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序

一 卡尔·比勒生平

卡尔·比勒（Karl Bühler）（1879—1963）是语言心理学家、语言哲学家，德国思维心理学维尔茨堡学派的领袖，格式塔心理学的重要代表。

1879年5月27日，卡尔·比勒出生于海德堡附近麦克斯海姆的一户农家，是家里四个孩子中的老大。因家境关系，他小学只能就读于平民的公立学校和市立学校，在当地神父的帮助下才得以完成高中学习。1898年7月，卡尔以平均1分的优异成绩高中毕业。

卡尔·比勒聪颖好学，兴趣十分广泛，本来计划在大学学习神学，但后来放弃了这一计划，来到布莱斯高的弗莱堡大学，准备学习数学，却再次改变计划，师从医学名家约翰·冯·克里斯（Johannes von Kries）教授学习医学，同时选修哲学大家海因里希·李凯尔特（Heinrich Rickert）的哲学课程，1903年以《颜色的生理学感知》为题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获得医学博士学位。

获得医学博士学位之后，比勒怀着对心理学的热爱转往斯特拉斯堡大学和柏林大学，师从本诺·埃尔德曼（Benno Erdmann）和卡尔·斯通普夫（Carl Stumpf）学习哲学，主要研究经院派道德哲学家亨利·霍姆（Henry Home），并于1904年11月5日在斯特拉斯堡大学以《亨利·霍姆研究》（Studien über Henry Home）的毕业论文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斯通普夫和埃尔德曼都是当时研究感知问题的哲学大家，对比勒的哲学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攻读哲学博士学位期间，比勒曾在冯·克里斯的生理学研究所兼职，开展对神经问题的研究，还短期在航海轮船上担任过医生。1904—1905年冬季，比勒在柏林心理学研究所工作，1905年夏季曾赴波恩聆听埃尔德曼的讲座。他一直醉心于思维心理学的研究，1905年秋天受到著名心理学家奥斯瓦尔德·屈尔佩（Oswald Külpe）的邀请如愿来到德国思维心理学重镇维尔茨堡大学，从1906年10月初起在心理学研究所担任屈尔佩的助手。

威廉·冯特（Wilhelm Wundt）是生理学家、心理学家和哲学家，是当时德国乃至世界公认的大家，屈尔佩是他的门生，同样赫赫有名，“维尔茨堡学派”（Würzburger Schule）在学界名声大噪，比勒被选为助手意义非凡。期间，比勒于1907年完成了教授资格论文，题为《思维过程心理学的现状和问题》（Tatsachen und Probleme einer Psychologie der Denkvorgänge），该文是思维心理学实验研究的一部力作，于1907年和1908年分两部分在《心理学档案杂志》（Zeitschrift Archiv für die gesamte Psychologie）上发表。这部著作不仅使比勒获得了编外讲师资格，而且更重要的是，引发了一场与威廉·冯特的激烈争论，即德国哲学史上著名的“冯特——比勒之争”（Bühler-Wundt-Kontroverse）。冯特是德国思维心理学的泰斗，所以，这场争论对于比勒意义巨大，使他一夜成名，而《思维过程心理学的现状和问题》随之也成为维尔茨堡学派的纲领性文献。屈尔佩思维心理学维尔茨堡学派被誉为“20世纪以来的一个国际品牌”，比勒作为该学派的一员干将，得以巩固自己的学术地位。

1909年比勒跟随屈尔佩转职到波恩大学，后于1913年随师至慕尼黑大学任职。在波恩和慕尼黑，他们很快建立起心理学实验室，深入开展思维心理学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比勒曾以上尉军医的身份在西线部队服役，1915年屈尔佩在野战医院因罹患传染病去世，比勒随即返回大学并接替了屈尔佩的教席，同时继续在野战医院开展对大脑损伤患者的治疗，由此获得的生理学认识为日后在维也纳从事失语症研究提供了基础。

一战期间，比勒在慕尼黑结识了夏洛特·马拉科夫斯基（Charlotte Malachowski）。夏洛特当时受斯通普夫举荐，来到慕尼黑屈尔佩门下攻读思维心理学博士学位，屈尔佩逝世之后，比勒接任导师之职。1916年4月4日，比勒在柏林迎娶夏洛特为妻，1917年诞下女儿英格博格（Ingeborg），1919年又添儿子罗尔夫（Rolf）。

夏洛特·马拉科夫斯基1893年12月20日出生于柏林一个富裕的犹太家庭。母亲萝丝（Rose）兴趣广泛，热爱历史和考古，掌握多种语言，见多识广，虽因时代所限，女子不入大学，但完全称得上知性才女，且高傲严苛。父亲赫尔曼（Hermann）是柏林赫赫有名的建筑师，幽默风趣，结交广泛。与大多数犹太家庭一样，马拉科夫斯基一家也信奉新教，这并没有多少宗教信仰的意涵，而只不过是外来族群接受同化的一种表达。在当时的德国，他们虽然信奉基督教，却仍被视为犹太人，这为卡尔·比勒日后的遭遇埋下了伏笔。

