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对中国现代性问题的讨论中，诸如“主体”、“个人”、“自我”和“个性”几乎是绕不开去的核心概念，但或许深受“观念史”或“关键词”研究取向的影响，近年来对这些概念的探讨，大多局限在“观念”层面或“语词”层面上，使用的材料基本上是思想人物的理性论述，最多扩展到报刊杂志上的相关讨论，即使涉及文学文本，也主要是为了佐证某些理性化的论断，甚至直接用“个人主义话语”之类来加以概括，却忘了在现代中国的历史语境中，无论是“主体的诞生”、“个人的出场”，还是“自我的觉醒”、“个性的解放”，都不仅仅是一种停留在纸面的力量，这些新思想、新观念都要由“语词”渗透到“经验”，自“精英”扩展至“民间”，从“观念形态”转化为“日常生活”……唯有如此，特殊性理念才能普遍化为社会意识，乃至沉潜为社会无意识，从而在更广大的领域中发挥效用。而要把握住这一隐秘的思想脉动，光靠理性的论述显然不够，必须拓展我们的视野，关注更多感性的、边缘化的叙述，譬如下面这封看似毫不起眼的书信：

妨婷，你好吗？

前几人我给你发了封信，也许你没收到吧。我每天盼你回信可天天没有，心中非常挂念。我给你说一下这里的情况吧。

来了两个多月，分文没发，也不发厂牌，身份证也扣下不给。现在我处在痛苦中。我每天发段子烧，烧得我想死，想蹦想跳，又贫血。现在厂里的饭我一口也不想吃，光吃米营养不良。在这异乡没有亲人，我唯一想到的就是你。可我也知道你也很难，也不想麻烦你。为了我们曾经同过学而又是一个村的，请你帮我一次忙吧。

……

友 拥华

93

署名“拥华”的这封信写于1993年，信中提到的她打工的工厂是“深圳葵涌镇致丽玩具厂”，这是一家港资玩具厂，专为欧洲某著名玩具品牌公司进行产品加工。这一年的11月19日工厂遭遇火灾，一场大火造成87人遇难，其中两人是男工，其余的85人都是在厂里做工的打工妹，有五十多人留下了终生的残疾和创伤。火灾发生之后，正在深圳做调研的学者常凯进入现场，在人去楼空的女工宿舍里发现了一些纸片，有日记、书信、请假条、工资、歌篇和证件……他最后整理出230余封打工妹的书信，事隔近十年后部分信件才有机会公开发表，这便是上面所引的书信片断的来源，那位叫“拥华”的打工妹写信给自己的同学兼老乡“妨婷”，她想转厂，但身份证被扣押了，所以想找“妨婷”借身份证。

常凯在公布信件的“说明”中写道：“这些信没有雕饰、没有作秀，写的都是实情和实话，生动和真实地记录了打工妹们由农村转到现代工厂后的工作、收入、生活、感情等具体情况……中国在市场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中，给这些打工妹们带来了一种全新的生活，然而，作为代价，她们必须付出血汗、付出青春，甚至付出生命。早期原始积累的血与火，又在中国大陆上悄悄地重复演示着……她们用那种农村孩子特有的韧性，构筑了一个区别于所谓城市新生代的边缘群体，这个群体不仅用她们那稚嫩的肩膀扛起了她们自己的人生，而且作为工业社会的最基础的结构群体，她们用自己的青春，托起了一个辉煌的特区经济。可是，主流和上层社会，对于这一边缘群体又给予了多少关心和关爱？”的确，玩具厂的打工妹用一种异乎寻常的方式，不自觉地“发出自己的声音”，然而，如果不是这次惨烈的事故，不是有心人的收集和整理，她们书写的文字恐怕难以进入人们的视野。但幸运的是，因为有了这些文字，不仅使得进入“另一个世界”成为可能，而且让人们深刻地意识到，“她们的世界”与“我们的世界”尽管在社会地位上有着限制的差别——“她们”属于“底层”，而“我们”属于“上层”和“主流”——可是却在另一个层面上分享着某些共同的价值预设，这些预设不单构成了“我们”理解“她们”的前提，而且也构成了“她们”自我理解的出发点：譬如她们离开家乡到城里来打工，这种以前常常被称为“个人意识觉醒”的行为，与五四以来一直到80年代的“启蒙”思想和“现代化想象”构成了一种怎样的关系？再譬如她们在书信中述说自己在打工过程中的经验和感受，由此生产和体现出来的“主体性”和“个人内在的深度”，多大程度上与现代文学的自白制度和“自述传”文学联系在一起？

