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篇 基础理论篇

第1章 导论

1.1 气候变迁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

1.1.1 相关概念

1．气候

气候是长时间内气象要素和天气现象的平均或统计状态，时间尺度为月、季、年、数年到数百年以上。气候以冷、暖、干、湿这些特征来衡量，通常由某一时期的平均值和离差值表征。气候的形成主要是由热量的变化而引起，主要受辐射因素、地理因素、环流因素的影响。

由于热量与水分结合状况的差异，或水分季节分配不同，或有巨大的山地、高原存在，同一个气候带内的内部气候仍会有一定差异，可进一步划分为若干气候类型。例如，由于大气环流条件不同，同是亚热带气候带，亚欧大陆的东岸是季风气候类型，西岸是地中海气候类型。在纬度位置、海陆分布、大气环流、地形、洋流等因素的影响下，世界气候大致分为以下几种类型：热带气候、亚热带气候、温带气候、亚寒带气候、极地高山气候。

为了说明一个地区气候的具体情况，通常用气温、降水、风、气压等特征值来表述，称为气候要素。它包括多年平均值与极端值，前者表示多年平均状况，后者表示个别年份特殊情况。

2．气候变化

气候变化是指气候平均状态统计学意义上的巨大改变或者持续较长一段时间(典型的为10年或更长)的气候变动。气候变化的原因可能是自然的内部进程，或是外部强迫，或者是人为地持续对大气组成成分和土地利用的改变。

气候变化对人类与自然系统有重要影响。由于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已经适应今天以及最近和过去的气候，因此，如果气候变化太快使得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不能适应的话，人们将很难应付这些变化。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这可能会对基本的人类生活标准(居住、食物、饮水、健康)产生非常有害的影响。对于所有的国家，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发生频率的增加将会增大发生天气灾害的风险。气候变化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影响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其中一些变化实际上是不可逆转的，因此我们更要关注的是负面影响。据统计，1950—2000年，特别是1990年以后，气象灾害造成的我国经济损失急剧增加，原因有两个，一个是极端天气事件增多，另一个是总体经济体量增加，因此经济损失绝对值大幅升高。

尽管还存在一点不确定因素，但大多数科学家仍认为及时采取预防措施是必需的。针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响应是随着《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条约》(UNFCCC)的发展而逐渐成形的。1992年，UNFCCC阐明了其行动框架，力求把温室气体的大气浓度稳定在某一水平，从而防止人类活动对气候系统产生进一步的负面影响。

到目前为止，UNFCCC已经收到来自185个国家的批准、接受、支持或添改文件，并成功地举行了6次各缔约国参加的缔约方大会。尽管目前各缔约方还没有就气候变化问题综合治理所采取的措施达成共识，但全球气候变化会给人带来难以估量的损失，气候变化会使人类付出巨额代价的观念已为世界所广泛接受，并成为广泛关注和研究的全球性环境问题。

3．气候变暖

气候变暖指的是在一段时间中，地球的大气和海洋温度上升的现象，主要是指人为因素造成的温度上升，其原因很可能是由于温室气体排放过多造成。人们常说的全球气候变暖，其实就是指地球的气候变暖，也就是这里所说的气候变暖。气候变暖是一种“自然现象”。在人们焚烧矿物燃料以生成能量或砍伐森林并将其焚烧时，产生了大量的CO2等多种温室气体，这些温室气体对来自太阳辐射的可见光具有高度的透过性，而对地球反射出来的长波辐射具有高度的吸收性，这就产生了常说的“温室效应”，导致全球气候变暖。近100多年来，全球平均气温经历了冷—暖—冷—暖两次波动，总体为上升趋势，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全球气温明显上升。全球变暖的后果，会使全球降水量重新分配，冰川和冻土消融，海平面上升等，既危害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更威胁人类的食物供应和居住环境。

