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历史决定论和主体选择及其相互关系

历史决定论和主体选择及其相互关系问题，是历史观的一个重要问题，国内外理论界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分歧很大。本章就理论界分歧较大的问题作些探讨，就教于国内外理论界的同仁。

 

一、历史哲学的分类和历史非决定论的理论渊源

 

历史决定论和历史非决定论，是在历史发展问题上两种根本对立的观点。我们首先考察历史非决定论的理论渊源。要搞清历史非决定论的理论渊源，首先要搞清历史哲学的含义和历史哲学的分类。而要搞清历史哲学的含义，又需要首先搞清“历史”的含义。一般说来，历史哲学界是从下述两层含义理解“历史”这个范畴的：一是指人类过去的活动及其产物，同时也包括人类现在的活动和筹划未来的活动及其产物；二是指人们对这种活动及其产物的叙述和说明。第一层含义是指历史过程本身，第二层含义是指人类对历史的认识。在英语中，这两个词的“历史”用同一个词（history）来表达，汉语也是用同一个词（历史）来表达。从历史哲学的发展过程来看，现在有必要对上述历史的两层含义分别用两个词来表示，其中第一层含义的“历史”可以叫作历史，第二层含义的“历史”可以叫作历史认识。

西方英语国家流行着一种对于历史哲学的二分法，这种二分法是以对历史一词的两层含义的区别为前提的。这种方法是由英国历史哲学家沃尔什在1951年出版的《历史哲学——导论》一书中首先提出来的。在该书中，沃尔什把关于历史过程本身的哲学称为“思辨的历史哲学”，把关于历史认识的历史哲学称为“批判的历史哲学”。而在德语国家中，一般把关于历史过程本身的哲学称为“质料的历史哲学”，把关于历史认识的历史哲学称为“形式的历史哲学”。我国学者根据对“历史”一词的两层含义的理解，也相应地对历史哲学作了分类。有的学者把探讨历史过程本身的哲学称为“历史的形而上学”，把探讨历史认识的哲学称为“历史学的知识学”；有的学者则主把关于历史过程本身的哲学称为“历史的哲学”或“历史本体论哲学”，把关于历史认识的哲学称为“历史学的哲学”或“历史认识论哲学”。

还应该说明，历史哲学中的“历史”一词，在时间向度上，不仅指过去，还包括现在和未来。例如，几乎所有的历史哲学的研究都要探讨人类的命运和历史发展的趋势问题，这就不仅涉及人类的过去，而且也涉及人类的现在和未来。又如，在日常用语中，我们常说如果某个人将来成就了某项事业他就将改变历史时，这里的历史显然不只是指过去，而且也包括现在和未来。过去、现在、未来作为历史时间的三个向度，是紧密联系不可分离的。过去由于自身的发展而演变为现在，现在由于自身的矛盾运动又发展到未来。要科学地认识人类历史，就应当把它理解为过去、现在、未来的统一。历史哲学的研究不只是要回顾过去，而且要通过回顾过去，指导现在，展望未来，为创造人类美好的未来而精心治史。

根据法国学者马克斯·诺多的考证，历史哲学这个词是法国思想得让·博丹于1650年首先使用的，伏尔泰于1765年也使用过这个词。然而无论是博丹还是伏尔泰，都尚未创立系统的历史哲学体系。真正创立了历史哲学这门学科的，一般认为是意大利历史哲学家巴斯蒂塔·维柯。维柯在1725年发表的《新科学》（全名为《关于各民族共同的新科学的原则》）一书，是西方历史哲学的开山之作。但是，历史哲学作为一个学科，当时尚未得到人们的认可。其得到认可，是以1784年德国历史哲学家约翰·戈特布里德·赫德尔的《人类历史哲学的观念》的第一部分公开出版而告开始，以及在此之后以黑格尔的遗著《哲学史讲演录》1837年的刊行而告结束的那段时期。

从18世纪初历史哲学的创立到19世纪末的这段时间内，西方历史哲学家致力于探讨历史过程本身是什么的历史本体论问题，所以这段时间可以称之为历史哲学的本体论阶段。1874年英国新黑格尔主义哲学家赫伯特·布拉德雷发表了《批判历史哲学的前提》一书，标志着历史哲学的认识论转向。在该书中，布拉德雷探讨了历史认识如何成为可能的问题。对历史认识客观性的可能性作了系统论证。基于这一点，许多西方历史哲学家把布拉德雷看作批判的历史哲学（即我们所说的历史认识论）的创始人之一。

西方历史哲学的认识论转向是一个过程，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末这几十年时间，是一个过渡阶段。在此期间，许多历史哲学家往往把对历史本体论式的考察和对历史认识论式的考察结合起来进行。1938年，有两本著作同时出版：一本是法国历史学家雷蒙德·阿隆的《历史哲学导论》，另一本是美国历史哲学家莫里斯·曼德尔鲍姆的《历史知识问题：答相对主义》。这两本书的出版，标志着历史认识论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正式出现。1951年沃尔什把这门学科定名为“批判的历史哲学”。思辨的历史哲学具有二百多年的历史，在近代西方历史哲学理论中曾经长期占据统治地位。思辨的历史哲学家维柯、傅立叶、康德、黑格尔、孔德、斯宾格勒、汤因比、雅斯贝尔斯等人都主张历史决定论。但是，从19世纪末开始，思辨的历史哲学日渐式微，批判的历史哲学则逐渐由附庸变为主导，伏尔泰、文德尔班、李凯尔特、布拉德雷、克罗齐、科林伍德、波普等许多批判的历史哲学家都怀疑、否定和批判历史决定论，特别是怀疑、否定和批判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我国理论界否定和批判历史决定论的各种观点，基本上都是西方批判的历史哲学家的观点或者是受他们的影响而形成的观点。

