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路易十五被称为深受人民爱戴之人。十年过去了。同样的人民却认为，这位深受爱戴之人在用他们的鲜血沐浴……他逃避巴黎，一直躲居在凡尔赛宫，可他发现，即便是在那个地方，还是有太多的人，太多的光。他想要一个阴翳蔽日的退居之地……

在一个物质匮乏的年头（这种情形在那时候不是不常见），和往常一样，他在赛纳尔特森林中狩猎。遇到一位运棺椁的农民，他便问道，“把它运往何处？”“到这么个地方。”“给男的还是给女的备的？”“男的。”“他死于什么原因？”“饥饿。”

儒勒·米什莱[2]

第1节

人生如战场（1763—1774）

既然尘埃已经落定了，我们可以开始看看我们的境况了。既然最后一片红瓦已经摆到了新屋的顶上，既然婚姻合约已有四年了。这座小镇散发着夏天的气息；也就是说，不那么令人惬意吧，不过，这种情况和去年是同一个样儿，跟来年也没什么分别。新屋散发着树脂和抛光蜡的气味儿；有股处于酝酿之中硫磺般的家庭纠纷的味道。

德穆兰先生的书房就在临街老屋的院落的对面。要是你站在军事广场站那儿，举头朝老屋逼仄的正面白墙远眺，你会时常看到他的身子埋在二楼百叶窗的后面。他像是正在往下盯着大街瞧；可他离这里还有好几英里远呢，旁观的人说。这话倒是没错，他的住址非常准确。不过，他的心思却回到了巴黎。

其人其身呢，这会儿正往楼上走。三岁的儿子跟在他后面。因为指望这孩子今后二十年还在他的膝下生活，所以，为此抱怨也得不到什么好处。午后的炎热弥漫在街上。孩子恩瑞艾特和伊丽莎白还在婴儿床里睡觉。玛德琳在滔滔不绝地用恶毒的言语侮辱洗衣房的女孩，样子与她一贯端肃正经的举止和彬彬有礼的教养格格不入。他把门关上，免得听见她们的噪声。

一坐到办公桌边，一片游移不定的巴黎思绪便悄然溜进了他的脑海中。这样的情况时常发生。他总是要发一会儿愣：自己好不容易才弄到个无罪释放，置身于夏特雷法庭的台阶上，跟一帮前来祝贺道喜的同事们在一起。他辨识同事的脸庞，叫唤同事的名字。佩林今天下午在哪儿呢？还有，维诺呢？如今，他每年都到这里来上两趟，可是，诺罗——过去他们做学生那会儿总在一起商议人生规划的——刚巧在太子广场上从他身边经过，压根儿不认识他了。

那是去年了。不过，眼下是1763年这一恩典之年的8月份。眼下是在皮卡迪大区的吉斯；他三十三岁，做了丈夫，当了父亲，是改革倡议人、市政议员、大区的官员，是个拥有大笔资金盖了新屋顶的男人。

他把几本账簿拿了出来。就在两个月前，玛德琳的家人想到了奁资的最后一笔分期付款。他们装作说——不过心里头清楚，他也几乎拿他们没办法——这笔钱虽是不经意的疏忽，可是让人觉得高兴呀；还说，像有他这样地位的人，接手的活儿一直源源不断，一般情况下，几乎不会把这最后几百块钱放在心上的。

这是典型的德·维耶夫威尔家族的计策。不过，拿这，他也无可奈何。就在他们用锤子把他朝这个家族的柱子上钉的同时，他一边因为尴尬在发抖，一边却还把钉子给他们递上去。应他们之邀，他从巴黎赶回家，为了玛德琳，要把很多事情落实好。等到她家人觉得他的条件还算凑合的时候，他才知道，她快三十了。

德·维耶夫威尔家族是干什么的呢，他们经营各种事务：跑不少的小城，处理很多大的法律实务。所有的拉昂区遍布了他们的堂兄堂弟；整个皮卡迪区呢，有一帮毫不惊慌的骗子，他们总是在说东道西。德·维耶夫威尔家族的某某某担任吉斯的市长啦，某某某是威严的司法机构巴黎议会的成员啦。一般情况下，德·维耶夫威尔家族的人要迎娶戈达尔家的人；玛德琳就其父系这一方来说，属于戈达尔家的人。戈达尔家的人的姓名倒是没有令人艳羡的高贵的定冠词；虽然如此，他们反倒容易发迹，要是你在吉斯及其周边地区参加音乐晚会或者葬礼，或者出席律师协会晚宴，总有一个你要向他（她）行屈膝礼的戈达尔家的人在场。

这个家族的女士们相信一年一度的收益。玛德琳起步虽然晚了，可这并没有令她畏葸不前。这不，这栋新房子不就来了吗。

这孩子是他的长子，此刻走过房间，爬到靠窗的座位上去了。这孩子刚刚出世给人看的时候，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这不是我的孩子。给孩子洗礼取名字的时候，从咧着嘴笑盈盈的舅舅们到对摇篮着迷的姨娘们，嘴里冒出来的解释是：难道那时候你不是小小的戈达尔家的人，难道他不是地地道道的小戈达尔家的人吗？实现人生的三大愿望吧，让-尼克拉斯当时就在心里酸溜溜地寻思：当市政议员，娶上你的表妹，过养尊处优的日子。

这孩子取了一整串的名儿，因为教父教母意见不一致。让-尼克拉斯大声说出自己喜欢的名字之后，整个家族的人便抱成了一团：你管他叫卢西恩可以呀，随你的便，可我们就是要叫他卡米尔。

对德穆兰来说，似乎伴随着第一个孩子的出世，他自己就成了一个在吸人沼泽地里四处挣扎的人，丝毫没有获得救援的希望。不是他不愿意担当责任；他只是给生活中的迷茫镇住了，而且，认定了无论自己在什么特定的情况之下都干不了一丝一毫有益的事儿，这就让他完全感到绝望。特别是这孩子给他出了道没法解决的难题。这个难题没法诉诸法律的推理过程。他朝孩子笑，孩子呢，也学会了报以一笑：他不是用大多数孩子那种可爱的没齿的咧嘴大笑，而是用在他看来属于开心一瞬的那种笑。之后，又一次，他总觉得小孩子的眼睛是不会全神贯注盯着人看的，可这孩子——毫无疑问，这完全是自己的想象——好像是在相当冷静地审视自己。这令他感到忐忑不安。他在心里隐隐地感到后怕，有朝一日，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这毛孩子会坐起来，开口说话；会对视他的目光，用评定的口气说：“你这蠢蛋。”

此刻，他儿子站在靠窗的位置上，把身子朝广场的上方探了过去，并就谁过来了谁走开了向他评论。神父过来啰，索尔斯先生过来啰。嘿，来了只老鼠。嘿，索尔斯先生的狗来啰；啊，可怜的老鼠。

“卡米尔，”他说，“从那边下来，掉到外面的鹅卵石上，把脑袋瓜摔坏了，你将来就当不了市政议员。虽然你朝那个目标努力了，可是有谁会在意呢？”

此刻，就在他累加店主的账单的时候，他儿子把身子朝窗户外面最大程度地倾了出去，进一步寻找动物大屠杀的迹象。神父又一次从广场上经过，狗在太阳底下睡着了。一个男孩过来时，手里拿着项圈和狗链，他把狗驯服好，并给它套上了家伙，把它领回家了。终于，让-尼克拉斯从账本上抬起了头。“等我把屋顶的钱付清，”他说，“我就完全破产了。你在听我说话吗？你舅舅还是只把本地区那些垃圾的司法活儿给我做，不挪用你妈妈的奁资钱，我就没法一个月一个月地混哪，这钱本该花在你的教育上的。女孩子倒不碍事，她们会做针线活，或许，因为人长得漂亮标致，嫁个好人家。可我们哪能指望你照同样的方式过日子呢。”

“那狗又过来了，”他儿子说。

“照我的话去做，从窗户进来。别耍小孩子脾气。”

“为什么不？”卡米尔说。“我就是小孩子，不是吗？”

他父亲走了过来，把他的手指从他扣住的窗户框子上扒开，一把把他箍住。这孩子被这异乎寻常的力气给抱开，吓得眼睛睁得圆圆的。所有这一切让他愣住了：他爸爸的檄文，蛋壳上的斑点，女人的帽子，还有池塘里的鸭子。

让-尼克拉斯抱着他走过了房间。等你到了三十岁的时候，他心想，你就会坐在这张桌子边，翻翻账本儿，再轮到你现在干的这份本地的小生意上，也许是职业生涯当中的第十次吧，你会为威尔格的房子起草按揭贷款契约。那样，你就会把发怔的表情从脸上抹掉。等你到了四十岁，等你头发斑白，为你长子急出病来，我就七十岁啰。那时候，我会坐在阳光底下，望着墙上的梨儿长大成熟，还有，望着索尔斯先生和神父从这儿路过，摸摸他们的帽子，朝我打招呼了。

我们怎样看待父亲呢？父亲重要还是不重要呢？下面是卢梭[3]说的一段话：

所有社会中最古老，也是唯一天然的社会就是家庭社会，但是，孩子在天性上总是跟他们的父亲联系在一起，不过是只要他们还需要他保护他们而已……家庭也许可以被当作是政治社会的第一个模式。国家元首具有父亲形象，人民则具有父亲的孩子形象。

好了，这儿再讲几个家庭故事吧。

丹东先生有四个女儿：比四个女儿年龄小些的是个儿子。对这孩子，也许除了为他的性别感到安慰之外，他倒没什么看法。四十岁那年，丹东先生过世。他的遗孀已有身孕，不过，后来却失去了胎儿。

在以后的人生当中，这个名叫乔治-雅克的孩子认为，他记得他父亲。在家里，有关去世的人的话倒是谈得很多。他把谈话的内容听在心上，再把听到的话变成可以算是记忆的东西。这法子蛮好。死人不会复生，不会跟你争吵，跟你计较。

丹东先生曾是本地一家法院的文员。钱不算多，有几栋房子，还有几块地皮。不过，丹东太太认为是自己在撑着这个局面。她是个生性蛮横的瘦小女人，为人处世总要把胳膊肘儿往外伸，对别人从不让步。每个星期天，她的姐夫们都要过来，劝她几句。

之后，孩子们变野了。他们坏人家的围栏，追人家的绵羊，还惹下其他五花八门的乡下麻烦。人家跟他们搭话，却总是被他们顶回去。他们还把别人家的孩子扔到河里。

“女孩子哪能那样！”丹东太太的弟弟加缪先生说。

“不是女孩，”太太说。“是乔治-雅克。不过，喏，他们总得要在世上活啊。”

“可这里不是那块丛林，”加缪先生说。“这里不是南美洲的巴塔哥尼亚。这里是奥布河畔的阿希斯。”

阿希斯这地方碧绿透了；周边的土地却平坦发黄。人们在这儿过着节奏安稳的日子。加缪先生在屋里拿眼睛瞄着这孩子，那边，窗户外头，他正在朝粮仓扔石子呢。

“这男孩野蛮，而且身体也粗大得出格啊，”他说。“他的头上怎么缠了绷带？”

“我凭什么非要告诉你呢？你就晓得要数落他。”

两天前，太阳还没落山，天气暖暖的，有个姐姐早早地把他带回了家。她说，他们一直在公牛地里玩早期的基督徒游戏。这也许是安妮·玛德琳在这种游戏里面增添的虔诚光彩吧；当然，不是所有教堂的殉道者都赞成被人家刺伤，这是有可能的；当然，像乔治-雅克这样的一伙人拿着尖尖的棍子去玩，这也是有可能的。他的半个脸给牛角挑破了。他母亲吓呆了，用手抱住他的头，把肉往一处使劲儿推，反反复复地推，希望肉会粘合在一起。她用了根绷带紧紧地把伤口扎好，又用另外一根把他的头包好，遮住他前额上面的多处肿块和被划破的好多伤口。有两天的时间，他一副戴了头盔、准备随时侵略进攻的样子，待在家里拖地。他嘀咕着说头疼。这已经到了第三天了。

加缪先生走了之后，过了二十四个小时，丹东太太站在同一扇窗户边上观望，当他儿子的身体被人搀扶着走过几块田地的时候，她像是身处眼花缭乱、恐怖而又不断重复出现的梦境之中一般。一位农场工人用手臂扶着他沉重的身躯；她能看到，他的两个膝盖在整个身体的重量下是怎么弯着的。有两条狗，尾巴夹在腿间，跟在他后头追赶；跟在后面的安妮·玛德琳来了，在高声咆哮，又是气愤，又是绝望。

等她赶上了他们，她这才看清，此人眼里有泪花。“那头该死的公牛，非要宰了它不可，”他说。他们进了厨房。到处都是鲜血。此人的整个衬衫上、狗毛上、安妮·玛德琳的围裙上，就连她的头发上也全都是血。血流了满满一地。她四处张望，找东西，床毯啦，干净布啦，好把她独生儿子的尸首放在上面。这位工人疲惫不堪，靠着墙晃了晃身子，用一条长长的铁锈色的东西把膏药扎好。

“就把他放到地上吧，”她说。

一旦脸颊接触到地上冰凉的瓷砖，这孩子便轻声呻吟了；只是在那个时刻，她才意识到他还没死过去。安妮·玛德琳嘴里用一个调儿不断地重复着《从深处》[4]，“从早晨望到晚上：就让以色列人把希望寄托在耶和华主身上吧。”她母亲扇了她一个嘴巴让她住嘴。后来一只小鸡飞到门边，站在那里。

“别打这姑娘，”这位工人说。“正是她把他从公牛的脚下给拽出来的。”

乔治-雅克睁开了眼睛，呕吐。他们先让他躺着别动，然后摸摸他的手脚，看看哪处的骨头折了断了。他的鼻梁断了。呼出了血泡沫。“别用鼻子出气，”此人说。“不然，你的脑浆会掉出来的。”

“躺着别动，乔治-雅克，”安妮·玛德琳说道。“你真是给那牛颜色看了。下次它要再见到你的话，会跑开躲起来的。”

他母亲说：“要是有个丈夫该多好啊。”

出事前，没有人朝他的鼻子多看，因此也没人说得清楚，他那高贵的五官是否破了相。不过，脸上那块被牛角划裂的地方却落下了深深的疤痕。疤痕的印子顺着脸颊的这一侧往下，硬是把一个紫褐色的刺嵌进了他的上嘴唇里面。

