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一的孩子

在我很小的时候，母亲带着我到洪堡公园沿着草原河散步。一间老船屋、一个圆顶棚、一座石拱桥，记忆很模糊，就像玻璃盘子上的印痕。河在峡谷处流入一片宽阔的淡水湖，我看到了水面上的一个奇迹，一条弯弯的长脖子从一团白羽毛中升了起来。

天鹅，母亲察觉到了我的兴奋，说道。那天鹅轻拂明亮的水面，扇着一对大翅膀，飞向了天空。

不过词语本身难以表明它的壮美，也不能表达它所产生的情感。此情此景使我萌发了一种难以言状的强烈欲望，一种就天鹅说点什么的渴望：说一说它的洁白，它动作的爆发性，以及它悠然的振翅。

天鹅与天空融为了一体。我还在奋力寻找词汇形容我对它的感觉。天鹅，我不尽满意地重复着，突然感到一阵刺痛，一种好奇的渴望，那是路人、母亲、树林或者云朵都觉察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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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在一个星期一，在1946年芝加哥北部遭遇大暴雪期间。我来得太快了，不比那些降生在新年夜的婴儿，出院时还能带走一台新冰箱。出租车在风雪的漩涡中沿着密歇根湖岸爬行，任凭母亲努力地忍耐，蠢蠢欲动的我还是让她陷入了剧烈的阵痛。听父亲说，我生下来就是个又瘦又长、有支气管肺炎的孩子，为了不让我死掉，他一直把我捧在冒着热气的洗衣盆上取暖。

妹妹琳达随后在1948年的另一场暴风雪中降生了。这必然迫使我迅速地成长。在妈妈熨衣服的时候，我坐在我们出租房的门廊里，等待送冰人和最后一队四轮马车。送冰人拿给我用棕色纸包着的碎冰片，我会把其中一份塞进兜里留给妹妹，而当我事后去拿的时候，却发现它已经不见了。

母亲怀上弟弟托德的时候，我们搬离了洛根广场拥挤的住处，移居到宾夕法尼亚州的日耳曼敦。后来的几年，我们都住在为军人和军属搭设的临时房屋里——从那些刷了白灰的营房，能俯瞰到一片开着野花的弃耕地。我们管那块地叫“补丁”，夏天的时候，大人们会坐在那里聊天、抽烟，还会传饮装在罐子里的蒲公英酒；我们小孩自己玩。母亲教我们玩“雕像”、“红衣流浪者”和“西蒙说”，那也是她小时候玩的游戏。我们用雏菊花做成项链和皇冠装扮自己。到了晚上，就用广口玻璃瓶收集萤火虫，挤出它们发光的部位做成戒指戴在手上。

母亲教我祈祷，她教给我的祈祷文也是她妈妈教给她的。“现在我躺下睡觉，请主守护我的灵魂。”黄昏，我跪在我的小床前，烟不离手的她站在旁边，听我跟着她背诵。我最盼望的就是念祈祷文了，尽管那些话让我困惑，而她也被我的各种问题纠缠着。灵魂是什么呀？是什么颜色的？我曾经怀疑，我的灵魂会恶作剧地在我做梦的时候偷偷溜走，不回来了。我努力不让自己睡着，好让它老实地待在我这儿。

或许是为了满足我的好奇心，母亲把我送进了主日学校。我们死记硬背地学习《圣经》和耶稣的话，然后站成一排，得到每人满满一勺蜂巢蜜的奖赏。好多咳嗽的孩子也都去含那罐子里唯一的勺，我本能地厌恶那把勺，不过我迅速地接受了“上帝”的概念。我喜欢想象有个高于我们的存在，想象它不停地动着，就像一片液态的星辰。

很快我便不满足于小孩念的祈祷文，请求母亲让我自己创作了。令我欣慰的是能不必再重复那句“如果我在醒来之前死去，请主带我的灵魂同行”，而是说上一些心里话。获得了这样的解放，我会躺在我煤炉边的床上，兴致勃勃地对上帝悄声说上很多话。我睡得不多，我那无穷无尽的誓言、憧憬和计划，想必也把他烦坏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开始体验另外一种祈祷文，一种安静的、更需去倾听而非倾诉的祈祷文。

