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 五十五岁

1月1日 下午，在杭州住地谢家花园同前来看望的毛泽东谈话。

1月6日 致信吴宗锡、李庆福，请他们开列上海、苏州、常熟全部评弹艺人的名单，注明其所说书目以及是单档还是与谁搭档；并嘱送来一些过去几年上海评弹协会出版的评弹广告单，以了解上海书场说唱书目的情况。这封信收入了《陈云同志关于评弹的谈话和通信（增订本）》。

1月7日—17日 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认为，一九五九年的大跃进是全面的跃进，一九六〇年还将是一个大跃进。会议批准国家计委《关于一九六〇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确定一九六〇年工农业总产值为三千零六十亿元，钢产量为一千八百四十万吨，粮食产量为六千亿斤；分别比上一年增长百分之二十二、百分之三十三和百分之十一。会议提出今后三年和八年的设想，要求在一九六二年提前五年实现八届八中全会提出的十年赶上英国的口号，实现十二年农业发展纲要和科学规划纲要；在一九六七年基本上实现工业、农业、科学文化和国防四个现代化，建立起完整的经济体系；同时，基本上完成集体所有制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过渡，在分配制度上逐步增加共产主义的因素。会议还要求，年内在农村人民公社大办公共食堂，试办和推广城市人民公社。会后，中央印发《关于一九六〇年计划和今后三年、八年设想的口头汇报提纲》。全国又开始大办县、社工业，大办水利和养猪场，一些原确定缩减的基本建设项目重新上马，高指标、浮夸风、命令风和“共产风”更严重地泛滥起来；加之一九五九年六亿亩农田遭受自然灾害，粮食实际产量仅为三千四百亿斤，致使农民生活和城市粮食供应都开始出现严重困难。陈云因病未出席会议。

1月20日 就整理传统评弹书目问题写出八点书面意见。意见指出：要去其有害部分，保留精华和无害部分；压缩繁琐部分；在一般回目，应有足够的唱段；突出精华部分，并可组成独立演出的中篇；穿插、噱头不宜过多，但必要的应保留；防止反历史主义错误，但可以且应该有必要的改编；传统书目不可能一次整理好，应该边改边说，总结经验，逐步改好；希望通过整理，达到思想上精华突出、主题明确，结构上能长能短、前后连贯，艺术上既严肃又活泼。当日，还与上海市评弹团演员交谈，向他们了解长篇《双珠凤》整理工作的进展情况，希望改动要符合当时的历史条件。次日，致信吴宗锡，说如果每部传统书都有一步粗糙但有益的整理，就是一种成功。只靠几个艺人，要求整理得很完美是不可能的。上述书面意见收入了《陈云同志关于评弹的谈话和通信（增订本）》。

1月23日 下午，同前来探望的周恩来谈话。周恩来是当日上午飞抵杭州的。

2月1日 由杭州到苏州。二日和三日召开评弹界人士座谈会，就评弹创作和演唱中的一些问题发表意见。发言中指出：二类书内容比较健康，唱词的比重增加了，但说表差。说表是评弹的重要手段，主要用于人物的心理描写。说表好，塑造的人物才给人深刻的印象。穿插和噱头是要的，以前是滥放，现在又失之于拘谨。听众出了两角钱，不是来上政治课的，作报告也要讲点笑话。由于艺人缺乏地理、历史和科学知识，传统书中不少地方有常识性错误，整理时要注意改正。要区分神话和迷信。要提倡严肃认真的台风，演唱时眼睛不要乱动，不要油腔滑调。唱腔允许各有风格，但要保持评弹特点。这次谈话收入了《陈云同志关于评弹的谈话和通信（增订本）》，题为《关于评弹创作和演唱的一些问题》。

2月4日 由苏州到上海。在沪疗养期间，同上海人民评弹团负责人谈对评弹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意见。指出：评弹应以说表为主，但也要适当注意唱的部分。要在新改编的长篇弹词书目中，选出一两部，争取在两三年内提高到传统书目的艺术水平，以打破传统书目大部分以才子佳人、爱情故事为内容的状况。整理旧书目的工作要专业人员与非专业人员相结合，老中青艺人相结合。非专业人员没有成见，往往容易发现问题；青年人没有包袱，敢于突破和创造。在评弹艺人中举办进修班是个好办法，可分高级和中级两种。高级班以提高艺术水平为主，也可以讨论整旧工作；中级班以请老艺人和艺术水平较高的艺人进行辅导为主。要打破团（队、组）之间的界限，把培养人才看作是党的事业。评弹界应有自己的学校。对青年要多鼓励，但表扬要恰如其分，不要捧，报上登载的文章也不要捧。特别是对党、团员的表扬要适当，否则他们会孤立，他们自己也可能骄傲。不能靠党、团员的称号吃饭。要建立研究机构，这样领导才能摆脱事务工作。陷于事务工作，是不能加强领导的。这些谈话收入了《陈云同志关于评弹的谈话和通信（增订本）》，题为《再谈评弹工作中的几个问题》。

2月16日 由上海再到杭州。

2月23日 致信吴宗锡，说：不必为我安排上海响档来杭州演出，我想听的书只要由上海或苏州派二三流艺人来就行了。因为我只要听这些书的轮廓结构，每档只去亲听一次，其余听录音。这样布置，对我和各方面都较合适。

3月1日 对照脚本听评弹长篇《珍珠塔》录音后，约上海市人民评弹团著名演员薛筱卿谈话，指出：《珍珠塔》中宣扬封建道德的地方很多，但不要去掉书中的功名思想。那时的人读书就是为了做官，读书做官也不容易，三百个进士才出一个状元，许多人考不中。《儒林外史》反对功名，《珍珠塔》中也有看破功名的人。《珍珠塔》已经说唱一百多年了，改编要慢慢来。

3月20日 同上海市人民评弹团的同志谈话，指出：传统书目中，有精华，有糟粕，还有中间的即无害的部分，应作些分析。另外，也有不必要的枝节和繁琐的说表。应留其精华，去其糟粕，保留无害部分，去掉繁琐的地方。要召开专业性会议，把同说一部书的人集合在一起，共同提出整理方案。工作中有成功，有失败，这是免不了的。像打仗一样，一个将领，打两次胜仗，一次败仗，这就是能干的将领了。在台上演出应该严肃，因为评弹艺人是宣传工作者，哪句话能起教育作用，哪句话会起不良影响，必须严肃对待。但严肃应与活泼相结合。听书毕竟不同于上课，要让人家笑笑。过分严肃，像上课一样，那也不必叫书场，可改为训练班了。谈话中还提出，希望试搞普通话说书，以推广评弹艺术。这次谈话收入了《陈云同志关于评弹的谈话和通信（增订本）》，题为《做好整理旧书的工作》。