4．减缓和适应

减缓气候变化，是指通过减排和限制温室气体排放、增加碳汇、发展绿色能源等措施，以降低和减缓人为因素对气候变化的影响。适应气候变化，是指在气候变化已经成为事实的前提下，人类的经济社会活动如何适应这种变化，以减轻或避免因气象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和人口伤亡。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是应对气候变化的两个有机组成部分、减缓是一项相对长期、艰巨的任务；而适应则更为现实、紧迫，对发展中国家尤为重要。

1.1.2 气候变迁经济学的兴起

1．气候变迁经济学日益受到全球重视

英国《金融时报》2006年2月6日刊文指出，气候变迁经济学正越来越受到全球的重视，日益成为热门领域。

全球顶级气候学家们认为，人们对矿物燃料的依赖正造成一场全球变暖的灾难，最终可能会以牺牲地球本身为代价。面对这些威胁，理性的人们和政府会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量，然而，却没什么人呼吁在短期内采取成本高昂的举措，以避开某种长期的威胁，特别是当这是一种天生就难以准确评估的威胁时。要说服个人和企业采取必要行动，以解决经济活动造成的气候变化问题，这本身就需要经济学方面的论证，然而，应如何给全球气候及全球变暖可能造成的灾难来定价呢？

《京都议定书》将于2020年到期，填补这一政策真空的种种尝试，突然使得气候变迁经济学成为环境经济学科最热门的领域。目前的挑战在于，要找出能够最有效地利用稀缺资源的政策，并提供一个有利于达成国际共识的理性基础，以便在政治家和商业人士中解决气候变化问题。

气候变迁经济学用了一段时间才逐步步入主流。尽管该领域的科学知识取得了飞速发展，但经济方面的进步却相对缓慢得多。绝大多数经济学理论都是用来处理那些相对短期或本国的问题，即使是国际经济学，在应对跨国境问题时也是捉襟见肘。经济学家们发现，要想准确预测一年以后的事，已经非常困难，更不用说一百年以后的了。然而，环境经济学尤其是气候变迁经济学必须在一个长得令人生畏的时间跨度内，应对许多的不确定性因素，包括科学和政治两方面的因素。

英国政府资助的商业咨询组织碳信托首席经济学家迈克尔·格市宣称：“要领会有关气候变化的经济学，就像试图在没有牛顿力学理论支持的情况下，去理解宇宙大爆炸。”

牛津大学新学院经济系的迪特尔·赫尔姆补充说：“在如此规模的挑战面前，经济学家们的常用工具似乎微不足道。”他表示，正如20世纪30年代的失业经历要求重塑宏观经济学中的很多内容一样，气候变化也需要新思维。

20世纪90年代中期，有关气候变化传统思维方式的缺点开始显现。当时，经济学家们受政府间气候变化问题小组委托，使用成本效益分析法来评估气候变化对环境的破坏。在分析中，对一个美国人生活的估价，是生活在欠发达地区人的15倍，此消息一出，抗议之声频起。

还有一个问题是，标准的经济学分析很少将环境商品纳入考虑范围，如清洁的空气和水、稳定的气候。为此，联合国开始推广“自然资本”的概念，将其作为一种环境商品的估价方式，以便将此种商品纳入经济学家的考虑之中。

正如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董事克劳斯·托普弗所描述的那样：“大自然提供的商品和服务，包括大气、森林、河流、湿地、红树林和珊瑚礁，其价值当以万亿美元计。当我们破坏自然资本的时候，我们不仅在破坏我们的生命支撑体系，同时也在破坏今人与后人的经济基础。从发展角度而言，针对这种自然资本的投资具有很高的回报率。”

英国宣称自己处于辩论的最前沿，这在一定程度上归因于英国前财政大臣戈登·布朗的一个决定，即对气候变迁经济学进行委托研究，该项研究由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英国财政部高级官员尼古拉斯·斯特恩爵士领衔进行。尼古拉斯·斯特恩的报告将从全球角度研究环境变化所带来的经济风险和潜在利益，并就解决这一问题之经济手段的潜力进行评估。从2006年起，联合国开始就《京都议定书》的未来进行讨论，而上述研究结果成为讨论的部分依据，由此产生了重大的国际影响力。

