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汉语总说

Essentials of Chinese

 

汉语是现今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之一。汉语从远古氏族社会时期的部落语言演变成现代汉民族的共同语，在漫长的中国历史进程中，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不断吸收别种语言和自身方言里的有益成分。特别是到了近代，世界沟通，西学东渐，国人一改过去对西方事物的排拒态度，以来华西人、出洋华人、各种书籍报刊以及新式教育等作为媒介，以港澳等通商口岸以及日本为窗口，在广泛借鉴西方文化文明元素与科学知识的同时，也大量借用西方语言和日语的词语，吸收西方语言的句法形式，极大地丰富了汉语的内涵。推动汉语发展的，还有一种力量——晚清白话文运动。我们知道，文言文原是古人口语的摘录，早在先秦时代就已经出现。至西汉，封建统治者独尊儒术，记载这些儒家经典的文言文遂成万世不可更改的楷模。越到后世，文言文同实际口语的距离越远。唐宋以来，白话文渐兴。先是采用比较接近口语的“变文”“语录”一类文体，用以传播佛教教义，后来随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市民阶级的抬头而出现了用当时口语来书写的话本。不过直到清代末年，白话文还只是局限在通俗文学的范围之内，并未从根本上改变文言文独尊的局面。历代不少学者为了让更多的人看懂书面文字，都曾主张言文一致。1861年，洪仁玕根据洪秀全的指示，颁布《戒浮文巧言谕》，提出了文体改革的方针，主张废“古典之言”，务求“切实明透，使人一目了然”。此后不久，资产阶级改良派为宣传变法维新、开发民智而提倡白话文。如黄遵宪引俗话入诗，宣称“我手写我口”；裘廷梁认为“白话为维新之本”，提倡“崇白话而废文言”；陈荣衮第一个明确主张报纸应该改用白话；王照更声明自己制定的官话字母只拼写“北人俗话”，不拼写文言；梁启超最先向独霸文坛的桐城派古文挑战，创制“新文体”，用的虽还是文言，但平易畅达，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着实向白话文迈出了重要一步。接着白话书报在各地涌现，其中报纸有10多种，教科书有50多种，小说有1500多种。从清末到民国初年，接连出现了如废除科举、推翻帝制、提倡科学与民主等几件可以决定文体改革方向的大事。思想的解放带来文体的解放，觉醒了的广大人民群众，掀起了民主主义的浪潮，为白话文运动打下了群众基础。科学进步，文化先行，应该说，是中国社会和民众的觉醒，终于使汉民族共同语以崭新的面貌出现于现代社会，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的国语——现代汉语。新中国成立后，汉语不称国语而叫普通话，1955年，中国科学院召开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给普通话确定了三条原则：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

对比于西方的一些语言，我们不难发现现代汉语的一些基本特点。

首先说语音。

汉语语音方面的最明显的一个特点是音节独立自由。具体说来就是：音节结构整齐，音节界限分明。音节结构整齐，是说汉语所有的音节都采取相同的结构模式。即任何一个音节都是由声母和韵母两部分组成的。声母由辅音充当，有少数音节开头没有辅音，称为零声母，仿用古代大贤老子的话说就是：当其无，有音之用。韵母由韵头、韵腹、韵尾三部分组成，有些音节没有韵头，有些音节没有韵尾，有些音节甚至韵头、韵尾全无，但是总会有韵腹。韵腹或称主要元音，是韵母乃至整个音节的灵魂。

音节界限分明，是说汉语音节能够在任何时候都保持边界的分明。究其原因，除了音节内部结构整齐之外，还因为绝大多数的音节都有声调。声调作为一种特定的音节构成要素，凭借音高变化的力量一方面使音节成为一个封闭的语音结构，一方面也为音节之间的可分离性提供了保证，它使得一个复合音节单位的各个音节之间总能保持着清晰的边界。譬如要是问下面这个句子有几个音节，任何一个说汉语的人，都能很快并且很准确地说出答案：

外面下雨了，他们把凳子搬进屋里。

上面这个句子有14个音节，当然，生活中人们都不说音节而说字，因为音节属于语言学专用的术语，而字则是一般中国人都熟悉的名词，不论他识不识字或者识字多少。而有的语言，譬如英语，由于它的音节机制缺少这种明晰性，譬如下面这个并不复杂的句子，要是让说英语的人很快地说出句子中所包含的音节的准确数目来，恐怕就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They would have been here by now if they’d caught the early train.