高中毕业之后，夏洛特于1913年开始在布莱斯高的弗莱堡大学和柏林大学学习，1918年在慕尼黑大学完成博士论文《论思想的起源：关于思维心理学的实验研究》（Über Gedankenentstehung:Experimentelle Untersuchungen zur Denkpsychologie），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同年，随夫来到德累斯顿工业大学（TH Dresden），继续从事儿童心理学和青年心理学研究。1920年她完成教授资格论文，并在萨克森获得一个教席，日后成为一名优秀的儿童心理学家。

比勒夫妇的婚姻关系并不和谐，多有蹉跎，甚至在1930年代一度达到离婚的边缘。究其根源，一方面，夏洛特是美丽才女，心气高昂，长时间生活在作为学界名流的丈夫的阴影之下，不为学界认可，难免产生心理压抑。在维也纳期间，夏洛特从未获得教授之职，只是受聘于丈夫的研究所，最后才获得了一个特设教授的职位。另一方面，比勒夫妇二人的学术思想存在巨大分歧。在《心理学的危机》中，比勒对美国行为主义给予猛烈抨击，同时也与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学说存在激烈冲突。相反，夏洛特1920年代访学美国，对行为主义心向往之，欣然将其纳入自己的理论体系；此外，她也是维也纳心理分析学派的活跃分子。再者，比勒夫妇不仅年龄相差14岁，性格上也有很大差异。比勒的行为举止体现出19世纪德国典型的学究和绅士风范，优雅之中透着威严，且颇具大男子主义，这从他那鲜明的巴洛克文风、在研究所斯文严谨的领导作风可见一斑；而夏洛特美丽开朗，思想前卫，乐于交际，堪称维也纳名流。况且比勒出身贫寒，而夏洛特则是来自帝国首都柏林的大家闺秀。凡此种种，加大了比勒夫妻关系磨合的困难。作为比勒夫妇婚姻关系的佐证，比勒研究专家阿希姆·艾施巴赫（Achim Eschbach）曾提到夏洛特在维也纳时期的绯闻。

1918年，比勒受聘为德累斯顿工业大学副教授。1922年，他接受维也纳大学的聘请，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支持下组建心理学研究所，同时承担维也纳师范学院的教学工作。1921—1927年，比勒担任德国心理学学会（Deutsche Gesellschaft für Psychologie）秘书，自1928年起出任学会主席，主办了1929年维也纳第11届和1931年汉堡第12届国际心理学大会，直到1933年纳粹时期因妻子夏洛特的犹太血统而被迫退出学会。在国际学界，比勒俨然成为德国心理学学会的化身，享有“比勒学派”之誉。

纳粹统治之前很长一个时期，比勒一直是德国心理学的核心人物，享有崇高的学术声望，尤其为美国学界所青睐。1927—1929年，他先后三次收到美国大学的客座教授聘书，但三次都拒绝前往。1927年，他接受俄亥俄威顿堡学院（Wittenberg College）授予的法学荣誉博士学位。1930年，他婉拒了哈佛大学和福特汉姆大学的聘请，1937年再次婉拒来自美国大学的聘请。1927—1928年比勒在美国访学一年，被斯坦福、约翰·霍普金斯、哈佛、芝加哥等多所知名大学聘为客座教授。但他不为所动，坚守在维也纳的研究。不过，1930年婉拒哈佛大学的聘任被认为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否则，他后来的学术道路可能非常不同。

很多事实都说明比勒当时在学界享有很高的声望。当年柏林大学招聘斯通普夫的继任者，比勒在应聘者中排名第二，呼声很高，同时，格拉茨大学也力邀他加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比勒参加1921年维也纳大学的招聘，当时激烈的竞争非同寻常，而比勒仍然能够过关斩将，成功获聘。当时招聘委员会的赖宁格尔教授（Reininger）写有如下评语：“我们需要一位全能的心理学家，而比勒正是这样的人选，他成功地开辟了心理学研究的新领域，开创了全新的方法。他工作热情饱满，方法灵活，一定能够通过实验的方法推进心理学棘手难题的解决。录用他无疑将是一个巨大的收获。”