接下来的一年，他染上了天花。姑娘们也都染上了。庆幸的是，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因此丧命。他母亲觉得他脸上的疤痕破了他的相。如果你想把自己弄丑，就索性使劲儿地把自己弄丑算了，使劲地去弄呀。乔治不住地转头。

他十岁那年，他母亲改嫁了。嫁的人名叫让·雷考丹，镇上的一个商人；鳏夫，带着个（文静的）男孩过日子。他有些小小的怪癖，不过，她倒觉得他们一起过日子满合得来。乔治上学了，是在当地的一所小学。不久他就发现，他学什么东西一点儿都不用费心，因此他不想让上学的事影响了自己。有一天，有人发现一群猪在他身上乱踩。结果弄得他浑身都是划破的口子和瘀伤，还有一两处的伤痕给又密又长的头发遮住了。

“我保准儿，那是我最后一回挨畜生踩踏，”他说。“不管是四条腿的还是两条腿的畜生。”

“求求上帝，但愿如此吧，”他继父虔诚地说。

一年过去了。有一天，他突然倒下，烧得很厉害，牙齿咯咯地直打颤。他咳出的痰里带血，胸腔传出噼里啪啦的急喘的噪声，房间里人人都能听到。“肺可能不太好，”行医的骗子说。“所有肋骨频繁地隔一段时间就被压迫到肺部。对不起，亲爱的，最好请神父过来吧。”

神父来了。给他做了送终的仪式。可这男孩那天夜里没有死。三天之后，他依然昏迷不醒，半死不活的。他姐姐玛丽-塞谢尔安排大家轮流值班祷告；她自己顶最难熬的一班，从凌晨两点坐到天亮。客厅挤满了亲戚，大家围坐着，人人都想说些妥帖得体的话。不时出现好长时间的沉默，之后，沉默又被大家立刻拼命说话的声音打破。关于他每一声呼吸的消息从一个房间传到了另一个房间。

到了第四天，他坐了起来，辨认家里的人。第五天，他说起了笑话，要吃的东西来了，饭量还真不小。

他被宣布脱离了危险。

他们曾计划掘个墓，把他埋在他父亲的旁边。他们已经抬进外屋的一口棺材只好又让人家给抬了回去。幸运的是，他们只是给这口棺材交了定金。

在乔治-雅克养伤的这当口，他继父远行到特洛瓦去了。一回来，他就告诉大家，他在一所小小的修道院给这孩子找到了可以寄身的地方。

“你这个混账东西，”他妻子说。“你就实话实说吧，你就是想把他从家里给支出去。”

“他在家里，我哪来时间专心搞发明创造啊？”雷考丹理由十足地反问道。“我简直就是在战场上生活。不是把他的肺踩得啪啪作响？11月份，哪里还会有旁人下河？除了他，还有谁呢？阿希斯的人没必要知道该怎么游泳。这小子可真了不得。”

“或许他好歹可以做神父吧，”太太说，打圆场了。

“噢，是的，”舅舅加缪说。“我只能看到他侍奉那一帮人。也许他们要派他去参加十字军东征呢。”

“我不晓得他是从哪里生出这门子脑筋来的，”太太说。“我们家族可没出过这种脑筋啊。”

“谢谢，”她哥哥说。

“当然，不能仅仅因为他去了修道院就意味着他非要当神父。办事讲究法度。我们家也有规矩。”

“何况，要是他不喜欢这个决定呢？思想上畏惧。”

“不管怎么说，”太太说，“让，还是让我把他留在家里待上个一两年吧。他是我的独子。对我来说，他多少是个安慰。”

“只要你高兴就好，”让·雷考丹说。他是个性格温和、容易相处的人，完全听从老婆的吩咐，以此来讨老婆的欢心；现在，他把不少时间都泡在外面的一个农场建筑里头，搞棉花纺织机器的发明。他说，这个发明将会改变全世界。

在他继子十四岁那年，他把这个吵吵闹闹、身体疯长的孩子打发到特洛瓦这座古老的大教堂城市来了。特洛瓦城是座等级森严的城市。就连牲口都有天地之间它们地位低贱的意识，神父不许游泳。但是他好像总能找到这些规矩之外的机会来打发这段日子。

后来，他回顾童年时光的时候，总是把这段岁月描绘得格外愉快。

一场婚礼欢庆仪式在比平时更浅淡、更灰暗、更偏北的灯光下举行。日子是在1月2日。前来参加婚礼的人群稀稀拉拉的，态度也是冷冰冰的，他们勉强互道节日的祝贺。

雅克琳·卡洛特的风流韵事成了1757年的春天和夏天人们津津乐道的谈资。据米歇尔玛说，她知道她怀孕了。她是从不出错的。或者就只出大错，她心想。

因为情人现在对她的态度已经冷淡了，因为她父亲是个急脾气，她于是把衣服里的紧身胸衣脱去，相当气定神闲地待在家里。坐在父亲的饭桌边上，不能吃东西的时候，她就把饭菜倒给她裙边的斯塔福德狗吃。可是却突生变故。

“要是你早点告诉我，”她情人说，“我们不过就是在酿酒商的女儿嫁到德·罗伯斯庇尔家族这件事上吵吵而已。可眼下，我们的丑闻跟你这鼓起来的肚子一样越来越大了。”

“私生子，”雅克琳说。从本性上说，她不是个浪漫之人，不过，她觉得这个姿态是自己迫不得已才选择的。她站在圣坛边上的时候，下颔上扬，整天价拿眼睛盯着家里的人看。那是她自己家里的人；德·罗伯斯庇尔的家人待在家里。

佛朗索瓦二十六岁。他是本地律师协会一颗正在冉冉升起的星星，是本区最让人羡慕的单身汉之一。罗伯斯庇尔家族已经在阿腊区生活了三百年。虽然他们没钱，但是他们感到非常自豪。雅克琳倒是给所嫁的这户人家迷住了。在自己父亲家里，那位酿酒商成天地胡说八道，把工人吵走，牛肉的骨节狼藉了一桌子。罗伯斯庇尔家人却彼此彬彬有礼，哪怕喝的是稀汤。

就这样，他们知道，她是个体格健硕的普通女孩，他们总是把大盘水汪汪的汤舀给她喝。他们甚至还给她拿上她父亲酿制的啤酒。不过，雅克琳的体格并不健壮。她病恹恹的，弱不禁风。她嫁到这户文文雅雅的人家倒是件好事，人家满肚子刻毒地说，什么事都不用她来操心了。她就是件小小的装饰瓷器儿，是件陶瓷，她那瘦小的身材给肚子里怀着的孩子弄得走形了。

佛朗索瓦曾站在神父面前恪守自己的职责。可是有一回在床单之间他碰到了她的身子，他又感受到原先那种身体深处的冲动了。她身上心脏跳动的那一侧把他迷住了，她身上的肋骨现出的原始曲线把他迷住了。她那透明的肌肤，她手腕内侧的肌肤上露出的发绿发青、大理石一般的静脉把他惊呆了。她绿绿的近视眼睛、能像猫眼一样的温柔或犀利、睁得大大的眼睛把他迷住了。说话的时候，她使用的词语像猫爪一样抓到你的心里，让你难以忘怀。

“他们的血管里有那种人中豪杰的禀赋，”她说。“如果你把他们的血管切开，它们会淌出优雅的举止。明天，感谢上帝，我们将在属于我们自己的家里生活了。”

这是一个令人尴尬、深陷重围的冬天。佛朗索瓦的两个姐姐在这里走来走去，传递音信，又怕言语过多。雅克琳的孩子是个男孩儿，在5月6日凌晨两点出生。那天，后来一家人在喷泉那儿碰了头。佛朗索瓦的父亲做了教父，这孩子因此就跟他姓了，叫马克西米连。他对雅克琳母亲说，这是一个不错的古老姓氏。这是个不错的古老姓氏，她女儿现在就是这个姓氏了。

在随后的五年当中，这桩婚姻又添了三个孩子。雅克琳起初是体弱多病，接着是在担惊受怕，然后是在疼痛难受的时光中度过的，这样的日子成了她的生活常态。别样的生活，她记不得了。

那天，尤娜丽姑姑给他们讲了个故事。故事叫《狐狸与猫》。她念得很快，哗啦啦地翻过了一页又一页。这就叫作你不需要全神贯注，他心想。要是你是个孩子，你会为此挨他们的骂的。可这本书算是他的最爱了。

她本人太像狐狸了，她把下巴朝上一翘，在听，沙粒般的眉毛锁在一起。没在意，他在地板上滑倒了，玩起了她裤脚边上的那个花边。他妈妈会做花边。

他心里有个预感：他永远不会被允许坐在地板上（把你的好衣服磨坏了）。

他姑姑在几个句子中间停了下来，在谛听着什么。楼上，雅克琳正气息奄奄。这些孩子们还不知道。

他们已经把助产婆打发走了，因为她做不了什么好事。此刻，她在厨房里正吃着奶酪，一边津津有味地刮着上面的皮，一边拿以前的例子吓唬小女佣。他们已经派人把外科医生请来；楼梯顶上，佛朗索瓦在跟他争吵。尤娜丽姑姑赶忙出来，把门关好，不过，你依然能够听到他们的谈话。她继续念故事，声音中出现了一种奇特的腔调；同时她把一只瘦单、粉白的女士的手伸到奥古斯汀的摇篮上，摇呀摇。

“我看没法子能让她分娩了，”此人说道，“除了切开。”他不喜欢这个词，你能看得出；但是他非得用它。“我也许可以保住孩子的命。”

“保住她的命，”佛朗索瓦说。

“要是我不尽力，他们都会死。”

“你可以把孩子弄死，但要保住她的命。”

尤娜丽的手在摇篮上握成了拳头，奥古斯汀被颠簸得大喊大哭。

幸运的奥古斯汀已经来到了人世。

他们这时还在争论——外科医生对这位外行迟迟不能听懂自己的话感到不耐烦了。“那么，我把杀猪的请过来又何妨，”佛朗索瓦大吼道。

尤娜丽姑姑站了起来，书从她的手指间滑落，顺着她的裙子轻轻地游走，落下，在地板上自行打开了。她朝楼梯的梯级跑过去，“看在上帝的分上，你们声音小点儿。别让孩子们听见。”

书的这几页像扇子一样摊开了——狐狸和猫，乌龟和兔子，眼睛一亮一闪的聪明乌鸦，还有树下要吃蜂蜜的熊。马克西米连把书捡起，把卷曲的书角拉直。他把姐姐胖胖的手放到摇篮上。“要这样摇，”他边说边摇了起来。

她抬起脸，那张婴儿般的嘴还是软塌塌的。“为什么呀？”

尤娜丽姑姑从他身边经过，没有看他，汗珠子顺着她的上嘴唇渗了出来。他的脚踩在楼梯的梯级上，“啪啪”直响。他父亲把身子弓在椅子上，双臂在眼睛上面摊开，在大哭。外科医生正朝包里看着。“我的钳子呢，”他说。“我要这么试试，起码。这技术有时候还管用。”

这孩子把门只推开了一点点，弄出个门缝，恰好让自己进去。窗户朝着早夏，朝着来自花园和田野里嗡嗡起哄的香气闭着。炉火不错，烧火的原木躺在篮子里，准备好了。热气靠近了，可以看到。他母亲身体裹着白衣，几个垫子撑着她的背，头发从前额开始，已被揪成带状。她转对着他，只是用眼睛，不是用头，还有，残留的那老一套的笑容。她的嘴巴四周皮肤灰灰的。

很快，那嘴巴好像在说，你我该要分别了。

见此情景，他转过身子。在门边，他朝她竖起一只手，做了个柔弱的、表示志在一道的成人手势。门外，外科医生已把外套脱了，搁在手臂上，他站着，等着来人把它拿走挂好。“要是你几个小时前就叫我的话……”外科医生在说话，没有专门针对哪一个人。佛朗索瓦的椅子上空了。好像他已经离家出走了。

神父到了。“要是头出来就好了，”他说，“我要给他洗礼。”

“或者手脚出来也行，”神父满怀希望地说。“这样做教堂允许。”

尤娜丽回到房间。她开门的时候，热量像是从风箱里面向外蹿。“这样对她好吗？没有空气啊。”

“受了凉就要出大事，”外科医生说。“虽然不过——”

“接着是临终的涂油礼，”神父建议道。“这儿有个便桌才好哩。”

他从袋子里拿出一块祭坛布，之后又在袋子里掏蜡烛。上帝的恩宠随身可带，可以带到你的家园里。

外科医生的眼睛在楼梯顶头扫了一下。“把他的孩子打发走，”他说。

尤娜丽把他拢到怀里：这是个私生子。她把他带到楼下时，衣服上的纤维蹭到了他的面颊，发出轻微的刺耳声。

尤娜丽让他们排队站在前门边上。“戴好手套，”他说。“戴好帽子。”

“天气暖，”他说。“我们真的不用手套了。”

“无论如何，戴上，”她没松口。脸似乎在颤抖。

接生婆一只手推着，从他们身边走过，把婴儿奥古斯汀甩到她肩上，用一条手臂抱住他，好像他是只袋子似的。“六年当中生了五个孩子，”她对尤娜丽说，“你还能指望什么呢？她的命数到头了，完了。”

他们去了卡洛特外公家。那天，尤娜丽姑姑过后来了，说他们必须为他们的小弟弟祈祷。卡洛特外婆张嘴说道，“受洗了吗？”尤娜丽姑姑摇了摇头。她拿眼睛朝下看看孩子们，一副不能多言多语的表情。她朝外婆回头张嘴说，“生下来就死了。”

他身子哆嗦了一下。尤娜丽姑姑弯腰亲他。“我什么时候可以回家？”他说。

尤娜丽说，“你跟外婆一块儿待几天，没事的，等你妈妈身体好一些再回去吧。”

可是，他记得她那嘴的四周发灰的肉。他领悟到她那嘴对他说过的话：我很快要在棺材里了，我很快要被下葬了。

他纳闷他们为什么这样撒谎。

他数着日子。尤娜丽姑姑跟恩瑞艾特姑姑在来来回回地走着。她们说，你今天是不是要去问问你妈妈身体怎么样？恩瑞艾特姑姑对外婆说，“马克西米连没有问他妈妈情况怎么样。”