（他们要是赶上了早班火车，现在都该到这儿了。）

跟西方语言相比，汉语的另一个语音特点是没有复辅音（consonant cluster）。复辅音，指的是在音节内部两个或更多个辅音连用的情况。西方语言多有复辅音，譬如英语的lamp[læmp]的[mp]、class[klɑ:s]的[kl]。跟复辅音里边两个辅音连用的情况相类似，现代汉语有z[ts]、c[tsh]，zh[tʂ]、ch[tʂh]，j[tɕ]、q[tɕh]三对以送气或不送气为区别特征的塞擦音。那么，这三对塞擦音是否也属于复辅音呢？不算。赵元任先生早年的时候做过一个实验，他把录好的cɑ[tshᴀ]放在录音机里倒过来放，结果听到的声音不是[ɑts]，也不是[ɑtsh]，而是元音[ɑ]后面经过一个短暂的停顿——由送气造成的语音停歇——之后，接着听到一个复合的辅音[st]，由此证明[tsh]里面送气成分之外还包含两个辅音音素：一个塞音，一个擦音。汉语中的这类塞擦音，明明包含了两个辅音，但却常常被当成单纯音，这是为什么呢？赵先生说，那是因为它们在语音的功能方面跟其他的单纯的辅音相当。具体说来，在现代汉语中，塞擦音不仅音长跟一般的单纯音无异，而且事实上也跟单纯音一样只出现在音节的开头位置，起音节声母的作用。

不少学者的研究认为，先秦汉语是有复辅音的。当然，这只是一个假说。但是，如果假说所阐明的道理是对的，那么接下来就能够证明，汉语从古到今经历过重要的语音变化，包括复辅音后来分化为单辅音的变化。邢公畹先生曾举“风”字为例，说明古代汉语可能存在复辅音的道理。邢公畹（2000：448—449）做了这样的推论：

《说文解字》：“风，八风也。……从虫凡声，风动虫生，故虫八日而匕。”从中古音看，“风”字有如下谐声系列：

（1）[⊂bjwɐm][⊂bjwɐm] 汎[bjwɐm⊃] 芃1[pjwɐm⊃]

（2）风[⊂pjuŋ] 讽[pjuŋ⊃] 枫[⊂pjuŋ] 芃2[⊂bjuŋ]

（3）岚[⊂lɐm][⊂lɐm]

[l-]声母的“岚”字从“风”得声，不从“凡”得声，这使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风”字在先秦时代的声母应该是*pl-（*bl-）。而先秦文献里的一些字的押韵情况进一步向我们说明了“风”字韵母方面的特点，譬如：

兮绤兮，凄其以风。我思古人，实获我心。 （《诗经·绿衣》）

彼晨风，郁彼北林。未见君子，忧心钦钦。 （《诗经·晨风》）

“岚”从“风”得声，并且与-j/-əm韵的“心”“林”“钦”等字相押，可知“风”字在先秦时期应该是读作[*⊂pləm]（[*⊂blɐm]）的。

有资料证明，汉语由秦至汉，复辅音*bl-最终分化为两个不同的辅音，其分化形式是：“风”系字声母的第二个辅音[l]消失，如讽、枫等字；“岚”系字声母的第一个辅音[b]消失，如岚、等字。复辅音的分解或者说分化，导致了“风”“岚”两系的字的声母发音部位的变化，具体说，“风”系字读[p-]（b-），“岚”系字读[l-]。汉语“古无轻唇”，今“风”字的唇齿擦音声母[f-]，很明显，当是由中古时期的双唇塞音声母[*p-]（*b-）演化而来的。“风”字声母的演替程序应该是：

