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词汇单位

第一节 字

一 词汇和词汇学中的“字”

20世纪50年代中国语言学界曾爆发过一场关于字本位还是词本位的大讨论。在那场论战中，反对将字看作语言词汇的单位的人们认为，字是文字的单位，不是语言的单位，将字视为词汇的单位是字本位的观点，是早该抛弃的陈腐的观念；坚持将字看作语言词汇的单位的人数远不如反对者众，声音一发出旋遭淹没。这种局面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略有改观。字，如果就其作为记录语言符号的一个个形体而言，当然是文字学的单位。但字又不仅是文字学的单位，在中国现代语言文字学产生之前的至少两千年的历史中，人们都习惯于说“字”，并让它指称20世纪初才产生出来的“词”“语素”等术语所指的对象。字如果仅指文字学意义上的那个符号形体，不是，也不能充作语言学意义的单位，那么它在两千年历史中的意义所指就成了问题。即使在今天看来，字也未必就仅指文字学上的形体符号，常听人说“他说了半天，我一个字也没听懂”“请你大点儿声，你刚才说的话老人家一个字也没听见”，这些句子里的“字”都非文字形体之意，而是语言词汇单位之意。就连《现代汉语词典》（下略作《现汉》）也为“字”设立了一个“字眼；词”的义项，承认它并不仅指文字形体符号。这当然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有人认为，字所记录的是语言中的语素，不是词。其实，字并非时时处处都与语素画上等号的。语素的定义是语言中最小的音义结合体。这就是说，举凡语言中所存在的音和义的结合物，只要这个结合体是最小的、不可再行分解的，就是语素。这就出现了两个大的问题。第一，“语素”的定义并未说明它一定是词汇层面上的音义结合体。换言之，其他层面上的音义结合体，只要它是最小的，也未必不可以称作“语素”。第二，按照现有的“语素”的定义，它只是对结合而成的那个音义结合体提出要求，要求其必须是最小的音义结合体，不可再行分割的，却并未将构成它的音、义分开来说明是否必须都是最小的。事实上，音、义两者是否同时都最小，人们似乎并不关心。音是否最小，人们不看重；义是否最小，才是人们最看重的。在汉语中，字元数与音节数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一一对应的，即一个汉字，其发之于口的音节形式是一个，一个音节形式，其著之于书面上的字元是一个。但是不相一致的情形也还是存在的，例如一字元二音节的“瓩、呎、吋、唡、哩、”（一字元承载二音节是极限，汉字中没有一字元承载三音节或三音节以上者），一音节二字元的“花儿”（一音节承载二字元也是极限，汉字中没有一音节承载三字元或三字元以上者）。当一音节二字元的“花儿”这样的形体出现在人们面前的时候，似乎无人会对“花儿”的一个语素的资格抱持怀疑态度，因为人们认为“花儿”的“儿”只表示一个卷舌动作，不自成音节，不能就算具有了一个独立语素的资格；而当一字元二音节的“瓩”这样的形体出现在人们面前时，好像也没有多少人会因“瓩”在读音上分为两个音节而将其视为两个语素，因为“瓩”的文字形体又起到了约束其无法拆分为两个语素的功用。由此可见，在语素的认定上，人们的态度是宜合不宜分的，即只要有可能不把字元、音节大于一的形式算作不同的语素，人们还是尽量视其为一个语素。也就是说，字元可以在空间上延伸为占两个或更多个方块的面积，音节也可以在时长上拉长到两个或更多个音节的长度，只要这字元之多、音节之长还不足以使人们认定它已在表示两个或更多个语素，那么人们就还会固执地将其认定为一个语素。正因为这样，中国传统上的联绵词，虽然它一般是由两个字构成的，但在古人嘴里仍称作“联绵字”而不称作“联绵词”，在现代人心目中把它们看作是两个字表示的一个语素、一个词。¹用汉字拟写其他语言的音而成的汉语外来词，尽管可能需要八九个字甚至更多个字来表示，但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仍将其视为一个语素、一个词。