外婆答道，“他是个没心没肺的小东西。”

他数着日子，一直数到他们决定说出实情的时候。九天过去了。是在吃早饭的时候。是在他们啃面包喝牛奶的时候，外婆进来了。

“你一定要非常坚强，”她说。“你妈妈已经走了，去跟耶稣一起生活了。”

耶稣宝宝，他心想。他说，“我晓得。”

出事的时候，他六岁。窗户开着，一片白色的窗帘在呼啦呼啦地飘动，麻雀聚集在窗棂上。圣父上帝，站在朵朵祥云的后头，在墙上的一幅画里往下看着。

后来，过了一两天，姐姐夏洛特手指着棺材；他的小姐姐恩瑞艾特在角落里生气，不过没人理会她，她嘴里在嘟哝。

“我会给你念的，”他对夏洛特说。“不过，不是那本动物书。在我看来，那本书小孩子气太重。”

后来，那位成年的恩瑞艾特，就是他姑姑，在棺材封盖之前，把他举高，好让他朝棺材里面看上一眼。她身子一直在晃动，在他的头顶上方说，“我本不想给他看的，是卡洛特外婆说非要让他看。”他非常清楚，棺材里的人就是他母亲，那个长着短柄斧头般的鼻子、长着可怕的白纸一般的手的尸体。

尤娜丽姑姑往外跑到大街上。她说，“佛朗索瓦，我求求你。”马克西米连一边抓住她的衣裳，一边跟在她后面追；他看到他父亲有一回是怎么不回家的。佛朗索瓦沿着大街大步走去，进了城。尤娜丽姑姑拖着这孩子，回到屋里。“他得在这份死亡证书上签字，”她说。“他说他不愿意把自己的名字签在上面。我们打算怎么办？”

第二天，佛朗索瓦回来了。他浑身散发着白兰地酒气，卡洛特外公说，显然他在跟哪个女人厮混。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当中，佛朗索瓦开始拼命喝酒。他不理自己的客户，因此客户们转到了别处。有段时间，他连续好几天人影子都见不到；有一天，他把包收拾好，说他要走，从此不再回来。

他们说——卡洛特外婆和外公——他们压根儿就没喜欢过他。他们说，我们与德·罗伯斯庇尔家从来没吵过架，他们家的人都是人模人样的，不过，要把他除开，他不是个正经东西。起初，他们还守着这个谎，说，他在另一座城市，在干一件时间很长、出人头地的大事。他的确时不时地回来，飘荡到家里，常常是为了借钱。罗伯斯庇尔家族年长的那位——“在我们生活的时代”——不认为他们能给这孩子一个家。卡洛特外公收留了这两个男孩，马克西米连，还有奥古斯汀。尤娜丽姑姑和恩瑞艾特姑姑都没嫁人，说，她们愿意收养这些小姑娘。

在他童年时代的什么时候，马克西米连终于发现，或者，有人告诉过他，他是个婚外怀上的种。可能他给他们的家庭境遇造成了最坏的影响，因为，在他后来的人生当中，他从此再也没有提到过他的父母。

1768年，两年不见之后，佛朗索瓦·德·罗伯斯庇尔在阿拉斯出现了。他说他到国外去了，不过他没说去了哪里，他是怎么生活的。他到卡洛特外公的屋里去了，要见一见自己的儿子。马克西米连站在过道里，从一扇关上的门后面听到他们在大声说话。

“你说你根本克服不了这个，”卡洛特外公说。“可是，你有没有停下来问过，你儿子他是不是已经克服了？这孩子就是她的翻版，身体不结实；她身体也不好，你知道的，她每次生孩子之后，你硬爬到她身上。只是多亏了我，他们的身上才有衣服穿，才在慢慢地长大，成为基督徒。”

他父亲出来，找到了他，说，就他这个年龄来说，他长得单薄、矮小。他花了几分钟，紧张尴尬地跟他说了几句话。临走的时候，他弯下身子在他的额头上亲了亲。他呼出的气息发酸。这个私生子面带成人般的厌恶表情，把头往后一甩。佛朗索瓦似乎感到失望。也许他想来个拥抱，来个亲吻，来个抱着自己的儿子在空中旋转的动作。

后来，这个学会有节制、因人而异地表达自己更加强烈情绪的孩子纳闷，他是不是应该感到遗憾。他问他外公，“我爸爸过来看我了吗？”

老人走开的时候嘴里在嘟哝。“他又来借钱了。你快点长大。”

马克西米连尽量让他外公外婆省心。你几乎都不知道他在屋子里头，他们说。他喜欢读书，喜欢在花园的小棚子里养鸽子。星期天，小姑娘们被接到这边来，他们一起玩耍。他任由她们非常温柔地用一只手指头摸鸽子一颤一颤的背脊。

她们央求他给只鸽子，要带回家自己养。我知道你们，他说，你们一两天就会厌倦，你们得照顾它们，你们知道它们可不是洋娃娃。可是她们不依不饶：一个星期天接一个星期天地又是嚎叫，又是哀求。最后他心软了。尤娜丽姑姑买了一只镀金的笼子。

几个星期之内，那只鸽子就死了。她们把鸽笼放在外面，来了一场风暴。他想象得出，可怜的鸟儿慌乱地朝鸟笼上的围栏冲撞，翅膀折断了，头顶上雷声滚滚的那个情景。夏洛特告诉他这个消息的时候，她断断续续地带着懊悔在抽泣；可是五分钟过后，他知道她会溜到太阳底下，把这事儿给忘了的。“我们把笼子放到外面，这样它会感到自由自在，”她抽着鼻子说。

“它不是一只自由自在的鸟。它是一只需要有人看护的鸟。我跟你说过。我没说错吧。”

可是说话正确并没给他带来一丝快乐。这反倒在他嘴里留下了一丝苦涩的滋味。

他外公说，等他足岁了，就带他去做生意。他陪着这孩子绕着酿酒厂四处转悠，看各色各样不同的操作，跟人家说说话。这孩子只是礼貌性地表示有兴致。他外公说，既然他书生味多，实用气少，他或许喜欢当神父。“奥古斯汀可以入这一行做生意，”他说。“否则，就把酒厂卖了。我不是感情用事。除了酿酒，还有别的行当可以做嘛。”

马克西米连十岁那年，圣-瓦斯特修道院院长被引荐到家里，为了激发他的兴趣。他亲自对马克西米连进行面试，但不大喜欢他。虽然他的样子谦卑低调，可是，从本质上说，他好像对修道院院长的观点不屑一顾，似乎他把心思放在更加崇高的事业上，似乎自己在别处还有许许多多的任务要完成。不过，他的好脑袋瓜注定是要白费了，这看来是再清楚不过的事。修道院院长想得老远，觉得孩子的诸多厄运不是他本人的过错。可他还是个孩子啊，总得有人可以帮他做点什么吧；他在阿拉斯的学校上过三年的学，老师们为他取得的进步和他的勤勉赞不绝口。

修道院院长安排了一笔奖学金。每当他说“我会帮你做点什么”时，他所指的不是仅仅限于鸡毛蒜皮的小事，而是到路易大帝高中[5]去上学，那是全国最好的一所学校，贵族子弟都在那里接受教育，这所学校也在到处物色人才，贫寒子弟可以从那里发迹。因此，院长说：另外嘛，他告诫他，发奋读书，绝对顺从，无限感恩。

马克西米连对恩瑞艾特姑姑说，“我离家的时候，你一定要给我写信。”

“肯定。”

“还有，请夏洛特和恩瑞艾特也要给我写信。”

“我会嘱咐她们给你写信的。”

“在巴黎我也会结交很多新朋友。”

“我期望如此。”

“等我长大了，我能让我的哥姐他们不愁吃不愁穿。除了我，别人都不必非要这么做了。”

“那你大姑呢？”

“还有你。我们大家一起买栋大房子。我们根本不会吵吵闹闹的。”

希望渺茫吧，她心想。她纳闷：他非得要去吗？十二岁了，他还是这么个小男孩的模样，说话如此地轻柔，一点儿都不贸然失礼；她倒是发愁，他一旦离开外公身边，就完全没有人照管他了。

不过，不，一定，他一定得去。这些机会少之又少；我们得在这个世上生活，把一个男孩拴在女人的围裙带上可没什么好。有时候，他倒是令她想起他母亲来了。他有着她那双海蓝色的眼睛，像是在吸纳阳光、保存阳光似的。我可从来没讨厌过那个姑娘啊，她在心里想。她是个重感情的人，雅克琳。

1769年夏季期间，他认真学习，提高拉丁语和希腊语水平。他安排邻家一个比自己稍微年长一点的女孩看护鸽子。十月份，他离家了。

在吉斯，在德·维耶夫威尔家族人看来，德穆兰先生的事业有了起色。他当上了县治安官。吃过晚饭之后，他与玛德琳晚上就这么坐着，面面相觑。手头总是缺钱呵。

1767年——那时，赫尔曼会走路了，安妮-克劳蒂尔德还是这户人家的婴孩——让-雅克对妻子说：“卡米尔得离家去上学了，你知道。”

卡米尔眼下七岁。他继续跟在爸爸的后头满屋子地走，不停地用德·维耶夫威尔家族的方式说话，把他父亲的意见当耳边风。

“他最好到卡特-岗布莱希斯去，”让-雅克说，“而且跟他的小堂弟们一起去。学校不远。”

玛德琳有很多事情要做。最大的那个姑娘一直不停地在生病，用人乘此机会捞了些好处。为了家里的收支平衡，自己只好做些费时的事务，这样好省出点钱来。让-雅克从她那里完完全全学会了这一点；除此之外，他还想要她注意到自己的情绪。

“让他承担你那未完成的雄心壮志，是不是还嫌嫩了点？”她询问道。

因为让-尼克拉斯的厌烦情绪已经开始。他一直严于律己，不再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过几年时间之后，吉斯律师协会有些前程美好的年轻人会问他：先生，您的才华是没得说的，您为什么就满足于这么一个有限的舞台呢？他会不客气地对他们说，对他来说，自己的本职工作够好的了；对他们来说，也应该够好了。

10月份，他们把卡米尔送到卡特-岗布莱希斯去了。就在圣诞节之前，他们收到了一封校长热情洋溢的来信，信中描述了卡米尔取得的惊人进步。让-雅克朝他妻子挥了挥来信。“难道我没跟你说过吗？”他说。“我就晓得这事儿没做错。”

不过，玛德琳却被这封信搅得心神不宁。“好像，”她说，“他们在说，‘你的孩子是多么的漂亮，多么的聪明啊，即使他只有一条腿’。”

让-雅克把这句话当成了开玩笑。只是在玛德琳对他说，他丝毫没有想象力和幽默感之前的那一天，他才知道情况不是这样。

之后不久，孩子就到家了。他有了令人吃惊的语言障碍，几乎没法子说服他说出点什么话来。玛德琳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让人把每天的几顿饭送到房里来。卡米尔说，神父们对他很友善，他觉得这是自己的过错。他父亲为了宽慰他，说这不是过错，只是个小麻烦。卡米尔坚持自己多少应该受到责备，然后冷冰冰地问他哪一天可能返校，因为到了学校，他们就不用为此操心，也不会每时每刻地再讨论这件事了。让-雅克用挑衅的语气跟卡特-岗布莱希斯学校联系了，问他们，自己的儿子为什么患上了说话结巴的毛病。神父说，他自己得的呗；让-雅克说，他离家时可没这个毛病呀。最后的结论是，坐大巴的途中，卡米尔说话流畅的情况突然丧失，像是一只花瓶或者一副手套突然出了故障似的。哪一方都怪不了。这不过是那些曾经出过的事中的一件罢了。

1770这一年，卡米尔十岁，神父奉劝他父亲把他从学校接回家，因为他们没法给予他的学业进步应有的关注。玛德琳说，“也许我们可以给他找个家教。他是个真正一流的人才。”

“你疯了吧？”她丈夫冲着她大吼道。“你以为我是公爵？你以为我是英国棉花子爵？你以为我有煤矿？你以为我有农奴？”

“不是，”他妻子说。“我晓得你的脾气。我对你不抱任何幻想。”

是一个德·维耶夫威尔人给他们提供了解决办法。“可以肯定的是，”他说，“因为缺了点现钱就让你这么个聪明孩子一事无成，这将会成为一件憾事。毕竟嘛，”他粗鲁地说，“你本人从来就没有过什么出息。”他想了想。“他是个招人喜爱的孩子。我们觉得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结巴毛病会消失的。我们一定要考虑奖学金。假如我们能让他进路易大帝高中，家庭的这点开支就是一点皮毛，算不了什么。”

“他们会录取他，是吗？”

“根据我所听说的，他超常的聪慧。要是他做律师，将来会给你们家装点门楣的。瞧，下次我弟弟到巴黎去，我会让他帮你们出点力。还要我说别的吗？”

现在法国人的寿命已经增加到将近二十九岁了。

路易大帝高中是一所老基金会，曾经由基督徒管理，不过当他们被驱逐出法国的时候，这所学校被祈祷所会员占领了，这是一所更加开明的教堂。这所学校的校友个个都有名望，假如背景有差异的话。此刻还在光荣流放的伏尔泰曾经在此学习过，还有德·萨德伯爵先生，此刻蜗居在他的一个城堡里，他妻子最近却在忙着修改已经给他裁定好的判刑，因为他犯了投毒和鸡奸两宗罪。

学校坐落在圣-雅克大街，厚厚实实的高墙和铁大门把学校与城市隔开。这地方没有供暖的习惯，除非小教堂里的圣水盘上面结了冰，才会开始供暖；因此，冬天，通常学生们起早出门去采集冰棱，然后再把它们放进圣水盘中，希望校长能通融一下。房间被阵阵刺骨的穿堂风一扫而过，被势头减弱、用死人语言发出咯咯声响的阵阵狂风一扫而过。

