉里塞满了钞票，桌子上散落着钞票，点钞机里飞旋着钞票。在中国，最大面值的钞票只有一百元，相当于十二美元，买什么东西都需要一大堆钞票。我带了八千元现钞——足足有一本小说手稿那么厚。我把那些钞票从口袋里取出来，递给了收费员，收费员什么也没问就把那一摞钞票放进了点钞机。

上了楼，我把收据交给了护士，医生们马上开始进行输血前的准备工作。我明白，那些医疗人员不希望看到我出现在他们身边，于是，我告诉魏子淇和曹春梅，第二天我再过来。魏嘉已经醒过来了，他的脸色依旧苍白，但他还是对着我笑了一下。我跟他做了约定，只要他一好起来，我就带他去动物园。我坐了辆出租车回到家，洗了个澡，一个人吃了晚饭。夜里，我感到一阵麻木。一刹那间，我在空荡荡的公寓里坐了起来，感到十分的无助，竟至无法呼吸。

输血之后，魏嘉的烧退了。两天之内，他的血小板恢复了正常。接下来的一周时间里，血小板均维持在正常水平上。骨髓检测显示，不是白血病。医生们断定，那种情况实际上就是免疫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最严重的威胁已经不存在了。

那个周末，一大堆亲戚朋友前来医院探视。一共有四个人：魏嘉的外公、他的大舅，还有一个舅舅，以及一个叫作李子文（音译）的远房亲戚。除了一个人以外，全部是直接从乡下赶过来的，他们穿着农民经常穿的那种绿色或者深蓝色上衣。大舅已经七十一岁，他告诉我，他已经有三十年没有来过北京了。李子文是唯一的城里人——他生长在跟三岔一山之隔的海字口。不过，他在年轻的时候参了军。在部队服役十年之后，他得到了政府在首都给他安排的一份工作，现在已经升职当了一个小官。他穿了一双黑色的皮鞋，上面贴着花花公子的标识，还穿了一件毛衫，胸膛上印着“Wolsey”这几个字。在他身上已经看不见农村人特有的单调身材了——皮带之上，一小点将军肚鼓了出来。

几个人一进入病房就围在了病床前。魏嘉盘腿坐在床上，正在看一本连环画。外公曹继福（音译）把手搭在小男孩的背上，跟他轻轻地说起话来。突如其来的关注让魏嘉有些不好意思，他把头低了下去。床单已经有一个多星期没有换洗过，做血液检查时留下的血迹变成了褐色的斑点。

几分钟之后，有人提到了午饭。李子文，也就是那位城里人，把手伸进口袋里，摸出了一叠钞票：全是百元大钞。他把那一叠钞票放在床上。

“这些钱拿给孩子用，”他说道。

魏子淇试图把钱还给他，但李子文推辞了。两个人不痛不痒地推让了一阵，最后，魏子淇点了点头，以示感谢。接着，那位舅舅，还有外公，也走上前来，在床上放下了一叠钞票。最后轮到大舅。他比另外几个人都要穷，他放下的那一叠钞票里，有十元的也有二十元的。血迹斑斑的床单上，码放着四叠钞票。一阵难堪的沉默之后，曹春梅把所有的钞票都塞进了孩子的枕头下面。有人提到了吃午饭的事儿。

曹春梅留下来陪着魏嘉，其他几个人去了街对面的餐馆。我们要了一个雅间，又经过一阵推让之后，外公坐到了对着门的上席位置上。魏子淇把菜单掂量了足足五分钟之久才开始点菜。当服务员拿来一瓶六十度的粮食酒时，他查看了一下封口。“你敢保证这一瓶不是假酒吗？”他问道。

服务员似乎有点吃惊。“我敢保证，”她说，“不过，我估计我也不敢跟你那么说。”

李子文拿过酒瓶，用手指摸了摸瓶盖。“我搞不懂，”他说，“现在的假酒很多。这假东西对身体很不好。”

真东西也一样，我在心里面对自己说道。魏子淇把那瓶酒退了回去，又拿来一瓶，还是被他退了回去。最后，服务员拿来了一瓶红星二锅头。“这个我们敢跟你打包票。”她说道。

魏子淇把二锅头倒进几个酒杯里。一盘接一盘的菜端上来了，每端上一道菜，都会激起大家对菜品进行新一轮点评。在精心准备的中式宴席上，谈话是不会有间歇的：只要有饭菜，大家就不缺少谈话的内容。

“这鱼香肉丝比我们那天晚上吃的味道好多了，”魏子淇说道，“但他们这儿做的铁板牛肉不怎么好吃。”

“有点咸。”

“豇豆还可以，不过也只是勉强而已。”

服务员端上来一盘牛肉干，魏子淇尝了尝，然后说道：“这东西味道不对劲哦。”

几个人轮流着试了试牛肉干，都抱怨起来。

“嗯，是不行。”

“我看啦，是做出来太久了。”

“吃了这个东西是要生病的。”

魏子淇把服务员叫进了雅间。“这盘菜是坏的，”他说道，“你把它拿回去吧。”

女服务员把那盘菜端了回去。等她再进来的时候，魏子淇又向她抱怨，说他们没把鸭头煮进我们喝的汤里面。“你们应该把它煮进来，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嘛，”他严厉地说道。在餐馆里——检查酒瓶、判断饭菜、迅速决断——在我为他儿子输血而发生争执的时候，他站在我身后一言不发，两者似乎完全不同。不过，这符合他在农村的逻辑：他对血小板和活体检查一窍不通，而饭菜是他的营生。所以，在餐馆里，他成了专家。再说，他也可能想让别人把他当成是控制局面的人。

几个人从容地喝着酒，外公的脸首先变红了。他站起身来，很正式地跟我敬了一杯酒。他用的是我的中文名字：“何伟，我们非常感谢你对魏嘉的帮助。”

大家都举起酒杯，我们一饮而尽。“何伟在美国有很多当医生的朋友，”魏子淇说，“他们也给我们帮了大忙。”

有人问起小男孩血小板的事儿，魏子淇说，自从输血以来，血小板已经上升了不少。他给大家讲述了开车进北京城的过程，那一次，魏嘉血流不止，我们在山路上不断地停下车来。故事讲完之后，其他几个人继续讨论着小男孩的健康问题。魏子淇转过头来看着我。“你知道，”他平静地说道，“那一次，坐在车上，我心里面害怕得很。”

我告诉他，当时我也很害怕。

几个人都喝红了脸，敬酒的速度也加快了。城里人李子文跟外公喝了一杯。“这是我们第二次在一起喝酒吧，”外公说道。

李子文笑了笑。“第一次是魏嘉出生的时候，”他说道，“那时候，我还在部队，他们准了我两天的假。”

“那天，我们喝了不少的酒！”外公说道。他举起酒杯，李子文也举起了酒杯，共同为有关小男孩出生的回忆一饮而尽。

第二章

冬季是三岔最宁静的季节。庄稼收完了，果园的活儿也基本上干完了，只是偶尔要去做做果树的修枝和嫁接。男人们主要是捡拾柴火，有时候也会进山打猎。他们在山上设下圈套，一心想着捕获獾、野猪之类的猎物。不过，人们多数时候呆在家里。因为空气干燥，下雪并不多见。不过，气温通常在零度以下。在屋子里，炕是唯一的热源。日常生活多在这个巨大的土床上进行，如果你在早上九点钟走进一户人家，极有可能看到大家还盖着被子在睡觉。他们吃得很少——这儿的人在冬季只吃两顿，而不是三顿。他们在晚上九十点钟就上床睡觉，有时候打打盹也就过了一个下午。上午，一片宁静。寒冷的日子里，这村子如此宁静，村民们仿佛都在进行冬眠。

2002年11月，魏嘉出院之后，他就没去幼儿园，一直呆在家里。整整两个月的时间，他基本上没有离开过屋子，他父母一直在给他服用医生们开出的类固醇。有一段很短暂的时间，小男孩特别容易哭，他在医院同室病友——也就是那个胖乎乎的城市男孩儿——身上学到了这个行为。只要魏嘉一哭，他的父母就会不留情面地奚落他。“像个猴子似的，”他父亲看着他掉下的眼泪说道，“哭吧！猴子，哭吧！”他的母亲也会加入取笑他的行列，孩子很快便放弃了这一套做法。一个冬天，他的体重增加了八斤多。他的父亲教他写一些简单的汉字，他们一起听一听英语磁带。

冬天是我最喜欢到乡下去的时节。没有夏天那种大风吹拂，每一条道路都干净多了。有时候，我会沿着长城走上四个小时的山路。大山里一片安宁，小村庄则有一种似睡非睡的空旷感。到了晚上，农民们常常会聚到某个人的家里喝酒打牌。一个冬夜里，我和魏子淇在他侄子魏全有（音译）家里吃饭，几个男人开始谈论起车子来了。魏子淇说他希望哪天能够拿到驾照——这个打算他提到过好多次了。

“何伟是个好司机，”魏子淇说。

“一般一般，”我说道。

“不，你那不是一般哦。你开了多久的车了？”

“从我十六岁就开始了。很多美国人都是十六岁就开始开车。”

“将近二十年了哦！”

“还不到呢。”

“那次魏嘉生病，你要是看见当时那架势就好了，”魏子淇说道，他接着便讲起了我们开车进北京城的故事。魏全有听得津津有味，尽管我敢肯定，他早就听过这个故事了。这个故事在村子里被传得滚瓜烂熟。村里人有个习惯，邻里生病，大家会互相帮助。如果某位三岔人生病入院了，其他村民会来到这家人的家里，送上现金——在一个没有农村医疗保险的国度里，村民们以这种方式应对医疗费用。病人康复后，充满感激的一家人通常会摆上一桌宴席款待大家。因为魏嘉生病，我和眯眯第一次真正地牵扯进了当地村民们的生活——我们当初的做法得到了当地人的认可，他们现在跟我们打招呼都比以往热情得多。过去一年的经历让我对三岔的想法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开始，我把这个村庄当作解脱之地，把它当成可以爬山、可以安安静静地从事写作的地方。而现在呢，我来这里完全是出于别的原因。在中国，这个地方最让我觉得有回家的感觉。

那天晚上，魏全有邀请我过去吃饭，借以表示他的谢意。他是个小个子男人，身高仅有一米五，但却是全村笑容最灿烂的人。他从来不太多说话——吃饭的时候，似乎一直都在听别人讲故事。他住的房子有些简陋，墙壁上糊着旧报纸，一张不怎么值钱的《中国地图》算是墙壁上唯一的装饰品。那张地图上，很多城市都标上了手写的号码，一共有1到34共三十四个号码。这些号码从北京开始，到澳门结束，其间的顺序分别是上海、天津、西安、拉萨、乌鲁木齐——遍布全国。

“这些是你去过的地方吗？”开始吃饭的时候，我这样问他。

“当然不是！”魏全有回答道，“我最远就去过北京。”

“那你编那些号是什么意思？”

“这些都是中央电视台要预报天气的城市，”他回答道。他接着解释道：每天晚上，中央电视台预报天气的城市顺序都是一样的，先从北京开始，接着是上海，然后依次播报下去，最后以澳门结束。魏全有记住了这些城市的播报顺序，然后在地图上标了出来。

突然，我有点糊涂起来。“你那么做难道没有别的什么理由吗？”

“没有，”他笑了笑，那架势仿佛是在说，在一月份的三岔，除此之外，你难道还能干其他事不成？

不过，对魏子淇来说，那是有史以来第一年，冬天的生活惯例有了些变化。六个月之前，也就是2002年的夏季，当地政府把通往上村的那条土路铺成了水泥路，人们开车就能够循着这条路到达坡顶的那片空地。首都的汽车大发展势头渐强——那一年，北京居民购买了二十五万辆汽车，是这个城市历史上增幅最大的一年。越来越多的人们开着车到乡下探寻美景，在那个夏季，魏子淇和曹春梅在自己的家里给这些人做一些简单的饭菜。他们向每位来客收取二十元钱，生意还相当不错。

冬季来临的时候，魏子淇决定把业务扩展一下，开一家货真价实的餐馆和招待所。其他村民都在冬眠的时候，他却在拼命地干活儿：他把门前那块晒坝铺成了水泥地，还新修了一间厨房。隔三岔五他就要跑一趟怀柔，去购买水泥和其他建材。去怀柔的时候，他开始带手机了，只是村子里还接收不到手机信号。在以往，不管他到什么地方，基本上都是同一身打扮。现在，进城的时候，他开始注意起来，避免穿那身农民装束——这一点是我们上次进医院的时候，他在医院学到的。他买了一套衣服，颜色和款式都不再是农村人经常穿着的军警服式样。他还买了适合城里人穿着的鞋子：一双价值三十多元的黑色皮鞋。商标名称叫作“意大利”——他还把鞋盒子放在家里十分显眼的地方。在村里的时候，跟大家一样，他依旧穿着草绿色胶鞋。不过，每次去怀柔的时候，他都会换上那双“意大利”。

怀柔位于三岔到北京的半道上，无论从社交还是从地理方面来说，这都是连接三岔和北京的中点。很难准确界定对这个地方的感受：既不完全是城市，也不完全是农村。十五年前，这个地方更偏向于农村这一头。1995年，中国政府举办联合国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人们不想让希拉里·克林顿以及其他一共五千名具有政治主张的外国妇女造访首都。于是，她们被安排到了怀柔这个地方——这算得上是一种驱逐吧。那个时候，大多数建筑物正像在首都那样显得非常过时：尽是些矮小的方块状楼房，高度只有三四层，外墙要么贴着瓷砖，要么安装着蓝色玻璃。街道倒是很宽敞，车子却没有几辆。怀柔称得上是一处流放地——远离北京跑到这里来，实在没什么理由。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对那些来自于另外一个方向的人而言，这里已经变了样。怀柔坐落在北京平原的北部边缘，一条条道路从这里延伸至山村地区。自然而然地，这座城市也就成了那些人离乡进城的第一站。对来自乡下的人而言，北京太大，常常让人找不着北，怀柔则是个可以操控的地方。世界妇女大会之后的十年时间里，这个地方发展迅速，当今的城区人口已经接近十万。既不是城市，也不是农村，但它又实实在在地兼而有之：这里是农村人的城市。在这座城市里，绝大多数人口脱离农活不超过一代人，而且，当地的生意很大程度上要依赖那些在乡下地区往来奔波的人们。

跟中国大大小小的新兴城镇一样，怀柔看起来有点像个训练场。城市里到处都是伸长了脖子观看的人，到处都是无所事事的人。人们的脸上总有一种迷失的神态，他们往那些七层楼高的建筑物上面张望着，朝商场的橱窗里面张望着。他们在熙来攘往的车流里穿梭着——怀柔的驾驶员都学会了全神贯注地开车。在晴朗的日子里，人们成群结队地在原来召开世界妇女大会的地方闲逛。现在，这个地方的两侧各开了一家肯德基和麦当劳，这两家快餐馆总是拥挤不堪。城里只有一家百货商场，名叫大世界，同样拥挤不堪。大世界百货商场一共有五层楼，里面陈列的货品应有尽有，基本上能够满足怀柔购物者的全部需求——电器设备、衣物、玩具、书籍，一应俱全。也有农民到那里去是为了乘坐电动扶梯。他们在那移动的金属架子前泰然自若地站立着，到了合适的时刻便一跃而上。一旦成功踏上扶梯，他们会紧紧地抓住橡胶扶手，宛若体操运动员握住双杠一般。等乘坐到头，他们会稳稳当当地跳到地上。成功跳落地面后，他们总会站着纹丝不动，仿佛在等着裁判评判和打分。百货商场内，到处都有并非恶意的推搡：在拥挤的扶梯两头，人们你推我攘；在商场的货架间，人们艰难突进；在商场中庭，拥塞的人们摩肩接踵。大世界商场的装饰方案主题简单，实施复杂。主题是：发亮的物品，发声的物品。到处都是玻璃镜子、玻璃围栏、经过打磨的金属柱子等等；到处都是噼啪闪动的灯管，以及震耳欲聋的大喇叭；这里的反光面比迪斯科舞厅还要多。很难想象，还有别的什么地方比这儿跟宁静的小山村的区别还要大。从乡下来的人很喜欢大世界——他们步履蹒跚地踏上电动扶梯，在耀眼的光线里幸福地眨巴着眼睛。这正是怀柔的诀窍：这是一座正在转型的城市，人们转变的速度，跟农民们换上“意大利”皮鞋的速度一样快。

魏子淇在城里面有亲戚：一个大哥，还有几个堂兄弟，全都来自三岔。他们带着他来到材料商店，为他的翻修工程购买材料。2003年的头几个月里，他找到了几个他信得过的生意人。这些都是新型的关系——在农村，跟正儿八经的商业扯上关系的并不多见。城里人把这叫作“关系”，做生意则要学着“拉关系”。从字面意思来看，“拉”这个动词的意思是“拖”、“拽”等，而这样的描述其实再适合不过：凭着关系，才能找到活。魏子淇请那些跟他有来往的人到餐馆吃饭，他一杯一杯地跟人喝着白酒，一支一支地给人递上香烟。他自己也开始抽烟了。之前，他把烟戒掉了，因为他觉得抽烟这个习惯对身体不好，而且还很费钱。不过，对于想要做生意的中国男人来说，一起抽烟是拉关系至关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无论什么时候去怀柔，魏子淇都要带上几包红梅香烟。

冬天快要过去，魏子淇在修完晒坝，新修了一间厨房之后，又修建了一个鱼塘。原来那个水蛭池依然存在，而且就在边上，已经变成了他第一次经商的文物古迹。不过，新修的鱼塘的面积是那个水蛭池的四倍，他打算在里面养上虹鳟鱼。至于广告，他找到了一块丢弃的卡车引擎盖，这块金属板已经被刮蹭得面目全非。他把那块金属板刷上蓝色油漆，用大大的红字写上了餐馆的名字，然后把它立在了三岔村那条小路尽头的乱石堆上。对他的餐馆而言，他考虑过许许多多响亮的名号——三岔农家乐园、甜水农家别墅、三岔大自然农家休闲乐园。不过，他最终选择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名字：“长城驿栈”。尽管他学着像城里人那样拉关系，但他从骨子里依然明白，乡下那些简朴而老式的东西才是他最好的卖点。宣传名片上列出了游客在三岔可以享受到的、看似无足轻重的全部活动：

爬山，爬长城，赏野花，喝泉水；

吃柴烧饭，睡热炕，吃五谷；

在平实简单的观察中学习；

返璞归真。

乡村是为数不多还能够让城市人有一点怀旧感的地方之一。在城市里，人们一往无前地奔向现代化，绝大多数古老的社区邻里和标志性建筑都已消失殆尽。人们很少有时间回想过去，而历史常常让人觉得跟现实关系不大，如同已经逝去的朝代和他们修建的长城；或者让人感到十分痛苦，如“文化大革命”。不过，他们跟乡村生活有一点点距离，正是这种距离让他们觉得好受些。他们已经摆脱了乡村生活——大多数城里人都有在农村生活的历史，只是远或近的问题。但是，他们不必每天都去考虑这些问题。当中产阶级逐渐富裕，能够买车，又能够花钱旅游的时候，他们开始意识到，时不时地到乡下去走一走是一件多么快乐的事情。对城市人来说，历史的这一面更容易掌握——他们可以把车开到那里去，住上一晚，然后又回到现代社会。

然而，事实上，正是在这个方面中国困在了历史里，至少在政策上是这样。在三岔，人们很少谈论过去的事情，可他们的土地关系依然极为纷乱，持续时间长达一个多世纪。像魏子淇这样的村民，依然保留着很多零零星星的文件，可以追溯这段历史。他虽然看不到自己的家谱，但那几份传了几代人的残破地契依然保留着。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魏子淇的父亲把这些文件藏进了自家的楼顶。魏子淇本人却没有那么小心翼翼——他把那些玩意儿随意折起来，用一块脏兮兮的红布包着，扔进了抽屉。

最古老的一份文件可以追溯自清朝的光绪帝十三年。那是1887年，那份手写的地契上说，一个叫作于满江的人租了一块地。交易不涉及金钱——双方认可的报酬是每年一斗谷物，相当于现在的十一升。于满江种的庄稼长势肯定不好，因为从另一份契约看得出来，他“由于缺钱”把那块地典押了出去。这份文件的起效日期是1906年，文件上第一次出现了魏家老祖宗的名字——魏永亮，也就是魏子淇的曾祖父，他答应出一百五十吊钱换取那块地的使用权。四年之后，他痛快地买下了那块地，总费用是三百五十六吊钱。

一吊就是一串铜钱，魏家这些契约上记录的钱数都是些小钱。在以往那个时候，村子里的土地时常要进行租赁或者典押，这都是十分普遍的事情。封建时代，大地主往往把持着整个村子的土地。在三岔，最富裕的人家姓闫。贫穷的人家要从闫家佃得土地耕种，即便有些家庭能够买得起土地，也常常都需要勤苦劳作才能够维持生计。魏家保留的合同里面，就有几张记录的是几兄弟分地的事情。有一份文件说明，他们的父亲去世之后，两兄弟得平半负担葬礼的开销。不管是什么样的内容，这些文书都是由代笔人书写的，而且写得很不规范。很明显，在上面签字画押的农民们都是些文盲。

清朝在1911年垮台，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不过，乡下的变化微乎其微。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的战争时期，北方的情势尤为糟糕，这在魏家保留下来的契约中也得到了反映。在所有的契约中，写得最不规范的那份文件从1946年开始生效，签字的人名叫魏明月，也就是搅屎棍的父亲。因为财务危机，他答应把一块土地典押给他的一个堂兄，换回大约六升包谷。契约上说：“次年，小春作物收割，退回抵押物，土地收回。”得到土地的堂兄名叫魏有坦，也就是魏子淇的祖父。在村子里，邻居之间的紧张关系通常具有很深的根源，尽管很多细节已经消失在没有记录下来的历史迷雾中。魏子淇读不懂那些用繁体字写成的契约合同，直到我读给他听，他才知道了典押土地这件事儿。当我问起他跟“搅屎棍”的关系时，他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话：“很复杂。”不管怎么说，那些古旧的合同反映了不同程度的贫困状态。魏子淇的祖父有足够多的谷物，能够从搅屎棍的父亲手里把土地典押过来，但他的那点谷物又不够维持一个健康家庭的所需。1946年那份合同生效后两年，傻子出生了，他就是粮食不够吃所造成的弱智牺牲品。

当时，共产党已经在华北掌握了政权。他们在陕西黄土高原的贫瘠山区里建立起根据地，支援他们的核心力量则是那些一穷二白的贫苦农民。毛泽东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要把土地所有权分给那些真正从事耕种的农民们，从而结束地主占有土地的封建制度。共产党在获取全国政权之后，以极快的速度推行了这项改革。这种做法非常管用，以至于他们丝毫不担心会遇到暴力对抗：20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被无情地镇压的地主成千上万。佃农们分到了田地，五千万个家庭——绝大多数都是极度贫困的家庭，一夜之间获得了土地所有权。他们中间大多数人之前从来没有合理合法地得到过土地所有权，很多人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

在魏家保留下来的契约中，这一标志性的历史巨变出现在1949年9月——也就是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一个月——签署的一份文件里面。这份合同装裱得十分漂亮：边框上装饰的是籽粒饱满的玉米棒子，下缘画着农民们沐浴着阳光正在耕种和收割的场景，顶部画的是毛泽东像。合同说，魏家一共五口人，分得了七块田地。地块的面积都用小写数字列了出来：1.2亩、0.7亩、0.3亩、0.3亩、0.1亩、0.1亩、0.15亩。对这个大家庭来说，这些地加起来不到三亩，但比魏家以往所拥有的土地还是多了很多。其中一个地块原来属于搅屎棍的父亲——很显然，他没能赎回典押出去的那块土地——但对于其他地块原来的所有权却没有提及。魏子淇告诉我，那些地块曾经是当地的大地主闫家的土地，尽管他并不知道这家人后来的命运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被斗争了，”他模棱两可地说了这么一句，就没了下文。他的父亲从来没有跟他讲过这些往事。

在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第一轮土地改革运动马上收到了效果。这种新型的土地所有权调动了农民们辛勤劳动的积极性，20世纪50年代初，全国的农产量增加了，人们的生活水平也随之提高了。不过，这两个方面的上升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因为毛泽东主张要把那场革命继续深化下去。20世纪50年代的后几年，他要求把农村的土地重新组织在一起，而这一次是交给人民公社。农民们失去了他们刚刚获得的土地所有权，随之一同失去的，还有个人获利的权利。什么东西都得大家分享——田地、劳力、收成——于是，产量变得极其低下。1958年至1961年的大跃进中，毛泽东向农民们发出指示，要求他们为工业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要求人民公社完成一定的钢铁产量。结果，农民们把农具和炊具都扔进了高炉进行熔炼；在很多地方，人们把种庄稼的事情放在了一边。于是，一场大饥荒横扫中国农村，饿死了很多人。

