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文章学研究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一、文章学研究的对象

简单地说，文章学就是研究文章问题的学科。文章学是一门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古代就有文章学这一名称，朱熹《近思录》引用程颐的话，将“文章之学”与“训诂之学”、“儒者之学”相并列。古代的文章之学中，包括了我们现在说的文学理论与写作学。文章有自身的特殊矛盾，体现在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文本与功能的关系之中。作为学科的文章学，面对的是所有的文章。它同特定行业、特定体式、特定语境下谈的某种文章现象不一样。

尽管，文章学有广阔的历史背景，有久远的理论说教，有庞杂的实践积累，有多维的思想价值体系，但它绝非漫无边际，也绝非虚无缥缈。只有在确定本位时才能显示出自我。文章学需要从本体的特质和规律出发讨论问题。文章本体，指文章自身，当然包括人们对它的概括和解释。中国文章学自然主要讨论中文语境下的文章。离开传统的文章及文论，就无法寻觅文章本体。现代文章，基因来自古代文章。传统文章概念中，包括经、史、子、集各方面的文字在内，不分实用文与文学作品。现代由于文学理论的兴起，将“文论”看成是文学理论，实际上已经错了位。当然，文章学要成为一门独立完整的学科，就不能停留在文章、作品内部的组词遣句、谋篇布局的研究上，而有必要扩大到文章的文化背景、整体机能、思维机制等方面。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由于诸多复杂的因素，使文章学研究偏离了文章本体。突出的表现有下述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是机械论文章观，用机械论来解释文章的生成与传播，实质是将文章意识形态化和政治庸俗化。机械论者用唯物原理解释一切文章，严格区分“物”、“心”界限，提倡文章“为政治服务”, “从路线出发”, “以阶级斗争为纲”。其用意是要求各类文章，一律都去图解政策，附会政治。一些文学理论论著，一再强调“阶级社会的作家都是属于一定阶级的”, “阶级社会的文学都是一定阶级的文学”,“文学从属于政治并为政治服务”, “为革命而写作”等等，无视文章自身的特殊性。

机械论者见物而不见人，将文章表面化，工具化，概念化，主体需要和主体功能被忽视，人本位被换为物本位，幼稚地以为精神的流程和指向必然受外物的控制。“文章是客观事物的反映”，在特定的场合下讲特定的问题，未尝不可，但把它作为文章的原理，就不大适宜。因为当原理看待，就成了白板说和决定论的翻版。机械论者往往不顾特定语境下的用语，用绝对权威来干预学术研究。如有人依据恩格斯“幽默是表明工人对自己事业具有信心并且表明自己占着优势的标志”这一特定语境的表述，就认定幽默来自“道德上的优越感”。这颇有点庄子所说的“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的味道。

众所周知，在文艺学、心理学等学科领域，几乎不需要讨论“物”与“心”孰为本源的问题，这正如在物理学、生物学领域，也没必要讨论这一问题一样。因为文艺、心理属于人的精神问题，而物理、生物属于自然本体问题，各自有自身的对象。文章是讨论传播、表达的一种方式，没有必要处处印证精神与物质谁为本源的问题。文章的形态、体式、用途多种多样，有从属政治并为其服务的，也有远离政治的；有的侧重精神内容，有的侧重物质内容。将特定的政论文做成政策的图解，无可厚非，但将文章学科做成特定政治的附庸，则是大错特错了。受极端政治的影响，许多文学批评者把“唯心”的帽子扣向作家，实有点不伦不类。即使如郭绍虞这样的学者，也这样批评宋代“濂洛风雅”的诗派：“他们学诗的态度，是唯心的，而不是唯物的。”人文学科，不可能做到精确化，形式化，公理化。谁能依据“万物兴衰皆自然”，就判定李白是唯物者？抑或依据“得心自虚妙，外物空颓靡”，又判定他是唯心者？精神有自身的特殊性，同一现实中会产生不同的精神。李白写梦境的诗，很难说不是来自生活，但也不好说是客观事物的反映。文章形态的千姿百态与功能的千变万化，决定了其多极性、多样性的特征，用“唯心”与“唯物”来区分文章，难免陷入捉襟见肘的困境。事实上，因文体、因对象、因语境的差异，文章在讲“物”或讲“心”时各有特定用意，不必非得分出个“唯”什么。更何况，这个区分不具备道德属性，也不具备价值判断意义。

