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博物艺术和其他艺术类型的区别在于，它需要的是准确、写实与客观，而非激情与感性。它的主要作用是帮助科学家对物种进行鉴定和分类。植物绘画通常描绘的是一株植物的不同生长阶段——萌芽期、开花期和果实期，这些绘画中还包括植物的解剖结构，通常以放大倍数绘出其内部组成以及生殖器官的数量和排列方式。动物绘画则要求写实的形态和精确的解剖结构。即便如此，大多数博物艺术家依然极少，甚至从未达到过科学家们所寻求的那种完美的真实性，他们不可避免地会呈现出自己的或是作品产生年代的画风。

人类创作博物艺术的过程已经延续了数个世纪，不过其绘画到了18世纪才被广泛用于科学证据。如邱园的皇家植物园、皇家学会和大英博物馆这样的科学机构，如约瑟夫·班克斯爵士和艾什顿·莱维尔爵士这样一些富裕的博物学家，他们积聚了大量艺术珍藏。

自然博物馆中保存的艺术与画作藏品跨越了三百年光阴，展现了博物学在历史上和科学研究中的一些意义重大的场景，囊括了世界各地众多探险与航海发现。其中最大型的收藏系列之一属于约翰·里夫斯和他的儿子，由19世纪早期的中国画作组成。本书中再现的动植物与昆虫绘画精品就是来自这一系列，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画作来自18与19世纪其他的中国收藏系列。

身处中国的欧洲人

欧洲人前往中国的主要目的是贸易。16世纪最先抵达此地的是葡萄牙人，到了17世纪中叶，葡萄牙人、荷兰人、俄国人和英国人都已向中国派遣过探险队和商贸代表团，并获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英国的重要棋子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它早在17世纪后期便已在印度站稳了脚跟，并且垄断了多个主要商业领域。这个公司于1711年进一步扩张，在广州设立了一个贸易站，此后又很快为英国控制了中国的所有商贸领域，其垄断地位一直持续到了1833年。随着18世纪的到来，英国的海上优势使他们在与中国的贸易中力压群雄，稳稳超越了其他欧洲国家。东印度公司从印度购入香料、象牙和其他产品——其中包括了鸦片——以换取中国的茶叶和丝绸。

但是，相比在印度与其他国家的成就，东印度公司在中国的扩张处处受限，因为中国的环境对西方人并不十分有利。大多数欧洲人在此地遭到蔑视，甚至往往是被敌视，所有的社会阶层都将他们视为“洋鬼子”。各国的商人都抱怨说自己被中国商人如何敲诈勒索。在1804年出版的《中国游记》一书中，约翰·巴罗爵士描述了收税员是如何“专横地设定进出口关税”。从1757年开始，清朝便将欧洲与中国的贸易限定在了中国南部的广州港，而且交易季节也被限制在了10月至来年3月间。在一年余下的时间里，欧洲人被迫离开中国大陆，许多人选择居住在澳门。一切商业活动都被严格掌控在称为“行”的家族制贸易商行手中，并需由中国政府颁发许可，其中包括东印度公司的商业活动，这家公司在18世纪末已成为英国帝国统治的代理者。对于商贸以及欧洲人深入内陆的限制一直持续到了1842年鸦片战争结束，在那之后，贸易关系开始渐渐松弛，而英国的帝国主义则开始变本加厉。

到了18世纪晚期及19世纪早期，广州已成为一个繁荣的商业中心、一个国际化的交易聚集地。这些商人在此交换货物与信息，他们来自世界各地，以及中国的其他地区。欧洲商人常驻于珠江沿岸的工厂和仓库中，他们被禁止进入高墙环绕的城市，但可以使用港口熙熙攘攘的市场。在市场出售的众多商品中，有许多植物、动物、鸟类、贝类、矿物、皮毛和种子。这些商品并非完全来自中国，有一些是由水手、商人和旅行家在环游世界的过程中带到广州来的，许多物种正是经由这些市场才最终抵达欧洲科学家和收藏家的手中。植物的一个重要来源是工厂对岸的花地苗圃，以及城墙外的少数苗圃。

对中国的科学兴趣

欧洲对中国的科学兴趣在其博物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在英国，这种兴趣源自大量民众对博物学的着迷，这些人收集标本、参加讲座、阅读日益增多的出版物，并参与形成了一个爱好者交流网络。那些周游异国的人如饥似渴地想要了解未开发新大陆上的动植物。而在中国，对这种兴趣的追求只是一种副产品，它们源自东印度公司人员参加的商业活动。