现代语言学树立“语素”的概念的同时，一些人把中国人传统观念上的“字”摒除掉了。“字”不再被提起，被认为是文字学的术语，而代之以“语素”和“音节”，有义汉字遂被改称为“语素”，无义汉字以及因使用而变成的弃义汉字遂被改称作“音节”。“音节”是语音学的术语，拿来作为词汇的分析单位，实在不伦不类。实际上“音节”的术语也代替不了“字”。姑且不说“音节”是由音素组成的语音单位而不是词汇单位，词汇里还有由若干个字构成的字串（如“摩托车”中的“摩托”，“芭蕾舞”中的“芭蕾”；“登革热”中的“登革”，“卡宾枪”中的“卡宾”），亦非用“音节”代替得了的；一些非单音节的字（如“浬、瓩、吋、呎”）更难用“音节”来称说。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认为不宜将“字”从汉语语言学中摒弃掉，“字”仍是汉语语言学尤其是汉语词汇学中有用的术语——它是词汇最低的一个层级，也是为数众多的他类词汇单位构成的基础。字就是字，有的字并无与他字组合成词的可能，而只是独立自由地使用，例如“擤鼻涕”的“擤”，“面和好后要饧一个钟头再烙饼”的“饧”，都很少有机会与他字结构成词，而只是独立自由地用于语句中。

不少字在使用上是跨语素和词的，很难将字与词或语素画上等号。字未必不能单用，尤其是书面上而非口头上的字，例如街上的标语“严打涉车犯罪”。“严打”的“严”是严厉的意思，一般只能组词用，是个不成词语素（《现汉》第5版为其加标了的词性标记，说明词典编者认为它已具词的资格，而不再是语素。但它是否真的已是词，还可研究），但是在上面的标语中却单用了（“严打”不是作为一个词，而是作为两个词出现）。“涉车”的“涉”是涉及的意思，当然更是语素，不是词（《现汉》第5版未为其加标词性标记，说明也不认为它具有词的资格，而认为它还仅仅是个语素），但是在上面的标语中也作为独立的词来用了（“涉车”不是作为一个词，而是作为两个词出现）。“腐”并非“腐败”的简缩；《现汉》第5版“腐”字条列出两个义项，一是“腐烂”，二是“豆腐”。然而，为了使“反对腐败”浓缩为双字单位，便以“腐”表示“腐败”，构成“反腐”。换言之，“反腐”之“腐”，非语素“腐”义，而是词“腐败”之部分义。“恐”也非“恐怖”的简缩；《现汉》第5版“恐”字的三个义项分别是“害怕；畏惧”“使害怕”“恐怕”。但为了使“反对恐怖”浓缩为双字单位，便以“恐”表示“恐怖”，构成“反恐”。换言之，“反恐”之“恐”，非语素“恐”义，而是词“恐怖”之部分义。“交警”之“交”，非“交通”的简缩；《现汉》第6版所收“交”的10个义项无一是“交通”义。“警”倒有一个义项是“指警察”。“通胀”之“通”，非“通货”的简缩；《现汉》第6版所收12个义项无一是“通货”义。“胀”倒的的确确是“膨胀”义。一个独用的字，未必都能“还原”成一个双字词中的成分。因为它们或许就并非由那个双字词简缩而来的。反过来说，一个双字词，不是任何一字都可独立出来代表原由双字表示的词的意义的。例如“海归”之“海”之“归”，“千万”（副词）之“千”之“万”，“反正”（副词）之“反”之“正”，“好歹”之“好”之“歹”，都不可独立出来代表原来其所在的双字词的整体意义的。所以会如此，恐怕跟汉字在几千年的发展历史中的独用性有很密切的关系。

二 字在词语中的功用

字与字组合成词要受字义的制约。字可分为有义字、无义字、弃义字三类。有义字如“天、地、吃、穿、好、坏、很、真”，无义字如“琉、璃、氆、氇、葡、萄、蝌、蚪”，弃义字如“纳米”中的“纳、米”，“克隆”中的“克、隆”，“雷米封”中的“雷、米、封”，“福尔马林”中的“福、尔、马、林”，它们在所组成的词中都丢弃了其本有的字义。要注意的是，“克”“隆”这样的字似乎只是在“克隆”这样的词里才是弃义字；而另一些字由于使用既久，或在需要拟写某个音而有多个选择的情况下一般倾向于选择它们来拟音，致使它们俨然成了某些译音词的专用字，变为特用的弃义字了，如“斯”“纳”“洛”“哈”。