我国有的学者把人通过实践改变世界的可能性与历史决定论对立起来，或者说把主体能动性与历史决定论对立起来。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指向改变世界的哲学，它肯定人具有改变世界的历史行动的能力，而这就预设了世界的可改变性，即预设了历史至少不是纯然被决定的（把历史决定论设定为历史是纯然被决定的，这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决定论的曲解，下面将对此作具体分析）。如果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为一种历史决定论，就在逻辑上使得改变世界成为不可能和不可理解之事。这就是说，这些学者认为承认历史决定论与承认世界的可改变性与主体能动性是矛盾的，历史决定论是错误的，历史唯物主义不是历史决定论，而是历史非决定论。我不赞成这种观点，下面将具体剖析这种观点的不当之处。

 

二、历史唯物主义的决定论性质

 

持改变世界的可能性与历史决定论相对立起来的观点的学人，首先应该回答的最根本的问题是历史唯物主义是否是历史决定论。遗憾的是，持上述观点的学人不仅没有回答这个问题，甚至根本没有涉及这个问题。他们似乎是把否定历史唯物主义是历史决定论，或者说把历史唯物主义当作历史非决定论，当成了不言自明的理论前提。这是十分令人费解的。但是，在我看来，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历史决定论而不是历史非决定论，不仅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而且可以说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常识。从这个意义上说，把历史唯物主义是历史决定论当作不证自明的理论前提，倒是不难理解的。虽然如此，由于许多西方学者以及我国一些学者否认历史唯物主义是历史决定论这个基本常识，所以我们就不得不对这个问题作些考察，论证这个几乎是从事历史唯物主义教学和研究的人都知道的常识。尽管这是些老生常谈，却又不得不谈。

历史唯物主义的决定论，是一种承认社会发展具有客观规律性、必然性和因果制约性的理论。它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与历史决定论相对立的观点是历史非决定论。历史非决定论是一种主张人类历史的发展不是自然历史过程，社会历史过程没有因果制约性、规律性、必然性、客观规律性的历史理论。历史决定论观点贯穿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系列有代表性的著作之中，贯穿在他们理论生涯的始终。下面我们作些简要考察。

马克思、恩格斯在1845—1846年合写的标志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形成的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就较为系统地论述了历史决定论思想。

首先，论述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青年黑格尔派布鲁诺·鲍威尔等人的意识决定存在的历史唯心主义时指出：“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

其次，论述了人和环境相互作用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本身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由此可见，这种观点表明：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环境创造人”，是说人创造历史的活动受历史环境的制约，这就是历史决定论；“人创造环境”，说的是人的主体能动性，是历史辩证法。环境创造人和人创造环境的统一，就是历史决定论和主体能动性的统一。

再次，论述了社会变革必须具备一定的物质基础和群众基础。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各个时代的人们所遇到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着这样的情况：“历史上周期性地重演的革命动荡是否强大到足以摧毁现存一切的基础；如果还没有具备这些实现全面变革的物质因素，就是说，一方面还没有一定的生产力，另一方面还没有形成不仅反抗旧社会的个别条件，而且反抗旧的‘生产生活’本身、反抗旧社会所依据的‘总和活动’的革命群众，那么，正如共产主义的历史所证明的，尽管这种变革的观念已经表述过千百次，但对于实际发展没有任何意义。”

最后，论述了生产力决定交往形式、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以及社会形态演进规律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一切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这种矛盾，每一次都不免要爆发为革命。市民社会作为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形成各种交往形式联系的序列：“已成为桎梏的旧交往形式被适应于比较发达的生产力，因而也适应于进步的个人自主活动方式的新的交往形式所代替；新的交往形式又会成为桎梏，然后又为另一种交往形式所代替。由于这些条件在历史发展的每一阶段都是与同一时期的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所以它们的历史同时也是发展着的、由每一个新的一代承受下来的生产力的历史，从而也是个人本身力量发展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当时认为，人类历史依次经历部落所有制、古典古代的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资本主义所有制、共产主义所有制五种依次更替的所有制形式。以这五种所有制形式为基础，形成部落所有制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五种依次更替的社会形态。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环境决定人和人决定环境、生产力决定交往形式、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革命需要具备物质基础和群众基础以及社会形态的依次更替，这些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就是历史决定论的重要观点。

马克思在1846年12月28日致帕·瓦·安年科夫的信中，精辟地论述了历史决定论的基本观点。马克思认为，生产力是人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人们不能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生产力，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是以往活动的产物。后来的每一代人都得到前一代人已经取得的生产力并当作原料来为自己新的生产服务，这就形成了人们的历史中的联系，形成人类的历史，这个历史随着人们的生产力以及人们的社会关系的愈益发展而愈益成为人类的历史。人们的物质关系形成他们的一切关系的基础。这种物质关系不过是他们的物质的和个体的活动所借以实现的必然的形式罢了。任何社会形式都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那么，人们能否自由选择某一种社会形式呢？马克思回答说：“决不能。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commerce]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相应的社会制度形式、相应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相应的市民社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就会有不过是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相应的政治国家。”马克思在1847年7月出版的《哲学的贫困》一书中讲得更加清楚明确。他说：“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马克思的这些思想虽然没有使用历史决定论这个概念，却对历史决定论作了具有说服力的论证。首先，人们不能自由地选择生产力和生产形式、交换形式、消费形式等生产关系，不能选择自己的社会制度形式。因为每一代人开始社会生活时，总是接受前人传给他们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以及社会制度形式，每一代人遇到什么样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以及社会制度形式是不以他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这种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以及社会制度形式，预先规定了这一代人的生活方式和活动方式的特点。其次，人们不能自由地选择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以及社会制度形式，并不是说他们不可以根据自己的目的、需要去改变原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以及社会制度形式，而是说他们的这种目的、需要以及根据这种目的和需要所从事的社会活动，将引起什么样的社会结果，他们自己是意识不到的。人们所预想的目的，有时只能实现一部分，另一部分就不能实现。另外有些目的和愿望，根本就不能实现，甚至有时社会结果与主观愿望完全相反。这是因为，这个社会结果是由各种社会力量相互作用造成的，是任何个人都无法事先预料到的。

