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要焚毁萨德吗(1)

专横，易怒，急躁，在各方面都走极端，在与风化相关的想象力的错乱方面平生无人能比，我是达到狂热地步的无神论者，简言之，我就是这样，要么再给我来一下杀死我，要么就接受这样的我，因为我是不会改变的。

他们选择了杀死他，先是用监牢的烦闷煎熬来杀死他，然后是用毁谤与遗忘；这样死去，他自己曾经希求如此：一旦墓穴重新封合，就撒些橡子在上面，为的是以后……我坟墓的痕迹从地表消失，正如同我乐于让对我的记忆从人们的头脑中抹去……他最后的那些愿望中，唯有这最后一条被遵从，而且是非常精心地遵从：对萨德的回忆被一些愚蠢的传说[1]搞得面目全非；他的名字（Sade）本身被掺进这些沉重的词语中：虐待狂（sadisme）、施虐淫者（sadique）；他的私人日记被遗失，手稿被焚毁——应他自己儿子要求所写的十卷《弗洛拉贝尔的日子或被揭露的自然》，他的书被禁；虽然，将近十九世纪末时，斯温伯恩和几位猎奇者对他感到兴趣，但却要等到阿波利奈尔才还给他在法国文学上的一席之地；他还远未正式赢取这一地位：我们可以浏览有关“十八世纪思想”，甚至有关“十八世纪的感性”的一些简明的和详细的著作，其中都对他的名字只字不提。我们理解，为了反对这种可耻的沉默，萨德的支持者将他奉为天才的先知：他的作品在同一时间里宣告了后来的尼采、施蒂纳、弗洛伊德和超现实主义；但是这种崇拜，如同一切崇拜，是建立在某种误解的基础上，轮到他们通过将这位“神圣的侯爵大人”神圣化来背叛他；当我们希求理解的时候，他们却命令我们去爱戴。既不把萨德变成一个恶徒也不当做一个偶像，而是将他当做一个人、一位作家，这样的批评家屈指可数。多亏了他们，萨德终于重回地上，回到我们中间。但是确切说来他的位置何在呢？他有什么值得我们关注的呢？他的推崇者本身也乐于承认，他的作品就其大部分而言是难以读懂的；从哲学意义而言，他的著作能超脱凡俗的原因仅仅在于陷入了前后不一的矛盾。至于他的淫邪，也并不因为其新奇而让人吃惊；在这一方面，萨德并没有发明什么，我们在精神病学论文中遇到大量与他的情况至少是同样奇特的案例。说实话，萨德既不是作为作家也不是作为性变态者引起我们关注：我们关注他是由于他所开创的在自我这两个侧面[2]之间的关联。他没有把那些反常当做一种被赋予的天性来加以承受，相反他却建立起一个巨大的体系，目的是为这些反常之处要求权利，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的那些反常之处便取得了自身的价值；从反方面说，只要我们明白了通过他书中的啰嗦、老套、笨拙，他在试图向我们传达一种经验，但这经验的特殊性却是无法传达的，这时候他的书便会吸引我们。萨德曾经尝试将自己的心理—生理的宿命转变为一种伦理选择；他借着这一行为来承担自己与世人的隔绝，他声称要将此举变成一个范例和一种号召：由此，他的遭遇披上一层广义的人文内涵。我们能够不否定自己的个体性而满足对于普遍性的渴望吗？或者只有通过牺牲我们的差异，我们才能融入集体呢？这一问题涉及到我们所有人。在萨德这里，差异被一直推向丑闻，他文学创作的巨大数量向我们展示出他是以怎样的激情在希望着被人类共同体接纳：如果不向自己说谎，任何个体都无法逃避这种冲突，而我们在萨德身上看到的是这一冲突的最极端形式。这是一个矛盾，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正是萨德的胜利，也就是说由于他固执于自己的特殊性，他帮助我们从普遍意义上定义了人性的悲剧性。

