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龙年的战争

消息从南方缓慢地传到会津，多数消息都令人不安。舍松虽然不能参加哥哥们严肃的谈话，但是在日式的纸墙建筑里，没有什么谈话是密不透风的。舍松听出了哥哥们话语间的紧张气氛，也听到了一些自己似懂非懂的词，比如“公武合体”（kobu gattai），即公家（皇室）和武家（幕府）达成和解。天皇和将军难道不是本来就站在同一边的吗？难道会津的武士们不是向来要效忠将军的吗？而将军的权力不是天皇授予的吗？为什么哥哥们的表情如此严肃，讨论如此激烈？

德川家最后一代大将军德川庆喜，虽富有远见，但志不能伸。庆喜爱吃猪肉，对西方的马术和人物摄影感兴趣，与号召攘夷的保守派格格不入。1867年，被推上将军之位的庆喜，幻想着一场全面改革：由西方内阁部长取代将军幕府幕僚，组建一支拥有现代武器装备的专业军队，建立一套新的赋税制以支持军队建设，同时大力发展工业。然而，此时再去说服南方诸藩征得支持，为时已晚。

反对将军政权的不只是某一个藩中的几个人，这些人大量集中在富庶的南方萨摩藩（位于日本九州岛）和长州藩（位于日本最大岛本州西南角）。历史上，萨摩藩和长州藩本是宿敌，但是到了1866年，此二藩却达成了秘密联盟，宣示要推翻将军统治，辅佐天皇恢复实力，建立新政府。比起将军的同盟，此南方二藩的装备更精良，军队更有组织性。他们狡猾地将倒幕运动与皇室合法性联系起来，完美地将敌方置于叛贼的位置上。

两个不共戴天的宿敌暂时联手，不得不说，这就是历史的吊诡之处了。而之前提到的愤怒的攘夷志士们，经过数年与西方战舰残酷的正面交锋，此时也逐渐认清了现实。已经没有人再心存幻想，试图驱赶外国人。他们逐渐明白，并坚定了这样的信念：维护一个植根于儒家思想，同时学习西方先进武器和工业技术的强大团结的日本，是日本直面内忧外患的关键。但是，萨摩藩和长州藩那些激进的改革派一心所想，就是要斩断数个世纪以来盘亘在将军政权周围顽固的封建根基。

正当尊皇派在南方集结团结力量之时，德川政权却让步了。与其发动全面的内战，德川庆喜选择了请辞。毫无疑问，这一举动令其忠心耿耿的同盟大失所望。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也反映出，此时的庆喜对政治局势已十分明了，而这一行动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更多的流血与杀戮。1868年1月，尊皇派的势力占领江户城堡，推倒将军政权，宣布时年15岁的天皇睦仁复辟，即大家所知的明治天皇。就这样，新时代的帷幕已然拉开。

然而，在日本北部各藩，旧时代残续得还要再久一些。虽然德川幕府的时代已经结束，但其忠诚的诸藩，尚未做好向一夜间崛起的南方改革者退让的准备。舍松家所在的会津，正处在北方五藩联盟的中心位置。会津藩在多次与天皇精良部队的作战中，均以失败告终。这场战争后来被称作戊辰战争，一场发生在1868年的龙年之战。

尽管会津藩为之奋斗的已是一个被时代抛弃的理想，但是，在会津家训深深的影响下，会津武士不愿在战场上退缩，并决心要为叛国的污名洗白。他们忠于武士道，宁可背水一战，也不愿与复杂的政治现实和解。实际上，会津藩大名，也就是果敢有为的松平容保（Katamori Matsudaira），正在冒着牺牲整个藩地的风险，为自己争取统领日本的机会——如果打赢这场仗，松平容保说不定能够夺取将军宝座。然而不幸的是，松平的军队力量远不及其政治野心。与此同时，南方的敌人们正在发起一场可怕的复仇之战。

南方诸藩很早就认识到了西方的军事实力，同时，与将军政权比，也手握更多的资金，他们几年前便从外国军火商手中购得了米涅步枪（Minié rifles）和加农大炮。会津藩手中却并没有什么现代武器，有的只是匆忙中制造的木制大炮，只以竹子加固，虽然可以发射石块，但几个回合下来，很有可能会解体。会津大名最终还是向外国军火商购买了武器，但其所购买的武器装备数量不多，且会津武士也远不如南方诸藩的武士那般训练有素。天皇的军队武装严密，军备技术遥遥领先，丝毫不惧会津的反抗。而会津藩的武士依旧看不起萨摩藩武士，认为他们只不过是“番薯武士”。（在日语中，番薯的发音为satsuma-imo，与萨摩的发音satsuma相似。）

