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研究意义和方法

研究意义

第一，丰富仪式理论。对礼仪文化研究一直以来是各界学者关注的热点，特别是随着西方仪式理论的传入，引起宗教学、民族学、人类学界、文学等学科的重视，特别是100年来，人类学宗教礼仪文化研究成果比较丰富，从发生到发展经历了一个明显的变化轨迹。不同学科对其关注的视野不同，宗教学研究主要集中于仪式神话、宗教范畴等；而民族学或人类学家关注的是仪式文化与社会互动等。关于西方仪式研究很多学者着重于没有国家、文字的土著部落，形成西方社会仪式理论，而中国社会和中华文明的历史有自身特点，这就使仪式理论应用于中国应是一个本土化的要求。笔者认为，西南彝族多元化丧葬不仅是传统文化的再现，重要的是在随着社会发展的过程中，背后组织形式、动机、情感及其意义发生了变化，是不断适应社会环境而进行的礼仪。本项目采取批判吸收态度，用实证研究方法深入村庄进行调查，接近当事人所生活的世界，明白他们的文化，结合所处地方社会文化知识，把一套复杂的深层意义揭示出来。即笔者对仪式的研究主要基于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和评述，采取批判吸收的态度，用实证研究的方法深入村庄进行田野调查，结合地方知识，并与象征人类学的相关理论形成对话，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因此，这是人类学相关仪式理论与本土个案的结合，是理论的验证和支持，对推动理论本土化进程有积极的意义。

第二，此研究不是静态研究，而是建立在变迁视野下对彝族丧葬的整体研究，即不仅停留在相对传统的彝族丧葬，还需要研究变迁的彝族丧葬。通过研究相对传统的、变迁的彝族丧葬有助于丰富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和谐社区建构、文化多样性等理论。

第三，有利于各民族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保护民族文化提供借鉴。各民族文化是该民族在一定的自然人文环境下长期积累起来的整套适应系统，是在一定生产力水平上的最佳适应选择。在适应自然的过程中，传统生活方式被牢固地保留下来，形成长久不变的价值体系。因此，对彝族红彝的丧葬祭祀词及仪式的考察是认识彝族传统文化和实现彝族地区发展的需要。作为他们传统文化的礼仪习俗的丧礼蕴含了丰富的象征，其内容不仅是传统文化的再现，更重要的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背后的组织形式、动机、情感及其意义发生了变化，以不断地适应社会环境而进行的礼仪。总之，在全球化背景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注重民族和谐、民族团结，特别是近年的社会发展越来越使人们意识到中国的发展离不开少数民族的发展，边疆少数民族的发展不能一味地靠社会各界人士的“输血机制”，而一定要有自身的“造血机制”，那么要让少数民族自身产生“造血机制”，离不开对其社会文化的深入研究。可见，对于这一范围的深入调查研究有利于少数民族自身文化传承与保护、构建民族团结等方面提供一定的思考，对宏观的研究是一种必要的补充。

研究方法

本项目主要从人类学的角度对威宁彝族红彝支系的丧葬仪式进行研究，结合地方知识阐释其象征文化意义（深层结构），在理论上借鉴上述提到的相关理论；在方法上将基于田野材料的微观研究、历史文献资料细阅等，主要方法如下。

第一，格尔兹的解释论。格尔兹把文化与象征符号紧密联系起来指出，象征符号是反映人们的生活。人类学研究的目的是对文化的解释，他们如同当地人一样解释世界。本书对红彝支系丧葬仪式的研究重要的是关注当地人的解释，毕竟这一文化象征是他们所拥有的，是他们用来表达观念所选择的方式之一，然后在此基础上借助地方知识对此文化现象进一步阐释。在对仪式的外在表现形式进行描述之后，结合所学的理论知识及其地方文化知识分析观念文化，最后揭示其价值意义。如红彝与其他民族的交往致使其文化与其他民族的文化有融合的部分，人们的观念文化也受到了相应的影响，因此复合现象也需要借助地方历史文化进行探析，如果只借助当地人的看法是无法对其进行阐释的。仪式是动态发展的，经过多年的变迁、很多代人的进一步解释及含义处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因此，若要相对全面的认识仪式，仅仅从横向的角度探讨仪式本身是不够的，对仪式进一步了解还需要从纵向的角度，借助地方历史文献资料，建立在彝族红彝支系的文化不断变化的历史背景下进行阐释仪式象征文化。

