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湾改编军队新生，走上井冈艰难探索

1927年9月底，毛泽东在井冈山下领导了三湾改编，挽救了这支军队，也找到了一条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道路。

起义军到达井冈山下的三湾时，这支以武昌国民警卫团为主体的部队行军不过十天，离散逃跑的人就有一大半。毛泽东认识到，原来党对部队的领导能力不强，旧军队的旧军阀习气也未改变，必须停下来进行一次改编。

在三湾改编中，毛泽东首先确定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原则，由党组织领导军队而不是长官个人管军队，所有的“长”都要执行党委的指示。黄埔军校毕业的原就有些名气的余洒度、苏先骏在起义军中曾是师长和第三团团长，他们反对改编的一些主张被党委否定，又不愿上生活艰苦的井冈山，结果双双离队当了叛徒。改编后，部队缩编成一个团，上山后新任团长、副团长和参谋长也因对前途悲观失望而相继叛变，不过这几个带兵官已带不走一兵一卒，因为兵和枪都归党组织而不归个人指挥。

三湾改编的一项关键性措施，就是除团内建有党委外，党的支部又建立到连一级，党组织直接掌握了士兵，改变了此前叶挺独立团只有一个党支部而无法很好掌握士兵的弱项。三湾改编后，连有支部、排有小组、班有党员，这些党员又大都是斗争中涌现出来的意志坚定的革命者，部队的稳定性很快大有改观。正如毛泽东后来总结的，“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5—66页）

经过三湾改编，士兵地位有了很大提高，连里建立了士兵委员会，能代表战士发表政治上、经济上的意见，可以检查伙食账，也就杜绝了贪污、克扣这类“喝兵血”的现象。部队中又取消了军衔，官兵吃一样的伙食，都没有薪饷。这彻底改变了旧军队中长官凌驾在士兵之上的传统，为实行官兵一致奠定了基础。

几十年后，三湾改编时任连党代表的罗荣桓已成长为共和国元帅，他在回忆录中曾总结说：

三湾改编，实际上是我军的新生，正是从这时开始，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当时，如果不是毛泽东同志英明地解决了这个根本性的问题，那么，这支部队便不会有政治灵魂，不会有明确的行动纲领，旧式军队的习气、农民的自由散漫作风都不可能得到改造，其结果即使不被强大的敌人消灭，也只能变成流寇。（罗荣桓：《秋收起义与我军初创时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120页）

三湾改编后，毛泽东领导工农革命军上了井冈山。有的战士因又累又饿而扒老百姓的红薯吃，还有人不听指挥，打土豪筹款时出现了私拿私分，毛泽东为此又宣布了三条纪律：“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农民一个红薯；第三，打土豪要归公。”

“红薯”“打土豪”这类词汇，体现了井冈山的斗争特色。以后，第二条改为“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第三条改为“筹款要归公”。这样，就确定了军队内部关系、与群众的关系和生存措施这三方面的基本原则。后来在发动群众时，毛泽东根据当地实际又规定了六项注意：

（一）上门板；

（二）捆铺草；

（三）说话和气；

（四）买卖公平；

（五）借东西要还；

（六）损坏东西要赔。

“上门板”“捆铺草”，是指战士睡在老百姓院内往往要卸下门板并用稻草作铺垫，起床后要整理好。后来发现有战士搜俘虏的私人财物，或在有女性群众的小河里洗澡，毛泽东又加上了两项注意，即“不搜俘虏腰包”和“洗澡避女人”。

著名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此基本形成。由于环境的变化，其中某些具体内容后来也有所变化，但基本精神却是一贯的。

看一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内容多是些说话和气和涉及买卖东西、借还物品之类的小事，这却是人民军队本质的体现，它的内涵已不是一个简单的行为规定，而是一个关系到战略、策略和政策的大事。人民军队在二十多年的战争环境中，所到之处都以自己的行为感动了驻地的群众。“哪家住红军，灶里有柴烧，缸满院扫净”的优良作风，在后来几十年间一直发扬了下去。

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剩余部队和湘南暴动的农军到了井冈山，同毛泽东所部进行了历史性的会师。不久，根据中共中央建立红军的指示，井冈山上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个军——红四军，选择“四”作为序号，也是继承北伐时称为“铁军”的第四军，特别是叶挺独立团的光荣传统。

红四军成立时约5000人，由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朱毛”之称从此响彻中华，成为中国革命军队的代称。在湖南平江湘军中任团长的中共秘密党员彭德怀，看到朱毛的榜样就写诗称：“惟有润之工农军，跃上井冈旗帜行。我欲以之为榜样，或依湖泊或山区。”他在1928年8月领导发动了平江起义，成立了红五军。接着，彭德怀还率部奔向井冈山，学习毛泽东的建军经验。

几千人的红军在人口稀少又十分困苦的井冈山区，过的是“红米饭，南瓜汤；金丝被（稻草），盖身上”的日子。毛泽东、朱德同大家一样挑粮上井冈，战士没有棉衣时他们一样也只穿两层单衣。打土豪时得到的皮袍子，交给站岗的人轮流穿着。如此破天荒的举动，正如陈毅向中央报告时所述的一副对联所描写：

红军中官兵夫薪饷穿吃一样， 军阀里将校尉起居饮食不同。

这种看似生活小事的举措，却以示范作用发挥出巨大的精神力量。红军能忍受人世间各种艰辛，部队不仅没有散掉，反而越打越强，这就是因为官兵平等，有盐同咸，无盐同淡，战士虽苦也不抱怨。

此时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军委由周恩来负责领导，他把井冈山的经验介绍到各个根据地。在湘鄂西，贺龙、周逸群领导下创建了洪湖、湘鄂边根据地。在大别山区的“黄（安）麻（城）起义”后，当地也创建了鄂豫皖根据地。邓小平、张云逸在1929年末在广西领导了左右江起义，在当地创建了根据地和红军。在方志敏领导的赣东北地区，在琼崖地区，以及巴东地区，都建立了红军根据地。

大革命失败时仅剩的“星星之火”，这时又出现了“可以燎原”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