那个春天，舍松和姐姐们照例将人偶摆上木柜，以庆祝女孩节。孩子们的母亲则在一旁阴郁地盯着这些象征着皇室，象征着会津敌人领袖的人偶。夏天到来时，随着不远处传来的巨大轰隆声，武士家的女儿们绑起袖子，用白色头巾扎起辫子，开始练习如何挥舞薙刀，以待需要保卫家乡的那一天。薙刀是一种很残忍的兵器，刀柄很长，刀尖弧度很大。薙刀的长度能够让女性与更强壮的袭击者保持一定距离，以弥补女性在身高和体重上的劣势。舍松以前就经常在家中看到薙刀这种兵器，通常那些薙刀就挂在山川家守卫室里的刀架上，刀柄细长笔直，就像一列直梯。舍松只看到过大人拿薙刀用来习武。因为学校停课，男孩们也待在家中——日新馆现在是战地医院了。会津做好了最坏打算：尽管眼前的世界已经坍塌，但他们要背水一战，拼死守卫。

鹤城优雅的翼状屋顶掩护了城内浩大的防御工事。20英尺（约6.1米）宽的城墙沿护城河拔地而起，每一块巨石上都留下了几个世纪以前工人们艰难地搬运和雕凿的痕迹。从城墙最高处到护城河漂浮着绿色海藻的河面，高50英尺（约15.24米）。城堡内侧的城墙部分简直就是一个由石阶组成的迷宫。有些石阶组成了宽阔的石梯，即使15人并排爬出墙垣也没问题；有些石阶却很窄，上上下下如陡坡，曲折延伸。城堡的石基足有两层楼高。

城墙的一角是钟楼。1868年8月23日，钟楼的大钟被敲响，钟声震耳欲聋，召唤所有听到声响的人进城避难。尊皇派正带领三万士兵，杀入鹤城。舍松的母亲唐衣将四个年幼的孩子和两个儿媳妇召集起来，朝钟楼方向赶去。她的两个儿子已经奔赴战场。

逃生的场面是混乱的：民众在瓢泼大雨和敌人的炮火中挣扎前行，以寻求庇护。街道上密密麻麻的全是人，被雨水浸泡过的木屋缓慢地燃烧着，浓重的烟雾让人几乎窒息。几个小时之后，城门关闭——城内已无法容下更多人了。没能入城的逃难者绝望地躲在城墙脚下，敌人的子弹在头顶呼啸而过。山川家的女人们都进了城，暂时安全。

大钟敲响以后，仍有许多人没有逃出家门。为了不拖后腿，他们心意已决，选择特有的仪式结束这一切。丈夫在战场上，后方的妻子穿上象征死者的白色长袍，辅助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完成殉道的过程后，再结束自己的生命。在一位高级将领的家中，父亲、妻子、两个姐妹、五个女儿全部殉道。这位将领的两个未成年的女儿曾做诀别诗一首：

我们手牵手，不惧前路，

我们动身启程，向着山路，向着死亡。

此刻，敌人的炮火轰鸣正在若松的群山上回响，空气中弥漫着令人胆寒的味道。在孩子们听来，来福枪射出的一发发子弹就像是锅里的烤豆子，有节奏地砰砰作响。

舍松的哥哥山川健次郎，还有几周就满14岁了。健次郎加入了白虎队——一支由未成年的孩子组成的后备部队。因为健次郎不够强壮，无法很好地掌握来福枪，于是被派去和其他年纪更小的男孩子一起看守城堡。事实证明，健次郎是幸运的。8月22日，一支20人的白虎队队伍失去了他们的将领，与大部队走散。拂晓时分，20个小伙子站在一处山岗上，看到城堡炮火弥漫，他们以为最坏的情况已经发生，以为敌人已经攻陷会津大本营，残杀了他们的领主，会津藩地完全沦陷了。他们绝望地跪倒在地，全体自尽。20人之中，只有一人活了下来。这支白虎队的故事直到今天依旧广为流传，出现在教科书、旅游手册和漫画里，被视为武士精神的典范[3]。

舍松的大哥山川浩时年23岁，是会津藩一位很受尊敬的高级将领。敌人包围若松的消息传到山川浩耳中后，大家都觉得，即使他现在带领部队返回若松，也无法攻破敌人的包围，他们已经失去了保卫鹤城的时机。山川浩心生一计：他让自己的士兵们全部穿戴成农民的样子，将他们装扮成吹着笛子、打着鼓的舞狮队。结果，装扮成一支表演队伍的山川浩部队，在大白天堂而皇之地进入了鹤城。这一巧计给会津大名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迅速任命山川浩统领抗敌工作。

除了3000名男性战士，围城内还有1500名女性及孩子。她们组成一支劳动队，有的淘米做饭，有的打扫日益糟糕的城内卫生，有的看护伤员，有的制作弹药。舍松8岁，是个生龙活虎的小姑娘，也很机警，周围发生的一切都逃不过她的眼睛。她跑来跑去，去一座仓库搬完铅弹，又跑去另一座仓库，将制成的弹药堆上已经高高垒起的弹药堆。