第二，整体观、主位与客位相结合的方法。在探讨丧葬仪式时，并不是只谈论仪式，而是把仪式放在整个区域文化背景之中进行理解，在各种关系与互动之中观察、感受与理解其中的含义，把对仪式文化的相对真实、客观的理解呈现出来。也就是说，对彝族红彝支系的丧葬仪式文化的研究，既将其置于该群体的文化演变的历史脉络之中，梳理该仪式的发生、发展的过程，又从社会环境等方面进行解释仪式文化，利用人类学的整体性、主位与客位等方法呈现相对真实、客观的研究。关于如何做到相对客观的研究，列维·斯特劳斯在他的《忧郁的热带》一文中所述：“如果我们用我们自己给自己定下的目标为标志来衡量其他社会群体所取得的成果的话，我们有时候不得不承认别的社会群体的成就是更为可观；但是这样做的话，我们自己就握住了评断他们的权利，也就因此而鄙夷他们所有的那些并不和我们自定的目标相吻合的目标。这样我们就在隐约之间自认为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习惯与规范享有一种特殊的优越地位，因为本由另外一个社会群体的观察者会对同样的事例下不同的评判。为了建立一个客观的研究，我们必须避免作这一类的评断。我们必须接受这样的事实，每一个社会都在既存人类诸种的可能性范围之内做了它自己的某种选择，而那些各种不同的选择之间无从加以比较，所有那些选择都有其真实性和有效性。但这样又引出新问题，我们又有接受一种大折中主义的危险，使我们对一个文化的任何习俗都无法加以谴责，连残酷、不义和贫穷等这些任何为之所困所苦的社会本身都会加以抗议的现象，如果我们竟然把出现于社会中的一些毛病视为无可避免的话，那我们就没有权力在我们的社会把这些东西消除。因此，我们在做判断时候需要做到持平，持有这样的观点，没有一个社会是完美的。每个社会都存在并存的不纯杂质，这是社会的天性。”显然，在研究中，我们对他者文化的研究时，自我和他者的判断是难免的，但是最终要看人类学者的立场，立场不同，真实、客观性程度是不一样的。

第三，多学科结合的方法进行阐释，如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文学等学科。如对文学性强的仪式祭祀词及其符号的解读都涉及文学和人类学学科交叉的方法和理论。正如叶舒宪先生在他的《文学与人类学————知识全球化时代的文学研究》一文中指出的：“回忆人类学的仪式研究就会发现，它是一个从内涵到外延都不易框定的巨大话语包容体，大体上看，以神话——仪式为代表的早期人类学家对仪式的研究，基本上是置于一种文化视野下的异文化研究范畴，具有非常明显的文学化研究特色和特质，包括对传统文本处理、神话形象化的塑造、民间口传的采收、宗教人士和文字的训诂、开化野蛮人的神话传说等。”叶舒宪先生借鉴文化人类学的视野和方法实现了文学研究的创新，并在国学的传统考据方法之上，经过改造融合，建立了一种跨文化视野的阐释方法，对本土经典的现代阐释方面发挥了特有的效力。对20世纪后期，日益明显的重要学术趋势————从学科界限分明的文学研究发展为跨学科的文化研究的变化。还有费孝通先生做出了阐释：“从知识全球化的大背景上说明，文化研究是适应知识重新整合的时代需求的必然现象。”显然，文学非但没有因为文化视野的引入而淹没，反而承担起率先打破国族界限，培育世界公民的人类学使命。

第四，田野调查法。人类学离不开田野资料的搜集，历来重视田野作业，凡从事民俗研究的人，无论是大师级的专家学者，还是身处基层的普通文化工作者，都明白这样一个道理，研究民俗必须从民间调查、实地考察做起，必须迈开双脚到老百姓那里去访察或亲自去作一些民俗活动的体验，即今天大家通常所说的田野作业、田野工作，没有一位民俗研究者可以完全放弃这种方法。此社区作为一个微观单位，通过参与观察，并记录社区内各种活动的表现和特征，然后分析和理解各种行动之间的联系及支撑这些行动的价值观念和动机结构，所进行的分析和理解建立在对某一社区地理、文化历史传统和现实理解的基础上。笔者游历于黔西北的彝族红彝村庄，走村串寨、访谈、搜寻文献、体验风俗民情，聆听村民们对家乡历史的解读，并向彝文专家、世袭布摩、乡村老专家们请教彝族红彝礼仪的有关阐释。通过田野呈现出另一层历史，展现人们对于过去和历史诠释的方式，展现乡村人们真实的心态，反映在社会的变迁背景下人们是怎样看待他们的历史和现实的。正如马氏在他的《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一文中所述，一个人只有追随土著人的生活，才能一次又一次地看到习俗、礼仪，才拥有土著人实际生活有血有肉的全部内容，可以马上填充抽象的结构框架，在每一个事例中能够说明一个行为是公众性的还是私人性的，一个公众聚会如何进行，看起来是什么样子；能够判断在做一件事情时，土著人是诚心诚意的还是玩笑为之。在田野中，笔者没有像以前诸多研究者那样侧重发掘“记忆中的历史”，而是更加关注日常生活中的集体意识、群体之间的互动。由于对宗教群体研究的田野工作只靠提问和应答很难完成，因此，更加注重参与、观察和交流，通过与不同成员的交流，使对仪式的认识由浅入深。在田野中，笔者和观察区域的人们一起干活、聊天，参加他们的社区活动，亲身经历各社区之中举行的丧礼活动，也就是在关注群体内部的同时，对当地专家作了访谈，以探求他们彼此间在宗教和生活实践上的区分与差异。