另一个方面是消化不良症，造成疏离文章的偏位现象。近、现代以来，诸多学科的繁荣发展，为文章研究提供了广阔的参照系。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文章学科对别的学科形成严重的依附性，使自身难以形成独立的学术系统。照搬语言学科、心理学科、文化学科、数理学科、思维（逻辑）学科、横断学科（如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突变论、协同论、耗散结构论、混沌学、分形论、超循环论等）、美学理论、传播学科、教育学科等的现象较多，烦琐化倾向以及名词爆炸、概念搬家的现象也比较普遍。有的专著或教材博而不精，杂而不纯，大而不当，华而不实，食洋不化，生搬硬套。例如，“写作即是混沌”, “写作混沌背后有一个 ‘奇怪吸引子’”, “写作能力是一个 ‘空无’”之类的说法，生搬混沌学概念，显得不伦不类；“写作是什么，为什么写，是对终极理由的追问”，写作是“宇宙本体运动学”，是“宇宙的终极本体”, “是万有之元”，几乎有点痴人说梦。至于“写作文化学与文化写作学”的比较，写作“控制者的本质也是施控者的本质”之类，真叫人不知所云。

文章学研究，既不能株守于“术科”樊篱，也不能做成“玄学”谜语。借鉴新学科，贵在消化吸收，加强学术研究的深度和精度。但不能机械地套用新学科概念。如用信息论解释文学，难免牵强附会。文学是情感化的，形象化的，无法消除通信意义上的不确定性。文学中讲究模糊美，难以用狭义信息解释。文学信息内容难以计量，难以用“新”与“旧”来衡量信息的有效性，难以用“真”与“假”区分信息的可靠性。一般信息传递中的语言，可以用表达相同意思的语言代替。而文学的语言，具有不可代替性，因为文学语言就是美感质地的成分之一。

文章学在追求概念的准确，体系的严密，理论的普遍适应性等等方面，与自然科学接近；但就学科自身而言则与自然科学截然不同。自然科学不具备人文性，不体现出对人的关怀，不关注人的成长和发展、人的幸福和自由等。因此可以说，科学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文章学的一个特征。文章学不拒绝吸收其他学科的成果，但必须是在消化的前提下吸收、融合。作为文章学科中的“概念”，需要相对确定和同一，这样才便于交流。这是逻辑同一律的要求。在具体的行业中，我们按特定对象和语境使用有关概念，这是可以的。但作为学科研究中的概念，就不能限于某一特定的语境。对于邻近学科概念的借用，也须谨慎。概念搬家，名词爆炸，盲目移植，机械模仿的做法对学科建设和发展，是有害的，它不能带来理论的突破，反而会造成混乱。

二、文章学研究中的层次性和针对性问题

凡学科，都需要一套反映特定对象的理论构架、逻辑体系及相应的概念范畴。经验描述和常识汇集都不能成为完整意义上的学科体系。只有把感性经验描述上升为内在本质和整体规律的揭示，形成逻辑范畴和原理概述之后，才能成为一门学科。

从宏观、中观、微观三层看，文章学可划分为三大层次：

（1）原理层（理论性阐释）

（2）体式层（常识性描述）

（3）操持层（行为性方法）

宏观的原理层，就学理问题而言，包括文道、文风、文气、文用等等；中观的体式层，就规格构成而言，包括文体、风格、史变等等；微观的操持层，就实践活动而言，包括谋篇、技法、修辞、炼意、炼字等等。研究文章，实质上是在文章上做文章，文章学的论文和原文章是有区别的。前者是理论形态的，而后者中多数是非理论形态的；前者是抽象意义的，而后者大多是具象意义的；前者追求普遍性、概括性，后者一般体现特殊性、自体性；前者以理性形式把握对象，不诉诸情感，而后者可以通过感性把握对象，可以诉诸情感，等等。文章自体是分散的文本，有各自的功用；而文章学则属于对文章的评说和研讨，以论述的形态呈现。文章学同文章现实一样，呈现出多形态，多侧面，多层次，多渠道，多方法，多标尺。自古以来，对文章的研究中，有各种不同侧重点，不同的侧重点综合构成了学术的完整性和立体性。

