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青铜铭文——选定毛笔

青铜在人类文明演进中占据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它取代了石质材料，提高了人类物质生产能力，改善了生存的境况，推动了社会形态的演进。其划时代意义在于阶级、国家成了“青铜时代”的基本内涵，而文字的发生，也正是在阶级、国家形成后才有了确定的意义。在某种程度上，青铜自它诞生之日起，便在不断塑造汉字发生、演进的历程，同时也使得书写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毛笔这一中国文化主要的书写方式在至今尚存的大量青铜器物中凸显了出来。

由铜与锡为原料的青铜，在殷商、西周、春秋战国时期是一种标志新时代生产力的物质。但是，实际上它很少用于实际的生产领域来改善劳动生产的条件。用来制作祭祀的彝器是它的主要用途。祭祀是古人生活中的头等大事，铸造青铜器或者是因为器主为朝廷立了大功，受到国君的赏赐；或者是因器主继承先人爵位受国君册封；或者是因器主大胜敌军缴获了大量青铜兵器等，于是青铜成了荣誉的显耀，同时也成了祭祀祖先的神圣器物。

与青铜器的这种用途一样，青铜器上铭文铸刻也是作为朝廷立功、继承爵位、获得赏赐的记载。青铜器铭文是在郑重庄严的场合，以复杂的铭铸方式现身在青铜器上的，承担着重大事件的纪念任务。所以在铭文的书写上必须毕恭毕敬，战战兢兢，神圣其事，追求理想的书写效果。甲骨文的书写是经常性的活动，虽然它是占卜用的沟通人神的神圣的书写，但会有一定的速度要求，因此也就无暇过分讲究字形的完美，而往往显出一种活泼、随意的书写美。但是金文要求的典雅规整的形态，正反映出它至高至尊的地位和得天独厚的条件。

作为呈现在青铜器上的文字，金文的书写条件无疑是非常特别的。青铜器是铜锡原料经过高温加热而后范铸而成，与之相应，青铜器铭文一般也是铸出来的。

关于“铸”这种书写方式，郭沫若先生在《中国史稿》中做过一番颇为具体的描述：铸造器物先做成范模，即用红土形成要铸造的器物形状，以朱笔画好花纹。花纹的凹入部分用刀雕刻出来，凸出部分则以泥琢好以后贴上去。在殷墟的窖穴里，曾发现有尚未雕完的圆壶、方卣、方彝等器物的泥塑模型。模型做好后，再依据模型做出各式各样的陶范，再细加修饰，才供使用。这时所说的“花纹”，包括铭文在内。青铜器上铭文的附着空间，相对同时期的甲骨而言要宽裕得多，早期青铜器铭文的文字数量都很少，这样削减了书写效率的压力，书写者可以专注于文字形态视觉效果的创意。而较大的容字空间与较少的文字数量则既为这种创意提供了用武之地，又对这种创意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于是选择适用的书写工具是铜器铭文书写的当务之急。

青铜器专家马承源先生指出：“铜器铭文是按照墨书原本先刻出铭文模型再翻铸造出来的，由于商周时期青铜铸造技术精湛，铭文字迹一般都能够在相当程度上体现出墨书的笔意。因此，我们所讲的铜器铭文的书体演变和书法艺术，实际上也是商周时期墨书的书体演变的书法艺术。”其中毛笔的表现形态展示得十分丰富，许多笔迹属于出锋，间用肥笔，有提按轻重的变化，波磔的现象也非常明显，而被称为“波磔体”。更有一些代表性的巨制，如毛公鼎、虢季子白盘，笔迹圆润，笔势匀称，线条刚劲，字迹优美，呈现了毛笔书写的崭新风格。

刘志基先生十分正确地指出：“较少文字要填满较大的着字空间，字形自须较大，笔画则当加粗，于是柔软的毛笔便成为最适当的选择。”这是其一，其二：“金文铭铸的第一道工序，就是泥范上摹写字形时，作为刻范的依据。很明显要在柔软的泥范上留下字迹同时又不损坏范面，硬笔是不合适的，毛笔是一种自然选择。”

这就是我们现在还能看到的毛笔在汉字书写中的最早迹象之一。刘志基先生从中国文化背景和工艺制作角度所论述的毛笔书写文字的成因使人信服。他还进一步提出：“甲骨文金文虽然就发生时间的早晚来看难分伯仲，可以并称目前所见最早的汉字材料，但就历史的跨度来看，金文的长度要远远超过甲骨文。特别是在西周时段，金文几乎是唯一成规模的有实物文字材料。”据此我们有充分理由认为：如果说甲金文字并存的殷商时代汉字的书写工具还在软笔和硬笔的选择之间摇摆不定，那么金文更长久的生命力则在很大程度上最终奠定了毛笔在后世汉字书写历史上的主导地位。