字与字组合成词的模式有如下几种：

一、有义字+有义字，例如“人民、共和、吃喝、说唱、多少、伤痛、幸福、悠闲”。有义字又可分别为实义字和虚义字。所谓实义字，是说表示概念意义的字，如“虎、骂、美、百”；所谓虚义字，是说表示语法意义的字，如“呢、着、的、乎”。实义字+实义字的例子如上举“人民、共和”等，实义字+虚义字的例子如“有着、的话、来着、在乎”，虚义字+虚义字的例子如“着呢、着哩、然则、之乎者也”。

二、有义字+无义字，例如“磅秤、玻壳、忏悔、啤酒、砂糖、瘫痪、驼峰、傣文、侗族”。

三、有义字+弃义字，例如“酒吧、沙皇、摩的、礼服呢”。

四、无义字+无义字，例如“琉璃、氆氇、峥嵘、蝾螈”。

五、无义字+弃义字，例如“扎啤（“扎”英draft，“啤”英beer）、氧吧”。

六、弃义字+弃义字，例如“坦克、马达、杯葛、哈达、热瓦甫、冬不拉、盘尼西林、英特纳雄耐尔”。

甚至有“IC卡”这类用西文字母+弃义汉字构成的词。以西文字母+弃义汉字构成的这类词，在专属词语中亦可见到。例如葡萄牙足球运动员Cristiano Ronaldo Dos Santos Aveiro，该英文名字译成中文为“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多斯·桑托斯·阿维罗”。或许是嫌这样长的名字难以称呼，也可能是为了区别于西班牙足球运动员Ronaldo Luiz Nazario De Lima（中文译名为“罗纳尔多·路易斯·纳扎里奥·达·利马”），于是将其称作“C罗”。

有义字，有的功能甚至比不上无义字、弃义字。例如“翱翔”中的“翱”，只能出现在与“翔”组合的场合，组合成“翱翔”；“鏖战”中的“鏖”也只能出现在与“战”组合的场合，组合成“鏖战”；“招徕”中的“徕”只能出现在与“招”组合的场合，组合成“招徕”；“青睐”中的“睐”只能出现在与“青”组合的场合，组合成“青睐”；“蠲免”中的“蠲”只能出现在与“免”组合的场合，组合成“蠲免”；“湔洗”中的“湔”只能出现在与“洗”组合的场合，组合成“湔洗”；“疲惫”中的“惫”只能出现在与“疲”组合的场合，组合成“疲惫”；“兵燹”中的“燹”只能出现在与“兵”组合的场合，组合成“兵燹”；“冻瘃”中的“瘃”只能出现在与“冻”组合的场合，组合成“冻瘃”；“蟊贼”中的“蟊”只能出现在与“贼”组合的场合，组合成“蟊贼”；“惬意”中的“惬”只能出现在与“意”组合的场合，组合成“惬意”；“情愫”中的“愫”只能出现在与“情”组合的场合，组合成“情愫”；“澌灭”中的“澌”只能出现在与“灭”组合的场合，组合成“澌灭”；“畏葸”中的“葸”只能出现在与“畏”组合的场合，组合成“畏葸”；“蹂躏”中的“躏”只能出现在与“蹂”组合的场合，组合成“蹂躏”；“优渥”的“渥”只能出现在与“优”组合的场合，组合成“优渥”。当然，这些组合功能非常弱的汉字，在历史上组合功能未必就如同现在一样弱，有的甚至完全可以独立使用。例如致使义的“来”在《论语·季氏》中就出现在“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的句子里。无义字亦可在一定条件下构成复合词，例如“叮咛”“嘱咐”大概都是联绵词，但是由上述两词的构词要素构成的“叮嘱”却是复合词。有的学者根据字的结构功能给字做了分类，将构词等级分为5个：“构词率大于等于40的字为1级，小于40大于等于20的为2级，小于20大于等于10的为3级，小于10大于等于5的为4级，小于5的为5级。”²按照此一分级，上列“翱翔”的“翱”等有义字，无疑属于第5级，即构词能力最低的一级。如果仔细分析，我们还能够找出可分别与两个不同的字构成两个词的字，例如“渎”可分别与“亵、职”构成“亵渎、渎职”两个词，“徙”可分别与“迁、倚”构成“迁徙、徙倚”两个词；找出可分别与三个不同的字构成三个词的字，例如“侪”可分别与“同、辈、吾”构成“同侪、侪辈、吾侪”三个词，“翕”可分别与“动、然、张”构成“翕动、翕然、翕张”三个词，“髫”可分别与“龄、年、垂”构成“髫龄、髫年、垂髫”三个词；找出可分别与四个不同的字构成四个词的字，例如“亵”可分别与“渎、猥、衣、慢”构成“亵渎、猥亵、亵衣、亵慢”四个词，“獭”可分别与“水、旱、海、祭”构成“水獭、旱獭、海獭、獭祭”四个词，“豚”可分别与“海、江、河、鼠”构成“海豚、江豚、河豚、豚鼠”四个词，“诿”可分别与“推、过、卸、罪”构成“推诿、诿过、诿卸、诿罪”四个词。