3月25日 由杭州到上海检查身体。

3月27日 由上海回到北京。

△ 致信周恩来，报告在杭州养病情况，说体力较前有进步，但活动仍感吃力。周恩来将信批送邓小平、彭真、李富春传阅，在批语中说：富春曾建议陈云出席全国人大会议，我在杭州时也问他可否来京参加一下会议的头尾，他说拟回京试一试。我看他的身体只宜参加一个头尾，不必天天到会了。

3月30日 下午，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参加毛泽东召集的会议。后，一起出席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开幕式。

3月31日 委托陈毅看望正在因《新人口论》受到错误批判的马寅初。陈毅对马寅初说：我和陈云都认为，你的人口理论是正确的。

4月4日 李先念主持国务院财贸办公室会议时指出：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陈云直接抓粮、棉，国家对棉花有些储备，可这两年，我们把储备搞光了。棉花是仅次于粮食的战略性物资，国家对粮棉要留有后手。解决棉花、棉纱、棉布问题，关键在于发展生产。

4月6日、8日、12日 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会议。会议讨论周恩来即将出访缅甸、印度、尼泊尔及在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的报告等问题。

4月10日 出席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闭幕式。

4月13日 同朱德、宋庆龄、董必武、林彪、邓小平等到机场为周恩来访问缅甸、印度、尼泊尔送行。

4月15日 由北京到上海疗养。其间，视察上海第一钢铁厂新建的无缝钢管车间。

4月16日 致信吴宗锡、颜仁翰，说：弹词《描金凤》中讲从苏州坐船到朱仙镇或开封，我怀疑明代是否有这样一条水路。这次回京，请中国历史研究所作了考证，得知这条水路在隋朝就通船了，明朝仍是通的。特把历史所的来件打印了几份，请给杨斌奎、朱介生、薛筱卿三位老艺人各一份。至于开封能否坐船到襄阳（《珍珠塔》中讲到），南阳能否坐船到洛阳（《双珠凤》中讲到），我仍怀疑，还在请历史研究所考证。这封信收入了《陈云同志关于评弹的谈话和通信（增订本）》。

4月18日 同吴宗锡、颜仁翰谈话，说：青年评弹演员要学习文化，熟悉历史、地理知识；要说唱新书。培养青年演员要有集中、分散、全面的观点，把培养的人才作为评弹界共有的财富。谈话中再次提出，评弹界应该有自己的学校。

4月20日 由上海到杭州。

4月底 由杭州到上海。

5月1日 在上海第一钢铁厂参加上海钢铁工人和吴淞区各界人民举行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庆祝活动。

5月2日 由上海到杭州。

5月6日 同上海市人民评弹团评话演员吴子安谈话，了解长篇《隋唐》的改编情况，指出：《隋唐》是讲农民起义的，要用新的历史观点把它说好、说全，既要讲李世民的作用，也要讲群众的作用。历史上不论哪个英雄，脱离了群众就不能成为英雄。说演义书，还要懂一点军事常识，对历史、地名要做点考证。评话要受人欢迎，应该不断发展，应该变，变得符合群众的要求，跟上时代。这是你们这一代评话艺人的责任。至于怎样变，怎样在新时代中起作用，为群众所欢迎，这个问题要靠评话演员自己解决。评话不弹唱，但也有它的特长。评弹的特点主要是说表。不论评话和弹唱，都要说得入情，表得入理。评话加上开打，弹词加上弹唱，方能吸引人。现在评话新书中的特色，如角色、开打等，缺少发展。艺术方面的穷是暂时的，穷则变，变则通。这次谈话的要点收入了《陈云同志关于评弹的谈话和通信（增订本）》，题为《关于评话》。

5月15日 同苏州市文化局负责人和上海市、江苏省部分评弹演员谈评弹创新问题，说：艺人要努力搞些新作品，反映新时代。每年搞一个，十年就十个。新东西开始时难免不像样，但新生事物有生命力。新书我听了《林海雪原》、《野火春风斗古城》，这些都是从小说上来的。把小说改成评弹，对原著要有所增删。唱本和看本不同，唱本要有更生动的描写和必要的扩充。情节可以去掉一些，该突出的要突出；还要有抒情，不仅是形容，而且要夸张。说评弹，眼泪落下来也有声音，这很好，是老先生的一大创造。说新书要熟悉时代背景和环境。如说《林海雪原》，应该知道故事发生在什么地方，地形如何，敌我形势如何，座山雕是什么样的人，这样才能说得清楚。说新书要大胆，新书和老书，是一次和一千次、一万次的比较，说新书开始时不要怕上座率低。这次谈话收入了《陈云同志关于评弹的谈话和通信（增订本）》，题为《艺人要努力创作新作品》。

5月16日 上午和晚上，在杭州住所两次找周良谈话，听周良关于苏州评弹创作、整理传统书目的进展情况和存在问题，以及对《三笑》、《珍珠塔》剧目的各类看法和整理设想的汇报，指出：把小说、戏剧改编为评弹，要找出规律性的东西，要组织座谈会，专题讨论。演员要深入生活，要看《中国通史》，要学点地理知识，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审视传统演义书，并整理它，使之具有历史的真实性。

5月28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指示》指出：连续两个月，北京、天津、上海和辽宁省调入的粮食都不够销售，库存几乎挖空，有关省、区必须尽快集中外调。六月六日，中共中央再次发出《关于为京、津、沪和辽宁调运粮食的紧急通知》。由于各地粮食都很紧张，上述各地已到了随调随销的地步。

5月30日 同浙江省曲艺工作者协会负责人和省曲艺团演员谈话，说：把戏剧、小说改编为评弹，必须对原著进行改动、增删。因为它们之间的表现方法、艺术形式、艺术规律各不相同。戏剧是现身中的说法，评弹是说法中的现身。现在正在演出的评弹新长篇，大多是根据描写解放前革命斗争的长篇小说改编的。作为长篇评弹来演出，“好人倒霉”部分不能太多，否则，会使听众有非常沉重的感觉。要组织一批老艺人听新长篇，请他们从演员和听众的各种角度提出改进意见。这次谈话收入了《陈云同志关于评弹的谈话和通信（增订本）》，题为《把长篇新书提高到传统书的艺术水平》。

△ 中共中央批转由国家计委、经委、建委提出的《关于一九六〇年工业生产、交通运输、基本建设计划第二本账的安排》。第二本账的指标比原计划大为提高，工业总产值的增长幅度从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百分之二十三提高到百分之四十七点六，钢产量也由年初定的一千八百四十万吨提高到二千零四十万吨。中央在批转通知中指出，这是“党内的第一本账”，是要“确保完成和超额完成的计划”，其中钢产量还要争取达到二千一百万至二千二百万吨。这一变化冲乱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安排，使经济生活发生更大的危机。

6月4日 致信吴宗锡、何占春。信中指出：听了评弹《青春之歌》的录音，感到是好的。但其中有两点不合事实：一是说“这一元只能买两个大饼”。一九三七年抗战以前物价微涨，但币值基本上稳定，那时一元钱的购买力约等于当前人民币二元五角或三元。二是说三一八惨案是蒋介石所为。当时北伐军还没有到北京，“三一八”不是蒋介石的部队开枪杀人。另外，听完评弹《苦菜花》，感到好人倒霉的书回太多了，在十三回中占了六回。这种写法不合乎说书的规律，而且，历史事实也是革命胜利了。因此，应该在全书中贯穿一条革命胜利的主线。