文章学，在中国有伏根深远的历史。事实上，当文章成型后，讨论文章的学问就开始了。现代文章学研究中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寻找文化的“母核”，即对传统文章和文论的梳理和弘发。尽管，中西文论可以互动以实现互证、互解和互补，而不必打擂台，非得争个孰高孰低，或摆战场，斗个你死我活。以抽象取义见长的西文与以形象感悟见长的中文需要兼容互补。但讨论中文，自然应以传统的文章实践和理论致思为母体。这就需要对古代文章理论进行梳理、批判和继承，对当代新学科理论做必要的学习、吸收和借鉴。传统文论，尽管开始时是零星、片段、感性的讨论，渐次发展为系统、连贯、理论的讨论，但大量的论述还是以随笔式、漫谈式的形态体现，带有十分明显的感性化、片段性、模糊性特征。形象地说，是东云露麟，西云见爪，不求整体贯通和逻辑自洽。这样，虽说缺乏理论的完整和体系的严密，但它更能突出零珠碎玉的光彩，灵光闪动，宝气四射，随兴所至，流动自如，不拘格套，针对性强。而且，诸说纷呈，容纳性更大。如刘勰的《文心雕龙》，叶燮的《原诗》那样系统的论著，不是很多。叶燮说传统的诗评“杂而无章，纷而不一”，只看到了其缺乏系统性的一面，未察识其灵活性的一面。当代一些崇拜西方文学理论的人，发出无可奈何的悲叹和虚无主义的嚷嚷，更是大无必要的。

德国学者赖欣巴哈说过一段耐人寻味的话：“半截真理的认识对于有创造力的思维可以成为一种充分的指导，指出通向全面真理的道路；互相矛盾的理论倒反是有帮助的，因为虽然在那时还不知道，但必有一个更好的理论存在，这种理论能统括一切观察材料，并消除矛盾。”中国传统文论的零散，包含着思想的多样。它分散于诸家文、书之中，大多属于随感式、印象式、即兴式的表述，其理论价值蕴涵于杂说累积和见识对撞之中。西方文论清晰，中国的文论模糊。模糊中包含的内容更为深邃和丰赡。古代文章概念中的神、气、色、味、意象、意境、风骨、刚柔、神韵等等，理论中的神思、造境、写意、以形传神、得意忘言、外师造化、气盛言宜、因声求气等等，都蕴藏了丰富的文章学资源，需要发掘和汲取。

三、辩证与兼容，有利于学科发展

文章学研究需要直面矛盾，需要在多种联系中来探讨文章的本质。

矛盾是客观事物的特性，也是人类文化的特性。任何学术研究，都没有必要强使矛盾归于纯一，没必要强调“统一认识”。人本来就生活在相互矛盾的状态中，面对缠绕不清的问题。欧几里得几何学与非欧几何学之间相矛盾，但二者各有其效应性和可行性。当人们面对复杂、多样的对象时，需要亦此亦彼的辩证思维，需要对立事物之间的兼容与互补，需要“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彬彬，尽美尽善矣”; 需要“权衡轻重，斟酌古今，和而能壮，丽而能典”。古代文章学家刘勰在他的时代，力求兼容诸家。《文心雕龙》体现了以儒为主、兼取诸家的多元吸纳精神。“始盛玄论”, “聃周当路”，指老庄学说的社会影响；“术兼名法”是对曹魏时期兼采名法的肯定；“总法家之式，秉儒家之文”，是对儒法所长的融会；即使纵横家的表达技巧，作者也给以公正评价。这种兼容性，即是“弥纶群言”的体现。