舍松的姐姐负责制作弹药。姐姐不满足于制作弹药的工作，希望能参与得更深入，她找来废弃的盔甲残骸，剪掉头发，拉低嘴角，做出一副典型的武士表情，然后宣布自己也要奔赴战场。可是，除了铭记武士道精神，服从的训诫也深深印刻在她的心中，于是当听到母亲命令她不要离开城堡时，她妥协了。

敌人对鹤城的包围长达一个月。就在最后几日，天皇部队的60门大炮还在狂轰滥炸。舍松的母亲让舍松和其他几个女孩去放风筝，风筝飞得比城墙还高，好像过节一样。“我们还在，”风筝传达出这样的信息，“我们不怕。”炮弹如雨点般落下，落向用潮湿的布捂住口鼻的女人们。山川浩的妻子斗世（Tose，音译）用力向前奔跑，然而前方有一颗炮弹就要爆炸。弹片擦过舍松的脖子，却直穿她嫂嫂的胸部。斗世的伤口已经溃烂，她央求舍松的母亲，帮助她履行一个武士的职责：让她英勇一死。

“母亲，母亲，杀了我吧！”她哭喊着，“请拿出您的勇气！记住，您是武士的妻子！”

正如同级别的其他武家女性，唐衣（Toi，音译）的腰间也别着一把锋利的短剑。可是，她无法拔出短剑杀死自己的儿媳妇。毕竟，她的职责是帮助大家在城堡中躲避枪林弹雨，而不是要她们完成殉道。最终，斗世在痛苦中死去。

9月22日，会津藩大名无奈投降。城墙上飘荡着城内的女人们缝制的白旗。经历了长达一个月的炮击，此时城堡内外突然安静下来，安静得令人觉得诡异。外护城河以内的房屋全部被夷为平地，满载舍松童年回忆的漂亮房屋和精致花园化为废墟，城堡的白墙和瓦片屋顶上也千疮百孔。

戊辰战争酿成的双方伤亡人数达六千人，仅会津藩就占了这个数字的一半。尽管尊皇派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是，因为会津藩大名松平容保在战争中表现出的决心不容置喙，他们决定力求万全，不留遗患。就在投降日当晚，尊皇派将松平容保关押在一座寺庙里，门外就是6门大炮。

舍松，以及母亲和姐姐们，离开了硝烟后的若松废墟，舍松又脏又饿，身上爬满虱子。但她们还要不停地走，前往几英里以外的战俘营。舍松所知的那个旧世界，已一去不复返。

一年后，新上任的明治政府对战败的会津藩的命运做出裁定：发配会津藩人至新藩——地处本州北部的蛮荒无人区斗南藩。明治政府派出美国船队，运送他们去斗南藩。1870年春天，山川家的女人们登上了从新泻出发的明轮汽船——这是她们平生第一次看到大海。美国水手给了她们一些饼干。她们站在甲板上，吃着这种从未吃过的奇怪的食物，看着海岸线一点点开阔起来。不过，新奇感很快就消退了；随着汽船缓慢地向北航行，她们愈加感到不安和沮丧，晕船带来的恶心更让人感到无助。

山川家的长子山川浩，已经成为会津的领导者之一，也是斗南藩的统领，需要对1.7万流放者的生命负责。当疲惫的武士们终于能与妻儿团聚时，一时间，他们的状况有了一定的改善。时值夏日，斗南很干净，也不像之前在战俘营里那么拥挤，有蘑菇可以采，也有鱼可以捉。但是，从会津流放而来的武士们从未做过一天农民，随着气候转凉，形势严峻起来：首先是大米不够吃，也没有像样的住所和保暖的衣物。柴火烧光了。锅里的粥汤都冻得僵硬。斗南的开拓者们从雪地底下挖出蕨菜根，采集冲上岸的海藻。储存的大豆和土豆剩的也不多了，只能省着吃。这时候，能吃到狗肉就算是幸运的了。

山川浩并没有倚靠自己的权位给家人谋得半点好处，山川家的困境并未得到一丝缓解；相反，他将人民的需要放在家人的需要之前。急于给母亲和妹妹们找些吃的，山川浩和当地卖豆腐的小贩商量，想要买一些豆渣，这种泥状的豆腐副产品通常是用来喂牲畜的。其他武士听闻山川浩的这一羞耻之举后制止了他。一位会津的武士从来不吃动物的饲料。山川浩用一首诗隐晦地表达了自己绝望的心情：