对于这一段往事，魏子淇的父亲也从来没有说起过。跟大多数农村人一样，他不愿意在那些并不令人愉快的记忆里徘徊不前。因此，他们家收集的那些契约文书在人民公社时代便基本上停止了。对于搞大集体的开始，从他们家的契约合同上看不出来。从1961年以后，也就再没有留下什么合同了。那一年，大跃进被彻底地画上了句号。之后，人民公社制度依旧存在着。如果魏家还签订了什么合同的话，他们家也没有保留下来。留下来的文书只有一件：一份早已过期作废的工分卡，很可能是在20世纪60年代末使用过这玩意儿。卡上标明，“魏明云的妻子”在7月份为人民公社投入了多少个劳动日。那位妇女甚至没能够留下自己的名字——在男性为主的集体劳动中，这样的细节无关紧要。人民公社制度一直没能够很好地发挥应有的作用；因为不能有个人利益，农民们普遍缺乏劳动积极性，这导致了20世纪70年代农村地区十分普遍的贫困状态。当时正值魏子淇的童年时代，他经常要吃掺了榆树皮的面条。

1978年，邓小平主政后，他和其他一些改革家希望以某种形式将土地所有权赋予个人。可是，这个问题极度敏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尤其是在农村，如果实行土地私有制，那就等同于承认革命失败。于是，官员们发明了一种东西，叫作“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们跟村委会签约，获得土地使用权，条件是每年上缴一定的现金或者收成。然后，农民便可以留存所有的盈余。这实际上是共产党革命之前的佃农制的一种变体，差别只是现在的国家成了最大的土地所有者。

这项政策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很快就证明了它的好处。每个人的热情又回到了田地里，1979年至1984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了百分之十一。实际上，在这一段时间，城市人被落在了后边，至少从相对意义上来看是这样的——这一时期，城市人均收入只增加了百分之八点七。不过，全国仍然是一种二元经济结构——农村和城市的政策制度各不相同。20世纪80年代中期，政府制定了有利于城市发展的政策，因为领导人想发展出口型经济。他们改善了城市里的基础设施，建起了像深圳这样的经济特区。最重要的是，他们在20世纪90年代修改了城市使用土地的有关法律法规。在城市里，所有的土地从技术层面来说都属于政府，但个人被赋予了买卖住宅的权利。他们不能拥有土地，却可以拥有附着在上面的楼房；他们可以把楼房或者房子自由出售、出租，或者用于抵押等。这一变化很快就收到了效果——它有助于刺激新兴中产阶级的迅速发展。目前，在中国的城市里，每个人最值钱的东西基本上都是住房。

这样的改革在农村居民那里一项也不适用。在乡下，个人不能对他的耕地进行买卖或者抵押。他也不能把自己的住房用来作为贷款的担保。对他们来说，最好的事情就是可以长期租用土地。不过，他们租用的土地依然属于村集体组织。如果某个开发商来到某个城镇，村民们没有讨价还价的权力——任何个人都无法反对出让土地，或者协商到更高的售价。法律给城市和市镇赋予了权力，他们可以凭借着“公共利益”的名义，获取城市周边的任意一片土地。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城市用地可以任意扩大。当各个城市把这些耕地购买过来的时候，他们支付的是被人为地压得很低的固定价格。这样的买卖行为都是由村委会进行的，他们本应该赔付那些失去了土地的村民，但他们中存在的腐败行为常常把这些资金吸得一干二净。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城市面积的迅速扩张，这样的掠地行为十分常见——据估计，从1990年至2002年，全国失去土地的农民总数达到了六千六百万。农村的制度新旧结合，社会主义跟资本主义并存。革命成功半个世纪之后，农村的土地改革已经取得了成效，只不过跟当初的想法完全背道而驰。

一段时间以来，政府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以改善农村地区的状况。他们开展了道路修建运动，不再收缴公粮和农业税。但土地法依然是最根本的问题，何况还有那么巨大的人口数量。2005年，根据政府所作的调查，农业人口依然多达八亿，农村户均人口数为四点五五人，耕种的土地不足六亩。在西方人看来，这点土地微不足道，但它足够养活一个中国家庭，还有盈余用于出售。因为很多人外出打工，土地应该进行整合才对。但那些人即便离开了村子，依然会牢牢地保留着自己的用地权。没有更好的办法——毕竟，他们又不能出卖这些土地。他们通常把土地借给自己的亲戚或者邻居耕种，而这些人在耕种借来的土地的时候，投入的热情比自己的土地少了很多。当我来到三岔的时候，我租住的那所房子依旧属于已经搬到怀柔居住的那对年轻夫妇。从法律的角度来说，他们不能够出售那所房子，我们所能做到的最好的事情，就是长期租用，可这样的协议没有任何法律效力。这纯粹靠的是关系——只要我跟魏家人搞好关系，我就可以信任这份合同，但这份合同在法庭上一点用处也没有。从我这个角度看来，这似乎有些不公平，但它对这个村子来说可能更不利。我不可能会把这样的财产进行改建增值，而那对年轻的夫妇则永远也不可能拿到买卖房屋的钱。

在三岔这样的地方，实权掌握在共产党员的手中。当我来到这个村子的时候，一共有十七名党员，这些领导干部要对所有重要的事项拿主意。他们要解决土地争端，负责管理公共基金，选举党的支部书记——也就是当地职位最高的干部。他们管理着当地所有的党员：没有他们的同意，任何人也不能加入进去。他们要召开会议，讨论各种各样的主题事务——我和眯眯搬到三岔居住之后，当地的党员聚在一起开会，就我们到来这个问题进行讨论。我是后来才知道这件事情的，有人跟我讲，他们在是否允许我们住在三岔村这个问题上产生了分歧。我知道，是谁带头反对我们在三岔居住：搅屎棍也是一名党员。

不过，影响力最大的人是党支部书记，她名叫刘绣莹（音译）。刘绣莹是为数不多的几个女人之一，出生在这个村子，最终也定居在这个村子里而没有嫁出去。20世纪70年代，读完中学之后，她离开三岔继续读书。在那个时候，这样的机会十分难得。经过培训，她最后当起了“赤脚医生”。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农村人的医疗保健在很大程度上靠的就是这些人。他们服务的地方非常贫困，非常偏僻，很难享受到一般的医疗服务。刘绣莹被分配回三岔工作，她在这里结了婚，继续种田。1998年，她被选为了党支部书记，三年之后，她再次当选。全县范围内，总共只有五六个女性党支部书记。在渤海镇管辖的二十三个村子里，她是唯一的女性党支部书记。

抽象地看，刘绣莹的身份极不寻常，但对她本人而言，这一点也不奇怪。她是个大个子女人，肩部很宽，一双粗糙的大手布满老茧。她走起路来的时候，脸上带着极强的自信。中国的妇女很少有这样的外貌——如果出现在城市里，简直难以想象。城市里的年轻女子被称作“小姐”，在当下这个时代，多数小姐都已经养成了弱不禁风的身体状况。她们的双臂犹如脱粒用的连枷，双脚好比压模机；她们穿着一点也不实用的衣装，踩着高跟鞋招摇过市，这一切都是为了引起别人的注意。在整个动物王国，再也找不到第二个场景，比一个小姐奔跑着追赶出租车更具有震撼力。这很像孔雀王国的求偶之舞：到处都是华丽的羽毛，到处都是恣意闪亮的色彩，动作过多，显见的目的却很少。

然而，三岔的党支部书记完全是另一种情形。只要她一动起来，事情总能得到解决，而且解决的速度极快。她跟当地的男人一样干农活，一样参加村里的道路修建工程。干活儿的间歇，如果男人们喝酒打牌，她也会做同样的事情。她已经四十好几，满头黑发剪得很短。她的面容长得很美，只是下巴有些宽大。她的个子不高，但她的头总是高昂着。她的声音沙哑，嗓门响亮——她每次接电话的时候，我都能够从我的屋子里听出来这一点。每次我来到村子里的时候，她都会跟我打招呼，只是方式上既有些友好，又有些生硬：“嘿！你来了？”不过，我知道她对我的到来多少有些矛盾。或者说，在三岔村党支部会议上讨论外国人这件事情的时候，至少是这个态度。她比搅屎棍要精明些，搅屎棍当时就耍起了手腕：他想把我们赶走，如果我们被批准在村子里居住，那意味着他什么也得不到。相反，党支部书记尽量不作明确的表态——在中国，那样做意味着她正在等着看事情到底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在三岔住了一年之后，为了表示一下善意，我和眯眯向村里捐出了一千块钱买水泥，专门用于维修那条通往外面的新路。

魏子淇跟这个女人的关系——用村民们的话来说，就是“他们的关系”——十分不确定。她丈夫也姓魏，跟魏子淇和搅屎棍是同一个曾曾祖父。魏子淇很佩服这个女人的能力，他告诉我，她在跟上头的官员们打交道时特别有能耐。大多数村民也很佩服她的这种素质——他们觉得，在让政府出资为村里新建道路这事上，他们的支部书记是起了重要作用的。不过，我还是在魏子淇身上发现了一点点戒心。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慢慢地感觉到那实际上是一种跟对手暗暗较劲时才有的小心谨慎。毫无疑问，他们是村子里面能力最强的两个人。

魏子淇不是共产党员。我刚刚认识他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对这些事情不感兴趣。他比村子里的领导年轻很多，他们大多数人都已是中年或者更老。魏嘉生病之后，魏子淇去怀柔拜访了一个算命先生。他看了魏子淇的手掌，给他提了一条忠告：千万不要碰政治这个东西。但是，在三岔这样的小村子，纯粹跟政治不搭边也具有一定的危险性，对于一个刚刚开始踏入商海的人来说更是如此。地方上的领导可以找到种种方法为难创业者，如果他想获得贷款的话，那更是易如反掌。中国的农民不可以用他们的土地作为担保物，他们需要村子里的支持才能提出贷款申请。

在那天把傻子扔在镇政府之前，魏子淇从来没有直接挑衅过党支部书记。申请补助是她的职责，魏子淇反复提了多次，希望得到她的帮助，她都置之不理。他直接去找镇政府，从而绕过了她的权威，相当于让她在更高的官员面前丢了脸。2003年，补助下来了：每个月五十元。过春节的时候，政府送来了一桶食用油、五十斤面粉、一袋大米，以示对残疾人家庭的帮助和支持。

我们带着傻子下山的时候，我起先觉得魏子淇只是关心钱。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才逐渐意识到，他已经做出了自己的政治宣言：没有地方干部的支持，他一样干得成事儿。当我向他打听村支部书记的反应时，他说她非常生气，只是她对此完全无可奈何，因为法律站在魏子淇这一边。他似乎对那女人的生气感到很满意。“村里很多人都曾经面临过这样的处境，”他说，“只不过我走在了前头，做了些事情。其他人都没有那个胆量。她是有些不高兴，但她终于知道了，我也是有办法的人。”

村子里有很多事情是魏子淇所不能控制的。同样，他对他未来的顾客也一无所知。他跟北京那些中产阶级基本上没有什么联系，他制定的那一系列计划基本上都是凭空推测。但这个人在时机的把握上实在不能再好了。他碰巧在2003年春天把刚刚处在萌芽阶段的生意扩大了，那一年恰好是汽车之年，也是中国汽车大发展史上最重要的一段时期。

大发展体现在各个方面，仿佛诸多因素掐准时机全被搭配在了一起：基建项目、生产策略、顾客想法，甚至是神秘莫测的病毒等。自2003年开始，政府在农村地区启动了一项为期两年的建设工程，修建了近二十万公里的乡村道路。在这两年时间里，人民共和国在乡村修建的沥青和水泥道路超过了之前半个世纪的总和。与此同时，城市的消费模式也在发生变化。至于原因，有时候竟然有些莫名其妙。2003年春季，人们对于SARS病毒的惊恐横扫全国，一连数周，大城市的人们躲开人群，拒乘公共交通工具。地铁和公共汽车上空无一人，出租车也成了大家怀疑的目标。最终，这种疾病的危险性证明是被人为地夸大了许多，但它对中产阶级的思维模式产生了持久的影响。人们学习开车的灵感被激发出来——2003年，近五十万北京居民拿到了驾照，平均每天达到了一千三百人。

同时，汽车市场也正在经历着一场变化。到2003年，丰田、尼桑、现代等汽车公司都开始在中国投产，而这些亚洲公司很快就产生了冲击力。与此同时，中国的汽车厂也发展成为不可小视的竞争者。2003年6月，奇瑞公司——也就是我曾经去考察过试车环节的那家公司——揭开了第一辆微型汽车的面纱，并取名为QQ。这辆车比迷你库珀轿车还要袖珍——QQ车的长度仅有三点六五米，发动机为零点八升。这款车型看起来跟通用公司原本计划下半年在中国市场推出的雪佛兰斯帕克几乎一模一样。实际上，这两款车型如此相似，以至于车门都可以互换。在中国，各大公司快速仿制外国产品的现象十分普遍。不过，这事儿仍旧算得上是一个全新的转折点：在原产品还没有走向市场之前，奇瑞却想方设法生产出了跟斯帕克几乎一模一样的东西。有人推测，奇瑞设法搞到了生产图纸，也许是通过商业间谍的方式吧，但这一切谁也没办法证实。（通用公司提出的诉讼最后以庭外和解的方式结束了。）到了后来，比拼的便是价格。一辆全新的QQ车售价为五万元左右，比通用公司的轿车便宜了百分之二十五。因此，对大多数消费者来说，这是一个并不难于作出的选择。那一年，奇瑞公司的汽车销量比2002年翻了一番。跟其他一些小厂一起，他们掀起了汽车市场的革命，汽车厂家不得不作出降价的决定。从2003年4月份开始，在十二个月的时间里，汽车厂向各大经销商提供的平均价格下降了百分之八点八。在2003年，中国的乘用轿车销售量增加了百分之八十。仅在北京一个城市，新上路行驶的汽车数量就达到了三十三万九千三百三十四辆。

不可避免的是，这中间就有些车辆驶上了这条断头路的坡顶处。每到周末，来三岔的游客多了起来，这引起了城里面一些投资者的关注。一个北京商人铺通了往黄花镇那条步行老路的下半段，然后在三岔水库边上开了一家餐馆和招待所。这是村子里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餐馆：一共有十几张桌子，可以进行室外烧烤，一口大水塘里养满了虹鳟鱼。周围的环境出奇地漂亮——岩石砌成的围墙高高地耸立着，水库里的水平和而宁静——而且北京人很喜欢这一切。你会发现，只要他们一开车进入这个村子，脸上的压力统统没有了。如果他们沿着水库再步行走上半个小时，就会来到马玉发的家。他差不多是村子里的隐士，至今一人独居，还在用他那台滴答作响的闹钟。不过也有传言，说有开发商想要开发那个地方。多年来，这个远离北京、跟北京隔绝的村子一直在萎缩。而现在呢，城市生活的触角开始慢慢地伸到了这个高高的峡谷里来。

整个夏季，魏子淇和曹春梅都在不断地忙碌着。下村新开的那家餐馆对他们的影响不大，因为总有些怀旧的城市客人更喜欢吃传统的农家饭——在真正的农民家里吃农家饭。至少他们是这么说的——如果能够吃上一碗榆树面，也许会带给他们不一般的感觉。其实，他们平时所吃的虹鳟鱼来自瑞士供货商。最近几年，这一外国物种已经被引入到了山沟里的鱼类养殖场，逐渐成了周末游客们特定要点的一道菜：实际上，农民开的所有餐馆都在招牌上写上了“虹鳟鱼”这几个字。这一全新的中式美食包含了很多技术移植和技术虚构。在北京，那些上层人士喜欢到来自全国各地的餐馆享用所谓的“地道”美食：云南餐厅、福建餐厅、贵州餐厅比比皆是。如果你把他们供应的菜肴拿回到它们的发源地的话，很可能连那些本地人都要被弄糊涂。首都的四川饭店出售的饭菜，是我在四川生活的两年时间内都没有吃到过的。不过，在一个生活水平快速提高的国家，出现这样的现象十分自然：市场需要新传统，即使这样的新传统就是农村的简单朴实也行。小时候，魏子淇从来没有看到过虹鳟鱼，这玩意儿跟布谷鸟报时钟一样，都不是本地产品。

大卡车载着虹鳟鱼开进了群山之间，然后分头送到了像魏子淇这样的小企业家的家门口。魏子淇自己修了个水池，在池壁抹上了水泥，灌满了山泉水，虹鳟鱼在里面的表现比他之前养过的水蛭绝对好多了。他把烤鱼的价格定在每条三十元这个档次上。在新修建的厨房里，曹春梅主要负责备菜，她要做大量的工作：西红柿炒鸡蛋，青椒炒猪肉，烙煎饼，等等。她是个非常优秀的厨师，常常引来很多回头客。

2003年，从务农转为经商之后，这家人的收入超过了三万元，比前一年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从这一切看来，只需等着生意越来越好就是了。到那年的仲夏时节，他们有了很多回头客。然而，曹春梅却显出了疲态，魏子淇好像也焦虑不安。起初，他只是在结识新朋友或者招呼客人的时候偶尔抽支红梅烟，可现在竟然靠一支接一支地抽烟来缓解压力。到了晚上，他总是喝酒喝到很晚才睡觉。有时候，仿佛是来此度周末的城市人抛在这里的压力和紧张统统钻进了这个男人的心里。“压力太大了，”我问他到底哪儿不对劲，他总是这么回答我，“随时随地都让我感到很紧张。”

我对他说，要开心些——多年来，他一直梦想着自己开一家公司，而现在事情终于有了良好的开端。但他总是不断地担心钱的问题。那些钱都是他从家人那里借来的：他从自己的亲戚那里借了一万两千多，从曹春梅大姐那里借了八千多。我之前答应他，可以提前支付几年的房屋租金，这样我也可以长期安心地使用那套房子。但是严格说来，那笔钱也不能归他所有。房子是他侄儿的，那无异于又是一笔家庭债务：数量为两万元左右。他已经把那些钱全部花在了翻修上面，现在又打算在下一年修几间客房，因此，他准备申请银行贷款。

在中国，个人还没有形成信用消费的习惯，欠债会让人感觉很不舒服。信用卡并不常见，更不用说银行贷款了。2003年，那些新涌现出来的汽车买主绝大多数支付的都是现金：申请贷款的比例不到百分之二十。在买一件大东西之前，大多数中国人都要为此存上多年的钱。如果需要筹资，他们也主要依靠家人的帮忙。这样做的结果，是形成了另外一种形式的关系，而魏子淇把这一切都玩了个遍：村子里的政治问题，怀柔商业开辟的新疆域，以及复杂的家庭债务。一年前，当他的儿子生命遭遇危险时，魏子淇看上去内心十分平静。不过，他对那样的体验早做好了心理准备：在三岔，每个人都在贫困中长大成人，他们都知道跟病魔作斗争意味着什么。要获得成功没有那么容易——作为一个创业人，魏子淇一脚踏进的是未知领域。

那年夏天，魏嘉满六岁。为了过好生日，他的父母给他做了一碗很特别的煎蛋方便面。吃方便面是一种难得的待遇，因为小男孩几乎从来没有吃过袋装食品。每过一段时间，他的父母会带着他到北京做血液跟踪检测，回来的时候就当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一样。他现在个头大了一些，慢慢地长出了他父亲那样的桶状胸脯。有时候，会安排他做一些家务活，例如打扫晒坝的清洁卫生等。这个时候，他也学会了像其他人那样对傻子不理不睬。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魏嘉有时会跟这个残障大人玩耍，跟他一起做鬼脸乱比划。可没过多久，他就发现，这个人有些不对劲。现在，傻子终于彻底孤独了——村子里最后一个小孩一旦长大成人，就再也没有人会把他当成正常人对待了。

夏季接近尾声，魏嘉的父母开始为他上学做准备工作。他基本没上过幼儿园，而去年那一年的学算是白上了，因为当时的情况实在是太糟糕了。今年，魏嘉要到十公里外的沙屿村上一年级，跟其他孩子一起在学校同吃同住。那之前的最后几个星期，小男孩的父母开始让他练习一个人单独睡觉。跟许许多多的农村家庭一样，一家人通常是晚上一起睡在炕上，但他们现在强迫魏嘉一个人到厢房的床上睡觉。头几天晚上，他总是抱怨说睡不好觉，但到了月末的时候，就已经习惯了。

魏嘉上学前的那个星期，我租了一辆捷达轿车开到村子里。我提出，要送魏嘉和曹春梅到下面的山洼里去报名，她说报名时间要么是星期天，要么是星期一。“他们还没有来通知，”她这样解释道。她说的是三岔每天都要进行宣传的广播系统。

“村里没有别的小孩儿要上一年级，对吧？”我问道。

“没有，”她回答道，“只有他一个。”

“如果只有他一个小孩儿，你敢保证他们还会来通知吗？”

“他们也要通知，”她回答道。

我在想，是不是应该打个电话试试看，但这就是乡下人的生活方式：等着信息降临到头上。的确，非常精确，星期五下午，村里的大喇叭响了起来。一个女人颤抖的声音响彻沟谷，回荡在山崖之间，飘荡在高高的山峰之间，提醒有关各方注意以下事项：

请注意！

所有上一年级的孩子务必在星期天早上八点钟到沙屿小学报名！

请注意！

所有上一年级的孩子务必在星期天早上八点钟到沙屿小学报名！

请注意！

所有上一年级的孩子务必在……

星期天一大早，村里所有上一年级的孩子都到校报到了，曹春梅坐在捷达轿车的前排位置上，孩子坐在她的膝盖上。魏子淇留在了三岔村，因为那天下午他要接待客人。头天晚上，魏嘉洗了个澡，自己找了身干净衣服穿上。他穿了一条蓝裤子，与之搭配的那件T恤衫上画着一只卡通猫咪，用英语写着“机智敏捷”几个字。他背上背的还是上幼儿园用过的那只米老鼠背包。

“还记得去年发生的事情吗？”曹春梅问道。

“记得，”魏嘉回答道。

“还哭不哭？”

“不了。”

“今年不要再哭了啊，”她告诫他，“你现在上一年级了哦。如果你再哭鼻子，我要打你的嘴巴。”

魏嘉笑了笑，这个对话接连几天都在进行着。我们的车往沟谷里行驶的时候，他往前趴着身子。又到了收获核桃的季节，车子遇到的几十个人都拿着长棍子。那真是一个美丽的清晨啊——空气清新而暖和，太阳在东边的山脊喷薄而出。一路上，到处都是穿戴整洁的小孩子，他们背着新书包，往沙屿村的方向走去。我们的第一站是宿舍，魏嘉在这里登记住了进去。他被分配在第四号房间，住二号床。一共有八张床：粗糙的金属架子上铺了几块木板，木板上面垫了一层薄薄的床垫。窗子上钉着护栏。一看见这些军事化的宿舍，我的心就沉了一下，但小男孩似乎不为所动。让他很高兴的是，他分到了一把打开铁质储物柜的钥匙。

我们还没有见到他的同学，因为所有的孩子都聚在学校的院坝里报名登记。我们三个人朝着那个方向走了过去，就在我们走到学校门口的时候，曹春梅停下了脚步。“现在，你遇到那么多人，再也不会觉得吃惊了，对吧？”

“不了，”魏嘉回答道。

“跟去年不一样了，对吧？”

“不一样。”

进了学校院坝，一个姓杨的老师正在把一年级的小孩儿分成两行：一行站男孩儿，一行站女孩儿。孩子们都很安静——老师在下指令的时候，他们都专心致志地听着。沿着那两行队伍，她慢慢地穿梭着，跟每一个孩子打一声招呼。最后，她走到了魏嘉的面前。“早上好，你叫什么名字？”杨老师问道。

“魏嘉，”他回答道。然后他用英语说了一句：“Good morning， teacher！（老师，早上好！）”

“很好！”她用汉语说道，“谁教你的？”

“魔鬼叔叔教我的，”他回答道。

“谁？”

“魔鬼叔叔！”小男孩儿一脸严肃，杨老师禁不住笑了起来。就这样，我们把他留在了学校，他在学校的院坝里跟其他学生站成一行，他也是一年级学生中最小的一个。

开学后的六个星期里，魏嘉因为英语学得早，举止文雅，不愿意老老实实地坐着而在班上显得非常出众。在中国的课堂上，小组是完成任务的基础，每一个小孩子通常都知道自己在这个组织中间所处的位置。有些小孩子会正式获得任命担任一些职务：家庭作业组长负责收齐家庭作业，纪律委员负责向老师报告同学们的坏习惯，班长负责协助老师管理同学们。每一间寝室有一个室长和副室长，每天负责寝室卫生的打扫。同学间的纪律至关重要——表现不好的小孩子常常要被当着同学们的面罚站，而其他同学则要协助老师批评有错的一方。一开始，魏嘉对这一切似乎都不以为然。因为没有上过幼儿园，他对学校的行为规范没什么概念；他时常冒冒失失地插嘴，或者在上课时间玩铅笔。他有时候忘了学校布置的任务，忘了家庭作业。有时候他会在上课时间在教室里踱步。一天早上，全体学生都在室外集合听校长讲话，跟往常一样，要求孩子们立正站好——膝盖靠紧、抬头、双手紧贴裤缝。所有孩子都照着命令做了，只有一个孩子例外：魏嘉。他觉得校长的讲话十分枯燥乏味，竟然蹲下身去玩起了地上的石子。

