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理念”的颠倒：从概念演进到普遍精神

柏拉图吸收了爱利亚派的思想，把理智的对象称作“理念”（eidos，idea）。理念向人的理智显示普遍真相。他认为（理念）世界是不变的，存在是一。理念是超感的、永恒的、客观的、真实的，对于个别事物来说是本源、是原因、是根据。先有理念，后有个别事物。他的《国家篇》中说道：“我们也总是说制造床或桌子的工匠注视着理念或形式分别地制造出我们使用的桌子或床来；关于其他用物也是如此。是吗？至于理念或形式则不是任何匠人能制造得出的，这是肯定的。”^注71柏拉图强调理念与个别事物相分离；理念具有等级性，最高的理念是善。

世界的统一性只有到马克思这里才得到真正解决。尼采也认为：“作为‘统一性’进入意识之中的一切东西，都已经是无比复杂的了：我们始终只具有一种统一性的假象。”^注72对于物质第一性，尼采有这样的近似表述：“对身体的信仰比对心灵的信仰更为基本：后者乃起源于那种对身体的非科学考察的窘迫疑难（是某种离异身体的东西。对梦之真理的信仰——）”^注72a；“在你的思想和感情背后，我的兄弟，站立着一位强大的统治者，一位无名的智者——名叫‘自己’。他居住在你的体内，他就是你的身体”^注73。“更为基本”和“背后”，表达了尼采对于身体即精神之外的物质客观性的先在性认识。

历史的运动之谜，一直牵动着历史上所有杰出思想家的关注。在黑格尔看来：“世界历史不是单纯权力的判断，就是说，它不是盲目命运的抽象的和无理性的必然性。相反地，由于精神是自在自为的理性，而在精神中理性的自为存在是知识，所以世界历史是理性各环节从精神的自由的概念中引出的必然发展，从而也是精神的自我意识和自由的必然发展。这种发展就是普遍精神的解释和实现。”^注74黑格尔把历史看作概念和普遍精神的展开过程的思想，这一点首先受到马克思的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当然，我们在这里既不能深入研究人们自身的生理特性，也不能深入研究人们所处的各种自然条件——地质条件、山岳水文地理条件、气候条件以及其他条件。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注75类似于马克思，尼采做了进一步的批判：“哲学家虚构了一个理性世界，理性和逻辑功能所适合的世界——由此得出‘真实的’世界；宗教家（虚构了）一个‘神性的’世界——由此得出‘非自然化的、反自然的’世界；道学家虚构了一个‘自由的世界’——由此得出‘善的、完善的、正义的、神圣的’世界。”^注76

实际上，马克思和尼采是把黑格尔的“理念”做了一个颠倒。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注77接近于马克思，尼采认为“生活是恶劣的：而生活的改善并不取决于我们。这种改变是从我们之外的法则出来的”^注77a，即生活的改变并不是因为人自身观念的发动，而是因为外部客观世界的法则，亦即物质世界和现实关系的运动规律。尼采对于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发出这样的吁叹：“实事求是——很少有人能做到这一点！能做到这一点的人却不愿意做！”^注78

在尼采看来，所有哲学家都有一个通病，这就是：以现在所是的人为起点，并且认为可以通过对当代人的分析达到他们的目标。他们不自觉地把“人”看作永恒的实体，看作某种在不断的变动中保持不变的东西，看作事物的真正尺度。有些人甚至不知不觉地将人的最新形式，如在某些宗教影响下、甚至在某些政治事件影响下产生的人，视为人们必须从其中出发的固定形式。这种社会历史辩证法，是柏拉图和黑格尔所不能理解的。对此，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曾指出：“蒲鲁东先生不知道，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的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注79历史是人的社会活动的历史，更是人自身的生成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