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何在，法律何为？

疏忽和被吸引，是展示和掩饰法律的方式。它展示的是退隐——法律正是通过退隐来掩饰自己。最终，在隐藏法律的光芒中又吸引法律。

如果法律是不正自明的，而且处于核心位置，法律将不再是法律，而是意识甜蜜的内在性。另一方面，如果它在文本中出现，如果在一本书的字里行间译解它是可能的，如果它处在能被查询的登记册中，那么，它将具有外部事物的牢固性——遵守或者违背它将成为可能。那么它的权力将归于何处，它依靠什么力量和声望获得尊重？事实上，法律的在场就是它的隐藏。权威地讲，法律常在城市、公共机构、行为和姿势中出没；一个人无论做什么，无论秩序混乱、粗心大意到何种程度，法律已经显示了它的威力：“在每一刻，房子都排列得井然有序。”放任自由不足以妨碍法律；你可能会认为你已经远离了法律，能够从外面观察它的运作。你相信能够从远处读懂它的法令，而且这些法令只适用于其他人；此时此刻，就是你最接近法律的时刻；你让法律传播，“努力实施公共法令”。然而，永久的展示永远不能阐明法律说什么或者所想要什么——法律不是行为的原则或内部规定。它是包裹行动的外界，由此把这些行动从所有的内在性那里消除；它是超越行动边界的黑暗：没有人知道，包围着行动的空虚把行动的奇异变成宇宙单调乏味的灰色，并且在它们周围打开了忧虑、不满、热情倍增的空间。

关于僭越。不激怒法律，不追赶其至隐秘之处，也不断然地更进一步进入它总是退隐于其中的外界，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个人如何知道法律，真正体验它，如何迫使它进入眼帘，清晰地实施它的威力，让它说话？除非法律已经变成了其对立面，即惩罚，不然一个人如何看到它的不可见性，毕竟，惩罚仅仅是自己身旁被超越、被激怒的法律。但是，如果违法者的武断行动就能招致惩罚，那么法律就将处在他们的控制之下：他们就能够触摸它，让它任意出现；他们就变成了法律阴影和光芒的主人。这就是为什么僭越竭尽全力超越禁令从而有意把法律吸引到自己身边的原因；它总是屈从于法律本质性的退隐所具有的吸引力；它固执地进入一种无法战胜的不可见性的开口之中；它疯狂地努力让法律显身，从而能够用自己发光的脸崇敬它、赞许它；它最终所作的是在它薄弱之处重新加强法律——这薄弱即是夜晚的光，即无法征服的，无法触摸的实体。法律是每一种姿势必须接近的阴影；它自己是前行姿势的阴影。

《阿米娜达》和《高处》形成了折合式双连画，两者分别分布在法律不可见性的两侧。在前一部小说中，托马斯进入（被吸引，被呼叫，可能是被选择的，尽管被限制跨过许多禁入的门槛）的陌生的寄宿公寓似乎屈从于一部未知的法律——它的接近和缺场被敞开的门持续地记起，并且被分配空白的巨大车轮或者无法破译的命运，以及顶楼的悬垂部分所禁止，而这吸引力起源于悬垂部分，匿名的秩序也从此跌落，但是没有人可以接近它。一些人决定追踪法律进入它的巢穴的那一天就是他们感受到他们身处之地单调乏味的那一天，同样也遇到了暴力、血、死亡和坍塌，最终是顺从、绝望和主动的、致命的从外界的消失；因为法律的外界是如此难以接近，以至于任何试图征服和了解它的人都不会遭受惩罚——这是由于惩罚是最终受到限制的法律——而是陷入外界的外界，陷入一切最深远的遗忘。“仆人”服务什么——仆人就是那些警卫和服务员，不像“寄宿者”一样，他们“属于这所房子”，并且必须代表法律，实施它，以及默默地屈服于它——对任何人而言都是不得而知的，甚至对他们自己而言也是一样。（他们服务这所房子或者客人们的意志吗？）据说，他们甚至可能是先前的住宿者，后来变成了服务人员。他们同时具有热忱和冷漠，醉态和专注，睡眠和不知疲倦的活动，邪恶和关心的孪生角色：掩饰隐藏之物，展现隐藏之物。