6月5日 致信吴宗锡，将一册《简明中国通史》、一本《中国分省地图》和一部《辞源》送给上海市人民评弹团。信中说：地图和《辞源》是我用过的旧本子。考查、核对历史和地理问题需要大量书籍，要借助图书馆，靠这三本书起不了多大作用。送这几本书，是想引起朋友们对于历史和地理问题进行考查、核对的兴趣。这封信收入了《陈云同志关于评弹的谈话和通信（增订本）》。

6月7日 由杭州到上海。在上海期间，视察润华染料厂、四方锅炉厂和上海冷拔钢管厂；与青浦县农民曹兴达、曹象波谈话，询问农村情况；还派人到安徽调查了解了几个小化肥厂的设备情况。

6月8日、9日、13日 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邓小平等参加毛泽东召集的会议。

6月14日—18日 出席在上海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主要讨论国际形势和第二个五年计划后三年补充计划问题。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一九五八年、一九五九年，我们曾经讲数量，今后要把产品质量、品种放在第一位。计划指标还要加以调查，真正的大跃进是留有余地的。六月十八日，毛泽东写了《十年总结》一文，回顾了建国以来探索经济建设道路的历史过程，结合他对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思考，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文中写道：一九五八年八月北戴河会议提出了三千万吨钢在一九五九年一年完成的问题，一九五八年十二月武昌会议降至二千万吨，一九五九年一月北京会议是为了想再减一批而召开的，我和陈云同志对此都感到不安，但会议仍有很大压力，不肯改。一九五九年四月上海会议规定一千六百五十万吨的指标，仍然不合实际。五月北京中央会议规定指标为一千三百万吨，这才完全反映了客观实际的可能性。文章还指出：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要以第二个十年时间去调查它、研究它，从中找出它的固有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

6月15日—17日、19日 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邓小平等参加毛泽东召集的会议。

6月23日 晚，同刘少奇、周恩来前往毛泽东处谈话。

6月24日—27日 同刘少奇、周恩来、柯庆施、刘晓等参加毛泽东召集的会议。

6月27日 夜，同刘少奇、周恩来、柯庆施、陆定一前往毛泽东处谈话。

6月29日 视察上海冷拔钢管厂，要厂领导在抓质量、品种的同时，注意改善工人的操作环境。

6月 同周恩来一起观看上海评弹团表演的《蝶恋花》。

△ 在上海瑞金宾馆会见彭德怀并合影留念。

7月2日 由上海回到北京。

7月3日或4日 同朱理治谈话，指出：今年粮食供应仍很紧张，要千方百计增产粮食。为此，三年内必须解决两个问题：（一）建设年产八百吨合成氨的小化肥厂一万个，使年产化肥达到六百四十亿斤，平均每亩施化肥五十斤。这需要二百万吨钢材（其中无缝钢管三十五万吨、镍和铬三百吨），四百万千瓦发电机，十六万吨铜。（二）增加排灌机械二千万马力，加上现有的五百万马力，达到二千五百万马力。

7月4日 晚，由北京赴北戴河。

7月5日—8月10日 出席在北戴河举行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会议研究经济问题，制定《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和《关于开展以保粮、保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初步讨论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的方针，以及压缩基本建设战线、保证钢铁等工业生产，认真清理劳动力、加强农业第一线等措施；提出要在大力增产粮食的同时重视棉花、油料等经济作物，要管好用好粮食，降低口粮标准，大搞瓜菜和代食品，即实行“低标准”、“瓜菜代”；决定以后国民经济计划不再搞两本账，只搞一本账，不搞计划外的东西，不留缺口。毛泽东在讲话中针对农村人民公社急于过渡和刮“共产风”的情况提出，农村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三级所有制，至少五年不变；在集体所有制占优势的前提下，要有部分的个人所有制，给社员留点自留地。会议还讨论了国际问题。布加勒斯特会议后，苏共领导人把中苏两党关系的矛盾扩大到国家关系上，并于七月十六日决定撤走在华专家，撕毁合同。对此，毛泽东在会上指出，一九一七年到一九四五年，苏联是自力更生，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我们也要走这条道路。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会议制定了《关于向党员干部介绍布加勒斯特会议情况和中苏关系问题的通知》。

7月5日 下午，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开至晚八点半。

7月10日 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参加毛泽东召集的会议。

7月17日 同李先念、姚依林、陈国栋谈话。

△ 下午，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讨论李富春关于国民经济计划问题的报告。

7月20日 下午，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7月21日 同张珍等谈年产八百吨合成氨厂的生产和建设问题，说：小合成氨有两大革命，第一，不用再做硫铵或硝铵而用氨水直接施肥，大大节省了硫磺和其他原材料。第二，这种小厂的设备各省市都可以制造，便于推广。目前某些工厂生产不正常，开开停停，主要是压缩机有毛病。因此，第一关是把空气压缩机搞好。要集中力量，多做试验，保证技术过关，不要怕多废几吨铁、几吨钢。合成氨厂的建设，要以小为主。各个省搞一个大厂作为化工基地也是必要的。要把小合成氨厂建设所需的设备材料一一摸清，作个规划，并安排好仪表、阀门、管件的生产。为弥补棉纱的不足，还要考虑今后每年生产三十万至五十万吨的合成纤维。

7月28日 晚，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讨论有关粮食和尖端科学问题。

7月30日 晚，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参加毛泽东召集的会议。会议讨论就苏联撤回全部专家一事给苏联驻华使馆的照会稿。

7月31日 晚，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参加毛泽东召集的会议。

7月 同李先念多次商讨在经济困难形势下，如何采取应急措施，稳定市场、解决吃穿用问题。认为：首先必须促进粮食、农副产品和轻纺工业产品的生产，从根本上解决商品供不应求的问题；其次必须解决商品供应量和社会购买力差额过大的问题，保障城乡居民，特别是城镇、工矿区居民的基本生活必需品供应。要一手抓生产，一手抓生活。

8月6日 下午，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8月28日 复信中共上海钢管厂党委，说看了该厂试验高频焊接钢管代替无缝钢管的情况报告很高兴，来信所提问题将转请王鹤寿考虑答复。

8月30日—9月5日 国家计委向国务院汇报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提出应以整顿、巩固、提高为主，增加新的生产能力为辅。周恩来将“整顿”改为“调整”，并增加了“充实”二字，从而形成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即调整国民经济各部门间失调的比例关系，巩固生产建设取得的成果，充实新兴产业和短缺产品的项目，提高产品质量和经济效益。九月三十日，在中共中央批转的国家计委报告中首次提出这一方针。