**⊂pləm（**blɐm）＞*⊂pjəm＞⊂pjuŋ＞⊂fəŋ

邢先生的结论是可信的。关于“风”字先秦读[*⊂pləm]（[*⊂blɐm]）的假设，我们有幸还能以今天的韩国语的读音为证。韩国语“风”字为汉语借字，今读param[param]。可以设想，当年“风”字入韩，为了使借字符合于其本民族语的音节结构特点，韩国人对“风”字的汉语读音进行了必要的改造，具体说，将复辅音声母[pl]读破，同时变边音[l]为颤音[r]，使“风”变为各以[p]和[r]为声母的两个音节构成的复音节字。

汉语语音的第三个特点是每一个重读音节都有声调。声调通常贯穿在音节的浊音部分，譬如“连”lián[⊆liɛn]字，声调从声母l开始，但是“天”tiān[⊂thiɛn]字的声调却是从介音i开始的。声调在音节独立的时候都读本调，但有些时候，音节相连往往会出现声调的变化，变化可以是四种声调之一，也可能采取另外一种形式。变调形式较多并且变化频率最高的是第三种声调，即现代汉语阴、阳、上、去新四声中的上声。

汉语而外，亚洲有不少的语言也都有声调，其中多数是汉藏语，如侗语和壮语；汉藏语以外有声调的语言也有，但很少，如越南语。不同语言的声调都会有自己的特点，不仅声调的种类会有不同，声调的形态表现也往往存在差异。譬如现代汉语有轻声，而迄今为止，其他的有声调的语言中似乎还很少发现有类似汉语轻声的声调表现。泰语有轻声，但轻声字不像汉语这样多，似乎也还没有表现出像汉语这样的轻声字越来越多的发展变化趋势。

其次说词汇。

汉语词汇的最明显的特点是：单音节语素多。前面说过，音节是由声母、韵母和声调组合而成的语音单位。但是，事实上差不多每一个这样的单位都有意义——传统上叫作“字”，从而取得了作为词汇单位的资格。与字相当的词汇单位是语素。语素系由英语morpheme翻译而得，是最近几十年才使用起来的一个语言学术语。这个术语，对于解决我们经常遇到的被称为“字”的这种汉语单位到底是不是词的问题，提供了比较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譬如要是问某一个“字”——当然指的是语言的字而非文字的字——是不是一个词，我们就可以避开对这个字的造句功用的考虑，着眼于它的存在形式，说它是自由语素还是黏着语素。事实上我们是以这样的标准对字的语法功能进行评价的：第一，采取自由形式的字都是词，采取黏着形式的字只是语素。第二，对于游离于具体的语言环境之外的字，通过它有无或者有多少机会采取自由形式来评价——能够较多地采取自由形式的字，承认它们一般具有词的资格，或者称之为成词语素；而不常或者很少采取自由形式的字，不承认它们具有词的资格，或者称之为不成词语素。

现代汉语的语素，回到古代汉语多数都是词。单音节语素作为汉语的基本词汇单位，是从汉语最初发生时就形成的一个原则。从历史看，汉语从一开始就差不多只允许产生和使用单音节语素，而这些现在称之为语素的单音节的语言单位，原本都是可以自由参与造句的词。当然，早期的汉语也出现了少数双音节的词汇单位，这些词汇单位一般说来只限于联绵或叠音这两种形式，譬如窈窕、参差、虺虺、悠悠。事实上，从汉语的总的发生机制看，作为词的形式，双音节词不过是对单音节词这一绝对词汇形式的一种补充而已。似乎可以说，早期汉语造词，原则上排斥多音节，而这也就是为什么现代汉语继承并且一直保持着单音节语素多这样一个词汇特点的根本原因。

汉语词汇的另一个明显特点是，双音节词占优势，并且呈现出越来越多的发展趋势。必须说，双音节词能够成为现代汉语的主要的词汇形式，从造词材料看，主要是因为古代汉语所创造下的数量众多的字——现已差不多全部取得了语素身份，字无疑是现代汉语双音节词汇创造活动中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

