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文章生长及运演条件

文章的发生和繁荣依赖必要的环境条件。这种条件可以看做是文道运行的前提。其中，最主要的环境条件是经济技术条件、社会政治条件和文体化生条件。下面，我们对这三大条件分别加以说明。

一、经济技术条件

精神文化的创造和传播，必然以经济为基础，以技术为先导。没有经济作为土壤，精神文化的花朵无处开放。因为专职的精神生产者的出现，建立在社会财富积累的基础之上。如果财富不足，非物质生产者便不能存在。同时，精神文化成果问世，需要相应的载体材料、生产工具和运载手段。工具的优劣，实质上代表了技术所达到的水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达·芬奇有这样一句名言：“艺术借助科技的翅膀才能高飞。”事实上，在文字产生之前，精神文化早已存在了。如神话与传说，就是其中的成果。只是当时无法记载，不能实现更广泛的传播和保存。文字的产生与应用，一方面是智力发达的产物，同时也是技术进步的产物。只有技术条件发生变革，才能产生可行的材料、工具和操作手段。甲骨竹简之类的材料和刀削漆书的方式，在后世来看，是相当落后的。但在当时，已经是一种技术上的突破。

在习惯上，我们把书写材料和文字符号都称为载体。为便于区分，我们可以把物质材料载体称之为硬载体，把文字符号载体称之为软载体。早期的硬载体来自天然的物质。随着经济和技术的进步，书写材料越来越人工化。就中文的传播史程来看，硬载体大致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

甲骨——竹简（缣帛）——纸张——视屏

骨质材料的文字，主要依靠刻画技术完成。竹质材料和帛质材料下的文字，主要依赖书写工具来完成。纸质材料下的文字，在书写的基础上，进而发明了印刷技术。视屏文字，则依靠电脑的键盘与显示器来完成，它是高科技的产物。这里，仅就有代表性的硬载体材料而言。事实上，在古代经济条件和技术条件相当落后的情况下，文字介质不限于上面所提到的几种。凡是能用做刻写文字的原生物质和经过加工能刻写文字的物质，人们都会充分利用。如树皮、植叶、羊皮、泥板等物质，都被用做文字的载体材料。在石头上刻字，用意较为特殊，一般是想永久地保存下去。临时应用，不会用刻石，因为它过于费时费事。西周以降，人们开始使用缣帛写字，但因成本昂贵，一般人用不起。

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发明，是中国人对世界文明的一大贡献。汉代，随着物质生产的扩大和技术手段的提高，人们对原生物质进行了加工改造，出现了纸张。《后汉书·蔡伦传》记载：“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为纸。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纸的问世，解决了缣贵简重的问题。到了宋代，印刷技术的出现，更使得文章的传播功能进一步扩展。

现代科技使文章介质全面地超越了自然物，电子文本应运而生。人们可以通过液晶（电子）显示屏、光盘、磁盘、传真、网络等方式来显形、储存和传播。文章介质已不限于“白纸”，文字颜色也不限于“黑字”。电脑录入用敲键盘的方式，同样是一种书写的方式。电脑从内存到显形，构成了复杂的硬载体系统和软载体处理系统。介质的不断扩大和更新，使文章功能越来越强大。电脑处理技术、互联网技术的推广应用，使排版、印刷、传播等环节实现了高效化。新型电子信息硬载体，与纸质媒介有明显的差异。在高科技文字信息处理技术面前，传统的书写工具、手段和方式相形见绌，不再为人所青睐。传统意义上的“文”，须是“援笔”而成。文章的硬载体是纸张，文章通过笔墨纸砚这些“文房四宝”来完成。而今电脑普及的结果，形成大规模的文章生产，已是荧屏代纸，键盘代笔，以“敲”代“写”。

与此同时，电脑语音识别技术加上听写输入系统，作者可以通过口授直接将要表达的内容变成文字符号，再经调整加工，成为完整的文本结构。这样一来，“作”文的方式愈加多样化，既有手写的方式，也有敲键录入的方式，还有口语输入的方式。由于口语输入的方式更为方便，将来采用的人会越来越多。于是语音的标准，就不只是一个人与人之间交流时的问题，而且会成为人与机之间“交流”时值得注意的问题。

