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与日共游

我的父亲首先是一位科学家，其次才是一名飞行员。但他是如此热爱天空和飞翔，身为气象学家的他，思想和灵魂都飘浮在天空上。而就像父亲一样，我仰望天空的时间远比小心翼翼环顾四周的时间多得多。

我仰头站在回家的路上，咬着自己的马尾辫，倾听一架喷气式飞机从头顶轰鸣而过。飞机发出的噪声通常很大，而这也意味着它离我很近。我所在的小学就在华盛顿特区郊外，在安德鲁军事基地附近，我们当中的很多人都是飞行员的子女，所以对这种噪声早就习以为常了。虽然早已熟悉，但是它的神奇魔力并没有减少一分，我仍然会站在广场上本能地抬头招手。我当然知道飞行员不可能看到我——我一直都明白这一点，就像我知道即便他真的看到了我，他也不会是我爸爸，但我就是会这么做，不管怎样，至少这可以让我仰望天空。

我的父亲是一位空军军官。其实，他首先是一位科学家，其次才是一名飞行员。但他是如此热爱天空和飞翔，身为一名气象学家，他的思想和灵魂都飘浮在天空上。而就像父亲一样，我仰望天空的时间远比小心翼翼环顾四周的时间多得多。

飞向无垠的苍穹

每当我提起海军和陆军远比空军的历史悠久，并且拥有更多传奇与优良传统时，父亲总会说：“是的，确实是这样，但空军才是未来。”然后他会接着补充：“而且——我们能飞。”在陈述完这句信条之后，偶尔他还会演唱一首充满激情的空军军歌。歌曲中的某些片段直到现在我仍然都记得，有意思的是，这些片段竟然会和圣诞颂歌、儿歌以及常见的祈祷书中的只言片语一起，并存在我的记忆中。大概是由于它们都蕴含了童年时期珍贵的意义和情感，所以至今仍然震撼心灵。

我一直听着军歌长大，并对其中的内容深信不疑。当听到“我们上路，飞向无垠的苍穹”时，我会认为“无垠”和“苍穹”是我所听到过的最为优美动人的词汇；同样，我还会从“越飞越高，与日共游”这句话中体验到无比的愉悦，并发自内心地感受到自己也是深爱着无边天际的人们中的一员。

喷气式飞机的声音越来越大，我看到比我高一年级的孩子忽然抬头向上望去。飞机飞得很低，它疾速掠过我们，很惊险地绕开了广场。就在我们挤作一团、惊恐万分的时候，它飞向树林，在我们的正前方爆炸了。我们听到令人恐惧的飞机撞击声，并感受到坠毁的惨痛；随之而来的爆炸火焰则闪耀着骇人的魅力。似乎只在几分钟之内，母亲们就倾巢涌进广场，安抚孩子，说失事飞机中的飞行员并不是他们的父亲。对我、我的哥哥和姐姐来说，同样幸运的是，那也不是我们的父亲。

几天之后，事情变得越来越清楚。根据年轻的飞行员在死前发向控制塔的最后信息，我们得知，他本可以弃机逃生，但他知道这么做很可能会让无人驾驶的飞机坠落在广场上，杀死当时所有在场的儿童，所以没有这样做。

死去的飞行员成了一名英雄，极其生动地展现了“责任”一词所蕴含的全部意义。他成了一个常人不可能实现的理想，但也正是因为这种不可实现性，他的形象更加引人注目，令人久久难忘。在这之后的几年中，飞机坠毁的记忆不断跃入我的脑海，提醒我一个人是如何渴望并追求这种理想的，以及要实现这种理想是多么困难。我再也不会在仰望天空的时候，只看到无边无际的美丽。从那个午后开始，我看到死亡永远无所不在。

哥哥、姐姐和我

像几乎所有的军人家庭一样，我们常常搬家——到5年级为止，我的哥哥、姐姐和我曾就读于4所不同的小学，而且我们更是分别在佛罗里达、波多黎各、加利福尼亚、东京和华盛顿各居住过两次。但我的父母，特别是我的妈妈，仍然竭尽所能地让生活保持安全、温暖和稳定。我的哥哥比我大3岁，是3个孩子中最年长的一个，他是我最坚定的同盟。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一直将他视为偶像，在他和朋友们打篮球或在附近游荡的时候，我像小尾巴一样跟随着他，并努力不让他发现。他非常聪明、公正和自信，无论何时，只要他出现在我的周围，我就会感觉自己正在受到保护。

至于仅仅比我大13个月的姐姐，她与我的关系则要复杂得多。她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美人，有乌黑的头发，眼睛非常迷人。从很早的时候开始，她就非常在意周围的一切事物，对生活有痛苦的体验和觉察。她充满明星魅力，情绪激烈，性格阴郁。她难以容忍我们封闭的军事化生活方式，在她看来，这完全是对我们的监禁。她的生活中充满了反抗，在任何可能的时间、地点，她都会恣意放纵自己，挣脱束缚。她憎恶高中生活，我们居住在华盛顿的时候，她常常会翘课跑到史密森尼博物馆或陆军医学博物馆，或是干脆与朋友一起抽烟喝酒。

她同样憎恶我，经常嘲弄我，把我称为“那个金发的家伙”。她认为我的课业成绩和朋友都来得太容易，我的生活似乎过得太轻松了，而且她认为我在用一种荒谬的乐观态度看待人和生活，以此来逃避现实的冲击和压力。哥哥是一名天生的运动好手，大学课程和毕业考试全优；我则生来热爱学校，精力充沛地投入运动、交友和班级活动中。夹在我和哥哥之间的姐姐成了家中特立独行的一员，她反抗、回击自己眼中这个混乱而又艰难的世界。她憎恨军队生活，憎恨不断的变动，憎恨不得不结交新的朋友，并且认为家庭礼仪不过是虚伪无聊的东西。

