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亚瑟在八月快结束时离开了柏林。围绕着他的离去出现了一种神秘的气氛，他甚至没有把自己要走的消息告诉我。我在确定施密特不在家时给他家去了两次电话，厨工师傅赫尔曼却不知道主人要在国外待多久。第二次打电话，我问他去的是什么地方，回答是去了伦敦。我开始担心亚瑟已是一去不复返地离开了德国。他这样做无疑有最充分的理由。

不过，九月第二周的一天，电话铃却响了，是亚瑟自己打来的。

“是你么，亲爱的孩子？我在柏林，终于回来了！我有很多话要跟你讲。请别跟我说你今晚有事。你没事，对吧？那么，你能不能在六点半左右来我这儿一趟？而且，我为你准备了一个小小的惊喜。不，我不会向你透露更多的消息的。你得亲自来看，再见。”

我来到他家，发现亚瑟的精神处于最佳状态。

“我亲爱的威廉，又见到你了，我是多么高兴呀！你过得怎么样？既有好事也有倒霉事么？”

亚瑟嘻嘻一笑，抓了抓下巴，急忙不放心地四周望了望，好像不太相信家具还在该在的地方。

“伦敦的情况怎么样？”我问。虽然他在电话上说过那些话，目前他却似乎并不特别想交流。

“伦敦？”亚瑟一脸茫然，“啊，对了，伦敦……对你老实说吧，威廉，我没有去伦敦，我去的是巴黎。此时此刻，我的去向在某些人心里留下点疑问会有好处。”他停了停，拿腔拿调地说，“作为知心朋友，好哥们儿，我想我可以告诉你，我的出行跟共产党并非没有关系。”

“你是打算告诉我，你已经是共产党员了？”

“除了名义，在一切方面都是，威廉。除了名义，其他都是。”

他略作停顿，对我的惊讶感到满意。“还有，我今儿晚上是要你来为我作证明人的，可以说是来见证我忠诚的自白。一小时以后我就要到一个会议上去发言，那会议是抗议对中国农民的剥削的。我希望你参加，给我这个面子。”

“这还要你请求么？”

会议在纽科林[10]举行。亚瑟情绪很高，坚持全程坐出租车。

“我觉得，”他说，“我会在今后的回忆里把今晚当作我事业的一个转捩点的。”

很明显，他感到了紧张，不断抚弄着那摞文件。有时对车窗外不高兴地瞄上一眼，好像想让驾驶员停下车来。

“我觉得你的事业里有很多转捩点呢。”为了转移他的思路，我说。

我话里的奉承意思立即使亚瑟容光焕发了。

“是很多，威廉，确实很多，即使我的生命就在今晚结束（我衷心希望它并不如此），我也可以由衷地说，‘我已经生活过了’……我希望你当年在巴黎就认识我，在大战开始之前。我在森林边有一套房子，还有自己的车。那是那类用来向人炫耀的地方。卧室是我自己设计的，全部使用朱红和黑色。我的鞭子收藏很可能是独一无二的。”亚瑟叹了口气，“我天性敏感，能够立即对环境作出反应。太阳一照到我身上，我就舒展开来。你要想看见我的最佳状态，就必须给我适当的背景：一桌美味，一个好酒窖，艺术，音乐，美丽的事物，有魅力的风趣的朋友。那时候我就开始闪闪发光了，就变了。”

出租车停下了。亚瑟张扬地付了车费。我俩穿过一个已经暗下来的没了人的啤酒花园，进了一个空落落的餐厅。在那里，一个年长的店员告诉我们，会议在楼上举行。“不是第一道门，”他补充道，“第一道门是九柱戏俱乐部。”

“啊，天呀，”亚瑟惊叫起来，“恐怕我们来得太晚了。”

他说得对，会议已经开始。在我们爬上摇晃的宽大的楼梯时，听见了发言人的声音在破败的长廊里回响。两个戴镰刀斧头臂章的魁梧青年守卫在双开门边。亚瑟低声匆匆地作了解释，他们就让我们进去了。亚瑟紧张地捏了捏我的手：“那么，我回头来找你。”我在能找到的最近的椅子上坐下了。