9月7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压低农村和城市的口粮标准的指示》。《指示》中说：一九六〇年，全国受灾面积达九亿多亩，灾情比上一年严重，粮食势将减产。夏粮征购，小麦比去年同期减少五十一亿斤。夏收之后，浮肿病、非正常死亡和人口外流现象继续发生，偷青吃青现象很严重。粮食销售增加，库存比去年同期减少一百亿斤，国家调拨和供应粮食的能力更弱。为此，农村口粮标准平均每人全年原粮，淮河以南为三百六十斤，淮河以北为三百斤左右，东北等高寒地区可以稍高；除高温、高空、井下和重体力劳动的职工外，城市口粮标准平均每人每月必须压低二斤左右。

9月12日 由北戴河到天津。十五日，在天津医院做心电图，心脏供血情况大有改进，接近正常。此前于八月二十三日在北戴河做的心电图，也表明心脏供血情况好转。此后，基本坚持一个星期工作四个半天。

9月12日—20日 在河北考察。其间，听取中共河北省委负责人关于农业生产、灾情及农民生产安排等问题的汇报，并视察天津大学和年产八百吨合成氨厂。

9月21日—28日 在山东考察。其间，分别听取中共山东省委负责人关于农业生产、灾情及农民生活安排问题和化工部负责人关于在济南召开的化肥会议情况的汇报；视察年产八百吨合成氨厂和济南钢铁厂。

9月28日或29日 由济南回到北京。

9月29日 列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汇报考察河北、山东两省农业及渡灾情况。汇报中指出：我国工业已有一定基础，现在要加强工业对农业的支援。河北如有一百万辆手推胶轮车，就可增产粮食七亿五千万斤。山东如增加六十万马力的提水工具，也可增产粮食十二亿斤。目前，突出问题是，究竟能从农村调出多少粮食供应城市，调多了，农民不够吃，调少了，不能保证城市供应。粮食和劳动力在农村应保留多少，支援城市多少，这里面有个比例关系。超过比例，就要出问题。

9月30日 晚，同朱德、董必武等出席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国庆招待会。

10月1日 出席在天安门举行的首都人民国庆观礼活动。

△ 下午，同刘少奇等出席《中缅边界条约》的签字仪式。晚，同周恩来等出席刘少奇为欢迎缅甸总理吴努、总参谋长奈温举行的宴会。

10月2日 下午，同彭涛及国家计委计划局有关负责人谈化肥生产问题。

10月3日 致信毛泽东，汇报赴河北、山东两省考察农业及灾荒的情况，说山东灾情比河北更严重，中央要准备十亿斤左右的粮食支持这两省。只要实行几项具体措施，就可以使这两省在今后二三年中渡过困难。最重要的是他们把水留住了，这样既可除涝又可防旱。“大跃进”中水利工程项目搞多了些，应作为教训，但不宜深责。如无去年（即一九五九年——编写者注）包括“大跃进”以来大搞的水利建设，今年这两省淹掉的土地就不是各一千多万亩，而是各三千多万亩。信中还提出，四日要去河北宣化调研铁矿改造问题，六日晚回京，希望当面报告关于今后二三年农村度灾以及实现农业根本好转的措施和条件等问题。这封信收入了《陈云文集》。

△ 下午，同李富春谈河北、山东两省农业及灾荒情况。

10月4日 上午，听取王鹤寿汇报钢铁生产问题。

△ 致信周恩来，说准备利用三个月时间，再到河南、皖北及苏北考察农业和灾情。只要这些地区农业生产大翻身了，我国农业面貌就可以大为改观。

10月4日—6日 在宣化市视察龙烟钢铁公司，研究矿山和焦煤系统由手工转到机械化和半机械化的问题。先后到烟筒山、四方台和庞家堡铁矿视察，不顾医生关于走路不得超过百步的嘱咐，两次深入井下，在坑道里走走歇歇，坚持走到采矿面。在听取地方、冶金部、公司、矿山各方面负责人汇报时指出：矿山机械化，关键是解决运输和采掘问题。现在的基本矛盾是“大洋”钢厂建立在“小洋”铁厂的基础上，高度机械化的钢铁厂和手工业的矿山不相适应。要提高质量，提高产量，首要问题不在冶炼，而在矿山。要搞机械化的采矿、选矿、洗煤和炼焦。选矿应在矿山选，以减少运输，节省劳力和煤。除武钢、包钢外，其他钢厂不一定急于建大炉子。矿山问题没解决，建起大炉子也没原料。

10月6日 晚，由宣化回到北京后，即去毛泽东处汇报考察河北、山东农业及灾荒情况和实现农业生产根本好转应采取的措施等问题。

10月7日 下午三点，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发表赫鲁晓夫在联合国大会发言的问题。

△ 下午四点，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等接见解放军和少数民族国庆观礼代表团全体人员。

△ 下午四点半，同刘少奇、朱德参加毛泽东召集的会议。会议听取林彪、贺龙、罗瑞卿关于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情况的汇报。

10月9日 上午，同邓子恢谈话。

△ 下午，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讨论国际问题。

△ 前往周恩来处汇报考察河北、山东农业及灾荒情况。

10月11日 列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在发言中讲了农业生产情况及今后应采取的措施。

10月14日 收到毛泽东写给刘少奇等九人的短信。信中提出请大家看十月十二日下午版《参考消息》上有关联合国大会辩论裁军问题的报道。

10月14日、15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讨论国际形势问题。

10月15日 下午，列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听取谷牧关于钢、铁、煤、交通运输等情况的汇报。

△ 收到毛泽东批示印送刘少奇等八人的《麦克米伦的作用》一文。毛泽东在批示中说：“哈希是一个有头脑的美国记者。此文值得研究。”

10月18日 由北京抵达郑州，开始在河南考察。离京前，召集有关钢铁公司经理和党委书记开会，安排年产共一百五十万吨合成氨的小化肥厂所需的锅炉钢板和无缝钢管的生产。

△ 下午，听取吴芝圃、杨蔚屏等人关于河南省当前情况和问题的汇报。

△ 李先念在全国省、市、自治区党委财贸书记会议上作总结发言，指出：今年夏粮征购二百九十五亿斤，比去年同期减少一百一十七亿斤；九月底周转库存三百三十六亿斤，比去年同期减少一百六十七亿斤。因此，今后九个月的销售指标只能比上一年度同期每月平均减少二十六亿斤。但从目前情况看，销售却是增加的趋势。如果销售压不下来，增加周转库存的计划就不能实现，甚至可能出现挖库存而又没有库存可挖，只有大面积脱销的情况。十一月八日，中共中央批转了这个发言。