也许是因为我与阴郁情绪的激烈战斗是在年长一些之后才出现的，所以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来体验一种更为祥和、安全的感觉，确切地说，是一段极其美妙的生命之旅。我认为这是我姐姐从不曾领略过的世界。

对我来说，漫长而又重要的儿童时期和青春期早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非常愉快的体验，它们为我奠定了温暖、友爱和自信的基础，成为一道拥有法力的护身符，帮助我以强大的力量积极对抗未来遇到的不幸。我的姐姐没有这样的时光，也就没有这道护身符。这也许就很自然地解释了，为什么当我们不得不各自面对恶魔的侵扰时，她会将黑暗看作自己、家庭以及整个世界的一部分，而我则把黑暗看作一个闯入者，认为它不过是借宿在我的思想和灵魂中，我一直将自己与黑暗的战斗看作对外部力量的抵抗。

我的姐姐就像父亲一样，浑身散发着迷人的魅力：清新、脱俗，拥有令人印象深刻的幽默感，以及超群的审美能力。她并不是一个轻松、没烦恼的人，随着年龄的增长，烦恼也时刻追随着她，但是她拥有惊人的艺术想象力和艺术灵魂。她可以伤透你的心，然后再激发出你超常水平的忍耐能力。在姐姐如此耀眼夺目的光彩之下，我总觉得自己平凡得如同尘土一样。

父亲的魅力

说到父亲，可以用来形容他的都是一些神奇的词汇：精力充沛、风趣幽默，对周围的一切事情充满好奇，并且能够用充满喜悦的新奇方式来描述自然界中的各种美景和现象。在他眼里，一片雪花绝不仅仅是一片雪花，一朵云彩也绝不只是一朵云彩。它们会幻化成各种情节和角色，是这个充满活力而又光怪陆离的宇宙的一部分。

当时机恰当，并且情绪处于高潮的时候，他的热情会感染周遭的一切事物。房间里响彻着音乐，各种新奇美丽的珠宝也会忽然出现，例如一枚月长石戒指、一只装饰有天然红宝石的手镯、一套将海绿色石头镶嵌在金色项坠中的挂件。我们全都摆出倾听的姿态，因为大家都明白，很快我们就会听到很多占据他头脑的新鲜想法。有时候可能会是一场堂吉诃德式热情激昂的讨论，认为世界的未来和救赎全部隐藏在风车之内；有时候则认为我们3个孩子必须去学习俄语，因为原汁原味的俄国诗歌有着翻译无法表达的韵味和魅力。

有一次，父亲从书中读到，著名剧作家萧伯纳曾立下遗嘱，预留了一部分钱，用以开发一种国际音标，并特别指出，《安德鲁克里斯和狮子》（Androcles and the Lion）应该是第一个按这种音标翻译的作品。结果，我们每个人都收到了若干份《安德鲁克里斯和狮子》的剧本，当然，收到这一著作的还有每一个进入我父亲活动范围的人。事实上，家里早有传言，父亲大约买了一百本剧本来分送给别人。他的慷慨似乎具有一种神奇的传染性，我喜欢他的豪爽。时至今日，我仍然时常想起那时的情景，父亲大声朗读安德鲁克里斯治疗狮子受伤的爪子，士兵用唱《前进吧，基督的士兵们》的曲调纵情歌唱《把他们扔给狮子》的段落，其中夹杂着父亲有关音标和国际通用语言的重要性的评论——他认为其重要性无论怎么强调都不过分。每每想起，我都会忍不住微笑。

直到今天，我还在办公室里保留着一只陶瓷做的大黄蜂模型，看到它，我就会笑着回忆起以前，父亲拿起它，在它的边缘注满蜂蜜，然后按照各种喷气式飞机飞行的队形在空中进行表演，其中包括他最喜欢也最受我们欢迎的三叶草队形。毫无疑问，当大黄蜂在飞行中反转向下的时候，蜂蜜会撒满厨房的桌子，母亲不得不说：“马歇尔，这真的有必要吗？你会把孩子们带坏的。”而这时我们会发出赞许的咯咯笑声，于是父亲又会使这场黄蜂飞行表演持续好几分钟。

这感觉真不错，就像“魔法保姆”玛丽·波平斯（Marry Poppins）成了自己的父亲。几年之后，他送给我一只手镯，上面雕刻着悬挂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物理大楼上的法拉第的名言：“没有什么是奇妙到不可能存在的。”而众所周知的是，法拉第曾经多次精神崩溃。这句话本身就让人感觉很不真实，但这种想法和态度是令人喜爱的，特别是在我父亲当时所处的特殊时刻。母亲常常说她总是感觉自己处在父亲的幽默、魅力、爽朗和富于想象力的阴影之下。在她看来，对于孩子们来说，父亲就像一位专门蛊惑儿童的穿花衣的吹笛手，不论是我的朋友们还是邻近居住的孩子，都会为他的超凡魅力所折服。而母亲，她永远是我的朋友们想要与之坐下长谈的对象，我们会与父亲一起玩耍嬉戏，但是会与母亲促膝长谈。

母亲的美德

我的母亲坚守着这样一个信念：生活发给你的牌好不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来打这一手牌。而到目前为止，母亲无疑是我抽到的最好的一张牌。她和蔼、公正、慷慨大方、自信，这些优秀的品质无疑是来自深深爱着她，并且本身也和蔼、公正、慷慨大方的父母。我的外祖父在我出生之前就去世了，他是一名大学教授，也是一位颇具专业素养的物理学家。据说，他极其风趣幽默，并且对同事和学生都非常友好。而我所熟悉的外祖母就像我的母亲一样，温暖而体贴，总是对周围的人表达深刻而又真挚的关切，而这一点又转化为建立友谊并让人感觉放松的超凡能力。她总是以他人为重，就像我的母亲一样，从来不会因为没有时间或事务繁杂而拒人于千里之外。