马克思在1859年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对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方式制约整个社会生活过程、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革命的物质根源以及社会形态的更替的论述，可以看作是对历史决定论的内容最全面的概括。

马克思在1867年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中论述了社会历史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的思想。他说：“我决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不过这里涉及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同其他任何观点比起来，我的观点是更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的。”所谓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就是说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也像自然界那样，是客观的、物质的、辩证的过程，具有不依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性，人们不能主观地取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社会发展的任何一个阶段。正如马克思所说：“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在这里，马克思既肯定了人们的实践活动在历史发展中的重大作用，又对这种作用作了限定，人的活动只能减轻自身在社会发展中所经历的痛苦或缩短社会发展的进程，但不能不受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制约，不能主观随意地取消社会发展的任何一个阶段。

恩格斯在1886年写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对历史发展具有客观规律性的全面深入的论述，也是对历史决定论最为全面深刻的论证。在历史唯物主义产生以前，历史唯心主义独霸统治地位，它用头脑中臆想的联系代替历史本身的现实联系，把历史看成是受客观观念或伟大人物的思想动机支配的，不承认历史发展具有不依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性。为了清除历史领域中的唯心主义影响，恩格斯指出：“在这里也完全像在自然领域里一样，应该通过发现现实的联系来清除这种臆造的人为的联系；这一任务，归根到底，就是要发现那些作为支配规律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起作用的一般运动规律。”

恩格斯通过分析社会历史规律与自然规律的区别，说明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与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实践活动之间的关系。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自然界的发展的重要区别之一，就是自然界事物的变化是盲目的、无意识的，自然界的发展规律就通过这些盲目的、无意识的事物之间的相互作用表现出来；人类社会的发展则不同，人类的活动是有意识、有目的的，正是人的有意识、有目的的实践活动构成了人类社会的历史。人类通过实践活动创造了自己的历史，从而也就形成了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而且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不能自发地实现，需要通过人的有意识、有目的的实践活动才能实现。离开人类有意识、有目的的实践活动，就没有人类社会的历史，当然也就谈不上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

恩格斯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的分歧，并不在于是否承认人的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也不在于是否承认精神力量（人的意志）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因为历史总是从许多单个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在于是把精神力量还是把物质力量作为历史发展的原动力。历史唯心主义仅仅停留在人的思想动机上，把人的思想动机看作是历史发展的最根本动力。而历史唯物主义则指出了人的思想动机背后的更深刻的动力。正如恩格斯所说：历史唯心主义“认为在历史领域中起作用的精神的动力是最终原因，而不去研究隐藏在这些动力后面的是什么，这些动力的动力是什么。不彻底的地方并不在于承认精神的动力，而在于不从这些动力进一步追溯到它的动因”。

那么，如何发现这些精神动力后面的动力、动因呢？恩格斯认为最根本的方就是把个人的活动归结为阶级的活动、群众的活动。他指出：“如果要去探究那些隐藏在……历史人物的动机背后并且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那么问题涉及的，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整个的民族，并且在每一个民族中间又是使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而且也不是短暂的爆发和转瞬即逝的活动，而是持久的、引起重大历史变迁的行动。探讨那些作为自觉的动机明显地或不明显地，直接地或以意识形态的形式，甚至以被神圣化的形式反映在行动着的群众及其领袖即所谓伟大人物的头脑中的动因——这是能够引导我们去探索那些在整个历史中以及个别时期和个别国家的历史中起支配作用的规律的唯一途径。”恩格斯接着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历史人物思想动机背后的动因和思想动机之间的联系是混乱而隐蔽的，当时要发现它几乎是不可能的。而在资本主义社会，这种联系变得非常简单，使人们有可能发现思想动机背后的动力。英、法两国的历史充分说明，资产阶级反对封建贵族、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至少是这两个最先进的国家的近代历史的动力。这些阶级是怎样产生的呢？是由于经济的原因，由于一定的生产方式。因为各个阶级在生产关系中处于不同的地位，有着不同的利益，所以彼此之间进行各种形式的斗争。这样就说明了思想动机背后的动力是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方式。

承认个人及其思想动机在历史上的作用，也就意味着承认偶然性在历史上的作用。这是因为个人的性格、爱好、习惯、知识水平、身体素质、经历、经验，等等，都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人的思想动机虽然归根到底是有物质根源的，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偶然因素的支配。这些偶然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确实是起作用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的区别，不在于是否承认偶然性的存在及其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而在于历史唯心主义把历史的发展完全归结于偶然性，历史唯物主义则在偶然性背后发现隐蔽着的必然性，即客观规律性。在历史领域内，“尽管各个人都有自觉预期的目的，总的说来在表面上好像也是偶然性在支配着”，“但是，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而问题只在于发现这些规律”。

通过以上的考察，我们有充分的理由作出结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历史决定论，而不是历史非决定论。

 

三、历史唯物主义的决定论是唯物辩证的决定论

 