为了理解萨德的发展过程，为了在这一历程中把握他那一份自由，为了衡量他的成败得失，必须准确地了解他个人处境的资料。不幸的是，尽管他的传记作者们很热情，萨德这个人和他的故事在许多方面仍是无法弄清楚的。我们没有他的任何确实的肖像；他的同时代人给我们留下来的对他的描述是非常贫乏的。马赛诉讼案的陈述告诉我们他在三十二岁时“漂亮面孔，圆脸”，中等身材，穿着一件灰色燕尾服、一条金盏花颜色的丝绸套裤，帽子上带着羽毛，别着佩剑，手里拿着一根手杖。根据一七九三年五月七日的一份住所证明，他在五十三岁时是这个样子：“身高五尺二寸[3]，头发几乎全白，圆脸，前额开阔，蓝眼睛，鼻子平常，圆下巴。”一七九四年三月二十三日的体征描述略有不同：“身高五尺二寸一分，中等鼻子，小嘴，圆下巴，半白金发，椭圆形脸，前额开阔而高起，浅蓝色眼睛。”那时他已经失去了“漂亮面孔”，因他在此前几年从巴士底狱写信说：由于缺乏锻炼，我的体态如此庞大以至于我几乎不能动弹。当夏尔·诺迪埃一八〇七年在圣佩拉吉监狱遇到萨德的时候，正是这种肥胖首先使他大为惊讶：“庞大的肥胖身体大大阻碍了他的行动，阻碍他施展残存的优雅和高贵，人们尚能从他的举止中找到一些它们的痕迹。他疲倦的双眼却保留着某种说不出的闪光和狂热的东西，时不时在眼中重新活泛起来，就像熄灭的木炭上面一粒行将逝去的火星儿。”这些见证，我们所仅有的见证，几乎无法让我们联想出独特的样貌；据说诺迪埃的描写让人想到老迈的奥斯卡·王尔德[4]；这一描述还让人联想到孟德斯鸠、莫里斯·萨克斯；它使得我们想象在萨德身上有着普鲁斯特笔下夏尔吕伯爵的成分；但这是一种极为薄弱的描画。更加让人遗憾的是我们对于他的童年如此缺乏了解。如果我们将瓦尔古的故事当做自传的一个雏形，那么萨德应当很早就经历了怨恨和暴力：他被安排在路易-约瑟夫·德·波旁的身边养育成长，后者正与他同龄，他似乎通过发怒和动粗来对抗小王子自私的蛮横，他下手是那么的粗鲁，以至于必须让他远离宫廷。阴暗的索玛纳城堡和破败的埃布勒伊修道院的日子影响了他的想象力，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对于他短暂的求学岁月，关于他的军队历程，关于他作为惬意的上流社会人士和放荡子的生活，我们并不了解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我们可以试着从他的作品来推论他的生活：这正是克洛索夫斯基曾经做过的，他从萨德对他母亲所怀有的仇恨中看到了解释他的人生与作品的关键；但是他归纳得出关于母亲在萨德写作中所起作用的假设；也就是说他局限于从某个角度来描述萨德的想象世界；他未向我们解释想象世界在真实世界中的根源。实际上，先验地根据一些普遍框架，我们猜到萨德与他父亲、母亲的关系的重要性；而在各自的细节上，这些关系都是超出我们的了解的。当我们开始发现萨德时，他已经定型，我们不知道他如何成为那样。这样的无知使我们不能了解他的倾向和他自发的行为表现是怎样的；他的情感的特质，他性生活的特殊特征在我们看来是一些我们仅仅能够感知到的资料。这种令人遗憾的空白带来的结果是萨德的私隐生活永远非我们能够了解；任何解释都会遗留下一处残余，这是唯有萨德的童年历史才可能说明清楚的。尽管如此，我们的认知理解不得不接受的这些局限，不应让我们灰心；因为，我们已经说过，萨德并不将自己局限于被动地承受这些最原初选择的后果；他身上让我们感兴趣的东西，远不止于他的那些变态行为，我们感兴趣的是他用来承担起自己这些变态行为的方式。他将自己的性生活变成一种道德观，这种道德观是他通过文学作品表达出来的。萨德是通过成年后这一深思熟虑过的行为确立了自身真正的独创性的。造成他的那些趣味的原因我们仍然不能明了；但是我们可以把握他是如何将这些趣味变成一些原则，把握他为何将这些趣味发展到狂热的地步。