一个很重要的词汇事实是：在现代汉语中，除了很少数的时候，如化学领域由于命名新物质而必须创造新的单音节词之外，作为一种已经出现退化的历史形态的单音节词差不多不会再产生新成员了。但是，在双音节词汇单位大量涌现的同时，现存数量不在少数的单音节词依然十分活跃，由此造成了单双音节两种形式的词汇单位并存并行的局面。表现在现代汉语词汇分析上的问题，主要的不是一个单音节的语素是词或者不是词，而是双音节复合词汇单位的语法定性即属于词还是短语的问题。数量庞大的双音节词汇单位很多出身于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社会和文化发生背景。有些出现于相对早期的复合词汇单位，其中的两个成分或两个成分之一意义变得模糊，导致我们对它们成功进行意义和结构分析变得十分困难。

对汉语复合词做结构分析，很多时候和在很大程度上是意义分析，而因为成分的意义先已不够明了，加之较少形式标志，所以事实上只有很少量的复合词汇单位我们能够准确地说出它们的语法结构性质。很多的现代汉语教科书，都对汉语复合词汇单位的主要结构形式进行了细致的描写，可惜除了作者用心举出的例子之外，大部分的汉语复合词汇单位很难用著作所介绍的方法进行有效的分析工作。有数量不在少数的双音节词，其中作为成分参加进来的语素，它们的意义在现代汉语中由于很少使用或者已经发生变化而在一般人的认识中变得模糊，这种情况从根本上堵塞了我们对它们所参加的复合词进行结构分析的通道，譬如：铨叙、权舆、姑且、须臾。事实上，现代生活中很常见的大家都熟知熟用的一些复合词汇单位，我们用现代汉语著作所提示的几种典型的复合词结构公式进行对比分析时，常常遭遇尴尬；而同时有很多复合单位，由于结构分析失据，我们不得不对它们保持沉默，或者索性把它们归入联绵词，虽然知道它们不是联绵词。譬如下面的例子：

参观 充分 除非 打扫 导致 而且 发现 反应 方便 风险

附近 干预 告别 工作 过程 含混 糊涂 户口 简直 建议

将来 经常 冷落 容易 究竟 可以 浪费 利用 苗条 漂亮

什么 生意 实际 时间 时髦 事实 事宜 舒服 顺当 斯文

所以 调皮 慰藉 无任 奚落 惜败 消息 薪水 信任 修行

意思 因为 优游 于是 在乎 怎么 着急 正式 准备

一个简单的语言词汇现象之所以会变得如此不简单，固然跟每个人的文化知识背景存在差异有关——不待说，相对读书比较少的人遇到的困难会更加多些；但是就事实的本质而言，其实是我们的分析理论和分析方法存在缺欠，所以我们不能把汉语复合词汇单位分析上的困难不负责任地推卸出去，相反，应当考虑另辟蹊径。

对于现代汉语中很多的双音节复合单位，按照词的流行定义，有一些我们能够说清楚它们是词而不是短语或者是短语而不是词，有些则很难在这两种不同性质的语言单位中间做出恰当的判断。这一方面的问题，留待后面我们专门讨论复合词的时候再做进一步的分析。

最后说语法。

现代汉语语法的主要特点是很少使用形态，表达语法意义多用次序和虚词。譬如，“你问我”和“我问你”，次序不同，意思也不同；“他跟我好”和“他对我好”，虚词不同，意思也不同。词用在句子里的时候，不管充当什么角色，差不多都只用一种语音形式，虚词没有形态变化，实词其实也很少有形态变化。