眼下，马克西米连·德·罗伯斯庇尔到这儿已有一年了。

他第一次到这里的时候，就有人告诉他，为了修道院院长，他要努力，因为他获得这样的好机会要归功于院长。有人告诉过他，要是他想家了，思念会过去的。一到之后，他便坐下，把沿途的所见记录下来，因为在那个时候他就该尽责任去完成，不需要用脑子到处装着它们。巴黎的动词变位正好跟阿特瓦的动词变位相同。要是你一门心思想着动词，万事万物就会围着动词找到恰当的位置。他上每一节课都全神贯注。老师们对他很是和善。他一个朋友都没交。

有一天，一个高年级学生走近他，在他前面推搡一个小男孩。“嘿，东西，”这孩子说。（他们装作忘记他的姓名了。）

马克西米连停了下来，动也不动。他没有立刻回头。“你找我有事吗？”他说。既咄咄逼人，又令人愉悦。他知道自己该怎么做到这一点。

“我要你留意一下这个他们莫名其妙送过来的小男孩。他是从你那个乡下地方来的吧——吉斯，我相信。”

马克西米连心想：这些无知的巴黎人觉得这没什么区别。他轻声轻语地说道，“吉斯在皮卡迪地区。我来自阿拉斯。阿拉斯呢，在阿特瓦地区。”

“噢，这没什么大不了的，是吗？我希望你能从你大名鼎鼎的、非常高级的学习中抽点时间出来，帮他找一找周围的路。”

“好啊，”马克西米连说。他很快转身看看这个所谓的孩子。他是个非常可爱的孩子，生得很黑。

“你到底要找去哪儿的路？”他问。

就在那当儿，神父艾利沃克斯沿着走廊颤颤巍巍地走了过来。他停下。“啊，你已经到了，卡米尔·德穆兰，”他说。

神父艾利沃克斯是个了不起的古典学家。他认为博学很重要。可是研究没有把秋季的寒冷挡在外面啊；而且即将来临的寒冷比现在还要糟得多。

“我相信你现在才十岁吧，”神父说。

这孩子抬头看看他，点了点头。

“总的来说，就你的年龄而言，你已经非常超前了？”

“是的，”这孩子说。“是这样。”

神父艾利沃克斯咬了咬嘴唇。行色匆匆地走了。马克西米连把迫不得已才戴上的眼镜摘下，揉了揉眼角。“试试‘是的，神父’，”他建议道。“他们期望你这样说。别朝他们点头，他们好像对这反感。此外，如果他问你聪明不聪明的时候，你应该为此显得更加谦卑。你知道——‘我尽力，神父。’这一类的话。”

“卑躬屈膝的奴才，是你吗，东西？”小男孩说。

“咯，仅仅是个主张而已。我只是把我的经验传给你，是为你好。”他重新把眼镜戴上。那孩子大大的黑黝黝的眼睛游进了他的眼里。一时间，他想到了困在笼子里的鸽子。他手上有了鸽子羽毛的感觉了，软绵绵的，死了：那纤细的骨头没有了脉搏的跳动了。他顺着外衣向下掸了掸手。

这孩子说话结结巴巴的。这让他感到不大自在。事实上，关于整个环境，有件事令他感到不安。他觉得他已经实现了的生活方式受到了威胁。他觉得生活将会变得更加错综复杂；他觉得他的情况已经变得越来越糟。

他回家在阿拉斯度假的时候，夏洛特说：“你没怎么长大嘛，是吗？”

一年又一年，她说着同样的话。

他的老师对他尊重有加。他们说，没有天分，不过，他说话一向老实。

同学们怎么看他，他没多大准儿。如果你问他觉得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他会告诉你，他能干，敏感，耐心，缺乏魅力。不过，至于这样的评价与他周围的人对他的看法之间有多大的差别——噢，你怎么能肯定你脑子里的想法也是别人的想法呢？

他没有收到家里的多少来信。夏洛特常常给他寄去的信完全是孩子式的流水账。她寄来的信他保存一到两天，读上两遍；然后，因为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就把它们扔了。

卡米尔·德穆兰一周两次收到来信，数不清的信；这些信成了大家的娱乐。他解释说，他七岁的时候第一次被送到远处去上学，结果呢，对于家里的情况，他从来信上比他从实际生活中了解的还要多。这些插曲就像小说的章节一样，为了给大家带来欢乐，当他大声朗读来信的时候，他的朋友便开始觉得，他家里的人就是“小说中的人物”了。有时候，听到某个短语，比如“妈妈希望你去过忏悔堂”，整整一群人被弄得莫名其妙地大笑一阵，然后，连续几天，大家都互相重复着这个短语，眼泪都笑出来了。卡米尔解释说，他父亲在写一部《法律百科全书》。他认为这个计划的唯一目的就是使他父亲晚上免掉了跟他母亲谈话。他斗胆向他父亲建议，可以借助于写《百科全书》这个理由把自己关得远远的，说完之后，便朗读副校长、神父普罗亚特所说的“坏书”了。

卡米尔用他那歪歪扭扭不成形的字在一页一页的纸上回复这些来信。他一直保留着这些往来的信件，以便日后能出版。

“努力学会这个道理，马克西米连，”神父艾利沃克斯说，“大多数人天性懒惰，往往会把你对自己的评价当回事儿。你要确定你对自己的评价高了。”

对卡米尔来说，这从来就不是问题。他有办法让自己跟比自己年长、出身名门的人打成一片，有办法让自己在某个方面成为时尚潮流。长他五岁的斯塔尼斯拉斯·弗雷农就注意上了他。这名字是根据波兰国王、他教父的名字取的。弗雷农家境富有，是个书香门第，叔叔是伏尔泰有名的死对头。六岁那年，他被带进凡尔赛宫，在那里他给阿德莱德太太、苏菲太太、维克多瓦太太，还有年迈的国王的女儿们背诵了一首诗。她们对他关怀备至，还给了他一些糖果。弗雷农对卡米尔说，“等你再大一些，我要带你到上流社会转转，让你扬名立万。”

卡米尔感激他么？几乎一点也不。他对弗雷农的想法尽是大泼嘲讽之水。他开始叫他“兔子”。弗雷农正处于敏感时期。他总是站在镜子前面，仔细打量自己的脸蛋，看看牙齿是否突出或者是否显得腼腆。

那时候有个名叫路易·苏鲁的男孩，善于讽刺挖苦，当年轻贵族对现状表示不屑的时候，他却总是笑笑。他说，观察人们挖掘自己脚底下的矿藏是一种教育。我们生活的时代将有一场战争，他对卡米尔说，你我两人将会处于战争的不同一方。因此，趁我们还能彼此热爱的时候，就让我们彼此热爱吧。

卡米尔对神父艾利沃克斯说，“从今往后，我不去参加忏悔了。如果你强迫我去，我就装成别人。我就杜撰别人的罪过，然后再为罪过忏悔。”

“你要理智，”神父艾利沃克斯说。“等你到十六岁，那时候你就可以抛开信仰。那个年龄这样做才算合适。”

可是十六岁还没到，卡米尔却有了一套新的胡思乱想了。马克西米连·德·罗伯斯庇尔每天都在经历小小的、恐怖的痛苦。“你怎么出去呢？”他问道。

“这不是巴士底狱，你知道。有时候，你可以把出路说出来。或者翻越围墙。我可以带你去看一看出路在哪儿吗？不可以，你还是不知道的为好。”

围墙之内，有个知识分子团体在谈经论道。围墙之外，野兽从铁门旁边鱼贯经过。仿佛人类被囚禁在笼内，而外面的野生动物却在到处漫游，从事人类的各种职业似的。这座城市散发着铜臭和腐败气息；乞丐坐在路边肮脏的污垢里，刽子手在大庭广众下施虐行暴，光天化日之下殴打和抢劫在发生。卡米尔在墙外发现的东西令他兴奋不已，但也令他惶恐不安。这是一座被蒙蔽的城市，他说，已被上帝遗忘；这座城市是一块精神堕落的邪恶之地，面临的将是《旧约》中提到的未来毁灭[6]。弗雷农提议要引荐他参加的社团是个巨大的有毒有机体，正在踉踉跄跄地走向灭亡。他对马克西米连说，像你这样的人，才是唯一称职的经世治国之才。

卡米尔也说：“等到神父普罗亚特当校长。那个时候我们就会被踩入地底下了。”想到这个前景，他的眼睛发亮了。

这是卡米尔独到的想法，马克西米连心想：越是大乱，才越有大治。除他之外，再也没有旁人似乎会这么想了。

不过，凑巧的是，神父普罗亚特落选了。新校长是神父普瓦纳德·盎迪昂洛艾，一个从容自由、才华横溢之人。一听到在自己所负责的中学里这种精神已在蔓延，他甚是吃惊。

“神父普罗亚特说，你有一套想法，”他对马克西米连说。“他说你们都是无政府主义者和清教徒。”

“神父普罗亚特不喜欢我，”马克西米连说。“不过我觉得他把事情说得过头了。”

“肯定他是夸大了事实。我们得走走吗？半小时之后，我得宣读我的祈祷。”

“我们是清教徒？他一定高兴。”

“要是你每时每刻谈的都是关于女人的事，他总会知道该怎么办。不过，他说，你谈话的所有内容都是政治。”

“是的，”马克西米连说。他愿意对长者的问题进行揆情度理地思考。“他担心这些高高的围墙并没有把美国思想阻隔在外。当然啰，他的担心是对的。”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激情。校长理解这些激情。有时候我觉得我们的制度完完全全不明智。我们夺走了你的童年，我们在这个温室氛围中给你灌输思想；然后我们让你在专制环境中过冬。”听完这些话，神父叹了口气；他使用的比喻令他感到压抑。

关于酿酒，马克西米连想了一会儿；这并不需要多少古典教育。“如果人们没有燃起希望，你觉得这样更好吗？”他问道。

“我觉得，我们培养了你的才能，然后对你说——”神父手掌向上举了起来——“就说到这儿为止，别再扯远了。我们无法给你这样的孩子提供出生高贵和财富丰厚的优越条件，这是件遗憾的事。”

“是的，是的。”这男孩笑了笑，那是个小小的却是真心的微笑。“这一点我没放过思考。”

校长无法理解神父普罗亚特对这男孩持有的偏见。他并没有冒犯他人，也好像不想占你的上风。“那么，马克西米连，你将来要干什么？我的意思是，你打算干吗？”他知道，根据给予他奖学金的条件，这男孩必须在医学、神学或者法理学方面取得学位才行。“我猜想大家觉得你可能会去教堂。”

“旁人都这么认为。”马克西米连的语调充满了十足的敬意，校长觉得。他对别人的观点看法一向给予应有的尊重，然后根本就不在乎。“我爸爸曾经干过律师行当。我希望也干这一行。我得回家去。我是长子，你知道的。”

神父当然知道；知道他的奖学金无法承担的一些费用，他的亲戚们不情愿给他捐出半个子儿，因此，这男孩肯定非常清楚自己的社会地位。去年，只好安排给他买了一件上身外套。“在你的省里找一份差事，”他说。“这对你来说够吗？”

“哦，我会在我的行业圈内流动的。”嘲讽？也许吧。“不过，神父，你一直为这地方的道德调子犯愁。难道你不想跟卡米尔进行这样的谈话吗？关于道德调子这个话题，他有更深刻的想法。”

“我为这个单名规矩感到难受，”神父说。“好像他很出名似的。他真的打算一辈子就只用一个名字？我对你的朋友没好感。别告诉我，你不是他的守护人。”

“恐怕我是他的守护人，你知道。”他心想。“不过，咯，神父，肯定，你对他的评价不错。”

神父大笑。“神父普罗亚特说，你们不仅仅是新教徒、无政府主义者，而且还是会搔首弄姿的家伙。矫揉造作，自我意识……苏鲁那种男孩也是如此。不过，我看得出，你不是那种人。”

“你认为我应当是我自己吗？”

“为什么不？”

“我常常认为，这样做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之后，当神父把每日的祈祷经书放下的时候，他反思了这次面谈。他觉得，这孩子将来不幸福。他将回到自己的省里，而且将一事无成。

眼下的年份是1774年。是装腔作势之人也好，不是装腔作势之人也好，现在反正是长大成熟的时候。是进入公共领域这个由公众行为和公众态度构成的世界的时候。从历史的角度看，现在所发生的一切，将来注定要发生。对于智者而言，眼下不是正午的太阳，而是磷火鬼灯；充其量，是间接传递而来的月光，它容易导致错误产生，令人视觉模糊，而且极度干渴。

1793年，卡米尔·德穆兰写道：“他们觉得获得自由，有如成长一样：你必须经历苦痛。”

1793年，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写道：“历史乃虚构。”

第2节

磷火鬼灯（1774—1780）

复活节刚过，国王路易十五就染上了天花。从出世的那一天起，他的人生当中就挤满了朝臣；早上，他的起床就是一场受到繁复严格的礼仪规约的典礼；他用餐的时候，总是在大庭广众下进行，身边总有无数的人鱼贯经过，张大嘴巴，看他吃着每一口饭菜。他的每一次肠胃蠕动，每一个房事动作，每一声呼吸都是公众品头论足的对象：之后，便是他的驾崩。

他只好中止狩猎，由人送进宫里；当时，他体虚气弱，发着高烧。他六十有四了，从他一开始染病，他们就在心里巴不得他一命呜呼。出水疹的那会儿，他躺着，因为害怕而浑身哆嗦，因为他自己心里清楚，他要死了，要下地狱了。

王太子和太子妃怕被传染，就待在他们自己的房间里。水泡冒出头的时候，窗户和门大敞着，然而臭气依然令人难忍。国王正在腐烂溃败的身体在最后几个时辰被翻了身对着医生和神父。最后一个情妇也就是杜·巴利夫人的马车永远地驶出了凡尔赛宫，就是在那个时刻，当她已经离开、而他感到相当寂寞的时候，神父们才给他做了赦免仪式。他派人去寻她，可是被告知，她已离去。“已经，”他嘴里在说。

朝廷人员在巨大的、被称作“圆窗”的前院开会，等候大事发生。5月10号下午三点一刻，病房的窗户内，一根亮着的灯芯熄灭了。接着，突然一阵喧哗，犹如晴天霹雳，随后就是数千只脚奔跑的声音，来来回回走动的声音和沉重的跺脚声音。所有的朝廷人员虽然脑子一片空白，但是只有一门心思：冲出“圆窗”前院，越过大走廊，找到新国王。