10月19日 听取中共河南省委负责人汇报。在谈话中指出：省委能沉痛检讨信阳问题的严重性有好处，但处理时要慎重，要区别哪些是坏人，哪些是盲目跟着走的好人。从河北、山东、河南三省的情况可以看出，农村今后两三年还会相当困难。过去几年，全国粮食征购数常在八百六十亿斤左右，而今年北戴河会议确定征购一千一百亿斤，原因是城市人口增加，办公共食堂，办水利，留种子，出口等用粮增加，多用了六百多亿斤。在现有生产水平下，一年能够生产多少粮食，农村必须留多少（口粮、种子、饲料粮），能够调到城市多少？全国都要算这个账，每个省也要算这个账。城市人口发展应该根据粮食增长情况定，否则把好粮供应城市，红薯、蔬菜留在农村，农民就要闹事。城市人口前几年是九千多万，现在是一亿三千万。发展快的原因，一是一九五八年农业丰收，大家认为粮食问题不大了，城市可以大批增人了；二是对城市工业发展究竟应增加多少劳动力没有经验，只注意工资、购买力和物资供应之间的平衡，却忽略了粮食销量增加带来的问题。现在看来，计划委员会如果不把农业放在首要地位，就不能使整个工作衔接起来。苏联的计委是不管农业的，他们是广种薄收，但我国农业水平低，粮食不够吃，这和苏联不同。今后二三年解决我国农业困难的办法，从大的方面讲有四条：（一）贯彻好中央制定的有关农村三级所有制的政策。这条政策真正贯彻下去不那么容易。（二）农业劳动力要固定下来，长期不变，能够从城镇回来的人要回来。（三）工业要支援农业，凡是对增产五千万斤至一亿斤粮食有用的措施都要采取。（四）大种瓜菜，今后几年要坚持粮菜混吃、“瓜菜代”的办法。无论灾区还是丰产区，灾年还是丰收年，都要这样。冀、鲁、豫、苏北、皖北这个区域在中国带有典型性，历史上农民造反在这些地区，我们为取得革命胜利也是先夺取这些地区。这里灾荒多、产量低，但耕地多，人均两亩六七分，比湖北、广东强；人口多，无霜期长，比新疆、黑龙江强。而且现在又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地面水被留了下来，还打了很多水井，这些都是有利条件。要根本解决农业问题，一靠水，二靠化肥，三靠拖拉机。过去几年多搞了一点水利，虽然有教训，但对农业增产作用很大。目前建化肥厂主要搞年产合成氨八百吨的，规模小的好处是接近农村，可以边生产边往地里送；另外，设备制造比较简单。中国粮食增产的道路应该是这样一个公式：化肥——粮食——饲养——积粪（有机肥料）——粮食。粮多，猪多；猪多，肥多；肥多，粮多。拖拉机也是个重要条件，地光靠人深翻不了，地翻不好就种不好，管理得再好也不行。这个谈话内容收入了《陈云文集》，题为《解决农业困难的几条办法》。

10月20日 听取赵文甫关于人拉犁、粮食调运等问题及河南省国民经济计划安排情况的汇报。

△ 致信李富春，建议从原定转口苏联的两万吨橡胶中拿出八九千吨，用于增产胶轮手推车，这对减轻农民运输力、间接增加农业劳动力有极大影响，是一项比任何农业机器更快见效的增产措施。

10月21日 同中共河南省委负责人谈话，指出：一九五八年以来粮食消费量增加六百多亿斤的原因，一是城市人口增加，二是公共食堂多吃，三是种子增加。你们这里粮食紧张，全国也紧张，但钢铁不能不搞，公共食堂不能解散，种子不能不留。因此，现在没有退路，只有两个办法：一是咬紧牙关苦两三年，二是用各种措施增产粮食。由于化肥、拖拉机不能马上生产出来，今后二三年内，只有靠多种红薯、瓜菜这个办法来渡过难关。调动五亿农民的积极性是粮食过关的根本，政策是第一位的，其他如工业支援农业、多吃薯类和瓜菜等等都是措施。可否考虑定一个章程，明确公社、大队、小队、个人的权限，保证多少年不变。信阳问题那样严重，为什么地委、县委没有人反映？就是怕被说成是右倾。领导机关听不到反面意见，这是危险的。估计产量，农民有经验，为什么不讲？怕受打击。基层干部心里也有底，但也不敢讲，怕反右倾。会上讨论粮食产量时，讲可以完成的呼声很高，讲不能完成的人数少，而且只敢说一次，第二次就不敢再说了。周总理对我讲，在全国财贸书记会议上，相当多的同志不愿意讲一九五八年和一九五九年的产量，怕涉及总路线、大跃进问题。这种思想状态是不正常的。毛主席在上海会议上讲产量估高了，要求减下来，这样大家才好减下来，否则是不好减的。由此可见，关键在于上级领导机关。产量要落实，不从省委落实，下边是落不实的，他不敢落实。执行政策和保护干部积极性是一致的，二者可以兼得。小自由要有具体内容，比如自留地、屋前房后种的东西归个人，允许饲养家畜、家禽，房子、家具归个人所有，等等。地里丢掉的粮食，集体不拾，也不让个人拾，这不行，拿起来总比不拿起来好，东西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拿到美国去。群众生活靠国家和集体统统包起来，这样搞现在不行，将来也不行。还是有点小自由好，社员利用业余时间搞点家庭副业，弄点钱，可以买点零用东西。谈话中还说到美国有二十六亿亩耕地，地多人少，雨量平均，每年八百至九百毫米。日本虽然地少人多，但降雨多，最多每年三千毫米。提高钢铁生产的质量，关键在选矿。钢铁生产投资要把矿山摆在第一位，第二是轧钢机。日本现在年产一千万吨钢，但轧钢能力有三千万吨。他们只有三百万吨钢时就可以当帝国主义，侵略别人。钢材品种规格问题不解决，就不能搞成独立的工业体系。这个谈话收入了《陈云文集》，题为《调动农民积极性是粮食过关的根本》。

10月22日 同中共河南省委负责人再次谈话。在谈话中指出：解决中国的农业问题，水是很重要的。一取天然之水，二取地下之水，三取外来之水。河南水不够，需要从南方借水，要研究水的来源问题。制造小农具，要用一些好钢。有人不愿搞小型钢材，因为要增加规格品种，就要增加轧机，影响总产量。抓钢铁工业，第一要抓矿山，第二要抓轧机。钢铁厂一定要注意钢的品种问题。

△ 收到周恩来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稿，致信周恩来。信中说：吃饭问题是农民当前最迫切的普遍问题，必须把安排生活、吃饭作为中心，才能纠正一平二调等等错误缺点。信中还建议为了明年农业增产，将计划出口的八千吨橡胶（外贸库存五千吨、即将进口三千吨）先留下，用来制造农村用的手推胶轮车，并希望原定明年生产一千万辆胶轮车的计划不要因为冶金工业需增加焦煤运输皮带而削减。周恩来接信后，批示同意八千吨橡胶不再转口苏联。这封信收入了《陈云文集》。