在文章的硬载体方面，电子阅读器领域的技术已获得进展。电子纸显示技术下的阅读器，没有辐射和背光，会给人舒适的阅读体验，而且还可以圈点标记。一些报纸、杂志也会实现电子化，变成电子书，读者可以通过按钮自由选择阅读内容。网络文本、电子文本可收视，也可收听。对于视力不佳的读者来说，可用语音合成技术读出声音以便接收。电子文本传播，可以插入画面以加强真实性和直观性。可以说，文字只是本土徽章，识字者才能读解；而图像则是全球货币，人人能够接受。诸如此类，无疑是文章传播史上新的“革命”，其功能之神奇微妙，是古代社会背景下的读书人难以想象的。

在现代科技条件下，批量生产的杂志、书籍，使得精神制作和物质生产的二重性更为明显。精神制作是主体原创性的生产活动，而物质生产是对文章硬载体的生产活动。一本书，对作者和读者来说，是精神文化的生产和消费过程；对印刷厂来说，则是物质品的生产过程。这就使得文章不能脱离经济基础而孤立存在。恩格斯早已说过：“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经济的盛衰决定文明的起落，文明的起落决定文章的兴废。这就是所谓“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世情，无疑是由经济基础主导的。

当然，经济与文章之间不是单向的线性的因果关系。由于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之间存在不平衡性，不对称性，不能把二者机械对应。文章归属于精神范畴，受思想观念支配，在价值取向上与时代变革紧密相连，但它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及特定的规律，并不完全是经济的投影。如中唐的古文运动，北宋中期的文章繁荣，“五四”文学革命等，都发生在经济萧条时期。就是说，文章与经济在总体上相关联，在局部上又有落差。甚至特定时期还会出现经济膨胀而精神萎缩的现象。所谓“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然能够演奏第一提琴”，正是指这种现象而言。

另外我们还须看到高科技存在的两面性，它在带给我们方便快捷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比方说，造成人对现实的疏离，造成主体思维的僵化，造成文长语滥的现象等，就是其负面效应的表现。

依赖高科技，人们只从数据堆里和网络上找资料，不去现实中调查、了解。这样做的结果，必然是疏远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生活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电脑只是工具性的存在，自身没有任何人文内涵，也不具备主体地位，没有主体意识和主体精神。信息“库存”中没有“思想”，也不存在将思想由心理的精神形态向语言符号形态转换的机制。对电脑、网络的过分依赖，使人的主体意识、情感、灵性日渐枯竭。电脑文字录入的方便快捷，网文下载的轻而易举，会加剧大话、空话、假话现象，使得支差、敷衍、偷懒以至投机取巧等不良行径有了“直通车”。剪贴、拼接、复制、移动、替换及跨文本衔接、调换，已成为“文抄公”的拿手好戏。“作文克星”之类的软件，公开倡导以组合拼接的方式，在几分钟内完成一篇千字作文。有文库，也就有了应试文体的“细大不捐”，有了行政文书的“面面俱到”，有了网络文章的粗浅庸俗，有了机械呆板、阴郁无聊之文……至于投机取巧，抄袭剽窃，已不属于技术范畴的问题，而是属于道德品质问题了。这自然不能归罪于高科技信息技术本身。但电脑、网络使这种不道德行为有了可乘之机，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对审美文体而言，阅读时需要想象、臆测、体悟，需要模糊思维和感知。图像接收虽然省力，但缺乏想象力。画可以与诗配合，但它绝然不能代替诗。“诗传画外意，贵有画中态”（晁补之）。文学语言的“态”，有画面感，但不等于画面。画面不能概括其内涵，更何况它还有画面不能表现的“意”。模糊思维是人脑的重要特征，可以摆脱直观性和形式化。电脑难以实现模糊判断和模糊审美。试图用电脑进行美学意义上的想象、移情、通感等，至少在目前难以想象。从这个角度而言，现代高科技传媒消解了文学形象的间接性，屏蔽了读者想象和再创造的广阔天地。

拉扎斯菲尔德与默顿在《大众传播的社会作用》一文中这样概括大众传播的负面影响：“把人变成顺从现状的单面人，导致审美情趣及文化素养的普遍平庸化，廉价占用人的自由与时间，以及使人处于虚幻的满足状态从而丧失行动能力。”因此，我们需要直面电脑、网络对文化造成的冲击，承认它们引起的负面效应。在某种意义上讲，现代人需要走出技术至上的观念樊篱，尽可能地降低科技理性膨胀与人文精神失衡的负面效应。

