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不是微观调控

有消息说政府又要实行宏观调控，读者问应该怎样看。我答复说自己不懂，宏观经济要问宋国青。我想说的只有一句话，就是希望不要搞成微观调控。

什么是微观调控呢？就是政府为了短期经济运行的平稳，直接干预企业的产出和价格，直接管制市场的准入和退出。不妨以天气过热作比喻，政府减少财政开支、降低基础利率，通过改变市场中人的预期，把经济气温降下来，那是宏观调控。至于每个企业——微观是也——在气温普降之下添衣服还是减衣服，由每个企业根据各自的体质决定，宏观调控不用管也管不了的。倘若一旦判定气温过热或过冷，非号令天下人一律脱衣或加衣，那就是本文所说的微观调控了。

不希望微观调控，要从这几年前的调查研究说起。2003年以前，我一直在研究农地转让制度。是年秋季，利用到耶鲁大学访问的机会，完成了研究论文《农地产权与征地制度》。次年春季学期结束前，我供职的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受有关部门委托，对土地问题与宏观经济波动的关系进行了专题调研。和几位同事和同学一起，我们在江苏、浙江、安徽、湖南等地调查访问一个半月，完成了一份至今没有公开发表的研究报告。

这项研究发现，由于政府集中控制了城市化土地的供给，因此在我国并行于货币发行权的，还有独具特色的政府供地权。就是说，银币和“土币”并存，银根与“土根”同在。我们观察到的基本格局是这样的：扩张经济时期，中央政府在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与松动银根的同时，实际上还大幅度松动了“土根”——也就是显著扩大审批征地的规模，并对地方政府在竞争压力下增发“土币”的倾向眼开眼闭；紧缩经济时期，中央政府在收紧银根的同时，还运用“冻结批地”、“集中土地审批权”等办法，实际紧缩全国供地总规模。

但是我们指出，“政府通过供地总量和结构的控制来主动调控宏观经济的波动”，不是一个正确的政策倾向。道理在于，“以行政审批权为基础的土地供应控制是一个笨拙的调控变量，难以担当平稳经济运行的重任”。我们根据历史经验指出，1997年通货紧缩的征兆开始变得显著的时候，中央政府宣布自1997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冻结供地一年。结果，银根与“土根”双紧，对1998—2000年间通货紧缩的加剧作出了“贡献”。1999年1月政府恢复供地，从那时开始五年之间，全国累计供地78万公顷，并使2002年底全国的建设用地存量比1998年底前全国建设用地的总存量增加了15%。考虑到违规供地大量发生，实际的土地转用规模还要巨大。2001—2004年间，中国经济突然从需求不足的紧缩转为所谓“过热”或“局部过热”，看得见的影响因素是利率和货币发行，秘密影响因素就是政府供地。

报告的结论是：从长期看，土地制度的改革和建设更不应该把短期调控作为目标。土地制度要解决的问题，是为推进城市化、工业化奠定有效配置空间资源的可靠基础，同时解决好人民之间、人民与政府之间，以及政府之间围绕土地资源配置和再配置的利益分配和平衡。为此，必须在清楚界定土地转让权的基础上发育一个完善的土地市场。集广泛的国际经验和我们自己的教训，我们认为“货币归货币，土地归商品”才代表着正确的潮流和方向。

这些认识当然还需要更长时间的检验。但是我们关于“政府集中控制供地，不是、也不可能是一个合适的宏观调控变量”的论点，却得到了一次验证机会——2004年全国突然收紧的土地供应，非常合乎逻辑地对2005年全国房价上涨发生了重要影响。2005年秋，我在“北大CCER经济观察”论坛上发言对此作了分析。我认为，在房地产市场需求已经形成的情况下，严控土地供应量只能迫使房地产的市场成交价落在非常高的位置上。那是说，微观调控不但不能帮助实现宏观调控的目标，而且南辕北辙，要添乱的。

回头说2004年5—6月间的调查，还有一项重要收获，就是认识到我们这个转型经济中时不时非常严重的“产能过剩”现象，有一个重要的微观基础。那次在常州恰逢铁本事件，因为涉及土地审批违规，于是我们提出要研究一下，并在看守所与铁本主事人戴国芳有过几小时的交谈。我们的出发点简单，既然企业、银行和政府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总应该可以“买到”一点经验教训吧。

去年年底，我在本专栏发表《“产能过剩”的原因》。言犹未尽，今年1月又加补《再论产能过剩》一文。两文的主要观点，皆来自与戴国芳谈话受到的启发。最重要的发现是：“原来刺激后进入者大举投资的诱因，恰恰是行业内现存大量低生产率企业！在市场里摸爬滚打了多年的人，怎会不知道‘产能过剩’的可怕？他们只不过像戴国芳一样相信，即便发生严重的产能过剩，也是优存劣剩，出局的是投资和生产效率皆低的竞争对手，而不是他们自己。不管是对是错，他们就是这样看的。”

我把这条“戴氏判定”作了举一反三的处理，分析了目前我国“产能过剩”的分布，大体是三分天下——全部由国有垄断、政府定价的行业，产能过剩一般不严重，其中像电、油之类，还不时复发“短缺经济”的症状；在另外一极，即全部或大部分由民营公司当家的领域，市场进出自由、价格开放的，也看不到严重的“产能过剩”；真正“产能过剩”最严重的，一定在以下行当：多种所有制企业一起上，市场准入不易退，政府干预频频。我认为，转型时期的严重“产能过剩”有两个特别诱因：一是尚存不少可以把投资决策错误的后果转嫁给别人负担的企业，而他们的存在恰恰刺激了持有竞争优势的企业大举进入；二是企业收购兼并的难度大，非经济因素阻碍市场的后进入者通过资产存量的收购形成产能，因此一旦出现市场机会，非过度刺激资产增量的形成。

这样的产能过剩，当然不是微观调控可以解决的。发改委这几年忙于依照技术规模定企业生死的做法，恐怕是不断消灭一部分产能过剩，又不断刺激下一轮产能过剩。因为技术规模与市场竞争力永远不是一回事，政府给技术规模优而市场竞争力弱的企业发准生证，总有人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等调控一放松——总要放松的——人家还不是再杀将进来，于是“产能过剩”卷土重来矣。

根据以上认识，希望此番宏观调控不再搞成微观调控。希望什么呢？希望看见微观改革，特别是土地制度的改革，以及企业和投资制度的改革。

2006年4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