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中国毛笔的发展历程（中）
——魏晋、隋唐、两宋
第一节 韦诞与魏晋制笔
自秦汉时期毛笔的形制基本确立，其制笔工艺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以后，三国时期韦诞又将制笔工艺向前作了推进，并做出了经验总结。
毛笔自秦代基本定型后，到东汉末，魏晋时期便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转变，那就是兼毫笔的出现。自东汉始，研究书法的笔法，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这当然是制笔工艺的发展所带来的结果；反过来，笔法的深入研究，促使了制笔工艺的精进。蔡邕在他的《笔赋》中就提出：毛笔的制作应该“新故代谢”，以适应书法发展的状况。成公绥所著《弃故笔赋》中也记载了这种新型的笔制：“采秋毫之颖芒，加胶漆之微烟；结三束而五重，建犀角之玄管。”这说明汉魏时期，人们已经很重视笔头的用毫。当时闻名遐迩的制笔名家张芝和韦诞，在中国制笔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张芝，字伯英。善草书，被后世誉为“草圣”。在精研笔法的同时，也善制笔，相传他是用笔锋强劲的鼠须笔作书的。张芝在练习草书时将家里的衣帛先书写再洗去染色，并且还喜欢用缣素和纸来写。其体势一笔而成气脉联通、隔行不断。衣帛、缣素和纸的吸墨性强，篇幅也大，而且是写连绵草书，传统小笔是难以胜任的。于是对毛笔进行了改良，以适用于写新草书。张芝有许多弟子学写草书，风靡一时，形成了一个流派，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笔、纸、墨的改进为今草这种新书体的产生提供了物质条件。南齐萧子良赞曰：“伯英之笔，穷神尽意。”并将张芝笔、左伯纸、韦诞墨并举为三绝。
韦诞，字仲将，三国魏京兆（今陕西西安）人，是一位多才多艺的能人。他作为当时中原书家的佼佼者，对书写用笔、墨、纸都极为讲究。他是制墨能手，又擅长制笔，人称“韦诞笔”，并著有《笔经》一卷问世。然而《笔经》中并未具体介绍制笔方法，倒是北魏贾思勰在《齐民要术·笔墨》中有详细的记载：“先次以铁梳兔毫及羊青毛，去其秽毛，盖使不髯茹。讫，各削之，皆用梳掌痛拍，整齐毫锋端、本，各作扁极，令均调平好，用衣羊青毛缩羊青毛，去兔毫头下二分许，然后和扁，卷令极圆。讫，痛颉之，以所整羊毛中，或用衣，中心名曰笔柱，或曰墨池承墨。复用毫青衣羊毛外，如作柱法，使中心齐，亦使平均，痛颉。内管中，宁随毛笔直者使深，宁小不大，笔之大要也。”此段文字颇有讹误或脱漏，观其大意可知，韦诞制笔以兔毫和青羊毛为主，兼而用之，并以青羊毛为笔柱，可说是早期的兼毫笔。文中的“或”，《文房四谱》与《事类赋》均引作“截”。下文“中心”，《文房四谱》引作“笔心”。“中截”是取羊毛的上段，作为裹覆（“衣”）笔心之用。这样，作“或”或“截”，在做法上有差别，作“或”是或然之词，可以这样，也可以不这样。作“截”，这肯定是四层做成的笔：最内层是羊毛，次层是兔毫，三层是“中截”的羊毛，最外层仍裹以兔毫。《文房四谱》卷二引晋成公绥《弃故笔赋》:“结三束而五重。”梁同书《笔史》引黄庭坚《书侍其瑛笔》:“宣城诸葛高三副笔，锋虽尽而心故圆。”引宋晁说之《赠笔处士屠希诗》:“自识有心三副健。”“心”指笔心，“副”指外覆的“衣”，“三副”即三重“衣”，“圆”、“健”都是笔的“四德”之一。所称“有心三副”，正是四重的笔。据此看来，韦诞可能是“三副笔”创始人。《文房四谱》引改为“中截”是有依据的。事实上，我国的兼毫笔工艺也正由此产生，并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得到了完善。