非此即彼的思想，只能造成单一和苍白。硬要在“物理世界”与“心理世界”中只选其一，硬要在“言不尽意”与“言能尽意”间只选其一，硬要在作品文本“有客观”与“无客观”间只选其一，硬要在语言风格的“尚朴”与“尚文”之间只选其一，硬要在宋词的豪放派与婉约派之间只选其一，硬要在艺术起源的劳动说与模仿说之间只选其一，结果只能是盲人摸象，执其一端。

法朗士说：“在文学的问题上没有一条意见是不能很容易地被一条跟它恰恰相反的意见反对掉的。”在传统浩瀚的文论中，相抵触、相对立的说法多不胜举。其间确有正误之分者，但大多数可谓各有见地。比方说，讲文学形象问题，有的论者谓“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有的论者则说“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一说可置于眼前，一说不可置于眼前，相互对立。其实，前者就文学艺术的形象性特征而言，即可透过语言描述获取表象感知；后者则就语言意象的特点而言，既可感知而又模糊不清。两说皆有其理。即使同一作者，也会出现相对立的说法。如王夫之有“无论诗歌与长行文字，俱以意为主”之说，又有“诗之深远广大，与夫舍旧趋新也，俱不在意”之论。“以意为主”与“俱不在意”，有点水火不容。但当联系全文语境，就可以看出，前“意”是指情感内核，后“意”是指抽象意念。因表述后“意”的文字接下来是“如以意，则须赞《易》陈《书》，无待诗矣”。作者意在说明，诗思与《易》中的抽象哲理、《书》中的政务事宜不同。

不难发现，无论是相互印证的观点，还是针锋相对的观点，都可以相互补充，相互对照，相矛盾而相统一，筑成更完整的文章学资料库。文章学，作为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由不同的层次组成，反映的对象十分宽广，而文章研究的对象、范围同样十分宽泛。矛盾现象属于常态。诸如审美与实用的对立，藻饰与质朴的对立，清晰与模糊的对立，整体与个体的对立，形上与形下的对立等等，才构成了丰富多彩。另如表述的一维性与对象的多维性之间，构架的形式性与文本的表意性之间，常式的概率性与变式的无穷性之间，既相矛盾，又相统一。多元坐标体系的并存，不但无害，反而有益。把人类既有文化成果放入真理与谬误的二分法天平上，进行剖判，必然得不出理想的结论。因为对于绝大多数文化现象来说，它既不是真理，也不是谬误，而是特定语境下的一种见解和描述。

在承认辩证思维重要性的前提下，文章学研究需要关注下面三个兼容：

一是整体与局部的兼容。

在文章学领域，有一种追求实效的思想，就是强调文章的“做法”，认定立足“术科”、追求“致用”才算找到了文章研究的用武之地。这种实用思想有局限。

实用论思想表现在认识方法上，就是把对象分解为一些基本的构成因素，然后以构成因素的叠加来证明整体。这种方法导致的结果是，整体的性质在分解中被割裂和淡化了，各个构成因素被作为孤立静止的对象看待。从传统的例文讲析到“分格法”教学方式，从静态的“要素论”到时下的“作文克星”软件，都有这种倾向。用分解法来讨论文章，自觉不自觉地落入单一的线性因果论，注重形式上的要素叠加，追求常见的行文套路，忽略其整体功能和价值功能。长此以往，容易形成单向化、平面化和形式化思维。所谓“天下文章一大套，看你套得妙不妙”，正是这种思维的形象表达。它们将文章的生命之树切割成无生命的碎片，内在的血脉在肢解中断裂，系统功能被淹没，灵魂在残鳞断爪面前无处归依。

文章学研究不能过于工具化，技术化。针对实用思想支配下的分解化现象，需要强调“学”与“术”的统一，强调整体观的思维方法。随着横断学科、综合学科的出现，整体论成为一种重要思想和方法。整体论认为，整体大于部分之和，整体被割裂后，整体功能不复存在。文章理论需要整体观。它需要从元件组合关系、互动关系、整体联系关系上把握写作过程和文本功能，防止集合要素的隔滞和割裂。