构词能力大小，固然与该字是否能够独用有关；一般地说，能独用的字，构词能力会强一些，不能独用的，构词能力相对来说就会弱一些。但是这一点也不可绝对化，因为有的字虽然是不独用的，但其构词能力并不低下，如动词性的“就”一般不独用，但却可构成“就义、就餐、就读、就学、就刑、就戮、就职”，甚至“就浴”等；反之，经常独用的一些字，却不一定有多大的构词能力，例如“的、也、吗、呢”。当然，也有在历史上独用而没有多大构词能力但在后来发展为构词能力超强的情况，例如“零”，近年来发展到可构成“零付出、零回报、零接触、零距离、零首付、零支付”等。不少学者在谈到语素的性质和功用时，用“自由”作为词根的特性，用“黏着”作为词缀的特性。这或许并不允当。黏着的字不一定就可以充任词缀；词根也有黏着的。再进一步看，词也有黏着与自由之分，例如“代为、岂非、无乃、之内、之最、自相、最为”就是黏着词。与黏着字一样，有些黏着词也可能随着发展变成自由词，例如“之前”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必须附着在一个表示时间的体词性成分后才可使用，大约是从90年代开始它逐渐可以用于句首，变成自由词了。自由的字也未必就是词根；词缀也有自由度大小之别。词缀、词根（以及词干之类），是从构词的角度来谈的，而自由、黏着是从字（语素）结合度、使用度的角度来谈的，二者不可混而为一。自由的字多为结合面宽的语素，黏着的字多为结合面窄的语素。构成双字词的字，可能一者是自由的，结合面宽，一者是黏着的，结合面窄，例如“睫毛、楼宇、复岗、过境”；可能两者都是自由的，例如“吃紧、后爹、急忙、讲课”；或两者都是黏着的，例如“疆埸、晋谒、颈项、愚陋”。汉语是这样，其他语言多也如此。例如英语的“blackbird”，“black”和“bird”结合面都很宽，都较为自由，而“outlandish”中的“out”结合面很宽，较为自由，“landish”结合面很窄，是黏着的。再如“cranberry”中的“cran”远不如“berry”结合面宽。但是“landish”和“cran”都并非词缀，而是词根。汉语中能够与大量的他字构成为数众多的词的字，我们可以“水”“马”为例。参照《常用构词字典》（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2），“水”字构成的双字词有“水坝、水滨、水稻、水遁”“潮水、淡水、风水、汗水”等共250个，其中“水”字前置的有144个词，“水”字后置的有106个词。“马”字构成的双字词有“马帮、马车、马灯、马厩”“鞍马、斑马、儿马、驸马”等共103个，其中“马”字前置的有54个词，“马”字后置的有49个词。

字在造词中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绝大多数词的构造成分——字，其所表示的都已不是实际的事物对象，而需意义中转。但是也有一些词中的字所标示的就是实际的事物对象，未经中转，如“勾乙”中的“乙”，“画押”中的“押”，“叫停”中的“停”，“叫好”中的“好”，“合十”“十字”中的“十”，“画到”“报到”“签到”中的“到”，“点卯”“应卯”中的“卯”，“略识之无”中的“之”和“无”，“目不识丁”中的“丁”。“鲁鱼亥豕”“乌焉成马”（《新编国语日报辞典》 国语日报社 2000，下略作《新编》）更是摹形词语。

