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当代诗歌写作不只是一个由作品构成的自足世界，诗歌写作的独特话语方式已经构成了一个思想的世界，一种知识的空间，吁请“思想”与它对话。在某种程度上，现代思想史所产生的变化与一个多世纪以来现代诗歌史所发生的诗学范式变化之间有着隐秘的呼应。思想史从古典推理逻辑转向了现代叙事逻辑，从根据对象转向了根据事态对知识做理论解释，从对理解和交往活动的意向主义解释转向对语言理论的解释，这意味着从对意识事实的分析转向对语言活动的建构分析。

如果说现代思想的主要贡献是在语言问题或通过“语言学的转向”而发生，那么诗歌写作是语言问题的呈现与揭秘，也是语言问题的重新秘密化。再秘密化是为了重新使其保持动力。诗歌话语所表达的是感受着的思想，是思想方式与感觉方式自身的呈现。诗的话语不仅旨在表达思想与感知，不仅旨在呈现感知事态的经验语境，它更悉心于话语如何正在生成这种思想与感知。因此，诗歌的领域不是封闭的，它构成了与思想、批评的对话性关系。批评是诗歌的组成部分，也是它的语境的再次展开。

在现代知识空间中，越来越多的知识成为公共知识，可以传播、复制、再生产。诗歌则属于个人的秘密知识，属于知识的秘传传统，至少，诗歌起源于个人化的感知世界而非公共事件。在大量的新闻话语或马拉美所说的“通讯话语”兴起之时，诗歌选择了更加具有秘传性质的话语。其秘传性质既起源于个人的感受力，也呼应于想象的共同体所曾经分享的经验的象征图式。而在大众传播所复制的公共经验领域，既疏漏了个人的独特感知，也祛除了经验的象征背景。在近现代诗歌史上，伴随着大众传播媒介的兴起的，是诗歌中的跨越语际的象征主义运动，新闻话语和诗歌的象征主义之间的联系在于对语言理解的不同趋向。这一运动把白话化了的诗歌语言重新“文言化”，甚至使诗的话语比文言还要费解。新闻话语或大众媒体语言是完全非象征化或去象征化的话语，通讯话语是非象征的、无歧义的单义话语，它被认为或自认为是表述事实的透明媒介。在此意义上，这种话语成为现代社会的公共话语，成为工具理性的体现。但诗歌不接受这种无歧义、去象征的话语，和它所表述的事实世界。对于诗歌来说，完全的非象征化领域是一个非人的世界，象征现象是事物之间关系的呈现，意义存在于事物的相互联系之中，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构成了语义网络。非象征化或去象征在解除了某种虚假的联系时，也同时消解了意义赖于存身的形式。

通过对诗歌文体和话语的分析与阐释，本书将从诗学的角度描述我们时代精神生活中“缺失的现象学”，诗歌与诗学对缺失现象学的表达，和对缺失现象学所做的“诗歌的纠正”。如同臧棣在《作为写作的诗歌》一文中所说，“诗歌就是坚持不祛魅”。因此也许可以说，现代诗歌的功用就是要协调这种分裂，协调将我们的生活和可以与之联系起来的形象之间的空缺，在隐喻的意义上将某种隐秘的联系非实证性地建立起来。

然而，现代诗歌话语并不就是回归象征主义传统，更不是回复古老的象征体系和符号，那是象征的滥用，那只是旅游业和某些所谓原生态艺术所做的，把对象征物的怀旧和展示——通常表现为对象征符号的滥用——当做虚假的解决方式。诗歌话语所做的即是基于当下经验，发现经验中潜在的隐喻与转喻，或者说发现对细节进行某种主题化的可能。它意味着在共同体的象征视野消失之时，建构一种个人的隐喻视野，在想象力的共同体解体之后，研究一种个人的修辞学。在象征的统一性和其统一的规则衰落之后，应该说不是没有了象征，而是象征方式的激增，是修辞学规则的激增。是个人修辞学规则的激增替代了统一性的象征原则。