二是知性与情性的兼容。

科学依赖理性、知性，艺术依赖感性、情性。而对文章的写作来说，既需要理性和知性，也需要感性与情性。文章学研究，不同于原文章写作本身，但两个方面的问题都需要关注。

文章中的知性与情性，既可以分而表现，也可以兼而混合。实用和审美始终是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在现代文章中，实用和审美一般都是分道扬镳的。一个秘书，在起草文稿时，知性在其思维中起主导作用；而一个作家，在创作诗歌、小说时，情性就成为审美价值实现的基本坐标。但实用意义上的知性和审美意义上的情性，并不是排斥的关系，二者可以同时体现于同一文章之中。例如，一封信，既可以包含实用性内容，又可以包含情感性、审美性内容。这种包含、互涵现象在古代文章中比较多见。如《谏逐客书》、《出师表》、《陈情表》等名作，是当时的奏章，《水经注》是古时的地理学专著，但这些文章中都有浓厚的描写或抒情色彩。情性不等于虚构。言情记事的散文，内容一般都是真实的。报告文学和史传文学的内容也是真实的。在文章写作中，知性与情性可以互动和互补。我国传统的文论，并无严格的实用文与文学的区分。

因其如此，文章学研究，需要知性与情性的兼容，诗性与理性的兼顾，在关注感性生命的基础上获得学理的积累与升华。

三是理论与实践的兼容。

理论与实践可以看做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学术理论的完善和成熟对于社会文化发展至关重要。英国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认为，科学发展最重要的形式就是理论的更替。只有经验的积累而没有理论的变革，至多只能称为技术的进步，而不能称为学术的研究。反过来讲，理论建设又不能离开实践。康德在《纯粹理论性批判》中认为，一切概念以及一切理论，必然与实践经验直观即可能的实践经验材料联系在一起，没有这种联系，概念及其原理就没有客观有效性。文章学既要追求理论概括性，又要有鲜明的实践应用性，把学术理论与实践应用统一起来。文章学中的理论问题不能忽视，实践问题更不能忽视。研究文章的目的就在于更好地实践和应用。因此必须密切联系写作现实，关注实践中的新问题。

现代社会，文章在人才培养、个人发展、社会进步方面所起的作用已经越来越为人重视。正如文化学家、教育家所指出的那样，高科技时代对人的基础文化的要求越来越高。写作思维电脑无法替代。一般而言，写作能力的培养和提高需要学习。实践证明，以正确的理论指导实践，会比盲目的实践容易收到效果。关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应当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是理论对于实践的描述和解释；二是理论对于实践的促进和推动。当然，在写作活动中，存在“心”与“手”的矛盾。纵然“得心”也不一定“应手”。理论的抽象程度越高，它与具体实践之间的关系越间接。从指导实践的角度看，抽象程度高的理论要通过许多中介环节才能对实践起作用。对于具体的写作实践或写作教学实践，高层次的理论也许没有立竿见影的效果，然而一旦掌握那些中介环节，寻找到了从“理”到“法”再到“术”的转化通道，高层次理论就能在实践方面发挥应有的效力。

四、走向文运亨通的新时代

现代社会已进入一个文运亨通的新时代。高科技信息处理、传播手段，在文章领域引起了革命性效应。人们借助电脑网络工具及环境，将信息处理为电子文本，瞬间即可达到传播的目的。

网络写作，是以电脑为书写工具、以互联网为传播途径的写作活动。电脑和网络改变了笔和纸的工具方式，为文章提供了超时空、跨媒体的自由天地，可集搜检、制作、编辑、传播和反馈于一条渠道。网络传播更新的快速性，表现形式的综合性，交流互动的敞开性，有利于文章价值高效发挥。其间，还可以录入图形、图像、声音、视频等，加强其传播效果。

网络传播的综合性，带来的是文体的全面繁荣。在传统社会，容易形成一种文学体式极盛一时，并成为文坛主角的局面，如诗之于唐，词之于宋，小说之于明清，即是这种现象的表现。在网络时代，没有一种文学体式能够独霸文坛。各种体式，都有表现自己的机会，而且体式之间的界限越来越不明显，新文体及交叉性、边缘性文体不断涌现，百花争艳的时代真正来到。