1922—1938年，比勒以心理学教授身份任职于维也纳大学，领导该校的心理学研究所。在维也纳，比勒获得了优越的实验心理学研究条件，包括高水准的心理学实验室、学术报告厅、练习室，甚至拥有一座图书馆。在维也纳任职的16年是比勒学术生涯的辉煌期，此时的比勒在学术界异常活跃，参加了众多的学术组织，如“维也纳教育学会”（Wiener pädagogische Gesellschaft）、“维也纳社会学学会”（Soziologische Gesellschaft in Wien）、“文化学学会”（Kulturwissenschaftliche Gesellschaft）、“精密科学领域外国学者讲学委员会”（Komitee zur Veranstaltung von Gastvorträgen ausländischer Gelehrter der exakten Wissenschaften）、“奥地利科学院”（Österreich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学术研讨小组”（Seminaristische Arbeitsgemeinschaft）、“奥地利文化协会”（Österreichische Kulturbund）、“国际学者联盟”（Fédér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Unions Intellectuelles）。1922—1938年，比勒指导了来自世界各地大量的博士研究生。在维也纳，他的心理学讲座开始在小教室上课，却很快改在最大的报告厅，听众多过千人。当时在维也纳并存三大学派：弗洛伊德学派、阿德勒学派和比勒学派，足见比勒学术地位之高。

经过长期的实验研究和资料积累，比勒的理论构思臻于成熟。1922年，他将研究重心由实验室转向书斋，潜心于语言理论三部曲的创作：语言的描述理论、表达理论和感召理论。《表达理论》（Ausdruckstheorie）和《语言理论——语言的描述功能》（Sprachtheorie. Die Darstellungsfunktion der Sprache.）相继于1933年和1934年出版，按照既定计划，他应该在完成“感召理论”之后进而提出自己的普通符号学理论体系，建立一种“人文科学逻辑学”（Logik der Geisteswissenschaften）。

正值学术辉煌，却不料黑暗突然降临。1938年，德国纳粹吞并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心理学研究所自然在劫难逃。妻子夏洛特因犹太血统而受到迫害，比勒也因拒绝与她离婚而招致连坐。1938年3月末，比勒被捕。当时其妻正在奥斯陆访学，通过诸多外交途径的努力，比勒被监禁六周之后得以重获自由。他的获释没有履行任何文字程序，于是他的入狱也就成为一个不明不白、没有“说法”的事件，对此，比勒在1938年5月所写的一份个人履历中，将自己被捕入狱归咎于“错误的告发”（irrtümliche Anzeige）。获释当年10月，比勒携女儿投奔妻子，一家人在挪威获得政治庇护。在挪威，夏洛特一度被聘为奥斯陆大学的教授，而比勒则自1938年5月起被迫退休。虽然退休令于1939年初撤销，被纳粹没收的家产却是一去不返，其中包括比勒珍爱的藏书。1940年5月，纳粹侵袭挪威前夕，比勒受聘前往美国，夏洛特也得以搭乘纳粹占领之前的最后一班飞机逃往英国，投奔正在那里就学的儿子罗尔夫，之后也接受了伯克利的教授职位去往美国。1940年，比勒夫妇加入美国国籍。在美国，比勒曾经在多所大学担任教授。

1945年，罗尔夫获得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工学博士学位，比勒夫妇随之迁往加州。在美国，比勒虽然获得了自由和尊严，却为生计所迫，完全停止了理论研究。为了资助儿子的学业和支付女儿从瑞典来美国的路费，比勒尽可能多地承担教学等各种琐碎的任务：接受了南加州大学一个教授助理的职位，同时在洛杉矶担任心理咨询师，1950年又来到好莱坞经营心理学诊所。

比勒学术生涯的终结还在于美国当年的学术生态。20世纪初期，行为主义盛行于美国心理学界，其主要观点是：心理学应该研究可以被观察和直接测量的行为，而不应该研究意识，因为意识存在于人脑之中，无从观察，不可捉摸，就像无形的“鬼火”一样，没有科学根据。心理学应该运用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特别是以定量方法研究行为，因为人的行为是由意识折射出的客观现象，看得见、摸得着；行为是有机体用以适应环境变化的各种身体反应的组合，而这些反应不外乎是肌肉的收缩和腺体的分泌。行为主义者认为，具体的行为反应取决于具体的刺激强度，因此把“刺激——反应”作为解释一切行为的公式，反对内省的研究方法。行为主义心理学的任务就在于发现刺激与反应之间的规律性联系，从而根据刺激而推知反应，反过来又可通过反应推知刺激，最终达到预测和控制行为的目的。如此，心理学的问题主要被归结为生理学问题。

而比勒主张采取客观观察与内省相结合的方法，认为行为现象包括那些看不见的“现象”，心理学观察的对象自然也包括经内省而得的“现象”，所解决的是心理生理学的问题。美国行为主义心理学与比勒心理学形成严重的对立，也最终成为一道令比勒无法逾越的鸿沟。

比勒心理学研究的方法和成就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60年，第16届国际心理学大会在波恩召开，组委会特别邀请比勒担任大会荣誉主席，同时，德国心理学学会将代表德国心理学最高荣誉的“威廉·冯特奖章”授予比勒，以表彰他对德国心理学的杰出贡献。此前1959年，德国同行还为比勒出版了纪念文集，以表达对这位心理学前辈的崇高敬意。

1963年10月24日，卡尔·比勒在洛杉矶逝世，享年8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