外祖母并非典型的知识分子，与终日一遍又一遍地阅读莎士比亚、马克·吐温著作的外祖父不同，她更喜欢加入各种俱乐部。由于受到广泛欢迎，并且具有极高的组织能力与天赋，外祖母成了她加入的所有团体的主席。她同时也是一位优雅而又果敢的女人，喜欢穿缀满鲜花的服饰，很会涂抹指甲，会把餐桌布置得花枝招展，浑身散发着花香型香皂的味道。她是如此和蔼可亲，绝对是一个超级棒的外祖母。

我的母亲个儿高、苗条并且漂亮，不论在高中还是大学，都是一个很受欢迎的学生。她影集里的照片向我们展示了她曾是一个怎样浑身洋溢着幸福快乐的年轻女孩：常常被朋友围绕，打网球、游泳、击剑、骑马、参加女生联谊会的活动，或是一副被多个英俊男友环绕着的吉布森女孩的模样。这些照片成功地捕捉到了一个与现在截然不同的、无比纯真的年代和世界。在那里，我的母亲如鱼得水；在那里，没有灾难的阴影，没有忧虑和悲伤的面孔，也没有内在的黑暗和不安。母亲之所以相信事情总是可以被预期的，一定源于这些照片所反映出的稳定平和的生活框架，以及世代相传的沉稳、荣耀和深入洞察的家风。

一旦母亲离开原本的家庭，开始组建属于自己的小巢，那些经过几个世纪沉淀下来的看似稳定的基因，便只能为她面对各种混乱和挫折提供微弱的帮助。但毫无疑问的是，母亲性格中的坚毅、不屈不挠的信念，以及她所拥有的爱人、学习、倾听和改变的超凡能力，帮助我成功度过了后来充满痛苦和噩梦的岁月。她并不清楚，要应对疯狂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也不知道应该对疯狂做些什么——我们没有人知道。但是，仅仅凭借着爱的能力、天生的意志，她却能够充满共鸣和智慧地处理好这一切，而且没有什么能够让她放弃。

不论是父亲还是母亲，都对我创作诗歌和在学校表演戏剧的兴趣给予了强烈的鼓励，还大力培养我在科学和医药方面的爱好。他们从没限制过我的梦想，并且有着一种强大的直觉和敏感，能够辨别我在什么时候是随口乱说，什么时候又是庄严承诺。而即便是随口乱说，他们也会以善良和想象力予以最大限度的包容。

因为受到这种强烈热情的鼓舞，我曾经不顾一切地想要在家里养一只树懒作为宠物。妈妈几乎要被我之前收养过的狗、猫、鱼、海龟、蜥蜴、青蛙和老鼠逼疯，所以对此并不热情。而父亲则为我罗列了一堆有关树懒的科普书籍和文献资料。他认为，除了需要了解树懒的饮食起居、生存空间以及医护需求，我还应该写一些诗歌和散文来描述它对我的意义，设计好它在我们家的作息规律，并在动物园详细观察树懒的行为特点。他说，如果我能把上面的内容全部做完，他们就真的让我养一只树懒。

我很确信，父亲和母亲都明白，我只是喜欢这种古怪的想法，并且以某种方式来表达自己内心的狂野与热情，这可以让我感到十分满足。当然，他们是对的。在动物园亲眼见到树懒之后，我认为几乎没有什么事情比观察一只树懒更乏味无聊了——也许看板球比赛，或者观看电视台播放的房屋拨款委员会会议能比得上，后者我亲自领教过。告别树懒，回到与狗相伴的平凡世界让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开心，我第一次发现，狗的复杂性和信仰牛顿学说的学者不相上下。

初涉医学

相对于那些古怪的想法，我对医学的兴趣持续了很久，而父母对此给予了充分的鼓励。在我12岁那年，他们为我买了解剖工具、一架显微镜以及一本《格雷解剖学》（Gray’s Anatomy），事后证明，《格雷解剖学》对当时的我来说实在太过艰深复杂了，但是它让我对真正的医学有了大概的感觉和认识。地下室的乒乓球桌成为我的实验室，我花了无数个下午来解剖青蛙、鱼、蚯蚓和海龟，沿着进化的阶梯逐步向上选择更高级的试验品，直到得到一只小猪的胚胎——它那小小的猪嘴和发育完全的小胡须简直让我倒尽胃口，我这才离开了解剖的世界。

在安德鲁空军基地，我志愿在周末做护士的助手。那里的医生送给我解剖刀、止血钳以及几瓶血浆，让我得以完成许多自制试验。更重要的是，他们每个人都非常严肃认真地对待我的兴趣。在那个女人只能成为护士的时代，他们也从没打击过我成为一名医生的积极性。他们会把我带在身边，让我观察甚至参与一些很小的外科手术。我一丝不苟地看他们如何缝合伤口、更换绷带、进行腰部穿刺，我会站在一旁，托着工具，仔细地观察伤口，有一次甚至为一位病人腹部的缝合伤口拆线。

我总是很早就来到医院，很晚才离开，并且带回很多书籍和问题，例如：做一名医学院的学生是什么样的？会去接生吗？还是得和死人打交道？我对后者的兴趣格外高，因为曾经有一位医生允许我参加了一次尸体解剖的过程。那实在是太特别也太恐怖了。

我站在冰冷的铁制解剖台旁边，努力不去看那具幼小而又赤裸的童尸，但是根本无法做到。房间内的气味很糟糕，而且充斥着每个缝隙和角落，很长一段时间里，只有容器中摇曳的水和医生晃动的双手才能拉回我的注意力。最后，为了不再去看我正在看的一切，我找回自己理智和好奇的本色，一个接一个地问问题，每一次得到答案之后又跟着另一个问题。比如，医生为什么要划出那样的切口？他为什么要戴手套？这些尸体解剖出的部分会被送到哪里？为什么有些器官要称重而另一些则不需要？

最开始，这只不过是逃避眼前血腥事件的方式，但一段时间之后，这种好奇成了一种具有主导性的强制力量。我开始关注问题本身，而不再去看眼前的那具尸体。从那之后，我的好奇心和秉性无数次将我带到一个我根本无法控制自己情绪的境地，但也正是这种好奇心，形成了足够的距离和屏障，帮助我应对、变通、反思和前进。