厅堂很大，很冷。有些巴洛克式的俗艳装饰，大约是三十年前做的，以后没再重画。房顶无边无际地装饰着粉红、蓝色和金色：小天使、玫瑰花、云彩。由于潮湿，已经剥落过，修补过。四面墙上挂着红旗，红旗上有白色的文字：“工人阵线反对法西斯主义和战争”、“我们要工作和面包”、“世界各国团结起来”。

讲演人坐在台上的长桌边，面对着听众。他们背后有一张破败的背景布，表示的是一片林中空地。还有两个中国人：一个做速记的姑娘，一个瘦高个儿男人。那男人满头毛茸茸的头发，双手撑着脑袋，好像在听音乐。在他们前面，靠近舞台边沿，岌岌可危地站着一个宽肩膀红头发的矮汉子，对我们挥动着一张纸，似乎把它当作旗帜。

“这就是数字，同志们，你们已经听到，用不着我再饶舌了。明天你们就可以见到它发表在《世界晚报》上。这在资本家的报纸上是找不到的，因为它不可能登到那上面去—老板们不会让这些资料登在他们的报上的，因为一发表就可能打乱他们的股票市场，那不是很糟糕么？别担心，工人们会读到消息的，也会知道怎样看待这个问题。让我们给我们在中国的同志们发出信息吧：德国共产党的工人抗议日本刽子手的暴行。工人们要求对数十万被迫流亡、无家可归的中国农民给予援助。同志们，国际工人救助会的中国支部呼吁我们给他们捐款，帮助他们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欧洲剥削阶级。我们有责任帮助他们，我们也会帮助他们。”

红头发的男子说话时带着微笑，一种战斗的、胜利的微笑。他整齐的白牙在灯光下闪亮。他的手势动作不大，但惊人地遒劲。他那敦实健壮的矮个子里积蓄着巨大的能量，有如马力太大的摩托车，有时似乎能把他从演说台上冲走。我在报纸上见过两三次他的照片，但是不记得他是谁了。我在自己坐的地方听不清楚他的话。他的声音在有潮气的巨大的厅堂里震响，造成雷鸣般的回声，又淹没了自己。

现在亚瑟在舞台上出现了。他跟中国人匆匆握了手，道了歉，张扬地来到椅子边。随着红头发男子最后一句话而爆发的掌声显然吓了他一跳，他突然坐下了。

为了听得更清楚一点，我趁着鼓掌时间向前挪了几排，挤到前面的空位里。我坐下时感到有人拽了拽我的袖子，是那穿长筒靴的姑娘安妮。我在她身边还发现了新年夜在奥尔加家拿啤酒灌进库诺喉咙的小青年。他俩见了我似乎都很高兴。小青年握手时力气太大，我几乎叫出声来。

大厅里挤得满满的，坐在那里的听众穿着日常的脏工作服—大部分人都穿马裤、粗毛线袜、厚运动衫，戴鸭舌帽。他们望着演说的人，眼里带着强烈的好奇。我从没参加过共产党的集会，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一排排抬起来的专注的面孔。那就是柏林的工人阶级：过早出现的皱纹，憔悴苍白的面容，学者式的脑袋，稀薄的浅色头发从宽大的前额梳向脑后。他们来这里不是为了参观或被参观，甚至不是为了完成社会责任。他们听得很专心，但决不被动。他们不是听众，而是参与者，带着好奇与压抑的激情参与着那红头发男子的演说。那人在为他们说话，表达的是他们的思想。他们听见的是自己的集体的声音。他们不时对那演说突然自发地狂热鼓掌。他们的激情和强烈追求令我鼓舞，可我仍然置身事外，说不定有一天我也会站到他们一边，成为自己阶级的叛徒的。造成我困惑的是当年剑桥大学那高谈阔论的无政府主义和坚信礼上的口号，还有十七年前[11]我父亲的团队向铁路站行进时军乐的曲调。那敦实的矮个子发表完演说，在雷鸣般的掌声里回到了座位上。