犹如帕斯所说，诗存在于两个极点上：一边可以叫做诗歌的社会性；另一边就是想象力；诗歌的想象力能够把处于分裂中的存在进行协调，把自然、历史和社会协调起来，把他物与个人的意识协调起来。在他看来，第一个极点带有失望的色彩，第二个极点则是希望，“新世界的圣经将是诗人的语言”。在这个意义上，诗歌话语具有自身的社会的乌托邦性质。也许这是语言的激进主义或语言浪漫主义。在诗学意义上，一切语言创造都是批评。犹如诗歌语言与社会语言格格不入，“诗人从来不说社会的真理。不说社会能够接受的真理”。在帕斯看来，诗歌光回答社会的要求是不足以实现诗歌的含义的，只有符合“玄学批评”和语言批评的双重要求，才能创造出诗。而批评也就意味着与此对应的两个基点：社会学批评、文化批评和语言、修辞学批评。在诗学中，在诗歌话语中，想象力是通过特殊的修辞形式实现的，修辞产生的幻象成为想象力的基本表现形式。如果我能够做到的话，我期求在这本书中尝试社会的语言批评，或者说，文化的修辞批评。因为语言和修辞，联结着诗学与社会学的中心议题。诗歌的社会性和想象力，即被帕斯表述为失望与希望的两极，在诗歌话语中可能通过这样的方式协调起来：发现经验中潜在的隐喻，或对细节的主题化，就是一种创制个人修辞学的行为。

在神圣文本、制度性的仪式话语这些特权文本与去象征化、去神秘化的日常语言的对抗中，诗歌话语与两方面都保持着批评性的联系。诗歌话语作为活的隐喻的创造者，作为植根于敏锐的感受力与想象力的修辞幻象，它具有解构神秘意志、权威文本、表征的神秘化的功能。但诗歌话语对客观表征、自然语言以及反神秘性的简单意识同样抱有批评态度。诗歌话语出于与事物的经验联系，处于话语持续的修辞创造的连续性之中，诗歌话语对固定的象征、对伪装成客观表征的话语构成了消解作用。同时，诗歌语言也致力于消解对语言的简约主义的理解，在灵活的修辞活动中，保持意义生成永不终结的实践。它向可能性敞开向未知敞开的修辞实践，使诗歌话语倾向于保持话语的神秘维度。在这个意义上，诗歌话语不是公共领域的话语实践，人们难以向它要求过多的逻辑性和论证性。在话语的论证性实践中，诗歌话语似乎又站在了对抗公共话语的非民主的立场上。

诗的话语似乎是圣言或神圣文本的主观性残余物，在没有了神圣领域或另一个世界的信念的世俗世界，神圣启示已经失去了根基，神圣启示变成了缺乏制度化支撑的没有根源的话语，它不再是具有普遍认同感的、可理解的意义的一部分。那种支配着社会的进程的话语共同体，使启示话语沦为纯粹的主观世界，并且在它进一步内在化的过程中失去其信念与活力。已经不存在这样的历史时刻：神秘启示再次变成政治现实，预言再次抓住历史时机，启示的瞬间与历史获得统一。就像本雅明在其《历史哲学论纲》中所竭力保持的话语的隐喻维度：把启示的出现视为历史连续性的中断，给予启示再次与历史时机结合的可能性，然而他只能以隐喻话语来谈论他的对象，因为在论证话语的层面上，不存在他所论述的状况，那是一种彼岸性事态、彼岸性境遇。事实上他也只能在保留隐喻话语的维度时，才能保留这种神秘启示：未来的每一个片刻都有一扇小门，拯救者或者弥赛亚力量就可能侧身而进。而这种弥赛亚的力量并不在另外一个世界，每个活着的人、每一代人身上都隐匿着微弱的弥赛亚力量。也许应该说，弥赛亚力量也隐匿于某种话语形态之中，存在于除此之外我们就没有语言可以谈论它的话语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