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她们的“个人意识”是高度“文学化”的。所谓“文学化”的“个人意识”，可以追溯到1980年第5期的《中国青年》上那封著名的书信——署名“潘晓”的《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这封引发“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全国性大讨论的书信，同样充满了用“文学性”语言对人生苦难的述说以及无路可走的苦闷：“我从小喜欢文学，尤其在经历人生艰辛之后，我更想用文学的笔把这一切都写出来。可以说，我活着，我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它——文学。”不过，“个人意识”的“文学化”不单指对“文学”的热爱和执著，更重要的是这种“个人意识”体现在对“痛苦”的体验、把握和书写上。“潘晓”来信的关键句式是：“我也常常隐隐感到一种痛苦”。“拥华”的那封信虽然只是片断，但还是相当触目地写下了：“现在我处在痛苦中”……虽然前者的“痛苦”更多地有“精神孤独”的意味：“似乎没有人能理解我。我在的那个厂的工人大部分是家庭妇女，年轻姑娘除了谈论烫发就是穿戴。我和她们很难有共同语言。她们说我清高，怪僻，问我是不是想独身。我不睬，我嫌她们俗气。与周围人的格格不入，常使我有一种悲凉、孤独的感觉。当我感到孤独得可怕时，我就想马上加入到人们的谈笑中去；可一接近那些粗俗的谈笑，又觉得还不如躲进自己的孤独中。”而“拥华”的“痛苦”则明显偏向“身体的感受”：“我每天发段子烧，烧得我想死，想蹦想跳，又贫血。现在厂里的饭我一口也不想吃，光吃米营养不良。”但从更深层次来看，不同的“痛苦”却发挥了同样的“功能”：“个人意识”正是透过“痛苦”得以凝聚成形，得以表达传播。只是同样出于青年女工之手——“潘晓来信”的主要作者之一黄晓菊，当年也是一位青年女工——的书信，或许正因为“痛苦”的不同取向，命运却大相径庭：在1980年代“潘晓”的来信，可以引发全国性的大讨论，甚至被摆放在了一个惊人的历史位置上：“像以往多次发生过的情形一样，在人类历史上每一次较大的社会进步的前夕，差不多都发生过一场人生观的大讨论。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关于人性论、人道主义的讨论，俄国革命前夕关于人本主义和新人生活的讨论，我国五四时期关于科学与人生观的讨论，等等，都曾经对社会的前进作出过贡献。今天，在我们的民族经历了如此大的灾难之后，在我们的国家急待振兴的重要关头，在科学的文明已经如此发展的当代，人生意义的课题，必然地、不可免地在青年当中又重新被提出来了。”可到了1990年代，打工妹的痛苦、彷徨与苦闷同样是通过书信表达出来，却必须以生命的代价才得以浮现在公众的面前，况且除了引起人们的同情之外，似乎再也不具有什么“文学”或“思想”的意义了。两者如此巨大的反差和尖锐的对比迫使我们去检讨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

从“潘晓来信”到“遇难打工妹书信”，两者的联系与差异提示出对80年代以来个人主义的探讨，既不能仅仅停留在思想观念的层面，也不能只是关注社会的主流人群。“打工妹”的存在把我们的眼光带入了一个“文学性”的视域。这些女性社会地位的边缘性，并不一定表示她们在“意识”层面上同样处于“边缘”的位置，相反，社会地位的边缘性一方面使得她们有可能将某些主流意识用更极端的方式承受下来和表现出来，同时在承受和表现的过程中把主流意识的困境和荒谬尽情地表露出来；另一方面则证明了所谓“主流意识”——借用马克思关于“统治意识形态”的论断，即“任何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会仅仅停留在对主流人群的影响上，而是要全面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

在这个意义上，“打工妹”不再是天然“无声”的一群，她们不仅靠文字的书写，更重要的是她们依靠行动，也即在乡村和城市之间自觉或不自觉的“流动”来表达自己的“主体性”。对于这种“主体性”，很多人都会有类似的疑问：“流动女性在她们应该占据什么主体位置的问题上可以有选择吗？——她们是主动塑造和改变主体位置的自主行动者呢，还是只能从已有的节目单中选择主体位置？事实上她们在这个事情上有任何选择的机会吗？还是构成‘流动农村女性’的主体位置和经验的历史完全是由话语和话语所蕴含的权力关系决定的？”不管如何回答这些疑问，恐怕都不能否认，正是不断勃兴的“个人意识”成为了她们“流动”的动力，构成了这种“主体性”的核心；但是这种“主体性”又不能完全理解为“主动性”，同样不能否认的是，“主体性”的生成有赖于“主流意识形态”的“询唤”。“个人主义”在这儿体现为流动的“个人意识”，而“文学”正是对“流动”与“意识”敏感的记录和呈现，因此，从这场悲剧残存下来的“声音”中，我们需要辨认的不光是这一群“打工妹”的“心声”，也不是为她们的遭遇洒下同情的泪水，而是在高度“文学化”的审视中转化出一种新的眼光，把我们的视野带向文学和历史的深处，来重新发现和读解当代中国个人意识的萌动、发展和畸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