字，有专职汉字和非专职汉字之别。例如“睁”，专门表示眼帘张开（但是眼帘阖上却无专职汉字，而只能说“闭”）；“擤”，专门表示按住鼻孔出气，排出鼻涕（但是按住鼻孔吸气却无专职汉字表现）。饭足为“饱”，而酒足、水足等均无专职字来表示；嘴歪为“”，而其他器官的歪斜则无专职汉字来表示（“斜”可表示嘴眼等歪斜）。小牛谓之“犊”或“犊子”，小马谓之“驹”或“驹子”，小羊谓之“羔”或“羔子”。“犊、驹、羔”也是专职字。人名、地名中有不少用的是专职汉字。例如山名“崂山”中的“崂”，人名“武曌”中的“曌”。无专职汉字的情况也不难见到，例如酒不烈曰“薄”。古有“鲁酒薄而邯郸围”的典故，现代人们常说“薄酒一杯不成敬意”。但是“薄”并非酒的专职汉字。说到酒烈也不大说“厚”。雪是白色的，但是形容雪之白却没有专门的词，一旦在“白”之前加上“雪”字构成“雪白”则不能再用来形容雪之白，而只能用来形容雪之外的事物之白；血是红色的，但是形容血之红也没有专门的词，一旦在“红”之前加上“血”构成“血红”则不能再用来形容血之红，而只能用来形容血之外的事物之红。但是如果在表颜色的字之前加上的不是表具体事物的字而是表程度的字，则又可以用来形容任何的事物对象了，如“湛蓝”。

字在构词造语中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从同部首词的构成和结构的情况分析，字对此类词的构成影响较大。

同部首词，是由部首相同的两个字构成的词。同部首词数量不菲，无论在古今汉语中都是双字词的一个重要类别。同部首词最容易引起人们关注的是单纯词中的联绵词，而单纯性的外来词和合成性的复合词中也同样存在着数量可观的同部首词。联绵词、外来词在形成过程中都可能有过从由异部首字构成到由同部首字构成的过渡的历程，复合词在形成过程中也存在着选择异部首字还是同部首字的问题，其间字义和字形的类化作用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这或可说明汉字在汉语的词的构成过程中起着虽不彰显却又非同小可的作用。

同部首词不是同字词，同字词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相同的字构成的词。同字词，有学者称之为叠音词，我们称之为叠字词。而同部首词，则是由部首相同的不同的字构成的词。由于现代汉语中由同部首的字构成的词一般都是双字的，而鲜见三字或三字以上的，因此，所谓同部首词实际上所指的就是同部首的双字词。³

同部首词是汉语双字词中的一个重要类别，数量不菲，上古汉语已有不少，例如运送秦始皇尸体的“辒辌”车。根据粗略的统计，《现汉》1996年版收同部首词2,575个，它们可以分别被归入105个部首。利用较为成熟的关联式资料库构建起来的《汉语语义构词资料库》所含双字合成词超过5万条，而为《现汉》所收录的双字词即将近4万条。数量达到2,575个的同部首词约占《现汉》所收双字词条目总数的6.4%，这说明同部首词在现代汉语中占有不小的比重。

部首不同，词的构造能力也会有所不同。在《现汉》1996年版所收的全部的同部首词中，构词量超过200个的只有1个部首，那就是部首“氵”。以部首“氵”构成的双字词，其数量排在《现汉》所收的全部的同部首词之首，计有276个。举例如下：

 

沉没 澄清 淡漠 港湾 灌溉 河汉 湖泽 滑溜 混浊 酒涡

浪漫 流沙 漏洞 泥淖 泡汤 漂洗 浅海 清淡 溶液 湿润

 

