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之一，这是不争的事实。

但是，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中国不能称为世界经济强国，也就是说中国经济未富先大，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作为中国这样的大国，如何从经济大国走向经济富国、经济强国，这是国人面临的严峻挑战。作为大国，它在经济发展方面面临着比小国更为严峻的形势。其中不仅包括妥善处理国内经济体制的矛盾，也包括合理处理国际经济关系、保障原材料供给，以及技术创新和引进等各方面的难题。任何一个环节处理不善，中国这个经济大国都不可能进入经济强国之列，都可能沦为平庸的经济大国，而非富国。一旦踏入这样的发展轨迹，则很难走出来。

纵观近代世界史，任何大国的经济崛起都不是偶然的和自发的，相反，任何大国的崛起，从英国到日本，再到后来的美国，都是其最高决策者以及政治、经济、商业精英深思熟虑、精心策划并竭力执行一套行之有效的发展战略的结果。可以毫不夸张地讲，经济学这门学科的兴起正是和这种大国经济的崛起息息相关的。在经济学的“圣经”《国富论》中，亚当·斯密在讨论了劳动分工、自由经济体系的优越性之后，用大量的篇幅深入讨论了英国应该如何为其经济崛起，为了与西班牙、荷兰、法国抗衡而制定特别的外贸、关税、造船、航运等方面的策略。

中国经济的崛起有其明显的特殊性。作为一个人口如此众多，而平均经济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同时自然资源如此匮乏的经济体，如何走向富强、如何成为世界一流的市场经济体，需要进行长期系统的经济学研究。而这种经济学的研究与思考，肯定不能简单地照搬现代经济学的一些研究结论，也不能延续现代经济学的一些研究课题。其原因是现代经济学的许多研究课题和结论，是当前发达国家，尤其是活跃在英国和美国这些经济重镇的经济学界的学者们提出来的。他们所关心的问题，往往是英国和美国以及其他体制成型的发达国家的热门话题。这些话题一般不讨论这些体制是如何设计、建立和演变的。比如说，现代经济学里，关于外汇储备的讨论是相当少的，其原因是美国这个经济重镇不需要外汇储备，而英国在其强盛时期也不需要外汇储备，即使在当代英国，由于金融体系发达、浮动汇率体制健全，外汇储备的问题也随之弱化了。再比如说，现代经济学里，对于不可再生资源的研究也是相对不足的，虽然有漂亮的理论模型，但经验研究明显不够，因为已经工业化的发达国家在资源问题上的考虑远远不如今天的中国体会深。

因此，笔者长期坚信，中国经济的崛起需要认真地、深入地针对自身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重大战略问题进行思考。在这种思考中，可以归纳提炼出对现代经济学最富有创意的贡献。这就是中国研究经济学最令人神往之处。

然而，时不我待，飞速发展的中国经济每时每刻都在提出亟待解决的问题，呼唤着务实的答案，等不及理论家们精雕细琢的研究和完美的答案。但这并不意味着在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过程不可能产生有分量的学术研究。这只是表明，在这样的氛围里，需要研究的层次性，需要一部分时事性的经济学分析和应时的政策研究，这样的工作是严肃学术工作的感性基础，是逐步提炼、升华我们这个时代的学术成果的铺路石。本书期望可以成为这样的铺路石。

本书的内容分成四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谈中国在成为世界经济大国之后，为什么需要采取一个独特的、深思熟虑的发展战略，而不是简单延续已有的成功经验。其中提到了中国如何处理好国际经济关系、如何以更高的视野处理当前的经济问题。第二部分讨论如何进一步推进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如何坚定为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所实行的以市场经济为目标的一系列的经济体制。第三部分集中讨论如何处理好中国与国际经济的关系，为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为中国走向经济富国营造更好的国际经济格局。其中特别关注的是中国人民币汇率问题和外汇储备问题。第四部分讨论的是我们应该如何从其他国家尤其是那些具有特殊意义的经济大国的崛起和兴亡中得到启示、如何借鉴外国的经验警示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方向。

本书的主体是笔者在过去两年时间里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所面临的基本性的挑战作出的点滴思考。这些文章，大部分是笔者为《新财富》杂志每月撰写的专栏文章。不言而喻，这种写作形式意味着时间压力，意味着选题的时事性，所以，尽管笔者在每篇文章的行文过程中都仔细思考，力求从长远性和总体性两方面把握观点，力求扎实、可靠、科学，成文后，反复听取编辑的意见，进行认真修改，但是，书中的许多观点，由于笔者的知识面、学术功力等各方面的限制，不可避免地存在失之偏颇，甚至偏激的观点。在这些方面笔者希望得到来自读者的批评与建议，这一系列文章的出发点就是为了引起我国社会各界的讨论与关注，而绝不是给出正确合理的答案。

总之，希望奉献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能够启发各位的思考，能够为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讨论作出一点微薄的贡献。

本书的写作远远不止笔者个人的努力，它凝聚了多人的心血，无法一一致谢，只能择其一二，以表感恩之情。

《新财富》杂志的编辑刘凌云以及前副主编汪姜维可以说是本书的第一推动者。正是他们的不断鼓励，说服了我定期为《新财富》撰写专栏。尤其是刘凌云对每篇文章的评论和建议，促使我不断修改、反复斟酌，避免了许多基本性的错误。正是这个原因，尽管许多朋友劝我转向为其他发行量更大的杂志撰写专栏，但是我一直对《新财富》心存感激，愉快合作。北京大学出版社的编辑林君秀、陈莉、张慧卉，为此书的出版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尤其是她们在策划本书的过程中为我提出了许多在事后证明非常重要的建议。

让我特别感到欣慰和感激的是，自从我两年多前回到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工作以来，在我周围有一批追求学术、孜孜不倦、基础非常扎实的研究生，他们包括冯俊新、江红平、梅松、刘霖林、汪进、尹兴中、张双长、何梦杰、李丹宁、王文博等。与这些学生经常的讨论，促进了我学术思维和观点的发展，同时他们也为我的各项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本书的形成完全离不开他们的助理研究工作，从数据收集到文字整理，其贡献是处处可见的。

我还要感谢我家人的支持。我的妻子也是一位学者，肩负着繁重的教学和科研任务，工作压力很大，而且还有繁琐的家务工作。没有她的支持以及孩子们的理解，我是不可能经常在晚上回到办公室、在夜深人静之时安心写作的。

书稿终成之际，我的思绪不禁萦绕于对我已故父亲的思念。父亲的童年在抗日战争中度过，流离失所，与家人走散，沦为孤儿，凭着勇气与灵气，考上了陶行知先生在重庆创办的育才学校，进入文学班，立志要做中国的高尔基；15岁那年以稻葵的笔名在报纸上连载小说，成为当时的文学少年；新中国成立之际，深受民族崛起之鼓舞，弃文报国，改名了文，成为外交部第一批工作人员，长期从事印度方面的工作；“文化大革命”时期，饱受磨难，看淡功名，决意转向学术研究。父亲对我影响最深的当数两个时期。其一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其间我们一家辗转于湖南和江西农村，生活艰辛、政治环境险恶，而父亲之乐观、开朗、诙谐远近闻名，用今天流行的话就是“阳光心态”；其二是父亲生命的最后几年，也是他最为勤奋的一段人生路程，为了追回“文化大革命”所耽误的时间，忘我工作，以致积劳成疾，中年早逝。这些深印在我脑海里的回忆是父亲留给我终身受用的精神财富。谨以本书献给家父的在天之灵。

李稻葵

2007年春于清华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