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出于对诗歌的热爱，出于对语言文字的特殊的推崇，我很难心悦诚服地把这样的语言的成果，把诗的美学理想完全视为社会政治目标失败时的一个副产品，一个消极的意外结果，带着不幸的隐疾。然而，驳难这些描述也是困难的。

作为非论证的话语、非交流性话语，也是拒绝彻底解释的话语，诗的话语取向不是有效声明，不是共识，也不指向有效合同所谋取的权力和利益，而是指向对意义的感知。诗歌话语在社会既定的交流框架之外，在社会认知体系之外，坚持建构一种可以感知的更加丰富复杂的意义领域，并企图使人在交流与交换价值之外重新获得对意义的感知能力。

从现代诗歌的外部立场上看，诗的话语认同于交流式理性对社会的批判及其历史目标，但诗的话语仍然与交流式理性之间存在着论争关系。合理性进程的理论和批判理论关心的是论证话语及其社会政治功能，诗的话语关心的是人类交流的所有形式及其可能性：叙事话语、虚构话语、抒情话语、隐喻和修辞幻象；批判理论认为交流的目的是理解与共识，诗歌话语却指向启迪，指向意识的微分活动，和对事物的微观知觉的获得，以及意义感受；社会批判理论关心的是人类交流的社会功能，为了获得实践理性和实践智慧，而诗歌话语则关注人类的敏感性。在更具有人类乌托邦性质的意义上，诗的话语是持续的、永无终结的关于人类想象力与敏感性的启蒙。

我们可以试着把修辞学或话语的力量，把以语言行事的方式，或者说把语言的政治功能看得更加复杂、宽泛些，诗歌与文学话语不再沉醉于雄辩或社会问题的争吵，它的精致微妙的话语根本不适合于用以社会问题的论证与说服。但在历史过程的较长时段中，不能无视话语的另外一种缓慢而持久的社会功能：它以塑造或摧毁群体表征的形式影响社会。正如布尔迪厄所论证的那样：“特定的政治行动是可能的，这是因为作为社会世界的一部分的能动者具有关于这一世界（或多或少充分的）的知识，并且还因为，人可以通过作用于他们所具有的关于这一世界的知识而作用于世界。这一行动的目标是创造并且强加社会世界的表征（精神的、语言的、视觉的或者戏剧的），这样或许就能够通过作用于能动者对世界的表征而作用于这一世界了。……作为那些居于经济和社会世界之中的能动者的知识对象，经济和社会世界不是以机械决定的形式，而是以知识影响的形式，对能动者施加了一种力量。”创造或施加给社会关于世界的表征的活动，既能够创造群体、塑造群体的旨趣和集体行为的方式，也可以使群体解体，其方式都是生产、再生产或者摧毁群体的表征。如果说具有社会事务针对性的雄辩的修辞学具有某种即刻产生效用的力量，但这种力量无疑也是具体的、当下的，因而也是十分短暂的，诗歌的修辞学退出或被迫退出这个社会的前台场所，使得它能够去塑造布尔迪厄所说的“社会表征”，通过塑造群体的象征以产生其影响。布尔迪厄说：

异端颠覆利用了这种可能性，即通过改变对这一世界的表征——正是这种表征帮助构成了这一世界的现实——而改变社会世界的可能性，或者准确地说，通过使某种似非而是的预见，即一种乌托邦，一种计划或者程序，与通常把社会世界理解为自然而然的世界的看法对立起来：施事话语，政治的预见，其自身就是一种以带来其所言之物为目标的预见。它通过言说之、预见之以及使之成为可以预见的，使之成为可以想象的，并且首要的是可以相信的，且由此创造出集体的表征和有助于此表征之生产的意愿这一事实，而对其所宣称的事实作出实践性的贡献。……（宗教的或者政治的）语言建构性力量，及其导致的知觉与想法的图式的力量，在危机的情况下最为清楚：这些似非而是的、超常的情况，要求超常种类的话语，这种话语能够把社会精神气质的实践性准则提高到一种能产生（准）系统性反应的明确准则的水平，并且能够表达所有关于由危机引发的情境的从未听说过的、无法言传的特点。

异端话语不仅必须通过公开宣称其与普通秩序的决裂来帮助割断对常识世界的遵奉，它还必须生产出一种新的常识，在这种新的常识的内部综合以前整个群体所心照不宣的或者被压抑的实践以及整个群体的经验，并且赋予它们以一种合法性，一种由公众表达和集体认可所赋予的合法性。事实上，由于每一种能够使自己被整个群体都听到的语言往往是一种获得了认可的语言，它被赋予了这一群体的权威，因此，它在表达的同时就授权给了它所指定的东西，它从群体之中获得合法性且在群体之上施加它的权威，并且通过为群体提供关于其经验的单一表达而帮助创造了这种权威。异端话语的效力，并非存在于语言所固有的力量的巫术之中，如奥斯汀所说的“话语施事力量”；也不存在于其作者个人之中，如韦伯所说的“卡里斯玛”；而是存在于进行授权与被授权的语言，同授权给它和授权自己使用它的群体的性情倾向之间的辨证之中。

