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性化与“新智慧诗”：《现代》诗艺探索之三
《现代》诗的另一个艺术探索，是诗的智性成分的增强。在此探索基础上所产生的“智性诗”，为中国新诗现代性的发展，开拓了新的美学空间。在讨论30年代到40年代初期新诗发展“趋势”的时候，许多诗歌批评与理论家都关注诗与哲理的关系这样一个问题。他们认为，“诗的重要不在特殊的结论而在鼓励沉思”[68]。五四时的说理诗还没有达到这种“沉思”的品格，“譬喻似乎太明白，譬喻和理分成两橛，不能打成一片”，到了30年代现代派诗人手里，才能“以敏锐的感觉为抒情的骨子”。传达的种种人生哲理，因为“是由敏锐的感觉体味出来的，得从深思去领略”，“一般读者只在常识里兜圈子，更不免有隔雾看花之感”。[69]
1936年金克木在“揣测”诗的“几个可能的前途”的时候，提出了三个内容方面的主流：一是智的，一是情的，一是感觉的。而所谓智的，就是“以智慧为主脑的诗”，又被称之为“新智慧诗”。他认为，不同于五四以来的说理诗，不同于卖弄聪明的警句诗，也不同于诗人兼哲学家做的哲理诗，这种新智慧诗“极力避免感情的发泄而追求智慧的凝聚”，“以不使人动情而使人深思为特征”。这种诗是诗人对于人生宇宙的观察有了一种诗人的了解，让“智情合一的东西转化为可见可闻的形象或音响”，“蕴蓄既久，一触即发，发时如情，不能自止”。[70]这种“新智慧诗”，有一种与散文情感传达不同的“非逻辑性”与朦胧模糊的“不可懂”性。
“新的智的诗者第一必须多少知道这新科学光下的新境界。”它构成新诗的一种“真正的僻路”，“然而正因其僻，却适成其为新，而且也无碍其为路的”。[71]“永久的东西，更以我们底新的世界知识来镶了边。”[72]《现代》杂志上的“新智慧诗”，构成的方式，不少是以现代科学的眼光，观察日常生活里的事物，在其中发现启示人生的哲理思绪，用一种隐藏模糊的艺术境界传达出来。这也是过去新诗里面所少见的。戴望舒的《秋蝇》，写的是一只秋蝇的感觉。按照科学讲，苍蝇是有复眼的。戴望舒从一只秋蝇“无数眼睛”的角度，看到木叶各种颜色时的昏眩，在太阳苍茫的色泽中散步的无力，遥远的古旧的声音中沉重的翅膀，一直写到它的面临自己最后的死亡：“木叶，木叶，木叶，/无边落木萧萧下。”
无数的眼睛渐渐模糊，昏黑，
什么东西压在轻绡的翅上，
身子像木叶一般地轻，
载在巨鸟的翮上吗？
在“秋蝇”这样最微不足道的事物中，构成诗的形象和境界，暗示了走向死亡过程中的痛苦是人的生命不可避免的归宿这样的哲理。秋蝇的死亡体验也就是诗人对生命终结的探索。诗里的人对于生死应有的感情色彩已经淘洗成哲人般冷峻思考的理智。它给予人的，不是个人情感的颓丧自白，而是充满理性的人生沉思。
同样是对于人的生命与命运的哲理思考，施蛰存的《桥洞》，着重的是意象的象征功能，乌篷船穿过无数象征命运的桥洞的经历，隐藏了人生各种不平凡的感受。林庚的《独坐》，通过一个阴森的梦境，写出个人寂寞与爱的痛苦。朱湘的《雨》，将茅盾小说《虹》中的人物，与大都市雨天的现实处境，巧妙地纠结在一起，写出对人生命运多变的关注。金克木的《生命》，则直接以对生命的哲学思考为主题，选择各种意象，通过比喻和联想，让个人体味的人生哲理，在一个或一组象征意象的联结中隐隐地暗示出来。全诗是这样的：
生命是一粒白点儿，
在悠悠的碧落里，
神秘地展成云片了。
生命是在湖的烟波里，
在飘摇的小艇中。
生命是低气压的太息，
是伴着芦苇的啜气的呵欠。
生命是在被擎着的纸烟尾上了，
依着袅袅升去的青烟。
生命是九月里的蟋蟀声，
一丝丝一丝丝的随着西风消逝去。
诗里的每个比喻，都暗示了人的生命历程中的一种际遇：从呱呱坠地的诞生，经过命运的飘摇和重压，再到生命的逐渐衰落与最后的终结，自然物象与诗人的感觉融合在一起，用象征的诗的形式，给生命以个人体味到的完整的诠释。诗人金克木的另一首《旅人》，写辛苦旅人跋涉的艰难与寂寞，暗示了对现实生活的不满。最后是诗人对于决意远行的“辛苦旅人”的劝慰：