尼古拉斯·斯特恩在牛津经济政策学会的一次演讲中首次公开谈论他的研究情况。他概述了对气候变化设置经济学解决方案的一些复杂因素，并表示：“这个问题需要国际社会共同采取行动。”他表示，第一步是要让所有相关政府相信，有必要针对气候变化采取紧急行动。《京都议定书》的历史反映了达成国际共识的难度，该议定书遭到美国和澳大利亚政府的否决，而拖延和争执此起彼伏。

美国等国家认为妥协的代价过于高昂。正像赫尔姆所指出的，气候变化是全球公“害”，单个国家由此滋生了从他国减排行为中“沾光”的动机：如果一国减少其排放量，对全球变暖的影响微乎其微，但对该国竞争力的影响却意义重大。

剑桥大学应用经济系的乔纳森·克勒认为，没有必要为了在减排方面取得进展，而要求每个国家都在国际协议上签字。他指出，市场力量将会起到一些作用。“如果你认为气候变化是一个大问题，而全世界将不得不为此采取一些举措，那么从某个角度而言，将会出现巨大的市场和低碳生产技术的巨大出口机遇。”他援引了丹麦的例子，丹麦通过其对风力发电的早期投资，夺取了该领域的一大块市场。

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要考虑到能降低可再生能源成本的科技变革所带来的影响。克勒表示，考虑到这一因素的经济模型显示，与无法回避的能源系统投资成本相比，向低碳能源环境转型的成本并不算高。目前尚不明朗的是，这种情况会以多快的速度发生，以及需要多少政府干预。克勒兼任廷德尔气候变化研究中心主管，该中心总部设在英格兰的诺里奇。

可供政府运用的传统政策工具包括征收碳(排放)税，限制排放，并激励发展清洁燃料技术。多数经济学家喜欢将以市场为基础的解决方案作为驱动商业惯例变革及鼓励新技术发展的最有效方法。2005年12月，25位美国经济学家(包括3位诺贝尔奖得主)联名给布什总统写了一封公开信，敦促建立相关机制，设定各国可排放CO2量的上限，允许各国间进行碳排放权交易等，以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

赫尔姆认为，除了对特殊技术(如核燃料技术)进行补贴，另外一个减少碳排放的方法是拍卖长期碳合同。这种方案是，政府拍卖碳合同，以便在长期内(如20～30年)减少排放量。这样对政府的益处是，它们没有义务对业界有关哪种技术成本更低廉的说法进行评估，也没有义务做政治上不受欢迎的选择，如将核技术兜售给抱怀疑态度的公众。世界银行已开发了一个类似的计划。

然而，环境经济学这一学科充满高度的不确定性，使得人们在尝试对气候变化的经济影响提供权威分析，并进而提供解决这一问题的必要经济手段时备受困扰。尽管有科学证据明确显示人类行为正对气候产生影响，但许多重要问题仍没有答案，例如，气温会平稳上升或跳跃上升至何种程度？“高影响”事件，如墨西哥暖流转向发生的可能性有多大？

尼古拉斯·斯特恩认为，他的考察将找到一些问题的答案。他表示：“我们的关键任务之一是找出你是否可以使环保与发展并存。有很多论据表明这是可能的。”但他暗示，通往知识的道路并不好走：为了搞清楚问题，“你需要运用所学过的所有经济学知识，甚至更多”。

2．斯特恩报告

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经过一年调研，主持完成了《斯特恩报告》(以下简称“报告”)。2006年10月30日，英国政府公布了这份报告，英国首相布莱尔和财政大臣布朗当天都出席了报告的发布仪式。这份长达700页的《斯特恩报告》指出，不断加剧的温室效应将会严重影响全球经济发展，其严重程度不亚于世界大战和经济大萧条。