新国王十九岁；王后是奥地利公主玛丽-安托瓦内特，小他一岁。新国王是个孝顺而且做事认真的大男孩，遇事镇定，沉湎于狩猎和饕餮之乐。据说，他在性事方面无能，因为行房的时候包皮过紧而感到疼痛，无法享受肉体欢愉。王后呢，是个自私的小女孩，意志坚定，但是教养不足。人长得标致妩媚，肤色鲜嫩娇艳，因为十八岁的时候几乎所有女孩子看起来都漂亮动人；可是，在她那宽宽的脸颊上，哈布斯堡王朝[7]特有的傲慢自大已经开始和丝绸、钻石和无知所赋予的种种特权在较劲儿了。

对于新政权，人们寄予了高度希望。在伟大的亨利四世雕像上面，不知哪位乐观人士用手写下了“复活”二字。

警察中尉走到办公桌边——今天，去年，每年——他要了解的第一个信息就是关于巴黎面包店里面包的价格。如果中央商场的面粉供应充足，那么城里和郊外的面包师就能满足顾客的需求，上千位流动面包师就能把烤好的面包送到玛黑、圣保罗、皇宫和中央商场的市场上去出售。

年景好的时候，一块棕色面包价值八到九个苏[8]。一名普通劳动者所得的报酬如果按日计算，每天有望能够挣到二十个苏；一名石匠可以挣到四十个苏，手艺好的锁匠或者工匠可以挣到五十个苏。他们要计划开销的项目有：房租，蜡烛，烧菜油脂，蔬菜，葡萄酒。面包是他们的主要开销项目。

面包供给既紧张又准确，而且还受到监管。一天下来，面包师剩下的面包必须以低价卖出；等到天黑，穷人再到市场上去买廉价面包。

一切顺遂如愿；不过，随后就是收成不好的时候了——拿1770年，或者1772年，或者1774年来说吧——高得离谱的面包价格上涨发生了；在1774年秋天那个时候，巴黎一块四磅重的面包价格是十一个苏。可是到了第二年的春天，这个价格涨到了十四个苏。但是工资没涨呀。建筑工人一直处于闹腾状态；纺织工、订书工，还有（可怜的人啊）制帽的商人也都如此，不过，为涨工资而举行罢工的时候倒是很少，罢工反倒是为了抵制降低工资才举行的。城里的工人最为熟悉的手段不是罢工，而是面包骚乱，因此，某块遥远的玉米地里的气温和降雨直接与这位警察中尉的一紧张头就疼倒是联系在一起。

无论什么时候，只要粮食短缺，人们就高呼，“制定饥馑法案！”他们怪罪投机倒把分子和囤积居奇分子。面粉厂主，他们说，都在合谋饿死锁匠、制帽商、订书工人，还有他们的孩子。眼下，在七十年代，经济变革的倡议者要引入粮食自由贸易，这样一来，法国最为穷困的地区就得在开放的市场上进行竞争了。不过，也只有过一次小小的面包骚乱，或者两次吧。粮食控制还是在实施。1770年，这位名叫阿贝·泰雷的财政总监，行动迅速，对粮食流动再次强行实施价格控制，摊派税收和限制。他根本就不征求意见，仅靠发号施令执行。“专制主义！”那一天，那些吃过饭的人大声呼喊道。

面包成了要弄明白的重要事情了：它不仅仅成了投机炒作的主要粮食，而且成了关于未来发展的各种理论的精神食粮。距今十五年之后，也就是巴士底狱沦陷的那一天[9]，巴黎的面包价格将会达到六十年来的最高峰。距今二十年之后[10]（那时候一切都完了），首都一名妇女将会说：“在罗伯斯庇尔执政之下，血在流，可人们毕竟还有面包吃呀。或许，为了吃上面包，有必要流一点血。”

国王把一位名叫特戈特的人招进了内阁，此人将任财政总监。特戈特，四十八岁，是位新派人士，理性主义者，经济自由放任政策的信徒。他精力旺盛，点子很多，满脑子的各种改革思路。他说，如果国家要幸存，这些改革思路就一定要实现。在他本人看来，他是个分秒必争的人。他的一个举措就是要求削减凡尔赛宫的开支。对此，满朝震惊。马勒谢尔贝斯，一名保皇分子，劝告这位部长行事更要高度谨慎。他正在与太多人为敌。“人民的需求很大，”特戈特粗暴地回答说，“在我们家族，我们五十岁就死了。”

1775年春天，很多集镇，尤其是皮卡迪大区的，骚乱在蔓延。在凡尔赛，八千市民聚集在宫殿那里，他们站着，凝望皇宫的窗户，满怀期待。和往常一样，他们认为，只要国王亲自干预，就能解决所有问题。凡尔赛总督承诺，城里的小麦价格将会固定。新国王在人们的引领之下走了出来，站在阳台上，朝人们发话。这些人随后解散了，没有出现任何暴力行动。

在巴黎，骚乱群众在塞纳河的左岸洗劫了面包店铺。警察逮捕了一些人，不过，对整个局面做了宽大怀柔式处理，避免了冲突。有一百六十二人遭到起诉。其中两名洗劫者，有一个是十六岁男孩，被绞死在巴黎市政府广场，时间是5月11日下午三时；这一案例是杀一儆百，威慑人心。

1775年7月，年少的新国王和他楚楚动人的王后被安排到路易大帝高中走访一趟。这样的走访是新国王在加冕之后固有的传统做法。不过，他们不会逗留或者久待，因为他们还有更多的娱乐活动要去享受。走访计划是，有人在学校大门口迎接他们及其随从；之后，他们要从马车上下来；之后，学校最勤勉、最优秀的学生要做一场表示效忠的发言。等到那一天到来时，天公却不作美。

迎驾人员在客人到来之前提前一个半小时到场。师生员工一起聚集在圣-雅克大街的大门口。一群当官的骑在马上来到了现场，毫不客气地把师生员工向后推搡，重新安排他们的队列。原先稀稀拉拉的雨滴此刻下成了连绵不断的毛毛细雨。随后，随从、保镖和专门迎驾的一班人马到了。等他们自己安排妥当的时候，大家已被雨水淋得浑身透湿，觉得寒兮兮的，不再有人去争抢位置了。没有人记得最后的加冕是什么样的情景了，而且，没人想到这一切礼仪要耗上这么长的时间。学生们感到痛苦不堪，挤成了你一团我一伙，不断地腾挪着左右脚步，在等候着。要是有人一时半会儿地站到了队伍的外面，当官的立马就跳到前面，挥舞着手中的武器，把他推回到原位。

终于，国王的马车渐行渐近了。人们此时踮着脚尖，伸长了脖子，年少的在抱怨，他们等了这么久，可什么都没见着。中学校长、神父普瓦纳德走近马车，然后鞠躬。他对着国王的马车开始说事先准备好的台词。

拿奖学金的这个男孩感到口干舌燥。手颤抖了一会儿。不过，因为说的是拉丁语，没人能听得出他的发言带着乡下口音。

王后可爱的头往外面探了一下，又缩了回去。国王挥了挥手，对着一个穿制服的人叽叽咕咕了几句，此人鄙夷不屑地笑着把这几句又传给一列当官的，这一列当官的又通过无声的语言把这几句传给所有正在等候的群众。情况明白了：他们不会下车。国王和王后陛下他们自己舒适自在地坐在马车里面时，必须有人向他们读发言稿。

神父普瓦纳德不住地摇头。他本该布置地毯的；他本该安排华盖的；他本该让人临时搭建一个亭子的，也许，还要按照乡下的风尚，在亭子上面装点一些绿色灌木，也许，用一些国王的武器来装扮；也许，用鲜花做成君主。他的表情变得疯狂起来，充满了懊悔，而且拒人于千里之外。好在神父艾利沃克斯还没忘记要朝那个拿奖学金的男孩点头，示意他发言。

男孩开始了，刚开始的几个短语念得有些紧张，之后，他的声音便越发具有力量了。神父普瓦纳德松了口气，稿子是他写的，孩子是他辅导的。一切听起来都不错，他感到心满意足了。

有人看到王后在瑟瑟发抖。“啊！”这消息传开了。“她在瑟瑟发抖啦！”片刻之后，她强压住哈欠。国王转身注视。可这算得了什么？驾车的人在收起缰绳了！所有神情凝重的随从都动起身来，叽叽呀呀地往前走了。他们就这样要走了——对他们的欢迎没有表达一丝一毫的致谢，而且，他的发言还没念到一半。

这个拿奖学金的男孩好像没有注意到正在发生什么事儿。他只是不停地大声朗读。他的脸庞坚定而又苍白，目光向前。当然，到现在为止，他一定清楚，他们正沿着大街驾车离开。

因为没有表达出来的情绪，空气中有些躁动。整个学期，我们一直都在为这一天精心筹备啊……现场，拥挤的群众毫无目标地挪动了。此时此刻，雨下得比原来更大了。从队伍中冲出去，奔跑着去寻找躲雨的地方似乎显得不够斯文，但是，国王和王后就是那样坐着车离开了，留下个东西站在大路中央说话……没有什么再比他们所做的这一切更粗暴无礼了吧？

神父普瓦纳德说：“这根本不是个人的事。这根本不是我们干的事，不是吗？王后陛下她累了……”

“我们不妨跟她用日语交流的，我觉得，”站在他肘边的学生说。

神父普瓦纳德说：“卡米尔，这一回，你说对了。”

此时，拿奖学金的这个男孩快要结束发言了。他没有笑容，朝再也不在视线内的国王和王后说了声充满感情的忠诚的再见，他期待学校在将来某个时候会荣幸地……

一只安慰他的手落在他的肩头。“没关系，德·罗伯斯庇尔，这事在任何人身上都会发生的。”

接着，这位拿奖学金的男孩终于笑了。

那是1775年7月的巴黎。在特洛瓦市，乔治-雅克·丹东的人生过了差不多一半。当然，他的亲戚们并不知道。虽然你无法把他描述成是个安分守己的人，但是，他在学校里面成绩不错。他的前途成了全家议论的话题。

因此：一天，在特洛瓦市靠近大教堂的地方，有一个人在画肖像。他试图把路过的行人用素描画出来，他偶尔望望天空，心里在哼着小调。这是一副容易让人记得的流行派头。

没有人要他画画。他们撇到路边，行色匆匆地继续赶路。他倒好像没有因此受到干扰一般——在一个晴朗的令人惬意的下午，干这差事似乎正适合他的职业。他是个外乡人，不过打扮得倒是相当花哨，一副巴黎人的行头。乔治-雅克·丹东就站在他的面前。事实上，他一直在这儿来回走动，格外引人注目。他想看看此人的画作，也想跟他搭讪几句。他跟每个人都说话，尤其是跟外乡人。他乐于了解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你有闲情逸致画张像？”此人头也不抬；正把一张新画纸朝画板上摆放。

男孩犹豫了一会儿。

艺人说：“你是个学生吧，你没钱，我晓得。不过你确实有那么一张脸——可爱的耶稣，你是不是不忙？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一些疤痕。待着，别动，我用炭笔给你描上几张。之后，你可以取走其中的一张。”

乔治-雅克站着不动，在等他画画。他从眼角注视着此人。“别说话，”艺人说。“就给我摆着那个蹙眉的表情——不错，就这样——然后，我再跟你说话。我叫法布尔，法布尔·德·伊格朗汀。这是个有趣的名字吧，你要说。为什么叫德·伊格朗汀？你要问。好了，既然你要问——在1771年的文学竞赛中，我获得了由图卢兹学院[11]授予的白玫瑰花环[12]。这可是一份人人渴望得到的、具有纪念意义的标志——难道你不这样认为？是的，非常正确，我倒情愿得到一块小小的金条，可是你用金条干吗呢？为了纪念这桩盛事，我的朋友催我在我自个儿的姓名后面补缀上德·伊格朗汀。你把头稍微侧一侧。不，朝那边侧。所以——你要说要是这家伙自己在文学上靠努力获得了成功，他为什么现在还在街头涂鸦素描？”

“我想你一定是个多才多艺的人吧，”乔治-雅克说。

“你们当地一些名流显贵邀请我去朗诵我的作品，”法布尔说。“没门儿，不是吗？我跟我的几个赞助人吵架了。毫无疑问，是你听说过的艺术家干的那档子事。”

乔治-雅克在观察他，尽量做到头不扭动。法布尔二十多岁，个头不高，未经染色的黑发剪得短短的。外套洗刷过很多次了，不过，衣袖还有光亮；亚麻布料都穿破了。他的话既正经又不正经。各色各样的实验性的表情在他整个脸上竞相追逐。

法布尔又挑了一支铅笔。“朝左稍微侧一些，”他说。“喏，你说我多才多艺——我实际上是个剧作家、导演、肖像画家——如你所见——还是个风景画家；作曲家、音乐家、诗人和编舞者。我是个散文家，就大家感兴趣的所有话题写写文章，说几门语言。我想在风景园艺方面一试自己的身手，不过，没人愿意委托我干活儿。我只能说——这个世界好像不是为我准备的。直到上个星期，我还是个巡演演员，不过，我把我的表演团带错地方了。”

他讲完了。把铅笔往下一扔，揉了揉眼睛，把两幅画举到一臂之处，然后打量起自己的作品来。“噢，”他拿定了主意说。“那一幅更好些，你留着。”

丹东长得不中看的脸在凝视画上的他：长疤痕，塌鼻子，厚头发从前额往后蹦。

“等你有了名气，”他说，“这幅画可值钱咯。”他抬起头。“别的演员怎么样？你那时候要登台演出吗？”

他会期待这样的。生活平静；生活枯燥。

法布尔非常突然地从凳子上站了起来，对着塞纳河畔的巴尔方向做了个下流动作。“我们两个最受欢迎的悲剧演员正在某个村庄的地窖里发霉，指控他们的罪名是酗酒——破坏治安秩序。我们的领头女士几个月前被某个闹心的乡下粗坯把肚子给搞大了。现在只能扮演低俗喜剧角色，做最粗俗的人。我们的戏班子已经散伙。暂时。”他又坐了下来。“现在你——”因为饶有兴致，他的眼睛发亮了——“我认为，你不愿意离家出走去当演员。”

“我不这么认为。我好多亲戚都指望我当神父。”