同样属于金文类型的“族徽文字”，充分地显现了汉字的原始文字性质，而柔软的毛笔富于无穷变化的潜力也在族徽文字中得到了最充分的表现。

族徽文字的渊源与原始的图腾崇拜有着不容分割的联系。图腾崇拜与后继的尊亲观念相结合，导致了族徽文字营构的最大虔诚。作为一种浸透着宗教、巫术意义的符号，族徽文字在殷周人的心目中，绝不仅仅是一种普通的语言或概念代码，它与它所代表的那些神圣的对象是互渗为一体的，无法分出彼此。因此，图腾或先祖神灵的荣耀、光辉、功德、恩泽、威严等必须由族徽文字本身得到充分的展示。

作为一种徽记或标志，族徽文字一般没有记事的功能，这一方面取消了它记述事情传达意义的可能，另一方面又摆脱了语言交际对文字构形的束缚，从而使族徽文字的书写必须具有更多的自由，并且可以着意于文字视觉的形态的经营。这也就决定了族徽文字形态与一般文字的差异。这种出于宗教、巫术信仰的文化氛围之中的族徽文字，它所表现的意义往往承担着社会群体的集体意愿，是为满足当时人们的基本欲望的一种创造，而不是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审美目的创造。族徽文字所具有的那种无可名状的凝重、威严与神秘，往往是用形式表现出来的。这种强烈、夸张、具有视觉冲击力的形态，本身就有它的某种意义，或许是直接与神灵的沟通效果，这与能否获得祖先福佑具有直接的关系。

族徽文字要表达如此丰富的内涵，就需要在构成形态上充分发挥文字书写的潜能。由此可知，柔软的毛笔也就又成了族徽文字书写的最佳选择。细审族徽文字用笔，不难发现软笔生奇的潜能获得了充分的发挥：中锋行笔已成定则，所以笔力灌注点画首尾，力能扛鼎；充分发挥软笔书写的粗细变化，以线面构成错落，以重顿轻挑形成对比；在忠实于描摹客观物象的同时，恰到好处的弧曲之线更增加了视觉的美感。这些都充分展现了毛笔书写的审美创造和自由，具备了十分丰富的美学内涵。

青铜铭文和族徽文字对软笔的选择，在汉字书写艺术上发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其意义在于：毛笔富于无穷变化的潜力，它的挥运较之硬笔（包括雕刀）书写，具有无可比拟的创造自由，而这种自由又无可避免地启发着书写者对用笔艺术的深切体悟。于是，金文类型的书写笔画从一开始就成为一种真正的线条艺术表现，具备了极为丰富的美学内涵：块面，波磔，粗细，方圆，都在金文书写中成为可被随意组合的美学元素。

晚商记事铭文的用笔在殷商中期族徽类少数字铭文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记事的要求，削弱了文字对绘画的依附；物象的可依凭性的减弱，增强了构字线条本身视觉审美的独立意义。毛笔的潜能在这种客观需求的促使下逐渐发挥了出来：两端锋锐、中间肥硕的线条波磔生辉；线面互见则更充分显现出毛锥的特殊风致；用笔区分方圆，并使方圆互济丰富了线条的表现能力。

到了周代，铜器铭文进入了它的全盛期。周公制礼作乐冲出了殷人“事鬼神”的藩篱，走向了礼乐教化的广阔天地。训诰、册命、追孝、约剂、律令、诏令、乐律等复杂铭辞内容，极大地增加了铭文数量，于是便出现了字数多达497个的《毛公鼎》之类空前绝后的鸿篇巨制，这样又塑造了周代金文的特有面貌。从书写角度来看，其用笔中含内敛、首尾如一的婉丽线条成为唯一选择，块面形态及波磔肥笔被淘汰出局。从章法上看，由于字数增加而更加注重行气规整、纵横有度。在结体上，构字部件通常保持独立的视觉平衡，由各自独立的部件组合成字而达到另一层面的视觉平衡。这种种表现呼应着周人崇尚理性、秩序的人文意识。毛笔的使用至此已经成熟，开始在由文字符号系统为主流的中国文化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