从构词法的角度看，同部首词绝大部分是复合词，只有少部分是单纯词。单纯性的同部首词，绝大多数可以甄别为汉语言社会自造词，即所谓联绵词，如“蟋蟀、婀娜、觊觎、氤氲、辘轳、璀璨、踌躇、砥砺、鹈鹕、笊篱”，少数可以甄别为异民族所造而后为汉语言社会引进的词，即所谓外来词，如“氆氇、鞑靼、醍醐、喹啉”。联绵词在完成了汉语的词由单字向复字发展的桥梁和中介的历史使命后即逐渐淡出，不再具有能产性。这一过程的基本终结，时间约在六朝后不久，我们现在所见到的联绵词（包括同部首联绵词）很少是中古以后才创造出来的。既然联绵词是作为汉语的词由单字向复字发展的桥梁和中介出现的，而联绵词的构成又在声韵上有着近同、在字义上有着共同摒弃原义的特殊要求，因此联绵词在构造时采择或新创同部首字乃是怡然理顺、顺理成章的事情。事实也正是如此，联绵词中由同部首字构成的（如上所举“蟋蟀”等），其数量远远大于由异部首字构成的（如“望洋、犹豫”）。更值得关注的是，联绵词中表示动物、昆虫的词相当一部分是由同部首字构成的，例如“蟾蜍、蝌蚪、鹭鸶、貔貅、骕骦、蜻蜓、蜈蚣、猃狁、鸳鸯”。与联绵词的大量涌现约莫同时，汉语迎来了外来词引进的第一个高峰期，那就是佛教外来词涌入中土。外来词常常是借入语言用代表本语言语音形式的书写符号去拟写贷出语言的语词符号的语音形式，而后在借入语言中将其当作自己语言固有的符号来使用的一类特殊的词汇单位。外来词在译借中分两类情况，书写符号绝不相同的语言（如汉语和西方诸语言）之间产生外来词时，借入外来词的语言在选用本语言的一个符号去对应贷出语言的那个符号时最关心的是两种语言的语音形式是否能够最大程度的逼真和近似，因此出现的选择一般是借入语言摒弃自己原有符号之义，只让该符号的声音形式发挥作用。在语音形式的对应尽可能完美了的前提下，才有可能进一步从语言受众的接受度的角度考虑发挥本语言符号原有意义的作用，于是便产生了所谓的音兼意译的外来词。书写符号相同或近似的两种语言（如日语和汉语）之间产生外来词时则相反，一般情况是借入语言直接把贷出语言中的那个书写符号搬移过来使用，因此出现的选择一般是借入语言摒弃自己原有符号之音，只让该符号的书写形式发挥作用，历史上日语从汉语中借入词语多是这样，近代以来汉语从日语中借入词语亦复如此。少数情况下才会考虑拟音的问题，如日语的“一番”（いちばん），最近被借进汉语译作“一级棒”。汉语借入外来词时代最早、数量最大的显然是前一类，即用汉字去拟写西语词的语音形式而成就的汉语外来词。拟写时，有数量不菲的同音、近音汉字可供选择，应是不争的事实。如果可以选用同部首的字，自然会使外来词的使用者引发某种联想，从而利于该外来词加快本土化的进程，当然远胜于选用异部首字。即使在外来词被译借进来的当初没有选用同部首字，人们也有可能在日后将其改为同部首字，甚至为其另造新的同部首字，以满足人们从字形上索知意义的愿望。例如梵语的“sphaţika”，原也译作“波梨、颇黎、颇梨、颇胝”等，后来才造出“玻璃”，并最终定型。更进一步说，用同部首字构词的趋势一旦形成便会在构词运动中产生类化作用，原本不存在的某个部首甚至可能会充当起同一个词的各个字的构件，从而起到部首的作用。再如“琵琶”，原作“批把”或“枇杷”，“”本非部首。《说文》“琴”部收有“琴、瑟”，未收“琵、琶”。“批把”（或“枇杷”）之演化为“琵琶”显然是受“琴、瑟”的影响，“”类化成了准部首。选用或新造同部首字译借外来词是古人的发明，也为现代人继承下来。近代以来汉语从西语借入的有机化合物的名称或西药的名称就有不少是用同部首字译借的，例如“吡啶、卟吩、哒嗪、呋喃、吗啡、嘧啶、呱嗪、噻吩、噻唑、吲哚”。一些词语的结构可能会因译借外语成分而出现变异的现象，例如“胡须”的“胡”，按王力先生考证，本就写作“胡”而不写作“鬍”，只是到了后来“胡”产生出“鬚”义，才写作“鬍”。“鬍鬚”写作“胡鬚”，是承认“胡”的外来成分的身份，意为“像胡人一样的须”，整个词属定—中偏正结构；写作“鬍鬚”，则认为“胡”已演化成汉语的成分“胡”，整个词改变成了并列结构。⁴

同部首合成词中，只有复合而成的，而没有派生而成的。在同部首复合词中，数量最大的有两类，一是联合结构的，例如“鞍韂、殡殓、齿龈、酬酢、船舶”，二是定—中偏正结构的，例如“笔筒、痹症、窗帘、炊烟”。其他结构类型的同部首复合词数量都非常小，如支配结构的“唱喏、拒捕”，陈述结构的“心急、蝉蜕”，补充结构的“冲决、澄清”。