“啊，可你不想理会这事儿吧，”法布尔说。“你知道他们是如何挑选主教的吗？根据他们的出身门第。你出身高贵吗？瞧瞧你。你是个农民的小孩。如果你爬不到职业的最顶端，找个行当干干，有什么意思呢？”

“如果当个巡演演员，我能到这个行业的顶端吗？”

他问得文雅而又礼貌，好像他准备把所有的情况都要考虑一遍似的。

法布尔大笑。“你可以扮演恶棍流氓。你一定会大受欢迎。瞧，你的嗓音不错，有潜质。”他拍拍自己的胸部。“把声音从这里发出去。”他用拳头击打着横膈膜以下的部位。“从这里呼吸。把你的呼吸当成一条河流。让它流啊，流啊。整个窍门就在于呼吸。尽量放松，你瞧，再把肩头放回。你从这里呼吸”——他用手戳戳自己——“你可以继续这样好几个小时。”

“我想不出来，我为什么非要当巡演演员，”丹东说。

“哦，我知道你想什么。你认为演员处于底层，是吗？你认为演员是巡游的狗屎。像清教徒一样。像犹太人一样。所以告诉我，孩子，是什么使你的地位如此显赫？我们都是虫子。我们都是狗屎。你有没有意识到，假如国王把自己的名字签到一张他本人根本没有看过的纸上，明天你就可能被关在监牢里，度过你的余生？”

“我弄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丹东说。“我几乎从来没有停下考虑过他。我所做的一切就是去上学。”

“是的，”法布尔说。“的确如此。只是为了保证下面四十年你还活着，用不着关心自己。他也不必知道你，这就是关键，难道你看不出来？耶稣，这些日子他们在学校里给你教了些什么东西啊？任何人，任何地位的任何人，任何不喜欢你的人，任何要你别拦路挡道的人，都可以拿着文件到国王那里——‘您给我这个笨蛋在这儿签个字儿吧，’——接着就是你蹲在巴士底狱，浑身套上枷锁，在圣-安东尼大街下面五十英尺的地方，跟一帮骨瘦如柴的人为伍。不，你连个单身牢房都捞不到，因为他们懒得去转移那些又老又朽的骷髅。你知道，肯定，他们那里有种把犯人生吞活吃的特种老鼠吗？”

“什么，一点点吃掉？”

“绝对，”法布尔说。“首先是小手指。然后是小脚趾。”

他看了一下丹东的眼睛，突然放声大笑，把一张废弃不用的纸揉成球状，然后从肩头甩出。“别跟我过不去，”他说，“这是教育你们乡下人的一幅作品。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愣是不去巴黎，在那里发迹。”

乔治-雅克说：“我希望自己不久就到巴黎去。”悦耳的嗓音在他喉咙里消失了；直到现在开口说话，他才知道自己希望得到什么。“也许到了那里，我会再次遇到你。”

“别说也许这样的话，”法布尔说。他把自己的素描举了起来，这幅有点瑕疵的素描。“我已经把你的脸备案。我会留意你的。”

男孩伸出大手。“我叫乔治-雅克·丹东。”

法布尔抬头看了看，动个不停的那张脸安静了。“再见，”他说。“乔治-雅克——学法律吧。法律是武器。”

整整那一周，他都在考虑巴黎。那位获奖者在不停地折磨着他的思想。也许他就是一块巡游的狗屎——可是，至少说，他曾经有过出息呀，也许还会在别的方面有所成就。从这里呼吸，他不停地对自己说。他试了。是的，一点儿没错。他觉得他可以好几天不停地说话了。

德·爱萨特家的德·维耶夫威尔先生去巴黎的时候，总要到路易大帝高中去看望侄子，了解他的学习情况怎么样。到目前为止，他对他还是有些保留看法的，主要的保留看法就是关于这个孩子的前途问题。他的言语障碍比原来没见得好转多少，甚至更糟了。他跟这男孩谈话的时候，他的嘴唇四周总是挂着个让人感到焦虑的微笑。他结结巴巴地说一个句子的时候，总是令人难堪，有时候令人感到凄凉。你可以全力帮助他，把他要说的话说完。除了和卡米尔在一起，你根本无从知道他到底在奔向何处。他的句子总是以寻常的方式开始，可却在一个出乎意料的地方终止。

在一些更重要的方面，他好像不可能去过他们以前为他规划好的生活。他太紧张了，你差不多能听到他的心跳。他骨骼小，身体瘦，脸色黯，一头黑发，总是从长长的睫毛下面看着自己的亲戚，扫视房间，好像他脑子里想的就是要离开房间。亲戚的反应是，他真是个可怜兮兮的小东西。

不过，当他走到外面大街上的时候，这份同情就蒸发了。他总觉得，他在言语方面早已塑造成型。这不公平。这就像是被一个残疾人绊倒在阴沟里头一样。你想抱怨，可当你把全部情况弄清楚时，你又觉得无从抱怨。

先生参观首都的首要目的是参加巴黎议会。这个地方的议会不是被选举出来的机构。德·维耶夫威尔家族花钱买到了议会会员资格，然后再传给他们的继承人：或许，如果他表现得比别人更出色，传给卡米尔。议会听证一些案例；议会批准国王谕令。也就是说，他们确认国王谕令就是法律。

偶尔，议会有些尴尬。他们起草草案，对国家现状表示抗议——不过只是在他们感到自身利益受到威胁的时候，或者在他们看到他们的自身利益可能会得到满足的时候。德·维耶夫威尔先生属于中产阶级当中那部分不想贵族地位被剥夺的人，可是又非常希望跟贵族融为一体。职务啦，地位啦，垄断啦，这一切都是明码标价，许多还带上头衔。

当国王开始巩固权力，在以前许多从未颁诏下旨的领域内也颁布法令，阐明国家应该如何治理的新思想时，议会议员甚是发愁。偶尔，他们错站在君王这一边；因为抵制权威还是一件既新鲜又担风险的事。为了获得难以实现的成功，议员们既充当主要保守人士，又充当民众英雄。

1776年1月，部长特戈特提议，要废除称为徭役的封建权利，这是一种强迫劳动力从事筑路建桥的制度。他觉得，如果公路由私人承包商来建造维护，而不是由从农田强拽过来的农民建造，那么公路质量会更好。不过那样做将会付出代价，不是吗？因此，不妨设立物业税，每一个有能力的人都要缴纳这个税种——不单是普通的百姓，而且贵族们也要缴纳？

议会断然否决了这个提案。经过又一番激烈的争论之后，国王强迫他们记下废除徭役这桩事。特戈特到处树敌。王后及其幕僚加大了反对他的力度。国王不喜欢武断，但容易受到当下各种压力的影响。5月，他罢免了特戈特，徭役重新得以实施。

就这样，一名部长下台了。这种做法在不断重复。阿特瓦的孔代对着这位卸任的经济学家的脊背说：“现在我们终于有钱花了。”

国王不打猎的时候，喜欢把自己关在工作室里，干些敲敲打打的活儿，或者修修补补各种锁件。他希望通过这种拒作决策的办法，可以避免犯错。他觉得，要是他不插手干预，一切会照原样一直持续下去。

特戈特被罢免之后，马勒谢尔贝斯自己主动提出辞职。“你真幸运，”路易痛苦地说。“我希望我也能辞职啊。”

1776年，巴黎议会发表宣言：

司法的头条法则就是保护属于每个人自己的财产。这是自然法则、人权和公民政府最根本之法则；这条法则不仅仅体现在保护物权方面，而且还体现在保护那些赋予个体、从个体出生和社会地位的特权之中衍生出来的诸多权利。

德·维耶夫威尔先生到家的时候，向来是从小镇的几条街道拥挤逼仄的地方经过，然后再从省会的中心地带几条街道拥挤逼仄的地方经过；他总要亲自到位于军事广场站位置上那幢又高又白、摆了一屋子书籍的房子那里去拜访让-尼克拉斯。德穆兰现在迷上了一样东西，德·维耶夫威尔先生害怕见到他，害怕跟他那双惊恐的眼睛对视，害怕再一次被问及这个无人能够回答的问题：早在九年前，他打发到卡特-岗布莱希斯中学的那个善良好看的孩子怎么样了？

卡米尔十六岁生日那天，他父亲在满屋子地跺脚。“我有时候觉得吧，”他说，“我身边有个堕落、没有感情、蛮不讲理的小妖怪。”他曾经给巴黎的神父们写信，质问他们给他儿子教了些什么名堂；质问他们为什么他儿子看上去如此的邋里邋遢，质问他们为什么他儿子最后一次回家的时候把一位市政议员的女儿诱惑欺骗到手，“我干活的每一天总是见到，”他说，“一个男的。”

让-尼克拉斯并不是真的期望得到这些问题的答案。他反对他儿子的真正原因与这些倒是截然不同。他真正想知道的是，为什么他儿子如此感情丰富？他是从哪里学到这种用自己的感情来感染别人的能力的：他鼓动他们，令他们不快，使他们失去原先自在的状态？当着卡米尔的面，平常的谈话总是朝着一个独特的方向偏离，或者变成令人瞠目的争吵。原先安全牢靠的社会规范呈现出危险的征兆了。德穆兰心想，你不能让他跟任何人单独在一起。

他儿子是个小戈达尔，这话再也没人说了。德·维耶夫威尔再也不急匆匆地跑过去认这个儿子了。他的几个哥哥都是日子过得越来越好，几个姐姐的日子也是红红火火的，可是，当卡米尔从老房子前面溜进来的时候，看上去是一副刚从救济院送信回来的样子。

或许，到了长大成人的时候，他将变成要你掏钱让他们离家离得远远的男孩子当中的一员了。

法国有些贵族发现，他们最好的朋友就是他们的律师。既然来自土地的收入在持续不断地减少，物价又在不断地攀升，那么穷人也就越来越穷困，富人也就越来越富有了。这些年来，曾经被允许放弃的某些特权有必要重新确立；经常性地，一个人该得到的费用没有得到支付的时间已有一代人之久。那个并不严格的慈善老爷身份现在必须中止了。一个人祖上就已答应给他们的部分庄园又一次成了所谓的“共用土地”——这是一个常见的毫无法律依据的表述。

这些是让-尼克拉斯的黄金岁月，如果从个人的角度来看，他还有担忧的话，那么，从职业的角度来看，至少，他正处于飞黄腾达的时期。德穆兰先生不是一个讨好别人的人，他有很强的自我尊严感，而且，他还是个思想开明之人，他倡议在大多数国民生活领域要进行变革。晚饭之后，他阅读狄德罗，还订阅了《百科全书》的日内瓦重印版本，他在一部分一部分地吸纳消化。尽管如此，他还是发觉自己好多时候忙于登记民权和追溯头衔。一两只老旧结实的箱子从周围送过来，然后再堆到他的书房里，箱子打开的时候，冒出一股淡淡的生了锈的味道。卡米尔说，“专制主义散发的味道就是这样。”他父亲把自己的工作撇到一边，把手伸进箱子里面掏东西；非常轻地，把又旧又黄的文件对着灯举着。年龄最小的克莱蒙心想，他在寻找埋藏的宝贝呢。

本地区的头号贵族孔代亲王亲自来到位于军事广场站那幢又高又白、摆满了书籍、非常非常不显眼的屋子里，拜访德穆兰先生。正常情况下，他要委派专管土地的总管过来，可是，想要了解这个为他干了如此出色差事的下属的好奇心还是驱使他来了。此外，如果光临一趟给他带来荣幸，此人今后不会胆敢再给议会提交法案了。

这是秋天一个午后的晚些时候。亲王手里端着一杯温热的深红色葡萄酒，态度和蔼可亲，同时也没忘记自己光临如此寒舍有些屈尊。他坐在长沙发上的一摊烛光里。暮色在他们的四周悄悄地爬了上来，给房间的每个角落涂上了一层阴影。

“你们人民要求什么？”他问。

“噢……”德穆兰先生想了想这个大问题。“像我这样的人，属于职业阶层的人，我们要多一点发言权，我认为，或者索性这么说吧，我们欢迎拥有为国家效忠的机会。”他觉得这是一个合情合理的看法；在从前国王的统治之下，贵族人士压根儿就当不了部长，但是，越来越多地，所有的部长都成了贵族。“公民机会平等，”他说。“财富平等。”

孔代把眉毛向上一扬。“你希望贵族人士为你纳税吗？”

“不，先生，我们要你为你自己纳税。”

“我确实交税呀，”孔代说。“我支付选举税，是吗？所有物业税工作都是胡扯淡。那么，还有别的什么要求吗？”

德穆兰做了个手势，他希望这个手势等同于说话流畅。“机会均等。就这么一个要求。在部队机会均等，或者在教堂……”我是在尽量简单地解释我的观点，他心想：这是最简单的抱负吧。

“机会均等？这好像违背人性吧？”

“别的国家的做法都不一样。看看英国。你不会说，这就是人的特点，要受到压制吧？”

“压制？这是不是就是你的感觉？”

“我的感觉就是这样。如果我的感觉就是这样，那么穷人的感觉还要有多么严重？”

“穷人没有任何感觉，”亲王说。“别自作多情。他们对国家治理毫无兴趣。他们只关心他们的肚皮饥饱问题。”

“就连关于他们的肚皮饥饱——”

“还有，你呀，”孔代说，“对穷人并不感兴趣——噢，除了在他们给你提供论辩观点的时候。你们律师只想着你们自己的税务减免。”

“这不是税务减免问题。这是人类的自然权利问题。”

“不错的短语嘛。对我来说，这些词语你用得非常的自由随便。”

“自由的思想，自由的表达，这样的要求是否有点太过分了？”

“要求的东西还真他妈的不少啊，这你知道的，”孔代忿忿地说。“可惜的是，我从同伴那里听过这类话语了。就重新安排社会秩序而言，这些都是美好的想法。就‘理性社会’而论，这些都是令人愉快的规划。路易眼下软弱，让他让渡出一寸的权利，某个克伦威尔[13]将会出现。社会将以革命告终。那根本不会是茶党[14]。”

“可是一定不会吗？”让-尼克拉斯说。从影子那边露出的轻微的动静吸引了他的注意。“天哪，”他说，“你在那边干什么？”

“偷听，”卡米尔说。“噢，要是早点看一看，你会发现我在这里的。”