这些违规之举，连同其他同学的一些违规之举，在第一次家长会上都被老师提到了。在中国的学校里，这样的会议常常是以集体的形式举行的：所有的家长同时参加会议，老师对每一个学生的行为表现一一总结的时候，所有的家长都得一同听着。好学生会受到表扬，坏学生则会受到批评。参加会议的家长之间的社会交际，跟孩子们在班上的社会交际一模一样：根据所在小组的权力而定。最丢脸的事情，莫过于在学校当众听见自己的孩子表现不好之类的话。而表现不好的受到的关注往往是最多的。在沙屿小学召开的第一次家长会上，有几个孩子表现出众，从而成为了大家讨论的话题。张彦喜欢以大欺小，王伟爱讲笑话，李晓梅是她们宿舍的流尿狗。（“她在家里都不这样啊！”后来的几次会上，总会对这坏孩子喋喋不休地进行批评，她的妈妈这样说道。）而魏嘉呢——喜欢开小差，在教室里踱步，还当着校长的面玩石子。孩子的父亲被逼着听老师讲述这一系列违规之举，描述的细节是那样令人痛苦。然后，他就回了三岔。

那天晚上，我跟那家人在一起吃饭。吃饭的过程中，魏子淇一言不发，吃得很快，谁也不看。他的脾气很急，一言不发之后，往往是雷霆爆发——那是暴风雨来临之前的死寂。没有人比魏嘉更了解他爸爸的这种如天气一般复杂多变的脾气，因此，他只能装作什么也没有看出来。吃完饭后，他坐在炕上看起了连环画。他父亲瞪着他看了足足五分钟之久，就在这当儿，我发现那孩子也在用眼角看着他父亲的举动。终于，魏子淇说话了。

“你在干什么？”

“看书，”魏嘉回答道。

“你的家庭作业呢？”

“在书包里。”

“去拿出来，马上。”

总体而言，六岁大的小孩子并不能天然地适应寄宿制学校的要求，而魏嘉的纪律性尤其比较差。通常，我会在星期五下午前往村子的路上顺道去接他，而我总要提醒他，千万记得把需要的书本都带回来。但是，每个星期五晚上，回到三岔之后，他从米老鼠书包里取出来的东西总令人迷惑不解。魏嘉会像一个魔术师那样打开他的书包：里面什么东西都可能会有，这其中的招数连他自己都弄不明白。今天晚上，他变戏法一般拿出四本课本，几支铅笔，以及几页揉得皱巴巴的纸片。他的父亲抓起其中一页纸片。

“这是什么？这就是你的家庭作业？！撕成这个样子，你怎么做家庭作业？”

魏嘉低头看着炕。

“你的数学书呢？”

小男孩满怀希望地看了看米老鼠书包里面，可它空空如也——今晚上玩不成魔术了。

“你的数学书哪里去了？”

“我忘了，”魏嘉怯声说道。

“没有书，怎么做家庭作业？”魏子淇的声音变得更严厉了。“你知道杨老师今天怎么说的吗？她说你老是忘记家庭作业。上课也不专心听讲！如果你不好好学习，今后怎么办？”

小男孩扫了一眼那本连环画，可他的父亲一把就抢了过去。“她还说，校长的讲话你也不专心听！其他小孩都在那里站得好好的，可你竟然蹲下去了。你究竟是怎么了？看着我！”

可小孩根本不看他。他紧紧地闭着嘴巴，直到魏子淇伸出手去，狠狠地扇了他一个耳光。一下子，小男孩泪如泉涌。“你要听杨老师的话！”魏子淇吼叫道，“她还说，你在教室里走来走去，全凭着性子来。你不可以那么做。她还说了，你没把饭吃完。”

曹春梅也说话了：“你知道吗，如果你不好好吃饭，会怎么样？你会又生病的。你还想去医院住院吗？”

突然，魏子淇伸出手去，把小男孩的裤管拉到了膝盖之上，露出了他的双腿。“如果又有了淤青怎么办？”魏子淇高声说道，“如果又遇到那种情况，我们怎么办？”

曹春梅冲过去查看了小男孩的双腿。“你要好好吃饭，不然会生病的！”

父母的声音变成了厉声尖叫，甚至有些惊慌失措。不过，突然之间，他们变得温柔起来，一起查看着孩子双腿上的淤青。那情形好像是去年那场危机中未能言明的恐惧感又死灰复燃似的，他们在炕上挤成一团。小男孩哭了——他仰着头，嚎啕大哭。

曹春梅比她的丈夫更担心。魏子淇的生活理念基本上是一种实用主义，他所关心的是那些有形的威胁：贷款的重担，村里的政治，儿子的健康和教育等。对于刚刚经商，他感受到了一些压力，但他有信心，只要努力工作，肯定会有结果。他把那些顾客照看得很好——这是他从那些城市老乡身上得到的提示。只要去怀柔，他就会穿戴整齐，但在家里的时候，依旧一身农民打扮。他觉得，这正是他的顾客们希望看到的东西：谁都不会为了看模仿城市人的农民而跑到乡下来。魏子淇在三岔和怀柔这两方面的需要之间不断地转换着，而且他把这两个角色玩得很熟很转。

然而，对曹春梅来说，跟外界打交道却多有不适。她生活的圈子是在三岔，主要负责厨房的活计。筹资、采购都不是她的职责，因此，她不大有独自前往怀柔或者北京的机会。相反，是城里人主动找上门来，而这样的交际却常常令她感到难堪。一次，北京来的一个游客很好奇，想看看乡下人是怎么进行烹饪的，便闲逛到了厨房。这城市来的女人突然脱口而出：“你的手好黑好脏哦！”她说这话本来没有恶意，可曹春梅却觉得非常尴尬。后来，只要有客人光临，她就会洗手。她的穿着也好看了很多——她去买了一条新的丝质裙子，上缀闪光饰片，经常用于周末穿着。

她的变化跟魏子淇不一样。他的变换体现出更多的计划性，变换服装和抽烟都不是因为害羞，而是因为对做生意有帮助。在一定程度上，他对于生在农村这样的事实颇感坦然——毕竟，这正是他那家餐馆吸引人的地方。在三岔，曹春梅却并没有完全觉得自由自在过，她至此方才明白，即便生意做成功了，她生活的世界也不会超过这个村子本身。

多年来，她一直在寻找跟外界更有意义的一种联系方式。三岔的年轻人经常会有同样的想法，亲戚和朋友都相继搬离了这个地方，生活起来自然有一定的难度。20世纪90年代中期，这个村子跌到了谷底：人口急剧减少，留着没走的人往往爱在乡邻之间搬弄是非，散布谣言。

说到宗教，中国人也还是非常实用主义的——他们也许具有信奉的欲望，可一旦遭遇来自政府的巨大压力，就没有几个人会继续坚持那没有结果的信仰了。人们信奉宗教的冲动，更多的是同寻求共同体有关。在中国，急剧的变化让很多人感到内心空虚，他们觉得共产主义很遥远很渺茫，而移居和城市化则给社会结构带来了巨大的变化。追求财富的新思想则好像很空洞，很容易让人倦怠，很多人都期待着跟他人建立一种更有意义的联系。很多人转而信奉宗教，倒并不一定是他们想跟上帝建立起一种私人联系，而是因为他们想借此与邻居和朋友分享与共担。

到2003年，魏家的生意逐渐走上正轨。那段时间里，尤其是在他们家的生意吸引了更多的游客来到三岔之后，她对各种新思想一直持谨慎态度。一个周末，她听到一群北京来的游客正在谈论佛教。那是一群中产阶级人士，常常鄙视农村人，但曹春梅在这群人身上发现了与众不同的地方。他们对她很尊敬，他们的谈话也对她产生了吸引力。“他们谈话的时候，老是提到‘佛’这个字，”她后来对我说，“他们讲述了各种各样的情形，令他们感兴趣的，是人遇到各种情形时应该怎样反应的问题。每次，只要复杂的情况出现，他们都可以向佛祖求助。我觉得这个东西好。对于一个人应该怎样生活，他们是有主张的。”

羞怯之下，曹春梅鼓起勇气，向其中一个女子提了一个问题。“我问她，佛教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影响，”曹春梅回忆说，“我问她，佛教是不是帮她解决过具体的问题。她回答说，那都不是她信奉佛教的唯一理由——也就是说，并不是因为她有具体的需求。它不可能那么快就能帮你解决问题。但它能够让你明白，遇到不同的情形时，什么才是正确的行为方式，而这一点要重要得多。”

曹春梅完全明白了那个女子的意思——她时常都能感受到一种欲望，比日常生活中平淡的琐事深刻得多。那是她第一次感觉到，她跟她那些来自城市的客人有了一种联系。几个星期之后，那位北京女子又来到了三岔。这一次，她带来了两本书：《三世因果经》和《地藏菩萨本愿经》。曹春梅研读了书里边的有关内容，她觉得那两本经书让她感觉平静了许多。没过多久，她在堂屋做了一个神龛。她靠墙放了一张桌子，在上面铺了黄色绸布，然后摆放了两尊塑像。一尊是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一尊是财神爷。每天早上，曹春梅都要在塑像跟前点上几炷香，然后摆上单数的贡品：三个橘子、五个苹果、三杯白酒。在北方，尤其是生意人的家里，这样的神龛十分普遍，但在北京人的家里却并不多见。第一次看见那两尊塑像的时候，我问曹春梅，那是谁给她摆放的。

“我自己，”她带着自豪的语气说道，“我从怀柔一家商店请回来的。”

接着——我在中国呆了很长时间，这个问题基本上是不由自主的——我问，那两尊塑像花了多少钱。曹春梅的语气依然友好，但她纠正了我的说法。

“像这样的东西，我们不说‘买’，”她说，“我们说‘请’了两尊塑像回来。我把它们请回家来，是因为他们会保佑我这个家庭。”

2004年是三岔的建设之年。现代中国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农历新年是以十二生肖来命名的，有猴有鸡还有狗，不过对大多数人来说，最重要的东西还在于发展。马年——也就是2002年——被三岔人记住了，因为那年铺好了路。羊年是汽车年。猴年是建设之年。跟黄道吉日这个老掉牙的东西有所不同，从修路到买车再到建设，这样的现代步伐一点神秘感都没有。沿着新修建的公路，新车给三岔村带来更多的人气创造了条件，当然同时也带来了钞票，人们可以用它来搞建设。村子里也出现了新的声音——一整年，村子里都回荡着锤子的敲击声，以及钻头和锯子的咝咝声。

跟三岔的经济发展一样，这一次的建设工作也是由魏子淇发起的。首先，他把房子的内墙粉刷了一下，接着又建了一个小招待所。招待所是他自己设计的，那是一栋不算太高的水泥建筑物，共有五六间客房，整个建设工程都是由他自己主持。至于劳力，他雇请了几个邻居，还有几个近亲，酬劳是每天二十五元。对三岔所有的建设工程来说，不管公家的还是私人的，这都是标准酬劳。在中国的农村，人们一般会在本地从事这样的劳务活动，因此，政府于2003年和2004年发起的道路修建工程才显得如此重要。那项工程既为乡村地区改善了交通条件，也为无事可干的农民们提供了一定的工作机会。

在三岔地区，政府甚至委托当地人修建了一段现代版的万里长城。县里面的领导们早已看出，北京的汽车大发展为北京以北的这些小村子带来了大批游客，而这些地区最吸引人的地方，莫过于明代遗址。在认识到这个微妙品牌所蕴含的机会之后，当地政府规定，所有居民点的道路两旁都要布置上长城形的装饰物。这些假长城用红砖砌成，表面抹上水泥，被刷成了灰色。假长城上面有用线条刻饰出来的垛口，用以表示17世纪的那些石雕工艺。从防御的观点来看，这些障碍物所具有的价值很值得怀疑——高度只有八十公分，如果某个蒙古人在月黑之夜往南高速袭来，他的马蹄也许会被卡在这新修的万里长城上。不过，他们在修建这个东西的时候，倒是把汽车这玩意儿考虑了进去。这些新建的城墙往往沿道路两侧延伸开去，让驾车人有一种驾驶在长城之巅的感觉。这样的做法终于实现了人们在20世纪20年代的梦想，当时的《申报》曾经提过建议，将万里长城改建成公路可以使“经商更容易”。

诚然，这是一种有效的方式，可以把钱装进农民的口袋。每一个修建城墙的人每天都可以拿到二十五元的酬劳，而且三岔的村民们很乐意干这个活儿。他们修建了新的长城，他们帮魏子淇翻修了房屋，建起了招待所，他们把那条铺好的公路进行了修整。他们拿到手的酬劳一点点地累积增多，其他村民很快便开始对自己的房屋改造起来。那断头路旁的空地上，堆满了建筑材料——每次我开车到村子里去的时候，都要把车停在一堆堆沙子和砖块之间。有一阵子，我为不复存在的宁静状态而哀伤不已。从我来到村子的第一年至今，好像已经过去了很多年。那个时候，那条道路还是一条土路，我可以坐在桌子边上一边写作，一边听着核桃林那边传来的沙沙风声。那是2001年：寂静无声的最后一年。

不过，我已经在中国生活了很长时间，早就习惯了万事都不可能一成不变的事实。于是，我做了其他所有人都正在干的事情：改造。我和眯眯总是觉得，我们居住的房子应该和当地人保持在同一个水平，但到了2004年，这个标准已经改变了。我们在当地请了几个工人，让他们照着刚刚给魏子淇做过的模样，给我们的房子做一下相同的内部装修。魏子淇所作的装修在村子里算得上是最全面的了：新装上了石膏天花板，木质纹理的油毡地板纸，墙壁变成了干净的白色，刷的是涂料，而不是看过的《人民日报》。村党支部书记一看到这样的装修结果，便立刻委托几个人，给自己的房子进行了同样的装饰和翻修——她可没打算落在魏子淇的后面。随着时间推移，当地多数村民都学会了跟风而动，建筑工人们在村子里挨家挨户地找活儿干。跟他们之前修建一段段新长城和一个个新垛口时稳步推进一样，他们给每一座房子都赋予了同样的现代化标志：石膏天花板、油毡地板纸、涂料粉刷的墙壁等。

也是在那一年，魏子淇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拿到了驾照。以往，魏子淇从来没有说过要入党的事情，怀柔的算命先生也曾经明确地警告过他，不要参与政治活动。在中国，即便是基层民众的入党资格也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这跟美国的情况不一样，他们的政治派别可以接受任何人成为它的成员之一。中国共产党需要申请者提出正式的申请，然后会召开一系列会议，进行一系列谈话。只要认为不符合资格，申请人所在地的党员便有权拒绝任何申请者。具有党员资格的人数十分稀少：全中国上下，仅有七千万登记在册的正式党员，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五。

2004年，三岔仅有十七名党员，多数人已经超过了五十岁，三十岁以下的一个也没有。积极上进的年轻人很少提出申请——这样的年轻人早就全部离开了村子。结果，三岔的地方领导成了保守派，有几个党员甚至在接受最常见的新经济要素方面都显得十分迟缓。有几个人还不识字。只有三个女人，每一个人的家里都跟党组织有或多或少的联系。党支部书记的妈妈是解放前村里第一个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人，是她鼓励她的女儿入了党，并参与到当地的政治生活中来。第三个女性党员嫁给了当地的一名官员。三岔村的党员队伍中，没有一个人在正儿八经的意义上经过商。当魏子淇提出申请的时候，他代表了某种全新的东西：他是村里最年轻最有前途的成员，也是第一个创业成功的企业家。

对于自己的动机，他很少细说。在中国，人们对这样的事情一般会选择守口如瓶，你跟他人之间可以是多年的朋友，但却可能从来没交流过，他在党内干什么事情。魏子淇的申请花了六个月时间，那期间，村里召开了多次会议，对他进行反复讨论反复评议。有时候，他要做自我批评——在中国，这是惯例之一。我问他，在这样的场合，他都说了些什么。

“我说，我参加劳动还不太积极，”他说。

“此话怎讲？”

“遇到村里面有活干的时候，每个人都应该贡献自己的力量。但我有时候参加这些劳动的步子还有些落后。我就是这样做自我批评的。”

每当我问他为什么要提出申请时，他的答案都是一样的。“我想为国家多作贡献，”他说，“我想为村里面多作贡献。这才是最好的方式。”只说到这里就打住了——他从来没有提到过自己的利益。不过我知道，他在村子里的关系正在得到巩固，地位的上升使他成了一个很敏感的人物。2004年，他的收入位列三岔村榜首，但他在生意上制定的计划依旧显得豪气冲天，他还从中国农业银行获得了一笔两万五千元的贷款。跟所有农民要取得个人贷款的程序一样，魏子淇的贷款申请也需要村子里同意才行。我当时就猜测，魏子淇待定的党员身份可能在此事上有一些帮助。后来，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没遇到什么阻力，只有三个党员表示反对。搅屎棍是这一小撮人的头儿，但魏子淇轻而易举就得到了所需要的多数支持票。2004年7月1日，也就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三周年的时候，魏子淇正式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党员。

又过了五个月，他拿到了驾照。他一直等到秋天的收获季节、旅游旺季结束，才到离怀柔不远的顺义报名参加了驾驶课程培训班。培训费一点也不便宜——接近四千元——而它的培训过程竟然跟取得党员资格一样神秘。首先，在顺义接受培训的驾驶员完成每一个动作都要从二挡开始。在这一点上，教练的态度坚定不移。我问魏子淇，为什么这一点显得如此重要。

“二挡要费劲些，”他说，“教练说了，从二挡开始，可以让我们对离合器掌握得更好。”

他拿到驾照不久后的一天，我租了一辆捷达轿车，开到村子里。我到达之后半个小时，魏子淇来到我的房子里，让我把车挪动一下，因为有人要在那块坝子上搅拌水泥。当时，因为村里的建设工程进行得如火如荼，那块坝子上随时都有人在做事情。现在好像我每次开车过去的时候，都得为他们挪动车辆。之前，我从来没有想到，在三岔停车也会这么麻烦。

那天早上，我正在伏案写作，魏子淇便自告奋勇地要替我挪车。以往我曾经让他开过几次车，但都是在我的密切监控之下。他还不能一个人单独驾驶，尽管他已经完成了五十八个小时的二挡起步培训课程。不过，我觉得这一次应该没有什么大碍——我的车子只需要挪动几厘米即可。我把车钥匙交给了他，便继续埋头写作。

半个小时后，魏子淇回来了。他在门口站了好一会儿，一句话也没有说。然后，我问他是不是有什么地方不对劲。

“车子有点问题，”他一字一顿地说道。他依然带着笑容，但那是中国人遇到难堪的事情，使劲挤出的那种笑容。只要看到这种笑容，我就会感觉到自己的心跳加快。

“什么问题？”我问。

“我觉得你还是自己去看看吧。”

那块坝子上，几个村民围在了轿车边上，他们脸上也带着笑容。前保险杠已经完全碰掉了，掉落在地上，在捷达轿车前部的铁栅格上留下了一个大洞。那情形宛如小孩掉了三颗门牙，还要情不自禁地开口大笑。为什么每个人看起来都他妈的那么高兴呢？

“我没注意到车子的前面，”魏子淇说。

“什么意思？”

“像你这种有前置发动机厢的车子我开不大来，”他解释道。“我们学习的时候，只开过解放牌大卡车。那前面是平的。”

我把车停在那块坝子上的时候，让车子跟坝子四周的假长城顺向而停。魏子淇把车倒了一下，然后猛打方向。他没有意识到，车子的前部会朝着相反的方向摆动，往那防御工事猛扫过去。去年，当村民们修建这个袖珍长城的时候，我就觉得样子十分滑稽可笑。可现在，我终于明白过来，从防御的角度来说，它正好起到了一种作用。那垛口的高度恰到好处，可以把大众捷达轿车的保险杠刮落在地。跪下身去，我检查了一下那块金属物——没希望，已经折弯了。

“你觉得租赁公司会怎么说？”魏子淇问我。

“不知道，”我说，“我之前从来没有这么做过。”

我还是在“首都汽车”的王先生手里租车。之前，我从来没有挑战过他耐心的底线，尽管我已经探知过他耐心的深渊。实际上，我违背过他们公司制定的每一条规则：我把租来的车开到过土路上；我把车开进过干涸的河床；我对桑塔纳做过一些不能言说的事情。我归还车子的时候，车门受过刮蹭，轮胎遭过损坏。把车开到内蒙古的时候，我还弄坏了汽车的启动装置。我跟他们签订过合同，答应车辆不开出北京市的范围，但我把车径直开到了黄土高原上。每次违反规则的时候，王先生总是笑嘻嘻地告诉我：“没问题！”“你都是老顾客了，”他时常乐呵呵地跟我说这句话，他对我们之间的关系颇为自豪，这让我很受感动，也让我心头觉得十分愧疚。我很难想象，还有比我更不合格的租车人。

现在，我将要归还的车辆竟然没有了前保险杠。魏子淇一个劲地说要赔钱给我，我则叫他不要想那么多。在让他动车之前，我本来应该把问题想得再清楚些的。接下来的两天时间里，那辆车——没了保险杠的车——依旧停放在那块坝子上，我则在思忖着怎样才能回到北京城。我要离开村子回到北京的时候，魏子淇找来几截旧铁丝，把撞破的保险杠固定在它原来的位置上。上了高速公路，我把车开得很慢，只盼着那玩意儿不会掉落下来。回到北京，王先生看了车子之后，眼睛都睁圆了。

“哇！”他问道，“怎么搞的？”

“不是我搞的，”我说，“我让别人开了一下车。很抱歉，我不应该那么做。”于是，我给他描述了魏子淇经验不足，不熟悉轿车车头的情形。可王先生脸上充满了迷惑的表情，我把这个话题扯得越开，他脸上的表情越迷惑。我意识到，如果我继续给他解释那些无关的细节——解放牌大卡车、顺义驾校关于二挡起步的规矩、三岔村那些跟捷达轿车一样高的长城——的话，王先生的头可能都要爆炸了。末了，我只好把那事情的原委就此打住，提出赔他保险杠的钱。

“没问题，”王先生笑着说，“没问题！我们买了保险的！你只需要把这次事故的经过写一个报告就行。你带印章了吗？”

在中国，印章也就是经过官方登记的公司大印。我单位登记的名字是“《纽约客》杂志北京办事处”，尽管公司实际上也就只有我一个人，再加上一大堆日常文书工作。我几乎从来没有使用过那枚印章，于是，我只好跟王先生说，印章放在家里了。

“没问题！”他说，“下次带来就是了。”就在汽车租赁公司的办公室里，王先生打开一个抽屉，取出了一摞纸张。每一张纸上面除了一个红色的印章，其余全是空白。王先生在那一摞纸张里翻找着，终于选中一份放在了我的面前。印章的文字是：“美中拖拉机协会。”

“这是怎么回事？”我问道。

“没关系，”他说，“这个单位出过事，但他们当时没有公章，只好用了另外一家公司的名字。后来他们又拿着这张纸换了回去。你可以把报告写在这张纸上面，下次来的时候，带一张盖了你们单位印章的白纸过来，这样后面的人又可以使用了。懂了没有？”

我没懂——他只得把这事再三解释了几遍。最后，在我看来，也就是那被撞坏掉的保险杠——既不是我的过错，某种程度上看起来也不是魏子淇的过错，因为他没想到这车子前面还有个车头——却要把账算在美中拖拉机协会的头上。“但你不要说是在乡下出的事情，”王先生教导着我，“那样的话，事情会很复杂。你就说是在我们这个停车场出的事情。”

我照着他的建议去做了——我写的报告里对于乡下、解放牌大卡车、假长城这些事只字未提。相反，我写的是，我替美中拖拉机协会开车，在“首都汽车”的停车场里把捷达轿车的保险杠给撞掉了。我在拖拉机协会盖章的位置上签下了我的中文名字。王先生笑了笑，点燃了一根香烟。我离开了王先生，他依旧坐在公司的那块牌子下面：

顾客满意率：90%

服务效率：97%

服务用语合格率：98%

服务态度满意率：99%

四年之后，我感觉对三岔的熟悉程度，跟我对童年时期那些地方的熟悉程度差不多了。过去的十年间，我一直在各地不断周游，这也是一种游牧生活。不过，大体而言，我很喜欢这样的生活方式。但是，在三岔，我逐渐发现了很多不一样的东西。我找到了自己的生活套路——我知道每一个季节，每一个日子里，我能够希冀些什么。清晨时分，我一醒过来，听到的是高音喇叭，然后便开始了一个上午的写作活动；到了晚上，我就去跟魏家人一起吃饭。遇到天气炎热，我会在隐士家附近的水库里游游泳；到了冬季，我会做一些长途步行，接连翻过几个山口。我对那些小路越来越熟悉，凭着步行，我参观考察了附近的几个市镇：黄花、海字口、岔石口、四海、郭家湾等。那都是些显得昏昏欲睡的小镇，不过它们全都即将发生一些变化，就连最安宁的地方也已经新修建了餐馆或者招待所。我发现，年复一年，那些小路越来越不好找。在过去，只有农民或者牵驴的小贩才经常走那些小路。而现在，多数市镇已经出现了公共汽车或者小轿车。再过几十年，好多小路都会消失得踪迹全无。

