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不良文风的主要表现形式

不良文风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明代方孝孺曾总结出四种“文蠹”：

文奸言，摭近事，窥伺时势，趋便投隙，以贵富为志，此谓利禄之蠹。耳剽口衒，诡色淫辞，非圣贤而自立，果敢大言以高人，而不顾理之是非，是谓务名之蠹。钩摭成说，务合上古，毁訾先儒，以为莫我及也，更为异义，以惑学者，是谓训诂之蠹。不知道德之旨，雕饰缀缉，以为新奇，钳齿刺舌，以为简古，于世无所加益，是谓文辞之蠹。

“四蠹”是为利、为名、为诂和为辞，它们都离开了文章的价值指标。

下面，我们把现代社会不良文风中最突出的一些现象加以综述。

一、蛮横与虚假

本来，文章是文明的产物，理当传播文明。然而由于诸多原因，文章中的不文明现象还是存在。如态度蛮横，以势压人，便是不文明的、甚至恶劣作风的反映。这种现象，往往附丽于某种背景或某种势力。

按照福柯的理论，“话语是种稀缺资源”, “说话是种权利”。然而，在专制社会中，话语既不是资源，也不是权利。刚愎的帝王不仅将不符合己意的言论列入“诽谤”，甚至还揣测别人心中的话，以罗织“腹谤”罪。汉武帝就因一个叫颜异的人嘴唇动了一下，没说出话，以“腹谤”罪治其于死地。在封建专制背景下，语言暴力，文字致罪，就是蛮横无理的典型。秦朝的焚书暴政，清朝的文字狱，即是如此。

法国有句著名的格言说：“骂人是没有道理的人的道理。”脏话、粗话、丑话进入文章，是对精神产品的玷污。“揭批”文章的一个显著特色就是谩骂：或信口诅咒，或恶意攻击，或起哄喧嚣，或使用脏语，或捏造事实，或大扣帽子，不一而足。谩骂者之所以使用谩骂方式，正是因为其道义、理性已丧落，在事实、真理面前已经失败了，没有其他更好的争辩方式，只好撒野。在一个时期中，“走狗”、“恶魔”、“豺狼”、“毒蛇”之类的字眼也被写入法规性文件。面对攻伐对象，竟然使用巫术诅咒般的语言，如“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 “打入十八层地狱，叫他永世不得翻身”。至于报刊上的“狗娘养的”、“野心狼”、“北极熊”、“美国佬”、“臭不可闻”、“这是屁话”、“豺狼本性”、“人面兽心”、“牛鬼蛇神”、“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之类的字眼，更是司空见惯。泼妇骂街的文章，除了暴露出自身的粗野低下、道德败坏、文明丧落之外，再也不能证明其他什么了。

文章中出现的撒野、谩骂、人身攻击等，不管作者是什么人，也不管对着什么而言，都是不良文风的体现。因为文章本身是文明的象征，恶语脏言本身属于不文明的现象。也许有人说，骂坏人、骂坏事有什么错？问题在于，首先，衡量好人、好事与坏人、坏事的标准，不能由某个人凭自己的主观好恶而定；其次，对确凿无疑的坏人、坏事，也没必要用咒骂方式去解决。只许我骂人，不许人骂我，是蛮横态度；说我骂人是对的，说人骂我是错的，难以令人信服；至于我骂人时属于“喜笑怒骂皆成文章”，人骂我时就成了“辱骂和恐吓绝不是战斗”，就有点滑稽可笑了。“好用反语，每逢辩论，辄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迎头一击”，不是一种真诚的态度。因为辩论意味着讲道理，不宜泄私愤，打棍子。现代网络上出现的造谣、欺诈、恶意攻击，以及各种形式的不文明表现，都属于不良文风现象。攻击谩骂的文章，常夹杂了“文人相轻”的毛病。这种毛病，古今中外都存在。“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各以所长，相轻所短。”狄德罗《绘画论》中揭示了历史画家与门类画家之间的互相轻视：“历史画家认为门类画家头脑狭窄，思想空虚，不懂诗意，志趣低劣，才识疏陋；而门类画家则认为历史画家过于传奇夸张，虚伪不实。”鉴此，在文坛上提倡“文人相亲”，反对“文人相轻”，有利于文风的纯正。