10月23日 在开封市参观相国寺、龙亭、铁塔等名胜古迹。参观时一再叮嘱市负责人，一定要把经济搞好。

10月24日 在三门峡市冒雨视察水库大坝建设工地。在听取市和黄河三门峡工程局负责人汇报时指出：一定要严把质量关，把工程建设好，保证万无一失。

10月25日—27日 在洛阳市考察。其间，听取了中共洛阳市委负责人的工作汇报；视察了第一拖拉机厂、矿山机械厂、轴承厂、柴油机厂，并同各厂领导及劳动模范代表进行座谈，鼓励大家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克服由于苏联政府撕毁合同、撤走专家而带来的种种困难。在洛阳期间，还参观了龙门石窟、关林、白马寺等名胜古迹。

10月28日 由河南到安徽考察。在安徽期间，分别听取中共安徽省委负责人关于农业、淮河河网化、化肥生产等问题和化工部基建司负责人关于年产八百吨合成氨厂建设问题的汇报；视察江淮化肥厂、芜湖化肥厂和造船厂。在听取汇报时，除重申在河南讲的意见外，还指出：经济作物生产搞好搞坏关系到工业特别是轻工业的发展，关系到国家财政收入和人民生活的提高。就是在目前粮食紧张的情况下，其播种面积和产量也要稳定下来，只能提高，不能再降。就全国说，多种一千万亩粮食并不能完全解决粮食问题，但少种一千万亩棉花，问题就大了。两头紧，不如一头紧。粮食包产指标要定得留有余地，使群众有产可超，干得有味道，不能机械地以上年的实际产量作为指标。社员的小自由应包括自留地、家禽家畜、假期、超产奖励。有这些就能提高积极性，增加收入。年产八百吨合成氨的小化肥厂在安徽办得较多较早，虽然出的问题不少，但前景大有希望。现在要从工厂大量建在农村的情况出发，着手修改设计，要注重实用。要培训安装和检修队伍，在缺少高级检修工的情况下，可由专区组织巡回检修队。明年每省要搞一个年产一万吨到二万吨的中型厂，以后逐步建设年产十万吨的大厂，但大量的还是办小厂，这对农业过关是十分要紧的事情。对粮食工作要经常注意，河南信阳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为什么省委事前听不到这方面的反映？如果领导机关听不到来自下面的意见，不了解下面的情况，一出毛病就是大毛病，这值得警惕。

11月2日 由安徽到江苏考察。在江苏期间，听取中共江苏省委负责人关于农业、度灾及农民生活安排等问题的汇报，并视察牛首山露天矿。

11月3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指示信》规定：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坚决反对和彻底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坚持生产小队的小部分所有制；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规模的家庭副业；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节约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安排好粮食，办好公共食堂；有计划地恢复农村集市；实行劳逸结合；等等。

11月14日 上午，在南京同江苏省文化局、江苏省曲艺团的部分同志座谈。在座谈中说：扬州弹词的衰落，固然有一定的社会经济原因，但也有本身保守的原因。书只传儿子，不传他人，怎么能出人才？人才少，当然要衰落。扬州弹词曲调单调，表演呆板，上下手缺少呼应，这些方面都要向兄弟曲种学习。不注意学习，闭关自守，都是保守的表现。任何艺术都要发展，书目要发展，说唱艺术也要发展。应该允许尝试，支持革新，肯定创造精神。创造中不成熟的部分，要在实践中逐渐成熟起来。解放后，苏州评弹变化很大，曲调丰富了，还增加了“表演”，搞了不少二类书。扬州弹词应该学说苏州弹词的二类书和新书。招来的学生先学会老书，尔后新书、老书一起学。不要一个人学很多部书，那样不易精。每人学一二部书，经常演出，不断加工，这样才能精。

△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立即开展大规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运动的紧急指示》。《指示》中说：近两年来，城乡口粮标准有所降低，肉类和油类也有所减少。最近，科研部门新提供了若干代食品，如玉米根粉、小麦根粉、玉米秆面粉、橡子面粉、叶蛋白、人造肉精、小球藻、栅藻等。各地要大规模动员群众，把可以制成代食品的树叶、草叶、野生植物和秸秆、植物根尽可能采集和保存起来，有计划地制成各种代食品。

△ 由江苏到上海考察。在上海期间，同青浦县农民进行座谈，视察了上海农业研究所和化工研究院研制的年产二千吨及八百吨合成氨的装置。在视察中指出：对小化肥厂的设备制造、安装和生产操作的经验教训要不断总结。要找出设备停车的原因，对症下药。头痛吃阿司匹林，“打摆子”吃金鸡纳霜。设计要从我国的实际条件出发，精巧是好事，但太娇气，像林黛玉、贾宝玉一样，在农村不实用。有人对设计提出批评不要脸红，对缺点要修改，修改不是因为不成功，而是接近成功。“六〇六”、“九一四”不是经过六百零六次和九百一十四次修改才成功的吗？设备要经过一年试验再定型。化工部要组织三人小组，像抓八百吨厂那样专抓二千吨的厂，每天的生产日报要给我一份。如果用五年时间能达到年产七百五十万吨合成氨，按每斤化肥增产四斤粮食算，可以增产二千四百亿斤。到那时，我就可以躺下睡个好觉了。

11月15日 致信周恩来，介绍在江苏了解到的农业收成和口粮问题的情况，提出支援江苏农业的三条措施：（一）在年度计划外增拨二十万立方米木材和相应的桐油（约一千二百吨）以及麻丝（约一千吨），用来修理农船、风车、小车等农具。（二）增拨一千台拖拉机。徐淮地区人少地多，仅此一项，即可以增产粮食一二亿斤。（三）明年先拨给一万二千千瓦发电机。镇江专区无霜期长，水源方便，提高抗旱能力，可保证多产几亿斤粮食。周恩来接信后批示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薄一波办理。这封信收入了《陈云文集》。

△ 同上海市人民评弹团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戏曲组负责人李庆福、何占春谈话，说：布置创作任务，要根据具体对象的条件。新书目的创作和改编，主要靠中青年演员。有经验的老艺人可以集中起来，到学馆去当教师，也可以整理传统书目。买些沙发，泡壶浓茶，让他们多一些时间聊聊。总之，要根据不同的对象进行工作，注意发挥各人的特长，各得其所。不然，工作往往吃力不讨好。这个谈话收入了《陈云同志关于评弹的谈话和通信（增订本）》，题为《根据不同对象进行工作》。