《齐民要术·笔墨》中的上述文字，还介绍了韦诞制兼毫笔的具体工艺过程：选毛，拍毛，整齐，卷裹，然后分层匀扎，装套等，反映了当时较为先进的制笔工艺流程和特色。由于书法艺术的发展，在讲求笔的实用的基础上，开始注重笔头制作中毫毛的配伍，韦诞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在此基础上，两晋时期的兼毫笔制作以及整个制笔工艺有了很大提高。当时笔的种类很多，而且工艺水平也较前有所进步。
两晋制笔讲究，傅玄《笔赋》云：“简修毫之奇兔，撰真皮之上翰；濯之于清水，芬之以幽兰。嘉竹挺翠，彤管含丹。于是班匠端力，良工逞术；缠以素枲，纳以玄漆；半约得中，不文不质；尔乃染芳松之淳烟兮，写文象于纨素。”
说明了当时制笔除了考虑实用，适宜书写，还非常注重装饰。
同时，制笔工艺在毫毛选采、配伍及技术上又有提高和改进。大书家王羲之熟知制笔法，著有《笔经》，曰：“凡作笔须用秋兔。秋兔者，仲秋取毫也。所以然者，孟秋去夏近，则其毫焦而嫩；季秋去冬近，则其毫脆而秃。惟八月寒暑调和，毫乃中用。其夹脊上有两行毛，此毫尤佳。胁际扶疏，乃其次耳。”反映了当时制笔对采毫、选毫的要求很高，认为只有赵国的兔毫才中用，“赵国平原广泽，无杂草木，惟有细草，是以兔肥；肥则毫长而锐，此则良笔也”。
采选毫毛后，则“以纸裹石灰汁，微火上煮令薄沸，所以去其腻也”。制作时，先将种种毫毛按需要进行配伍、整齐、分类、扎头，然后安装。安装时要“裁令齐平，以麻纸裹柱令治；次取上毫薄薄布柱上，令柱不见，然后安之”。毛笔制成后，又须“蒸之令熟三斗米饭，须以绳穿管，悬之水器上一宿”，然后可用。从这些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晋时制笔已比韦诞所处时代的工艺要求更高，也更精细；对毛笔性能的条件也已十分严格。《笔经》又曰：“世人咸云兔毫无优劣，笔手有巧拙。”说明对笔工的制笔技艺也高度重视。
两晋在制笔方法上也有明显的改进，具体的操作内容为：“桀者居前，毳（短毛）者居后，强者为刃，要者为辅，参之以蔴（麻的纤维），束之以管，因以漆液，泽以海藻，濡墨而试。直中绳，曲中钩，方圆中规矩，终日握而不败，故曰妙笔。”一支好笔，既要在书写中合规矩，即在快速书写过程中，准确地把使、转、翻、折笔法没有遗憾地表现出来，又要使线条有力度，“直中绳，曲中钩”，这才是妙笔的标准。这既是对制笔过程的精辟概括，又反映了当时制笔中的先进工艺标准。这种精工制作的毛笔，既是当时汉字笔画变形及绘画技法发展的需要，同时，又反过来对书法与绘画笔法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魏晋南北朝时毛笔的制作已很精良，对笔毫的成分、笔管的制作都十分讲究，并对其性能也有特殊的要求，以适应不同书写的需要，尤其是书家的书风各异，对笔毫及其制法自然有不同的要求，于是促进了制笔的发展与改进。
这时用做制笔的毫料已十分多，不仅有兔、狼（黄鼠狼）、羊、鼠、鸡、鹿、獾等兽毛做毫，甚至人发、人须、胎儿发都用来做笔。唐段成式《酉阳杂俎》记：“南朝有姥善制笔，笔心用胎发，萧子云常用之。”王羲之《笔经》中记有人发为笔之法：“用人发抄数十丛，杂青羊毫并兔毳裁令齐平，以麻纸裹柱根，上毫薄薄布柱上，令柱不见，然后安之。”