文章中的虚假现象，可分为有意造假和无意传假两种。新闻写作失实的原因十分复杂，不一而足。但归纳起来，有两个主要方面，一个是作者被骗，一个是作者骗人。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大跃进”时代，许多地方伪造高产田。如事先选好稻田基地，从各处选出高度相当的出穗水稻，移植过来，砌地砖似地密集栽培后，浇上水，除去作假痕迹。然后宣布高产田成功。记者赶到时，将相机架到密集的稻穗上，也掉不下去。于是，报上出现“放卫星”的报道、照片，人们不知背后骗人的勾当。这种现象，责任不在新闻作者。曾有记者在20年后知道当年遭骗的实情后，感慨地说“人骗了我，我骗了人”。他说的“人骗我”是有意的，“我骗人”是无意的。被人骗而传假，因不知内情，不负全部责任。另一种情况，就是作者有意的编造。如电视、广播、报刊、网络以及大街小巷中传播的广告中，往往夹杂着虚假的成分，有些内容达到了十分离奇、荒谬、无稽的地步。这些内容，大多是为谋利而有意编造出来的，编造者应负全部责任。

失真现象除了媚上跟风和利益诉求之外，还与人心好奇相关。好奇是人的本能。有一些小报，为满足人的好奇心，常常刊登一些子虚乌有或经过加油添醋的事。汉代王充早已指出，消息传播中，出于好奇，常有虚美憎恶的失实现象发生。他说：“述事者好高古而下今，贵所闻而贱所见。”“世俗所患，患言事增其实。著文垂词，词出溢其美，称美过其善，进恶没其罪。何则？俗人好奇。不奇，言不用也。故誉人不堪其美，则闻者不快其意；毁不益其恶，则听者必不惬于心。”刘勰对这种现象也予以斥责：“然俗皆爱奇，莫顾实理。传闻而欲伟其事，录远而欲详其迹，于是弃同即异，穿凿旁说，旧史所无，我书则传，此讹滥之本源，而述远之巨蠹也。”

二、空洞与僵化

曲意奉承、阿谀逢迎属于不正的政风。反映到文书写作上，就是追逐风潮，附会形势，回避问题，空唱赞歌，其危害性不可小视。它不仅使政务文书难以发挥正面功能，反而会引起其他问题。刘勰将下级对上级一味地迎合，被动地服从的现象称之为“顺风托势”。就文章自身的品格而言，“谀辞弗剪”必然带来“颇累风骨”的结果；就其社会影响而言，“过悦必伪”会造成空话的四处蔓延。

众所周知，精神文化的生产与传播往往为政治权力所垄断，“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的形式”, “只准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色彩”，用“华丽的词句”来粉饰“简单的事实”，用“冠冕堂皇的形式来传达最空洞最荒谬的思想”。许多历史和现实的事实证明，“不明确的思想会变成不明确的夸夸其谈的、冠冕堂皇的词句”。这些论述，批评统治者，不懂精神文化“甘辛殊味，丹素异彩”的特质，或不愿承认这种特质，力求用一元“独尊”来代替多元色调。

这种官方色彩，最易导致文章的空洞。“文革”时期，报刊文章的语体、结构以至词汇，基本上按一个模式做成。官样文章，依样葫芦，“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成为历史笑柄。红卫兵文风、大批判文章的模式是“开头戴个帽，中间抄抄报，最后喊口号”，空言成风，套话连篇，没有真诚和袒露，只有虚伪和欺骗。有些领导讲话因空洞，遭人讥讽为：

