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编 中国散文
第一章 史传之文与诸子之文
从言辞到文章
从直书到叙事
百家争鸣
诸子遗风
一部中国文学史，是在先贤的创造与后辈的阅读中共同完成的。没有庄周的汪洋恣肆、班固的法度谨严，也就没有充满魅力的《庄子》和《汉书》；反过来，《庄子》、《汉书》的千古流传，又有赖于后世无数读者的诠释与模仿。谈论中国散文的起源与发展，不能不考虑唐、宋、明、清乃至近世文人学者的选择。之所以从唐代说起，就因为自韩愈发起古文运动，历代文人大致认可其对秦汉之文与魏晋之文的区别。正如清人方苞在其所编《古文约选》的《序例》中所说的：
自魏晋以后，藻绘之文兴，至唐韩氏起八代之衰，然后学者以先秦盛汉辨理论事质而不芜者为古文。
没有注重藻绘的骈文，也就无所谓“质而不芜”的古文。对古文、骈文的界定与评价历来天差地别，但“八代之文”不同于“秦汉之文”，这点一般不会有异议。
韩愈的“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主要还是追求因文而及道；柳宗元之取法五经并参照孟、荀、庄、老，着重点已由明道转为论文。
唐宋以下，古文蔚为大观，“追踪秦汉”因而成了取法其上的标志。也有人主张模仿韩柳而不是《左》、《史》，可那是因为秦汉之文如远隔大海的蓬山绝岛，非唐宋文作舟楫不能到达。对于明清文人来说，六经子史不但是文章的范围和根基，而且本身便是天下之至文。屠隆对前后七子的模拟剽窃很不以为然，可这不妨碍其在《文论》中对六经子史推崇备至：
夫六经之所贵者道术，固也，吾知之；即其文字奚不盛哉！《易》之冲玄，《诗》之和婉，《书》之庄雅，《春秋》之简严，绝无后世文人学士纤秾佻巧之态，而风骨格力，高视千古。若《礼·檀弓》、《周礼·考工记》等篇，则又峰峦峭拔，波涛层起，而姿态横出，信文章之大观也。六经而下，《左》、《国》之文，高峻严整，古雅藻丽……贾、马之文……屈大夫之词赋……庄、列之文……诸子之风骨格力，即言人人殊，其道术之醇粹洁白，皆不敢望六经，乃其为古文辞一也。
尽管《文选》对历代文人影响极大，但其排斥“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的六经子史，却没有被后世所接受。同样区分文笔，刘勰的做法无疑妥当些。《文心雕龙》中论文、叙笔各十篇，其中叙笔部分首列“史传”和“诸子”。实际上，后人追慕模仿的“秦汉之文”，也正是这“史传”与“诸子”。
因而，本章之论述，以先秦两汉的“史传之文”和“诸子之文”为中心。至于领尽风骚的汉赋，以及魏晋骈散渐分的文学走向，则留在下章论述。
一 从言辞到文章
鲁迅撰《中国文学史略》，以“自文字至文章”开篇。虽也提到原始之民以姿态声音自达其情意，但认定口耳之传不足以行远或垂后，故文字的诞生更带根本性。从《说文》入手讨论文学的起源，这一思路得益于章太炎与刘师培。所谓“自古词章，导源小学”、“未有不知小学而可言文者也”，因此，“欲溯文章之缘起，先穷造字之源流”。章、刘其实都注意到早期史书多记口语、诸子之书近乎演说、古人论学特设记问、战国游说惟在立谈等，可囿于“言语文学厥科本异”，或者坚持“文笔之辨”，故宁愿以“解字”来“说文”。
各种文体对“言辞”与“文字”的依赖程度大不相同，所谓的苍颉造字或六书义例，并不能充分说明“文章”的发展趋向。倘若承认六经、诸子和史传对后世文章的决定性影响，那么无论如何不该绕开当初那些没有多少藻采的“口语”与“演说”。因此，我更欣赏朱自清的思路，探讨中国散文的发展，不妨直接从“言辞”如何影响和造成“文章”说起。
清人论文，多以记言的《尚书》开篇。“五四”以后学术范式转移的一个标志，便是甲骨学的兴起。随之而来，谈论文章起源，必追溯殷商的卜辞。巫觋为帝王求凶问吉、预测祸福，记录下来便是今人所见的卜辞，后人或许可以从中读出许多故事，可当初它只是占验的语言，最多加上巫觋的推测与想象。所谓“巫卜记事”，指的是巫觋的社会功能；倘就文体而言，卜辞只记占验之语。不妨读读这片常被引用的卜辞：“癸卯卜，今日雨。其自西来雨？其自东来雨？其自北来雨？其自南来雨？”不要说那些只是预卜祸福或天气，即便蕴藏着狩猎、祭祀或战争等大事的卜辞，仍是模拟巫觋的口吻。