在《高处》中，法律自己（在一定程度上像《阿米娜达》中的顶楼，与其他任何法律一样具有单调乏味的相似性和精确的同一性）在基本的隐藏中显示出来。亨利・索格（“在乎”法律，法律的“在乎”：一个人对法律感到担忧，并且法律也忧虑那些已经处在法律庇荫下的人，甚至，尤其是当他们想要逃避法律时）是一个官僚。他在市政厅极重要的统计部门工作；他只是奇特的机器上的小齿轮，这台机器将个体的存在变成了机构；他是法律的第一个形式，因为他把每一次出生都变成了档案。但之后他放弃了职责（但这是真的放弃吗？他去度假了，并延长了假期——非正式的，这是真的，但却与管理部门合谋，心照不宣地安排了这种基本的懒散），这准退休状态——它是因还是果呢？——足以把每个人的生活方式打乱，并且为了死亡而发动一场统治，这统治不再是市政登记这样的分类统治，而是像流行病蔓延那样不名誉的、传染的、匿名的统治；这死亡不是减少或确认的真正死亡，而是薄雾蒙蒙的停尸间，在那里没有人知道谁是医生谁是病人，谁是警卫谁是受害者，无论是监狱还是医院，是安全的房子还是邪恶的要塞。所有的水坝都已决堤，一切都溢出了坝界——水位不断上涨的王朝，有问题的潮湿的，渗漏着的，溃疡的和呕吐着的王国——个性的消失；流汗的躯体融入了墙体；没完没了的尖叫制造的噪音穿透了捂着它们的手指。然而，索格离开了国家机关，在那里他曾负责安排他人的生活方式，他不会僭越法律；相反，他迫使法律在他放弃职位之处显示自己的存在。事实上，这样的行动提升了法律，通过这样的运动他抹除自己异常的存在，并把它从法律的普遍性中消除；通过这样的行动，他服务于法律，展示了法律的完美，“效劳”于法律，然而同时又把法律与自己的消失联系在一起（一定意义上，这种联系就是以布克斯（Bouxx）和多特（Dorte）为典型的僭越生活方式的反面）；他已经和法律合二为一。

法律只能够通过退隐来回应这种挑衅——不是通过退入更加深沉的沉默，而是通过保持自己的身份不变。一个人当然能够投入开放的虚空中——阴谋能够孵化，蓄意破坏的流言能够扩散，纵火和谋杀能够替代最郑重其事的秩序；当法律正好覆盖那些试图推翻它的东西时，此时此刻，法律的秩序至高无上。任何为了建立新秩序、再次组织治安力量、建立一个新国家从而反对法律的人，只会遭遇法律沉默的、无限合适的欢迎。法律不会发生变化——它一劳永逸地沉入坟墓，并且法律的每种形式只是没完没了的死亡的变形。索格戴着来自古希腊悲剧的面具——他有一个像克吕泰涅斯特拉一样危险的又令人同情的母亲，一个死去的父亲，一个在她哀悼时无情的妹妹，一个独断专行又狡猾的公公。他是投降了的奥列斯特斯，这个人所关心的是逃避法律的制裁，使自己更好地屈从于法律。因为他坚持生活在瘟疫肆虐的地区，他也是一个同意在凡人中死去的神，但却不能够成功死亡，也不能兑现法律的诺言，因而创造了由最意味深长的尖叫出租的沉默：法律何在，法律何为？借助新的变形或者再次陷入自己的身份，当他被一个与他的妹妹极其相似的女人承认、命名、指责、崇敬、嘲笑时，在那一刻，他，每一个名字的拥有者，被转变成了无法命名的事物，不在场的缺场，空虚无形的在场和在场无言的恐惧。但是，上帝之死可能是死亡的反面（一种耻辱的柔软并且污秽的事物为了全部的永恒性而抽搐着）；他杀死她的姿势最终解放了他的语言——比起法律“我讲话，我现在正在讲话”而言，这种语言没有更多要说的了，而且在语言沉默的外界中被它的宣言这一简单的事实无限地延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