如此理解的修辞学，在塑造或摧毁群体表征的意义上，比直接参与社会问题的论争与雄辩的修辞学更深刻地揭示了以言行事的力量所在。雄辩并不是语言参与社会、介入历史的唯一方式，甚至今天看来也不是它的主要方式，不是语言的力量所在。甚至在君主制或者各种类型的非民主化的社会形态中，话语活动也能够以特殊的形式塑造社会象征或群体表征，以潜在的方式影响社会进程。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在某种意义上还应该有“文革”结束之后直到80年代末的中国文学提供了这一范例。在政治空间极为狭小的社会里，文学话语不是以直接参与社会政治问题的论争起作用，而是以塑造社会象征或群体表征的方式起作用。没有表达自由的政治和社会问题以分解、内折、折叠的方式进入文学话语，或者说文学话语创造了一种特殊而复杂的社会表征系统，将被压抑的政治话语和社会话语转换为文学——诗歌话语。这是一种特殊的文学语言，它被迫返回一种没有分化的话语形态和话语活动。文学话语和诗歌话语成为没有被系统分化的综合话语，它把社会动机和诗歌修辞学有机地融合，把政治问题组织进宗教话语结构和神话的表征之中，这个时期的文学话语以特有的方式将多重社会话语熔铸于自身，不仅丰富了文学话语，也因为将政治和社会话语象征化，使社会问题具有了更深刻的内涵。它是激情与理性的统一、政治与宗教结合的话语，是合理化愿望与非理性冲动天衣无缝融合的话语。对于文学话语活动来说，这是充满魔魅的历史时刻。回顾一下北岛一代人的诗歌象征语言或者更加震撼人心的陀思托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所创造的社会表征，就会理解人们曾经从文学中所体验的话语力量。本书将会在阐释昌耀诗学的章节中展现这一问题领域。这种类型的文学话语不仅表达了群体经验，塑造了群体表征，还因为其异端话语的性质获得了充满激情的形态。

而今，人们对诗歌或文学失去社会功用的批评，不应是指它们直接参与社会问题辩论的能力，而在于塑造群体表征上的无力感。或者说，文学与诗歌仍然在摧毁或塑造某些群体表征，但不是批评者所期待的那种群体表征。历史地观察这一问题可以发现，在宗教象征主义和革命象征主义的话语中，无论是维护还是反对它，借助于诗歌和文学话语，它曾经成功地摧毁和塑造过这样的群体表征。在经济规则全面控制社会之前的时期，宗教和政治意识形态要寻求对社会的控制，就会诉诸人们的“精神”需要，就会诉诸象征主义，把群体的基本经验塑造成特殊的象征形式或群体表征。但在经济社会，这是一个最缺乏象征主义和群体表征的社会，有效的群体表征的基础正在被瓦解，利益的充分个人化和交换价值使群体表征失去了真实意义。而且，当权利与利益需求越来越有可能直接通过政治和经济话语加以直接、清晰地表达，话语行为更愿意诉诸利益目标而不是个人或群体的情感目标。话语行为已经从文学的综合象征话语中分化出来，形成各自独立的话语领域和交往行为。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理性诉求从文学表征中脱离出来，甚至信仰的需求也转而去寻求各种各样的教派与宗教话语。诗歌与文学话语被迫滑向了纯粹世俗化的、个人化的感觉世界。在这样的社会语境中，文学和诗歌话语自身难以独立地塑造任何有效的群体表征。但是因为诗歌与文学曾经如此有力地创造过社会历史中的群体表征，塑造了有影响力的象征主义话语实践，人们今天暗藏的不满或意义不足感仍然以同样的要求期待它。当诗歌话语不能完成这一使命，期待就变成了指责。指责在最严肃的意义上成为落空了的期待所进行的表达。

在这个时代，伴随着诗歌（文学）力量的削弱，也需注意到的是诗歌（文学）在社会生活领域的扩大，美学和诗意不仅表现在诗歌和文学的文本之中，它更多的时刻表现在生活领域，表现在通俗文化和人们的日常行为方式之中。这是人们常常所说的“日常生活的审美化”，生活世界的审美化，亦即诗歌与美学的泛化。当然，我们不必对诗歌的功能过于乐观，因为被泛化的诗歌与美学只不过是商业社会以诗歌和美学的名誉对它的回收，把诗歌话语和美学话语所创造的深刻的具有批评性的社会表征纳入无害的消费领域的一种策略而已。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能够发现，社会话语领域对诗歌、文学和戏剧对其创造社会表征的借用。事实上，不仅是异端话语愿意创造新的具有颠覆性的社会表征，统治话语和它的意识形态话语也同样乐于制造出它的社会表征，以产生群体对其权威的合法性意识和认同感。尤其当整个社会遭遇突发性事件时，这样的需求就更为急迫，似乎如果不迅速制造出它的社会表征，统治权力就会遭遇其自身的危机。统治的意识形态要迅速地采用诗歌的修辞学，和文学的叙事策略，以及戏剧化的方式，将社会突发事件转换为一种历史深远的原型，转化为根据这个历史原型所进行的叙述，创造出社会认同感和一体化的意识形态。这就是即使在民主国家面临社会突发事件时，公众人物也会本能地使用宗教话语、善与恶的人格化的民间故事形态叙述、光明与黑暗的二元论对抗的摩尼教话语的原因，用这样的为人们无意识中易于接受的故事原型和戏剧化方式，塑造面临危机情境的群体象征，使权威在面临挑战时迅速获得其合法性。即使在现代社会，也仍然可以观察到，当问题仅仅涉及明显的经济利益的论证时，雄辩式的致力于说服的修辞学已经足够，但当社会遭遇自身的深刻危机时，创造社会表征和群体象征的话语就会重新产生。这是否为诗歌（文学）这只凤凰之死留下了寓意深远的复活其活力的时刻？尽管从和平宁静的社会生活来看，我们并不欢迎这种应付社会危机而必须创造社会表征的历史时刻。但事实上，意义的危机已成为持续的历史情境。这正是探索诗学问题——经验与修辞表征的一个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