从甲骨卜辞的片段记录，到系统的卜筮著作《周易》中的卦爻辞，文字表达水平已大为提高，而且多用韵语，明显是为了记诵的方便。到了《易传》中的《系辞》与《文言》，已经有严密的推理和完整的结构，俨然是在“做文章”。《易传》十篇，到底出自何人、成于何时，一时难有定论。但其带有战国文风，不可能出自孔子之手，这点大概没有问题。而《系辞》和《文言》之注重辞采，讲究奇偶相生，既便于口耳相传，也有日渐文章化的趋向。
更明显地体现“从言辞到文章”这一发展趋向的，还是《尚书》、《国语》等历史著作。《汉书·艺文志》称：
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
上古史官之分工及记言记事之别，未必真如班固设想的那么泾渭分明。不过，《尚书》以记言为主却是不争的事实。《商书·盘庚上》还有“盘庚迁于殷，民不适有居”作为“王若曰”的背景，《周书·多士》也有“惟三月，周公初于先邑洛”交代发布告令的时间地点；《周书·无逸》连这些简单的说明文字都省了，开篇便是“周公曰”。唐人刘知幾对此有过大致合理的解释：“盖《书》之所主，本于号令，所以宣王道之正义，发话言于臣下。故其所载，皆典、谟、训、诰、誓、命之文。”至于杂入言地理的《禹贡》、述灾祥的《洪范》以及记人事的《尧典》、《舜典》，在刘氏看来，“兹亦为例不纯者也”。本来就不是完整的著述，体例焉能完全统一？只是相对于此后的史书来，《尚书》确实多载“语录”而不注重“叙事”。
《尚书》的源流及真伪辨析，是学术史上一大公案，这里不拟涉及。但不管真伪，既被列入天下义理辞章之渊薮的“六经”，历代文人无不悉心研读。因此，所谓“《尚书》为中国第一部古史，亦即中国第一部古文”的说法，判断或许有误，却真实地表明此书在古文家心目中的地位。《尚书》对此后几千年制诰诏令章表奏启的深刻影响固然重要，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其高古质朴而极少藻饰的叙述风格，往往被后世用来作为扫荡浮华文风、提倡文章复古的旗帜。文学史家为了证明“进化的轨迹”，尽量发掘《尚书》中较有文学色彩的比喻、韵律乃至场面描写，这自然没错；可《尚书》之被历代文人阅读和模仿，重点不在辞采藻韵，而在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所说的“本之《书》以求其质”。
《尚书》记言，言随时迁，刘勰已经抱怨“训诂茫昧”，韩愈更称其“佶屈聱牙”。虽经历代学者训释考订，至今仍有许多不可解处。《尚书》之所以难懂，原因在于多用方言口语，20世纪30年代，有人据此论证白话文之不足以行远，有人则将其作为提倡大众语及拉丁化的依据。其实，汉字作为表意文字的特征以及上古书写的困难，决定了中国的言文从一开始就不可能完全一致。为了节时省力，也为了流传久远，必须尽量减少对当世口语的依赖。两千多年后的今人，稍加训练就能读懂孔孟庄骚，这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建立与发扬光大至关重要。这种奇迹的创立，是以摒弃口语而追效古人为代价的。《尚书》的“佶屈聱牙”，不过凸显了言文分离对中国文学发展的制约。后世文章的多用雅言及书面语，正可从《尚书》的流传与接受窥见端倪。
同样注重记言，《国语》已经颇多润色。今本《国语》二十一篇，包括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时代断限参差，纪事繁简相异，各篇体例也都很不一致，可所录之语却没有根本的区别。史家们明显没有“从实而书”，“记其当世口语”，而是采用流传更为广泛的雅言。其中吴、越之语有气势，周、鲁之语多理趣，总的倾向则是加进了助词、连词和语气词，使文章显得流畅委婉。《国语》的体例虽以记言为主，但已有通过一系列言行展示某一人物风采的趋势，可视为语录体向人物传记的过渡。若《晋语》中重耳的流亡、《越语》中勾践的灭吴，都在注重记言的同时照顾到故事及人物性格的完整性。单就叙事（尤其是描写战争）而言，《国语》显然无法与《左传》媲美；但《国语》中不少精辟的议论，一点不比《左传》逊色。著者注重教诲，颇多妙喻，再加上所录列国行人之辞令大有可观，《国语》因而也为后世文人所激赏。