我在三岔呆的时间越长，就越喜欢乡下的生活节奏，以及生活随着季节的变换而出现的循环往复。目前，在中国的农村，总体的轨迹是在不断衰退——这也正是我在北方驾车周游的过程中所看到的。在那些行将消亡的小村子里，我瞥见当地的生命正在一点点消亡。然而在三岔，我发现了不一样的东西。前进的步伐已经迈出：每一年都会有一些新的重大变化，时常会有一种时光匆匆往前冲的感觉。不过，有规律的季节变换让我不会感觉迷失。我喜欢在某些时候来到三岔——我喜欢四月杏花开放的那几个星期，我喜欢农民们忙着收割的九月。我喜欢冬季里平稳而安静的日子，我喜欢开着车去那里过春节，村民们呆到深夜，在自家的晒坝上燃放焰火。我已经学会将村子里的时令变化记在心里，确保自己在某些节假日和季节出现在村子里。

2005年4月，清明节那天早晨，我和魏子淇五点三十分就起了床，爬上了他屋后的那座山头。他带了一只篮子、一把铲子，穿着草绿色的衣服。山下的沟谷里，杏子树正好开花，嫩叶在晨曦里闪着微光。我们越往上爬，气温越低，嫩叶逐渐稀疏。等我们上到墓地的时候，已经完全看不见嫩叶了。

那一年，只有七个村民扫了墓。几个人亦步亦趋地在一个个坟头填上新土，一边懒洋洋地聊着坟墓里到底埋着什么人。

“那里埋的是我的爷爷。”

“那才不是你爷爷呢！”

“我觉得是。”

“瞎说！那是你爸爸的大哥。”

他们很少提到人的名字，只提跟某人的关系。也没有相关细节——没有具体的记忆附加到这些土冢上。随着晨光慢慢地从东边的山峦后漫射上来，我发现了一处火烧过的地块，那肯定是有人在几天前来这里祭奠过。每年的这个时候，村里的高音喇叭都会时不时地播放政府的通知，禁止大家以这种方式焚烧纸钱，但村民们对此置若罔闻。

其中一个坟墓在我们到来之前就被人祭扫过了。新鲜的泥土堆得很高，跟前摆放了三个纸花圈，上面写着大大的“奠”字。旁边的一棵杨树上，挂着五六个白色坠饰。坟头上插着一支蜡烛，上面写着“长青”这两个字。三岔的坟墓很少有如此精心的纪念物，这意味着里面埋葬的是一位新近的逝者。我问魏子淇，里边埋着的人是谁。

“魏名和，”他回答道，“也就是原来住在怀柔郊区的那个人。以往的清明节，他都要回来。几年前，你还开车送过他。”

我想起来了：那个很友善的老头，给自己父母的坟头斟过白酒。那一年，他还跟我说，他在城里头的新家有很好的供暖系统，这让他非常喜欢。我问魏子淇，老头是什么时候去世的。

“去年。我记不清是哪一个月了。”

另一个人说了一句：“这是我们第一次来给他上坟。”

“去年，他还在给别人的坟头填土，”另一个人说道，“今年，我们却来给他的坟头填土。”

我拿起一把铲子，在那土堆上填了一点土。魏子淇拿起一沓冥币，点了起来，火焰很快便舔舐了冥币。烧完冥币之后，另一个人点了一支红梅香烟，插在了魏名和的坟头上。那支香烟笔直地竖立着，颇像一根燃香。几个人退后一步，看了看那个土冢。

“他实际上根本没抽过红梅烟。”

“对。贵得很啊。他原来一直都是抽黑菊花。”

“现在根本买不到了。那个牌子在80年代很流行哦。”

那是人们提到的有关死者的第一个细节。几个人静静地站了一阵，最后，魏子淇发了话。“好，”他说，“我们走吧。”

离去之前，其中一个人转头看了看。“那支香烟没事吧？”

“没事儿。”

一缕青烟飘摇着升到了空中。我们顺着那条之字形小路，下到了沟谷里，果园的地上洒满了杏花的花瓣。回到村子，我们都听到高音喇叭里正在播送一年一度禁止上坟烧纸的通知。时间是早上六点半，一行人放下篮子和铲子，回到地里干起活来。接下来的两个月时间里，山乡里活跃着人们在春季进行劳作的身影。

那一年，我向魏嘉许过诺，等他考试结束放暑假的时候，我会带他进城。那天到来的时候，我到村子里接他，他穿着短裤和T恤衫。他什么东西也没带——没有露营用的背包，也没有上学用的背包。他没带换洗的衣服，没带牙刷，没带一分钱。他的妈妈正在给几个客人准备饭菜，我问她小孩进城要不要带点什么东西在身上。

“不用，”她说，“反正他只去两三天。”

在美国，哪怕只是带着小孩到五个街区之外的地方，父母也会在小货车里塞满东西。可在中国的农村，事情完全不一样。我问曹春梅，有没有什么东西，小孩子不能吃。

“不让他喝冷饮，”她说，“不要让他吃冰激凌。他肯定会问你要，你不要给他就是了。”

根据中医的理论，任何生冷的东西对胃都有伤害。

“让他看我吃冰激凌可以吗？”我问。

“那没事儿，”曹春梅笑着说。

我们到达北京之后，我带着魏嘉察看了一下我的公寓。他被那些书籍惊呆了。

“这都是你写的呀？”他问道。

书架上一共有一百多本书呢。“不，”我说，“那些书都是别人写的。”

“全部都是吗？”

“全部都是。”

“那几本呢？”他指着桌子上那一堆杂志问道。“那些是你写的吗？”

“也不是。”

魏嘉略有点失望，以往我们之间进行着类似对话的时候，他总是这个样子。在村子里，他经常来到我租住的房子里，如果我正巧在看书，他总会问同一个问题：“那本书是你写的吗？”我只得跟他一遍遍解释说，我只写过一本书，目前正在写第二本书，但他似乎总也弄不明白。怎么要那么长时间？如果不读自己写的书，那么，当一个作家还有什么意义？

小男孩是我遇到的最好接待的客人。他从来不抱怨这抱怨那；作为小孩子，一无所有也是他的优势，因为那样他就不会丢失什么东西。城市里的每一个细节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连那些非常糟糕的地方也是如此——拥挤的地铁对他来说具有冒险性质，他喜欢身陷在拥堵的车流中，因为那让他有了把车看够的机会。我带他到离公寓不远的后海划过船之后，他问我，大海是不是比那小湖泊大一点点。他非常喜欢坐出租车。从他的角度来看，城市生活的神奇之处正在于此：只要你一招手，好多好多红色的车辆便立马停在你的身边。第二天，我就不得不看着他点，因为他喜欢自行其是地招呼出租车。我们到离公寓一个街区远的地方，本来要步行过去，可他那小手不由自主地扬了起来，我只好告诉那位可怜的驾驶员，我们实际上哪儿也不想去。人们都搞不明白，我们两人在搞什么名堂。有时候，有些出租车司机会语气微妙地问我们是什么关系，因为魏嘉总会老实地告诉别人，我是他的叔叔。我们去北京城外的石景山游乐场游玩过，跟弗朗西斯和爱丽丝这两个朋友在那儿玩了一天。弗朗西斯是中国人，是我一个朋友的老婆，爱丽丝则是我另一个美国朋友的女儿。这个小孩会说中文，跟魏嘉的年龄差不多一样大。她长着一头金发，皮肤白得像个瓷娃娃。整个下午，我们一行人不断地招致别人大量的目光——大家都搞不清楚我们这个混血家庭的复杂关系。人们一定在猜想，一个中国人和一个美国人生的孩子就是这个样子：有可能很白，也有可能黑得像个农民。

唯一令他失望的，是比萨饼。不知何故，比萨（pizza）是魏嘉在学校的英语课上学到的第一个英文单词。他上一年级的时候，课本里面有一篇课文，讲了几个小孩和一只名叫莫奇的猴子一起去吃比萨饼的故事。为什么是比萨饼？为什么是猴子？为什么名叫莫奇？这些都不是魏嘉关心的问题，一年到头，他嘴里面说出来的全是尝一尝比萨饼之类的话语。在北京，我们跟眯眯在一家必胜客见了面，小男孩终于了了他的心愿——接着他便发现了另一个英文单词：cheese（奶酪）。在中国的农村，没有人吃过那玩意儿，小男孩皱了皱眉头，吐了出来。他刮去奶酪，吃起了面包皮。几年间，一起回北京成了每个暑假例行的公事。我们不停地乘坐出租车，重回那家游乐场游玩。但我们再也没有吃过比萨饼——在魏嘉看来，那是猴子吃的东西。

魏嘉刚开始读书的时候，本来可以不那么不吉利的。整个幼儿园期间，他因为生病几乎全程缺课。接下来那一年，父母参加的第一次家长会变成了对他的批斗会。那次家长会上遭到批斗的其他几个孩子全都要继续挣扎：流尿狗李晓梅一年级就因为考试不及格而辍了学，喜欢以大欺小的张彦在第二年遭遇了滑铁卢，被要求重读一遍二年级。只有魏嘉一帆风顺——实际上，他在学业上的进步还不止于此。开会的时候，他的父亲再也没有感到羞愧过。而且到一年级结束的时候，小男孩的数学成绩在班上考得最高。在其他功课上，他的成绩也几乎名列前茅。

每一学期，他都要把成绩手册拿回家里，上面的第一部分是“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一共有二十条。第一条：“关心国家大事，尊敬国旗和国徽，会唱国歌。”第二条：“珍视集体荣誉，做负责任的团队成员。”第三条说的是姿势要端正。第五条才勉强说到学习问题。第六条要求学生“勤做眼保健操”。第十条回荡着博罗尼斯式的老生常谈：“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那上面提醒学生：要勤剪指甲，常洗澡，不随地吐痰，不玩火，不在公路或铁路上打闹，远离码头，谨防触电，谨防溺水，尊重老人，在公共汽车上给孕妇让座，保护文物古迹，爱惜劳动成果，远离“封建迷信活动”，不大声喧哗，不做危险游戏。整个列表中，只有一项跟学业直接相关。“不”这个字一共被使用了二十八次。

成绩册一共有三十多页，评价的项目既有学科课程，也有身体状况，还有品行表现。其中一页的标题是“心理健康”。（二年级的时候，魏嘉的评价结论是性格乐观，有自控能力，且“能适应环境”。）绝大多数分数或等级都是老师给的，不过，家长和同学也有评价的份儿。有一项甚至要求魏嘉进行自我评价。其中有一部分是一些未画完全的人脸，要求学生根据自己的表现画上嘴巴——笑脸、严肃、哭脸等。到二年级的时候，魏嘉已经找到了这部分的规律，在“生活有规律，能照顾自己”以及“能够使用常见工具”这两栏画上了严肃的笑脸，在“参加集体公益劳动”这一栏画了个非常严肃的嘴巴。在第五项——“尊重劳动成果”上，他画了个大大的哭脸。

每学期，他们都要测试身体素质，并和全国平均值进行对比。报告单上列出了孩子的身高、体重、胸围、视力、听力、肺活量（四年级的时候，一千四百毫升）。魏嘉把成绩册拿回家来的时候，他的父亲有时候会拿出卷尺，把那些数据复测一次。无一例外，小男孩在身体素质的每一项指标上都低于标准值。（根据成绩手册上的说明，四年级男生的肺活量应该是两千一百二十三毫升。）

如果不是在最后一部分老师加了一段个性化评语的话，这份材料的恐怖性肯定不会减弱。二年级的时候，刘老师写道：“大家都爱你。你的思维很敏捷，所有同学都很羡慕你。但只有跟辛勤劳动结合起来，你的聪明才能让你进步，让你考出高分。你不要让其他人超过你哟。你要带头努力学习。加油！”

那正是中国教育制度的可取之处——人们表现出的关切出自真心实意，他们对学习的信奉根深蒂固。尽管工资很低，老师们普遍具有奉献精神；尽管各自的背景不同，家长们会尽量做好自己的分内事。在三岔村的历史上，只有三个学生考上了大学，而魏嘉的父母谁也没有读到过高中一年级。然而，他们都觉得，他们的儿子会在飞速变化的社会中获得机会。因此，他们逼着他去刻苦学习。这种思维在中国十分常见，孔庙也许早就荡然无存，但重视教育的传统依然得以保留。即便是最贫困的人也对书本有一种信奉之情——我几乎从来没有遇到过对自己孩子的读书不抱希望的父母亲。这跟美国有所不同，没怎么上过学的美国人不大鼓励自己的孩子上学，有些社区几乎已经说不上还有什么正规的学校教育。

不过，如果中国学校教育的力量在于它的良苦用心的话，其弱点则正存在于那些细节之中。我对魏嘉所要学习的那些东西简直是迷惑不已——无关的事实和毫无系统性的知识，以最不可思议的方式杂合在一起，然后硬生生地填塞进肺活量只有一千四百毫升的小孩子身体里。令人吃惊的是，其中很大一部分来自国外。他有一本课本，名叫《小学奥林匹克读者》，专门讲述2008年北京奥运会所要举行的各个体育项目。在中国的农村，在长城脚下，小孩子们要学习裸体希腊人摔跤的图片，要了解名叫顾拜旦的法国人在1896年把奥运会重新引入欧洲的过程。还有一本书，名叫《环保与可持续发展》。这本书一定是某个用意良好的国外非政府组织（NGO）的杰作，它讲述了五个“R”的理论——Reduce（减排）、Reevaluate（再评估）、Reuse（再利用）、Recycle（循环利用）、Rescue wildlife（挽救野生动物）——这几个字翻译过来之后韵味全无。五年级的学生有一本书，讲解怎样使用微软的FrontPage。星期五，我到学校去接魏嘉，他告诉我，他刚刚学习了Google（谷歌）。“创办者是美国的一对兄妹，”他说，“他们一起创业，后来成了富翁。”那就是中国的农村人杜撰出来的谷歌——也许不太精确，但至少符合每个家庭的价值观。就在那个周末，我听见魏嘉正在背诵《道德经》的开篇语：

道可道，非常道，

名可名，非常名……

自19世纪以来，中国的教育家们一直在新与旧、洋与中之间努力寻找着平衡点。在魏嘉就读的这类学校，这场战斗依然在持续着。他们想方设法地囊括进一些新的课程，但却没有改革学习的基本策略以及课堂模式。所有的东西都围绕着背诵和重复来进行——这正是中国教育制度的奠基石。形成这样的传统，部分原因在于那些汉字太难书写，小孩子只有通过反复抄写的方式加以学习。在魏嘉所在的学校，学生们勤勤恳恳地练习笔画的书写。接着，他们便把这种学习策略应用到了所有科目的学习当中。对于数学来说，这种策略简直是妙极了——他们的数学课本比美国同年级孩子的课本难多了。

不过，教授其他课程的时候，大家很少注意分析性和创造性。当我听到魏嘉背诵《道德经》的时候，我问他那些句子是什么意思，他竟然压根就不知道。在作文课上，没有谁鼓励他们讲故事，或者表达观点。相反，他只是把那些词语、成语抄过来抄过去，那也是中国文学的传统之一。周末，他在炕上一坐就是几个小时，把那些词语抄了一遍又一遍：“细长细长”、“软绵绵”、“甜丝丝”等。等到他终于开始写长一点的作文的时候，布置的家庭作业常常是：“以灯为题，写一篇散文。”（一天晚上，我看见魏嘉正在为这个题目冥思苦想。他写道：“我家的灯很亮”——接着，他瞪眼望着那张白纸，足有半个小时之久。）上地理课的时候，他从来没有画过地图。很少有课程体现出个性化和情景化，整个世界都被拆解成了各种各样的统计资料、数字和细节等。三年级的一个周末，他在回家之前，刚好学到了乐山大佛这篇课文。他把所有的细节都学了一遍：乐山在四川，佛像刚好七十一米高，大脚趾头上可以坐四个孩子等等。我问魏嘉，四川在什么地方。

“是在中国吗？”他反问道。

“是呀，”我告诉他，“四川是一个省。你知道什么是‘省’吗？”

他不知道。我问他，拉萨在哪个国家。

“在美国。”

“旧金山在哪里？”

“在中国。”

他的地理书上没有几幅地图，而且每一幅图都是一个样子：中国的基本轮廓图。没有讲述“省”或“市”，不讲其他国家。历史课的目标仅仅说明共产党的伟大，已故的革命家们被拔高到了神的地步。我问魏嘉，是谁在领导当今这个国家，他回答道：“毛主席。”二年级的时候，跟每个孩子一样，他加入了少先队。全班做什么活动都是一起，活动的重点常常是为了强调集体感。没有任何根据能力水平进行的分组，没有阅读小组或者数学小组这回事儿。如果某个小孩表现出众，他要学会等待；如果某个小孩落后掉队，他只能耻辱地面对。表现不佳要被公开，举止不当的小孩要被强迫当着全班同学的面罚站，其他同学则帮着老师指出罚站小孩的缺点和不足。成绩册上常常有随机挑选出的同学所写的贬义评语。

二年级的时候，魏嘉拿回家的成绩册上有一段赵姓同学写的评语。他写道：“魏嘉，我希望你能把字写好一点。”我问魏嘉，他给谁写过评语，他歪着头回忆着。

“忘了，”他说道，“我记不起来了。”

“你记得写了些什么话吗？”

“记不得了。”

“你记得批评的是他的品行，还是他的学习吗？”

“记不得了。”

他满脑子都是否定性的话语，这些否定性的话语就像鸭子背上的水珠一样自动洒出，而他看上去一点都没有不安之处。跟所有中国小孩一样，他很擅长进行自我批评。他知道哪些语言恰当，什么语气合适，哪种体态恰当：头要低着，声音要轻柔。某些目标批评起来非常容易——自我批评的标准版本是说自己没努力学习。每一学期，在成绩册上自我评价那一部分，魏嘉都要在“劳动”这一栏画上哭脸。

上三年级的时候，老师让他当纪律委员。全班都是正在接受训练的领导干部：有班长、家庭作业委员、卫生委员等。我问魏嘉，纪律委员的职责有哪些。

“如果某个小孩欺负另一个小孩，或者打架，或者侮辱人，或讲脏话，我就要扣分，要告诉老师。”

“扣多少分？”

“五分或者十分。”

“他们讲的脏话有哪些？”

“混蛋，滚你妈的蛋，龟孙子，”魏嘉老实地回答道，“反正就是这些话。”

“你最多的一次扣了多少分？”

“记不得了。”

“谁最爱惹麻烦？”

“不知道。”

很明显，他对这样的话题不感兴趣，不过，我还是试着又问了一句。“是王伟吗？”我提到了魏嘉经常说起过的一个名字。

“也许是吧，我也记不得了。”

“你还记得上次你处罚过的人是谁吗？”

“记不得了。”

作为一个纪律委员，这样的回答似乎太简明扼要了些，根本没办法达到沟通和交流的目的，但我又能够对谁加以评价呢？我是为数不多的人之一，没有人叫我定期对魏嘉进行评价。不管怎么说，外国人在见证另一种文化的早期教育时，总是最外行的。的确，那是一种文化的基础——文化的全部都是从沙屿小学这样的地方开始的。学生的课堂反映的是人们在街头上的举止，反映的是村委会所起到的作用，甚至是共产党构建其权力结构的方式。有时候，这让我感到有些沮丧。不过，我不得不承认，这样的教育仍旧是非常管用的。魏嘉学到的技能不一定为我所看重，但是毫无疑问，他是在为进入中国社会做着准备。

的确如此，他很喜欢上学读书的日子。他跟他的同学在一起觉得很愉快，他的学习十分出色，他基本上从来没有抱怨过什么。他喜欢那间简陋的学生寝室——窗子上钉着窗条，铁架子上摆放着八张床垫，锈迹斑斑的散热器在每年的11月15日之前冷如磐石。（跟学校所有的事情一样，供热也要严格地遵循时间进度表。）小孩子能够适应一切，即便在最密切的集体组织中间，也总能发现个体的灵光一现。魏嘉的红领巾从来没有看起来顺眼过，他打结的角度很有些莫名其妙，几个布边儿早就磨破了。他最喜欢的科目是英语——他似乎对自己比其他孩子早开始学英语、单词也读得准确些这个事实颇感得意。他说过，他长大了要么当一个专职司机，要么当一个计算机工程师。

星期五下午，我总会到学校接上他，然后一起回到三岔。在上村，基本上从来没有过什么车辆，我通常让他坐在我的腿上，让他操作着车辆行驶在盘山路上。星期一早上，他又会带着我们到下面的沟谷。我从来没有发现他的举止有什么差异，他会高高兴兴地回到学校里去，一如他在周末的时候高高兴兴地离开学校回到家里。一个星期五的下午，我把车停在寝室的外面等着接他，他问我想不想看一样东西。他朝四周看了看，确认没有人在看我们之后，掀开了垫子的一角。下面藏着几样宝贝：一张交换卡，上面印着卡通人物奥特曼，一把用折纸精心制作的玩具枪。一张折皱了的照片，上面的魏嘉穿着红色练功服，呈立正姿势站着。拍照片的那一天，他代表学校陪同日本贵宾进行了长城之旅。在我们查看过这些宝贝，魏嘉给我讲了这些宝贝的故事之后，他又朝四周看了看，把垫子放了回去。那就是他的秘密——每一个周末，他顺着那条弯弯的小路回到村子，那几件宝贝却安安全全地躲在寝室里。

第三章

魏子淇因为搞经营而入了党，反过来，党又给他带来了更多的生意。镇里的下乡干部有时候会到这家餐馆来吃饭，特别是如果有理由要到某个偏僻地方的话，他们更要来这个餐馆。有一阵子，一群来自顺义的贪腐官员经常光顾这家餐馆，来此玩麻将进行豪赌。三岔地处偏远，他们的赌博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他们还知道，魏子淇在政治上是靠得住的。有时候，魏子淇被指定要为客人们倒啤酒。一时间，我禁不住会想，他会不会变成黑手党电影里面的跑堂倌：偷听对话，掌握内情，设计让自己爬到村支部书记的位置。不过，麻将豪赌突然终止了，也许是因为正在对贪腐行为进行打压吧，顺义那一帮领导干部们再也没有来过。

2005年，政府启动了一个新的发展项目，叫作“新农村建设”。中国的国家领导人早已经完成交接班——2002年，胡锦涛接替江泽民当上了党的总书记，江泽民时代以城市的发展而闻名，胡锦涛则对农村的发展给予更多的关注。在三岔，每天早上，高音喇叭里都会响起关于首创精神和政治运动这样的报道。接着，各种资金就开始如涓涓溪流般来到村子里。那一年，当地县政府投入一笔钱支持农村地区的商业发展，以满足新兴的自驾游客的需要。在这个项目中，魏子淇找到了一个受益的途径。他申请并得到了一笔现金资助，用来改建他的厨房。这是入党得到的又一笔福利——他时刻都在算计着，怎样才能从政府主持的各个项目中得到好处。

说到厨房的改建，他雇了三个村民。在三岔，任何人只要雇人干活儿，就要管饭。一天晚上，我跟那几个参与改建厨房的村民一起吃晚饭。一个村民问，有没有我不吃的东西。

“他不吃鸡蛋，”我还没来得及回答，魏子淇就说了这句话，“他不吃肠子，其他内脏也不吃。他不喜欢吃巴骨肉。他不吃豆沙。他喜欢吃鱼，喜欢吃蔬菜。”

村民们常常会拿很多时间来谈论吃这个话题。几年间，魏家人已经琢磨透了我食谱中的每一项怪癖。今天晚上，大家又讨论起饭桌上吃的菜来。突然之间，谈话转到了国际大事上面。

“你看日本好小哦，”其中一个人说道，“日本有几个北京那么大？”

我对他说，我不知道答案。

“哦，反正我敢保证，不会有好几个，”他说，“日本那么小，竟然在打仗的时候占领了中国那么多土地。你看，它比东北还小！”

“日本人的祖先实际上是中国人，”另一个人说道。他是那几个人中个子最高的一个，说的话显得很有分量。他同时把筷子在空中一指一点，似乎要为这场谈话开辟更多的空间。“秦始皇派了些士兵出海，”他继续说道，“去寻找长生不老的秘方。他们就那么发现了日本这个地方——那些士兵没有回来，就在那个地方安家落户了。所以说，日本人的祖先是中国人。”

我提醒他们，日本的北方诸岛上有一个种族叫虾夷人，他们跟日本人根本不是一个民族。“有些考古学家认为，这些人是日本的原住民，”我这样说道。那个人举着筷子在空中停顿了一下，仿佛在处理这一信息。然后他说道：“秦始皇派出士兵漂洋过海，为的是寻找长生不老的秘方。就这样，他们发现了日本。所以说，中国人是日本人的祖先。”