“那人是谁？”我问。

“啊，你还不知道呀？”安妮的朋友吃了一惊，解释道，“那就是路德维希·拜尔，是我们得到的最优秀的人之一。”

小青年名叫奥托。安妮为我们作了介绍，我的手再次几乎被捏碎。为了跟我谈话奥托跟安妮换了个座位。

“那天晚上你在体育宫不？你呀，就该听听他的演说！他一谈两小时半，水都没喝一口。”

现在，一个中国代表站了起来，受到了介绍。他说一口学院式的精确德语。话语声有如亚洲的乐器，悲凉无力地叮咚着。他把饥馑、洪水、日本飞机对无助的城市进行轰炸的消息带给了我们。“德国同志们，我把悲惨的消息从我不幸的祖国带给了你们。”

“听我说！”奥托深受感动，低声说，“那里的情况一定比西迈昂街我姑妈家还严重。”

时间已是九点一刻。中国人之后是那位满头毛茸茸头发的人讲话。亚瑟开始不耐烦了，不断地看表，悄悄地摸着自己的假发。然后是第二个中国人。他的德语不如他那位同事，但是听众仍跟以前一样热切地听着。亚瑟差不多要发疯了，我可以看出来。最后他站了起来，绕到拜尔椅子背后，弯下腰激动地低声地说了些什么。拜尔笑了，作了一个友好的安抚的手势—他似乎觉得好笑。亚瑟进退两难，回到座位上，又开始烦躁不安。

中国人终于结束了讲话，拜尔随即站了起来，鼓励地抓住亚瑟的臂膀，仿佛把他当个娃娃，带到了台前。

“这是亚瑟·诺里斯同志。他是来为我们讲述英帝国主义在远东的罪行的。”

见到他站在台上，我似乎觉得非常荒谬，几乎忍不住想笑。我确实很难理解在场的人为什么没有哄堂大笑。但是听众显然不觉得亚瑟有丝毫滑稽。就连安妮也极为严肃，虽然她比现场任何人都更能从滑稽的角度看亚瑟。

亚瑟咳了一声，翻着讲稿，然后用他那流畅华丽的德语说了起来，语速略微快了一点：

“自从那一天起，自从协约国政府诸位领袖基于他们那无穷的智慧，认为可以签署那个被称作《凡尔赛和约》的、无疑受到神灵启示的文件起；自从那一天起，我再次强调……”

一种似乎由不安而产生的轻微骚动在一排排听众之间掀起，但是，那些仰望着的苍白而严肃的面孔上并没有讽刺的表情。他们毫不怀疑地接纳了这个城市里的资产阶级绅士，接受了他那时髦的服装，他那食利者层的精雅与风趣，因为他是来帮助他们的，因为拜尔为这人说过话：他是他们的朋友。

“近两百年来，英帝国主义一直在把这三个‘B’的可疑恩惠赐予他们的受害者：《圣经》、酒和炸弹[12]。而在这三个‘B’里我也许可以冒昧补充一点：炸弹的罪恶一直是最最轻微的。”

有人对这话鼓了掌，这鼓掌有拖延也有犹豫，听众们似乎欣赏他的实质，却都不放心他那态度。他显然受到了鼓舞，说了下去：“这叫我想起了一个故事：一个英国人、一个德国人和一个法国人打了个赌，要看谁在一天之内砍倒的树最多。第一个砍树的是法国人……”

故事讲完，引起了哈哈大笑和热烈的鼓掌。奥托一高兴，在我背上猛击了一掌。“好家伙，说得呱呱叫，是么？”然后又盯住台上，躬出身子细听，手臂搂着安妮的肩膀。亚瑟把他那优雅的玩笑口气变成了一本正经的演说腔调，进入了他的高潮：