德穆兰先生的脸红了。“儿子，”他说。亲王点了点头。卡米尔一点一点地挪到了烛光中。“噢，”亲王说，“你听到什么了吗？”他的语气显然表明，他认为卡米尔年纪比他还要小。“这么长时间，你怎么能做到一动不动的？”

“也许你把我的血凝固了吧，”卡米尔说。他把亲王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像是个刽子手在测量什么似的。“一定，将有一场革命，”他说。“你正在制造一个由克伦威尔组成的民族。不过，我希望我们会超越克伦威尔。十五年之后，你们这些暴君和寄生虫将会消失。我们将会纯粹按照罗马模式建立一个共和国家。”

“他在巴黎念书，”让-尼克拉斯难过地说。“他有这些想法。”

“我倒认为，他觉得他年纪太小，不会让他为拥有这些想法而感到后悔。”孔代说。他转身面对着这孩子。“这到底是什么？”

“先生您的到访高潮。您想走一趟，看看您受过教育的农奴们是怎么过日子的，然后，借助于自己跟他们寒暄几句来让自己开心。”他开始颤抖，显然是不高兴了。“我讨厌你，”他说。

“我不能待在这里受人欺负，”孔代嘴里嘟哝道。“德穆兰，别让你这个儿子碍我的事。”他在找地方放酒杯，结果把酒杯放到了主人手里。德穆兰先生跟在他的后面上了楼梯。

“先生——”

“我到府上来真是个失误。我该派我的总管过来的。”

“非常对不起。”

“没必要说了。我不可能生气的。这不是冲着我来的。”

“我可以继续为您做事吗？”

“你可以继续为我做事。”

“您真的没有生气？”

“如果听到这样说不清道不明的话我就生气，我真不够大度了。”

在前门边上，亲王的一小帮随从很快就聚在一起。他向后朝让-尼克拉斯看了看。“我说别挡我的道，我的意思是，你要远远地别挡在我的路上。”

亲王的马车驶远了，让-尼克拉斯上了楼梯，重新走进工作室。“噢，卡米尔？”他说。声音里有种反常的平静镇定，他在深呼吸。沉默自身还在持续着。最后一抹夕阳现在已经消退；一轮新月惨淡地挂在广场上空，像是在探究什么。卡米尔重新退回到阴影里，仿佛在阴影里，他才感到更安全似的。

“你们刚才的谈话非常愚蠢荒谬，”他终于说话了。“人人都知道那些事。他脑子又没出毛病。他们没有：不是他们当中所有的人。”

“你在告诉我吗？我与社会隔绝得这么远。”

“我喜欢他的这个短语‘你这个儿子’。好像有我这么个儿子，是你真有怪癖似的。”

“也许就是这样吧，”让-尼克拉斯说。“要是我是古代世界的公民，那么我会朝你看看，然后把你扑通一声扔到某个山坡上去，让你自己竭尽全力去发展壮大自己。”

“也许某只路过的母狼会喜欢上我，”卡米尔说。

“卡米尔，刚才你跟亲王讲话的时候，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你说话结结巴巴的现象没有了。”

“嗯。别担心，又回来了。”

“我以为他会揍你的。”

“是的，我也这么认为。”

“我希望他会。如果你继续这个样子下去，”让-尼克拉斯说，“我的心就会停止跳动”——他打了个响指——“像这样。”

“噢，不。”卡米尔笑了。“你的体格非常健壮。你唯一的毛病就是肾结石，医生以前这么说过。”

让-尼克拉斯突然产生要搂住他孩子的冲动。这是一种无来由的冲动，但是很快就给克制住了。

“你得罪他了，”他说。“你对我们的前途有偏见。最糟糕的就是你那种上下打量他的样子。还有你不吭声的样子。”

“是的，”卡米尔似听非听地说。“我擅长用沉默来表示无礼。我常常练习：为了显而易见的原因。”此刻，他在他父亲的椅子上坐下，使自己镇定，准备进一步对话，还不时地把头发从眼睛上拨开。

让-尼克拉斯意识到自己是个冷若冰霜但又有尊严的人，一种几乎无法亲近的冷漠和正直。他想要尖叫，想要把窗户砸碎：从窗户向外跳出去，然后在大街上旋即死去。

在匆匆赶回凡尔赛宫的路上，亲王很快就会把所有这一切都忘掉。就在眼下，法罗纸牌游戏真是疯狂了。国王禁止玩这种游戏，因为损失如此之大。不过，国王早早就退了朝，定期玩法罗业已然成了习惯，如果他一去，王后桌上的赌注便会加高。

“可怜虫，”她称呼他道。

王后是个时尚引领者。她的衣服——每年大约有一百五十件吧——都由露丝·柏婷裁制，此人是个收费昂贵但又不可或缺的店主，在圣-奥诺雷大街有个店面。宫廷服饰成了随身携带的牢笼，有衣服的骨架、巨型的腰箍、长长的拖裙，还有笔挺的织锦和披金带甲的各种装饰。发型和女帽设计令人出奇地融为一体，跟随时尚的变化而不断地变换花样。有时候，她的发型像是乔治·华盛顿的部队，摆成一副准备战斗的阵势，在涂了润发油的高塔里摇来晃去；或者，像个英国式的非正式花园，嵌在由一层一层的头发垫起来的发髻里面。不错，王后想要摆脱这一切形式，实现一个自由的时代：一个最为细腻的薄纱时代，一个最为柔软的细纱时代，一个最为简朴的缎带时代，还有一个翩然飘动的替换饰物时代。可是，当人们从品味细腻精致方面考虑，发现简朴的衣服所耗费的代价其实和丝绒、缎子的代价一样的时候，便感到惊诧了。她说，王后崇尚一切自然之物——在穿衣和礼节方面。可是，她更为崇尚的却是钻石；她与巴黎的波马和巴森格公司的许多往来成了坊间盛传、令她名誉扫地的丑闻来源。她在房间里往外抛扔家具，扯去吊饰，然后下令重新购置新的——然后又搬到别处去住。

“我害怕无聊，”她说。

她没孩子。巴黎四处散发的传单告她跟宫廷侍从滥交乱性，跟自己喜爱的宫女做同性交媾。1776年，她在巴黎剧院的包厢露面的时候，遭遇了不友好的沉默。为此她感到不解。据说，她在寝房的门后大喊大叫道：“我哪里得罪了他们？我做了什么事？”假如真的有太多事情做错了，抓住一个女人不值一提的享乐大做文章，这样做，算公平吗？她在心里问自己。

她做国王的哥哥从维也纳给她写信道：“从长远来看，情况不可能照现在这番样子发展下去……这场革命将会残酷无情，也许革命就是你自己一手酿成的。”

1778年，伏尔泰[15]回到了巴黎，其时，他八十有四，面如死灰，口吐鲜血。他坐在一辆上面印有金星的蓝色马车里，穿过了整个巴黎。街道两旁站满了歇斯底里的群众，他们高唱：“伏尔泰万岁。”老人说，“也会有这么多人要看我临刑。”巴黎高等研究院最终还是有人出来迎接他了：富兰克林[16]来了，狄德罗[17]来了。在他的悲剧《爱玲》上演期间，男演员们把花环戴在他的雕像头上，把过道挤得严严实实的群众踮起脚尖，兴奋地充满崇敬地在高声呼喊。

5月，他与世长辞。巴黎人不肯按照基督徒的葬礼把他下葬，担心他的仇敌会亵渎他的尸体。因此，他们把他的尸体放在马车里，用东西把尸体撑得笔直，在天黑之前从城里运走：在满月的映照之下，尸首看上去像个活人一般。

一个名叫赖克尔的人，清教徒，是瑞士一个拥有百万家财的银行家，被召进宫廷，当上了财政部长兼奇迹大师。单是赖克尔一个人就可以让整个国家这条大船不会沉没。秘诀呢，他说，就是借钱。增加税收和减少开支，向欧洲表明，你们双膝跪下。但是，如果你借，就表明你有远见，锐意进取，精力充沛；通过显示自信心，你就创造了奇迹。你借得越多，实现的效益就越多。赖克尔先生真是个乐天之人。

这种秘诀甚至好像还蛮灵验的。1781年5月，当平时反动、反清教徒的一帮人把这位部长拉下台的时候，全国人民还念念不忘一个失落的繁荣昌盛的时代。不过，国王倒是如释重负，还给安托瓦内特买了些钻石来庆祝。

乔治-雅克·丹东已经拿定主意到巴黎去了。

起初，要离开，真的艰难；安妮·玛德琳说，你像是准备去美国，或是去月球似的。首先，开了不少的家庭商议会，有些正式地把所有的舅舅都召集过来，让他们发表意见。他们早已不提神父这个行当了。有一到两年的时间，他一直在他舅舅和他舅舅朋友的小律师办公室里转来转去。这是一个不大的家庭传统。可是。要是他认定这是他想要从事的职业……

他母亲总是想念他；可他们已经分开了。她是一个没受过教育的妇女，抱有一种存心狭隘化的观点。奥布河畔的阿希斯唯一的产业就是生产睡帽；他能怎么向她解释呢，说，现实已经渐渐变得好像成了一个人的耻辱？

在巴黎，他得到了一小笔文员工作待遇的生活费，是位律师给的，他曾在他的事务所里学习过。将来，他需要钱，在律师实务中确立自己的地位。他继父搞发明创造已经开始用到家庭收入了；特别是他的新型织布机，成了个消耗钱财的大灾难。织布机噼里啪啦的响声和在不停地跳舞的织梭的吱吱声令他开心不已，他们站在牛棚里，盯着小小的机器看，等着纱线再断一回。有一点钱是从丹东先生那里弄来的，他过世十八年了，这笔钱当初专门搁在一边，是供抚养这个孩子用的。“搞发明创造，你需要这笔钱，”乔治-雅克说。“想到我正在创造一个崭新的开端，我真的感到特别开心。”

那年夏天，他拜访了这家人。一个去过巴黎、有进取心，而且精力充沛的男孩，也许，作为一个关系遥远的成功人士，将来是不会回家——除非去巴黎参观游览。因此，登登门，别把远房表姐或者大舅遗孀给漏掉是得体的，妥当的。在他们既凉快又非常熟悉的农舍里，他只好伸了伸腿，大致向他们说说自己的人生追求，把自己的打算讲给他们听，求得他们的理解。在这些遗孀和未婚的姑妈家客厅里，他度过了好些个漫长的下午，上了岁数的女士们在渐渐黯淡的阳光下不住地点头，有些发紫的灰尘在旋转，在她们弯下的头上罩了一层光晕。该对她们说些什么，他一清二楚，丝毫没有不知所措。他不是那种人。不过，每一次的拜访都令他感到，自己的旅行离这里越来越远了。

接下来，就只剩一个人要去拜访了：修道院的玛丽-塞谢尔。他跟在新修女导师笔直的脊背后头，沿着死亡一般静谧的甬道走着；他觉得自己高大得有些荒唐，太像一个男子汉了，注定了不可能为自己道歉。修女们穿着黑衣服，眼睛盯着地面，手藏在衣袖里面，从他们身边经过的时候，发出窸窸窣窣的响声。他以前就不想让他姐姐来这里。我宁愿去死，他心想，也不愿做女人。

修女停了下来，透过门，朝他做了个手势。“我们的会客厅在大楼里，很远，”她说，“不方便。等我们有资金的时候，我们还要在大门口建个会客厅。”

“我原以为你们修道院有钱的，嬷嬷。”

“那么，你搞错了。”她不屑地说。“我们有些圣职志愿者把嫁妆都带来了，这些嫁妆，连用来给她们买做宗教服装的布料钱都不够。”

玛丽-塞谢尔坐在烤架的后面。他不能碰她，不能亲她。她看上去脸色苍白；要么是脸色苍白，要么就是新修女戴的头巾白得厉害，她不适合戴。蓝蓝的眼睛又小又安静，很像他自己的眼睛。

他们说了一会儿话，彼此觉得害羞拘谨。他把家里的一些情况给她说了，还谈了自己的打算。“等我最后宣誓的时候，”她问，“你会回来参加我的着装仪式吗？”

“会的，”他撒谎说。“如果我能回来的话。”

“巴黎是个很大的地方。你不会觉得孤单吗？”

“我不觉得。”

她急切地望着他。“你要从生活中得到什么东西呢？”

“从生活中发迹。”

“那是什么意思啊？”

“我认为这意味着我想谋求到地位，拥有钱财，使人对我尊敬。对不起，我觉得这样的胡言乱语根本没意思。我只是想做个了不起的人物吧。”

“每一个人都是了不起的人物。在上帝看来。”

“这种生活已经使你变得虔诚了。”

他们大笑。接着：“在你所做的各种打算中，有没有关于拯救你灵魂的想法？”

“我有个了不得的懒姐姐当了修女，她整天除了祈祷就是无所事事，为什么我居然还得要考虑我的灵魂？”他抬起头。“你怎么样，你——你知道——你主意拿定了吗？”

她叹了口气。“算算这桩事情的经济账，乔治-雅克。结婚要花钱。我们家女孩子太多。某种程度上，我认为其他人情愿让我来。可是，既然我到了这里——是啊，我开心。这里确实有它令人感到安慰的地方，虽然我并不希望你认同这些安慰。我认为你啊，乔治-雅克，天生就不适合在灵修行当里做事。”

他知道本地区有些农民本来愿意娶她的，就是因为她的嫁妆太寒碜，这些嫁妆现在都给带到女修道院来了；要是她身体健康，充满活力，性格开朗，那些农民本来也会乐意娶她做妻子的。找个男的勤劳肯干，好好待她，让她养几个孩子，倒不是不可能。他觉得所有女人应该生儿育女。

“你还能还俗出去吗？”他问。“如果我赚到钱，我会照顾你的。我们会给你找个丈夫，或者你不找也行。我会照顾你的。”

她举起手。“我说过了，不是吗——我开心。我满足。”

“看到你脸上血色都没了，我难过，”他轻声地说。

她转眼朝别处望去。“你最好走，省得你让我难过。你知道，我经常思念我们一起在田野里度过的时光。噢，可现在，那一切都过去了。上帝保佑你。”

“上帝保佑你。”