报告指出：“迅速、有力地阻止气候变化的行动带来的益处将会远超过为行动所付出的经济成本。”从全球长远的利益来看，“我们现在的努力对将来40～50年的气候只会产生有限的改变。但另一方面，未来10～20年我们付出的努力将会对21世纪后50年和下个世纪的气候产生深远的影响”。

斯特恩在伦敦的发布会上还提出了“乐观”的观点：“如果现在就采取行动，而且是全球性的行动，我们还有时间避免气候变化的最坏影响。政府、企业和个人需要携手共同应对挑战。强势且具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是激发改变的基础。但是这项行动势在必行，不能延误，如果拖延10年或20年那就会造成难以扭转的危机。我们不能让这个机会溜走。”

(1) 如果现在就采取强有力的行动，我们还有时间避免气候变化的最坏影响。

报告指出：“气候变化将影响到全球人类基本生活元素水的获得、粮食生产、健康和环境。随着全球变暖，数以亿计的人将遭受饥饿、水资源匮乏、沿海洪水的威胁。”

报告通过采用正式经济模型计算获得的结果做出估计，如果不采取行动，“气候变化的总代价和风险将相当于每年至少损失全球GDP的5%，而且年年如此”。如果考虑到更广泛的风险和影响的话，“损失估计将上升到GDP的20%或更多”。相比之下，采取行动的代价(也就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以避免遭受气候变化最恶劣影响的行动)“可以控制在每年全球GDP的1%左右”。

迅速、有力的全球性行动势在必行。行动必须建立在“共识之上，既有长期目标也有加速行动进行的框架协议”，而且必须在地区、国家和国际层面上建立起“相互支持的做法”。

(2) 气候变化可能对增长和发展带来非常重要的影响。

如果不采取任何减排行动，到2035年，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将上升到工业化之前的两倍。“我们将被迫接受全球平均温度上升2℃多的局面。”长期来看，温度上升5℃多的概率超过50%。

“温度上升确实非常危险”，因为上升的温度“相当于从上个冰川时期到现在的温度的平均变化”。这将会导致“人类地理”的剧变，也就是会影响到人类的生活地点和生活方式。即使变暖趋势相对缓和，气候变化对生产、人类生活和环境仍然会产生严重的影响。气候变化的影响，包括洪水、干旱和风暴已经开始出现，而且将席卷所有的国家。“最容易受影响的群体是最贫穷的国家和人口。尽管他们对气候变化所负的责任最小，但他们将会最早且最大程度上受到气候变化的冲击。”

斯特恩清楚地指出，适应气候变化是很关键的，虽然我们已经不可能阻止未来20～30年气候可能会发生的变化，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它对社会和经济的影响仍是可能的。比如，提供更好的信息，进行更好的规划，发展更能适应气候变化的农作物和基础设施”。虽然适应气候变化的努力“会给已经很稀缺的资源带来更大压力”，而且仅发展中国家每年用于适应气候变化的花费就会达到几百亿美元，但是所有国家都应该加速适应的步伐。

(3) 稳定气候的代价很可观但是可以控制，而延误会非常危险且代价高昂。

如果温室气体在大气中的含量可以稳定在450×10-6到550×10-6的CO2当量，那么气候变化可能产生最坏影响的风险就可以被大大降低。现在的含量是430×10-6的CO2当量，每年上升超过2×10%，要稳定这个上升值的话，2050年前就必须将现温室气体排放量至少减少25%，以期最终达到减少现排放量80%的目标。

斯特恩也表示“这是一个重大挑战，但是通过持续的长期行动可以实现这个目标，而且不采取行动的风险远比这个付出的代价大得多。如果我们现在就开始采取行动，将大气中CO2含量稳定在500×10-6到550×10-6的CO2当量，每年的花费估计约是全球GDP的1%”。而将来付出的代价将取决于效率提高的程度，共同利益的多少，若能降低空气污染，改革创新低碳技术，充分利用和降低排放相关的经济工具，付出的代价就会更低，而反之，代价就会更高了。”

