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存者”的身份意识

虽然《鼠疫》的写作具有明确的“见证”意识，但和80年代不少书写“文革”记忆的作品不同，它对那种“幸存者”的身份、姿态总是持警惕的立场。“新时期”的“文革”叙述中，“幸存者”这个概念并不是一个流行的概念，对它也没有强调的论述；只有先锋诗歌界在80年代后期有过“幸存者”诗歌的提出。但是，这种身份意识存在于亲历者的“文革”叙述中。这种“存在”主要表现为两种情形，一是“文革”后主要以小说、回忆录方式的“文革”叙述，另一种则是在对“文革”期间的“地下诗歌”的发掘和阐释之中。这两种情形都相当普遍。而且，同样普遍的是对这种意识少有警惕和反省。“幸存的意识是如此普遍，幸存的欲望是如此强烈，幸存的美学是如此体面”——这个描述大概不是过于夸大其词。印象中，鲜明地质疑这种身份和美学观念的文章，似乎只有臧棣的那篇《霍拉旭的神话：幸存的诗歌》。虽然文章的论述主要是在当代诗歌美学的层面，不过，“他们对幸存者的形象并不感到难为情，甚至自诩被人称为幸存者”的说法，可能会让有些人有点感到不快，因而在先锋诗歌界内部曾引发反响微弱的争论。

全面地说，如果不应该完全否定“幸存者”身份意识在写作上的积极意义，那么，也不应该对它有可能产生的损害毫无警觉。这种意识、观念在写作上，既表现在为“良知”所支持的提供“见证”的责任感，表现为对美学标准的历史维度的重视，也表现为收集并强化“不幸”的那种“自怜”与“自恋”，表现为将“苦难”给予英雄式的转化。同时，也表现为提升“幸存”经验表达的价值等级，认为在道义上和艺术上，都理所当然的具有优先性，以至认为“幸存”的感受就具有天然的审美性。

在《鼠疫》中，“幸存者”的那种“见证”意识当然也随处可以见到，不过，也可以见到时时的警醒和辩驳。这里，加缪需要同时思考、处理这样的相关问题。一个是如何看待现代悲剧事件、难以置信的特殊历史时间与“生活”之间的关系，在我们生活的年代，如何重新“定义”英雄和英雄行为。另一个问题，是艺术和道德的关系。80年代后期在“当代文学”课上，我说到一些“伤痕”、“反思”作品，里面有曲折人生，悲欢离合，有不幸和痛苦，但是，作品的核心却是“胜利”之后的终结和安定；这是为显示不安状况的句子后面所画上的句号。《鼠疫》的看法和这些作品并不相同，它审慎地处理有关“胜利”的问题。在奥兰的瘟疫结束，城门重新打开，离散、分隔的人们重又欢聚的“解放的夜晚”，人们在礼花中庆祝胜利。但那个患哮喘病的老人说的是：“别人说：‘这是鼠疫啊！我们是经历了鼠疫的人哪！’他们差点就会要求授予勋章了。可是鼠疫是怎么一回事呢？也不过就是生活罢了。”因此，叙述者里厄医生明白他的这篇“纪实”，写的“不可能是决定性的胜利”; “威胁着欢乐的东西始终存在”。对于这样一个关注人的生存状况的作家来说，生活既然并未结束，那么，悲剧和荒谬也仍然伴随。也就是说，他的写作不是要加入胜利的欢呼声，而是让读者看到这样的话：“鼠疫杆菌永远不死不灭，他能沉睡在家具和衣服中历时几十年……耐心地潜伏守候……”因而，在这部小说中，“胜利”不是一个与“终结”有关的历史概念，“幸存者”也不会因为经历了苦难而自动赋予英雄和权威的姿态，特别是这个英雄的“幸存者”为抽象观念和教条所缠身并赋予高度的话。《鼠疫》中写到，假如一定要在这篇故事中树立一个英雄形象的话，他推荐的是那个有“一点好心”和“有点可笑的理想”的公务员格朗，这个义务参加防疫组织，一辈子真诚地为一篇浪漫故事的遣词造句呕心沥血，但写作始终处在开头位置的“无足轻重和甘居人后的人物”。这种推荐，“将使真理恢复其本来面目，使二加二等于四，把英雄主义置于追求幸福的高尚要求之后而绝不是之前的次要地位”。而且，如果谈到亲历事件的“幸存者”的历史角色，前面引述的加缪的话是，“人并非无辜也并非无罪，如何从中摆脱出来？里厄（我）想说的，就是要治疗一切能够治疗的东西——同时等待着得知或是观察。这是一种等待的姿态，里厄说，‘我不知道’”。

至于道德与艺术的关系，这确实是个经常让人困惑的问题。《鼠疫》不是单纯的自娱与娱人的文字，里面贯穿的是为爱而反抗荒谬、非正义，寻找出路的激情和勇气。不过正如罗歇·格勒尼埃说的，不应该忘记加缪“首先想要成为一个艺术家”。他在写作上的不懈怠，精益求精，都表明是在想进入他所说的由纪德作为守门人的那座文学的“花园”。因此，苏珊·桑塔格认为，在表现“道德之美”上，20世纪的其他作家也许更有立场，更有道德色彩，但他们没有能显示出比加缪更多的美和更多的说服力。即使如此，道德美和艺术美还是不能不加区分地混为一谈；因而，“幸存感”也确实不能简单、直接地转化为“审美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