11月20日 由上海到浙江考察。在浙江期间，四次听取林乎加、李丰平等关于浙江农业生产、灾情和农民生活安排等问题的汇报。

11月24日 在听取中共浙江省委负责人汇报时指出：一九五八年对粮食产量估计高了，到底产量有多少，还需要再摸清楚。近三年来，由于办集体食堂、扩大水利等基本建设大军、种子消耗、增加出口等原因，粮食消费多用二百亿斤。工矿企业、城市人口猛增，单口粮一项就增加一百六十七亿斤大米。今年灾情较重，余粮省，如黑龙江、四川、江西、浙江等外调越来越多；过去不进不出的省，如安徽、湖北、广东、贵州、云南等也要调出了；福建原来是调入省，现在则要调出；河南出那么大乱子，现在还要调出；需调入的省市，如京、津、沪、辽宁等的调入量大大增加。我跑了几个地方，看来今年因灾减产大约三百六十亿斤左右。如果明年是个正常年份，也只能增加三四百亿斤。其中二百亿斤加到农村，平均每人不过增加三十六斤，仍不能解决问题。粮食情况搞得这样紧张，最重要的原因是城市、工矿增加了三千万人。所以，解决粮食问题，首先要节流。如能从城里挤些人下乡，可以釜底抽薪。下乡的人，第一年从城里带口粮，第二年做到自给。成都会议时，我曾向各地同志打过招呼，要大家从农村招工时要小心。有些同志不懂得，城市人口增加要看农村能提供多少商品粮；城市、工矿发展要受农业的约束。一九五八年农业跃进，有个错觉，认为粮食没有问题了，于是各地都铺摊子，弄得现在骑虎难下。用上去的这批人不可能马上大批减下来，短时期内三千万人的吃饭开支是定了的，后面没有路了。所以，解决粮食问题还要开源。出路只有两条：（一）千方百计增产粮食。增产措施要具体，要落实。群众运动要与技术措施相结合，要把群众的积极性建立在可靠的技术措施的基础上。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年中，粮食增长了百分之六十，一半靠良种，一半靠化肥。我们解决肥料的方针必须是土洋结合，有机与无机结合。我想，全国搞一万个年产八百吨合成氨的小化肥厂是可能的。粮食是大头，大头紧，各头紧；大头宽，各头宽。在农村建厂，要把外部协作条件不好等因素考虑进去。标准件、锅炉钢板等设备要定专厂生产；特殊材料，如镍铬钢要组织进口，一万个厂需要二百四十多吨、二万四千美元，只要下决心可以解决。（二）大抓瓜菜，与粮食混吃。公共食堂必须以人定量，节约归己。节约不归己，他就多吃。这个谈话作为《工业要拿出一些力量支援农业》的第一部分，收入了《陈云文集》。

11月25日 在听取中共浙江省委负责人汇报时指出：硬性规定不准农民进城是违反客观经济规律的，要使农民不进城，要靠增产粮食，让农民搞多种经营，提高粮食的收购价格，缩小城乡差别。日本农村中大部分家庭都有人在城市、工矿做工，可寄回收入；另外，为大工业加工产品的家庭手工业很发达。在我国地少人多的地区，要很好研究这个经验。靠农业本身的积累来武装农业是有困难的，现在到了工业拿出一些力量来支援农业的时候了。我国冀、鲁、豫、苏北、皖北等地的灾害主要是旱灾。如果把水搞成像电网那样能在很大的区域里调度，实现南水北调，就要搞许多扬水站。计划部门只管工业、交通，这是苏联的传统。我主张管工业的同志管一管农业，管农业的同志管一管与农业有关的工业，如化肥、农药、农机具等。管财贸的同志不插手生产不行，活跃流通还是要靠增加生产。做财贸工作应该按经济规律办事，辅之以行政权力。现在大家都忙于粮食和外贸，国内市场没有很好抓，是个很大缺陷。如何把全国一盘棋与地方积极性结合起来，做到两全其美，这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可否采取中央与地方包干、按比例分成的办法，例如，某省钢铁生产能力为一百八十万吨，包干一百六十万吨，二十万吨留地方安排；或者某省不生产钢铁，由中央每年给一定数目的钢铁，如三万至五万吨，由其包干使用。包定以后，中央管的项目，何时上马，哪个先上，由地方帮助中央安排。中央再要搞什么项目，则另外拿钱，拿材料，不挤地方。桥归桥，路归路，河水不犯井水。这个设想曾同总理谈过，同你们谈也只是吹吹牛。吹牛开始只有三成可听，吹上几次，就七成可听了。谈话中还强调：一个领导机关听不到反面意见是危险的。我们提倡讲老实话，但要有讲老实话的条件。现在除了第一书记、组织部长还可以讲一点干部的真实情况外，其他人都不敢讲，这是党内一种不正常的现象。这个谈话作为《工业要拿出一些力量支援农业》的第二部分，收入了《陈云文集》。

11月29日 在听取中共浙江省委负责人汇报时指出：如果城市能挤些人下乡，对解决粮食紧张问题是釜底抽薪的办法。第一年可以带城市定量销售的粮食下去，第二年自给。农业生产要上去，还是要群众运动与技术措施相结合。山东沿胶济路有四万多个水井，每个井装五马力抽水机，可灌溉一千万亩，每亩增产粮食一百斤，一千万亩就是十亿斤。河北说，一个胶轮手推车抵得上四五个劳动力。一百万只胶轮只需要二千四百吨橡胶，如果全国拿出一万吨橡胶用于生产胶轮车，对工业影响并不大，但对农业增产却非常有利。谈话中强调：浮夸风在政治上损失很大。河南信阳有人写信向中央反映问题，中央派人检查。地委布置下边不准讲真话，还查对写信人的笔迹。公安部门不对付敌人，成了欺上压下的工具，这还有什么党性？这个谈话作为《工业要拿出一些力量支援农业》的第三部分，收入了《陈云文集》。

11月 向中共粮食部党组负责人提出进口粮食的应急措施。粮食部党组经讨论表示赞同，并把向中央建议进口粮食的报告送交李先念。十一月二十九日，李先念根据陈云意见，给毛泽东、周恩来等并中共中央写信，提出为度过明年春荒、争取粮食局势基本稳定，建议进口十二亿斤或更多一些的粮食。十二月五日，周恩来批示：已告先念同志照办。十二日，毛泽东批示：完全同意。能进口二十亿斤，更好。

△ 京、津、沪三市共销售粮食五亿七千万斤，而调入的粮食只有三亿七千万斤，调入与销出差额二亿斤。

12月7日 在上海同上海市、苏州市文化局和上海市人民评弹团负责人李太成、吴宗锡、何占春、周良座谈。在谈话中指出：弹词《珍珠塔》在群众中影响很大，把它改好，人家就相信我们能做好评弹的整旧工作。在改的过程中，不要有一点缺点错误就说“左”呀右的。“左”倾右倾，帽子很大，那样人家还敢搞吗？大家动手改，各人唱各人的，百家争鸣。出了不好的东西也不要紧，可以做反面教材。正面的东西是在不断同错误的东西的斗争中产生和发展的。评弹要保持自己的特色，各种形式的文艺都各有质的规定性。至于如何区别，这是你们搞文艺人的事，我是搞穿衣吃饭的。文艺作品中的劳动人民也可以有缺点，说劳动人民没有落后面，这不真实，鲁迅反对不讲缺点，毛主席也讲要给外国人看缺点。进步和落后的矛盾永远存在。这个谈话收入了《陈云同志关于评弹的谈话和通信（增订本）》，题为《<珍珠塔>的整理及其他》。