中国人对于植物的认识在数千年里稳步深入，早在14世纪便已建立了植物园。研究植物是一件平常事，人们花费大量时间研究有益植物的不同属性，将它们用于医药、食物、建筑材料及其他用途。从公元5世纪开始，中国便产生了大量关于植物的文学作品。但不幸的是，为东印度公司工作的大部分人员都不懂中文，要么不会写，要么不会说，对于那些搜索动植物知识的人而言，这是个大缺陷。

在英国花园里，对于来自中国的漂亮新植物的需求于19世纪早期达到了顶点。约瑟夫·班克斯爵士——皇家学会的主席，当时最具影响力的博物学家之一，他积极促进了中国植物及种子的收藏，并且他有能力派出园艺家加入1792年及1816年前往中国的两个英国商贸代表团。然而，这两次商务出使都以失败告终。中国方面断然拒绝了英国的外交意图，而英方收集的少量物种标本也在返回英国的途中随海难消逝。

因此，科学数据与物种的交流只能依靠一些为东印度公司工作的博物商人，同时他们对这一学科格外感兴趣。广州拥有一些历史悠久的苗圃，除了城内的园地，也有城外的花地苗圃，多年来他们都在为中国园林提供着苗木。到了18世纪晚期，在博物商人的协助下，他们也开始为欧洲提供植物，其中许多植物对科学界来说都是全新的物种。

这些博物商人被约瑟夫·班克斯、邱园的威廉·胡克和约瑟夫·胡克视为重要的通讯员，他们将科学数据和物种传递给各种科学机构，比如皇家学会、邱园植物园、园艺协会和伦敦动物学会。到了18世纪，约翰和亚历山大·邓肯、亚伯拉罕·休谟勋爵和约翰·布拉德利·布莱克等人，将诸如玉兰（Magnolia denudate）、山茶（Camellia japonica）和牡丹这样的植物引入了英国。布莱克于1766年抵达广州，在之后的三年里，他将大量闲暇时间用以探索广州的博物学，并收集植物和种子，他还委任当地艺术家绘画他在旅行途中收集的某些果实。

约翰·里夫斯

在东印度公司入驻中国的近一百五十年里，在博物学领域中最为活跃的领头人当属约翰·里夫斯。1774年，他生于艾塞克斯，是一名牧师的儿子。1808年，他被任命为东印度公司的英国茶叶督察。到了1812年，他作为助理督察被派往中国，之后成为广州的茶叶总督察。此时，茶叶已代替丝绸，成为最重要的出口商品。里夫斯将中国当作自己的家，在此生活了19年，期间只离开过两次。他的职务是茶叶督察，而空闲时间则用来研究博物学。

里夫斯所受的科学教育是有限的，而且他从未期望能成为一名精通有机体命名、排序及分类的专家，在19世纪早期，这些严格的步骤在生物科学领域占据了主导地位。他不是一位伟大的野外博物学家，从未真正有机会去探索那些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领域。然而，他为英国的研究者们提供了标本、数据以及最重要的博物学画作，从而对科学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抵达广州后不久，里夫斯就与热爱自然科学的中国人和西方人建立了联系。他走访花地苗圃和售卖动植物的市场；他与商行的商家深入交往，后者自己就拥有华美的花园，其中不乏别处难寻的珍稀植物，里夫斯送回欧洲的奇株异草中就有不少种类来自这些花园；他与众多专业人士联系，他们总有一些需要出售或交换的东西。在居住澳门期间，里夫斯还与决定永久居留于此的西方人建立了友谊。他们中许多人都是退休的商人，住在拥有大花园的房子里，花园里种满了广受欢迎的植物，其中一些人还笼养着许多动物和鸟类。这些动物园子和鸟舍中最大且最知名的一个属于托马斯·比尔，他的鸟舍中有数百种来自世界各地的异域鸟类，其中许多都被描绘在了里夫斯收藏的画作中。事实上，里夫斯藏品中的“野鸡”就是来自比尔的鸟舍，1829年约翰·爱德华·格雷便以里夫斯的名字为这种鸟类命名。