轻形态而重次序和虚词的语法取向，是现代汉语语法机制的基本特点。虚词在很多语言中都作为重要的语法表达手段，似乎尽人皆知，不用多说；而次序手段的利用，则不同的语言情况也会有所不同。就次序而论，学者们通过长期的观察分析，注意到现代汉语隐含着这样一种句法特征：句子中的靠前的位置倾向于表达有定（definite），相对靠后的位置倾向于表达无定（indefinite）。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仔细想来，这种情形也是符合一般的生活逻辑认识的，因为我们知道，说话的人总是要把已知的和确定的信息最先传达出来，而把未知的和不确定的信息放在后面。譬如下面这两个句子：

（1）客人来了。（The guest is here.）

（2）来客人了。（A guest is here./ Guests are here.）

两个句子所表达的核心意思自然是一样的，都是想告诉听话人“有客人到”这样一个具体的事件。但是，两个句子结构不同，因此各自所传达的意思也存在差异：在句（1）中，“客人”被安排在句子前边充当全句的主语，句子要告诉听者的，是约定好要来的客人到了，很明显，“有客人到”属于说者和听者的已知信息；而在句（2）中，“客人”被安排在句子的相对靠后的位置，充当谓语动词“来”的宾语，句子要告诉听者的，是有位客人来了，也很明显，“有客人到”属于说者和听者的未知信息，就是说，这位客人并非约定好要来的，属于不速之客。

为了说明次序在语法意义表达上的重要性，下面我们再看两个句子：

（1）他不吸烟，不喝酒，不打牌。

（He doesn’t smoke, drink or play Mahjong.）

（2）他烟不吸，酒不喝，牌也不打。

（He didn’t smoke, drink or play Mahjong.）

采取了S-V-O次序的句（1），是一个由并列的三个相同结构的短语一起做谓语的一般主谓句，其中，“烟”“酒”“牌”三个名词居于句子的较后的位置，具体说，分别做谓语部分“吸”“喝”“打”三个动词的宾语，全句表达的是“他”平时养成的不吸烟、不喝酒、不打牌这样一种生活方式，因此这句话所传达的深层信息是：他生活简朴，没有什么嗜好。（He lives a simple life.）而采取了S-O-V次序的句（2），是一个由并列的三个主谓短语一起做谓语的主谓谓语句，其中，“烟”“酒”“牌”三个名词居于句子的较前的位置，具体说，分别做谓语部分三个主谓短语的主语，全句表达的是，对“他”而言，不吸烟、不喝酒、不打牌只是一种临时的生活状态，隐喻平日的“他”实际是也吸烟、也喝酒、也打牌的。所以，这句话所传达的深层信息是：他跟平时不一样啊，他怎么了？（What’s wrong with him?）

近百年来，随着西学东渐，国人对西方语言的了解越来越多，相比于印欧语较多形态变化的事实，国内学者一度习惯说汉语缺乏形态。邢公畹先生不赞成这种说法，他说：汉语缺乏形态这个说法是不对的，这样说很容易让人家以为我们对自己的语言怀有情绪，觉得我们的汉语是一种有缺陷的语言。什么叫缺乏？物当有而无为缺乏，好比冬季到来，家无存粮，事关紧要，民不聊生，这是缺乏；但是如果有粮而只是少了一件送饭入口的工具，那就不能说缺乏了，因为没有筷子可以用勺儿，没有勺儿可以用叉子，这几样东西都没有，还可以用手。汉语形态少，或者干脆说，汉语没有形态，那都不要紧，那是因为不需要那套东西，对比印欧语用形态表现的语法内容，汉语都有自己的解决办法。

邢先生的话无疑是非常正确的。事实上，汉语也不是全无形态，譬如动词和形容词重叠，就可以算作现代汉语的一种形态表现。从动词、形容词重叠的变化形式和所表达的语法意义看，似乎无异于西方语言的内部屈折，虽然两者在所表现的语法内涵方面没有可比性。此外，轻声和儿化这两种语音变化在很大程度上也具有形态的性质。不过，从目前它们表达语法意义的确定性和广泛性来看，应该说，作为一种历时性的音变目前还只走在半途，距离实现完全的规则化似乎路还很遥远。一般说，轻声多发生在复合结构的后置音节，既包括词汇性复合，如：东西[⊂tuŋ⊂ɕi]—东西[⊂tuŋɕi]、上头[ʂɑŋ⊃⊆thou]—上头[ʂɑŋ⊃thou]；也包括语法性复合，如：坐在（床上）[tsuo⊃tsai]、送给（他们）[suŋ⊃kei]。儿化则不限于复合结构，如：水[⊂ʂuei]—水儿[⊂ʂuər]、烟[⊂iɛn]—烟儿[⊂iɐr]、冰棍儿[⊂piŋkuər⊃]、合伙儿[⊆xɤ⊂xuor]。