“嗯嗯，啊啊”——开始；“这个，那个”——过渡；“明白了吗？”——环顾；“就这样吧！”——结束。

空洞与老调，引起接受效果的不理想。马拉美说过：“人们厌倦了官方的诗，就是拥护官方的诗的人也不免深感厌倦了。”中国古人则说“媚久必厌”。1985年第6期《新闻业务》刊载了一篇题为《万能表》的短文，并注明：本表结构严谨，层次分明，段落清楚，主题突出，适用所有工矿企业的新闻报道；大、中、小学文化程度的同志均可使用，使用时稍加填写就可成为一篇正规的“新闻稿”。《万能表》的内容是：

在___的大好形势下，在___会议精神的鼓舞下，厂党委认真贯彻执行___精神，组织党委一班人围绕___专题，反复认真学习了___文件。通过学习，深刻认识到___的重要性，进一步明确了开展的___重要意义，从而大大增强了贯彻执行___的自觉性。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他们针对本单位___的特点，狠抓了___的工作，做到了___，从而有力推动厂里的生产。到___为止，全厂已超额完成___计划的百分之___，总产值达___，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___。群众高兴地说：“ ___。”目前，全厂的干部群众正在成绩面前找差距，为争取___做出新的贡献。

这张“万能表”，十分典型地讽刺了内容空疏、形式僵化的“文革”文风。

僵化的文风来自思想的僵化。现代学术文化在空前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选题重复、思想他律、内容空洞的倾向。不少所谓的论文，没有自己的观点和见解，没有学术创意，也没有发生本质上的信息增殖，只靠“文献资料”来包装注水，拼盘杂烩。甚至有些论文油腔滑调，以“官样文章”、“政治表态”的方式代替学术探讨。因此，在现代社会背景下，学术文化的生产者和传播者都需要树立创新意识。

僵化的文风容易带来语汇的僵化。空洞与僵化现象，在古代的文章已不乏其例，已受到文论家的批评。古人早有“陈言如贼”、“陈言为祸”的说法。唐人刘知几曾批评那种爱用僵死生硬的固定词语的现象：“论逆臣则呼为 ‘问鼎’，称巨冦则目为 ‘长鲸’，邦国初基皆云 ‘草昧’，帝王兆迹必号 ‘飞龙’。”长期的宗法政治，使得文章之道中的崇古之风十分盛行。于是，人们总是爱用古圣先贤们用过的词语，爱用经典上已有的套式。就像扬雄这样的文章大家，还是仿《易经》作《太玄》，套用《论语》模式写《法言》。至于那些平庸的作者，更不可避免地去陈述古语，重弹老调。这种现象，“使天下人之心思智慧日腐烂埋没于陈言之中”。

现代社会中，文章中的陈陈相因、重弹老调的习气，比古代社会更为盛行。公文中的模式化更为明显。事业单位计划，常是“稳定一个大局，突出两个重点，抓好三项工作，注意四个问题”。企业单位计划则是“认定一个指标，立足两个前提，完成三项任务，做好四个环节”。有人讽刺说：“工作单位出成绩，全靠领导一支笔。”“一字经”的盛行同样是模式化的表现，诸如“一抓就灵”, “一包就灵”,“落实一个用字”, “狠抓一个斗字”, “狠批一个修字”, “立足一个忠字”, “突出一个硬字”, “围绕一个公字”, “消灭一个私字”等等，其实都是一种文字游戏。