里夫斯多年负责向欧洲输送大量植物和种子，同时他还花费了许多时间和精力寻求运输它们的最佳方法。尽管他费尽心力，但大多数植物还是未能抵达它们预期的目的地。冒着巨大的风险，远航将大量植物祭献给了天气变化、缺水、照明不足和盐水。另外还有船难，以及海盗和敌舰抢夺财物的危险。尽管如此，但里夫斯所实行的另一项重要的行动取得了更大的成功，那就是系统性地委托当地艺术家绘制博物画作。

艺术中的博物学

对于科学研究而言，一个标本配备一张图例和一些文本资料是非常理想的组合形式。在中国，人们形象化记录植物以将其运用于植物学研究早已长达数世纪，所以，绘制植物单体及其部分对于中国艺术家来说不是什么新鲜事儿。19世纪早期有着各式各样描绘博物的艺术作品，有一些精美的作品是由博学多才、经验丰富的艺术家绘制的，他们通常被称为学者型艺术家。这些大师对中国文化、神话和历史有着深入的了解，并将其运用于他们极其程式化的艺术作品中。动物、鸟类和植物的图形遍布于纸张、丝绸、瓷器、家具和首饰上，这些艺术品大多数都留在了中国本土，只有一小部分通过各种方式流入了欧洲人手中。

有一些画作主要是为了西方市场创作的。仅东印度公司就委托创作了大量绘画，其中许多作品都涉及博物主题。这些画作通常被作为藏画、商品或出口绘画，它们是由代代相传的家庭式作坊中的工匠或手艺人创作的。在这些家庭经营的作坊中，小一辈作为学徒跟随年纪大的技师学习技艺数年。这些作坊以流水作业为操作方式，有时也根据西方顾客的要求绘制。这些艺术家在绘制博物主题时，很少使用一种原型标本，他们常常会绘制由不同的动植物组成的复杂画作。许多作品的背景都是虚构的，有时在自然界中毫无关系的动植物也会被画在一起。不少作品以明亮的色彩和硬朗的画法来区分，但疏于运用光影，致使画面相当平实。在这些绘画中，艺术家并不追求科学的精确与写实，他们的主要目的是使它看上去很美。中国纸与墨水被广泛运用于藏画中。

上述这些艺术品种类都没有什么真正的科学用途，而里夫斯对学界的重要贡献就在于此——他委托创作并收集了众多关于博物主题的科学画。由里夫斯送往英国的很多画作缺少相应的标本，并且除了鱼类外，其他画作显然都完全没有细节描述。这被看作里夫斯藏品的一个缺陷，降低了其科学价值。不管怎样，在缺少标本的情况下，准确的绘画就是最棒的替代品。当这些画作中描绘的动植物首次介绍给西方科学家时，这就是尤其真实正确的。因为这些画作有时是获得的唯一信息来源，所以它们依然是有价值的。

里夫斯委托绘制的主题往往不只有一份拷贝，比如鱼类画作就有四套相同的作品。对于植物学家和动物学家来说，在进行分类学研究以及描述新物种特征时，这些作品都是重要的资料。根据里夫斯藏品辨认出的不仅有新物种，还有栽培植物的新变种。19世纪早期，花地苗圃在欧洲园艺界变得非常有名，它们向英国的苗圃出口了数千种植物，而这些植物又被后者提供给了富人的花园。园艺协会、邱园和爱丁堡的皇家植物园都是广州苗圃栽培植物的大客户。

1817年，里夫斯与伦敦园艺协会商谈，决定不仅向后者输送植物，同时还发送画作。许多植物画作的主题都是园艺主题和栽培植物，通常在这样的画作中强调的重点是颜色、形态和结构。相反，植物学画作所需要的是植物果实的解剖结构放大图。

动物画作的科学价值则有所不同。里夫斯藏品中不乏精确的科学画，它们描绘了有助于鉴别物种的突出特征或解剖结构。其中一个例子是对中国鼬獾的面部特写图（见第88页）。还有一些图例更程式化，典型的是藏画，它们通常有精美的背景，或装饰了花朵或昆虫。

