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恤刑狱”的改革

清末新政的两个阶段有着很大不同。第一个阶段的改革的总体目标是为了加强和巩固专制制度，所以只能在旧体制内部进行改良，具体表现为清除体制内的积弊，不可能触及专制制度本身。而第二个阶段则是以实现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为改革目标，矛头所向即是专制制度。具体表现为重建政治体制。就司法改革而言，第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清除司法制度中的旧弊，而第二阶段则要重建整个司法体制。这两个阶段存在着内在的关联性。第一阶段“恤刑狱”的改革既是日后司法改革的序曲，也暗示了后者可能选择的路向。

由于中西方文明在同一时间断面上表现出巨大的差异，中国在改革的道路上选择以敌为师，走仿效西方的道路无疑是明智的。而一旦与西方法律“改同一律”，就能收回领事裁判权，又成为移植西方法律制度的主要动力。因此，清政府在残酷的现实逼迫下终于放弃了“祖宗成法不可变”的说辞，选择改革，也就不可避免地走上移植西方政治法律制度的道路。在“如何变”这个问题上，从自身利益考虑，它必然首先选择对原有体制冲击最小的改革方案，走一条稳妥的、循序渐进的发展道路。只有当情况恶化，原有改革方案不足以应付新出现的问题时，对原有体制产生较大冲击的方案才有可能出台。因此，在新政初期，受到朝廷青睐的是改良色彩浓厚的“三折”方案，因为它只对现有体制的边缘地带进行改革，并未触及专制制度；而当新政效果不明显，内忧外患进一步加剧时，清廷才不得不寄希望于仿行宪政，着手对专制制度本身进行改革。即便如此，清廷选择的也是对其最为有利的君主立宪制。“由边缘到中心”正是自上而下政治改革的共同特点。

在两种政治体制模板下，“恤刑狱”与仿行宪政下的司法改革正体现了这种由局部而整体、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新政初期，“恤刑狱”的重点虽然只限于革除旧弊，但其立论基础之一即是：与“优越”的西方司法制度比较，中国传统司法制度存在着诸多弊端，不得不变，不得不向西方学习。中西对比和“中劣西优”的结论是展开改革的逻辑前提。所以，“恤刑狱”的最大价值在于它以开放的视界，将中西对比引入司法改革，找到了改革的西方样板，并且直接使传统司法制度“变”了。原先铁板一块的传统司法制度一旦被撕开了口子，其后的改革就顺理成章了。在仿行宪政方案出笼之后，“恤刑狱”的局部改革自然被全盘改革所代替，两个阶段之间的衔接直接而顺畅。

循序渐进，由边缘到中心，由量变到质变正是晚清新政的真实写照，也是晚清司法制度改革行进的轨迹。故对晚清司法制度进行回顾时，不可忽略初期的“恤刑狱”，以及“恤刑狱”在司法改革全程中的开创性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