网络文章写作与传统纸质写作的区别在于：

一是书写和运载的工具不同。电脑和网络的出现，带来了一场“传播革命”，书写方式开始“换班”，键盘开始代笔，屏幕开始代纸。文章不再限于“白纸黑字”，可以是屏幕上的文字显示。人们写作时，用敲键代替执笔。

二是写作流程中操作的行为方式不同。电子文本有极大的灵活性，高速录入，高能编排。增删文字极为方便，可视需要进行剪切、删除、复制、粘贴、拼接、替换，可将大块文字重新组合及进行跨文本的调用。修改可直接在屏幕上进行，纸质条件下的誊清抄正已不复存在。可以运用音乐、声音、色彩、图像、动画、光线等多媒体手段，使信息之间产生联系。文字不能表达和表达不清楚的问题，可以用其他的形式来表现。

三是传播的途径、功能及效果不同。网络有联通功能。电子文本完成以后，只要发送上网，就可以被所有上网成员所共享。网文在瞬间便可以走遍天涯海角。可“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笼天地于网络，挫万物于荧屏。网络本身是一个巨大的文本信息库。网文可以借助多媒体的功能，调动人的视听感官，增强文章的影响力和感染力。多媒体文本存储的是立体、全息的信息，能从一种媒体流动到另一种媒体，也能以不同的方式述说同一对象。它提供了可随读者行动而延伸或缩减的交互式信息。

网络传播引起了人们思维方式的变化。电子文本的超级链接功能，打破了线性叙事的规律。网状结构拓展了作者及读者的思维空间。视点的切换，不受所处空间地域和时间向度的限制，突破了三维物理空间，处于超时空、跨媒体的自由境地。数字化文本表达选择的丰富性，既便于走向广度概括，也便于走向深度细节；既能吸纳和融会他人的智慧，也便于增强自我独具的见识。它引起文体、结构和语言方面的适时应变。这些变化，对作者的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就是说，一方面要有文章素养；一方面还要有技术素养。技术素养主要指电脑操作能力，网上资源的获取能力，常用软件和传媒工具的使用能力，等等。电脑写作已成为新兴的写作方式，几乎向一切可用文字的地方扩散和渗透。文章形态进入了数字化、电脑化、网络化的时代。

现代文章理论，需要直面现代网络写作，需要超越传统文学理论、写作理论，需要重新界定外物和文思的关系，需要把“虚拟世界”纳入理论范畴而加以致思和观照。网络这个虚拟世界，既有别于现实世界，也有别于梦境般的主体心理世界。网络对象对于作者，往往具有“虚幻的真实”和“真实的虚幻”色彩。人们面对网境也会产生感知、感想和感兴，即对虚拟世界的现场感，以及现场感的表达。而这种表达也许会满足人潜意识中“梦想成真”的愿望。这种现象，用从《乐记》“物”—“心”关系的描述到《文赋》、《文心雕龙》建立起来的“物”—“意”—“文”转换模式来概述已嫌不足。于是，我们可以提出与传统“物”—“意”—“文”相比照的“象”—“意”—“文”转换模式。

新媒体在带来快捷方便的同时，也会带来新的问题。网络行为所依附虚拟的电子空间，存在于数字化形式的关系结构中，与现实的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不是一回事。对电脑、网络的倚重，会疏离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会使人在虚拟的幻影中离开现实，现实问题因不被关注而变得越来越严重。社会的弊病、人心的阴暗，也会在网络空间被放大，对社会人心起腐蚀作用。日渐膨胀的无效信息会成为无形的垃圾。戏说、拼贴、改写，导致内容空虚，表达古怪，使读者在低俗无聊文字草莽中消磨时间。浅写作、烂文章会消解经典文本的深度意义和艺术灵韵，成为大众文化消费的装饰品。刘勰当年所揭示的文章传播中的“韶响难追，郑声易启”现象，同样是当今社会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