听明白意思了——我决定在虾夷人这个问题上不再说了。那个人挥舞着筷子，为这场谈话又劈开了一个口子。“韩国人原先也是中国人，”他说。

“清朝的时候，韩国都还是我们国家的一部分，”另一个人说道。

“蒙古还不是这样。”

“越南也是。他们原来也是中国人。”

“打仗的时候，日本人也占领了韩国。”

“这么小的一个国家！”

三岔的人们闲暇下来的时候，闲聊的话题常常会突然转到意想不到的方向上。这有点像翱翔在空中的老鹰，先是一动不动，可突然间好像遇到了一股看不见的气流。村民们谈论的通常是一些世俗的事情——饭菜、天气、物价等——但是，话题随时都可能调整风向。村民们一会儿漂洋过海，一会儿又穿越大洲；一会儿身处此朝，一会儿又置身彼代。他们喜欢谈论中国曾经的伟大，尤其喜欢把它拿来和中国的今天相比较，喜欢说几句一概而论的话语。说到外国的东西，他们喜欢得出一些耸人听闻的结论。说出这样的话，并不是他们心胸狭隘，只是对外面的世界感到好奇，他们喜欢把中国的事情跟外国的事情联系起来看待。但要听懂这样的闲聊，却是一件非常迷惑大脑的事情，因为他们在饭桌上的话题会不断地来回跳跃。某个人的一句开场白可能需要至少半分钟才能够在我的头脑里放大成清晰的概念——“毫无疑问，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时期是唐朝”——可是一眨眼的工夫，他又说起了关于非洲妓女的电视剧。

跟着这几个改建厨房的工人一起，我们突然之间又着陆到了朝鲜半岛。

“北朝鲜现在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有人说道。

“他们分裂有五十年了。”

“北朝鲜比我们中国还要穷！”

魏子淇看了看我：“你到过朝鲜吗？”

1999年，我在中朝边境呆过一段时间，于是我给大家讲了那次旅行的经历。那一年，朝鲜遭遇了大饥荒，难民们越过界河逃到这边来。在边境城市图门，我正在沿着河岸散步，突然遇到了一个孩子模样的人。我从他的背后走了过去，估计他的年龄在十到十一岁之间。随后，我看了看他的脸，看不出年龄来：他可能有三十岁，也可能有五十岁。那情形仿佛是一个老人的头放在了一个小孩子的躯体上。意识到那可能是个难民，我便停下了脚步。

我讲完了故事，饭桌上的几个人立刻大笑不止。

“我就说嘛，朝鲜比中国还穷。”

“身高看起来是个小孩！”

“脸看起来是个老头！”

“那种人怎么干活？！一天都坚持不下来！”

假如你往村民们的谈话中间抛出一点什么东西，根本没办法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几个人喝着白酒，过了一会儿，魏子淇拿出一瓶尊尼获加威士忌酒。那是我几年前在一个机场商店买来后送给他的。整个包装是一个礼品盒，礼品盒的盖子由纯色的塑料制成。通常，魏子淇把那盒子放在橱柜很显眼的位置上。现在，他把那东西拿给饭桌上的几个人看了看。

“当时买多少钱？”他问我。

“记不清楚了，”我说。

“起码两百多块钱，对吧？”

“可能有三百多块。”

拿着筷子的高个子男人钦佩地说：“那么贵呀！买十瓶二锅头都够了。”

几个人把那瓶尊尼获加威士忌传看了一番。大家都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之后，魏子淇把那盒子又放回了橱柜上。一开始，我对送他这件礼物还感到有一丝愧疚，因为我知道他有酗酒的习惯。一段时间之后，我才看出来，他永远都舍不得打开这么贵重的东西。用它来做一番炫耀，会有趣得多。

党支部会定期给村里的党员们发放一些礼物。一般来说，那都是些可以当成摆设的物品，跟什么周年活动或者大会有点关系。作为新党员，魏子淇把党支部分发的礼物摆在了十分显眼的位置，因为那是他在村里所享有地位的一种符号。8月1日，也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成立纪念日，党支部给三岔的党员们发了一张镀金坦克画报。元旦的时候，他们分发了一份日历，以庆祝几个基础设施重点建设项目。在中国的政府办公室，这样的图片十分常见。那些图片上面往往都是一些桥梁、高速公路或者立交桥。这些场景通常都是从高到低俯拍的，颜色极为明亮，甚至到了花哨的程度。

魏子淇的那份基建工程日历上，每一幅图片都有一些数目字，同时印着党员的责任和义务。11月的那一页印的是：

党员义务（第七条）：密切联系群众，向群众宣传党的主张，遇事同群众商量，及时向党反映群众的意见和要求，维护群众的正当利益。

三岔的党支部给党员们发的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礼物，是一份“计算机数字信息日历”。它的塑料边框上可以显示温度、时间、日期、阴历和阳历，边框的里边是一张九十公分宽的带框照片，照片上的场景是某个未知的外国城市。照片中的这个城市很难辨认：一连串不高不矮的摩天大楼，全被人为地做成了亮色。照片的前景是几座铁路大桥，编辑人员在处理照片的时候，漏掉了大桥上的几块锈斑。整个场景有点像美国中西部某个无序发展的无名老朽小城，但我不认识这个城市。

魏子淇把这幅画挂在墙壁上非常醒目的地方，跟它正对着的，是就餐的客人们经常使用的那张餐桌。旁边就是曹春梅设置的神龛。我第一次看见这幅照片的时候，就问过魏子淇，照片上的城市在什么地方。

“不知道，”他说，“反正是在国外。”

一开始，我以为那座城市可能是克利夫兰或者底特律。后来，碰巧有个朋友到过那个地方，他才认出来，那个城市就是科罗拉多州的丹佛市。

2005年，也就是三岔的每一个党员都得到“丹佛天际线”日历的那一年，他们举行了一系列的会议，名为“保持先进性”。这是当地农村以另一种方式反映国事的变化——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只要新领导上台，就要开展一次充满各种口号的学习活动，以巩固政权。“保持先进性”是胡锦涛首先提出的一种理念，这句口号的准确意思很难把握。它的目的是想搞成基层运动，尽管全部指示和学习材料理所当然地全都来自于高层。很明显，共产党十分关心农村这个庞大的基础，之前已经开始在增加对农村地区的资金投入。负责学习活动的欧阳淞副部长告诉记者，农村有很多人外出务工，现在党的队伍后继乏人。

在三岔，魏子淇和其他党员认认真真地参加了每一次学习活动，一起学习党章，以及毛泽东、邓小平等领导人的重要讲话。所有这些文件材料都要大声朗读，这是一种累人的老规矩——党章一共有一万七千字。因为魏子淇是最年轻的党员之一，又是文化程度最高的，朗读的任务常常会分配到他的头上。一天下午，正处在学习的高潮期，我开车来到了村子，发现魏子淇一个人正在喝酒。他看上去很不高兴，用手托着左脸，好像有些肿胀。我问，是不是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我把牙齿弄坏了，”他说。

“怎么回事儿呢？”

“开啤酒，”他说道。在中国的农村，人们懒得用开瓶器，牙齿受伤就成了酒精的副作用。有时候，我禁不住想，那会不会是接下来的学习主题：建设新农村，保持先进性，禁用牙齿开酒瓶。

我问魏子淇，要不要去看看牙医，他却摇了摇头。不管在村里遇到什么意外，他一般都不情愿去看医生。有一年，他被獾咬了一口。只拿着一根棍子，多少出于无聊，魏子淇把一只獾追进了洞。手指被獾狠狠地咬了一口之后，他把那只獾打了个半死。“獾没有狂犬病，”我建议应该到怀柔去看看医生，他却这么说道。我上网查了一下，然后告诉他，这种说法是不对的，但他根本不在意。他处置被獾咬伤的伤口的药物，跟处置牙齿受伤的药物如出一辙：不停地喝二锅头。

由于开啤酒瓶弄伤了牙齿，我坐下来陪陪他，他则继续实施他的白酒疗法。他告诉我，整个上午，他的牙痛因为学习活动而加倍令人心烦。今天的那场会议开了五个小时，已经进入了自我批评的环节。我问他，这次打算抨击自己哪方面的不足。

“劳动。我说村里面修路的时候，我出的劳力不够。”

“其他人怎么说你？”

“也是这样说的，”他说，“他们批评我的，还是出的劳力不够。”

“党支部书记自我批评了啥？”

“脾气不好，”魏子淇回答道。

魏子淇和党支部书记之间的紧张关系暂时被搁置在了一边。自从入党以来，他干得很不错——那个夏天，他还被选派参加了怀柔区党校为期一周的学习。在中国，这样的地方主要是培养领导干部，魏子淇能够参加学习就是一种信号，他很可能会在政治上获得任职。在党校，他把当地的各项政策又复习了一遍；回到村里的时候，他带回了一大摞党的书籍，其中一本叫作《推进农村城市化读本》。这本书通篇都是那种常见的诱人的图片，大多数图片的内容都是怀柔的道路基础设施：城区宽阔的十字路口，刚完工的通往昌平的公路，即将通往北京的高速公路，等等。第一章的标题是“推进城市化是怀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里面有几句话：“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这些是20世纪50年代人们的愿望，它们反映的是现代生活的概念。现在，我们再来审视这些愿望，就发现这些愿望显得太天真了。”另外有一章描述了党在怀柔这样的半农村地区所面临的各种挑战：

因为几千年的封建农业生产习惯，存在着明显的小农思想，表现在人们的生活方式上，表现在人们的行为习惯上，表现在人们的文化水平上。农村的这些传统已经铭刻在了人们的心上，这与人们城市化和提高生活水平的愿望产生了冲突。

党在农村的目标之一，是要让人们与外部世界有所接触和沟通。每年夏天，三岔的党员都要免费外出旅游一趟。2005年，他们前往的地方是北戴河避暑山庄。那是魏子淇第一次看见大海，一连几个星期，他都要讲述他的这一次旅游经历。渐渐地，他在怀柔呆的时间多了起来，既为他的生意，也为党的事业。他不断地改换着他的装束——他把进城要穿的皮鞋换成了更高档的品牌，买了一条牛仔裤，以及一件黑色人造皮夹克。在城里和乡下，他换着抽不同牌子的香烟。在农村，他抽的是白盒的红梅，价值不到三块五。到了怀柔，不让别人看出自己是农民变得尤为重要，他一定要带上价格更贵一些的黄盒或者红盒。有时候，有钱的游客在招待所住过之后，会拉下一两盒高档香烟。魏子淇会把这些香烟储存起来，以便在重要的生意场合派上用场。

对中国的男人们来说，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像香烟那样有抓住“关系”这个东西的神韵。香烟是一种信号灯——在一个很多东西都不需要言说的世界里，跟香烟有关的任何手势都代表着某种东西。你此时敬烟，便会彼时收烟，一敬一收这个过程就建立起了某种层次的沟通和交往。有时候，没有敬烟和收烟代表着彼此之间有隔阂。城市人跟农民无话可说，因此很自然地不会收下农民敬过来的香烟。即便是两个生意人之间，其中一个为了体现出优势，尤其是他如果带了更好牌子的香烟，也会拒绝对方递过来的香烟。总的来算，中国生产的香烟品牌超过了四百种，每一种香烟都有自己的身份特征和象征意义。在北京周边，农民们抽的是白盒的红梅。一般的城里人口袋里可能装的是红塔山。中产的创业者喜欢中南海这个牌子。带点洋味儿的生意人喜欢炫耀手中的三五牌香烟。暴发户喜欢把中华香烟当成大米一样拿在手里把玩。熊猫是最珍贵的物种，也是邓小平最钟爱的牌子，政府配额制使得它难以寻觅，一盒就要一百多块钱。如果你手里拿的是熊猫牌香烟，那你多半是个自命不凡的家伙。

大多数人并不担心香烟会给他们的身体带来危害。在南方的温州市，我曾经遇到过一个三十多岁的生意人，他把抽烟当成是职业中的一个步骤。我问他会不会戒烟，他像看一个疯子那样看着我。“不会！”他说，“我知道，这对身体不好，但我很年轻，感觉不到它产生的作用。况且，这对我的生意很重要。如果要跟某人拉上关系，那就得请他出去吃饭，就要跟他一起抽烟喝酒。”

中国政府所采取的行动，遵循了同样的逻辑思维。所有烟草公司都是国有的，而且全行业提供的税收数量惊人，直接雇佣的人员更是超过了五十万。从政府的角度来看，抽烟对于维护经济稳定和社会稳定都十分重要。有些牌子的香烟甚至有补贴——最廉价的牌子价格只有两元多，因为官员们担心，如果农民们买不起烟，他们会不高兴。健康问题基本上是另外一回事。2000年，中国疾控中心委托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跟吸烟有关的健康花费超过了这个行业所带来的税费收入。但那个统计数据并不要紧，要紧的是看谁付出了什么。时至今日，还没有建立起全国性的健康保险制度，政府把烟草产生的全部收益收入囊中，而无需为它所带来的危害付出一分钱。每一年，死于跟烟草相关疾病的中国人超过一百万。预计到2025年，这一数字有望再翻一番。既然政府已经在尝试着建立某种形式的全民健康覆盖机制，也许他们对于烟草行业的态度会有所改变。但就目前来看，这个行业依旧是一种税收来源。

魏子淇每天要抽掉一包多香烟。他知道这对他的身体不好，有好几次都试过把烟戒掉。但身份地位比尼古丁还容易让人上瘾。他曾经给我讲过他最近一次进城的故事。“我跟认识的一帮怀柔人一起吃饭，”他说，“有几个是政府官员，有些是其他村的党员。我带了一盒中华烟，这也是一个客户留给我的。拿得出这种烟，让我感觉很爽。桌子上有人带了红塔山，有人带了三五牌，只有我带的这个牌子价钱最贵。”

“那都是很重要的客人，”他接着说，对自己的回忆满意地笑了起来。“可以说，每个人可能都派得上用场。我在考虑给招待所安一个太阳能热水器，政府刚好有个项目，就是拿钱给农村做这种事情的。席上有一个人就是负责这个项目的。所以，我完全有可能免费安上一个。”

随着秋收季节的来临，一些老式的惯常程序又回来了。这个时节，农村的党支部不再开会，像魏子淇这样的农民也暂停了怀柔之旅，所有的目标都是把庄稼收进屋。那个时候，最重要的任务是收拣核桃，这个东西熟得太快，村民们只得以小组的形式一起劳动。在当地，只有这种活儿还需要大家以公社的形式去完成——八九个人一起，从某家人的果树开始收摘，然后依次给每家人采收。所采收来的劳动成果归果树所有人，但大家在一起劳动，在一起吃饭。每天晚上，大家都到那天的果树所有人家里吃饭。在两个星期的时间里，这些人在村子里从容地行动着，白天如此，夜晚如此——收完这个果园又收那个果园，忙完这家又忙那家。

2005年9月，魏子淇他们那帮人刚开始采收核桃的第一天，我就加入了他们的队伍。另外有九个人，都是些近亲，他们已经在一起劳作了一个星期。我们早上七点三十分开始下地，到九点钟的时候，天气已经十分炎热了。九月中旬的阳光依旧非常猛烈，从果园的树叶之间穿透下来，在铺了一层树叶的地面形成斑驳的阴影。核桃树栽种在宽广的台地上，地块之间是石头砌成的分界线，刚成熟的核桃已经开始掉落在杂草丛生的地面上。

干这个活儿只有一件工具：一根细长的丁香棍子，长约三米，一头削得很尖。对于小的果树，人们可以站在地上，仅用棍子就能够得着大部分枝桠。采摘通常是这样开始的：人们在树的四周围成一圈，抬眼往上看，用棍子击打树枝，颇像孩子们玩的蒙眼击打彩罐掉糖果游戏。如果某个人敲打得很准，棍子会发出响亮的“梆梆”声，三四个核桃接着便掉到了地上。掉下来的当然也有树叶——树叶翩翩落地，树枝终于见到了阳光。大家一投入劳动，霎时便打破了林间的寂静。美不胜收的，是飘荡的声音，摇曳的光线：呼呼作响的丁香棍子，青绿的叶子在空中飘飘落下，一个个核桃重重地掉落到地上。采摘完毕，那些树枝仿佛在叹息——枝条在轻轻地哀叹，想起刚刚经历的一顿暴打仍然震颤不已。

大的树有十五米高，采收果实的人得爬上树去。对魏子淇来说，这件事情非常简单：他用手指抠住树皮上的裂缝，蹭蹭蹭就爬上去了。他可以不用双手，在枝条上左右腾挪。他穿着软底胶鞋——到怀柔的时候，他是不会穿这种鞋的——脚趾头蜷曲着扣住枝条，保持着身体的平衡。他双手握着丁香棍子，在粗大一些的枝条上一步一步往枝梢移动着脚步。如果背后碰巧有一根树枝，他就倚靠在上面。但通常情况下，他所能依靠的只有身体的平衡。没有楼梯、没有绳子、没有安全带——任何安全防护设施都没有。不过，他在高高的树枝上轻松地移动着脚步，而他的身材非常适合干这样的活儿：四肢粗短，肌肉发达，既有力量，又好平衡。

开始采收的第一天，在第一棵树上，我看着魏子淇爬了上去，然后又下到地面。我问他有没有摔过，他摇了摇头。

“其他人有没有摔下来过？”

“基本上没有，”他回答道，“几年前，有一个邻居从树上掉下来，摔坏了肩膀。”

我们又走到了第二棵树跟前，一眨眼间，他又爬到了树梢上。我突然意识到，一直以来，我看到他的时候，都是他显得十分外行的时候——在北京的医院里，在怀柔的商店里，在陌生汽车的驾驶室里。几年来，我见证了他从务农到经商的转变，从农村到城市的变迁，但我很少看过他在果园里劳动的情形。在这些核桃树上，他才真正地如鱼得水。

在三岔，采收果实的清一色为男人。唯一爬到树上的女人是党支部书记，她身体强壮，即便是要求最高的活计也不在话下。别人的老婆们干的都是些轻省活儿，比如在地上捡拾核桃，或者给采收回来的核桃脱掉果皮。到了傍晚，她们要为劳动了一天的男人们做好晚饭。农业上的这种分工形成了当地的文化，即便从中国农村的标准来看，也是极端的以男性为主宰。除了党支部书记这个位置是个例外，男人们把持着绝大多数的权力。而当地有一些传统习惯，如扫墓，仅限于男性。在我曾经生活过的西南地区，性别上的界限从来没有如此宽泛过。不过，那些地方主要的农作物是水稻，它需要投入大量的劳力，但对力气的要求不怎么高，女人当然可以在稻田里跟男人干同样的活。

我们采收果实的那天，一共有十个人，但只有两个女人。女人们跟我都呆在地上，一同呆在地上的，还有从外镇赶来帮忙的曹春梅的父亲。我们几个都有不爬树的理由——性别、年龄、国籍——我们的任务就是把那些从高高的枝头掉下来的核桃捡拾起来。这些核桃在岩石斜坡上滚动着，滚进灌木丛，滚进杂草丛。不一会，我就感觉到胳膊发痒，背上发痛，双手也因为捡拾核桃而变得黑乎乎的。大家都在闲聊着，仿佛这是一次社交聚会。他们闲聊着饭菜和金钱，讨论着核桃的卖价。村民们一般把采收回来的果实卖给那些在秋天时节走村串乡的小贩，过去几年间，收购价一直在采收期间维持不变。不过，到了现在，收购价变得极快——有时候，一天之内的价格变化幅度会达到百分之十。这全都是因为新修了道路：小贩们下到村子里变得更加容易，做这个行当的人也多了起来，他们之间的竞争引发了价格战。村民们得选准最好的时机才出售果实，这便成了我们在地上寻找果实的时候，人们谈得最多的话题。

当他们不再谈论饭菜，或者物价，或者饭菜的价格的时候，他们就径直吃了起来。有时候，核桃在跌落的时候已经破开，采收者便把它一吃了之。他们吞吃的数量惊人——咀嚼果实的声音如同枝条断裂的声音一样稀松平常。曹春梅的父亲递了一个给我，我客气地拒绝了。在炎炎秋日辛苦劳作一天之后，我最不想吃的东西就是核桃。

“何伟不喜欢吃核桃，”他说道。

“他为什么不喜欢吃核桃？”

“外国人吃的东西跟我们不一样。”

站在十几米高的树枝上，魏子淇踪影难觅，但他的声音却好似在背诵祈祷词那样十分熟练：“他也不喜欢吃鸡蛋，他不喜欢吃巴骨肉，他不喜欢吃豆沙。”

握着核桃的感觉——冰凉而粗糙的纹理，清新的香味——勾起了我对童年时光的记忆。在密苏里的老家，核桃树十分常见，多数人把这种果实当成麻烦事儿，核桃妨碍了剪草工，滚到了街道上。孩子们喜欢拿它砸汽车。有一年，我母亲听说邻近的布恩威尔镇有人在大宗收购核桃。整整一周，我和姐妹们组成了一支规模不大、但决心很大的农活队伍，挨家挨户摁响门铃，请求他们把捡拾来的核桃倒进我们的垃圾袋。我们把这些垃圾袋放进美国汽车公司生产的霍尼特轿车的货厢，并开到了布恩威尔镇。那儿的人把那些核桃先后倒进了自动去壳机和研磨机。果肉加工成黑色浓缩物，装进了一个超市购物袋。那人把袋子放在天平上，查询了一下价格簿，然后开出了一张一美元七十美分的支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霍尼特轿车一直散发出难闻的核桃气味。几年之后，我终于明白，那个人把支票递给我们的时候，为什么我的母亲忍不住笑了出来。

在三岔的果园里，我向魏子淇讲了这个故事。美国人把核桃扔在大街上任其腐烂，这让他印象十分深刻——他挑出一个大个儿的核桃，嘴里念叨着说它价值一毛钱。那一年，核桃行情很好，而且越来越好——每隔一两天，贩子们就要把价格提高一点。

夜幕降临之后，我们所有的人都在魏家的屋子里吃饭。曹春梅一下午的时间都在做饭：西红柿、豆腐、猪肉、新鲜的豇豆、煎玉米饼等。她还烤了一条虹鳟鱼。但她没有坐下来跟男人们一起吃饭：三岔的宴席常常是男女分坐的。即使跟我一起劳动的另外两位妇女也被降格到了里屋的一张小饭桌上吃饭。

男人们围坐在大饭桌的四周，就尊者之位进行了一番简单的争执。最后，曹春梅的父亲坐到了那个位置上——年届五十八，他是最年长的采收者。他坐在饭桌的上席位置，正背着那幅“丹佛天际线”日历图。那上面的电子读数显示，气温为摄氏二十度。

其中一个采收人名叫魏从发。他是魏子淇的堂兄，耳朵有点背。他之前从来没有看到过这幅丹佛街景照片，他满脸迷惑地看了看它。“那是这个城市的温度吗？”他问道。

“那是这个房间的温度。”旁边一个人解释道。

但魏从发没有听清楚。“是哪儿的温度？”

“是——这个——房间——的温度！”

“这个房间啊？”

“这个房间！”

“那么，那是哪个城市呢？”

挨着我坐的是闫可均（音译），他三十多岁，住在下村。他是村子里最机灵的人，喜欢看看新闻，经常问我一些关于美国的问题。刚刚过去的那一个月，他一直在关注卡特里娜飓风的消息。几天前，也是在采收果实之后的宴席上，我们聊起了发生在新奥尔良的事情。

“你看，”他说，“美国发生那样的事情的时候，那真就是一桩事。人口那么稀少，你不得不担心，会不会又减少了几百人，甚至上千人。”

他呷了一口白酒。“这听起来有点刺耳，”他说，“但在中国，我们可能失去了千万把人，也不是什么大事儿。对国家来说，可能还是件好事儿。”

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人们震惊的是美国也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但在中国的农村，人们看了新闻，得到这样的结论：如果发生在我们这儿，那可能还是一件好事儿。我绞尽脑汁想着该怎么回应他，可我还没来得及说什么，闫可均已经改变了话题。跟我同其他村民无数次的闲聊一样，我们之间的对话又从另一个地方起飞了。

坐在“丹佛天际线”日历图之下，男人们轮番喝着白酒。曹春梅的父亲第一个喝红了脸，敬酒的速度越来越快，到晚宴收场的时候，每个人都喝醉了。第二天早上七点半，他们又回到了果园。我开着车回到了北京，因为蹲下去追捡核桃，我的双腿酸痛了好几天。一连三四天，我的双手依然乌黑一片。总共加起来，在九月份那个炎热的日子里，经过十一个小时的劳作，我们十个人采收了三千多斤核桃。一共卖了三千多块钱。

我在三岔居住的那几年，野猪开始变得常见起来。当地村民把它们叫作“野猪”，但很可能是逃跑的家猪的后代。猪如果以草饲料为食，它们的体形会发生一些改变：肩胛部位变宽，全身长满长毛，嘴角长出獠牙。在从前，这样的动物很快就会被猎杀干净，因为农民们花在山上的时间很多。但时至今日，很多人都已经离开大山搬到了别处居住，就算留下来的也有了新的事情要干。农民们把空闲时间都用来从事建筑活，或者做生意，他们的注意力越来越多地投向了城市，村庄周围的土地越来越荒芜。在三岔，地势较高的庄稼地已经被撂荒，野猪便在这些地方繁殖开来。有些时候，野猪们铤而走险下到沟谷里，糟蹋农民们的庄稼。