精神病医院之旅

15岁那年，我和护士助手小组的同伴一起去了圣伊丽莎白，一所位于哥伦比亚市的联邦精神病医院。这次经历可远比参加尸体解剖恐怖得多。当汽车驶向医院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异常紧张，咯咯笑着发表一些学校小女生式的无聊评论，试图以此来缓解自己对一个在想象中充满了疯子的未知世界的巨大焦虑。我想，令我们感到担心和恐惧的，不仅有陌生感和潜在的暴力行为，还有即将见到某些完全失去控制的人的预想场景。

“你最终会在圣伊丽莎白度过余生”，虽然这只是我们孩提时期的一句玩笑话，可事实上，我并没有任何理由相信自己是完全理智和清醒的。一些不合理的恐惧开始从我的头脑中跳跃而出。要知道，我脾气很坏，虽然很少爆发，可一旦真的爆发，往往就会吓坏我自己和被波及的任何人。我的正常行为如同真空密封，我的脾气就像是其上的一条裂缝，令人烦恼不安。只有上帝才知道，在我因为教养而进行的强烈自我约束和情绪控制之下，究竟隐藏着什么东西。而裂缝就在那里，我知道它们的存在，它们令我不寒而栗。

精神病医院并不像我想象中那么严肃阴沉，那里的地面平整宽阔、优雅美丽，到处长满了参天古树。在医院内的很多地方，甚至可以看到整个城市和河流的绝佳美景，还有南北战争时期的建筑物，它们曾是华盛顿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今也透露着亲切的氛围。

但是，一踏入病房，建筑和风景所带来的温和优雅便立即荡然无存了。那里的景象、声音和气味，无不笼罩着一种令人恐惧的疯狂味道。在安德鲁空军基地的医院，我习惯于见到大量的护士充斥在手术室和病房中。这里的护士长却告诉我们，在圣伊丽莎白，平均每位医护工作者要照看90位精神病人。想到一个人要去控制如此多有暴力倾向的病人，我好奇地问，这些医护工作者是如何保护自己的。护士长回答说：“在大多数情况下，药物可以控制绝大部分病人，但是，我们偶尔也必须用水管来制服他们。”“用水管？！”一个人怎么会失控到需要用如此残忍的镇压方法呢？这件事始终萦绕在我的脑海，让我无法忘怀。

然而，更糟的还在后头。当进入女子病房的休息室时，我看到她们穿着古怪的衣服，摆出怪异的动作，站姿僵硬，步伐不安，发出奇怪的笑声，并不时爆发出令人心惊肉跳的尖叫声。有一位妇女像鹳鸟一样站立着，蜷缩起一条腿；在我待在病房的那段时间里，她一直对着自己发出空洞的笑声。而另一位病人，看得出早些年一定是一位美人，她站在休息室中间，一边自顾自地说话，一边把她那浅红色的长发盘起再松开。与此同时，她眼睛快速地转动着，观察任何一个试图接近她的人。

一开始我完全被她吓住了，但她同时也激起了我极大的兴趣，甚至迷住了我。我慢慢地走向她，最后，站在离她只有几步远的地方。我尽可能地控制住自己的紧张情绪，问她为什么会待在医院里。就在这个时候，我用眼睛的余光注意到，我所有护士助手小组的同伴都站在房间最远的角落里，一起嘀嘀咕咕地说着什么。我决定站在原地不动，而此时此刻，我的好奇心早已战胜了恐惧。

就在这个过程中，这位病人一直久久地凝视着我。之后，她略微侧了侧身，不再直视我，开始解释她为什么会待在圣伊丽莎白。据她所说，在她5岁那年，父母把一个弹球机放进了她的脑袋里。红色的球告诉她什么时候应该大笑；蓝色的球告诉她什么时候应该保持沉默，远离其他人；绿色的球则告诉她什么时候应该做不断乘以3的乘法运算。而每隔几天，就会有一个银色的球从机器中滚出来。就在这个时候，她把头转向我，用眼睛注视着我，我猜她一定是在检查我是否仍然在听。我当然在听，怎么可能不听呢？整件事情既古怪又吸引人。我问她，银色的球代表什么意思。她专注地看着我，然后眼睛里的光芒消失了。她又开始望向虚空，沉浸在某个内在的世界中。我最后也没能知道银色的球究竟代表什么。

虽然为之着迷，但我仍然会因病人的怪异举动而感到害怕。房间中弥漫着一种可以被感知的恐怖氛围，而比这种恐怖更为强烈的，是这些女人眼神中流露出的痛苦。我体内的某些部分似乎出于本能地显现出来，并以某种奇怪的方式体验到了这种痛苦。但我从来没有想过，在未来的某一天，我会站在镜子前，从自己的眼中看到与她们同样的悲哀和疯狂。

白手套与屈膝礼

纵观我的整个青春期，我感到十分幸运，因为我一直受到积极的鼓励，可以去追求自己在医学和科学方面的兴趣。这种积极的鼓励不仅仅来自我的父母和安德鲁空军基地医院的医生，还来自我父母的朋友们。

通常情况下，空军气象服务队的家属会被分派驻扎在相同的军事基地，而其中有一家人与我们家格外投缘。我们总是在一起野餐，一起去度假，共同雇用一位保姆，共赴过数十场电影、晚餐以及军官俱乐部组织的舞会。还是孩子的时候，我、哥哥、姐姐会与他们家的3个男孩子一起玩捉迷藏；我们渐渐长大后，则会一起去打垒球，参加舞蹈课程，参加一些严肃的聚会和略微有些疯狂的派对；而当我们不可避免地成为成年人，最后也就不得不各奔东西。在华盛顿、东京以及后来又回到华盛顿居住的那段童年时光里，我们6个孩子几乎是密不可分的。