由于次序在汉语语法意义表达上具有突出的重要性，所以人们常说汉语的语法全部是句法，汉语的句法全部是次序。当然，这种说法是不全面的。事实上，次序之外，同样作为一般语言语法配置要素的虚词、重音和类别即布龙菲尔德所说的selection等，也都是汉语语法的重要内容。虚词在不大使用形态手段的汉语语法应用上的重要性尽人皆知，无须多说。重音要素，随着现代汉语复音词的快速推进也渐次发展起来，这个重音很像西方语言的词重音（word stress），但也有所不同，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后面分析声调的时候详细讨论。类别的概念比较复杂，但主要的意思是说，语言中某些形式以某种方式活动，另一些形式以另一种方式活动。很自然，在很少使用形态的现代汉语中，类别意义会比较多地以内隐的而非外显的方式实现，譬如名词大都有一个形式特点，即能用D-M复合短语（D-M compound）来修饰，结果我们就倒过来以能够接受D-M复合短语修饰的特点作为名词的定义，从而把某些后来可用通用量词“种”指称的抽象事物、现象的名词也包括了进来，使名词成为一个包括成员最多的庞大的词类。但是，我们知道，时间名词和方位名词虽然从语法意义看来属于名词的范畴，然而它们却与一般名词的活动方式不同：第一，在用于一般生活意义的时候，有的时间名词不能接受D-M复合短语的修饰，如：*一个现在、*两个刚才；第二，时间名词可以用来修饰动词做状语，表示事情发生的时间，如：姐妹俩上午开车出去了。/我春天去了一趟欧洲。方位名词经常附着于一般名词性或动词性词语的后面形成方位短语，如镇上、乡下、大门外、房间里、天亮前、睡醒以后；有的实际已经失去方位义，譬如“心里”和“心上”差不多表示同一个意义，而“（在）工作上”“（在大家的）帮助下”中的 “上”和“下”其意义之所指已相当模糊。

语言毫无疑问要按照自身的规则运行，但是规则本身有时也会发生变化。比较而言，语音和词汇变化得要快一些，语法变化得要慢一些。由于相对而言次序和虚词是汉语中主要的语法成素，因此变化很多时候总是围绕这两种成素来进行。从历史上看，虚词属于汉语实词历时变化即所谓语法化的结果，这是学界所公认的。与实词虚化并时发生的，还有短语的词化，其中特别是动补结构的短语，其语法化的成绩非常显著，譬如联系于动词和补语之间的介词的变化——由后黏着变为前黏着——事实上也已成为汉语语法变化的一个事实。譬如我们对下面的句子进行语法分析：

（1）我住在天津。（I live-in Tianjin.）

（2）我住在天津。（I live in-Tianjin.）

这个句子是分析为“住在—天津”好，还是分析为“住—在天津”好？一般说来，或许是以第二种分析为上；可是，对下面的句子进行句法分析可能就会是另一种情况了：

（1）他来自上海。（He comes-from Shanghai.）

（2）他来自上海。（He comes from-Shanghai.）

这个句子固然也适用于上述两种分析方法，但无疑是第一种分析办法更好且更符合于人们的语感。第一种分析暗示我们，在现代汉语的句法活动当中，实际蕴藏着一种使动补短语中的V-Prep质变为词的力量，这种力量的冲击性不亚于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实词虚化，它的活动范围很广，并且直接影响着我们的传统的分析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