刘勰在讨论文章时，注重内容与形式的结合，没有泥于文本格式与表达技巧。他认为，政务文体的使命就是关注时态实务，即“密于时务”, “敬慎群务”, “必使时利而义贞”, “有期于成务”。“密于时务”是实用文书的共同特点。因此，他讲章表时要求“言必贞明”，讲启奏时要求“文而不侈”，讲议对时要求“事以明核”，讲檄移时要求“辞切事明”，等等，目的都是为了避免落入华而不实、大而不当、空虚迂阔的泥坑。刘勰痛恨“舞文弄墨，支离构辞，穿凿附会”，对那种“信伪迷真”、“崇己抑人”、“伪亦凭焉”等虚而不实的现象持严肃的批判态度，反复强调了文章内容的真实性问题，主张“指事造实”, “华实相胜”, “要约而写真”。因而，执笔操翰，宏观上要求“大明治道”，即识大体，察根本，了解治国之理，大政方针；微观上要求“事以明核”，即察验实际，核明事实，防止失误、失真、失漏现象。而敷衍应酬，夸夸其谈，显然是不能完成此任的。《议对》篇这样写道：“对策揄扬，大明治道。使事深于政术，理密于时务。”作者要求政务文书，要能阐发治国的道理，要精于政策和密于实务，要根据新的情况解决实际问题而不是迂腐阔远的高谈，要灵活机变来拯民救世而不是刻薄无用的谬论。这些见解，具有超时代的恒常价值。

三、绮靡与怪诞

文学作品不同于一般实用文章，要求以生动的语言塑造丰满的形象。但是，忽视作品的内容，一味注重辞采雕琢，语句修饰，那么会走向反面，即空有外在的“画皮”，而没有内在的艺术魅力，从而也就不具备相应的审美内涵。

在文学史上，那些穷妍极态的“缀风月，弄花草”的无聊之作，很快为历史淘汰，而千古流传的则是言辞真切、内容充实的佳作。《韩非子·解老》中说：“夫恃貌而论情者，其情恶也；须饰而论质者，其质衰也……夫物之待饰而后行者，其质不美也。”一些底蕴匮乏、思想苍白的次品，纵然以丽辞偶句装饰，也不能改变其贫乏和苍白。如有人将“枕石漱泉”，故意颠倒为“枕泉漱石”，刻意求新造成词序错乱，是刘勰斥责的“失体成怪”，韩愈所讨伐的“磔裂章句，隳废声韵”。六朝时的文风，多以绮靡绚丽的骈体文为争驰追逐的对象。那时候，文章的俪偶繁采、踵事增华成为时潮，内容因素被过分的形式因素所压抑。许多作家专务华艳，争价一字之奇，追求骈对声律，尤多清规戒律。这种绮靡的文风，遭到后世的批判和清算。

滥情是绮靡文风中常见的题材。传统诗歌的主流素来是高雅健康的。词中虽然有柔靡婉约的格调，但裸露的性描写几乎没有。即使被称之为艳词的作品，也不见得多么低俗粗野。即使唐宋传奇，也没有多少色情题材。不加掩饰的性描写从托名汉伶玄的《飞燕外传》开始，但性描写比例不大。滥性小说行于明清。流行于嘉庆朝的《如意君传》，以宫闱内幕为题材，开性描写先河。《金瓶梅》则把性描写发展到社会市井人家。《红楼梦》中庸俗、低下的一面，实被人为地掩盖了，可能是因其有艺术价值的缘故。至于《浪史》、《浓情快史》、《绣榻野史》、《宜春香质》、《巫山艳史》之类，多取材于市井，成了淫人淫事的大杂烩。这些作品，完全没有道德义务感，彻底背弃了人的社会性及必要的文明规范。

改革开放以来，滥性作品又有了温床。出现了一批被人们称之为“流氓作家”的写作者，“身体写作”成了他们的时髦口号。他们津津乐道于性经历、性体验、性感受，通过公开或地下出版、网络等途径，传播色情作品，造成了不良的影响。不需要去读，一听类似《性爱日记》、《天亮以后就分手》、《绝对隐私》、《遗情书》等货色，就知道是一些奇丑的东西。某些网络文学几乎近似“情感聊天室”里的淫言秽语。断章取义，玩弄噱头，卖佻取笑，媚俗贩丑。网上可怕的媚俗和滥情，成了藏污纳垢之地。