要说明历史决定论与改变世界的可能性不是对立的，不仅要肯定历史唯物主义是历史决定论，而且还要说明历史唯物主义的决定论是什么样的决定论。

决定论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概念，有各种各样的决定论。从哲学基本性质上看，有唯物主义的决定论和唯心主义的决定论；从存在的领域来看，有自然决定论和历史决定论；从科学形态上看，有严格决定论和统计决定论（或称单义决定论和或然决定论）；从历史形态上看，有古代的朴素决定论、中世纪的神学决定论、近代的机械决定论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决定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的决定论（近年来我国不少学者把唯物辩证的决定论称为系统决定论）。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决定论就是唯物辩证的决定论。我国理论界对各种形式的决定论已经有很多的研究和论述，不再重复，这里只探讨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唯物的决定论。前面已经讲过，历史唯物主义的决定论，是一种承认社会发展具有客观规律性、必然性和因果制约性的理论。它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基础上的决定论。它既不同于机械决定论，也不同于唯心主义的决定论。它认为社会发展具有不依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性，又反对人在客观规律面前无能为力的历史宿命论和历史预成论。它是以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实践活动为基础的能动的决定论。历史唯物主义的决定论不仅不否认和排斥人创造历史的能动的实践活动的作用，而且认为它是历史决定论得以成立的前提。如果历史唯物主义的决定论失去这个前提，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实践活动便无法进行。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决定论看来，对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和揭示，正是为探索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创造历史的能动活动开辟了广阔的天地，使人的主体能动性得以更自由、更充分的发挥，从而能以日益合乎规律的活动更加自觉地创造自己的历史。

为了说明历史唯物主义的决定论是辩证唯物的决定论，说明历史决定论与改变世界的可能性不仅不是矛盾的，而且是内在统一的，需要探讨清楚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历史决定论与人的主体能动性的关系，二是单义决定论与或然决定论的关系，三是历史决定论与主体选择的关系，四是自由与必然的关系。下面我们分别探讨这些问题。

 

（一）历史决定论与人的主体能动性的关系

历史决定论与人的主体能动性的关系，就是历史决定论与作为历史主体的人改变世界的实践活动的关系。历史唯物主义的创始人及其继承者对这个问题有很多精辟而深刻的论述。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马克思认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就是承认作为历史主体的人通过实践活动创造历史、改变历史具有可能性。认为人们“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不是在“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历史，“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历史，就是承认社会历史发展具有客观规律性、必然性和因果制约性，就是承认人们创造历史的活动受既定的历史条件和客观规律的制约，就是承认历史决定论。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这句话是说：尽管这种创造和改变世界是有条件的，即受制约的，只是对既有世界的某种改变，而不是随心所欲地无中生有，但无论如何，历史总是人们自己创造的，而不是历史自身把人当作自己的工具而自行发展的。这种解释是含糊其辞、模棱两可的，只承认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避而不谈这句话包含的历史决定论思想。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一书中在谈到人与历史的关系时，认为人本身既是“历史的剧作者”，又是历史剧的“剧中人物”。说人是历史剧的剧作者，就是说历史是人们的实践活动创造的，人们能够创造历史、改变历史、改变世界。说人是剧中人物，是说人受自己创造的历史及其客观规律的制约。承认人受历史及其客观规律的制约，就是承认历史决定论。马克思关于人既是“剧作者”又是“剧中人物”的比喻，生动而又深刻地说明了历史决定论与人的主体能动性的关系。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的历史规律是“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规律”，与马克思说的人既是“剧作者”又是“剧中人物”有异曲同工之妙。

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一书中批判俄国主观社会学者米海洛夫斯基把历史必然性与人的活动对立起来的错误观点时，也深刻地论述了历史决定论与主体能动性之间的辩证关系。米海洛夫斯基大谈“历史必然性的思想和个人活动的作用之间的冲突”，他以社会活动家自居，认为历史必然性思想把历史活动家看成是“被动者”，是“被历史必然性的内在规律从神秘的暗窖里牵出来的傀儡”。列宁认为关于历史决定论和道德观念之间的冲突、历史必然性和个人作用之间的冲突的思想，正是米海洛夫斯基所喜欢的话题之一。关于这个话题，他说了无数的小市民感伤的荒唐话，想把这个冲突解决得使道德观念和个人作用占上风。实际上这里并没有什么冲突，冲突完全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因担心历史决定论会推翻他所如此酷爱的小市民道德而捏造出来的。列宁指出：“决定论思想确认人的行为的必然性，摒弃所谓意志自由的荒唐的神话，但丝毫不消灭人的理性、人的良心及对人的行动的评价。恰巧相反，只有根据决定论的观点，才能作出严格正确的评价，而不致把什么都推到自由意志上去。同样，历史必然性的思想也丝毫不损害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全部历史正是由那些无疑是活动家的个人的行动构成的。”列宁的这个思想不仅深刻地说明了承认历史决定论、历史必然性观点与承认人的行动的作用的一致性，而且说明了历史决定论思想是评价人的理性、人的道德、人的良心以及人的行动的客观依据。

毛泽东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思想，他在《论持久战》中，以抗日战争为例，极其生动而深刻地说明了尊重客观规律和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关系。他说：“指导战争的人们不能超越客观条件许可的限度期求战争的胜利，然而可以而且必须在客观条件的限度之内，能动地争取战争的胜利。战争指挥员的活动的舞台，必须建筑在客观条件的许可之上，然而他们凭借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很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戏剧来。”“我们不赞成任何一个抗日战争的指挥员，离开客观条件，变成乱撞乱碰的鲁莽家，但是我们必须提倡每个抗日战争的指挥员变为勇敢而明智的将军。他们不但要有压倒敌人的勇气，而且要有驾驭整个战争变化发展的能力。指挥员在战争的大海中游泳，他们要不使自己沉没，而要使自己决定地有步骤地达到彼岸。作为战争指导规律的战略战术，就是战争大海中的游泳术。”毛泽东这段论述，十分精辟地说明了历史决定论与人的主体能动性的关系。