冬季，有些村民会布下圈套。2月份，魏子淇捕获了一只九十多斤重的猎物。他把陷阱设在了靠近海字口山口的地方，做得也很简单——一个铁丝做成的圈，套在树上即可。那家伙不偏不倚地钻了进去，铁丝圈便紧紧地套住了它。当魏子淇跟另外一个邻居前来检查陷阱的时候，猎物还在拼死挣扎。他们在附近找了棵树，砍下两根枝桠来，把那动物活活打死了。一天之后，我和魏子淇爬到那个地方去看现场。由于那畜生的挣扎，地上的浅草全被压平了，小路上满是那家伙的獠牙印。血滴一路延伸到了村子里，足足有三公里多，滴血的路径也是人们运送战利品的路径。

一连几个星期，魏家人每晚都要吃野猪肉。跟家猪的肉相比，野猪肉要瘦一些，黑一些，油腻一些，味儿重一些，曹春梅把它切成片状，和洋葱一起翻炒。真是作孽，她这样跟我说——她把那个活儿留给了魏子淇。如果他也有作孽的顾虑，他还是英勇地克服了。在屠宰那头野猪的时候，他发现那头畜生已经怀孕。于是，他把猪的胚胎割下来，泡在了白酒坛子里。浸在清凉的液体中，那玩意儿看上去可真像是个孩子的玩具——一只细小的白色猪仔儿。我第一次看见这玩意的时候，极为震惊，连视线都无法收回。最后，我问了一句：“那个拿来做什么？”

“做药，”魏子淇这样回答道。中国人经常泡药酒，在一瓶白酒里放上植物草本，甚至是爬行动物，蛇类尤其受到人们的欢迎。但我从来没有看见过用白酒浸泡的哺乳动物，而魏子淇也根本说不上来这种泡酒的健康功效。“可以顺气，”他含糊其辞地说道。但是我注意到，他从来没有动过那玩意儿，也没有其他人动过。我是第一次看见这样的动物制品，连村民们都觉得太毛骨悚然。

那罐子被摆放在魏家的大屋子里。这间房在上一次重新装修的时候在空间上进行了扩展，从那以后，魏家人的财富便开始越聚越多。房间的布置说明，他们对对比搭配进行过研究：离浸泡野猪仔的白酒坛几米开外的地方，就是佛教神龛；“丹佛天际线”正对着人民解放军的坦克模型；一共有两瓶尊尼获加威士忌，与魏子淇几年前从长城上拆毁的明代信号炮比肩而立；还有一幅纪念怀柔基础设施建设成就的日历。有时候，当我们围着桌子吃饭的时候，我看了看四周，便思忖着：“这样的世界，有谁能够看得明白呢？”

这个家庭的变化对曹春梅来说，尤其显得艰巨。刚开始的时候，贷款和投资的担子主要压在魏子淇的肩上。两年多来，生意已经走上正轨，比较平稳了。他对于自己日渐上升的地位颇感自豪——他在村子里面走动的时候，明显地带着跟以前不一样的信心。在三岔，女人很少扮演这方面的角色。对曹春梅来说，客人越多，只意味着要干的活儿越多。在繁忙的周末，她很少离开厨房；多数时候，她清晨醒来面对的，是头一晚客人留下来的一大堆油污碗碟。家庭的收入在增加，但她从中没能够得到什么乐趣，她跟外界的接触常常转瞬即逝。她从他们那儿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是宗教，但即便是佛教带给她的也只有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慰藉。她很讨厌在餐馆里剖鱼和宰杀动物——在以往，这丝毫不会让她有什么顾虑，但随着她更多地阅读佛经，她越发讨厌这样的屠宰行为。如果魏子淇在，这个工作就由他来做，但他总有到怀柔出差的时候。

曹春梅告诉我，每天早晨，给神龛摆放贡品的时候，她都要请求神的宽恕。在家里，只有她可以不经受由共产党主导的自我批评。跟别人不一样，她不愿意走这条捷径，因为她说自己的工作还不够努力。她的自我批评是发自内心的：她对煮给别人吃的那些饭菜感到极度的愧疚。“如果我不得不杀鱼或者杀鸡，我要为它们祈祷，”她说，“它们都是无辜的。它们的日子过得好好的，我却把它们弄来杀了。所以，我要为它们祈祷，让它们的灵魂免受苦难。如果我不祈祷让它们的灵魂免受苦难，我害怕它们的冤魂会回来惩罚我。”

她还担心在她的房子周围有其他鬼魂。这些都是乡下人一种古老的传统观念，比最近复苏的佛教历史还长，比一度令人狂热的法轮功历史长多了，当然比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要长。村民时常说起蛇精、狐狸精、兔精、黄鼬精等，这些动物可能寄居在房子里，然后要么变成好鬼，要么变成坏鬼。有些人具有与生俱来的禀赋，能够读懂它们那个世界的事情，村民们把这样的人叫作“明白人”。从前，三岔有个很有名气的明白人，人们经常去拜望他。只要有人来访，这个明白人便会抓住他的手腕，摸一摸他的脉搏，然后很具体地说出是哪些精怪在影响他。当时，那个明白人跟童年时代的搅屎棍住得很近，后者经常为那位大师举行的仪式倒茶水。然而，这一切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全都停止了，因为共产党正在对此施以压力。后来，明白人去世，村里再没有人看得见那些东西。

不过，在改革开放期间，跟其他传统一样，宗教慢慢地复苏了。从总体上来说，共产党允许个人追求自己的信仰。20世纪90年代至2000年，宗教气氛十分活跃。有些村民相信，搅屎棍具有这样的能力——他们只不过是把他童年时代跟明白人的联系给磨蚀了而已。有时候，会有人找到搅屎棍，请他做一番分析与推理，但曹春梅更愿意去找别的人。她在怀柔认识一个明白人，这个人因为天资聪颖，名气很大。2006年初，曹春梅前去拜访了他。他告诉她，她家里有个狐狸精很活跃，建议她回去立一个神龛。这样，她家的主房间里新近才出现了一盘盘香。跟这相伴的，有两尊佛像、一坛仔猪泡酒、尊尼获加威士忌酒、纪念基础设施建设成就的日历、明代信号炮、“丹佛天际线”日历等。

狐狸精会给家里带来诸多麻烦，曹春梅和魏子淇最近确实经常吵架。他们一同承担着经营生意的责任，但他们不是合伙关系。毫无疑问，重要的决定都由男人来做，最大的收益也由男人来享受。随着他越来越深陷在党的事务和生意之间，他对家庭的兴趣越来越小。遇到没有客人的时候，他会接连几天不在家，到怀柔去拜访朋友，夜晚喝得醉醺醺的才回家。对曹春梅来说，最简单的办法莫过于视而不见。“我懒得管他，”她说，“我不知道他在干什么。那不关我的事。”

她总是选择一种消极、甚至破罐破摔的姿态。表面看来，这好像是佛家弟子的做法——她已经远离了尘世——但在表面的平静之下，奔涌着一股挫折的暗流。这不仅仅是被动-攻击那么简单。魏嘉表现不好的时候，她会强调她的无力。“他不听我的，”她说，“我拿他没有办法。”如果我问她知不知道村子里面的政治关系，她会摆摆手。“那个呀，我什么都不懂，”她说，“那不关我的事。”有一次，我和魏嘉正在温习学校下发的一些材料，我问曹春梅，中国的国家主席是谁。“是江泽民吗？”她回答道，然后列举了一连串已多年不掌权的政治家的名字。“这个事情我弄不懂。”那可能是实情——乡下人对国家大事不管不问的能力不是一般的强——但是从2002年开始，三岔的高音喇叭每天起码要把胡锦涛这个名字提到三次以上。我猜测，她那么做是不是在强调她的生活态度，在强调她对于自己无力掌控的事情要尽量远离的态度。在她看来，宗教只是逃避的方式之一。即便全村人都已经沉迷于物质条件和现代化进步的时候，还是有像曹春梅这样的人反其道而行之，一心向往古老的传统观念。

不过，要作出这样的反应并不容易，曹春梅的另一个自我也渴望作出积极的反应。不管她多么讨厌她丈夫新近的日常生活秩序，她对他的自由自在和企业家身份还是羡慕不已。有一段时间，她曾经冒过单独做生意的念头。她是个很不错的厨师，她觉得自己做出来的玉米粉条，对城里面的中产阶级有一定的吸引力。她说那个东西是“有机食品”——这个词在北京正在逐渐流行开来，西方的饮食观念已经令这个地方高端餐馆的面貌有所改观了。曹春梅做了一些样品，带着它进了城。在城里，她到各家餐馆挨个打听，希望打着有机玉米粉条这个旗号能够卖出这些样品。然而，尽管她做的东西货真价实，却不具备中国男性做生意的那些工具：一包一包的中华香烟、一口一口的白酒。后来，没有人找她长期订货，她只好打消了这个念头。

偶尔，她会试着改变自己的装扮。她去染了头发，买回几身新衣裳，还节过食减过肥。有一个月，她在很短的时间里减掉了十八斤体重，因为她在怀柔买到了减肥药。中国的女性想要减肥的时候，她们总是不吃饭，靠安非他命药物为食。特别繁忙的那一个月里，曹春梅服用了这样的药品。我每次到厨房去找她聊天的时候，她都有些头晕目眩的样子。后来，她又恢复了体重，恢复的速度跟她减肥的速度几乎一样快。

这个家庭的生活水平在快速地提高着，但它的影响之一却非常不好：他们赚到的钱越多，每个人的身体却越明显地不健康起来。当时，最大的变化体现在魏嘉身上。尤其是2005年之后，村民们安装了有线电视。以往，村民们只能收看到七个电视频道，现在能够收到的频道达到了五十多个，一年缴费只要一百五十元。魏家新买了一台二十九英寸的电视机，而且多数时间都让它开着。每到周末，孩子一做完家庭作业，就坐在炕上看起卡通片来。每到假期，他就很少干别的事儿。城里的客人往往会带着盒装快餐来乡下旅行，并常常在驾车离去之前把剩余的快餐留给了这家人。很快，垃圾食品便占据了魏嘉的大部分食谱。无论什么时候，他只要高兴，就会大吃特吃那些收藏起来的薯片和方便面。到了吃饭时间，却很少说过饿。“只要是盒装的，他都喜欢，”他母亲抱怨说，“他对这些东西的喜爱，超过了我做的任何东西。我没办法让他吃别的东西。”

在消费方面，没有什么准则概念。不久以前，村里太穷，人们找到什么就吃什么，父母的主要职责就是尽可能给孩子找到吃的东西。十五年前，如果有哪位母亲刻意限制孩子的饮食，简直是难以想象的事情。但这一切都改变得太快，人们根本来不及适应。我尽量给曹春梅和魏子淇解释，这样的问题在美国也很普遍，细心的父母也得在看电视和吃零食方面对孩子有所限制。考虑到孩子的健康史，在他的食谱方面有所限制显得尤为重要。然而，村民们的思维已经根深蒂固：孩子能吃是好事儿，如果新买的电视不用，那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寒暑假期间，我几乎亲眼见证了小男孩的变化。在学校的时候，他吃不到零食，学校食堂的饭菜又没有什么油水。可回到家里之后，他可以边看电视边吃薯片。很快，他就长出了滚圆的小肚腩，双颊圆圆的，双腿也长出了松垮垮的赘肉。他长到九岁的时候，体重已经超重。有时候，我会强迫他去那块空地上踢足球，但他只玩了五分钟就气喘吁吁。以往，他给我的印象是十分强壮——他曾经在七岁的时候，连续跋涉五个小时到长城上，一句抱怨的话都没有。而现在，如果我带着他去散步，他会大口地喘气，而且常常要休息很长很长的时间。我记忆中那个瘦长结实、动作敏捷的小男孩，突然之间变得肌肉松弛、十分驯化——他跟野猪的运动轨迹背道而驰。“他看起来再也不是农民了，”他的妈妈有一次这样对我说。她说这话的时候，显得很自豪：从她的角度看来，魏嘉已经有点像城里孩子了，这没有什么不好。

一家人里面，只有魏子淇的体重没有增加。尤其在冬春季节，他仍旧要干很多体力活儿。但他要喝很多白酒，抽起烟来也连续不断。每过一段时间，他就要尝试戒一次烟，去找横行中国的江湖郎中开一些药回来。有一年，他在北京买回来一种东西，那上面的英文标识是“戒烟灵：鸡尾酒疗法”。那东西价钱很贵——二百多元——盒子上印着美国的戒烟标志，以及几幅外国人的照片，那几个人想必是使用了这种产品，显得十分快乐。那东西的成分包含维他命C、辅酶CQ10，以及叫作“公牛硫酸”的什么玩意儿。上面印制的宣传词说“保持抽烟的感觉”，发生的情形恰好如此：不到两个星期的时间，魏子淇又在身上带了几包红梅烟。

偶尔，他会前往北京，做一些神秘兮兮的事情。出这样的差之前，他从不事先通知，也不提前打电话看我是否有空。相反，我的电话一响，魏子淇就说他已经到了离我公寓仅一个街区之远的十字路口。他似乎把首都想象成了另外一个村庄，只不过大一点点而已：他不明白，城里人很少不提前电话通知就前往朋友家里拜访。反正，他不喜欢提前告知进城的计划。即便他已经小有成就，即便他学会了生意人的游戏，他也不会对未来事项夸夸其谈。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依旧是个农民：言辞之间，他总是极为谨慎。

2005年12月的一天早晨，他给我打来电话，说他已经在交道口立交桥旁边的一个角落等着了。我出去见到了他，当时一下子就认出了他进城时才穿着的那身衣服：蓝色牛仔裤，以及崭新的黑色风衣。他那双最贵的皮鞋已经擦拭得锃锃发亮，头发也梳得整整齐齐。他手里拿着一个仿冒皮包——也就是中国的创业者常常拎在手里满大街转悠的那种。他跟其他千千万万的创业者唯一的区别就是他的谨慎。魏子淇每次来北京的时候，都极为警惕，害怕上当受骗是原因之一。

那一天，他是进城来加入中国长城协会的。他之前从来没有提起过，现在他才跟我解释说，头一年有个登山家去爬长城之前，在他的招待所里住宿过。“他是长城协会的会员，”魏子淇说，“他跟我说，我也应该加入协会。费用不多。”前来招待所住宿的客人跟魏子淇的谈话，对他的影响往往很大。他把这些城市客人的话仔细地听进了心里，把他们的名片好好地保存在一个盒子里，放在跟“丹佛天际线”日历不远的地方。那天，他把那个人的名字，还有长城协会的地址一并抄在了一张纸片上。

我陪着他走到了长城协会的办公地点，那儿离我的公寓没有多远。申请程序十分简单：魏子淇按照规定缴纳了四十元钱的会费，同时把两张护照规格的照片交给了办公室的秘书。在填写“简历”的时候，他遇到了唯一的麻烦。

“我不填这个行吗？”魏子淇问道。

办公室秘书告诉他，长城协会的所有会员都要有简历。魏子淇对着那份表格琢磨了足足一分钟的时间。最后，他终于填写：

1969—1976 在农村出生

1976—1988 在学校读书

1989—1991 在工厂当保安

1991—至今 在村里当农民

他极其谦虚，根本没有提到他做生意的事情。秘书把表格查看了一番，确保每一个项目都填有内容。在“政治面貌”这一栏，她犹豫了一下。

“你是党员，对吧？”她问道。

“是的，”魏子淇扭捏地回答道，“那有什么好处吗？”

“当然有好处，”秘书笑着回答道，“上学的时候，我只入团当了个共青团员！”她把照片贴在一个身份卡上，然后盖上大红印章，整个事情就结束了：魏子淇成了中国长城协会的会员。

接着，我带他到一家川菜馆吃饭。我注意到，他又带了一件党支部刚刚分发的礼物：一个不锈钢保温杯，上面印着“渤海镇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纪念”几个字。这只保温杯标志着又一个为期二十天的学习过程。魏子淇说，他们最近又把江泽民和胡锦涛的那些重要讲话温习了一遍。他也给我讲了村里面的一些其他消息：他打算挖一个更大的鱼塘，计划把招待所的几个房间改造一下。在下村，城里来的一个投资人最近又买了一块地，还有把小路修到山上的计划。饭快要吃完的时候，魏子淇突然说道：“有人在说，我可能要当党支部书记了。”

他之前从来没有说过这事儿。我问，那可能是什么时候。

“很快了，”他说道，“现任党支部书记退休之后吧。”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呢？”

“那取决于很多因素，”他说，“主要的问题是看她会不会再任一届。”他停了一会儿。“我没有说过这件事儿，”他接着说，“我没说过要当党支部书记。其他村民在这么谈论而已。”

我问他，月底的会开完之后，党支部书记会不会退休。

“不会。还有好多会要开哦。”

“哪方面的？”

“还不是我们自己的事儿。自我批评呗。”

“什么时候开始？”

“下个月。”

我问他，有没有想好要批评自己的什么东西。

“不知道，”他说，“我还没想好呢。”

过了几年，我终于明白，魏子淇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有他自己的目的。我曾经把这种品质跟乡村联系起来，乡下人做什么事情——哪怕是自己的讲话——都十分注重效果。闲暇时间，他们可能会对遥远的地方发生的事情闲聊长谈，但对自己的私事却守口如瓶。通常情况下，他们会态度专一。魏子淇可能会花费几个月的时间实现一个秘密计划，无声无息地做着准备工作，然后突然之间采取行动。他常常会连续地努力做一件事情。有一天，他在村子里问我，能不能把他和傻子送到山下的沙屿派出所去一趟。对此，我丝毫没觉得有什么奇怪之处。

“然后，我们又去把他接回家来，对吗？”我问道。

“是的，”魏子淇回答道，“他需要办理身份证。我们去就是为了这个理由。”

自从我和眯眯上次把傻子送下山到现在，已经将近四年时间了。这段时间里，跟村子里面的大事小情一样，这个人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常常在想，他是如何理解这一切变化的。他在招待所的尽头拥有了一间自己的房间——因为这家人富裕了，生活空间更大了，他们终于可以把他隔离开来了。从前，在冬夜里，傻子跟所有人一起呆在炕上，现在他可以呆在自己的房间里。周末，这家人有客人要接待的时候，他们总会给傻子换上新衣服，好给客人们留下个好印象。一天，魏子淇和曹春梅两个人都要出门去打理生意，傻子变得惊慌失措，在一条路上跌倒了。以往，他从来没有一个人在家里呆过，突如其来的独处把他吓慌了。一家人在天华洞的标志牌那里找到了他，这个地方离三岔有十几公里远。如果不算这趟简短出行，从2002年那次冒险经历至今，他一直没有离开过村子。

今天，我看到他和魏子淇在停车场上静静地等候着。我把租来的捷达轿车的后车门打开，傻子平静地坐进了汽车。我们开车下山的途中，他把脸贴在车窗上，看着窗外的风景。魏子淇解释说，傻子没有身份证，如果他们这个家庭要继续得到政府的扶持项目，那个东西是必不可少的。自从发生了上次的插曲后，党支部书记便确保魏家人每个月都能得到政府给的补助。每一年的春节，除了一桶食用油，一袋大米或者面粉，他们还能够另外领到一百元钱。

在沙屿派出所，一个年轻的女子让傻子坐在白色背景布前的一张凳子上。他把双手垫在屁股下面，像个紧张的孩子一样坐着，双脚曲伸到了凳子后面。那女子捣腾着数码相机的时候，他看上去有些忧心忡忡。那台机器闪了一下，嘶嘶地响了一下。一会儿之后，照片出来了，傻子终于松了一口气，露出了无牙的笑容。

在另一个房间里，一个警察给魏子淇填写了一份正式的通知书。“他是个聋哑人，对吧？”那警察问道。

“就是。”

那警察在一张专用信签上很快就写好了通知，然后他把那张纸递给了魏子淇。“把这个交给党支部书记，”他说道，“她会把它交到镇里。一个月之后，他就可以拿到身份证了。”

我们开车往回走的路上，傻子看得十分专注，仿佛要尽情地享受这次难得的旅途。我后来再到村子里的时候，他十分热情地跟我打了招呼，并用手指了指停在坝子上的那辆轿车。不过，我再也没有看见他坐进过轿车。既然他已经经过了正式登记，那他就没有必要再到别处去了。我所见证过的那两次旅程，代表着他一生中走过的最远的地方。

一个月之后，傻子领到了一台二十一英寸的海信彩色电视机。这是政府新近助残项目的一部分，至此我才明白，那天下午的登记为什么显得如此重要，尽管魏子淇从来没有提到过电视机的事儿。这家人已经有了一台大电视机，他们便把政府发放的这台电视送给了魏子淇的一个亲戚。反正傻子也不看电视，那些节目他也听不见。每到夜里，他就一个人在他的房间里坐着。那家人把电视机送了人，但没有收钱。不过我敢肯定，通过村里面复杂的关系网，这个东西某一天一定会得到回报。这也是乡下人的生活方式之一：老鼠不打空仓。

傻子的身份证上载明了他的出生日期和姓名，我才第一次知道了他到底是谁。他出生于1948年12月11日，名字叫作魏宗漏。身份证上的魏宗漏看上去很苍老，很忧心。他向前弓着腰，眼里满是哀伤。只要这张照片稍晚一点点儿再拍摄，或许就能够捕捉到他那微微的笑意。那个“宗”字在他三个兄弟的名字里都有——那是他们那一辈人的标记。那个字的意思是“祖宗”。

在三岔，2006年成了垃圾之年。经过五六年的时间，所有的事情都集中到了这个点上：到处都是新路、新车、新的建筑工程；村民们用上了有线电视，手机有了信号覆盖。但能够说明他们繁荣富强的最明显的证据，却是垃圾。我第一次来到三岔的时候，人们简简单单地把垃圾扔在山坡上，滚落到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都干涸的溪沟里。在那个时候，没有多少垃圾产生，所有东西村民基本上都加以重复利用，人们也很少食用袋装食品。但随着经商和旅游业的兴起，这一切都被改变了。方便面包装袋、饼干包装袋越积越多，那条溪沟的河床上很快便堵满了泡沫和塑料垃圾。有一年，眯眯组织人们进行过一次清理。但直到2006年，当地县政府才终于在这个地方实行了垃圾定期清运服务。就在那一年，小贩们也来了，他们开着厢式货车，收购一切可以回收利用的物品：瓶子、罐子、报纸等。在过去，这是不可想象的——开着车到三岔来购买垃圾！

不出所料，已经开始有城里人来这里定居了。在北京，一种时尚正在形成，中上阶层的人们喜欢到乡下找一个地方再安一个家。有时候，整个村子住的全是外来人员。在下面的沟谷里，离三岔不远的铁矿峪，有一片地方全部卖给了城里人。几个月之内，当地人的生活在这里画上了句号：原住民们搬了出去，房屋被推倒在地，一座座新建的水泥、玻璃大厦在原来的果园地上拔地而起。在三岔，村民们忙着把那些无人居住的房屋长租出去。如果没有得到政府的允许，任何人都不能修建新的建筑物。因此，在很短的时间里，村子里那些无人居住的房屋被人们抢购一空。就连搅屎棍也跟一个北京人达成了一笔买卖。签下协议之后，搅屎棍立马对他的房屋进行了一番雄心勃勃的改造。就在改造工程做到一半，也就是一道砖墙刚砌到四米多高的时候，他突然抬高了价格。他做的这些事情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因为村民个人不能够出卖自己的房产；而长期租赁合同则只能依靠善意和信用。虽然大家都签有合同，但这些合同一文不值。北京人别无选择，要么加价，要么走人。让大家感到意外的是，他真的走人了。也就在这个时候，搅屎棍才察觉到，兜里一分钱都没有了。

从那以后，房屋的框架就那样立在那里，无人过问。要是把那项工程做完，他也许还能找到下一位租客。但跟乡下许许多多的人一样，他几乎没有办法筹集到资金。在过去，他可能拿土地抵押——他自己的父亲在1946年就这么干过，因为那个时候入不敷出，只好把自己的田产抵押给了魏子淇的祖父。但搅屎棍没这个选择，他也无法直接从银行获得贷款。他需要到村里获得同意，而村里把他的申请给顶了回去。做出回绝的人是党支部书记：多年来，她跟搅屎棍的关系一直不和。他们都是党员，还是远房姻亲，但他们就是搞不好关系，这个男人到最后也没搞到贷款。他曾经千方百计想把那间泥土地板房子租给我和眯眯，现在，他跟他的老婆不得不住了进去。那个房子很小，大多数家具物品都只能堆在屋外，用一张塑料布盖住。从汽车大发展以来，生活状态每况愈下的村民只有他们一家。朦胧的天色中，我时常看见他围着那半途而废的建筑工地一边转悠，一边喃喃自语。现在，他跟我打招呼的时候客气了许多，他的怨恨再也不会冲我而来了。他心里，会记着那些更重要的仇人。