粗俗、浅露与玄怪是另一种表现形式。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说：“语忌直，意忌浅，脉忌露，味忌短，音韵忌散缓，亦忌迫促。”一些作家和出版部门迎合低俗口味，粗制滥造浅露之作，根本谈不上耐人品味和发人深省。粗俗、玄怪比浅露更为有害。在文坛上，时常可以见到照相式的翻版，广告式的喧叫，离奇的编造，低俗的逗乐取笑，颠覆经典的无聊文学。更有甚者，一些牛鬼蛇神也披上了艺术的外衣，到处招摇撞骗。从街巷书摊上的“一古二洋三现代，剑侠侦探加恋爱”，到三流编导的“大血案，美人窟，神灵鬼怪加魔术”，从某些录像厅的色情渲染，到某些游乐城的鬼哭狼嚎，都证明，“次品”、“劣品”、“毒品”来自趋利动机。那些腐朽的低俗的消遣品，总是污染社会空气，助长色情暴力，败坏人伦道德，引诱青少年犯罪。“计算机色情包括了广泛的罪恶和罪恶之人”, “色情受新的技术，比如，色情交谈电话、甚至电视电话嫖妓的影响，而形成完全崭新的方面”。当腐商与腐艺勾结时，腐商传播腐艺，腐艺滋生腐商，产生了一种“狼狈效应”。正如布瓦洛所斥责的那样，把神圣的艺术变成唯利是图的职业。精神文化有自身的特殊性，它既不能用搞政治运动的大轰大闹来取效，也不能用搞经济、炒股票的赶潮逐浪方式来收益。在精神缺席的条件下，只顾经济效益使得文章、书报中粗制滥造现象成为文坛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随着社会的急剧变革，一个又一个的浪头接踵而至，写作中的“时潮”和“热点”不时地冲击着文坛。“空虚的草包穿戴得富丽堂皇”（莎士比亚语）。急功近利和轻率浮躁，残渣余孽和浮萍泡沫，在艺术外衣的包装下招摇过市。一些低俗、粗劣的口号在小报、杂志上出现。例如，有些地方宣传计划生育，提出“一胎上环，二胎流产，三胎就阉”, “生一胎，活得旺；生多胎，死个光”之类的口号，不文不雅，大煞风景。

晦涩怪诞是文章畸变生出的怪胎。文章本来应当词达意畅，文从字顺，这样便于阅读。写是编码，读是解码。编码时要为解码着想。怎样适应于特定读者的阅读，就应当怎样写。但是，文字编码工作受种种习气的影响，往往离开自身的价值目标，走入晦涩怪诞的歧途。其现象形形色色，五花八门。比方说，或文气不畅，佶屈聱牙；或文白夹杂，语句不通；或累赘繁冗，不忍卒读；或词零句碎，不能通贯；或颠三倒四，杂沓重复；或措词不当，不知所云；或矫揉造作，装模作样；或故作高雅，以辞害意；或独标新异，生硬别扭；或不用标点，语序混乱；或含糊隐晦，以求深奥；或逐玄求怪，以怪为美；或胡言乱语，东拉西扯……诸如此类，必然带来价值的沉落和消隐。有首所谓的“先锋诗”，这样写道：“修着/在/久已就/的/个是故事的/这你发生/替时/就肤色/在村被你走中/过你/留/下着的/一层/树。”颠覆了基本的语法规则，词语表达支离破碎，毫无伦次，人们看了不知所云。