可别曳了这里的沙漠风
去伤害远方的未婚花鸟！
宁静与冷峻中蕴涵着人生哲理的沉思。也有的诗人，以反讽的抒情调子和方式，传达自己的哲理情绪，给诗带来了更为冷峻调侃的特色。朱湘的《兜儿（Rondel）》，艾青的《病监》，吴奔星的《帽子》，次郎的《1993年10月23日一只苍蝇投水自杀》等，都具有这种反讽的意味。如朱湘的《兜儿（Rondel）》：
像皮球有猫来用爪子盘弄，
一时贴伏，一时又跳上了头；
唯有爱情，在全世界当中，
像皮球。
盘弄它好比盘弄老鼠啾啾——
除开游戏的，爱情还有一种，
狂暴，自私，它要兼吞下灵，肉。
矛盾的是它有圆脸像儿童，
又长胡须；唯有爱情，用温柔
与滑腻遮盖起内心的空洞，
像皮球。
这种抒情姿态与方式的运用，在五四以来以爱情为主题的传统新诗中几乎是没有的，就是在《现代》杂志发表的诗中，也是很少的尝试。它摆脱了传统的正面抒情，以俏皮的讽刺调子，传达了对现代爱情的外在美丽而内在空虚——游戏与自私——的哲理性的思考。这首诗，与孙大雨以讽刺美国大都市纽约城市生活为题材的《自己的写照》、徐志摩通过一段午梦所写的宇宙人生种种贪婪与荒谬的《西窗》等一样，都可以说是受T.S.艾略特的长诗《荒原》影响的结果。朱自清说：“麦克里希文中论到艾略特（T.S.Eliot）曾说道：‘冷讽是勇敢而可以不负责任的语言，否定是聪明而可以不担风险的态度。’冷讽和否定是称为‘近代’或‘当代’的诗的一个特色。”[73]这些诗中对于反讽的自觉运用，是诗人对于新诗“近代”或“当代”性的尝试，则是无疑的。
当然，这种宁静冷峻的表现，在揭示人生的某种启示的同时，也多少给人一种哲学说教的气氛，往往在让人沉思中，或多或少地减少了诗的艺术感染力量。“新智慧诗”探索的优点和毛病，常常是这样交织在一起的。《现代》诗摆脱了呼喊直叫与明白说理，在“智情合一”中达到于客观与冷静中抒情，但“意象派诗及现代派诗多写自然之美及田园之趣”，现代派诗里多的是“深痛的失望，和绝望的悲叹”，仍然是智性诗方面的初步探索与尝试，还是不完全自觉的追求和成熟的创造。倒是没有在《现代》上发表诗歌而仍属于“少数的前线诗人”的卞之琳，在这方面探索与创造的成绩，在当时达到了更高的境界。
这种诗的智性化趋向与“新智慧诗”的探索，是《现代》诗歌的美学追求与世界现代诗最新走向趋同的一个结果。在20世纪初叶，西方现代派诗最高成就的代表T.S.艾略特，就是智性诗的倡导者。他从英国17世纪“玄学派”诗人的创作中，发现了一种古典的冷峻的哲学思考和陌生化的比喻方式。他提倡诗人的抒情中要“放逐个性”，实际上并不是不要诗人的创作个性，而是通过象征的“客观对应物”，用冷静的抒情代替浪漫的感伤，让诗人的个性在现代性的抒情中得到更深层的呈现。《现代》杂志对于T.S.艾略特代表的创作潮流，一直给予很大的关注；创刊不久，就发表文章介绍T.S.艾略特，说他所编的有名的《尺度》杂志，“在文学上和思想上占着重要的地位”，他“曾经做过理智主义文学批评的指导者”。[74]《现代》第2卷第3期上前面刊出的《作家之手》四张照片中，就有“华贵的手 美国诗人爱利亚特”的照片一枚。在一篇译介文章里说：“他的名声，跨于两国；乃是新诗派中最重要的巨星。”他的《荒原》“从发表的1922年以来一直在英国诗坛保持着中心的兴趣，而至于今日。”以T.S.艾略特为“枢轴”的英美新兴诗派，乃是“知识的，物质主义的”，“它的态度乃是非常地理智主义的；并具含有着冷彻的科学精神的”。“近代派决然地抛弃浪漫主义，而持了古典主义的态度。”“近代派的态度，结果变成了非常主知的。他们以为睿智（Intelligence）正是诗人最应当信任的东西。他们以为，在包在我们周围某种漠然的感觉和感情的世界，换言之，即潜在意识的世界——这些黑暗之中，像探海灯一般地放射睿智，而予这混沌的潜在的世界以明晰性，予这混沌的、潜在的世界以方法的秩序，便是现代知识的诗人应该做的纯粹的工作。”[75]