二、社会政治条件

政治导向与社会时尚是文章运演的直接动因。任何时代的文章，都离不开特定的社会政治。社会政治制约、导引、影响着文章的存在和发展，而特定的文章观折射和反作用于特定的社会政治。这就是刘勰所说的“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也就是丹纳所说的“某种艺术是和某些时代精神与风俗情况同时出现，同时消灭的”。

文章从来不是与世隔绝的封闭系统。从整体的传播系统看，文章不可能孤立于社会政治体系之外，它必然受到政治的操控、制约。作为上层建筑核心的政治，直接决定政务文书的运行，并通过各种方式干预、影响文学的生长与传播。尽管不同时代的意识形态对精神文化的影响不尽相同，但精神文化总是无一例外地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一个时期主流的意识形态必然以特定的思想和语言进入作者的写作领域，从而与那个时代的文章纠缠在一起。语言天地不可能没有主流意识的参与。一个时代的文章总会受到意识形态的过滤、浸润及影响。企图把文章同它所处的历史、政治、社会分开的想法，既不现实，也无必要。

虽然，孟子反对“枉道而从势”，唐人韩愈倡导“无诱于势利”，但在强权政治下，只能是一种愿望。我们看一下宋人陈辅在《陈辅诗话》中记载的一则“一字师”的故事，就可以知道这一点：

萧楚才知溧阳县时，张乖崖作牧。一日召食，见公几案有一绝云：“独恨太平无一事，江南闲杀老尚书。”萧改“恨”作“幸”字。公出，视稿曰：“谁改吾诗？”左右以实对。萧曰：“与公全身。公功高位重，奸人侧目之秋；且天下一统，公独恨太平，何也？”公曰：“萧弟一字师也。”

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字修改，而是一例提防政治事件的改字。“恨”字在古典诗词中使用的频率较高，它的意思较多，不独是“仇恨”的意思。这里的“独恨太平无一事”, “恨”是“遗憾”、“深感”的意思，所指对象也不是“太平盛事”，而是“无一事”。语义是清楚的，但一旦被打成“政治问题”，就说不清了。萧楚才政治敏锐性强，提醒张乖崖摆脱“诬蔑”之嫌，避免“身家性命”之忧，故被称为“一字师”。

政治对文章发展的影响是直接的，无论是政治机器的干预，还是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都使文章屈从统治者的意志，并为其服务。行政公文是政治内容的直接体现。文学作品虽然不像公文那样体现官方意志，但统治者可以通过提倡、奖励的方式来提掖崇尚、认可的文学，查禁、打击不赞成、不认可的文学。尽管不同时代的文化政策宽严程度不同，但施加影响则是共同的。一个社会体制下的政治倾向和文化政策，对写作的内容与形式都起着限制、引导的作用。春秋时的礼崩乐毁、纲解纬散带来百家争鸣的自由。秦时的焚书坑儒造成了精神文化的一度空缺。唐代文禁松弛迎来了诗歌的璀璨烂漫。清朝文化上的高压政策，使大批优秀学人进入考据学的古纸堆。

政治干预文章的现象，一直持续到后世。后世的神化和鬼化，比起传统的宫廷文章，实有过之；主题先行，单一宣传，文过饰非，禁忌避讳等劣性文风，是王权政治的恶性发展。至于逃避现实，讳言政治的文墨，则是文禁政策的回应；文山文牍的习惯，看风使舵的心理，是中国士人迎合权贵、玄言清谈的古风延续；追名逐利的猎奇抄袭，生搬组合，则和封建科举制下的“场屋文章”如出一辙。

民间创作，也与时下政治相关。《毛诗序》这样说明音乐与政治的关系：“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这里“音”指诗歌，主要就民歌而言。民歌反映着人民的生活及心声，在治世、乱世和亡国的不同情况下，其声音必然不同。《毛诗序》的这种说法，实际上是历史现象的归纳，高度概括地说明了文学与社会政治的关系。比如说，秦时民歌《长城谣》:“生男慎勿举，生女哺用脯。不见长城下，尸骸相支柱！”表面上是改变重男轻女的社会传统心理，实质上显然包含了无比的悲伤、哀恨和无奈，是对现实苦难的控诉。