斗南是什么样的地方，

告诉那些想知道的人吧；

这里是一片先于人类历史的蛮荒之地。

武士训练从来不包括如何应对严酷生存环境的技能，但有一项能派上用场：忍耐。这也是家训里非常强调的一条。然而，正是严苛的会津家训将会津人置身于更艰难的处境。“萨摩和长州的那帮混蛋如果听说我们会津武士饿死了，肯定会嘲笑我们，”一位父亲对他的孩子说，“我们会声名狼藉。所以，这是一场战役，听清楚了吗？这是一场战役，我们要战斗到会津人雪耻的那一天。”

虽然要忍受寒冷、忍受饥饿，但是会津流亡者还是为自己的子弟建起了一所学校。这一次，孩子们的课程方向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他们阅读教育改革家福泽谕吉（Yukichi Fukuzawa）的著作。福泽谕吉推崇西学，劝诫日本社会不要禁锢在儒学之中，而要学习世界地理和历史。福泽谕吉翻译西方作家的作品，在翻译的过程中，他受到启发，将全球各个国家分为四大类型：蛮荒国家、未开化国家、半开化国家和文明国家。“欧洲毫无疑问是全世界最文明、发展程度最高的大洲；但也不要忘记，”他这样写道，“欧洲也是从混乱与无知中走出来的。”日本虽然尚不如欧洲那样文明，但也不是未开化的非洲，假以时日，日本的发展是让人期待的。

会津的领导者看到，是西方的先进技术帮助尊皇派打赢了仗，所以他们十分明白，应该让自己的孩子们学什么。可是，学习归学习，空空如也的肚子还是无法填饱。会津的流亡者一个个营养不良、肠子里长寄生虫，还贫血。舍松这时已经11岁了，她整日要做的事情就是给田地施肥，收集贝类，给家里的餐桌上贡献少得可怜的食物。

战争的仇恨正在褪去，年轻的明治天皇和他的朝臣在“东边的都城”建立起新规矩。原江户城里的居民现在需要提醒自己，这里已经是东京了。就在这段时间，舍松16岁的二哥健次郎打扮成寺庙里的侍僧，在一位和尚的保护之下，逃出了会津的战俘营，一路逃到了东京。健次郎卓越的学习能力打动了长州藩中几位富有同情心的领导者，在接下来的一年中，健次郎获得资助，以化名在东京学习生活。有关他战俘身份的消息总是不胫而走，于是他不得不一次次地搬家。尽管健次郎的出身背景给他带来很多不便，也使得他无缘进入一流学校读书，但健次郎还是在东京安下身来。东京的雪远没有斗南荒野中的雪下得多，可是健次郎却和他被流放在斗南的家人一样，整日都饿着肚子。

明治时代之初，并非只有战败的会津藩人受到生活的考验。明治这两个字的意思是“文明的治理”，其本身就寓意了新政府的方针。一群非常年轻、有活力的改革派上台，以王政复古的名义，势要建立一个全新的日本，一个先进的国家。在明治天皇的授权之下，改革派迅速瓦解了日本社会的残留现状。

尊皇派虽然将幕府将军赶下了台，可是这个联盟的本质是不稳定的，长久以来，各藩从根本上还是效忠于自己的领主。“日本”这个国名说到底也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每一个藩自成一国。打败了共同的敌人，旧日的宿敌又重新抬头，构成威胁。萨摩藩的“番薯武士”和长州藩的武士取代了德川幕府，没收了德川家的大本营，但其他诸藩的土地还是完好无损，且各藩都有自己的军队。

1871年8月，天皇召集各藩大名领主到东京，并宣布了一项意料之中、却还是引起极大骚动的谕令：废除各个藩地，抹去各藩之间长久以来的界限，设置府县行政系统，由东京任命的府县官僚掌管县级事务。原大名领主的家禄和华族身份得到保留，各藩的年贡移交政府，债务也由政府承担。对这一安排，原大名领主没有做出任何激烈反抗。然而，低级别的武士，甚至那些在战争中支持尊皇派的，却失去了家禄、军衔及其在日本社会阶层中已经习以为常的地位。眼光长远的武士想方设法进入商界，或者为政府部门服务；其他人只能打开储藏室，卖掉祖先留下的家财，沦为贫困却无法舍弃旧生活方式的落魄武士。那时，西方人一进纪念品店就乐不可支。“店里摆着成堆成堆的刀剑。就在几个月前，它们的主人还宁可舍弃生命也不愿舍弃这些玩意儿呢。”一本畅销旅行手册上这么写着。

山川家的男孩——年轻有为的山川浩和他聪明的弟弟山川健次郎——是那些眼光长远的武士中的两个。虽然山川家曾经与将军政权保持着密切关系，也曾获得安定和荣耀，现在这一切都已经烟消云散，但是山川家的孩子并没有丧失作为会津人的骄傲，他们发誓要重振家业。谁也没有想到，家里那个年纪最小的妹妹，竟然在这个誓言当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