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北宋立国基础中的畏与忧

对于北宋文化兴起的原因，邓广铭归结为如下四点：其一，是经济的因素，“士族地主势力之消逝，庶族地主之繁兴，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农业生产的大发展，交通运输工具的日益完备，商品经济的日益发达”；其二，是技术的因素，“刻版印书事业之由创始而渐盛行，造纸技术日益普及、提高，这都使得书籍的流通量得以增广扩大。到宋初，大部头的儒书和佛道典籍都能结集刊行，则一般乡塾所用的启蒙通俗读物的大量印行流传自可想见”；其三，是科举制度的影响；其四，则是文化政策的作用，“北宋的最高统治者们没有对文化实行专制主义”。而北宋文化的兴盛即是这些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上述外缘性的因素无疑与北宋文化的兴起以及士大夫精神的自觉有密切的关联，但此种外缘性要素要造成某种内在的精神展开，必须以某种一贯的精神趋向为枢纽。换言之，正是某种一以贯之的精神趋向，才使得这些杂多的外缘性要素转化为单质性的力的关系，进而凝塑积淀为内在精神世界的提升以及由此而来的文化和思想成就。

北宋立国的根基是极其薄弱的。王夫之在《宋论》中对此有过深入的讨论：“赵氏起家什伍，两世为裨将，与乱世相浮沉，姓字且不闻于人间，况能以惠泽下流系邱民之企慕乎！其事柴氏也，西征河东，北拒契丹，未尝有一矢之勋；滁关之捷，无当安危，酬以节镇而已逾其分。以德之无积也如彼，而功之仅成也如此，微论汉、唐厎定之鸿烈，即以曹操之扫黄巾、诛董卓、出献帝于阽危、夷二袁之僭逆，刘裕之俘姚泓、馘慕容超、诛桓玄、走死卢循以定江介者，百不逮一。乃乘如狂之乱卒控扶以起。弋获大宝，终以保世滋大，而天下胥蒙其安。”以如此弱势奄有天下，何以遂能结束残唐五代以来的乱局，是宋史开篇就埋下的谜题。

对于这一谜题，王夫之给出了颇具精神史意味的解答：恰恰是由于其无可恃之功德权望，故能始终不失其畏惧之心：

乃宋祖则幸非其人矣。以亲，则非李嗣源之为养子，石敬塘之为爱婿也；以位，则非如石、刘、郭氏之秉钺专征，据严邑而统重兵也；以权，则非郭氏之篡，柴氏之嗣，内无赞成之谋，外无捍御之劳，如嗣源、敬塘、知远、威之同起而佐其攘夺也。推而戴之者，不相事使之俦侣也；统而驭焉者，素不知名之兆民也；所与共理者，旦秦暮楚之宰辅也；所欲削平者，威望不加之敌国也。一旦岌岌然立于其上，而有不能终日之势。权不重，故不敢以兵威劫远人；望不隆，故不敢以诛夷待勋旧；学不夙，故不敢以智慧轻儒素；恩不洽，故不敢以苛法督吏民。惧以生慎，慎以生俭，俭以生慈，慈以生和，和以生文。而自唐光启以来，百年嚣陵噬搏之气，寖衰寖微，以消释于无形。盛矣哉！

因畏惧而有所不敢，因有所不敢而恭俭慈和，如此日滋月长，终将残唐以来百余年的“嚣陵噬搏”之气消于无形。以畏惧之心为基础的宽容精神，为北宋士大夫提供了一个空前自由的思想和言论空间。

然而，宽容精神本身并不必然引生出士大夫严毅的精神气质和自觉的承担意识。有的时候，一种优容的氛围反而会滋生出浮妄恣肆的士风。宋代的“养士”之所以能产生出那样积极的效果，与宋初科举取士中的精神提点方向有莫大的关联。《宋会要辑稿》《选举》二之二淳化三年（992年）条有这样的记载：

治赐新及第进士及诸科贡举人《儒行篇》各一轴，令至所着于壁，以代座右之诫。

与《大学》、《中庸》一样，《儒行篇》也是《礼记》中的篇章。而《儒行篇》的特质，在儒家典籍中可谓迥出：“凡言儒者，多近仁柔。独《儒行》记十五儒，皆刚毅特立者。”《儒行篇》对于“虽危起居，竟信其志”、“引重鼎不程其力，鸷虫攫博不程其勇”等特立自强的气质的格外强调，使其成为砥砺士风的范本。宋太宗以《儒行篇》赐新及第进士的创举，对于北宋士风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宋史·范仲淹传》云：“尝推其奉以食四方游士，诸子至易衣而出，仲淹晏如也。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这段话里的“易衣而出”，便是出自《儒行篇》。作为北宋士大夫精神的集中体现，范仲淹的立身行事中处处可以看到《儒行篇》的深刻影响。

北宋士大夫所特有的严毅的精神气质和自觉的承担意识，凝聚为无往而不在的“忧”世情怀。而正是这一根本的精神趣向，引领北宋士大夫深入到其所处时代的真实历史处境当中，将各种现实的力的冲突熔锻成为饱满的文化和精神成就。事实上，在所有的精神方向上，我们都能触摸到这一根本的精神趣向的印迹：惟其忧积弱之时局，故能详于天下国家之利病，而有种种变革的企图和构想；惟其忧道德之不振，故能深于礼俗之兴弊，而对释老的蠹蚀有深刻的醒觉；惟其忧华夷之淆乱，故欲为中国之固有生活方式立一形上学基础；惟其忧价值之沦亡，故欲于六经中找寻重构价值信念的泉源。正是这个“忧”，引领历史主体深入其时代的困境，使得时代的种种有形的困扰实实在在地撞入他们无形的精神世界，并进而凝结为真正的思想和文化上的问题，凝结为种种精神上的创造和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