肤浅地看来，二十三岁的萨德与他那个时代所有的世家子弟相仿；他有教养，喜好戏剧、艺术、读书；他不守规矩：供养着一个情妇，叫伯瓦森，他还流连烟花柳巷；按照父亲的意愿，他毫无激情地同一个小贵族出身但很富有的姑娘成了婚，她就是勒内-佩拉吉·德·蒙特勒伊。正是在此时爆发了此后终其一生都将引起反响的——而且不断重复的——那一幕：萨德在五月份结婚，在十月份被捕，这是由于他自六月起去一家妓院中犯下的过分行为；逮捕的原因很严重，以至于萨德写给典狱长一些惊恐万状的信件，信中哀求他代为隐瞒这些事情，否则，按他的说法，他将会无可挽回地完蛋。这则插曲让我们预感到萨德的情爱方式已经具有某种令人担心的特点；作为对这一假设的肯定，一年之后，马雷警探警告那些老鸨不要再给侯爵找任何姑娘。但这一事实的价值不在于它给我们提供的这些情况，而是更多在于它对于萨德本人情况的揭示：在他跨进成年生活的门槛上，他猛然发现在自己的社会生活和个人快乐之间是不可能调和的。

年轻的萨德丝毫不像个革命者，甚至也不算叛逆；他准备原封不动地接受社会；他顺从父亲[5]，以至于在二十三岁时接受父亲安排的自己不喜欢的妻子，他不指望世袭意义上所注定的命运之外的东西：他将成为丈夫，父亲，侯爵，上尉，领主，摄政官；他根本不希望拒绝他的地位和妻子娘家的财产给他保障的那些特权。然而，他却同样无法从中得到满足；有人提供给他事由、职衔、荣誉；没有任何事业、任何东西让他感兴趣，让他感觉到乐趣，让他激动；他不愿意仅仅做这么个公众人物，由社会约定和常规来节制他的一举一动，而是想做一个活生生的个体；只有一个地方，在那里他能够肯定自己，那并非他的婚床，在这床上萨德是被诚正的妻子以过分听天由命的方式来接纳的，而是妓院，在那里他购买解放梦想的权利。与那个时代大多数年轻贵族相同，他是其中一员；他们是一个没落阶级的遗老遗少，这个阶级曾经掌握具体的权力，但现在对世界已经不再有真实影响，他们试图从象征意义上在床笫之间复活他们所怀恋的那种境遇，即独自享有主权的封建独裁君王的地位；德·沙罗莱公爵和其他一些人的性放纵是臭名昭著的和血腥的；萨德所渴望的也正是这种君主权威的幻想。人们享有快感的时候在渴望着什么呢？想让你周围的一切都只照顾你一人，只想着你一个，只在乎你一个……在做爱的时候没有一个男人不想成为专制君主。暴君统治的沉醉直接导致残忍，因为这个放荡子通过虐待为他服务的对象，体会到一个强健的人在挥洒自己力量时所能品尝到的所有魅力；他在统御着，他是个暴君。

说实话，支付约定的报酬来鞭打几个姑娘，这是微不足道的成就；萨德却赋予它如此大的价值，这一事实让他全面受到质疑。让人吃惊的是在他的“小房子”[6]之外，他丝毫不想“挥洒自己的力量”；在他身上也看不出任何野心、任何事业心、任何强力意志，我甚至愿意认为他是个懦夫。无疑他有系统地赋予他小说的主人公们所有那些社会看做是污点的特征；他带着诸多善意来描绘布朗吉，这让人认为他将自己投射在布朗吉身上；下面这些话听着像直接的自承：某个坚定的孩子可能吓坏了这个巨人……他变得羞怯和懦弱，哪怕想到最无危险的战斗，想到双方势均力敌，都会让他逃亡到世界的尽头去。即便萨德有时出于糊涂，有时出于慷慨，也能做出些异常大胆的事情，但这并不能驳倒这样的假设，即他对于同类的畏怯态度，更广义地说，是对于当世现实的畏怯。对于心灵的坚定，虽然他多有谈及，这却并非是他所拥有的，而是他所觊觎的：处在敌对的位置，他呻吟着，躁动着，迷惘着。他一直挥之不去的对匮乏金钱的恐惧，反映出一种更为模糊的担忧：他怀疑一切，怀疑所有人，因为他感觉不合时宜。他是不合时宜的：他的操行一塌糊涂，负债累累，无端发怒，在不切当的时机逃避或者让步；他堕入到所有的陷阱中去。这个既烦人又给人威胁的世界提供不了他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他也不大知道去要求些什么，他对现世不感兴趣；他将向别处去寻求他的真理。当他写到享乐的激情在同一时间降服并汇集了所有的激情，他向我们提供了对自身经验的准确描述；他让自己的存在服从于情色，因为在他看来情色是唯一可能达到个人存在的圆满的方式；他之所以如此狂热地、不谨慎地、固执地投身其中，那是因为他对于通过淫荡行为来讲述给自己听的那些故事给予的重视超过他身边偶然的事件：他选择了想象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