对党支部书记，有一些风言风语。以往，大多数村民提到她的时候，充满着尊敬。显然，这个女人很有能力，尤其在争取政府的项目资金方面有一套技巧。然而，突如其来的个体投资好像改变了人们的观念。最近，几个北京商人前来达成了三宗大的土地交易，他们计划开发村子里的一些地块，用于搞旅游项目。两个项目位于峡谷上面很高的地方，无人居住，而交易的细节一直没有公开过。没人知道，地价是多少，投资者是谁，他们打算怎么开发那几个峡谷，等等。

在中国，类似的不透明十分普遍，尤其在农村更是如此。如果党支部书记在这些交易活动中得到了好处，她是不会傻到要把钱拿出来公开亮相的。在上村，她家的房子是最好的，但还称不上豪华，而她的外表也没怎么改变。我每次遇到她的时候，她总是那么一如既往的既友好又冷淡地跟我打着招呼：“嗨！又来了啊？”不过，有些村民认为，她把钱存在了怀柔的一个银行账户上，她的儿子最近还在城里买了一套房子。很快，人们便开始谈论起另外一件事来：即将到来的村级选举。

在中国的农村，举足轻重的政治人物有两个：党支部书记和村主任。村主任由所有村民通过投票的方式直接选举，而候选人可以不是中共党员。但只有共产党员才能成为党支部书记这个村子里最大的官。在三岔，刘绣莹就是从村主任开始她的政治生涯的。她第一次坐上那个位置是在1993年，五年之后，她被选为党支部书记。从那以来，她身兼两职，而这样的情况在农村地区也越来越普遍。政府支持这种状况的出现，因为这样做提高了行政效率，同时也起到了巩固权力的作用。

在三岔，党支部书记的权威一直没有受到过什么正儿八经的挑战。但是，到了2006年，这样的情形终于开始有了改观，区别就是金钱。2001年，当我来到三岔的时候，人均收入大概只有两千来块。在五年时间里，这个数字上升到了六千多。2003年，当地劳动力的日均报酬是二十多块，现在升到了五十多元。村子里修起了一条不错的公路，修起了一个手机基站，装上了有线电视——甚至还有垃圾用于出售。所有这一切本来都可以用来说明党支部书记所取得的成功，因为村民们的富裕是在她的领导之下取得的。不过，参照体系比什么都重要。当地村民不拿现在的情况跟过去相比，三岔人的心里想到了外面世界的那些东西。他们亲眼看着城里人来到这个地方，他们知道达成了一笔笔不动产交易。突然之间，他们担心在收益上没有自己的份儿。

为了寻找替代者，他们自然而然地把目光投向了本地最成功的生意人。傍晚，天黑之后，搅屎棍老来魏子淇的家里串门。如果我在场，那个人会对我点点头，算是打过了招呼，然后就找个远离饭桌的地方坐了下来。他从来不参与我们的闲聊，只是在等着我的离去——他一出现，就是我该回家的信号。我后来问魏子淇，搅屎棍为什么会开始光顾他家，他只是耸了耸肩，就把这个问题搪塞过去了。“没多大的事儿，”魏子淇这么回答我，接着便不再多说。

过了一阵子，我才明白过来，村子里的政治运动就是这么开场的。搅屎棍连续光顾几个星期之后，魏子淇终于挑明了主题。他告诉我，2007年年初会有一场选举，三岔村有人希望他能够参选党支部书记。

“你会参加吗？”我问他。

“不会，”他说，“太麻烦了。”但他的话语里透出一种不太确定的语气。我问，是谁在给他打气，他说出了搅屎棍的名字。

“你上次入党的时候，他不是还在反对吗？”

“就是，”魏子淇说，“的确如此。”

“那他现在怎么会让你去当党支部书记呢？”

“很复杂。”

我问他，是否信得过这个人，魏子淇笑了笑。

“他有他自己的目的，”他说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目的。”

搅屎棍的动机跟他那半途而废的砖墙一样显而易见。同样明显的是，魏子淇因此成了他认为理所当然的候选人。魏子淇已经学会了协调党支部和怀柔这两个圈子的关系，没有谁的地位像他这样处于迅速上升的势头。2003年，魏家人做生意挣到了三万多元；到2006年，他们的收入增加到了六万多。一次，我向他问起收入的事情，他把自己的成功归结为胸怀坦荡。“这是三岔公认的最高收入水平，”他说道，“也许有人钱比我多，但那些钱见不得光。就务农和经商而言，我挣的钱最多。”

2006年6月，当地的政治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全体党员到承德进行了一趟年度公费旅游。承德位于东北方向上，清代的时候，这里是满族统治者的夏季避暑山庄。皇帝们常来此打猎，皇家猎场里驯养着鹿和野猪。现在，这些猎场已经向游客开放，游人们可以到曾经为统治者服务的宫廷和寺庙自由闲逛。来自三岔的代表团参观了所有的旅游景点，晚上就在宾馆里举行宴会，共饮白酒。回来之后，魏子淇给我看了他们拍下的照片，那些照片跟之前的每次旅游毫无二致。每一张照片上，三岔村的全体党员都站成一条长队，每个人都紧紧地盯着照相机的镜头。他们身着休闲装，但谁都不见笑容。很难看出，他们是在度假。他们之间的关系也不甚明了：可能是同事，可能是邻居，也可能是远房亲戚。不过，他们的站姿中，表现出了亲密与疏远的惊人结合。这些人不一定是亲密友人，他们的联盟可能也不是偶然形成的，他们甚至可能相互讨厌对方。不过，从这些照片上可以看得出来，他们曾经在一起度过了不少时间。

8月的一天早上，魏子淇给我打来电话，说他已经到了离我公寓不远的一个十字路口。跟往常一样，他的这个电话让我吃惊不小，尽管这一次我猜得到他来北京的原因。半年时间以来，他一直在考虑买一辆车。

上村还没有人有车。近几年，车子已经越来越普及，村子里有几个人买了那种三轮微型运货卡车，用来在乡下运送货物。有个人买了一辆二手拉达轿车——不过，照魏子淇的说法，那不算数。老式的苏制轿车外观太差，基本上没办法驾驶，而且那位买主差不多立即把它又卖了出去。就这个村子而言，那条公路尽头的停车场依然在等待着本地村民的第一辆车的到来。

自从拿到驾照以来，魏子淇一直在存钱。他同时也在存储关系——他每次去怀柔，都要向朋友们打听，是否知道哪儿有好一点的二手车要卖。当来自北京的一个二手车销售员碰巧住在他的招待所时，魏子淇才算真正迎来了好运当头。魏子淇收放好那个人的名片。几个月之后，他终于存够了钱，便拨打了那个电话号码。那个销售员告诉魏子淇，他可以在午后到北京市旧机动车交易市场去见他。

我和魏子淇坐着一辆出租车，直奔那个市场而去。的哥一听地址，立马来了精神。“你要买车？”他说道，“你想花多少钱来买？”

魏子淇不好意思地说，他想把价钱定在一万五千块钱以下。

“那你可以买一辆夏利，”的哥说道，“夏利省油，维修也方便。如果你是要买旧车，这可真是个好时候。很多夏利车没有经过登记，因此警察经常查这种车。谁都不想惹麻烦，可能想买这种车的人不会很多。所以，价格还可以。”

那就是中国的市场行情：警察找出的问题越多，商品的价格越低。夏利是北京人钟爱的经典车型，买主都有一系列老套的特点：低收入、老烟民、大嗓门。一直到2000年，最受大家欢迎的夏利车都还是根据一款韩国车型生产出来的，而这款韩国车型的名字并没有什么吉利之意——大发瞎利得。这是一款十分难看的厢式轿车，但结实耐用。的哥告诉我们，他在三年前花一万四千块钱买了一辆黑市夏利车。“我把它当出租车开了一年，然后卖了一万一千块钱，”他说道，“从来没被罚过款！”我们沿着四环路开进的时候，他一路上把那些旧夏利都指认了出来（“那是98款！”）。他建议我们千万不要买雪铁龙（“耗油高！”）。吉利和铃木要好一点（“省油！”）。魏子淇问，夏利车会不会比经常在乡下跑的“面包车”安全系数高一点，那个人大笑起来。“当然！”他说道，“面包车如果以六十公里的时速出事，坐里边的所有人都会死掉！绝对的！”

等着魏子淇的联系人前来的当儿，我们绕着北京市旧机动车交易市场转了一下。这个市场位于北京的南郊，在一片廉价公寓楼之间的空隙里，密密麻麻地分布着几个尘土蔽日的停车场。这里是北京市最大的二手车交易市场——不管是哪一天，在这里用于出售的二手车都超过了两万辆。有一些固定经销商存有几辆高端车型，但大多数卖家都是些散兵游勇，交两元钱，就可以把车在那脏兮兮的停车场上停放一个小时。他们用一块纸板胡乱地写了个临时广告：“2003款，没过户。手续合法。”手续齐全是一个大卖点——这通常是人们关注的第一件事情，因为买主们都担心通不过检查这一关。车主们给自己的车子按月计龄，面对的颇像是一个婴儿。“1998年12月的，”一位红色夏利车主对魏子淇说，“算得上是1999年的！”对中国人来说，使用情况比车型重要得多，因此他们才要追溯车子的月龄。

我们前往参观的那一天，十分炎热，灰尘也很大。看得出来，没有谁想到过要把自己的车洗一洗。实际上，每一辆车都像是在灰尘里滚过一样，而车辆的座套似在竞相比脏。车主们得呆在车辆的边上，说不定就有买主路过。他们打发无聊的方式，就是打打扑克或者下下象棋。也有车主躺在后座上，正呼呼大睡呢。几乎没有人会明码开价，如果你问起价格，他们无一例外都是这样回答：“你想出多少钱？”还有一个卖点，那就是备胎和千斤顶。他们叫卖的另一个词语是“三厢”。车主们自豪地大喊着——“三厢！三厢！”我问魏子淇，那是什么意思。“意思是说那辆车有前门，有后门，还有个尾厢，”他这样解释道。

“可那不是明摆着的吗？他们为什么要那样说呢？”

后来，我终于恍然大悟，这个市场上的人丝毫不明白自己到底在干什么。中国有多少人有过买车和卖车的经历？他们全都是在瞎打乱撞，而魏子淇则在尽量赶上他们的趟。他看了几辆夏利车，但都吓得没敢问价钱。我们从一辆雪铁龙轿车边上走过的时候，他终于兴奋起来，说道：“费油！”跟他联系的人终于出现了，他看上去似乎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那个人名叫袁少春，身上穿着白色背心、卡其短裤、皮鞋，黑色袜子拉到了膝盖之上。他一只手拿着一个仿制的皮革手包，另一只手拿着一块脏兮兮的白色毛巾。在盛夏的炙烤下，他呼哧呼哧地喘着大气——他的肚腩肥大，双腿粗短内弯，好像随时都会跌倒在地。他用手中的毛巾擦了擦脖子上的汗水。那个人一出现，魏子淇立马掏出红梅烟——红色包装，仅供城里人专用——给袁先生递上了一支。那人鄙视地摇了摇头，擦了擦脖子上的汗水，摸出了一包中南海香烟。可他并没有给魏子淇递上一根。他看见我在边上站着，便用大拇指指着我问道：“这个外国人是谁？”

当袁先生听说我曾经写过几本书时，变得客气了许多。他告诉我，他跟一家出版社有点关系，也许我们可以一起做点什么。“也许他们可以把你的书翻译成中文，”他说道。他在我的笔记本上写下了一个电话号码，还告诉我，如果我想联系宁夏人民出版社，一定要打那个电话号码。宁夏是西部的一个回族省份，我几年前曾在那里把City Special陷进了沙地。袁先生在北京东南郊还开了一家烟酒商店。作为副业，他干买卖旧车这一行已经有十年时间了。他开了一辆雪铁龙。（“费油！”）轿车后厢里，他带了一根铝制的路易斯维尔-斯拉格尔棒球棒，红颜色，型号为FP29。我在北京还从来没有看见过真正的棒球棒；这根球棒的把手部位缠满了胶带。我问那个人，他是否打过棒球。“防身，”他嘴里嘟囔着，“防身用的。”

那个时候，他没有什么东西要出售。他来这里，是帮魏子淇选车的。他带着我们在停车场里走了一圈，一边挥舞着擦汗水的毛巾，一边抱怨着预算资金太少。“一万五千块钱买不到什么东西，”他说道，“如果你想买2000年以后的车，那至少要两万。”时不时地，他会停下脚步，对着停在那里的某辆车指手画脚一番。“那辆车绝对出过事儿，”查看过一辆红色夏利车之后，他那么说道，“车主没讲实话。”

在一辆白色夏利车跟前，魏子淇停下了脚步。这是一辆下线的出租车，车顶上还挂着出租车标志。根据北京的一项规定，用作出租车的夏利车最多只能跑六年。市里面制定这些规则的目的是为了安全和污染着想，不过对汽车行业来说也是一项福祉。

白色夏利车旁边的人告诉魏子淇，这辆出租车只用了五年时间。“你可以在北京再开一年，”他说道，“之后，你还可以拿到郊区跑营运。”

“出过事儿吗？”魏子淇问道。观察袁先生的过程中，他学到了这个问题。

“这是出租车！”那卖家反驳道。“如果你想买从来没有出过事儿的车，就不要看出租车了！”他摇了摇头，继续说道，“基本上所有夏利出租车都是红色的，”他说道，“白色的太少了，被查到的情况还很少。警察经常要拦下红色的夏利车，检查它们的手续。这辆车跟轿车混在一起，根本就看不出来。”

不过，袁先生建议不要买这种警察视而不见的夏利车。他有个更好的选择：他在郊外有个朋友，专门从事倒闭单位的车辆生意。单位登记的车辆可以使用十五年时间，而不管车况如何。其中的窍门就在于从已经倒闭的单位找到仍旧可以使用的车辆，幸运的是，数不清的国营单位在改革开放年代早已死得硬邦邦的。那个星期晚些时候，我们做了一次出征，前去倒闭单位寻找夏利车。

买卖即将做成的首要标志，是袁先生开始接受魏子淇递过去的香烟。在二手车交易市场，他对红梅烟碰都不碰；现在，他大大方方地接了过去。还有一个可喜的征兆，他在这笔买卖当中也有利害关系。与他的商店——宏丽烟酒商场——一街之隔，就是那个汽车经销商开的一家修车厂。我们到了北京西南郊区二十几公里远的地方，那儿叫作房山。这里坐落着首都最大的水泥厂，周围一大片区域全都覆盖着白色的粉尘，恰似乍暖还寒时分下起了一场小雪。

经销商把车停在了他的修车厂门前。这辆红色夏利车的历史可以追溯至1998年10月份，牌照全是合法的。严格地讲，这辆车仍旧属于一家叫作北京七里山旅游服务公司的单位。但那家单位早已倒闭，现在仅存于轿车杂物箱里的几份文件之上。轿车没有洗过。跟周围所有东西一样，这辆轿车覆盖着一层水泥粉尘，经销商用一块脏抹布擦了擦挡风玻璃。他让魏子淇看的第一样东西是尾厢：一只备胎，一只千斤顶，不另收费！“从来没有出过事儿，”经销商说道。但引擎盖上有一道刮痕，车身下部有个凹痕，仿若出过一次天花。经销商说，我们可以试驾一下。他把钥匙递给了魏子淇，魏子淇则看了看我。

我知道，他还没有正儿八经地开过车。上次，我让他独自一人捣腾车子，他便弄坏了我租来的车子的保险杠。但今天的情形让我不太愿意接他手里的钥匙，主要是因为面子的关系——这是他人生中的第一辆车，这是一个刚起步的生意人和一个已经事业有成的企业家之间做成的买卖，对他来说至关重要。在中国生活的所有外国人都知道面子这个东西的重要性，都怕丢面子。不过，有些时候，外来者补偿过了头。实际上，魏子淇跟中国许许多多农村人一样，对自己的局限性心知肚明。他有些心高气傲，但一点都不傻，他此时的意思是要我帮他试驾。不过，在他看着我的时候，我会错了意，因此没有接过钥匙。

带着些许紧张的表情，魏子淇坐进了驾驶座。他问经销商，哪是倒挡——这可不是个好信号——然后发动了汽车。我们几个人站在边上，全都看着他。他松开手刹，挂上挡位，一脚油门踩到底，同时松开了离合踏板。他没想让那东西停着不动，但也不知道它会跑得那么快。马达轰鸣着，轮胎高速转动着。车子快速向后进入了一个很大的脏水洼，在停车场上溅起一阵弧形的白色水泥浆。紧接着，轿车径直往前，对着一根电话线杆子冲了过去。到了这个份上，魏子淇还是没有打算看看他到底要驶往何处。他低下头，在地板上查看着，不顾一切地寻找着刹车踏板。在最后一刹那，他终于找到了——轿车在距离电话线杆子不到一米远的地方停了下来。我的心怦怦直跳，我的“面子”一定惨白一片。等我回过神来，我跟他说道：“好吧，我来开！”

我开着车试驾起来，魏子淇则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我不知道，该怎样评价这辆车，或者说，期望值应该放在什么位置上——毕竟，这不过就是一辆叫作“瞎利得”的韩国微型车的中国版。我上一次参与购买旧车的时候，正在密苏里读高中，我花七百美元购买了一辆1974年产的道奇飞镖轿车。从几个方面来说，这辆夏利车都让我想起了那辆飞镖轿车。动力很小，刹车有点疲软。车身看起来糟糕透顶。不过，发动机的声音听上去还算过得去——没有砰砰声，没有撞击声。甚至还有一个备胎和一只千斤顶。跟魏子淇一起走了几公里之后，我说了我父亲在1986年针对那辆道奇车说过的同一句话：“我觉得还行。”

回到修车厂，魏子淇拿出红梅烟挨个敬了一圈。那几支香烟让经销商变得大度起来，他说可以把那汗迹斑斑的竹制座套放进车子里，算是免费。“一般情况下，这辆车我要卖一万六，”他说道，“但因为你是袁先生的朋友，我只卖你一万五。”

“还能不能便宜点？”魏子淇问道。“便宜两百块也行？”

那人答应了，再少两百块。“还要不要看看别的？”魏子淇问我。

“里程怎么样？”我问道。

“你可以查，”经销商耸了耸肩，对我说道。我把头伸了进去：一万四千二百五十五公里。里程表只有五位数，我无法知道它到底转了多少圈：总里程数可能是一万四千二百五十五公里，或者是十一万四千二百五十五公里，或者是一百零一万四千二百五十五公里。没有维修记录，没有机械师的检测同意书。我们对这辆夏利车之前的使用状况，以及它在北京七里山旅游服务公司倒闭期间扮演过什么角色一无所知。经销商甚至连个合同都不愿意写。“我的字写得太难看，”他说，“让袁先生写吧。”

他递给袁先生一张事先打印好的表格，抬头位置印着“合同”两个字。袁先生开始填写起那些空格来——买方、卖方、日期——然后停了下来。“我的字也写得太难看了，”他说道。最后，魏子淇自己填写了全部内容。经销商让他把价格那一栏空着不填。（“这样简单些。”）经销商也不愿意签他的名字。（“你可以替我签。我的字写得实在是太难看了。”）魏子淇犹豫了一下，还是把两个名字都签上了。表格填完之后，现金过手，经销商掏出了红金龙香烟，算是给这笔交易画上了句号。

我开着夏利轿车往城里面走。我们不得不在路边的加油站停了下来，因为车主已经确保车辆在过手的时候，油箱正好底朝天。我问魏子淇，为什么经销商不愿意在合同上签名。

“我不知道，”魏子淇说，“看起来是有点奇怪。”

“要是有问题，你怎么办？”

“我只有去找袁先生，”他回答道。

另外一个朋友帮他把车从北京开回了三岔。那天下午晚些时候，我租来一辆捷达轿车，去了村子里。我到达村子的时候，魏子淇正在停车场上擦拭他那辆夏利轿车。他把车停在了唯一的一处树荫下，布满刮痕的引擎盖清洗得非常干净，差不多到了闪闪发亮的程度。魏子淇脸上也绽放着笑容——那是多时以来，他最开心的时候。我看见曹春梅的时候，问她对那辆夏利车有什么看法。她摇了摇头说：“难看死了！”

从一开始，曹春梅就反对买车。她说，他们不需要车；再说，这车也太贵了；他们那个家庭还欠着银行和亲戚的钱。不过，曹春梅反对的真正原因，是因为车子代表着自由。“他已经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了，”她对我说，“他跑到怀柔去，跟他那些朋友喝酒。如果他买了车，那不是做起来更加方便了呀。”对于魏子淇将参选党支部书记的传言，她的反应基本上跟这类似。“我不想让他当党支部书记，”曹春梅坦率地跟我讲。“我觉得，那会是件麻烦事儿。现任党支部书记有多忙，我是看得见的。如果魏子淇要花大量的时间去处理村子里的事情，那么他就没有时间来管这些事儿了。”

尽管曹春梅对于当地的政治事务不感兴趣，但她还是打定主意，要加入中国共产党。从好几个方面看来，这事令人吃惊——她对于佛教的信仰似乎跟共产党不相一致，因为共产党员是不信宗教的。不过，曹春梅对于共产党的兴趣既不是因为哲学，也不是因为政治：她只不过想成为那个组织的一员，跟着他们到各处走一走。“每个暑假他们都要出去旅游一番，”她说，“还要发礼物这些杂七杂八的东西。所以，入党看来也还是蛮有趣的。”对曹春梅来说，生意上的成功已经把她彻底地孤立了起来。生意上那些枯燥的活儿多是她一个人负责，即便是佛教带来的慰藉，也是她一个人独自体会。这跟魏子淇背道而驰，魏子淇所走出的每一步都让他拥有更多的关系，让他在村子里拥有更大的能量，让他跟外界建立起更多的联系。

在家庭内部，他也要求拥有更多的权威。当曹春梅提出要入党的时候，魏子淇一口回绝了。“没这个必要，”他对她这样说道，从此便没了下文。他很少跟他老婆说明他那些决定是怎么回事，所有的计划都自己闷在心里。我每次向曹春梅问起村里人有哪些政治传言，她都说她知道的事情还没有我知道得多。“魏子淇不跟我讲这些事情，”她说，“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管不了他。”那是她遇到冲突时的典型回应：我不管。跟那次她想自己经商的想法一样，这一次入党的梦想也无声无息地终止了。

那年晚些时候，魏子淇对那辆轿车比较适应后，开着它去了一趟怀柔，给他的儿子重新取了一个名字。跟魏子淇曾经做过的所有工程一样，事情都是做完了他才提起来。星期五下午，他到学校接回魏嘉，并且告诉小男孩，从今往后，他的名字就叫魏小淞。

在中国，小孩改名字这事儿——尤其是如果改名字的人还只是个小孩子或者尚未长大成人——并不十分罕见。魏子淇曾经给他自己做过同样的事情：他原来的名字叫作魏宗国。这个名字多少体现了一点爱国主义——“国”是“国家”的“国”嘛。“文化大革命”期间，乡下出生的小孩取这样的名字非常普遍。1993年，魏子淇在城里生活的时候，把自己的名字改了一下，算是当初想摆脱农民身份的一种体现吧。当时，他看过一本叫作《姓名与人生》的书籍，书里面说“子淇”这两个字会让一个人的职业生涯“稳定且发达”。

有些时候，小孩子改名是出于一些非常正儿八经的理由。父母们认为，不吉利的名字常常会招致厄运，长期生病的孩子改名后会大有裨益。在四川教书的时候，我的一个同事有个女儿，从儿时起就患上了癌症。经过多年治疗之后，她的父母亲终于给她改了个名字。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当地的计生部门允许他们再生一个孩子。如果某对夫妇的第一个孩子存在严重的健康问题，计生部门通常会允许例外的存在。生病的女儿已经到了上学年龄——这个年龄已经足够大，完全明白自己改名和妈妈怀孕意味着什么。那年晚些时候，可怜的小女孩去世了。我常常会想，这事儿真是糟糕透顶，她在人生的最后几个月里用的竟然是自己根本不熟悉的名字。同样糟糕的是，她竟然以别人的名义离开了这个人世。

魏嘉的名字很简单：“嘉”就是“好”的意思。但这个字的笔画有十四画，这在中国是一个非常不吉利的数字，而且小男孩的身体一直不怎么健康。他后来再也没有在血液上遇到过麻烦，但常常抱怨说肚子疼，而且很容易患上感冒。头几年，我把他的问题归结为在学校寄宿。毕竟，寝室的条件十分糟糕，他还说过他不喜欢食堂的饭菜。不过，到了最近，更大的威胁已经让位于垃圾食品和缺乏运动了。父母亲对他的学习管得很严，一到周末，他们都会让他呆在炕上，完成家庭作业。他们对于教育的尊重值得崇敬，但是小孩子从此便再也没有了体育锻炼，而某些关于健康的传统观念却在起着反作用。考虑到魏嘉经常患感冒，我曾建议他多吃橘子，但他的母亲说人在冬天的时候应该尽量少吃水果——不顺气。跟大多数中国人一样，魏嘉很少饮水。关于一天中哪些时间不宜进补液体，中国人有许多莫名其妙的观念。这么做的结果，就是很多人饮水不足。一次，我和曹春梅带着魏嘉去怀柔做例行体检，医生做不了尿检——小男孩脱水太严重，尿样里竟然带有血细胞。但我还是无法劝说他的父母亲确保让他多喝水，多吃水果蔬菜，多做体育锻炼。十分典型的是，他的父亲对孩子健康问题的反应，竟然是把名字改掉。有时候，他们似乎是本能地抓住了两个世界里最糟糕的东西：最糟糕的现代生活，最糟糕的传统观念。