 

（二）单义决定论与或然决定论的关系

正确理解单义决定论与或然决定论之间的关系，也有助于说明历史决定论与人通过实践活动改变世界的可能性的内在统一。

单义决定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的事物之间所存在的一种确定的关系。所谓确定的关系，是指一种事物的存在和发生必然导致另一种事物的存在和发生。反之，如果一种事物的存在和发生，既可能导致另一种事物的存在和发生，也可能不导致另一种事物的存在和发生，那么这两种事物之间的联系就是一种非确定的联系。或然决定与单义决定不同，它指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的任何事物和现象，如果不是大量发生，它们之间就是一种非确定的联系，而如果大量发生，它们之间就存在一种确定的联系，事物之间的这种联系具有或然性，服从统计规律。

单义决定论与或然决定论有着不同的研究对象和适用范围。单义决定论以单个个体作为研究对象。在单义决定论考察的范围内，对作为个体的集合体的考察和对个体的考察具有等价性，因而通过对个体事物的性质和规律性的研究，就可以了解由这种个体组成的集合体事物的性质和规律性，个体事物的性质和规律性是集合体事物的性质和规律性的代表。或然决定论是以个体的集合体作为考察对象的。在或然决定论考察的范围内，个体与由这种个体组成的集合体不是等价的，它们具有不同的性质和发展规律。其中每个个体的运动情况，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都具有很大的偶然性，没有确定的规律可以遵循。只有对个体的总和（集合体）进行考察，才能运用数学上的统计规律，发现其规律性，即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大量偶然的、随机的现象在整体上表现出来的必然性特征。

人类社会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社会内部有经济的、政治的、思想文化的各种因素的交互作用，有个体、群体、各个阶级和阶层、各式各样的人之间的相互合作和相互冲突。每一个历史事件和历史因素，都在受无穷多个社会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因而这个历史事件和历史因素的具体发展状况是很难准确地（精确地）确定的。因此，对这无限多的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及其产生的历史结果，是不能用单义决定论加以描述的，必须用统计规律加以描述。从本质上说，社会规律遵从或然决定论。

那么，对社会历史规律的解释是否完全排除单义决定论呢？不是的。为了研究某一社会因素的内部结构以及内部各要素的相互作用，我们可以把这个社会因素从与其他社会因素的总联系中抽取出来加以考察，把它与其他社会因素的相互联系在思维中暂时撇开不管。例如，为了研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把物质生产从其与社会巨系统的其他各种因素的联系中抽取出来，把其他各种社会因素对生产发展的影响在思维中暂时撇开不管，从而得出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在这种情况下，是可以而且必须运用单义决定论的。但是，当我们全面考察制约社会生产的各种社会因素时，就需要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关系放到与其他各种社会因素的总联系中去加以考察，这时就应该用而且必须用或然决定论了。从单义决定论的角度考察，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具有确定性；从或然决定论的角度考察，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确定性只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可见，单义决定论和或然决定论在说明社会规律的客观性上各有其不同的作用，应该把二者结合起来使用。从二者相结合的角度考察，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则是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的统一。或者说，既具有确定性，又具有不确定性。如果单纯用单义决定论解释社会规律，必然陷入机械决定论和宿命论；如果完全排斥单义决定论的作用，只用或然决定论解释社会历史规律，则会违背历史发展的唯物主义观点，无法说明社会历史的发展具有必然性和客观规律性。

线性相互作用和非线性相互作用之间的关系和单义决定论与或然决定论之间的相互关系有着相类似的性质和情况。现代科学和哲学较为一般地把复杂的相互作用关系分为线性相互作用和非线性相互作用两种情况。线性相互作用是指可以用数学上线性方程（零次幂和一次幂关系）和线性微分方程（其解可以线性叠加）加以描述的相互作用关系，如力学中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的关系、作用力与动量变化率的关系，热力学中密度梯度与扩散质量的关系，电学中感应电势与磁通量变化的关系等，大体都具有线性相互作用的特点。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比较重视线性相互作用，认为无论多么复杂的相互作用，都可以看作是线性过程或线性过程的简单叠加。20世纪以来，随着科学的发展，当人们力图从总体上把握由多种因素、多种过程构成的复杂的物质系统的演化规律时，相互作用关系的复杂内容日益显露出来。人们普遍地看到，绝大多数的物质系统中各种要素和各种过程之间的相互作用很难用线性方程加以描述，于是，研究非线性相互作用关系就被提到日程上来。所谓非线性相互作用关系，是指描述这种相互作用关系的数学方程至少包含一个非线性项（多次项）。由于包含非线性项，该数学方程的解就不是唯一的。对整个人类历史的解释，当然要用非线性相互作用的观点和方法，而对人类历史中每个因素和环节的解释又要用线性相互作用的观点和方法。在人类社会历史中也同在自然界中一样，非线性相互作用不是对线性相互作用的否定，而是包含了线性相互作用于其中的。单纯用线性相互作用解释历史，会把复杂的历史简单化，认为在任何情况下，历史发展都只具有一种可能性，否认历史发展的多样性；排斥用线性相互作用说明历史，会否定历史发展具有任何的确定性，导致历史相对主义，否定历史发展中的因果必然性和客观规律性。

 