他们的妈妈是一位温和、风趣、热情、独立而现实的红头发爱尔兰天主教徒，为我们营造了第二个家，我就像在自己家一样自由出入他们的房子，完全不在乎时间地大口大口享用馅饼、饼干以及数个小时的交谈、温暖和欢笑。她和我妈妈一直是最要好的朋友，我也总觉得自己是她血脉中的一部分。身为一名护士，她总会不厌其烦地仔细听我关于今后如何在医学院学习、写作和研究的计划的长篇大论，并不时穿插进一些“是的，是的，那确实非常有趣”“你当然能做到”或者“你有没有想过……”之类的评论。但是，她从来没有说过“我认为那非常不实际”或者“你为什么不静观一下事态发展再行动呢”这样的话。

她的丈夫是一位数学家、气象学家，他们夫妻简直如出一辙。他总会亲切地询问我最近在做什么项目，在读什么书，正在解剖什么类型的动物以及解剖动机。他会与我严肃地讨论科学和医学，并鼓励我去实现自己的计划和梦想，能走多远就走多远。就像我的父亲一样，他也深切地热爱着自然科学。他会滔滔不绝地讲述物理、哲学和数学，好像每一门学科都是一位独具特色的善妒美妇，需要给予绝对专一的热情和关注。

后来，在经历了别人不断让我降低抱负，或者抑制我的热情等令人泄气的过程之后，我才充分意识到，我的父母和他们的朋友对我的理想持有着多么严肃认真的态度；也只有到了现在，我才开始理解，不论是在智力还是在情感领域，能够尊重并鼓励我的思想和热情，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情。热情如火的性格很容易让人对打击自己梦想的人毫无招架之力，幸运的是，我不但被热心的家长们抚养长大，同时也是他们心中的宠儿。

还有什么令人感到不满意的呢？我拥有最好的朋友；生活中充满了游泳、垒球、派对和男友，充实而又积极；在切萨皮克湾度暑假；还见识过很多其他的新鲜事。但是，尽管拥有了所有这一切，仍然有一种意识在慢慢觉醒，我开始意识到，对于一个热情洋溢、活泼善变的女孩来说，身处于一个极端传统和军事化的世界究竟意味着什么。

在交际舞会这个陌生的领域内，独立、躁动和少女情怀以一种并不那么轻松的方式交织、碰撞在一起。海军交际舞会让军官的孩子们学习良好的社交礼仪、舞蹈、戴白手套以及其他不现实的事物，同时，也让孩子们了解以下现实——如果他们到十四五岁还没有痛苦地明白的话：将军位列于上校之上，上校则位列于少校、上尉、中尉以及其他所有人之上；而所有人，是的，所有人都位列于儿童之上。而在儿童内部的等级排列中，男孩永远位列于女孩之上。

要将这种令人愤怒的烦琐等级观念挤压进年轻女孩的头脑，其中一种方法就是教会她们古老而又荒谬可笑的屈膝礼。我想，恐怕没有一个头脑正常的人愿意容忍这种古怪的屈膝礼。在行事和观念一向特立独行、不落俗套的父亲的自由教育之下，我更无法想象有人真的也要我这么做。

整整一排蓬蓬裙摇曳的女孩站在我面前，我注视着她们依次优雅地行屈膝礼。“胆小鬼，”我默默地想，“胆小鬼。”然后，到我了。我感到体内有些东西快要爆发了。太多次看到女孩被要求表示默许和服从，这已经令我愤怒不已；而更令我义愤填膺的则是，如此多次看到这些女孩自愿遵循表示服从和谦卑的礼仪。所以，我拒绝行礼。

对其他世界来说，拒绝行礼或许只是一个小问题。但是，在这个充满了军事化习俗和法则的世界，这个视符号和服从为一切、一个孩子的不当行为会严重影响父亲升迁的世界，这种拒绝无异于宣布了一场战争。拒绝来自成年人的命令，无论这命令有多么荒谬，都是行不通的。考特妮小姐，也就是我们的舞蹈老师，对我怒目而视。我依然拒绝。她狠狠地说：“杰米森上校会对此感到非常愤怒。”我说：“我肯定，杰米森上校对此根本不会在乎。”

但是我错了，事实证明，杰米森上校确实很在意。在他看来，不论教女孩子向军官和他们的妻子行屈膝礼这件事有多么荒谬，我都不应该对别人粗鲁无礼。我道了歉，在这之后，他和我共同想出了一个妥协性的屈膝礼，一个只需要很轻微地弯曲膝盖并降低身体的动作。这是一个巧妙的处理办法，也是我父亲在面对糟糕的局面时颇具创造性的典型策略。

我虽然憎恨行屈膝礼，但却喜欢优雅精致的晚礼服，喜欢音乐和舞蹈，以及举办舞会的夜晚所散发出的魅力。不论多么渴望自身的独立，我都发现，我永远会被这个传统世界吸引。居住在这个高墙耸立的军事世界中，可以带给人一种奇妙的安全感。明确的期待、极少的借口，这是一个完全信赖公平、诚实、勇气，以及崇尚为祖国献身的精神的社会。诚然，这里的人际关系往往建立在某种程度的愚忠之上，但这是因为它不得不承载众多充满热情和堂吉诃德式幻想的年轻人，他们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生命冒险。这同样也是因为，它不得不容纳一群缺乏社会经验的科学家，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气象学家，并且大部分人都像飞行员一样深切地热爱头顶的蓝天。

这是一个建立在充满张力、浪漫、纪律与相互竞争上的社会，是一个充满了兴奋、愚弄、放荡生活和猝死的复杂世界。它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窗，让我们看到了19世纪的生活究竟是什么样子。它的好处与坏处都一览无余：文明、亲切、人才辈出，对个体的软弱性异乎寻常地难以容忍。在这里，每个人都被假定为乐于牺牲自己的需求，愿意实行自我控制和约束。