我那股言辞的小小湍流，消散在一种不断扩展和渐渐模糊的复杂感觉之中。那是我走进想象力之光的入口。在得流感、麻疹、水痘和腮腺炎而发烧的时候，这个过程尤其被放大。我把那些病得了个遍，每病一次，我的认识就荣幸地又上一个台阶。内心深处，一朵雪花样的东西在空中旋转，在穿过我眼睑的刹那变得愈发强烈，我抓住了一份最珍贵的纪念品，一枚从天堂的万花筒中坠落的碎片。

我对书的爱渐渐赶上了对祈祷文的爱。我会坐在母亲脚边，看她喝着咖啡、抽着烟、读着摊在膝头的书。她的全神贯注引起了我的好奇。尽管那会儿连幼儿园都还没上，我却已经爱看书了，喜欢抚摸那些书页，掀起蒙在卷首插图上的薄纸。我想知道书里面都有些什么，能如此深深地吸引她。我把她那本深红色封皮的福克斯的《殉道者书》藏在了我的枕头底下，希望能理解它的含义。后来母亲发现了，她让我坐下，开始了教我读书的辛苦历程。在莫大的努力下，我们从“鹅妈妈”读到了苏斯博士。等我不再需要她教读了，母亲便让我坐在又软又厚的沙发上和她一起朗读，她读《渔夫的鞋子》，我呢，读《红舞鞋》。

我一下子被书迷住了。我渴望把书读个遍，而我读到的东西又使我产生了新的渴望。或许我可以去非洲给艾伯特·史怀哲打下手；或许可以戴上我的浣熊皮帽拿着牛角火药筒，像戴维·克洛科特那样保卫人民；我也可以去登喜马拉雅山，住在山洞里转经筒，让地球不要停转。但表现自我才是我最强烈的渴望，弟弟妹妹于是成了我想象力成果的第一批热忱同谋，他们聚精会神地听我讲故事，乐颠颠地在我的游戏里扮演角色，还在我的战役中英勇作战。有他们在我身边，一切似乎皆有可能。

春天的那几个月我总是生病，我被责令躺在床上，不得已听着窗外小伙伴们的嬉戏。夏天，小一点的孩子会来我床边报告，大兵压境，我方保住了多少原野。因为我的缺席，我方在一场战斗中损失惨重，我疲惫的部队集合到我床前，我会读一段对这些娃娃兵而言就像《圣经》一样的书——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写的《一个孩子的诗园》，为他们祝福。

冬天，我们堆起雪堡，我当将军，指挥战役、制作地图并拟定进攻和撤退战略。我们打响了爱尔兰祖辈之战，橙军对绿军。我方穿橙色，但对它的含义一无所知，那对我们来说只是颜色罢了。心不在焉的时候，我会拟一份停战协议，然后去看望我的朋友史蒂芬妮。她那时正从一场我搞不大懂的重病中恢复着，是血癌的一种吧。她比我大，我八岁那会儿她大概有十二了。我没有多少话可跟她说，可能也给不了她多大安慰，可我的出现却似乎令她高兴。我相信自己接近她的真正原因并非出于好心，而是她宝贝的魅力。她姐姐会挂起我的湿衣服，用托盘为我们端上巧克力牛奶和全麦饼干。史蒂芬妮会靠在枕头堆上，而我，会讲一些离奇的故事，看她的漫画书。

我对她的漫画收藏大为赞叹，那一大堆书都是她长年卧病在床积攒起来的，《超人》、《小露露》、《经典漫画》系列和《神秘屋》，一期都不缺。她那个旧雪茄匣里装着所有1953年的幸运徽章：赌轮盘、打字机、溜冰者、红色美孚飞马、埃菲尔铁塔、芭蕾舞鞋，还有全套四十八个州形状的徽章。这些我都玩不够，赶上她有两个的，还会送一个给我。