从造词法的角度看，同部首词有下列三类较为突出的情况值得关注。

第一，相当数量的同部首词是在原有的自由字的基础上增添上部首字而成就的，模式为：“自由字+部首字”（或“部首字+自由字”）。自由字的部首归属即是与之相配的部首字。相当一部分原有的自由字在其自由地作为词汇单位来使用的时代本就表示后来再添加上部首字所表示的意义，增添上部首字并未增添多少新的意义，一般只有使单字转化为双字词的作用，例如：“犍牛、牦牛、犁牛、牯牛、牤牛、牛犊”，“鲨鱼、鲙鱼、鲍鱼、鱿鱼、鳆鱼、鲦鱼、鲸鱼、鲞鱼、鱼鳞”，“棺木、杉木、柚木、梾木、檑木、楠木、桤木、柃木、檵木、梫木”，“蚊虫、蛔虫、蛀虫、蛆虫、蚜虫、蛲虫、蠹虫、螟虫、蟅虫”，“竹简、竹竿、竹笋、竹簧、箭竹、筇竹、筀竹、簕竹”，“磐石、矸石、硝石、砾石、砺石、磁石、礌石、礁石、岩石、礞石、石碓、石磙、石硪”。根据“自由字+部首字”（或“部首字+自由字”）的造词模式所造出的同部首词，有的具有造词理据上的合理性，古人著述中出现的例子如“鲂鱼”（《诗经·周南·汝坟》：“~赪尾，王室如毁。”）、“鲍鱼”（《孔子家语·六本》：“与不善人居，如入~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亦与之化矣。”）；有的并不具有造词理据上的合理性，是后来才逐渐使用开来的，如“鲸鱼”“鲨鱼”“鼋鱼”。是否具有造词理据上的合理性，似已无关紧要，其重要性已让位于单字向双字词演变的类化作用。

第二，相当数量的同部首词是以原有的一个自由字为基础，再配以另外一个字而成就的，模式为：“自由字+配字”（或“配字+自由字”）。自由字和配字归属于同一个部首。一般情况是自由字的构词能力较强，配字的构词能力稍弱。例如：“深湛、深渊、深浅”中“深”的构词能力较强，“湛、渊、浅”的构词能力稍弱；“海涂、海洋、海湾、海滩、海派、海滨、海沟、海涵、海潮”中“海”的构词能力较强，“涂、洋、湾、滩、派、滨、沟、涵、潮”的构词能力稍弱；“河滩、河浜、河沿、河沟、河汉、河漏”中“河”的构词能力较强，“滩、浜、沿、沟、汉、漏”的构词能力稍弱；“沉湎、沉浸、沉潜、沉渣、沉滞、沉溺、沉沦、沉淀、沉没”中“沉”的构词能力较强，“湎、浸、潜、渣、滞、溺、沦、淀、没”的构词能力稍弱；“流淌、流溢、流派、流泻、流浪、流沙、漂流、汊流、潜流”中“流”构词能力较强，“淌、溢、派、泻、浪、沙、漂、汊、潜”的构词能力稍弱。当然，也有两字构词能力都较强的情况，如“深海”中的“深”“海”，“深沉”中的“深”“沉”，“海流”中的“海”“流”都具较强的构词能力。根据“自由字+配字”（或“配字+自由字”）模式所造出的同部首词，构成该词的每个字当然亦可按照其构词能力分为若干等级。但是从我们搜集到的材料看，同部首词内的两个字构词能力皆为1（即词内的两个字只彼此之间有相互组合的机会和可能，此外绝无与他字另组成词的机会和可能）的字，一般只表现在联绵词和外来词（如“觊觎、龃龉、嗫嚅、魍魉、哒嗪、鞑靼、氆氇、醍醐”）这些单纯性的同部首词中，在合成性的复合词中则较为罕见。