对“搞笑”的作品，要做具体的分析。幽默、风趣，有高下、俗雅之分。“幽默”一词，按汉字的意思是“寂静无声”。现在用的则是英文“humor”的意思。在政治语汇的重复轰炸下，人们的精神极度紧张、恐惧而又疲惫的情况下，迎来一声幽默的笑声，得到一种轻松感，娱乐感，解脱感，是可贵的。但走向颠覆、恶搞、戏谑，就变异了。笑的艺术要笑出睿智，笑出情趣。人有笑的功能，故而也就有了笑的艺术。笑中有高雅的笑，智慧的笑，美好的笑，也有平庸的笑，猥琐的笑，低劣的笑。汉魏时期，有些作家搞的谐语，就没有创造性，只是鹦鹉学舌，拾人牙慧，结果不但“无所匡正”，反而带来“诋嫚媟弄”的消极后果。至于有人把他人的鼻子形容为“偷小蛋”，把他人的形貌比做“拿舂杵”之类，则属于没有品味的“莠言”，低下庸俗的“妄笑”，实在是“有损德音”。同理，在隐语中，那些“谬辞诋戏，无益规补”的创作，那些“虽有小巧，用乖远大”的作品，都不宜提倡。针对谐隐中良莠混杂的现象，刘勰对幽默滑稽的价值界定是：“会义适时，颇益讽诫；空戏滑稽，德音大坏。”用无聊的琐言秽语来笑人，是道德堕落的表现。时下一些俗文学的“恶搞笑”, “灌脏水”，庸俗猥琐，低俗无聊，正是刘勰当年所揭露的不光彩的“诋嫚媟弄”。比方说，胡诌什么大禹治水时因搞婚外恋才三过家门而不入，李清照是赌神酒鬼色女郎，司马光打破缸救出是青蛙王子、流氓兔和西瓜太郎，卖火柴的小女孩是促销女郎，柳下惠根本就是个性无能，孔融让梨是想把坏梨推销出去，孔乙己偷东西是为资源共享，少年闰土变成了“古惑仔”……令人啼笑皆非。中学语文中出现的所谓的“另类语文”，例如说，《一件小事》中的车夫是因为垂涎过路女子的美色才特意将她绊倒，《背影》中的老父亲从轨道上爬过去，被“红袖章”抓住罚了款之类，对辨别真假美丑能力不强的青少年形成误导。此类嬉戏式“改编”，不管炮制者的主观动机如何，其内容都可计入刘勰所痛斥的“空戏滑稽，德音大坏”之列。意大利剧作家哥尔多尼的《喜剧剧院》告诉人们：“当喜剧的目的只是引人发笑的时候，就没有人再去关注它了，因为以引人发笑为借口，它就容许最高度的、最喧嚣的瞎胡闹的事情。”法国批评家布瓦洛在《诗的艺术》中说：“不管你写的是什么，要避免鄙俗卑污：最不典雅的文体也有其典雅的要求。”这些理论家的话，在今天还是如此掷地有声。

网络时代的“网上热词”，也是一种值得关注的现象。对网络热词，人们的态度相差甚大。有人认为网上新词不规范，是对语言的戕害和污染，有人则认为它自由活泼，亲切幽默，是语言多样化和充满活力的表现。不同的态度中，存在明显的年龄界分。年长者一般认为网络新词属于病态语言，持抵制和反对态度；年轻人则多认为它贴近生活，时髦，有趣，不应受到限制。还有些人态度模糊，认为对它是高科技时代的产物，说不上好，也说不上不好。基于这种判断的差异，在要不要规范，要不要防范等问题上，人们的意见也大相径庭。事实上，多数网络“热词”，是不规范的词语，用于即时、随意、感性的表达，追求情绪宣泄，戏谑搞笑，有明显的低俗化倾向。如用“恐龙”、“青蛙”、“菜鸟”、“狼族”、“老鸟”、“驴友”一类词汇指人，已超出了善意的戏嬉，带有侮辱性含义，无疑属于不文明现象，不利于语言的健康发展。