除政治因素外，普遍存在的社会心理、社会时尚，对文章也有着巨大的影响，即章学诚所言的“学问文章随其风尚所趋”。社会心理是特定时期民众普遍认可、流行的思想情绪和精神取向。文章不可能脱离社会。以人文问题为写作对象的文章，更是直接反映社会生活形态，社会心理倾向，社会制度构成，社会时代风尚等。时下的意识、情感、追求、动机、理想、趣味、风俗、习惯、道德标准、价值观念等因素，或多或少进入不同体式的文章。社会心理与社会大众的选择倾向，必然对文章体裁和题材形成巨大的影响。切合社会心理之文兴盛，不合社会心理之文消沉或灭亡。宋元戏、曲的兴盛，与市民阶层的壮大有直接的关系。明清小说的崛起，同样是社会大众乐于接受故事情节曲折与人物形象鲜明的故事文学的缘故。作家个体的特殊性只有融入群体的普遍性之后，才能走出一条康庄大道。因而作者为了赢得自身的价值与作品的出路，会自觉不自觉地将思维的触角伸向大众的怀抱。

不难发现，特定的文化传统、社会背景、意识形态及政治氛围，会产生出一定的“场”，这种“场”具有空间上的共同性和时间上的承接性，对处于这一“场”中的社会成员产生无形的影响，这就是文化运作中的“场效应”。它主要通过心理能量、舆论力量的形式对文章加以操控。趋同效应在自然和人类社会系统中都是存在的。生活在同一环境中的生命体，由于接受环境中相同的信息指令，使得本来不同的系统结构会进化、演变出相似的某些特性来。文章的趋同效应，主要是由社会因素造成的。人们的思维模式和表达模式，很难超越自身所处的社会环境。大多数社会成员很难突破时代、社会、环境下的场效应，但也有少数思想独特的人，可以跳出场效应的圈子，如明代的李贽就是一个典型。

百花齐放局面一般情况下产生于政治环境宽松、社会气氛和谐、思想观念开放的年代。郎加纳斯《论崇高》揭示了一种文化现象：“民主是天才的好保姆”，自由“能培养才士的大志”；而“专制政治，无论怎样正派，可以确定为灵魂的笼子，公众的监牢”。不同流派、风格之间的自由竞争，有利于文化的繁荣发展。诸如春秋战国时期的“礼崩乐毁”，导致追驰新异、崇尚学术的文章时风；魏晋玄学的兴起引发回归自然，向往超逸的写作趋向；唐代由盛而衰，促成关心社会民生的文章价值认同，等等。

尽管文章在宏观意义上受社会政治的影响，但在微观意义上又是情况各异。不是所有的文章都与政治结缘。不同时期、不同体制下的政治，对文章的影响、控制程度大相径庭。就一般情况看，不是文章“奉命”不“奉命”的问题，而是哪些文章属于“奉命”文，哪些文章不属于“奉命”文的问题。公文本身就是“诰命”文书。而在文学中，有与政治相关的，有与政治无关的；有礼赞或批判政治的文学，也有无涉政治的文学。所以不能一概而论。

三、文体化生条件

对文章的发展与演变来说，除了作为生存土壤的经济因素和作为背景因素的社会政治外，还存在文章本体的问题，存在遗传基因的问题。继承传统而又不断创新，是文章生命活力的关键所在。

文章的盈缩消长，既受外在因素的支配和影响，又受内在机制的滋养和孕育。在具体的发展过程中，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上，文章的盛衰并不与社会经济大背景完全对应。在特定的时期，物质的增值，会带来精神的贬值。“关于艺术，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的繁盛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因而也绝不是同仿佛是社会组织的骨胳的物质基础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可见，物质与精神两种文化发展之间存在不平衡性。这一点，中国古代文章家早已有所察觉。欧阳修在《苏氏文集序》中说了这样一段话：

唐太宗致治几乎三王之盛，而文章不能革五代之余习，后百有余年，韩李之徒出，然后元和之文始复于古。唐衰兵乱，又百余年而圣宋兴，天下一定，晏然无事。又几百年而古文始盛于今。