（三）历史决定论和主体选择的关系

主体选择是指作为历史主体的人，从自身的目的、需要、愿望和知识结构、经验、技能等因素出发，根据对历史固有矛盾及其发展趋势的认识，确定自己行为的方式、方向、目标、方法的活动。承认世界和社会历史的可改变性，既要坚持历史决定论，又要肯定主体选择的作用，并且把二者有机结合起来。承认历史决定论，是肯定主体选择作用的前提和基础；肯定主体选择的作用，是历史决定论得以实现的最基本的条件。二者的关系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人类社会中有许多规律同时存在和起作用，一个规律的作用总要受到其他规律作用的影响，使各个规律的作用受到一定程度的干扰。这样，就使各个社会规律的具体表现形式具有多样性和不确定性。例如，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规律，并不是说每一种生产关系都完全适合生产力，每一种上层建筑都完全适合经济基础，每一种社会意识都完全适合社会存在。而只是说，生产关系总是随着这生产力的变化而变化，上层建筑总是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变化，社会意识总是随着社会存在的变化而变化；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适合经济基础发展的上层建筑，适合社会存在发展的社会意识，不是自发地形成的，而是通过人的选择建立起来的。这样就给人们对生产关系的选择、上层建筑的选择、社会意识的选择留下了余地，而这种选择归根结底又不能违背生产力、经济基础、社会存在的发展要求，如果违背了，终归要失败。

其次，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决定论看来，社会规律所揭示的社会过程之间的内在联系，不是单义决定论的线性因果关系，而是或然决定论的非线性因果关系，因此，规律对人们的活动所提供的往往不是一种可能性，而是由多种可能性组成的可能性空间。在这多种可能性空间中，究竟哪一种可能性得以实现，在客观条件既定的情况下，取决于主体的自觉活动，取决于主体的选择，取决于不同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例如价值决定价格的规律，由于价格不仅受价值决定，还受供求关系等多种社会因素的影响，所以具有同一价值的商品，在出售时就可能有多种不同的价格，商品购买者购买哪一种价格的这种商品，就取决于主体的选择。由于具有同一价值的商品，可能在市场上出售时形成不同的价格，这样，人们在制定价格政策、规定商品价格上就有了主动性和选择的余地。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不同主体往往有不同的选择，而究竟哪些或哪个主体的选择得以实现，则取决于不同主体之间的选择是否符合历史发展方向，取决于不同主体之间的力量对比。

再次，每一种可能性的实现，又会有多种多样的形式，即多种具体的模式和途径。人们对于具体模式和途径的选择，可以表现出巨大的能动性。这些具体的模式和途径在实现主体的目的和符合客观规律的程度上会有所差别，甚至可能迥然不同或截然相反。然而被实现的可能性只能有一个，即变为现实的可能性只有一个。实现的这一可能性是不是主体目的的最佳模式和途径，取决于主体对客观规律认识的正确程度和自身能动性发挥的程度。选择则是主体发挥能动作用关键的一环，这一环节集中体现了人的自主、自律和自由。主体选择的千差万别，使历史呈现千姿百态、绚丽多彩；主体选择的得失成败、良莠并存，使历史过程迂回曲折、进退交替，使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发展有快有慢、有优有劣。能够进行选择是人类的伟大之所在，是人类无穷无尽的创造力之所在，是人类成为万物之灵的突出表现。人类的选择可能正确，也可能错误。正确的选择会给人类带来快乐和幸福，错误的选择会给人类带来痛苦和灾难。因此，我们要慎重地进行选择，要对自己的选择负责。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因为我们有选择能力而忘乎所以，陶醉于我们对动物、对自然界以及对自己同类的胜利。我们的选择能力任何时候都要受到客观条件的制约，受到我们的实践能力的制约，受到我们的认识水平的制约，受到我们的意志、情感等非理性因素的制约，特别是受到利益的制约。这些主客观条件是我们的选择永远不可能超越的前提。

最后，主体选择与客观规律的接近和符合，是人们在认识和实践中长期而艰难的探索过程，是人们的认识和实践不断深入和提高的过程，是人们不断发现真理和修正错误的过程。人们探索的时间越长，探索的范围越广，认识和实践的水平越高，人们的选择和客观规律相符合的程度就越大，成功的概率就越多，实践的结果就越令人满意。恩格斯指出：“我们所研究的领域越是远离经济，越是接近于纯粹抽象的意识形态，我们就越是发现它在自己的发展中表现为偶然现象，它的曲线就越是曲折。如果您画出曲线的中轴线，您就会发现，所考察的时间越长，所考察的范围越广，这个轴线就越是接近经济发展的轴线，就越是同后者平行而进。”意识形态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是如此，主体选择与客观规律的关系也是如此。例如，我国对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选择，就经过了长期的艰苦的探索过程。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经济体制虽然当时起过积极作用，但却又有许多弊端。为了改变这种旧的经济体制，建立新的经济体制，先后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原则，然后又相继提出“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经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原则，直到1992年党的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才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种选择是符合市场经济是社会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这一客观规律的。至于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恐怕需要更长期、更艰苦的探索。

 

（四）自由和必然的关系

自由和必然的关系与改变世界的可能性和历史决定论的关系紧密相连。自由属于主体活动的范畴，人有自由意味着人能通过实践活动改变世界、创造和改变历史；必然属于历史决定论范畴，是指历史发展具有必然性、客观规律性和因果制约性。承认自由和必然的统一，就意味着承认改变世界的可能性和承认历史决定论的统一。