母亲曾告诉过我一段经历，是关于她某一次参加在我父亲的指挥官家里举办的茶话会的事。这位指挥官的太太与所有受邀参加茶话会的太太们一样，共同点是嫁给了飞行员。她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教给那些年轻的太太一切有关礼仪的事情，例如如何举办一场恰当的晚宴派对、如何在空军基地参与社区活动。当对这些话题的讨论进行了一段时间之后，她将话题转向了当时所面对的实际问题。她说飞行员绝不能在飞行的时候愤怒或难过。愤怒会导致判断失误或分心，进而可能引发飞行事故，使飞行员丧命。因此，飞行员的太太绝不能在丈夫准备执行飞行任务时与他发生任何争执。镇静和自我约束不仅是女人被要求具备的性格，更成了必要的特质。

就像我妈妈事后所说的，每一次丈夫在执行飞行任务的时候，她都担心得寝食难安，可这还不是最糟糕的——现在，她还被告知，自己还要为丈夫的飞行事故担负责任。愤怒和不满会杀死他们，所以一切都只能自己承受。比起其他社会，军队的生活显然更重视也更需要女人行为检点、彬彬有礼和性格沉着的特质。

假如你在那段充满白手套和宽边帽的单纯岁月里告诉我，两年之后，我将会陷入精神疾病的魔爪，一心求死，我可能会大笑，可能会迷惑，也可能置之不理。但最可能的还是大笑不止。

可就在我渐渐开始适应身边的这些矛盾和变化，并第一次感觉自己植根于华盛顿的时候，父亲从空军基地退休了，并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兰德公司找了一份科学研究的工作。当时是1961年，我只有15岁，也是从那时起，我的世界开始分崩离析。

从华盛顿到加利福尼亚

我入读太平洋帕沙迪斯高中时，已经是该学年正式开始的几个月之后了。这种情况虽然对军人子女来说并不稀奇，但是也清楚地提醒我，此后的生活将与以前的大不相同。

序幕依旧是例行的转学仪式，即站在一整个教室的陌生人面前，用令人难以忍受的3分钟时间来介绍自己。在一所充满军官子弟的学校这么做就已经困难重重了，更何况是在一群富有而又厌倦享乐的南加州孩子面前，情况简直是荒谬可笑。当我说到自己的父亲曾是一名空军军官的时候，我忽然意识到，自己好像在说父亲是黑脚雪貂或者北卡罗来纳蝾螈。全班死一样的寂静。要知道，在太平洋帕沙迪斯高中，能够被承认的家长的职业，就只有“企业家”（即电影行业从业者）、有钱人、律师、商人，或者声名显赫的医生。每当我毕恭毕敬地用“是，女士”或“不，先生”来回应老师的时候，一连串嘲笑之声更是让我深刻地领略到了“平民学校”的特色。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感到无依无靠。我强烈地怀念着华盛顿。那里有我的男朋友，失去他简直让我再也无法快乐起来。他是一个金发碧眼、风趣幽默而又热爱舞蹈的男孩，在我离开华盛顿前的几个月里，我们几乎形影不离。他是引领我从家庭中独立出来的导师。就像那个年龄段的所有少女一样，我也相信我们的爱会持续到永远。

同样被遗留在华盛顿的，还有一大群好友、关系密切的邻居、真挚的温暖和欢笑、我所熟知并热爱的传统习惯，以及一座带给我家的感觉的城市。更重要的是，我失去了从记事以来就熟悉的、保守的军事化生活方式。我曾待过的育婴中心、幼儿园以及大部分小学都建在空军或陆军基地。我的初高中虽然是在马里兰一所非军事基地内的学校，但也主要是面向军人、联邦政府和外交人员的子女。那里实在是狭小、温暖、没有威胁、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而加利福尼亚，至少太平洋帕沙迪斯高中，对我来说太过冷漠和浮华了。

我就像失去了停泊港湾的小舟，虽然表面上可以迅速调整，去适应新学校、获得新朋友——这主要归功于之前不断转学的经验，让我具有了能够和他人迅速打成一片的开朗个性，但我的内心却郁闷异常。我把大量的时间花在哭泣和给男友写信上。我甚至极为愤怒，因为父亲选择在加利福尼亚工作，而不是继续留在华盛顿。我焦虑地等待朋友们的来信和电话。

在华盛顿，我曾是学校里的领袖式人物，是所有团队的领导。在那里，几乎没有什么学业竞争，家庭作业既沉闷又机械，不需要多少努力就能完成。太平洋帕沙迪斯高中的一切则全然不同：这里的体育运动很不一样，我从未接触过。所以，直到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我才证明了自己在运动方面的天赋。更令人沮丧的是，这里的学业竞争非常激烈。我几乎每一门课的成绩都落在后面，而且不知要过多久才能赶上。事实上，我觉得自己从来没有赶上过。从一方面来看，周围围绕着如此多聪明而又有竞争力的同学，无疑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而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也会让我感到陌生、羞耻和极度挫败。要承认自己确实在学业和能力上都技不如人，这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可尽管这样，我仍然慢慢开始适应这所新高中，缩短自己与同学之间的学业差距，并开始结交新的朋友。

不论这个新世界对我来说有多么奇怪，或者我对这个新世界来说是多么格格不入，我都开始在现实生活中渐渐步入正轨。一旦熬过最初的这些打击，我忽然发现，高中带给我的是一段非凡的教育经历。其中的某些经历就来自教室之内。我开始感到，与我的新同学进行完全开诚布公的交谈是多么令人沉醉。他们每个人似乎都至少拥有一个，甚至两三个继父或继母，当然，这取决于家庭的离婚次数。

朋友们的经济后盾强得惊人。他们中有很多人对性十分熟悉，简直可以为我提供充足的资料和数据，让我开展一项基础研究。我新交的大学生男友则为我补充了实践经验。他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学生，而我恰好在那里的药理学系从事周末志愿服务工作。我认为他具有我当时所需要的一切：年长、英俊、就读于医学预科、为我疯狂、拥有自己的汽车，而且，他像我的第一个男友一样酷爱舞蹈。我们的关系一直持续到我结束高中生活，而现在看来，他不过是我借以逃避家庭、远离纷乱的一条途径，远算不上让我真正严肃认真地投入爱情。