“今天晚上我们坐在这大厅里，饥饿的中国农民的哀号仍然震响在我们耳际。他们已横越了辽阔的世界，来到了我们面前。我们希望他们的呼号马上激烈起来，把外交家徒劳的说辞和豪华饭店的轻歌曼舞通通淹没—军火商人的老婆在那里摩挲着珍珠，可那是以无辜儿童的鲜血为代价换来的。是的，是的，我们必须努力让欧洲和美洲每个有思考能力的人都清楚听到中国农民的呼号。因为到了那时，也只有到了那时，这种非人道的剥削，这种出卖活人灵魂的生意才会有结束的希望……”

亚瑟以满嘴铿锵有力的华丽辞藻结束了他的演说。他满面红光，热烈的掌声一遍又一遍地震动着大厅。许多听众欢呼起来。亚瑟趁着欢呼与鼓掌的高潮从台上下来，跟我在门口见了面。人们转过头来，望着我们走出了大厅。奥托和安妮也跟我们一起离开了会场。奥托狠狠地握了握亚瑟的手，又用沉重的巴掌使劲打了他肩膀一下：“亚瑟，你这匹老马！说得太好了！”

“谢谢你，亲爱的孩子，谢谢你。”亚瑟退缩了一下，正为自己扬扬得意，“他们感觉怎样，威廉？不错吧，我想？我希望说清楚了自己的观点，是么？请告诉我确实是这样。”

“说真话，我真听得目瞪口呆了。”

“你太可爱了，来自你这样严厉的批评家的赞美对我的耳朵而言真是音乐。”

“没想到你发表演说会这么老练。”

“在我那个时代，”亚瑟谦逊地承认，“我有过很多公开发表演说的机会，虽然很难说是这一类的。”

我们在家里吃了一顿冷食晚餐。施密特和赫尔曼都不在家，由奥托和安妮烹茶和准备晚餐—他们对厨房似乎很熟，东西放哪儿他们全都知道。

“安妮选择了奥托做她的保护人，”他俩走掉后亚瑟解释，“在别的行当里，我们就把奥托叫做经理。我相信他按一定的百分比抽取她的收入。我不愿意打听得太仔细。奥托是个好小伙，但是极端善妒。幸好他并不嫉妒安妮的顾客。我要是引起了他的不满，我一定会非常遗憾的。我知道他是拳击俱乐部的中量级冠军。”

晚餐终于准备好了，亚瑟忙来忙去，发出指示。

“安妮同志能不能给我们拿几个杯子来？你看她多好。我要为今晚祝酒。如果奥托同志乐意的话，我们说不定还可以来点白兰地。我不知道布雷德肖同志是否喝白兰地，你最好问问他。”

“在这样的历史时刻，诺里斯同志，我什么都喝。”

奥托回来报告说，白兰地已经没有了。

“没有关系，”亚瑟说，“白兰地不是无产阶级的饮料，我们就喝啤酒吧。”他为我们斟满了酒杯：“为世界革命干杯！”

“为世界革命干杯！”

大家碰了杯。安妮微微抿了一点，用拇指和中指捻着杯把手，小指轻轻地跷起。奥托咕嘟咕嘟灌下了一杯，把杯子往桌上猛力一顿。亚瑟喝进的啤酒找错了门，呛得他又咳又吐，弯下腰来找餐巾。

“我担心这是个不祥之兆。”我开玩笑说。他好像很懊丧。

“请别这么说，我不喜欢人家说这类话，哪怕是开玩笑。”

这是我第一次发现亚瑟迷信。我觉得好笑，印象相当深。他似乎认为那玩笑很扫兴。他确实改变了信仰么？很难相信。

“你加入共产党很久了么，亚瑟？”开始吃饭时我用英语问。

他稍稍清了清嗓子，朝房门方向不安地望了一眼。

“在我的心里，已经很久了，威廉。我似乎一直感到，就其最深沉的意义而言，我们可以说全是兄弟。阶级的区别对我从来没有任何意义，但是对暴政的仇恨却流淌在我的血液里。早在幼儿时期我就受不了任何形式的不公平。它侵犯了我对美的感觉。不公平是非常愚蠢的，也很伤害美感。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受到保姆不公平的惩罚时的感觉。我恨的不是惩罚，而是惩罚背后的笨拙和想象力的贫乏。那件事让我非常痛苦，我记得。”