贞观时期，开创了历史上最为开明、和谐的政治，千秋之后，尚令后人怀念、仰慕而津津乐道。但文起八代之衰的古文运动，却没有出现在这个时代。至开元年间，经济繁荣昌盛，国家进入中国历史的巅峰，而古文运动同样没有出现在这一时期。安史之乱后，唐王朝走向衰落，古文运动才开始波飞云涌。显然，从文运自身的规律看，变革的时机还没有成熟。就一般情况而言，实用性文章可以与政治经济同步发展，而哲理性文章和文学作品，不能与政治经济同步发展，因为它们需要有一个酝酿、化育的过程，需要演变的前奏和不同的环节，需要人才的培育和创造机制的催生等等。而对社会及历史的影响较大的文章，恰恰不是实用文章，而是哲理性文章和文学作品。

作为精神文化，除了需要物质基础外，还需要形成自身的生长机制。这种机制根植于人的精神世界、思维结构之中。文字的产生，是人类思维深化的表征。文字与人的智能程度相对应，是思维能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反过来又会促进思维能力的深化、提高。“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二者之间就像交变电磁场一样相互影响和激发。人能创造和使用符号，符号的使用反过来促进了人的智能进化，促进了精神文化的发展。文章演变，与外在的社会需要相关，同时也与内在的体式演变、语汇更迭相关。内在因素，主要产生在继承与变革相交织的运动环节中。在运动中，旧因素在不断地衰退、消亡，新因素在不断地产生和壮大。继承不是简单的接收和同态的重复，其间有摒弃和创新。即使消失了的因素，还有可能重新复活，或经过蜕变，融入新的因素之中。

“科学革命不管多么彻底，都必须保留前人的成就，因而不可能同传统真正决裂。”文章自身运作的内部机制，是外在因素难以操控的。刘熙载《艺概·文概》中说：“文章蹊径好尚，自《庄》《列》出而一变，佛书入中国又一变，《世说新语》成书又一变。此诸书，人鲜不读，读鲜不嗜，往往与之俱化。”这里是指由于引导性书著的出现，导致了文章风气的变化。诗歌的变化，最能说明内部因素的作用。雏形的诗歌，非常质朴单一，句式简短，音节急促。最有代表性的一首原始歌谣就是《吴越春秋》中保留下来的《弹歌》，两字一句，四句八字：“断竹、续竹，飞土，逐肉。”后来发展至四言，五言，继而发展到六言，七言，杂言，直至格律诗和固定词牌的出现。其内部的结构组织和美学内涵，语言技巧和表现功能，都是经长期的积淀和演变才形成的，这是外部的经济实力和社会组织无法替代的。诗歌与音乐的关系密切，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配合音乐而发生，并调整以适应，从而引发句式、结构、声律、风格的变迁。它在题材、内容、格调、风格、形式、方法、技巧等各个方面都存在传承的问题。律诗至今多用古声，有其惯性力。文章标题的变化，也由内部因素起主导作用。在甲骨文的时代，没有完整的文章，也不存在文章的标题。周代的民歌，有有标题的，也有没有标题的。收集、编纂的人会给加上一个标题。古代文人诗中，有些标题，实际上是一小序。如白居易有首诗，题目是：《自河南经乱，关内阻饥，兄弟离散，各在一处。因望月有感，聊书所怀，寄上浮梁大兄、於潜七兄、乌江十五兄，兼示符离及下邽弟妹》。这种情况，在现代文章中已不存在了。现代文章有了正题加副题的形式，消息中的标题还可以多达三行。近几十年，又有了用标点做间隔的题目，如《树木·森林·气候》, 《转变：从“官本位”到“民本位”》。这种标题，有跨越性，扩大了信息含量而又简洁明了。此类变化，由文格、文式自身的生长机制所决定。

此外，文章的演变中还存在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和采借的现象，借助多文化的交流融会，实现传承和创新。双向交流，调适应变，采借吸纳，冲撞整合，“别求新声于异邦”，是实现弃旧图新的有效渠道。文体繁衍中，多文化汇聚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比方说，歌剧、话剧是舶来品，现代新闻来自西方，神话的概念是引进的。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受果戈理小说《狂人日记》的启发写成。而中国的诗歌意象影响了西方意象派艺术理论。变文是佛教文化与中国文化结合的产物。信息时代，学科之间、民族文化之间的影响越来越明显。文化上的“城堡主义”只能走向自我封闭。伏尔泰说过：“任何有意义的东西都属于世界上所有的民族。”在全球文化交流时代，中国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文章学也会对世界文化发生影响。

未来的文章，将会在继承传统文化和吸纳外来文化中实现新生。传统滋养不可遗弃，对外吸收不可忽视。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文章观需要一定的西方营养，以形成时代的耗散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