语言规范的主旨，在于表达与沟通的准确无误。不规范的表达，在本质上是不便于交流的语言。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任何表义混乱的词语，难以增强语言的活力，促进语言的发展。判断网络流行词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其表意的准确与否。不论通过什么介质书写，错别字的出现，都是不规范现象，后果是引起表意的错位，造成交际障碍。网络“热词”中的错别字现象十分严重，它直接影响交流效果。比方说，用“大虾”代替“大侠”，面对“我喜欢大虾”时，正常的理解就成了喜欢吃大虾，不是指喜欢某作品中的大侠。正是从语义表达的准确与否看，从中小学到大学，以至于研究生的各种作业、习作、论文中，要坚决杜绝网络流行词的渗入和影响。对各类学生而言，无一例外要求语言规范，文字正确。把“过奖”写成“果酱”，把“幽默”写成“油墨”，把“喜欢”写成“稀饭”一类，是货真价实的错别字。至于用“走召弓虽”来表示“超强”，用“天才”来表示“天生蠢才”一类，更是不能允许。语言教学一定要坚持基本的原则和要求，不能赶时髦，凑热闹。贺拉斯《诗艺》中认为“‘习惯’是语言的裁判，它给语言制定法律和标准”。在网络流行词中，有不少不合乎汉语习惯的表达形式。如“PK”、“BT”、“555”、“3Q”之类，就不合汉语的表达习惯。对于不上网的人来说，看到这些词语，定然有如坠云雾之感。不合常规习惯的标新立异，不管如何“独出心裁”，最终还是得不到认可。在这一问题上，以往的经验教训也值得引起人们注意。比方说，比起直译的“祖母绿”、“德谟克内西”之类，意译的“翡翠”、“民主”就更为符合汉语习惯了。另如，有个年轻人起名“马皮格翁”，别人还以为是个做马皮活的老头子，原因是不合中国人名字习惯。2010年1月，湖南张家界将“南天柱”改名为“哈利路亚山”（来自美国科幻片《阿凡达》），引起人们普遍的反对，也可说明这一问题。

虽然网络热词存在诸多问题，但在一个正常、开放的社会，应当允许它存在。从人际交流状态看，需要多样化形式。语言自身就是生态化、多样化存在。同一个意思，存在不同的表达形式。不能因为有“再见”这个正规的词，就取消“拜拜”这非正规词。事实上，后者更适应于童语。同是E-mail一词，正规场合下称“电子邮件”，网友们叫它“伊妹儿”，也未尝不可。从现代网络文化看，不能搞“一家之言”。网上的空间十分广阔，交流的渠道、方式丰富多样。它比纸质有更大的自由性和灵活性。要允许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宜采取硬性的方式打压不同的思想与不同的形式，更不宜小题大做，上纲上线。从远距即时交流看，文字表达可以口语化。网上的文字交流，是人际沟通的一种新形式，既是远距交流，又是即时交流，把阅读与面谈结合到一起。这样，文字具有口语语体的特点，随意表达和零星片段，通俗形象和轻松活泼，情绪宣泄和调侃逗笑，也就在所难免。它没必要追求书面语言的典雅、庄重。有错字、不规范词语也无伤大雅。当然，对于不文明现象，就应另当别论了。因其如此，分清层面、场合，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从上述分析中可知，网络新词中的术语词，可以根据需要使用，不受任何限制，而流行词则不能进入正式交流的语言空间。为保证语言教育和信息传递不受干扰，应当把网络热词限定在网上聊天、发帖、个人邮件、手机短信等范围之内。从这一限定看，网上的正规文字，同样不能使用热词。随着网络功能的扩展，各种新闻已实现了网上传播，许多文件、文献、事务文书、科研资料等，都会通过网络传播，这些文稿、文书，必须拒绝流行词的侵扰。

四、谋利与剽窃

“经济第一”、“价格至上”的价值取向不符合艺术的价值规律，有违艺术的价值属性和精神品格。所谓“艺术搭台，经济唱戏”, “艺术为经济服务”之类的说法，其实质属于只见钱不见人的盲论。人文良知和人文精神始终是精神文化的内核。文学内在的功能就是陶冶性情，完善品德，塑造人格，帮助人们认识美，发现美，享受美，用美的标准建构自己的灵魂，用美的标准协调社会。这种神圣使命，任何时候都不能允许被金钱的巨浪所淹没。