“那你为什么没在很久以前就参加共产党呢？”

亚瑟的表情突然变暧昧了，用指尖抚摩着太阳穴。

“时机不成熟，不成熟。”

“对这事施密特怎么看？”我故意刁难，问。

亚瑟再一次匆匆望了望门口。正如我所怀疑的，他提心吊胆，怕他的秘书会突然闯到我们面前来。

“恐怕在这个问题上施密特跟我的看法不一致，目前来说。”

我咧开嘴笑了。“毫无疑问你有一天会让他也改变信仰的。”

“别讲英语了，你们，”奥托狠狠地戳了戳我的肋骨，“安妮和我都想听你俩逗笑的话。”

晚饭时我们喝了许多啤酒，我一定是很有点晕乎乎的了，因为我吃完饭站起身时撞倒了我的椅子。椅子座位底下贴了一张标签，上面是印好的数字：69。

“这标签是干吗的呀？”

“啊，那呀？”亚瑟急忙说，好像十分慌张，“是我最初买来就有的商品目录号码。肯定一直就在上面……安妮，亲爱的，你能跟奥托一起把这些盘碟收进厨房，放到水槽里去么？我不愿给赫尔曼留下太多的事明天早上做。他会因此整天跟我赌气的。”

“那标签是做什么用的？”两人一走掉我急忙问，“我想知道。”

亚瑟痛苦地摇摇头。

“啊，我亲爱的威廉，没有东西能够逃过你的眼睛。我们家的另一个秘密又暴露了。”

“我还担心自己太迟钝呢，是什么秘密？”

“我很高兴你那年轻的生命还没有遭到过这类肮脏经历的污染。我在你那年龄，遗憾地说，就已跟一位先生打起了交道。而现在，你在这房里的每件家具上都可以找到他的手迹。”

“我的天呀，你指的是法警？”

“我倒更喜欢‘法庭执行官’这说法，那要好听得多了。”

“但是，他什么时候来，亚瑟？”

“我遗憾地说，他几乎每天早上都来，有时下午也来。不过他很少在家里找到我。我更乐意让施密特去应付他。就我在他身上所见而言，他是个缺少文化，甚至没有文化的人。我怀疑自己能跟他有什么共同之处。”

“他是不是马上就要把东西全搬走？”

我的惊惶似乎令亚瑟高兴起来。他带着夸张的冷淡吧嗒吧嗒地抽着烟。

“下个星期一，我相信是。”

“多么可怕，就没有办法挽救么？”

“啊，肯定还能有办法，我也会想办法。我只好再去找找我的苏格兰朋友艾萨克斯先生了。艾萨克斯先生向我保证他是苏格兰古老的因弗内斯·艾萨克斯世家的后裔。我第一次有幸跟他结识时他几乎拥抱了我。‘啊，我亲爱的诺里斯先生，’他说，‘你可是我的同胞呀！’”

“可是亚瑟，你去找人借债，只会卷入更大的麻烦。这种情况是不是已经很久了？我还一直认为你很富有呢。”

亚瑟笑了。

“我很富有，是精神上的，我希望……我亲爱的孩子。请别为我感到惊惶。现在我已靠我的聪明过了三十年，而且打算继续过下去，直到被召唤去跟我的祖先见面的时候—他们，我担心，还未必会满意我。”

我还没来得及问更多的问题，安妮和奥托已经从厨房回来。亚瑟跟他俩快活地打了个招呼，安妮就坐到了亚瑟膝头上，又打又咬拒绝着他的进一步动作。这时奥托脱下了外衣，专注地试着修理留声机。在这幅家庭画面里我似乎没有地位，我马上提出我非走不可了。

奥托拿了钥匙下楼开门让我出去。分手时他严肃地举起拳头敬礼：

“红色阵线！”

“红色阵线！”我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