必然同必然性是一个意思，指的是客观事物的本质的、规律性的联系，是客观事物发展的不可避免的趋势。1962年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所谓必然，就是客观存在的规律性，在没有认识它以前，我们的行动总是不自觉的，带着盲目性的。”简单地说，必然性就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历史必然性就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自由的含义以及自由和必然的关系作了深刻的说明。他指出：“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这无论对外部自然的规律，或对支配人自身的肉体存在和精神存在的规律来说，都是一样的。这两类规律，我们最多只能在观念中而不能在现实中把它们互相分开。因此，意志自由只是借助于对事物的认识来作出决定的能力。因此，人对一定问题的判断越是自由，这个判断的内容所具有的必然性就越大；而犹豫不决是以不知为基础的，它看来好像是在许多不同的和相互矛盾的可能的决定中任意进行选择，但恰好由此证明它的不自由，证明它被正好应该由它支配的对象所支配。因此，自由就在于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因此它必然是历史发展的产物。”自由和自然必然性之间的关系是如此，自由和历史必然性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毛泽东根据恩格斯这段论述，对自由的含义作了极其精练的界定：“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

恩格斯和毛泽东的论述告诉我们，对于自由的含义不能孤立地从自由本身去理解，应该从自由与必然之间的关系上去理解。因此了解了什么是自由，也就在一定程度上了解了自由与必然的关系。自由以及自由和必然的关系包含相互联系的两层含义：第一层是说，自由是人们对必然性的认识，必然是自由的基础，离开了对必然性的认识，就不会有任何自由；第二层是说，自由是根据对必然性的认识，所采取的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活动。这就是说，人们要获得自由，不能停留在对客观必然性的认识上，而且必须以对客观必然性的认识为指导，去从事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活动。自由不仅是认识领域的范畴，而且是实践领域的范畴。根据对自由及自由与必然的关系的这种理解，人们在社会历史领域中的自由，就是对社会历史客观必然性的认识，以及在这种认识的指导下改造社会历史的实践活动。

 

四、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的关系

 

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的关系问题和历史决定论与改变世界的可能性的关系问题有着密切的联系。我们从对马克思1845年春天写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十一条的理解来分析这种联系。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十一条中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国内外理论界都有人，甚至可以说有相当多的人，把这句话解释为，马克思以前的一切哲学家的哲学都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只有马克思和他的哲学才主张要“改变世界”。有人甚至把全部哲学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解释世界”的哲学，另一类是“改变世界”的哲学，认为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才是“改变世界”的哲学，其他哲学都只是“解释世界”的哲学。这种观点虽然很流行，但我认为这种理解不符合马克思的本意，是对马克思这句话的最大误解。这里的关键在于对马克思所说的“哲学家们”的理解。这里的“哲学家们”指的是马克思以前的一切哲学家，还是指特定的哲学派别？我认为不是指前者，而是指后者。具体地说，是指黑格尔哲学解体过程中产生的青年黑格尔派，这句话说的是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不能实际地改变世界。下面我们作些具体考察。

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讲到法国和英国的唯物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所作的批判时说：“法国人和英国人的批判并不是什么在人类之外的、抽象的、彼岸的人格化的东西，这种批判是那些作为社会积极成员的个人所进行的现实的人的活动，这些个人作为人也有痛苦，有感情，有思想，有行动。因此，他们的批判同时也是实践的，他们的共产主义是这样一种社会主义，在这里面他们提出了实践的、明确的实际措施，在这里他们不仅思考，而且更多的是行动。因此，他们的批判是对现存社会的生动的现实的批判，是对‘衰败’原因的认识。”这说明，法国的和英国的唯物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批判活动并没有停留在纯观念、纯思想的范围内，没有停留在只是解释世界上，而是主张对现存的社会制度进行革命的、实践的批判，既有实际措施，又有实际行动。

恩格斯持与马克思相同的观点。他在《自然辩证法》手稿中谈到文艺复兴以来伟大的思想家、艺术家、科学家、哲学家、革命家以及他们从事的各种变革现实的活动时说：“这是人类以往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一次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并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那是一些在思维能力、激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给资产阶级的现代统治打下基础的人物，决没有市民局限性。相反，这些人物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那种勇于冒险的时代特征。”“那个时代的英雄们还没有成为分工的奴隶，而分工所产生的限制人的、使人片面化的影响，在他们的后继者那里我们是常常看到的。而尤其突出的是，他们几乎全都置身于时代运动中，在实际斗争中意气风发，站在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进行斗争，有人用舌和笔，有人用剑，有些人则两者并用。因此他们具有成为全面的人的那种性格上的丰富和力量。书斋里的学者是例外：他们不是二流或三流的人物，就是唯恐烧着自己手指的小心翼翼的庸人。”“自然科学在这场革命中也生机勃勃，它是彻底革命的，它和意大利的伟大人物的觉醒的现代哲学携手并进，并使自己的殉道者被送到火刑场和牢狱。”恩格斯的这几段话说明，文艺复兴以来的伟大人物，没有仅仅停留在对旧制度进行思想批判上，没有停留在只是解释世界上，而是意气风发、生气勃勃地投入时代运动中，用笔、用剑或二者并用，对旧社会制度进行实际的革命实践的批判，不怕被送上断头台、绞刑场，不惜牺牲自己的宝贵生命。