第三，或许是由于受同部首单纯词的影响，复合词在构成过程中采用同部首字亦成为一种重要的选择。例如“寝宫”“寝室”所用的都是同部首字，《说文》：“宫，室也。”“室，实也。从宀，至声。室屋皆从至，所止也。”《尔雅·释宫》：“宫谓之室，室谓之宫。”“宫”和“室”本是同义字；“宫”的“皇帝居所”义是秦汉以后才产生出来的。“寝宫”是否成词于“宫”的“皇帝居所”义产生之后姑可不论，“寝室”现代才成词则不成问题。“寝”没有选择与“室”意义近同的“房、屋”等，而独独选择了“室”，似亦可说明同部首字在构词上的潜在的影响和作用。复合词构成过程中采用同部首字的趋势一旦形成，一些原本由异部首字构成的词就有可能改变为由同部首字构成的词。例如表示“整个地球”义的“huán qiú”，《现汉》1978年版“环球”的第二个义项注为“见〖寰球〗”，在2002年版中注为“同‘寰球’”。“见”“同”一字之差，表明《现汉》的编者已将表示“整个地球”义的“环球”由过去的次要地位提升到了如今几与“寰球”同等的地位。而这种变化的产生，同部首字所起的类化作用，是无可置疑的。再如，“喽啰”的异形词是“偻罗”。却很少见有人将其写作“喽罗”或“偻啰”。当然，复合词构成过程中采用同部首字也好，复合词使用过程中换用同部首字也好，由于复合词本身数量的庞大，在复合词构造过程中采用异部首字的比率远远高于同部首字，在复合词使用过程中由异部首字换用为同部首字的比率也不高，这些都毋庸置辩。然而数量不菲的由同部首字构成的复合词的存在，亦是不容忽视的一个事实。同部首词不仅存在于普通词汇中，在专属词语（如地名词）中亦有表现，如柬埔寨的“唝吥”，湖南的“岣嵝”，河北的“邯郸”，广东的“浛洸”，江苏的“盱眙”，陕西的“榆林”，江西的“浒湾”，天津的“汉沽”，山西的“洪洞”。香港奥委会主席、香港立法会议员“霍震霆”先生的名字，也是同部首的。专属词语也存在着先为异部首词后为同部首词的情形，例如五台山黛螺顶上的栴檀殿本写作“旃檀殿”，后才写作“栴檀殿”。“栴檀”就是同部首的。这些同部首复合词的存在似乎在昭示着我们：如果没有同部首字的存在，复合词当然仍会选择异部首字进行构造，不能因此而放弃构造的机会（事实上绝大部分复合词在构成时所选择的正是异部首字）；而如果有同部首字可供选择的话，复合词就有可能选择同部首字进行构造，或者说不会放弃选择同部首字进行构造的机会。以同部首字构成的复合词不仅在两字的义类上可以趋近，而且在两字的字形上能够求同，有助于人们对结构而成的该词的理解和使用。以同部首字构造的复合词所呈现出的这样的功用，确是异部首词难以具备的。

无论是以同部首字创造新词还是变异部首词为同部首词，其方法都是晚出的。后代的同部首词有不少在前代是异部首词，而且后人将前人所造的异部首词改为同部首词，也曾受到过一些学者的批评。⁵然而，伴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发展，人们的造词理念和方法在不断演变和更新；从汉语词汇发展史上也可清楚地看出，以同部首字造词或以同部首字构成的词取代异部首字构成的词已渐成一种不容忽视或漠视的趋势。此种变化，泥古的古代学者虽可不察不辨，具备了现代语言学理念的当今学者却是不可不察，不可不辨的。其实，这种情况在汉语方言和汉字文化圈中也同样存在，如“coffee”，普通话译作“咖啡”，港澳方言译作“啡”，日语译作“珈琲”。

汉字的偏旁具有类化的作用和意义。这一点王力在《汉语史稿》（中华书局1980）谈到文字的“类化法”就曾论述过：

 

类化法通常是按照形声字的原则，把没有形旁的字加上一个形旁，例如“夫容”加成“芙蓉”。有时候是形旁不明显，就再加一个形旁，如“果”加成“菓”，“梁”写成“樑”，“岡”加成“崗”，“嘗”写成“嚐”。最容易类化的是双音词。群众感觉到双音词是一个整体，形旁应该取得一致。于是“峨眉”加成“峨嵋”，“昏姻”加成“婚姻”，“巴蕉”加成“芭蕉”，等等。有些字虽然都有形旁，但不一致，于是也改成一致，如“蒲桃”改成“葡萄”。甚至有时候改得没有什么“道理”，如“鳯皇”改成“鳯凰”（“鳯”，从鸟，凡声）。（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