先是列国外交，使者聘问，言语真有兴邦或亡国的功效，自是不能不着意经营。后又处士横议，立谈可以取卿相，辞令成了死生穷达的关键，难怪时人苦心钻研。行人之从容委婉与游士之铺张夸饰固然异趣，但“尤重辞命”却是一致的。相对于《尚书》中帝王诰谕臣民的“直言”, 《国语》所录行人、游士之“词命”已经有浓厚的文学意味。《国语》、《左传》乃至《史记》等，因多载大夫辞令、行人应答，“其文典而美，其语博而奥”；而记录战国虎争时“剧谈者以谲诳为宗，利口者以寓言为主”，无疑也对历史著作的叙述风格产生影响。也就是说，记载先秦史事之文章风韵，与其时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使臣、游士对文辞的刻意修饰有关。
出使专对不辱君命的行人之官，与抵掌腾说以取富贵的纵横家流，二者之道德境界似乎天差地别。苏秦、张仪之合纵连横声名狼藉，以致后人一般不将“纵横”二字与孔门弟子或墨家之徒连在一起。其实，纵横家之揣摩敷张，与行人之权事制宜，颇有相通之处。《汉书·艺文志》称“纵横家者流，盖出行人之官”，便因二者都是随机应变，以能言善辩谋求政治利益。章学诚对此有进一步的发挥：
战国者，纵横之世也。纵横之学，本于古者行人之官。观春秋之辞命，列国大夫，聘问诸侯，出使专对，盖欲文其言以达旨而已。至战国而抵掌揣摩腾说以取富贵。其辞敷张而扬厉，变其本而加恢奇焉，不可谓非行人辞命之极也。孔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奚为？是则比兴之旨，讽谕之义，固行人之所肄也。纵横者流，推而衍之，是以能委折而入情，微婉而善讽也。
既然战国乃纵横之世，没有一点纵横之术，焉能有立锥之地？九流宗旨虽异，但都必须游说四方，故章学诚称“及其出而用世，必兼纵横”。管仲之相齐、子产之存郑、墨子之救宋，以及孟子之历聘齐梁、荀卿之三为祭酒，都不无抵掌腾说之习。可见擅辞令、兼纵横，乃战国诸子的共同特征。宗旨不同的诸子百家，为了谋取治国安邦的机遇，都注重学诗能言，讲求辞令之美，这无疑会影响“记言”之史的叙述风格。
最能体现纵横之术对史书风格的影响的，当推《战国策》。今本《战国策》三十三卷，为汉代刘向所整理编次并定名。此类文字，秦汉之际流传甚多，编者非一人，成书非一时，刘向因其为“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故名曰《战国策》。“其事继春秋以后，讫楚汉之起”，间杂有秦并六国以后的事。以“纵横之世”的游士策谋为主体，可以想象其必然多录纵横家言。《战国策》中也能找到儒、道、法各家思想的印记，那是因为一来百家争鸣中各家互有借鉴，二来纵横家讲权谋故不死守某一学理，三来编辑时可能杂入他家文字。最后一点并非不重要：尽管多载纵横家言，《战国策》毕竟是史书而非子书。
刘向《战国策·叙录》中有一段话，大致说明了此书产生的时代特征以及其思想倾向和文章特色：
战国之时，君德浅薄，为之谋策者，不得不因势而为资，据时而为画。故其谋扶急持倾，为一切之权，虽不可以临教化，兵革救急之势也。皆高才秀士，度时君之所能行，出奇策异智，转危为安，运亡为存，亦可喜。皆可观。
既然人君为了取强争霸而“捐礼让而贵战争，弃仁义而用诈谲”，理想之士远不如权谋之徒见贵于时，就难怪“高才秀士”们耐不住寂寞，抛弃“仁义礼让”而只讲“时势”与“权谋”了。借用《燕策》中苏代的话：“仁义者，自完之道也，非进取之术也。”身处“礼崩乐坏”的乱世，讲求“进取”的游士们不再执著于“迂腐”的理想，而是以“奇策异智”兼谋国运与私利。苏秦、张仪的合纵连横纯以揣摩为术，不讲敬天爱民，为后世所不取。但冯谖为孟尝君“市义”（《齐策》）、苏代止赵伐燕（《燕策》），以及千古传诵的触龙说赵太后（《赵策》），讲的也都不是仁义，而是时势与权宜。