不只是法国的和英国的唯物主义哲学不仅仅是解释世界，而且也主张要改变世界，就是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也不仅仅是解释世界的哲学，而不主张、不希望自己的哲学能在现实中得以实现。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批判黑格尔哲学从绝对观念开始，经过其自身发展的一系列环节，即经过一系列范畴的否定之否定过程，最后又回到绝对观念时说：“要在全部哲学的终点上这样返回到起点，只有一条路可走。这就是把历史的终点设想成人类达到对这个绝对观念的认识，并宣布对绝对观念的这种认识已经在黑格尔的哲学中达到了。”“在哲学认识上是这样，在历史的实践上也是这样。人类既然通过黑格尔这个人想出了绝对观念，那么在实践上也一定达到了能够在现实中实现这个绝对观念的地步。因此，绝对观念对同时代人的实践的政治的要求不可提得太高。因此，我们在《法哲学》的结尾发现，绝对观念应当在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向他的臣民们再三许诺而又不予兑现的那种等级君主制中得到实现”。恩格斯在批判黑格尔思维与存在同一性的唯心主义性质时指出，黑格尔所说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实际上是绝对观念的自我认识，是思想自己认识自己，在他那里思维和存在都是绝对精神的不同环节，要认识的东西实际上已经默默地包含在前提里面了。“但是，这决不妨碍黑格尔从他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论证中作出进一步的结论：他的哲学因为对他的思维来说是正确的，所以也就是唯一正确的；而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要得到证实，人类就要马上把他的哲学从理论转移到实践中去，并按照黑格尔的原则来改造整个世界。这是他和几乎所有的哲学家所共有的幻想。”这就是说，一切哲学家，包括黑格尔这样的彻底的唯心主义哲学家，都幻想把自己的哲学变为现实，按照自己哲学的原则改变世界，不同的只是改变世界的方式，只是在实质上和实际上能不能达到改造世界的效果。

费尔巴哈也不是根本不讲实践，他曾经用实践观点批判过唯心主义，有时甚至还给实践很高的评价，并把实践包括到认识论中去，作为认识论的基础。他曾经讲过：“唯心主义的主要缺点正在于，它仅仅从理论的观点来提出和解决客观性和主观性问题、世界的真实性和非真实性问题。”唯心主义不知道“理论所不能解决的那些疑难，实践会给你解决”。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对费尔巴哈的实践观点给予相当高的评价。他说：“费尔巴哈把人的实践的总和当作认识论的基础”。但是，费尔巴哈或者把实践活动理解为小商人的经商谋利的卑污活动，或者只把理论活动看作是真正的实践活动，他并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活动的意义。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所说：“实际上，而且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如果在费尔巴哈那里有时也遇见类似的观点，那么它们始终不过是一些零星的猜测，而且对费尔巴哈的总的观点的影响微乎其微，以致只能把它们看做是具有发展能力的萌芽。”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说费尔巴哈的哲学只是解释世界的哲学，完全否定改变世界的必要。

总体来看，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十一条中所说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句话是在特定的情境下、针对特定的哲学家、在特定的意义上说的。首先，这里的“哲学家们”不是泛指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以前的一切哲学家，而是特指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家；其次，这里的特定情境，指的是当时青年黑格尔派哲学家所面对的德国的黑暗的悲惨的现实；再次，这里的特定意义，指的是青年黑格尔派哲学家只进行哲学批判和宗教批判，只是用词句反对词句，不敢触动德国黑暗的现实，不敢进行革命的实践的批判。正是基于这种情况，马克思才说青年黑格尔派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不去通过革命的实践活动改变世界。离开特定的情境下的特定的哲学的特定的意义，去理解马克思这句话，把全部哲学划分为解释世界的哲学和改变世界的哲学两大类，认为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才主张改变世界，其他任何哲学都只是解释世界而不想改变世界，这是对马克思这句话的极大误解。

通过上面的考证、论证和分析，我们可以把历史决定论与人改变世界的可能性之间的关系概括如下：

第一，历史唯物主义是历史决定论，而不是历史非决定论。这是考察历史决定论与人改变世界的可能性之间的关系需要弄清的第一个最根本的理论前提。把历史唯物主义看作是历史非决定论，是根本违背历史唯物主义的本性的，因而是根本错误的。

第二，历史唯物主义的决定论是唯物辩证的决定论，它与机械决定论、历史宿命论和历史预成论有着本质的区别。这是考察历史决定论与人改变世界的可能性之间的关系需要弄清的第二个理论前提。否认和批判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决定论的学者，大都把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决定论与机械决定论、历史宿命论和历史预成论混为一谈了。卡尔·波普的《历史决定论的贫困》等著作对历史决定论的批判和否定，就是这种做法的典型代表。

第三，承认历史决定论与承认人改变世界的可能性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二者不仅不是矛盾的，而且是紧密相连、内在统一、互为前提的，任何把二者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的观点和做法，都是根本错误的。只承认历史决定论，不承认人通过实践活动改变世界的可能性，必然导致机械决定论和历史宿命论；只承认人通过实践活动改变世界的可能性，不承认历史决定论，必然导致历史唯心主义和唯意志论。

第四，历史决定论，即认为历史发展具有必然性、客观规律性和因果制约性，是人通过实践活动改变世界、创造历史和改变历史的基本前提。如果历史发展没有必然性和客观规律性，如果人的实践活动不受历史必然性和客观规律性的制约，如果人对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毫无所知，他就无法确定自己活动的目的和方向，无法制定自己活动的计划和方案，人的活动就可能随心所欲、为所欲为，或像无头苍蝇一样东冲西撞，这种盲目的活动决然无法有效地改变世界、创造历史和改变历史。不仅如此，他还会对人类历史和人类自身造成无穷无尽的灾难，使人类遭受无穷无尽的痛苦，甚至导致人类社会和人类自身的灭亡。

第五，人的主体能动性，即人对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客观规律性的认识与根据这种认识所进行的创造历史和改变世界的实践活动，又是历史决定论得以起作用和实现的基本前提。因为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客观规律性不是先定的、预成的，也不是人之外的某种神秘力量创造的。社会历史规律就是人的实践活动的规律。离开人对历史必然性和客观规律性的认识以及根据这种认识所从事的创造历史和改变世界的实践活动，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客观规律性就无法形成，也根本谈不上得到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