你靠它，他心想；我才不会呢。

第3节

在维诺先生家中（1780）

关于巴黎，英国大使弗朗西斯·伯德特这样评论道：“这是可以想象得到的设计最糟、建筑最差、肮脏不堪、充满臭气的城市；至于说居民，他们比起爱丁堡的居民要恶心十倍。”

乔治-雅克在邮局那儿下了马车。这趟行程出乎意料地充满了生气。车上有个小姑娘，名叫佛朗索瓦丝-朱莉，来自特洛瓦地区的佛朗索瓦丝-朱莉·杜奥特瓦。他们以前从没见过面——他回想起来可能是这样的——不过，他对她的情况有所了解。她是属于那种让他的几个姐姐噘嘴不满的女孩。自然：她长得好看，朝气蓬勃，有钱，没有父母，一年当中有六个月在巴黎度过。一路上，为了逗他开心，她一直模仿她的阿姨：“青春不会永驻，好名声等于银行存款，难道你不觉得现在该是你在特洛瓦安家的时候了吗，你所有的亲戚都在那里啊，你在那里找个丈夫，然后再分手吗？”仿佛要突然闹起男人荒似的，佛朗索瓦丝-朱莉说。

他弄不明白竟然会有像她这样的女孩。她跟他打情骂俏，好像他是个平凡之辈似的。她似乎不在乎他面颊上的疤痕。她像是个几个月来一直受人打压、突然从监狱被释放出来的人。在她努力解释这座城市，向他讲述自己的生活、她朋友的生活时，词语从她嘴里呱啦呱啦地滚了出来。马车渐渐地停下，也没等他帮忙扶她下车，她就从车子上跳了下来。

喧嚣旋即扑面袭来。过来照看马匹的两个男人开始吵开了。这可是他头一回听到过的话语，他们用听起来硬邦邦的首都口音骂出了一连串的下流话。

朱莉脚边放着大包小包，她就站在那里，紧紧地抓住他的手臂。因为回到了巴黎，她感到高兴，她在笑。“我所喜欢的，”她说，“就是这里一直都在变化。他们总是在拆这个造那个。”

她在一张纸上草草地把自己的地址写好之后，塞进了他的口袋里面。“我是不是能帮上你的忙？”他说。“喏，你安然无恙到了你的公寓了吧？”

“喏，你照顾好自己，”她说。“我就住这儿，我没事。”她一下子跑开了，就行李做了些吩咐交代，给了人家一些硬币。“现在你知道你到哪里去了，是吗？我期待一周之内会见到你。如果你不来，我就去找你。”她把最小的包提起来，非常突然地，她抱住他，身子向上挺，在他面颊上深深地吻了一口。然后飞快转身，走进了人群之中。

他只带了一只旅行包，里面放了书，沉甸甸的。他一边把包提起，然后又放下，一边在口袋里掏他继父给他手写的那张纸：

黑马

乔奥伏雷·拉斯尼尔大街

圣·基维斯教区

在他四周，教堂的钟声开始响起。他在心里诅咒。这座城市有多少座钟啊，他该怎样以上帝的名义来区分圣·基维斯的钟声和它的教区？他把纸揉了揉，扔了。

一半的过路人迷了路。你可以在巷子里永远地流浪，然后回到庭院。许多街道没有名儿，许多建筑工地布满了垃圾废物，有些人家的壁炉就摆放在街上，上了年岁的男人们在咳嗽、吐痰，妇女们提起拖着黄泥的裙子，孩子们光着身子在泥泞中奔跑，好像他们是乡下孩子。这里像特洛瓦，非常像。他口袋里有一封把他介绍给律师的信，落款是维诺。他要找个地方过夜。明天，他要去自我介绍。

一个叫卖治疗牙疼药品的商贩吸引了一群人，他们在反驳他：“说谎的家伙！”一个妇女高喊道。“把他们拉出去，这才是唯一的法子。”他还没走开，就看到了她那双狂野的、发了疯似的城里人的眼睛。

维诺先生是个胖墩墩的男子，手脚肉嘟嘟的，好斗好争。他虚张声势，像个大龄男生。

“好的，”他说。“我们可以只给你试一下。我们……可以……只……给……你……试一试。”

我可以试一试呀，乔治-雅克心想。

“有件事要证实一下，你的字太难看。现在他们还教你什么？我希望你的拉丁语够标准。”

“维诺先生，”丹东说，“我已经干了两年文员，你认为我到这里来就是为了誊写信件吗？”

维诺先生盯着他看。

“我的拉丁语不错，”他说。“我的希腊语也不错。我会说流利的英语，意大利语也过得去。如果那样让你感兴趣的话。”

“你在哪里学的？”

“自学的。”

“你真是出奇地好学上进啊。注意，要是我们跟外国人打交道遇到麻烦，我们会找翻译。”他仔细打量着丹东。“你喜欢旅行，是吗？”

“是的，我喜欢，要是有机会的话。我想到英国去。”

“羡慕英国人，是吗？羡慕他们的制度？”

“议会才是我们所需要的制度，难道你不这样认为吗？我是说，一个合适的、具有代表性的议会不被他们那样的腐败给毁掉。噢，还有立法机构和执法机构要分开。他们在这方面没做好。”

“喏，听我说，”维诺先生说。“关于这些情况，我应该告诉你一个词语，而且我希望我没必要再重复。虽然我觉得你以为你的观点标新立异，但是我不会干涉你的观点。嘿，”他边说边显得有点儿语无伦次，“这些观点都是最平常的看法，我的马车车夫也有这些看法。我不会到处跑动，去找我的文员，询问他们的道德，带他们离开这里去参加弥撒，不过，这座城市根本不是一个安全的地方。各色各样的图书还没有盖上审查图章就已经在流传了，在一些咖啡屋里——也是优雅高档的咖啡屋里——高谈阔论，到了接近叛国的地步了。我并不要求你做不可能的事，我不要求你的思想远离那些事儿——不过，我的确要求你要当心谁在跟你交往。我不会容忍煽动性的言论——在我的事务所里，不会容忍的。千万别以为你是在私下讲话，或者以为你说话保密，因为，虽然那些人你都认识，但是有人会利用你，随时会向当局告密。噢，是啊，”他边说边点头，以示他对某个强悍的对手有所了解。“噢，是啊，你在我们行业里面学会件把事。年轻人非要学会管住他们的舌头。”

“很好，维诺先生，”乔治-雅克温顺地说。

一个人在门口探头探脑的。“佩林先生在问。”他说，“你是不是雇佣让-尼克拉斯的儿子或者之类的话？”

“噢，天哪，”维诺先生埋怨道，“你见过让-尼克拉斯的儿子吗？我的意思是，你有幸与他谈话过吗？”

“没有，”此人说，“我只是在想，老朋友的儿子嘛，你知道的。他们说他也很聪明。”

“是吗？他们说的不止这些。不，我在跟这位潇洒的客户谈着话呢，这位从特洛瓦来的年轻小伙子。他已经暴露出自己是个大嘴巴的煽动分子。不过，跟与年轻的德穆兰一起工作一天带来的危险相比，这又算得了什么？”

“别担心。不管怎么说，佩林需要他。”

“这我可以容易想象得到。难道让-尼克拉斯以前就没有听到过这类高谈阔论吗？不，他一直冥顽不化。那不是我的问题。就让佩林来处理这个问题吧。自己活着，也要让别人活着，我一直说，”维诺先生对丹东说。“佩林先生是我的老同事，在收入法方面很有造诣——他们说他是个鸡奸癖，不过那跟我有干系吗？”

“私恶，”丹东说。

“就是这样吧。”他抬头看看丹东。“要说的观点都说清楚了，是吗？”

“是的，维诺先生。我应该说，你已经把你的观点很好地灌到我的脑子里了。”

“好。喏瞧，如果没人能够读懂你的笔迹，那么雇你在办公室就毫无意义了，因此，你最好从这个行当的另一头开始——按照我们的说法，就是‘跑法庭’。你要每天对我们事务所感兴趣的每一桩案子进行核对——你就那样做，跑跑国王法庭啦，大法官法庭啦，夏特雷法庭啦。你对神学感兴趣吗？我们处理不了，但是我们会把你送到对这个感兴趣的人那里去。我对你的忠告是，”他顿了顿，“做事不要太过于匆忙。慢慢积累；做事稳稳当当的人，或多或少会取得成功。稳稳当当是成功的代价。当然，你需要建立应有的社会关系，这就是我们事务所要交给你办的事。好好给自己制定一个人生规划。这个国家在你们那个地方有许多事情要做。从现在起五年，你在人生的道路上将会有所建树。”

“我想在巴黎创业。”

维诺先生笑了笑。“所有年轻人都这么说。噢，好吧，明天自己出去看一看这件事。”

他们握握手，相当正式，到底像是英国人嘛。乔治-雅克嘭嘭嘭地下了楼，出了事务所，来到大街上。他脑子里在不停地想着佛朗索瓦丝-朱莉。每隔几分钟，她就从他的脑海中掠过。他有她的地址，迪克桑德里街，不管那是个什么地方。在第三层，她说，房子并不高级，可它是我自己的。他心想她是否愿意跟他上床。看起来很有可能。大概在特洛瓦不可能的事到了这里就完全成为可能了。

整个白天，还有到了夜里很晚的时候，窄窄的数量不足的街道上还是轰隆隆地人来车往的。马车都把他逼到墙边要轧扁了。马车主人的锁眼罩和取得的成绩在粗糙的章纹光泽中熠熠发光。紫鼻子的马优雅地把脚伸进城市的污垢当中。马车里面，它们主人的目光朝向远方，身子正往后靠。在桥上，在道路交叉口，四轮马车、运货车，还有运蔬菜的手推车你争我挤，锁住了他们的车轮。穿着制服的仆人，从马车后面悬空了身子，与送煤的工人和城外烤面包的人在对骂。由交通事故引起的种种问题，根据既定的赔偿胳膊、大腿和死亡的价目表格，在警察冷漠无情的眼皮底下，用现金很快就给解决了。

在新桥上，代写信件的人拥有他们的小写字亭，做生意的在地上和摇摇晃晃的货架上把商品摆好。他对放书的篮子做了筛选，二手书：一本多愁善感的浪漫小说，一本阿里奥斯托[18]写的书，一本爱丁堡出版的全新的、从未有人读过的书，还有让-保罗·马拉的《奴隶制度的枷锁》。他买了六本，每一本价值两个苏。狗成群结队地在奔跑，在集市的四周觅食。

似乎他每隔一秒钟遇到的人都是建筑商手下的工人，他们浑身披着石膏粉尘。这座城市正在从根子上撕裂自己。在有些区里头，他们正在铲平整个街道，从头开始兴建。一小群人聚拢在一起，在观望更加充满玄机、更加显眼的施工。施工的都是些季节性工人，他们贫穷。如果能够提前完工，他们可以拿到奖金，因此他们正以一种充满危险的节奏在施工，空气中充满了他们的诅咒声，汗水顺着他们皮包骨头的脊背滚滚流下。维诺先生要说什么呢？“慢慢来吧。”

有个街头艺人，是个男的，有一副拉紧的、曾经雄浑有力的男中音嗓子。他那张已经破了相的脸看上去形容狰狞。一只眼眶里面空洞洞的，长满了发灰的疤痕组织。他身上挂了个牌子，上面写着“美国解放运动英雄”。他在法庭周围唱着歌；歌词描述王后沉溺于罪恶之中，这些罪恶在奥布河畔的阿希斯却没人发现。在罗森堡花园，一位漂亮的金发女郎把他上下打量了一番，之后便把他从脑子里打消了。

他走到圣-安东尼大街上。他站在巴士底狱下面，举头朝它的八座塔楼观望。他本以为塔楼的墙像是海边悬崖一般的。最高的围墙肯定是——什么样的呢？高七十五英尺、八十英尺？

“墙厚有八英尺，你知道的，”一个过路的对他说。

“我本以为还要更大的呢。”

“够大的了，”此人酸不溜秋地说。“你不喜欢待在里头，是吗？进去的人根本就出不来。”

“你是本地人吗？”

“噢，是的，”此人说。“这地方我们了解得很。地下有监牢，水在流淌，到处都是老鼠。”

“是的，我听说过。”

“还有塔顶下面有监牢——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夏天热得像煮开了似的，冬天冷得结冰。那是倒霉的家伙才被关进去的地方。有些犯人得到像样的待遇，这就要看你是什么人了。他们有床，有像样的床罩，还可以把猫带进来，这样好让老鼠少一些。”

“他们弄什么东西吃呢？”

“这要看情况了，我想。还是这样，这要根据你是什么人来定。你确实见到有牛肉送进来的这种奇怪情景。几年前，我的一个邻居，他发誓，他看到他们把一张台球桌搬进来。我觉得，这跟生活中的其他情况是一样的吧。”此人说。“有赢家，也有输家，所有情况都是如此吧。”

乔治-雅克仰头，他的眼睛感到非常不舒服，这地方固若金汤，毫无疑问。这些人过他们的日子干他们的活——一酿酒啦，在巴士底狱边上做家具啊，他们就是在它的墙下生活，他们每天都看见它，到了最后，管它是在那里还是不在那里，他们再也不看了。真正重要的并不是塔的高度，而是你脑子里的情景：受害人因为孤独疯掉了，石头因为鲜血打滑了，孩子就出生在茅草上面。你无法让你的内心世界任由你在街上遇到的人来重新安排设计。没有什么是神圣的？因为受到扎染工程的玷污，这里的河流变黄变蓝了。

傍晚来临的时候，公务员们匆匆往家赶；在太子广场上的珠宝商叮叮当当地拿着钥匙，叮叮当当地走过来，把宝石锁好过夜。看不到牧归的牛群，见不到田野上空的夕阳。把多愁善感抖落掉吧。在圣-雅克大街上，一个制鞋商帮会的人已经坐定，准备晚上喝个酩酊大醉。迪克桑德里大街上，一家三层楼的公寓里面，一个年轻女子让她的新情人进了屋，脱光了衣服。圣-路易岛上，一间空荡荡的办公室里，德穆兰先生的儿子，面对新雇主沉甸甸的诱惑，感到口干舌燥。在光线暗淡的灯下干了十五个小时的女鞋帽工人，揉揉布满血丝的眼睛，为她们在这个国家生活的家人祈祷。门闩拉上了。灯点亮了。男演员们化好妆，准备粉墨登场表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