纵横家言，大都波澜曲折，扬厉恢奇，追求的是“现场效果”，而不是“藏之名山，传之后世”。故与其将《战国策》作为信史来考辨，不如将其作为文章来欣赏。《魏策》中“伏尸百万流血千里”的“天子之怒”与“流血五步天下缟素”的“布衣之怒”的对峙，竟以秦王的“长跪而谢”结束，虽不合史实，却大快人心，且颇具审美效果。游士之摇唇鼓舌，本为谋取政治利益，可其文字之“委折而入情、微婉而善讽”，无意中造成一种对语言艺术及文章气势的刻意追求。游士重揣摩而轻道德，本就容易“放言无惮”；为了出奇制胜，更是喜欢故意“危言耸听”。这就决定了其言其文常用偏锋，擅长形容、铺张和比喻，多用排句且声调铿锵。以一史著而如此藻采绚烂，酣畅淋漓，实大大得益于其所载策士之辞。
《战国策》也有叙事曲折，极尽腾挪跌宕之能事者，如几乎被司马迁全文抄录的“荆轲刺秦王”（《燕策》）；但“纵横家言”毕竟构成此书的主体，故后人颇有欣赏其文辞而非难其立意者。所谓“苏秦张仪，吾取其术，不取其心”，或者读《战国策》“必向其说之工，而忘其事之陋”，正是凸现了这种尴尬。可心与术、言与行能否截然分开，实在没有把握。后人批评苏轼父子策论的好为大言，虚张声势，正是针对其学其文之“出于纵横”。
“左史记言”，行人与游士的优美辞令使得史书颇具文采和风韵；“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私人讲学及私家著述的兴起，同样显示由言辞到文章的发展路向。后世作为“著作”阅读的，当初很可能只是“言语”。由注重口耳相传的“讲学”，到诉诸刀简笔墨的“著述”，其间“作者”的观念及写作的过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汉书·艺文志》称：“《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先秦子书中带有讲学印记的颇多，只是不像《论语》那么纯粹而已。至于不自著书，而是口耳相传，然后由及门弟子或宾客、子孙撰定，更是先秦诸子著作的共同特征。明此古书体例，则先贤著述中杂入后学附记，或者同一文本保留多种记录，都与作伪或秦火关系不大，而是由“讲学”向“著述”过渡所必然留下的痕迹。
《论语》对后世的影响，主要是孔子的“道德”而非“文章”。首创私家讲学的孔子，无意于“沉思翰藻”，其传诵千古的至理名言虽然也有刻意经营的意味，但“师徒对话”这一形式内在地规定了《论语》从容不迫、温文尔雅的叙述风格。话题忽西忽东，人物忽乙忽甲，再加上每段只有三言两语，论述实在说不上充分。可师徒朝夕相处，互相熟悉对方的思路，尽可点到即止，没必要多费口舌。由此而造成的文字简洁倒在其次，最为感人的是“坐而论道”时的神态气韵。不同于此后剑拔弩张的“论辨”，这里以自我“陈述”为主。即便是《论语·先进》中那段广为传诵的对话，也只是“各言其志”。这就使得《论语》不以“思辨”而以“气韵”见长。孔子之所以激赏“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固然是因其蕴涵礼治德政的社会理想，也与孔子本人的审美趣味相吻合。这段话所体现出来的精神境界，其实可作为《论语》叙述风格的象征。
随着百家争鸣的兴起，言辞的犀利以及论证的严密逐渐取代了师徒讲学的潇洒与雍容。尽管《孟子》的气势、《墨子》的逻辑，以及《庄子》的寓言与想象，都比《论语》的平铺直叙更具文采，可后者于简单淡泊中透露出来的“气韵生动”，却更让千古文人怀念不已。
《老子》五千言，谈玄说理，远比《论语》精微。用世与避世、政治与哲理、人伦与天道、建设与批判、讲学与著述——倘若不将其绝对化，这种区分约略可见《论语》与《老子》的差别。单就文章论，《老子》的奇偶相间、散韵杂处，以及大量使用排比句式，大概真如鲁迅所说的“以便记诵”。但《老子》思想的辩证、论题的集中、说理的精辟以及文辞之美，均非互不连贯的语录体可比。《史记·老庄申韩列传》关于老子出函谷关被关令尹喜强迫著书的说法或许过于神奇，但“五千精妙”非讲学之语，乃专门著述，却是毫无疑义。老子主张“信言不美”、“善者不辩”，可其著书立说时却没有真的“复归于朴”、“不居其华”，而是既“美”且“辩”。只是由于其后学庄周的文章实在太出色了，后人论及道家之文时常以之为代表，谈《老子》者于是多注重其旨趣遥深，而忽略其文辞美妙。