市场法则极易诱发拜金主义思潮。倘若以经济价值代替文化价值，会引起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导致有文化价值而无销路的艺术无法生存，二是造成有利可图而品位低下的作品泛滥。在文化传播中，有赢利性文学和非赢利性或赢利甚少的文学的区分。在非赢利文学中，不乏文学价值和社会意义的作品，市场法则使这些文学面临困境。相反，在赢利文学中，也存在不少品味低劣、内容不健康的作品，市场法则使这些文学极度膨胀。特别是在市场机制不健全，人文意识淡薄，道德水平低下的情况下，腐败和堕落现象就会乘机侵入文化市场的各个角落，腐蚀、瓦解文学创作和消费的合理格局，造成文化品位的降格，甚至导致文化功能的蜕变和异化。

经济至上不仅对文学艺术构成腐蚀，对学术研究同样构成腐蚀。“学术腐败”的根本原因，是利益诉求的介入。名利追求造成学术道德和学术精神的消解。定职要求面面俱到，不论质量论数量，不论实质论刊物。盲目的量化造成盲目的“高产”，引起负效反弹。包装注水，杂物拼盘，旁征博引，蓬松膨胀，只堆砌他人的零碎论述，没有自身的思想光芒。追名逐利使得学术走向平面化，平稳化，平庸化，本位化，经院化，空疏化，相当多的“课题”以概念、范畴为出发点，又以概念、范畴为归宿点，搞封闭、表态、狭隘的学术研究，忽略现实，不能拓展、深入和更新。学术领域的歪风邪气表现得形形色色，五花八门。如抄袭剽窃，弄虚作假；假冒伪劣，浑水摸鱼；粗制滥造，学术泡沫；一稿多用，重复循环；剪切拼凑，杂取组合；改头换面，粘贴复制；请人代笔，或寻求挂名；关系网络，关照近亲；项目垄断，虚假鉴定；以钱开路，买卖署名权；商业炒作，庸俗捧场；江湖作风，帮派体系；学术媚俗，为追求“上座率”而降低格调，出卖严肃性，等等。加之政治腐败对学术的渗透和干扰，使得神圣的学术被金钱亵渎，书香被铜臭掩没。

抄袭剽窃现象，古已有之。《后汉书·蔡邕传》中提到“或窍成文，虚冒名氏”。现代利益刺激下，学术研究中的抄袭现象日见增多。它瓦解了学人客观、真实、诚信的道德操守，败坏了优良的学风、文风以至世风，成为学术界的一大公害。部分研究生为了毕业和取得学位，运用“剪切——复制”的手法大段大段地抄袭别人的文章，炮制学位论文。更有一些已经成名的“专家”、“学者”，在专著或论文中抄袭剽窃他人的研究成果。吴迪的《学术规范与职业道德——电影研究中的抄袭与剽窃（一）》一文中列举抄袭剽窃的四案例，具有典型性。案例中的当事人，整章、整节地抄袭，甚至包括参考书目都是照搬不误；更多的则是改头换面，或打乱原文的结构，重新组织编排，或整体窃取原文的学术观点，对一些文字表述作些许改动，以起到一种修补掩饰的作用。用文章作者的话来讲，有些人在抄袭上所下的功夫比在专业研究上所下的功夫还要大。另如涂秀虹等著《吴敬梓与 〈儒林外史〉》，多处抄袭陈美林《吴敬梓与 〈儒林外史〉》。即使对陈著中的错误也是沿袭不改。《光明日报》2000年6月15日发表李志明的文章《一本抄袭拼凑而成的书》，揭露此事。

造成抄袭现象的外部原因有很多，如评价机制不完善，盲目量化误导；单位之间的竞争，计较排名次序；受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人际关系中的种种不正之风；学术出版中的“商业化经营”；学术界一些无原则的追捧、炒作；很多人忙于争项目、跑经费，难以静心坐下来搞研究，写文章，等等。主观原因来自强烈的功利欲，即为发表，为名利，为职称。作为学者，文化人，应当遵守求真求实、诚信无欺的学术行规和道德操守，维护学风的纯正与学术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