我在中国居住的时间越久，就越担心人们对快速变化所作出的反应。这不是对现代化有所争论，至少不是绝对如此。我从不反对进步。我明白，他们为什么那么急切地渴望摆脱贫困，我对他们愿意努力工作，愿意适应变化怀着一种深深的崇敬。但是，如果这个过程来得太快，是要付出代价的。通常，这些问题都非常微妙——作为外人，很难真切地感受到这一点。在西方，报纸上讲述中国的文章总是着眼于巨大的变化和政治的东西，他们甚至也会根据农村地区发生的一些抗议行为，来强调存在着不稳定的风险。但是，根据我的所见所闻，这个国家最大的焦虑却是极度个体化，极度内在化的。很多人都在探究，他们渴望某种宗教的或者哲学的真理，他们愿意跟他人建立起一种有意义的纽带和联系。在把过去的经验应用到现代的挑战方面，他们遇到了麻烦。父母亲和孩子们分别处在不同的世界里，他们的婚姻更加复杂——我很少遇到在一起真正感到快乐的夫妻。要人们在如此变化的国家站稳根基，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魏嘉的新名字是通过电脑选取的。对魏子淇来说，这一点非常重要——他跟我讲，用电脑进行姓名分析，现在正在各大城市悄然流行。怀柔有个人专干这个行当，一次收费五十元，但他对魏子淇免费，因为他们有共同的朋友或者关系。他给魏子淇打印了整整一页的计算机分析结果，那上面对这个新名字及其未来前景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用上魏小淞这个名字之后，小男孩有望鸿运当头，长命百岁，乃至大富大贵。他的性格将会是自省而豪爽。那机器还从上到下列出了一连串品格特征词语，颇有点像一部证券报价机：“重情，稳健，忠贞，优雅。”

计算机系统还分析了孩子的生日，得出的结论是他的五行中最缺水。我不用计算机也知道这一点——我在中国认识的人基本上都缺水。总之，计算机给出的解决方案是给他取一个带水的名字——“淞”，这是上海附近的一条河流。“小”是“大小”的“小”。他的新名字就成型了：小小淞江河。

曹春梅的反应是置之不理。“我不管，”她说，“我不管，我不喜欢这个名字，反正不关我的事。那是魏子淇的事儿。”

改名字那个周末，我们在一起吃饭。那是星期天的晚上，魏子淇跟另一个党员开车下山，去参加一个莫名其妙的聚会。这次聚会跟即将到来的选举有关——他们总在远离村子的地方举行集会，以免引起别人的注意。魏嘉已经做完了家庭作业，下午他还看了一本关于恐龙的书。他已经上到四年级，阅读能力极好，在学校的成绩也很优秀。但每当有人提到他的新名字时，他总是一言不发。我都要问上好几遍，他才回答我的问题。

“不好，”他终于回答了我的问题。

我问魏嘉，这个名字有什么不好，他用低得连自己都听不见的声音做出了回答。

“不好听，”他这么说。

他就说了这么两句话——他不愿意就这个话题说得太多。晚饭有鱼，有抄手。我看得出来，曹春梅有点心不在焉。晚饭后，她打了个电话。电话一定是打给魏子淇的，但接电话的却是另外一个人。她听了一会儿，突然变得非常不耐烦起来。“他喝醉了，是不是？”她问道。“那他晚上还回不回来？他明天早上还要去怀柔。叫他给我打电话！”

她在饭桌旁沉思了一个小时的样子。魏嘉好像没看见这一切——他的兴致很高，我跟他在晚饭后还玩了一会儿象棋。他咳得很厉害，一个星期以来，他都在跟感冒作斗争。电话终于响起来了。曹春梅到隔壁房间去接听电话，不过我还是断断续续地听到了只言片语。

“你晚上必须回来，”她严厉地说道。她告诉他，明天早上七点钟村子里要开会。“听见没有？今天晚上一定要回来！”

如果魏嘉听见了什么，他也没有表现出来。我们一起翻看了几本书，然后我告诉他，明天早上我再过来接他去上学。出门的时候，我吃惊地发现，魏子淇已经回来了。他就在堂屋里，身子靠在墙壁上，一盏灯都没有开。等我摸索着找到开关，我才发现，他早已烂醉如泥，身体都站不直了。

“你没事儿吧？”我问道。可他连话也说不出来。他猛然跌落在桌子上，眼神散乱。曹春梅也跟在我身后来到了这个房间。我问她，他是怎么回到家的。

“有人开车把他送回来的，”她说。

“他没事儿吧？”

“没事儿，”她说。

第二天早上，天还没亮，我接到了魏嘉。他的父母还在炕上睡觉，小男孩自己在厨房里做好了上学的准备。厨房一片凌乱，地上还散落了一地的葵花籽。我问魏嘉，发生过什么事情。

“爸爸喝醉了，”他老实地告诉我。“他当时想倒点水出来，水却打翻了。他一下子发了疯，把瓜子撒了一地。”

魏嘉已经穿好了校服，他此时正在整理书包。

“他经常那么做吗？”我问道。

“是的，”他回答道。小男孩依旧专注于他的书包。他连头都没有抬一下，我变了一下主题。

“要戴红领巾吗？”

“要戴，”他回答道。红领巾是少先队员的标志，每个孩子都要佩戴。

“戴上吧，”我对他说。

他绕着领子打了个结。跟往常一样，魏嘉的红领巾仍旧破烂不堪，边上有一道大裂口，前面有一片油渍。大多数少先队员都穿戴整洁，不过偶尔也能看见几个前线士兵的模样。下到山谷后，我们停下车来吃早餐。在这家路边餐馆的寒风里，魏嘉咳得十分厉害，但他迫不及待地把头埋进碗里，大口喝起抄手汤来。

接下来的一个月时间里，这个新名字一直萦绕在魏嘉的头脑里。他的父亲告诉他，他别无选择，他们现在必须改名，因为再过一年半，他就要上中学了。到时候，他们会用魏小淞这个名字给他报名，他现在还可以提前适应一下。到他正式使用这个名字的时候，会感觉自然得多。

对于为什么不接受新名字，小男孩一直没有给出任何理由。他没有说明为什么喜欢原来的名字，或者新名字到底在哪里惹了他，他也没有提出再做选择。跟往常闹矛盾不一样，他这次既没有生气，也没有冲着他妈妈大吼大叫。实际上，他基本上什么话也没有说。说起这个话题的时候，他的反应仅仅是一句“不好”，这两个字还是自言自语说出来的。随着时间推移，这种克制态度产生了一种奇怪的结合体，内中既有无能为力，又透露出些许力量。他的父亲无法明白哪儿“不好”，很快便懊恼不已。这让我想起了赫尔曼·梅尔维尔笔下的文书巴托比，他常常顽固而又礼貌地对他老板说的一句经典之言——“我不想做”。不过，从这简简单单的几个字里面，我也看到了他父母亲的影子。他的妈妈对她管不了的事情不闻不问：“不好”。他的父亲是铁了心也要给他改名字：“不好”。对小淞来说，电脑已经给他做了承诺：鸿运当头，长命百岁，大富大贵，自省，豪爽，等等，但到头来，这一切统统“不好”。孩子反正就是拒绝使用这个名字。几个星期之后，他的父亲放弃了，再也没有提起改名字的事情。他一直以来都叫魏嘉，是上村唯一的小孩儿，是生意人家里长大的第一个小孩儿。从今往后，他永远都叫魏嘉。

那年冬天，傻子没有收到政府发放的春节慰问品。他以往一直都能够得到一袋米，外加一桶食用油，只是那一百元钱不翼而飞了。那点钱数目不大，一家人懒得去投诉，而且他们也知道其中到底有什么意思。党支部书记放出话来：村子里的权力依然掌握在她手里，她对有关选举的传言不太满意。

至此，传言已经飞遍全村，就连曹春梅也无法掩饰她的兴趣。“人们随时都在议论，”她对我说，“他们再也不想要现在的党支部书记和副书记当下去了。很多人都骂他们——当然啦，是背着他们在骂。以往，大家对党支部书记还算满意，可现在他们不这么想了。她的思想跟大家不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她的观念还是那一套，‘我掌了这么多年的权，图点利益是理所当然的。’这是官僚主义啊。”

我时常听到村民们说起这个词语——官僚主义。“意思是说，她听不进别人的意见，”曹春梅说。这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用过的老词儿：在毛泽东所发动的一系列运动中，乡下人有时候就用这个词语来为斗争地方干部这样的行为寻找合理性。在那样的日子里，革命政治最重要。但在今天的三岔，村民们在全新的背景下又使用了这个词语——他们是在担心存在资本主义剥削的现象。他们抱怨新近达成的土地买卖协议，这些协议的细节还藏着掖着，却已经出现了开工建设的迹象。在村子里的一个地方，正在修建一座新的餐馆。修好之后，那将是全镇最大的餐馆。深深的峡谷里，有两条路正在修建。没有人能够证明腐败的存在，但对许多村民来说，这些秘密交易本身就是强有力的证据。不管怎么说，外来资金突然涌入正好说明一点，旅游业所创造的收益绝大部分都将不会留在村子里。

人们开始有所议论，但根本没有草根运动的迹象。在中国的农村，政治分裂常常从权力的外缘开始。党的内部也可能出现纷争：某个党员觉得受了委屈，或者某个低级官员对什么事情愤愤不平。这样的人具有牵引力——他们对规则了如指掌，他们知道怎样才能把水搅浑。他们熟悉某个级别的权势人物，这一点跟普通农民不一样，农民们可能只会嘟哝几句，结果什么事情也不做。

在三岔，纷争起源于搅屎棍。很多村民都信不过他，但他却具有无可争辩的权力，而这种权力以另一种方式表现了出来。他跟过去具有一定的联系——有些人觉得他是个千里眼——而他也是一名党员。他知道本地的选举是怎么运作的，他也看出了魏子淇是个有能力的人。不仅如此，他还很有耐心：一开始那几天，他定时来魏子淇的家里坐着闲聊，绝口不提这场选战。经过几次闲聊之后，他才公开了一个提议。跟下村的另一个党员一道，他对魏子淇说，他应该参选。“他们说，我的能力比她强，”那次会谈之后，魏子淇对我说，“他们在议论我的说话能力，我到村外办事儿的能力，以及我的思想观念。这跟我做生意有很大的关系——他们觉得，那就是我有能力的表现。”

尽管有这些溢美之词，魏子淇依然不明确表态，这倒是意料之内的事情。但是没过多久，人们开始逐个评述所有的党员，看谁可能支持谁。加在一起，村里面现在有了二十三个党员，当权者最有力的几个支持者具有亲属关系。这些党员可以一分为二：五个人跟魏子淇关系极好，五个人跟党支部书记联系紧密。就其他党员而言，有几个是魏子淇的好朋友，其他的人可能也想有所改变。于是，几个人又开始计算，有多少人会落入他的阵营。他们开始与这些人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当然是悄悄的。到了这个阶段，魏子淇根本就不参加他们的活动，如果支持他的人不多，他能够抽身走人。搅屎棍则当起了他的副官，一连几个星期，他在村子里小心翼翼地活动着，干着交头接耳、深夜密会之类的苦活累活。

很快，党支部书记也鼓动起一个人充当她的副官。一天晚上，党支部副书记来到魏家，跟魏子淇礼貌地打过招呼，便坐下来开始谈话。他们两个人的关系一直不算紧密，不过，这次来访也没有意外之处，副书记很快便转入了正题。“总有一天，你会成为一个很不错的候选人，但现在最好还是等等看，”他说道，“你很年轻，干得也不错——等下次吧。要有耐心。”

魏子淇笑了笑，然后说了些什么，大意是那个人说的话很对。不过，到了这个时候，已经有些晚了——搅屎棍完成了游说工作，觉得在人数上是有把握的。经过他的分析，支持魏子淇的党员算得上有十个，十个是党支部书记那一边的人。拿不定主意的，只有三人。

整个选战中，没有什么议题。没有人提到村子里的具体计划，或者要不要做出什么改变。没有平台，也没有哲学。只有傻瓜才会做出公开的承诺。目标要尽可能地模棱两可，每个候选人都尽量避免直接提及选举。家族比什么都重要：人们把自己的近亲属纠合在一起，还尽量拉拢远房亲戚。人们把大量的心思花费在对动机的分析上，想方设法也要搞清楚，谁可能支持谁。政治被提炼得只剩下最纯粹的核心成分——尽可能地动用村子里的一切关系。

这一切都是在当地的精英分子中间悄然进行的。现在，搅屎棍似乎每天晚上都会来魏子淇的家里，时常也有其他人来访。人们简单地打过招呼，然后就等着我离开。唯一公开谈论这事的，就是与此无关的人。曹春梅和其他几个妇女一直在讨论选举这件事儿，她们喜欢推测结果如何，计策如何。她们说，党支部书记心里面很紧张不安。我每次看到她的时候，都能够感觉得到她脸上的紧张情绪。不过，她还是粗声粗气地跟我打着招呼：“嗨！你来了呀？”

到了最后，活动进入正式宴请阶段。搅屎棍在怀柔一家上好的餐馆摆了一桌，一共有十个党员到场。他们全都承诺过要投魏子淇的票，这顿饭主要是再次确保他们会支持魏子淇。不过，当我后来向魏子淇问起宴请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告诉我，大家对选举的事只字未提。大家享用着菜肴，喝着白酒，抽着香烟。只是在宴会接近尾声的时候，搅屎棍问了一句：“有没有什么变化？”一群人挨个挨个地说，没有变化。就这样，怀柔的宴请画上了句号。

三天之后，党支部书记邀请魏子淇和另外四名年轻党员，到山下的一家餐馆吃饭。自从选战开始以来，这个女人和魏子淇之间很少有来往。那次宴请之后，我问他们谈了些什么。

“没说选举的事儿，”他回答道。

“那你们都说了些什么呢？”

“记不得了，都是些常事，”他说，“我记不太清楚了。好像不太愉快。”

如果这是最后的努力，试图劝说魏子淇退后半步的话，这也跟这次选战的其他方面一样迂回曲折。最后几天时间里，有人谣传说党支部书记拿了钱给一些投票人，但没有人能够证实这一点，而且这样的传闻多来自非党员。最后，这一定传到了村子外面，因为就在距离选举还有三天的时候，镇政府的领导们到村子里来了一趟。

来的一共有两个干部。级别最高的那位在镇党委工作，陪同他来的那一位，是他的下属。在中国，镇对村子具有管辖权，而这一级的干部很少出现在三岔这样的地方。通常情况下，村民们要到镇里面去开会——这是典型的围绕权力链条而存在的政府。不过，当前这次选举中，存在着极为重要的事情，这些人因此才来到村里，召开了这次党员大会。

党委的那位领导首先做了讲话。他谈到了即将到来的选举，强调了遵循正确的程序的重要性。他告诉全体党员，要努力抵制贿选的发生——他把这一点反复强调了多次。之后，他的讲话变得有些模棱两可。他没有提到村子里最近达成的土地交易，以及财务公开不够等。总之，他回避了本地那些具体的重大事项。他好像是在信口漫谈，满口都是发展和改善基础设施这样的事情。

“他讲了好长一段时间，”会后，魏子淇这样说道，“基本意思就是，我们应该继续留用现任党支部书记。这很难描述，因为他讲了很多事情，但都不是很直截了当。不过，他的意思很明显。基本上，他是在说，我们现在的党支部书记替我们做了很多好事。然后，他开始问一些问题，全都是村子里哪些东西得到改善的问题。他问：‘你们刚修了一条路，对不对？你们刚安上了路灯，对不对？’末了，他说：‘你们看，你们的领导很有能力嘛。’”

领导没有提到魏子淇的名字，以及大家偷偷摸摸进行的一些活动。他讲完话之后，要每个党员当面点评党支部书记的表现。人们一个接一个站起来，顺着领导的意思，把党支部书记夸奖了一番。他们提到了新修建的道路、新安装的手机信号塔、路灯、垃圾清运，等等。只有少数几个党员说了些负面的话。搅屎棍最直言不讳——他对土地交易和神秘莫测的村级财务做了一番抱怨。

最后，镇里来的领导点到了魏子淇。魏子淇站起身来，说了一句话：“干得不错。”然后，他就坐下了。

从那以后，所有的事情都在意料之中。三天之后，举行了投票，每个党员都要选出自己觉得最适合的候选人，党支部书记的名字出现在了十五张提名票上。魏子淇一共得到了十张票，获得提名。按照选举的标准规程，需要进行第二轮投票，这一次的选择面仅限于获得提名的前五位候选人。结果，魏子淇名列第四。党支部书记胜出，副书记名列第二，这意味着他们两人的职位保持不变。第三名成为了村支部委员。魏子淇什么也没捞着——连最低级别的职位都轮不到他。

他后来了解到，下村有一个农民，说自己十分崇拜魏子淇，魏子淇也把他当成了自己的支持者。然而，在这场选战中，这个人实际上充当了间谍的角色。这位农民假装支持魏子淇，每次宴请和深夜密会他都到场。与此同时，他把每一个阶段的进展情况都报告给了党支部书记。掌握了这些信息之后，这个女人完全能够跟踪这一场选战，想出各种法子来说服那几个关键的投票人。至于她是怎么说服他们的，没有人说得清楚。魏子淇也不愿意妄加揣测——他对这样的政治早已厌倦。

镇干部讲话的那次，他就意识到没有希望了。魏子淇说：“没办法。”依他看来，那个领导的讲话才代表着真正的转折点。如果跟那个农民的间谍行为相比，这一点更是确信无疑。也正是因为领导的这次讲话，当要求他对党支部书记的表现加以评判的时候，他才只说了那么几句话。那是他对那场选战的最后一次权衡——在经历过一系列密谋之后，在最后关头只好采取了两边讨好的骑墙策略。

有一段时间，魏子淇喝酒喝得很厉害。他说，失败了不要紧。他还说，他之所以牵涉进那场选战，只是因为别人选中了他。不过，这次失利还真的让他非常消沉。他时常回忆起那位算命先生的话：千万要远离政治。可是，魏子淇没听他的话。这下子，他为自己的自满付出了代价。他发誓，今后绝不再挑战地方上的权威。他唯一能够获得任职的途径，是等到党支部书记退休并同意魏子淇做她的继任者。“如果她支持我，我就有机会，”他说，“如果她不支持我，我就没有机会了。”

他们的关系依旧维持在私人这个层面，不过魏子淇相信，她不会寻求报复。他说，她仍旧害怕他的能力，她也记得当初他把傻子扔在镇政府那件事儿。在魏子淇看来，那次行为，对他在村子里的安全极为关键。“如果有人去找更高一级政府，那才真是在给她找麻烦，”他说道，“其他人没有这么做，是因为他们不了解政策和法律。我懂这些东西，因为我学过法律。”

2007年，共产党开展了一项全国性的运动，叫作“发展现代农业”。他们希望在农村引入新的技术和管理机制，也让农村干部有机会领略一下城市生活。那一年，三岔村党支部的年度出游活动把党员们带到了靠近朝鲜半岛的东北重要海滨城市大连。对魏子淇来说，对团里的每一个成员来说，那是他们第一次乘坐飞机。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航班延误了五个小时，他们的飞机在午夜过后才起飞离开了北京。

在三四天的时间里，三岔的党员们游览了大连市。每个晚上，他们都要享用海鲜，以及当地的名特小吃。白天，他们被领着参观了各个旅游景点和现代基础设施示范点。大连是中国北方最繁华的城市之一，也是规划做得最好的城市之一，高架公路极大地缓解了交通拥堵状况。三岔的干部们坐着车从高速公路上驶过，前往参观了大连市的开发新区。辉瑞、东芝、三菱都已经在工业园区投产，英特尔芯片公司最近也宣布，他们计划设立大连工厂，专门生产半导体。

不过，令这些领导们印象最深刻的，还是以泰国人妖为主的表演晚会。最近几年，中国政府放宽了国际旅游的限制，泰国便成为中上层人士最热门的旅游目的地。中国的旅游团只要去曼谷，就一定会安排参观人妖表演。随着出国的人越来越多，类似的表演越来越有知名度。到后来，几个大连人终于决定自己进口一批人妖。

魏子淇从东北回来之后，情不自禁地摆谈起那场表演晚会。“你去过泰国，”他问我。“关于人妖，那是真的吗？”

我告诉他，我敢肯定他们是货真价实的男人。

“我不是那个意思，”他说，“我们听说，他们会找来一些很小很小的小孩儿，可能只有四五岁吧，然后把他们训练成人妖。他们说，他们花了好多年的时间来进行训练。是不是真的哟？”

“我怀疑，”我说，“我觉得他们可能是长大成人之后才干上那一行的。要当人妖，用不着花那么长的时间。”

“我也是这么想的，”魏子淇说道。我肯定了他的推测，这似乎让他觉得很开心。“其他党员都信以为真，”他说，“只有我不信。”

2007年，曹春梅也想考驾照。既然有了车，她也就觉得有这个必要，她可以开车到山下的沟谷里拉货。不过，魏子淇不愿意花钱再让人学驾驶课程。“没必要，”他对她说，“我们有一个会开就行了。”有一阵子，曹春梅想让他改变想法。可他是个很犟的人，她最终放弃了开车的念头。

春天时节，她开始感觉到惊悸。时不时地，她的心脏会急跳几下，然后脑子里一阵恐慌。有时候，这样的袭扰让她觉得非常无助。后来，她去看了中医，也去怀柔看了所谓开过天眼的人。那个人抓住她的右手腕，号了号脉，然后告诉她，她家钻进了新的鬼怪。这一次，她需要抚慰蛇精、兔精、狐狸精。兔精尤其会跳跃，常常会在婚姻上惹下麻烦。曹春梅在她的神龛跟前认真地祷告着，尽一切所能地不杀鱼，不杀鸡。夏季到来时，她感觉内心平静了许多。

游客重新出现时，魏子淇似乎已经恢复过来了。他减少了喝酒的量，再一次专心致志地开展着自己的业务。他把天井整修了一番，又挖了一个水塘，用来饲养瑞士鳟鱼。为了确定哪个地点挖水塘最吉利，他专门从山下请来了一个开过天眼的人。魏子淇从来不信宗教，对他老婆在堂屋设立的神龛视而不见，但他却很听这位所谓开过天眼的人的指示。这是魏子淇学到的又一样东西——他再也不会把算命先生的警告当作耳旁风了。

对魏嘉来说，他开始学起自己的政治课程。在学校里，五年级的学生娃娃第一次开始了选战，以竞选班干部的职位，这跟以往由老师任命的方式刚好相反。魏嘉曾经当过纪律委员，而且非常成功；其他小孩子喜欢他，老师们也信任他。他们都鼓励他去参选，但他十分干脆地拒绝了。“太麻烦，”他告诉我说，“就让别人去干那些事儿吧。”他最喜欢的科目是英语和计算机。长大了想干什么，他从来不大谈论这样的话题。不过，他说过，等他有一天离开村庄后，他会到北京去住，就住在后海的边上。

入秋，党支部书记的母亲去世了。这事儿发生在庄稼快要收完的时候，村民们聚集在死者的家里，以表达他们的敬意。她曾经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她是三岔第一个入党的女人，是她激发了女儿上升的灵感。葬礼持续了三天时间。第一天，党支部书记正在哀悼的时候，我碰巧从那儿经过。她穿着白色孝服，在棺木跟前双膝下跪。她正在哭丧——她那高亢的哀号声回荡在山谷的石壁之间。在以往，我只见过她的唐突和无礼，以及她在全村上下表现出来的掌控感，我从来没有彻底地信任过她。但是，葬礼上的情形让我想到了另外的东西，而我也意识到，魏子淇的选举失利，让我多少觉得有些宽慰。曹春梅说得对：他要操心的事情已经够多了。在乡下，威风扫地的方式有很多种。如果初涉政治就证明那是让自己最难受的时刻，那么，这个人真是幸运得很。

搅屎棍的新房子依旧空空荡荡。那未砌完的砖墙横亘在上村，水泥柱子丢弃在路边无人问津。他一直没有找到买主，也一直没再打算发动政变。不过，从其他方面来看，他的地位上升了。为当地的明白人倒茶递水半个世纪之后，他似乎也汲取了老人的很多力量。搅屎棍的思维越来越清晰——他能看见他人所看不见的东西，他能说出他人所说不出的东西。他摸一摸手腕，就能够描述出自己的所见之物，是蛇精、兔精，还是狐狸精。没过多久，更多的村民就开始到这栋空房子里来寻找智慧了。

寻路中国——从乡村到工厂的自驾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