我第一次知道什么是“祖先为英国新教徒的美国人”（WASP），而我自己正是其中一员。来到加州之前，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词汇。我一度以为，作为一名“祖先为英国新教徒的美国人”，就意味着守旧、沉默寡言、行为刻板、毫无幽默感、冷酷无情、平淡乏味、智力平平，但是另一方面，这种身份好像很令人费解地被他人艳羡。不论在当时还是现在，对我来说这都是一个非常奇怪的概念。它直接造成了校园中的群体分裂。一些人昼夜歌舞升平，倾向于WASP帮；另一些人则显得不拘小节、疲惫不堪，沉溺在对知识的追求当中。出于某些原因，我在这两个世界之间摇摆，但却都怡然自得。WASP的世界为我与过去提供了一条纤细但重要的联结，知识世界则成了我赖以生存的一个部分，更为我将来的学术生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另一个父亲

过去的终究要过去。那个军事化的华盛顿世界虽然安逸舒适，但是终究已离我远去：一切都发生了改变。早在我们搬家去加州之前，哥哥就已离开家奔赴大学，这给我的安全网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空洞。而我与姐姐的关系一向问题多多，最好的时候也是摩擦不断，偶尔还会敌对，更多的则是彼此疏离。在适应加州的生活上，她遇到的问题远多过我，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就此进行过交流。我们各自走着不同的路，这种差异让我们好像两个从未住在一起的陌生人。

我的父母虽然仍住在一起，但已是貌合神离。母亲忙于教学和照顾儿女，同时就读于大学研究所，父亲则沉浸在他的科研工作中。他的情绪仍然偶尔异常高涨，每当这个时候，快乐和活力就会倾泻而出，让整个家都溢满温暖与欢笑。但是，他偶尔超越理性的范畴，其宏伟浮夸的想法也开始超越兰德公司所能容忍的最大范畴。记得有一次，他提出了一项计划，要测定几百个人的智商，而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已经死了。他的想法不可谓不新颖奇特，只是太过惊世骇俗，而且与他凭其领取薪水的气象学领域毫无关联。

地位的滑落导致情绪的低落，以往那些在父亲快乐时充满房间的音乐，现在被一股抑郁的阴霾取代。在我们搬到加州后一年左右的时间里，父亲的情绪越来越阴暗，我却无力去改变什么，只能一直等待，再等待，希望能够重新看到他欢笑、高涨的情绪和惊人的热情。但是，除了偶尔的闪现之外，它们已经完全被愤怒、绝望以及阴冷的退缩情绪掩盖。一段时间之后，我几乎认不出父亲了。有时候，他完全被抑郁压垮，甚至无法下床，对生活和未来的各个方面都抱着深切的悲观态度。有时候，他的暴怒和尖叫让我不寒而栗、恐惧异常。要知道，我的父亲是一个说话向来轻声细语的绅士，我从没见过他提高嗓门。可现在，一连数天乃至数周，我甚至害怕在早餐或者放学回家时见到他。

父亲还开始酗酒，这无疑让一切变得更糟。母亲和我一样彷徨无助、恐惧担忧，我们都试图通过工作和朋友来逃避这一切。我花比平时多得多的时间来与狗相处——那是我们在华盛顿领养的一条小狗，我与它几乎无时无刻不在一起。夜里它会蜷缩在我的床上，花几个小时倾听我讲悲哀的故事。就像所有的狗一样，它真是一个绝好的聆听者，不知有多少个夜晚，我抱着它的脖子，哭泣着进入梦乡。小狗、男朋友以及新的朋友们让我坚持走过了那段家庭生活混乱的岁月。

我很快就发现，遭到黑暗和混乱情绪侵扰的，不仅仅是父亲一个人。到我16岁或17岁的时候，已经可以明显看出，我的热情和能量会让周围每一个人精疲力竭。在经过持续几周神采飞扬、无须睡眠的状态之后，我的思维又会猛然陷入生命中最为阴暗的角落。

我最好的两位朋友——都是男生，他们富有吸引力、喜欢嘲讽、个性强烈，也同样有一些抑郁倾向。尽管我们都努力想要过更加正常和快乐的高中生活，但仍然偶尔会成为“问题三人组”。我们3个都担任学校的学生干部，并且都在体育和其他课余活动中表现得非常积极、活跃。除了在学校这片净土时，我们在其他时候也形影不离、友谊深厚。我们会共同欢笑；严肃地讨论死亡；酗酒；吸烟；彻夜玩“真心话”的游戏；积极讨论自己未来的生活方向，探讨死亡的途径和原因；听贝多芬、舒曼和莫扎特的音乐；滔滔不绝地就一些与忧郁或存在主义相关的著作进行辩论，其中包括德国作家黑塞（Hermann Hesse）、美国作家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以及英国诗人拜伦、哈代（Thomas Hardy）的作品。

我们感受到的混乱、阴郁都是那么真实诚恳。后来发现，我们当中的两人都具有躁郁症的家族病史，而另一个人的母亲则开枪射穿了自己的心脏。虽然共同体验了痛苦的开始，但之后的过程则需要我们各自独立面对。我的这个过程比预想中要来得更早。

初逢躁郁

在高三那一年，我第一次遭到躁郁症的侵袭，而进攻的号角一旦吹响，我便迅速丧失了自己的理智。一开始，似乎一切都变得轻松了起来，我就像一只疯狂的鼬鼠，头脑中充满了计划和热情。我沉浸在运动之中，整晚熬夜，通宵达旦地与朋友外出狂欢，阅读那些我并不完全明白的书籍，在笔记本上写满诗歌和戏剧片段，并为自己的将来制订了很多宏伟但完全不切实际的计划。整个世界好像都充满了欢乐和希望，我感觉不错。不，不只是不错，而是感觉棒极了。我觉得自己简直无所不能，没有任何事情可以难住我。我的头脑似乎很清醒，全神贯注，能够凭借直觉理解先前完全不懂的数学难题。事实上，直到现在我也没有弄懂它们。在那个时候，一切都是那么完美、合理，而且彼此关联，形成了一张壮阔的宇宙关联网。