由于对毫料的讲究，兔毛成了魏晋以后制作笔毫的首选材料。晋代安徽宣城出产一种紫毫笔，笔锋尖挺耐用，享名于世。这时已有制笔名工宣州陈氏和诸葛氏的制笔法闻世。
这个时期的笔毫和笔管的联接还多是用捆绑式的，一般是将管之一端劈成4至6片，将笔头夹住，然后牢固。笔头用秃，可拆下笔头另换新毫。所以有“易柱不易管”的说法。传说智永在湖州善琏永欣寺习书，三十年不下禅楼，退下的笔头满十大，将之埋于地下，号为“退笔冢”。
世传王羲之写《兰亭序》用鼠须笔。李时珍《本草纲目》中说：“世所谓鼠须，栗尾者是也。”实际上鼠须是松鼠尾毛。但古书对鼠须、栗尾同时有载，似并非一物。也有说是在毫毛中加进几根鼠须以增加峻利之力。王羲之《笔经》说：“世传钟繇、张芝皆用鼠须笔，锋端劲强有锋芒，余亦未之信。夫秋兔为用，从心任手；鼠须甚难得，且为用未必佳，盖好事者之说耳。”此说表明王羲之对鼠须笔是有怀疑的。但《笔经》非王羲之所撰的可能性很大。鼠须笔到底是怎么回事，此事实难以考之。
关于“鼠须笔”，台北学者何炎泉先生有一段论述值得重视。他说：
诸葛氏的散卓笔根据黄庭坚的说法，笔心是以栗鼠尾所捻成，其余的毫毛为紫毫。梅尧臣提过他曾改良诸葛笔，于“飞鼠”尾外，特别引进“仓鼠须”来制作“鼠须笔”。由于梅、黄二人所论都是宣城诸葛氏的散卓笔，故“飞鼠”与黄庭坚的“栗鼠”应为同种动物。据北宋人陆佃（少从学于王安石，熙宁三年擢甲科）：
鼬鼠，健于捕鼠，似貂，赤黄色，大尾，今俗谓之鼠狼。广雅曰：“鼠狼，鼬是也。一名
。”庄子所谓“骐骥骅骝”，捕鼠不如狸犭生。今栗鼠似之，苍黑而小，取其毫于尾，可以制笔，世所谓“鼠须栗尾”者也。其锋乃健于兔。栗鼠，若今竹
之类。盖鼠食竹，故曰竹。
可知当时用来制笔的栗鼠与鼠狼相近，但体型较小且颜色苍黑，与当时的竹为同一类动物。
宣城诸葛氏的栗尾散卓笔经过梅尧臣的改造，引进苍鼠须之后，率先受到杜衍及蔡襄等人的喜爱，此笔即是他们所称的“鼠须散卓”、“鼠须”、“鼠须栗尾”笔。帖中被蔡襄称为“大佳物”的“散卓”，当然不会是一般的散卓笔，应是最负盛名的鼠须笔。蔡襄笔下的“河南公”可能是梅尧臣，因他确实曾经赠蔡襄鼠须笔，且任过河南主簿。
这种“鼠须笔”古已传之，是最负盛名的，而且锋毫比兔毫强劲。何炎泉先生所论虽是北宋之笔，但由于考辩详尽，使我们对鼠须笔的认识有了一个基本的参照。
但是在主要笔毫材料——兔毫质量不佳或者某些地域缺少兔毛等情况下，开始用鸡毛、鹿毛等作为代用品。“江表少兔，往往商贾赍其皮南渡以取利，或以鹿之细毛为之者”。故晋王隐《笔铭》云：“岂其价笔，必兔之毫，调利难秃，亦有鹿毛。”西晋张华《博物志》:“岭外尤少兔，人多以鸡雉毛作笔，亦妙，故岭外人书札多体弱，然其笔亦利其余，至水干墨紧之后，卷然如虿焉。”在这样的情况下，扩大了笔毫材料的选择范围，使制笔业获得很大发展。笔毫种类的变化对书法的风格也有所影响。
宋代米芾《笔史》云：“晋右将军会稽内史王羲之《行书帖》真迹……是竹丝干笔所书。”用竹制纤维加工制成的竹丝笔，晋人多有制作，盖崇竹尚清文化观念所致，后世百代相沿。宋玉珂《玉楮集》中有《试庐陵贺发竹丝笔》诗云：“此君素以直即名，延风揖月标颤清。何人心匠出天巧，缕析毫分均且轻。居然束缚复其始，即墨行朱封管城。”但因工艺繁杂，制作难度高，只是文人偶尔为之，几至失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