我床边的地板下有一处秘密隔层。那里埋藏着我的宝藏：弹球游戏的战利品、收藏卡，还有我从天主教堂垃圾桶里挽救回来的宗教手工艺品——旧圣卡、破旧的肩衣、手脚有缺的石膏圣徒。我把从史蒂芬妮那得来的战利品也放了进去。某种天性告诉我，不该从一个病姑娘那要礼物，但我还是拿了，并且藏了起来，有点惭愧。

我答应过情人节那天去看她，但我失约了。作为将军，领导由弟弟妹妹和附近男孩组成的部队可是很劳神的，况且还要穿越三英尺厚的积雪。那年的冬天很不好过。第二天下午，我丢下我的岗位去找她喝巧克力牛奶。她非常安静，恳请我留下来，然后就进入了梦乡。

我翻看了她的珠宝盒。那是个粉色的盒子，一打开就会有一个芭蕾舞者跃然眼前，就像一位小糖果仙子。一枚溜冰者的别针把我深深地吸引了，我让它偷偷地溜进了我的连指手套。我一动不动地在她身边坐了很久，在她还睡着的时候悄悄地走了。我把那枚别针埋进了我的宝藏。那一晚我睡睡、醒醒，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懊悔不已。到了早上，我已经难受得没法上学了，我带着深重的罪恶感卧床不起。我起誓要把别针还给她，并求得她的原谅。

第二天是我妹妹琳达的生日，但没有派对给她开。史蒂芬妮的病情恶化了，我父母都去医院献了血。他们回来的时候，父亲在流泪，母亲跪到我身边，告诉了我史蒂芬妮的死讯。摸过我的脑门之后，她的悲痛迅速转成了担忧，我发烧了。

我们住的公寓被隔离了。我得了猩红热。在五〇年代猩红热比现在可怕，因为它往往会发展为致命型的风湿热。我家的门被漆成了黄色。卧病在床的我没能去参加史蒂芬妮的葬礼，她母亲给我带来了她成堆的漫画书和那一雪茄匣的徽章。现在我什么都有了，拥有了她所有的宝贝，可我却病得连看上一眼的力气都没了。也就在那个时候，我体味到了恶之重，即使是偷了一枚溜冰者别针这样的小恶。我思考着这样的现实：无论我想成为怎样的好人，都不可能圆满实现了，我也永远无法得到史蒂芬妮的原谅了。但随着我夜复一夜地躺在床上，我忽然想到，也许可以通过向她祈祷来跟她说说话，或者至少请求上帝代表我去求求情。

罗伯特迷上了这个故事，偶尔遇到寒冷、倦怠的星期天，他还会求我讲上一遍。“给我讲讲史蒂芬妮的故事。”他会这样说。在我们赖床的那些漫长的上午，我会不厌其详地讲起我童年的故事，讲起它的悲伤和神奇，我们也努力地假装感觉不到饥饿。而每一次，当我讲到我打开了那个珠宝盒，他都会喊：“帕蒂，不要啊……”

我们总爱笑话小时候的自己，笑我是一个努力学好的坏丫头，而他是一个努力学坏的好小子。多年之后，这些角色会颠倒，然后再颠倒，直到我们开始接受自己的双重性，我们就这样接纳了大相径庭的信条，接纳了自身的光明与阴暗。

我是爱做白日梦的小孩。我早熟的阅读能力，以及无法将之用于任何实际事情上的无能，让我的老师们伤透了脑筋。他们一个接一个地在评语上说我整日幻想、心不在焉。心到底去哪儿了我也说不上来，不过它总是让我在众目睽睽之下戴着圆锥形纸帽，坐在角落里的高脚凳上。

后来，我还会把这些滑稽的屈辱时刻为罗伯特细致地画下来。他以此为乐，他似乎欣赏一切令我不合群或被别人排挤的才能。通过这种视觉对话，我青春的记忆也变成了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