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疫》与“文革”叙述

记不清是1981或82年，我第一次读到加缪的《局外人》和《鼠疫》。比较起来，我对《鼠疫》印象更为深刻。《鼠疫》的译者是顾方济、徐志仁先生，上海译文社1980年的单行本。因为有时还会想起它，在过了将近20年之后，我曾写过一篇短文，谨慎地谈到记忆中的当时的感动：“在那个天气阴晦的休息日，我为它流下了眼泪，并在十多年中，不止一次想到过它。”在这篇文章里我说到，读《鼠疫》这些作品的动机，最初主要是要了解在当时思想文化界热度很高的“存在主义”。那个时候，萨特是众多知识精英、知识青年的偶像；“存在先于本质”, “自由选择”等是时尚的短语。加缪的名气虽然没有他那么显赫，但也具有很高的知名度，且也被归入存在主义的代表性作家的行列。当时，我对存在主义所知不多（其实现在也还是这样）。80年代是新知识、新学说、新方法纷至沓来，令人眼花缭乱的年代。从相当封闭的文化环境中走出来，求新慕奇相信是很多人都有的强烈意念。“文革”后我开始在大学里讲授“中国当代文学”的课程，那时的“当代文学”地位颇高，负载着传递、表达思想、哲学、感性更新的“时代使命”。求知欲望与唯恐落伍的心理，长时间支配、折磨着我，迫使我不敢懈怠，特别是像我这样资质平庸的人。这种紧张感，直到退休之后，才有所松懈、减弱，也多少放下了那种“创新”的面具意识。

存在主义和萨特的进入当代中国（指的是中国大陆），自然并不始自“新时期”。“文革”前的五六十年代，萨特的一些作品，以及国外研究存在主义的一些著作，就有翻译、出版；但它们大多不是面向普通读者，主要是供研究、参考，或批判的资料的“内部”出版物。萨特和波伏瓦1955年还到过中国。他们的到访，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亲近“社会主义阵营”的和平民主人士、进步作家的身份。50年代，中国当代文学界对法国作家马尔罗、阿拉贡、艾吕雅，对智利诗人聂鲁达的肯定性评价，大致也主要基于这一角度。1955年我正读高中，萨特他们的作品几乎都没有读过，好像只在《人民文学》上读过艾吕雅一些诗的翻译，也读过袁水拍翻译的聂鲁达的诗；最著名的当然是《伐木者，醒来吧！》。萨特和存在主义虽然五六十年代已经进入中国，但当时的影响即使有的话，肯定也相当微弱；好像并不存在着相关思潮渗透、扩散的社会条件和文化氛围。萨特在中国成为偶像式人物，要到“文革”之后。一般的解释是，经过“文革”，人们多少看到世界的“荒诞”的一面，但也竭力试图建立整体性的新秩序和思想逻辑；这样，萨特的存在主义凝聚了那些急迫要“走向未来”的人们的“问题意识”，提供了他们张扬个体的主体精神的情感的、理论的想象空间。另一个并非不重要的原因是萨特在1980年的去世。受到关注的公众人物的去世，自然是一个社会性事件，正像加缪1960年因车祸去世在欧洲产生的反响那样，会更强烈地增加其关注度。中国一些感觉敏锐的外国文学研究者和翻译家，适时地对其著作、学说做了有成效的译介、推广工作，萨特和存在主义热潮的发生便也顺理成章。

我虽然是抱着了解当时被“分配”到“现代派”里面的“存在主义”的初衷，而拿起《鼠疫》的，但作品本身很快吸引了我，在阅读过程中，也就逐渐忘记了什么“主义”。在那个时候，我对加缪的身世知道得很少。《鼠疫》故事发生的地点是阿尔及利亚北部的海边城市奥兰，但当时没有系统读过加缪的传记（况且较完整的加缪传记的中译本当时还没有在大陆出版），因此我不知道加缪就在那里出生，不知道他的童年在那里的贫民窟，在“阳光和贫穷”中度过。不知道二战中法国被占领期间加缪参加抵抗运动的具体事迹。不知道他曾经否认自己属于“存在主义”。不知道他和萨特之间的争论。不知道他接受了诺贝尔文学奖，而萨特却拒绝接受。甚至不知道他1960年1月3日死于车祸，年仅47岁。不知道和他翻脸的萨特在他死的时候写了动人的悼念文章。加缪是属于这样一类作家，他的个人生活、行为和作品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具有无法剥离的“互文性”。面对这样的作家来说，读者在种种背景资料上的无知，在作品感受、理解的“方向”和“深度”上，肯定会有不言而喻的损失。

但不管怎样说，阅读者的接受“屏幕”也不可能完全空白。相信当时的另一些读者也和我一样，会带着某些相同的东西（生活、文学的问题，情感、思想预期）进入他的作品。“自他去世以来”，人们总以“各自的方式，针对当时所遇到的问题阅读过他的作品”。80年代我们的方式和问题，也就是当时社会生活和文学写作的主题，即如何看待当代历史和刚过去的“文革”，以及如何设计、规划未来的生活。因而，《鼠疫》的阅读，在我这里，便自然而然地和当时涌现的大量“伤痕”、“反思”的作品构成对话的关系。这种关系是相互的，中国的“文革”记忆书写有助于发现《鼠疫》的特征；同时，《鼠疫》又影响了我对那些“文革”叙述的认识和评价。

加缪将英国18世纪作家笛福的话置于这部作品的开首：“用另一种囚禁生活来描绘某一种囚禁生活，用虚构的故事来陈述真事，两者都可取。”《鼠疫》是写实方法的寓言故事，它“反映艰苦岁月，但又不直接隐喻战败、德国占领和残暴罪行”。虽然故事具有某种超越性，但读者也知道，它首先是“隐喻”那场大战，特别是战争中的占领和流亡。但问题在于，“文革”与二战之间是否可以建立起一种模拟性的联系？这是个至今仍存在歧见的问题。暂时抛开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论不说，有一点应该是真实的，即“文革”刚结束的时候，这种联系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我记得很清楚，1978年12月，北岛、芒克他们的《今天》的创刊号上，就刊载有德国作家伯尔的文章《谈废墟文学》；刊物编者显然是在暗示可以用描述二战之后的“废墟”、“废墟文学”，来比拟“文革”的历史和对这段历史的叙述。在以历史“灾变”的重大事件作为表现对象上，在近距离回顾、反思历史上，在叙述者赋予自身的“代言”意识上，在同样持有强烈的道德责任和承担姿态上，都可以发现《鼠疫》和当时的“文革”叙述之间相近的特征。我这里说的“近距离”，既是时间上的（《鼠疫》的写作开始于1942，写成和发表于1947，那时战争刚刚结束；读者看到的，是他们“刚刚度过的日日夜夜”），更重要的还是心理记忆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