12月8日 晚，由上海回到北京。

12月9日 上午，同李先念谈话。

△ 下午，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到机场迎接从莫斯科回国的刘少奇率领的中国党政代表团。代表团是在参加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三周年庆典和八十一个共产党、工人党莫斯科会议后回国的。

△ 晚，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会议。会议听取刘少奇关于参加各国共产党、工人党莫斯科会议和访苏情况的汇报。

12月10日 上午，同薄一波谈话。

12月上旬 同陈国栋谈进口粮食问题。

12月12日 晚，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听取周恩来、李富春关于一九六一年计划问题的汇报。会议开至次日凌晨一点。

12月14日 下午，同汪道涵等人谈化肥生产设备制造问题。

12月15日 上午，听取谭震林关于农业生产情况的汇报。

△ 晚，听取彭涛关于化肥生产情况的汇报。

12月18日 下午，参加李先念召集的研究粮食问题的会议。

12月19日 上午，听取化工部负责人关于化肥生产设备制造问题的汇报。

△ 晚，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讨论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问题。

12月20日 致信李富春，建议在一九六一年计划指标草案上再从别的方面挤出八九千吨橡胶，用以制造手推胶轮车。信中说，在城市职工不能大量退回农村去的情况下，手推车对减轻农民运输中的劳动强度、间接增加农业劳动力有极大作用，这是比任何农业机器能更快见效的增产措施。

12月22日 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工作人员谈曲艺问题，指出：京韵大鼓、西河大鼓中的传统节目比较好，生动活泼，生活气息浓厚，而现代题材的节目则比较呆板，不能引人入胜。京韵大鼓变化不多，失之于严肃，而西河大鼓比较受人喜欢。总的说来，现在整个曲艺，如京韵大鼓、河南坠子，甚至相声都失之于严肃。劳动、学习一天，非常紧张，下班看戏也像是开会，这样的东西人家不会喜欢。特别是曲艺，更应该轻松一点。

△ 致信周扬，送去一份评弹长篇书目表。信中说：书目中，解放前的传统书目不过五十六种，而解放后在短时间内创作的历史题材或根据古典小说、传统戏剧本改编的竟有七十五种之多。另外，描写新人新事的已有二十五种，一些青年艺人在努力搞这类书，各地文化机关也在提倡。但这类书目的卖座率远不如传统书目，也不如新编历史题材或根据小说、剧本改编的书目。原因是加工时间不够，艺人不熟悉这方面的人物，以及失之于太严肃。信中建议全国文联能组织一些新文艺工作者参加新人新事的长篇创作工作。这封信收入了《陈云同志关于评弹的谈话和通信（增订本）》。

12月23日 晚，同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中共各中央局第一、第二书记会议。会议讨论农村生活安排和即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议程等问题。

12月24日 同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负责人谈新书目的创作问题，说：名演员说新书，上座率还不如青年演员说传统书。可见不是演员不行，而是新书艺术加工不够。在目前曲艺创作和演出中，强调了政治内容的一面，忽略了文化娱乐的一面，这是偏向。曲艺这种有历史传统又有群众基础的艺术，应该好好发展。要把艺人表演的所有节目都记录下来。要现场录音，然后再逐字逐句整理。这个谈话收入了《陈云同志关于评弹的谈话和通信（增订本）》，题为《改变新书艺术水平低的状况》。

△ 晚，同彭涛、汪道涵谈化肥厂设备的生产问题。

12月24日—1961年1月13日 出席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会议讨论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作出《关于农村整风整社和若干政策问题的讨论纪要》。会议确定一九六一年所有社队都必须以贯彻执行中央十二条紧急指示为纲，进行整风整社，彻底检查和纠正“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风、强迫命令风等“五风”；彻底清算平调账并坚决退赔。会议还确定农村工作的若干具体政策，主要是：（一）除继续实行超额交售余粮的奖励办法外，再拿出十亿元专门用于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同时适当提高油料、生猪和禽、蛋的收购价格；拿出二十五亿元作为退赔补贴。（二）社员自留地由原规定平均每人占耕地百分之五提高到百分之七。（三）放手活跃农村集市，不要过多限制。陈云在发言中根据三个月调查中的所见所闻，提出解决困难的办法。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社会主义建设不能急，要搞它半个世纪，搞几年慢腾腾，不要务虚名而遭实祸。他批评“一平二调”、“共产风”是“人祸”，要求大家勇于承认错误，有“左”反“左”，有右反右，使一九六一年成为实事求是年。会议期间，中央决定成立以陈云为首的粮价问题小组。陈云随即召集国家计委、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商业部、粮食部、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负责人开会，研究提高粮食收购价格问题。

12月27日 下午，同邓小平、彭真等出席周恩来召集的关于国务院组织机构和人事安排问题的会议。后同周恩来、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谈话约一小时。

△ 晚，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中央局第一、第二书记会议。会议听取中央工作会议各小组的情况汇报。会后，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谈话。

12月29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讨论国际问题和中央工作会议的情况。

12月30日 下午，出席毛泽东在中南海召集的会议。会议听取中央工作会议东北组、华北组讨论情况的汇报。在毛泽东说大家对明年要有精神准备，把富日子当穷日子过时说：明年情况不一定比今年好。我以为要抓三条：一是做好精神准备、思想准备、工作准备。二是今冬无论是人还是牲畜，都要多休息，养精蓄锐，准备明年春耕。三是进口粮食，能进多少就进多少，我以为要“吃饭第一，建设第二”。（有人补充了一句：市场第二，建设第三。）最后毛泽东概括为：第一是吃饭，第二是市场，第三是建设。

△ 同朱德等到机场为周恩来率领的赴缅甸访问的中国友好代表团送行。在机场，同周恩来、叶季壮商量粮食进口数量问题，确定进口一百五十万吨。后经与叶季壮商量，又通过外贸部转告已到缅甸的周恩来，建议进口二百五十万吨大米。周恩来回电话，给予确定答复。

12月31日 致信邓小平，答复他关于明年家禽、蛋品出口金额的问题，说大约有三千万美元，都是出口到香港市场上的。这部分产品如果不统购而由自由市场交易，国家可用自由市场价格购到一部分，香港的供应不致全部中断。让家禽、蛋品上自由市场，对刺激生产大有好处。这封信收入了《陈云文集》。

12月 连续两周，召集农业、商业、政策研究部门的七八位有关专家开会，座谈发展农村养猪事业问题。会上，详细了解仔猪由出生到育肥的生长过程，比较国营、集体和家庭饲养所耗饲料、燃料、工时的多少以及收益的大小，得出发展养猪事业应以“私养为主、公养为辅”的结论。二十四日，中央工作会议确定，“养猪是公养和私养并举，以私养为主。”这个方针写入了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日下发的《中央工作会议关于农村整风整社和若干政策问题的讨论纪要》。此前，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养猪事业的方针是“公养为主、私养为辅”；在十一月十五日中央批转的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关于大中城市副食品生产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中，这一方针改为“公养私养并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