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论化

变与化的关系，在张载的相关论述中最为触目。然而，如不能从整体上来把握这一关系，则极易产生误读。《正蒙·神化》曰：

“变则化”，由粗入精也；“化而裁之谓之变”，以著显微也。

初看起来，变和化分别对应着两种不同的运动，变是显著的运动，而化则是渐进而微细的运动。单就这一条材料说，这样的解读是说得通的。但我们仍需做进一步的疏解，才能更恰当地与张载的其他讨论形成互释。所谓“化而裁之”，首先是指将化的过程裁断为一个个的阶段。《正蒙·天道》云：“‘化而裁之存乎变’，存四时之变，则周岁之化可裁；存昼夜之变，则百刻之化可裁。”意即周岁之化，可裁断为春夏秋冬四个变动的阶段；一日百刻之化，则可裁断为昼夜两个变动的阶段。又《正蒙·三十》云：“常人之学，日益而不自知也。仲尼学行、习察异于他人，故自十五至于七十，化而裁之，其进德之盛者与！”这里，“化而裁之”成了孔子对自己进德的阶段的裁断。由此可见，变是对化的过程人为裁断的结果，而之所以要“裁之”，目的在于通过所划分的不同阶段之间的显著变动，来彰显难以察觉的化的过程。因此，严格说来，是不能说有变和化两种运动的，变和化只是某种人为的分别。而“‘变则化’，由粗入精也”的具体意指，似当与“体正则不待矫而弘，未正必矫，矫而得中，然后可大。故致曲于诚者，必变而后化”一条合观。这里，“致曲”即是“矫”体之不正以归于正的过程，矫正之后才可以达到弘大的阶次，而到此阶次才谈得上“化”。张载屡云：“大可为也，大而化之不可为也。”而所谓“粗”、“精”，指的应该就是“可为”与“不可为”。在张载看来，“大人之事，修而可至，化则不可加功，加功则是助长”，“粗”指的是有阶次可循的“修而可至”的阶段，而“精”则是“圣人之至若天之不可阶而升”的阶段。总的说来，《正蒙·神化》这条材料更多地是在谈个人进德的途程。

在进德的途程中，变是不可以轻易说的：

学未至而好语变者，必知终有患。盖变不可轻议，若骤然语变，则知操术已不正。

很可能一个人终生努力，其进德的程度也未能达至一变。《横渠易说》解《革卦》“大人虎变”、“君子豹变”时说：“若颜子变则必大变，即大人虎变，虎变则其文至也，如此则不待占而信。……颜子地位，于豹变已为亵就，未必肯于此发见，此所以如愚。”颜子为学亦未至于成变，其原因在于颜子早已在“君子”这一阶次之上，非至“大人”阶次无以成变。而对于众人来说，则需先“豹变”而成君子。

虽然前述材料大抵就成德言变化，但不是说其中的变化与本体论上所说的变化判然两分：

云行雨施，散而无不之也，言乾发挥遍被于六十四卦，各使成象。变，言其著；化，言其渐。万物皆始，故性命之各正。

六十四卦之种种法象皆乾之作用的发挥，而变和化指称的都是乾“云行雨施，散而无不之”的过程。从“言其著”、“言其渐”这样的表达看，变和化只是对同一过程的不同面相的突显。实际上，宇宙间的动态过程只是渐进的化，显著的变只是化的结果，是对化的人为的把握。张载云：“雷霆感动虽速，然其所由来亦渐尔。能穷神化所从来，德之盛者与。”又云：“《易》言‘感而遂通’者，盖语神也。虽指暴者谓之神。然暴亦固有渐，是亦化也。”无论是雷霆，还是神的“感而遂通”，都由渐变而来，因此，严格说来，都属于化，变只是人为的“约裁而指别”的结果：“乾坤交通，因约裁其化而指别之，则名体各殊，故谓之变。”

天道之化是无有不当的：

天道四时行，百物生，无非至教。

而一旦有人的因素掺杂其间，人的作为是有可能“过天地之化”的。

与“天之化”相应的恰当的“人之化”，其特点在于“顺”：

天之化也运诸气，人之化也顺夫时。

所谓“神不可致思，存焉可也；化不可助长，顺焉可也”。不能做到“存神过化”，则要么是“过天地之化”的助长，要么是“徇物丧心，人化物而灭天理”，即在欲望中为物所役，从而泯没了自己的本性。这两种倾向或过或不及，皆未达中道。

因为化总是渐进的，故而“难知”、“难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