第五，文献收集。在研究边疆特别是西南民族地区的村落时，我们所用的材料不能只是借助于对官方或者当地精英人员的访谈所获得的资料。特别是对于黔西北居住于此久远的彝族作为研究对象时，当地所拥有的丰富浩繁的地方文献，如各种用彝文编写的地方历史、哲学、文学书籍、族谱、碑刻、歌谣、传说、谚语；汉语书写的实录、地方志、个人著述；新中国成立前和新中国成立后很多学者对该区域调查时整理的资料等，都为本研究提供了研究基础。现存的彝文文献在川、滇、黔等省的彝族聚居区都有不同程度的保留，但是从存量来讲，该地相对多些，造成此缘由主要是各区域的社会经济、政治与礼仪等方面的不同，而且由于在历史上，掌握丰富知识的彝族祭司的封闭导致了各区域对彝文的书写方式上有很大区别，所以笔者在运用到当地的礼仪文献内容时，其他区域的礼仪材料作为参考，主要运用该地彝文材料。在调查文献时发现，很多改革开放之前的彝文文献通常未标明作者姓名及时间，还有彝文文献以五言诗歌的形式写成，因此，在对其解读时需要掌握地方知识的基础之上才能够了解其意义。文献价值在于它可以提供很多经过验证鉴别的数据材料。因此，文献分析与实地调查相结合，接触社会，认识社会，以民俗例子证史，以实物证史，以民间文献证史，努力回到历史现场进行研究。对一个村落的历史与现实的仔细考察、体验与研究可以深切感知一个具体社会是怎样组织、延续与变迁的；对于文献、口碑、仪式等文本的重视，不但关注他们表达什么，更重要的是重视他们为何如此表达，强调对历史的当事人的认知与表达应持一种尊重的态度并尽量去理解，而非用他者的视角对之进行分类与归纳。笔者在威宁主要调查彝族红彝的各种礼俗，重点分析丧礼文化与其他文化的联系，调查之前先对地方原始资料和文献资料进行翻阅，对地方及其仪式过程进行了解，并且进一步对各种田野调查资料进行相互比较印证从而达到相对准确。尽量亲自调查获取新材料，发现新材料，主要通过调查对象获取仪式过程，并且通过自己亲自参与观察同时请教其中细节的来历和意义，请教的对象一般是上了年纪的老人，如祖辈或仪式专家，这些人就是采访的主要对象，但是人们大多都经历过这些仪式，对仪式的全过程都懂得大体过程，再加上笔者从小也参加过这样的仪式，已基本上了解了仪式的全过程，只是其中的内容有所改变，如内容上、观念上等发生了很多变化。对丧礼祭祀词进行解读、翻译。深入探讨仪式的象征意义。总的来看，仪式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随着时代的发展对于仪式的解释及其作用也是不同的。

第六，社区研究。进行社区研究时，调查者为了研究的方便，人们往往会把一个社区看作一个似乎与外界无关的空间，这样做对于了解社区的内在结构也很重要，但是，有一定的弊端，了解了社区的内在结构之后，我们会发现内部不是孤立的，而是相对于外部、联结于外部存在的，村庄与广大的地域是连在一起的，其联系的纽带可以是通婚的地方传统，可以是地方仪式，也可以是市场，当然也可能是国家政权等外部政治力量。正如王铭铭在研究溪村时，他并不是把溪村看成是一个独立于外界的村庄，而是通过梳理溪村的历史过程来反映不同的社会形态下村庄的变迁及其文化的反映，并且指出，溪村与广大区域是连在一起的，其联系的纽带通过了很多方式，如通婚、市场、国家政权的行使等外部力量。实际上，关于社区研究是否反映复杂社会的完整性的探讨一直以来受到了学者们的关注，如弗里德曼教授通过华侨社区收集的素材写成关于汉人社会家族组织的论文及论著。后来他相信社区调查不足以反映中国这个大社会，需要结合历史文献进行广泛的整体社会结构研究，需要多学科的结合。在同一阶段，美国斯坦福大学的施坚雅用宏观方法来研究社会结构，通过在四川村庄社会调查写成了《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一文，他认为，中国社会的基本形态是地方之间的社会经济网络，通过市场来连接人们的社会网络。因此后来学者们认为重新认定社区的研究是人类学研究的基础。总的来说，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社区研究一直是人类学研究的热潮，只是视角和方法不断在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