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当义务情报员

来人正是胡靖安。

在此处邂逅戴笠，胡靖安也是一脸的讶异：

“戴雨农，你怎么会在这里？”

“主任，我是来找你的。”

“找我？”胡靖安愣了一下，接着笑起来，“刚还提到你呢，只是没人知道你的下落，没想到，说曹操曹操就到了！”

“主任有何事，尽管吩咐。”

“校长明天东渡日本，要我留下来组织一个情报联络组。”

“情报联络组？”

戴笠激动得眼珠子都瞪圆了，心里更是庆幸不已，幸亏自己在这个时候赶来了。但是胡靖安说：

“我知道你有做情报工作的特长，是联络组的最合适人选，只是……”

胡靖安斟酌着，因为蒋介石尚未复职，联络组实际是一个“黑”单位，除了他本人有地方领取薪水外，其他成员以及活动经费，都要各自负担。他既欣赏戴笠的才干，又担心戴笠生活无着，不愿接受这份工作。

听胡靖安说明情况后，戴笠当即表示：

“为校长效力，有无报酬无关紧要，生活的问题我自己想办法解决，这一点主任尽管放心。”

胡靖安听了非常高兴，当即递给戴笠一张名片，让他明天上午按照名片上的地址到联络组报到。

可是戴笠说过大话之后，面临的困难却无法解决。由于手头拮据，食宿无着，他到上海后，仍然硬着头皮住到张冠夫家里。张冠夫自然没有二话，只是表妹王秋莲，对他的态度比上次更差。这也难怪，王秋莲原本因为他“不务正业”而拒婚，上次流落上海已证实王秋莲没看错他；如今好不容易考上军校有了点起色，不料再次回落到原点，这让王秋莲对他更加蔑视，与他似有不共戴天之仇，轻则冷嘲热讽，重则直接把难听的话说到他脸上。

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钱！

张冠夫在商务印书馆做会计，是普通的小职员，收入有限。王秋莲精打细算，日子总算还过得去。可她这位表哥一而再再而三地来蹭饭打地铺，让她觉得无端地增加了一份负担，她本人又狷急任性，自然冷言冷语不断。

这不，戴笠一进门，就听到她又在数落：

“别人考上黄埔，哪个出来不是呼风唤雨，最差也能混个连排长当当。他倒好，还是打流混日子，这样的人，你接济他，啥时是个头？”

“连排长！”这话让戴笠恨得牙根疼：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若在姜绍谟手下任职，又岂是连排长能望其项背的？他虽屡遭失败，又何曾看得上连排长？惟眼下，马瘦毛长，人穷志短，只得厚着脸皮住在这里，任凭表妹挖苦奚落。

他闷声不响地走进屋，在地板上拉开铺盖，倒头便睡。心里暗暗盘算着，明天到胡靖安那里领了任务，然后就离开这里。他原本也是打算住三五天，工作的事有了着落就离开。即使下一步没有地方住宿，也不会再打扰表妹。

第二天，戴笠按照胡靖安名片上的地址，来到拉都路二十号胡靖安主持情报工作的住所。当时胡靖安已联系了多名黄埔学生，其中有蔡劲军、成希超、许宗武、王兆槐、东方白等人，后来第六期的乔家才也加入其中。

戴笠在黄埔军校期间交友极为慎重，往来较多的同学除徐亮、王孔安外，就是乔家才。戴笠当选营党部执行委员后，需经常到黄埔特刊党部去接洽党务，由此结识了担任特刊党部常务委员的乔家才。乔家才是山西人，后来戴笠出任复兴社特务处处长，乔家才被派往山西，出任山西情报站站长。其他在军校期间有往来的，还有河南的刘艺舟、湖南的劳建白、广西的何莪芳、江苏的东方白等。

联络组成员的任务是利用亲戚、朋友、同学等关系，搜集共产党与一切反蒋势力的情报，交到胡靖安手中，由胡靖安整理后寄给蒋介石。

戴笠多年打流，都是在沪杭一带活动。考虑在杭州同学同乡比较多，又有姜绍谟那样身处高层的好友，因此他决定先去杭州，由姜绍谟给介绍一些朋友，他觉得来自高层的信息应该更有价值。

返回张家后，戴笠将张冠夫叫到一边，向他说明情况。

张冠夫对戴笠的看法与王秋莲相反，他一向认为戴笠非等闲之辈，佩服他敢闯敢干、敢于冒险犯难，相信他“一朝遇雷雨，绝非池中物”。在张冠夫看来，凭着戴笠的善交游，头脑灵活，办事执着，一定能干好这份情报工作。又是给蒋介石搜集情报，说不定这就是那个“遇雷雨”的好机会，因此极力支持戴笠的选择。

有无报酬不要去计较，这也是张冠夫的观点。只是张冠夫囊中羞涩，倾其所有，也仅能凑出几块钱，悉数交给戴笠权作川资。

随后，戴笠跑到楼上，向他的另一位好友——文溪高小同学王蒲臣告辞。

戴笠与王蒲臣并非同窗，王蒲臣比戴笠小五岁，两人在文溪高小交叉时间仅一年，这样一头一尾两个年级的同学，犹如两条永不交叉的平行线，照常规连相识都无可能，偏偏戴笠爱管闲事，这一管就管出了个莫逆之交。

王蒲臣是江山县城关人，出生于1902年，进入文溪高小后，由于在新生中年龄最小，常常被人欺负。有天被一个叫姜润才的同学当马骑，在地上边爬边哭，恰巧被戴笠看到。戴笠一个箭步冲上去，一把将姜润才从王蒲臣背上揪下来，痛加斥责。当时戴笠是毕业班的优等生和班长，在全校同学中有一定影响。从此有戴笠保护，再也没人敢欺负王蒲臣，两人也成为好朋友。

为此，王蒲臣的姐姐王蕉梅与戴笠的妻子毛秀丛拜了干姐妹，两人的友谊变成了两个家庭的友谊，后来王蕉梅嫁给了戴笠的同窗好友，两个家庭的往来更加密切。

巧合的是，王蕉梅随夫移居上海后，与张冠夫同住一幢楼，王蕉梅住楼上，张冠夫住楼下。戴笠每次到张冠夫家，王蕉梅都会在经济上给予接济。戴笠发迹后时时不忘报答救济之恩，直到退居重庆，仍由回沪人员给王蕉梅带送礼物。

时逢王蒲臣来上海找工作，就住在楼上姐姐家；戴笠在楼下张冠夫家打地铺的这几天，王蒲臣正在楼上姐姐家打地铺。

见到王蒲臣，戴笠告知了自己的情况，王蒲臣当即拿出20块银元交给戴笠。

与王蒲臣告别后，戴笠遄赴杭州，仍然住在姜绍谟家。次日上午，戴笠骑着姜绍谟提供的脚踏车，赶往位于昭庆寺的黄埔同学会，会见朋友，搜集信息。刚踏进寺院大门，忽然传来一个久违了的声音：

“徵兰兄！”

戴笠转身一看，一个个头矮小却精干威武的年轻军官，正笑吟吟地向他走来。

定睛一看，这不是他的结拜兄弟胡宗南吗？可是，他明明佩戴着少将军衔！

难不成，短短三年时间，寿山兄已晋升少将？

而他戴徵兰，还仅仅是个未毕业的黄埔学生，陆军中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