这种自然世界的法则所带来的奇妙感觉让我兴奋无比，我迫不及待地抓住每一个朋友，想要告诉他们这一切有多么美妙。然而，我对美妙宇宙的见解显然没有让他们同样感到震撼，相反，他们更深刻地感受到了我热情洋溢的漫谈是多么让人精疲力竭：“凯，你说得太快了。”“慢一点，凯。”“凯，我听得好累。”“慢一点，凯。”即便有时他们没有说出类似的话，我仍然可以从他们的眼睛里读出这样的信息：天啊，凯，请你慢一点吧。

最终，我真的慢了下来。事实上，这就像是踩了急刹车。与几年后的严重躁狂发作不同，此时我的疯狂并没有野蛮地增长，神经也不曾彻底失去控制。第一次轻躁狂发作，只算得上是真正躁狂发作的一次缩略版。但就像之后几百次的热情高涨一样，它短暂而又迅速地烧干了我体内的能量。这也许令我的朋友们感到厌烦，但却让我在精疲力竭的同时倍感快乐，并不会让我过度烦恼。

可在这之后，无论是我的生活还是思想，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的思维不再像水晶球般清澈明晰，而变成了一种强烈的折磨。我会一遍又一遍地阅读同一个章节的内容，却完全不知道自己究竟看了些什么。不论是哪一本书还是哪一篇诗歌，都是如此让我无法理解。一切似乎都失去了意义。我无法跟上老师在课堂上讲述的内容，只能凝视着窗外，全然不知道周围到底发生了什么。这种感觉实在是太恐怖了。

我已经习惯于将思想看作最好的朋友，习惯于在头脑中与自己进行无穷无尽的交流，也习惯于用思考所带来的快乐和分析能力，让自己从痛苦或烦扰中解脱出来。我理所当然地依赖于思维的敏锐、有趣和忠诚。但是现在，我的头脑忽然开始成为我的敌人：它嘲讽我的理想是索然无味的，嘲笑我所有愚蠢的计划，也不再把任何事物看作有趣、快乐或有价值的。

我再也无法集中注意力进行思考，却一次又一次联想到死亡：如果我行将就木，做与不做又有什么区别？生命是如此短暂而又没有意义，为什么我们还要继续活下去？我完全丧失了精力，早上几乎无法让自己从床上爬起来。无论走到什么地方，我都要比平时多花上一倍的时间，而且会反复穿着同一件衣服，因为我根本无力判断自己应该穿什么。我害怕与人交谈，尽可能回避朋友，从早到晚地呆坐在图书馆。在我迟钝的身体中，有一颗僵死的心和像泥土一样冰冷僵硬的头脑。

精疲力竭的身心

每天早上，我都会带着深深的倦意醒来，体验一个完全陌生的自己，感到生活无比令人厌烦和无聊。一种灰暗、阴冷的观念占据了我的头脑，死亡、濒死、腐烂，这些词汇在我的头脑中挥之不去。如果一些事物生来便注定要死去，为什么不现在就死掉？那就可以免于等待的痛苦。我拖着精疲力竭的身体和心灵，徘徊在当地的墓园中，反复思考每一座墓碑的主人曾经在世上生活过多长的时间。我坐在墓地，书写着长长的、沉闷而又病态的诗歌，深信自己的头脑和身体正一步步走向腐烂凋零，且周围的人早已明白这一点，只是闭口不谈而已。这段令人精力衰竭的过程，穿插着短暂的狂热和焦躁，无论我如何奔跑，也得不到任何解脱。有好几个星期，我都会在离家上学前的早饭桌上，往自己的橙汁中掺伏特加，并无法控制地想要自杀。

但是，我拥有一种惊人的天赋，能够让自己的外在行为表现得与内心真实感受迥然不同，因此几乎没有人发现我与以前有什么不同。当然，我的家人也没有注意到。我的两个好朋友倒是对此感到十分担心，但是我让他们发誓，绝不把这件事情告诉我的父母。还有一位老师注意到了，一位朋友的家长更是把我单独叫到一边，问我哪里出了问题。我均用准备好的谎言来应对：我很好，谢谢关心！

我并不清楚为什么在学校大家都认为我是正常的。也许是因为周围的人太过忙于自己的生活，很少注意到他人眼中露出的绝望，特别是当他人还刻意掩藏自己内心的痛苦时。而我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以换取不被他人注意到。我知道自己一定有什么地方出了严重的问题，但是并不清楚是什么问题。从小到大，我所受到的教育就是“自己的事情自己负责”。正是由于上述种种原因，我可以轻而易举地与朋友或家人保持一段心理距离。就像雨果曾经写到的那样：“坦率地说，我在很多时候都显得非常快乐、心情舒畅，在众人面前侃侃而谈，好像上帝也能体会到我身体内的欢愉。但我的灵魂却保持着死亡般的沉睡，几千处心灵的伤口不断涌出鲜血。”

想要让自己的心灵和头脑避免如此剧烈的创伤，这根本不可能。我惊讶地发现，自己竟然根本无法了解周围所发生的一切。我明白自己的想法已经完全失去了控制，并真正意识到我是如此抑郁，只求一死了之。这些创伤在几个月之后才开始慢慢自愈。回顾过去，我惊讶于自己竟然能够坚持着活下来，竟然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活下来，要知道，高中生活本身就充满了复杂艰辛，距死亡更是一步之遥。在那几个月当中，就像所有丧失了自我、走在死亡边缘、远离庇佑的人一样，我也迅速地老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