施蛰存称T.S.艾略特是“现代美国最伟大的”诗人，因为艾略特在1927年加入了英国籍，所以“美国文学专号”没有专门介绍，而“预备在‘英国文学专号’中介绍他”[76]。实际上，在“现代美国文学专号”中，已经对艾略特做了简略介绍和高度评价。邵洵美就在介绍以艾略特及《荒原》为现代主义代表的诗潮时说：“桑德堡不过是改换了字汇；意象派不过改换了表现的态度，林德赛（Vachel Lindsay）、邦德等不过是改换了题材，只有现代主义的诗才改换了一切（改换了一切）！”称他们是文学上的“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是“超越时代的诗人”。艾略特就是他们的代表：“全历史是他们的经验，全宇宙是他们的眼光。”艾略特的“最伟大的作品”《荒原》，“给予一切以一个新的解释”。它阐释了现代人“在现代文化中生存的态度”，这是一种大战之后艾略特式的“幻灭的叙述”：“太容易的死亡，使他们对现实生活绝望；于是进而推求事物的永久性质：所以像爱里特的作品，我们可以说是对过去的历史，可以说是对现在的记录，也可以说是对将来的预言。”[77]这部诗作所包含的宏大的哲理与艺术传达的完美结合，宇宙意识与批判精神的深刻意义，给中国现代派诗人以很深的启发。卞之琳、何其芳等都曾经自述自己的诗歌创作与T.S.艾略特的精神联系。戴望舒对艾略特的《荒原》有特殊的钟情。他回国后与友人在上海编辑《新诗》杂志的时候，就立意将《荒原》介绍给中国的诗坛，在清华大学读书的女诗人赵萝蕤，当寄新诗给戴望舒发表的时候，“没有料到他约我翻译艾略特的《荒原》，一首当时震动了整个西方世界的热得灼手的名作”[78]。
赵萝蕤下苦工夫翻译这部震撼世界的名著并于1937年出版，与中国读者见面，“不但有其本身上的重大意义，而且使我大大地感触到我们中国新诗的过去和将来的境遇和期盼。正如一个垂危的病夫在懊丧、懈怠、皮骨黄瘦、色情秽念趋于灭亡之时，看见了一个健壮英明而坚实的青年一样”。《荒原》将欧战以后人类的打劫中的“隐痛深创”做了“恳切热烈而透彻的一次倾吐”，此诗之出，“几乎震撼了全世界，以后的诗人都逃不掉艾略特的影响”。[79]这种对《荒原》的高度评价和以《荒原》为新诗现代性探索借鉴的迫切心境，反映了当时中国新诗人中这样一种普遍性的艺术渴求：不满于新文学和新诗“对国外文学的认识的永久的停顿”，而发现作为“新的势力的先锋”的美国文学所表现的那种“活泼的青春气象”与“自由主义的精神”，是创造途中的新文学和新诗的“最好的借镜”。[80]而这“借镜”的艺术侧面之一，就是对于西方现代派诗潮重视诗的智性与哲学的趋向的关注。施蛰存在《现代》译介美国现代女诗人巴伯特·陶逸志（Babette Deutsch）的被他称为“有许多很好的对于诗的见解”[81]的一篇文章、讨论现代诗的趋势时强调了哲学的意义，可以说是透露了这个信息。该文说：“哲学会养育着诗歌，而诗歌又会养育着民族藉以生存的那种幻想。华滋瓦斯（Wordsworth）要把自己底人生观、宇宙观，和社会观装进诗里去，这种野心，到那时候便不再是不可能达到的，而且竟可以成为每一个严肃的诗人底基本工作。……久已被忽略的‘宇宙’诗，到那时候也许会从新繁盛起来。”夏芝（W.B.Yeats）已经为自己演化了一个充满着魔术与神秘的“错综的‘体系’”，鲁滨逊·杰弗斯（B.Jeffers）的诗里，可以发现一个大到“尽够写一首极长的哲理诗的宇宙底幻想”。他们这一类诗人的作品，给我们以“‘某种真实的，但还在等待着发现……能够给予一切经过的事物以意义，但它本身却是不可理解的……这东西的幻影。’将来的诗歌说不定会更密切地去接近这个幻影，大概也不是不可解的事吧”[82]。翻译文章的内容，不等于译者自己的观点，但译者的关注眼光和有意选择，又常常蕴涵着一种提倡的旨趣和趋向。《现代》杂志对诗歌的智性化与“新智慧诗”的探索，其艺术借鉴的资源，由此也更可见一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