“现在想将温室气体含量维持在450×10-6的CO2当量已经非常困难而且相当昂贵。但如果我们迟迟不行动的话，就会失去将温室气体含量稳定在500×10-6到550×10-6的CO2当量的机会。”

(4) 抑制气候变化行动需要全世界的参与，但没有必要限制无论富国或穷国的发展愿望。

采取行动的代价在行业和世界范围内并不是平均分布的。“即使富有国家承担起在2050年前绝对减少排放量60%到80%的责任，发展中国家也应该采取有实际意义的行动。”不过，发展中国家无须独立担负行动的所有代价，富有国家的碳市场已经开始提供资金支持低碳发展，《京都议定书》的清洁发展机制就是其中之一。但是，“资金的流动方式需要发生改变才能支持所需规模的行动”。新兴的低碳技术、低碳商品和服务市场正在形成，气候变化行动将会带来“可观的”商业机会。“世界无须在避免气候变化和促进增长与发展之间做出选择。能源科技和经济结构的变化已经创造了一个既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又获得经济增长的机会，而忽略气候变化最终将损害经济增长。”

有利经济增长的长期策略就是应对气候变化，它的进行可以不影响任何国家的发展愿望。

(5) 减排的手段多种多样，我们需要有力且具针对性的政策来促进这些手段的实施。提高能源效率，改变能源需求，采用清洁的电力、供暖和交通技术都有助于减少碳排放。到2050年前，全球能源部门的碳排放至少要减少50%才能保证大气中温室气体含量稳定在550×10-6或者低于550×10-6的CO2当量，同时，交通运输部门也需要进一步的碳减排行动。

尽管目前可再生能源和其他低碳能源正在蓬勃发展，“到2050年矿物燃料仍然会占据全球燃料总供应量的一半以上”。煤炭仍将是世界能源供应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收集和储藏需要广泛开展，以便于矿物燃料可以继续使用而又不对大气造成影响”。砍伐森林，农业和工业生产造成的非能源排放也要减少。如果采取了强有力且具有针对性的措施，我们就可以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减少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以及稳定大气中的温室气体含量。

“气候变化是迄今为止最严重的市场失灵现象，并和其他市场不完整现象相互作用。”积极有效的全球反应应该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对碳的定价，可以通过税收、贸易或监管条例来实施；第二，制定政策来支持创新和开发低碳技术；第三，清除提高能源效率的障碍，通过宣传教育使广大民众认识到自己应该怎样应对气候变化。

(6) 气候变化需要全球反应，同时要求在建立长期目标和行动框架上达成共识。

有一些国家和地区已经采取了行动来减少碳排放，如欧盟及美国的加州。《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条约》、《京都议定书》及其他一些做法和一系列伙伴关系都为国际合作提供了基础。尽管如此，世界各国仍需要采取更加有力的行动。

“每个国家无论大小都只是组成这个问题的一部分，所以必须设定共同的国际性长期目标，并建立一个国际行动框架以帮助所有国家在抗击气候变化的行动中携手共进，完成共同目标。”

未来国际行动框架的主要内容应该包括：扩大全球碳排放贸易体制并将它们联系起来；加强技术合作，新低碳技术的投入要增加最高达五倍；采取行动减少森林砍伐，因为天然森林的损失对气候造成的影响已经超过了交通运输的排放；适应气候变化，这包括研究新型的适应力更强的农作物，使应对气候变化和发展援助政策紧密相连。

《斯特恩报告》广泛评估了关于气候变化的影响和经济代价的证据，并且使用了一些不同的手法评估代价和风险。从所有这些方面来看，回顾所收集的证据，结论很简单：尽早采取有力行动的益处远远超过了不采取行动的经济代价，这直接催生了气候变迁经济学的产生。

专栏1.1 联合国警告气候变化危及全球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