约翰·里夫斯从欧洲工厂附近的家庭作坊中雇用了技巧熟练、卓有天赋的艺术家。不过只有寥寥几人将名字签在了画作上，而里夫斯的笔记本里也只列出了四个名字：阿库（Akut）、阿康（Akam）、阿秋（Akew）和阿桑（Asung）。我们现在已知道他们是当时工作于广州和澳门的艺术家，他们被视为绘制藏画最成功的几位大师。创作出口绘画或藏画时，可能会由几名艺术家合作，每个人负责画作的一部分，而与此不同的是，里夫斯的艺术家独自负责单一的主题。鉴于对成品质量的重视，里夫斯为他的艺术家提供进口的欧洲画纸、水彩和铅笔，最重要的是，他还指导他们如何创作博物图例，详细地规定动植物画作的细节。他列出鉴定动植物的关键特征，为艺术家提供标本，以便他们观察及描绘。

这些画作很少标明创作日期，不过大多数纸张上都有水印，而水印的日期从1795年延续至1831年，各不相同。里夫斯在许多委托画作上印了他自己的家族纹章，这些纹章有两个版本。第一个是非正式的，在他首次使用时还不为人所知。第二个纹章是从1826年2月开始使用的，此时他已被授予正式的纹章。在许多画作的中文描述里，也包含了植物或动物的粤语名称。

里夫斯加入了园艺协会和伦敦动物协会，1817年他还被选入皇家协会和林奈学会，人们以此肯定了他对中国博物学研究做出的贡献。他在退休之后仍然热衷于博物学探索。他在园艺协会中非常活跃，他建立了中国委员会，并在他的余生中和中国一直保持着紧密的联系。

约翰·罗素·里夫斯

1827年，里夫斯的儿子约翰·罗素也前来广州和父亲会合，跟随父亲进入了茶叶贸易行业，也像他父亲一样，成为了东印度公司的一名茶叶督察。当里夫斯在1831年退休时，约翰·罗素接替了他总督察的职务。事实证明，他和他父亲一样对博物学充满热情。他继承父亲的遗志，作为一名身在中国的博物学家，为其祖国的科学家和科学机构工作。他在中国度过了30年，亲身经历了鸦片战争（1839-1842年）的动乱及其余波——中国其他地方的港口开始对欧洲商人开放，并且英国人占领了香港。随着对进入中国内陆的限制渐渐减少，探索这片大陆自然状况的机会也慢慢增多。

约翰·罗素·里夫斯于1857年退休，自那时起便住在温布尔顿，直至20年后去世。他从他父亲那里继承的画作收藏被他的遗孀赠送给了大英博物馆的自然分部。

在中国的其他博物学家

到了19世纪中叶，英国人对中国的博物学研究集中在了几个区域。香港于1842年变成英国殖民地后，一个与邱园关系紧密的植物园在此地建立了。另外还出现了一个植物学家与动物学家的关系网，他们彼此交流并交换标本。之前，东印度公司一直是输送信息与收集本土植物、动物和鸟类的关键人脉集中地，而如今这一角色已由英国领事馆接替。1871年，查尔斯·福特被任命为香港植物园的负责人。郇和在中国各地居住了多年，成为动植物领域最重要的收藏家之一，有许多新物种是以他命名的，尤其是鸟类。园艺协会的植物收藏家罗伯特·福琼早在1843年便已来到中国，花费多年时间探索不同地域，并冒险乔装打扮，深入那些当时还禁止欧洲人进入的区域。亨利·弗莱彻·汉斯是领事馆的另一位成员，他于1844年首次抵达中国，并在这里逗留了42年，长期研究从全国各地的联系网寄给他的植物。他累积了巨量的植物标本，并将它们留给了大英博物馆。同时他继续委托当地艺术家绘制生物，如今伦敦自然博物馆中藏有一份极其美丽的珍本，其中绘有来自香港的50种植物。

对那些希望收集并研究中国博物学的人而言，对欧洲人的强制禁令是一个巨大的阻碍，他们无法进入除广州港外的任何中国地区。而在亚洲的其他区域，比如印度，东印度公司的负责人可以毫无限制或束缚甚少地组织探险队勘察大陆并收集标本。欧洲人对于中国博物学的了解进展缓慢，不过仍然保持着生机，这多亏了像里夫斯及其儿子这样的人，以及他们对于收集标本和画作的热情与专注。他们为欧洲人对中国博物学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由此为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初的一些伟大的探险家与收藏家铺平了道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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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MA,2004.

Whitehead, Peter and Edwards, Phyllis,

Chinese Natural History Drawings: Selected from the Reeves Collection in the British Museum(Natural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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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edham, Joseph,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Vol 6. part 1, Bot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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