从政治家的训令与历史家的记言，到行人与游士的说辞，再到私门讲学与著述，在强调实用性的同时，加强对文辞之美的追求，“言辞”于是逐渐向“文章”过渡。先秦时代“无意为文”的史官学者，虽不若后世文人之“沉思翰藻”，但其文史未别、骈散不分、言文没有完全脱钩的浑朴状态，自有一种特殊的美感，为后世反叛时文、力主复古者所永远追慕。
二 从直书到叙事
史书记言以《尚书》为代表，记事则当推《春秋》。“春秋”本为古代各国史官所撰编年史的通称，并非某部著作的专名。现存之《春秋》乃鲁之史书，曾由孔子修订润色，以鲁为主而兼及列国大事。其视野开阔、结构宏大尚在其次，更重要的是其蕴涵的微言大义以及谨严的书法。有感于世道衰微、邪说暴行充斥人间，孔子希望借史书的写作来“寓褒贬，别善恶”，进而达到定名分、制法度的目标。后世经师对《春秋》大义的发掘，不乏穿凿附会之处；但此书遣词造句之讲究，确实寄托遥深，绝非只是笔墨技巧。同样是战争，依记录者的价值判断，可书为“伐”，也可书为“侵”，还可书为“袭”、“取”、“克”、“败”等，读者不难从一字之褒贬，体会到史家惩恶劝善的良苦用心。《孟子·滕文公下》称“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只能说是表达了史家的愿望，设想“乱臣贼子”因惧怕此史家之“春秋笔法”而“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未免过分夸大了文字的力量。倒是《春秋》之简言以达旨、微辞以婉讽的笔法，对后世古文家之讲究文字精确、表达含蓄颇有影响。
章学诚对记言记事的区分甚不以为然，称“其职不见于《周官》，其书不传于后世”, 《尚书》中有事，《春秋》中有言，而“左氏所记之言，不啻千万矣”。《左传》大量记载行人、游士之辞令，其实不足以成为否认《春秋》注重记事的理由。前者虽为后者作传，却非单纯的解经之作（对比《公羊》、《穀梁》便一目了然），起码在史书体例的设计上，颇多创新之处。柳宗元曾论及“自左丘明传孔氏”，左右史交错、言事混合，因而导致“《尚书》《春秋》之旨不立”。从唐人之赞赏其“不遵古法”而“言事相兼，烦省合理”，到今人之称“《左传》记言的成就，比记事还要突出”，都是注意到其所载典雅优婉的大夫辞令行人应答，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可此类妙语多有所本，非作者的独创。《左传》之文学成就，主要还是体现在其叙事——尤其是关于战争的叙述，几乎可以说是独步千古。
古代史官的职责，一是秉笔直书，一是褒贬劝惩，也就是像孔子修《春秋》那样，“笔则笔，削则削”，“举得失以表黜陟，征存忘以标劝戒”。理想的史家必须坚持道义，不畏权势，为求实录，虽杀身而不悔。《左传·宣公二年》叙述过董狐之记“赵盾弑其君”，接着便是：“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左传》既是依《春秋》而作，较少触犯当朝权势招来杀身之祸的危险，直书与劝惩相对容易得多。要说尚德爱民、尊天敬神等大道理，《左传》没有《公羊》、《穀梁》发挥得淋漓尽致；《左传》的长处在叙事而不在说理。晋人所说的“其文缓，其旨远”，或者“《左氏》艳而富，其失也巫”，都是针对其叙事技巧而不是实录精神的。
唐人刘知幾并非第一个赞赏《左传》之叙事者，但《史通》的表彰最为系统：“夫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盖《左氏》为书，叙事之最”。如此褒扬，略嫌过于抽象，于是有了如下大段精彩的描述：
《左氏》之叙事也，述行师则簿领盈视，哤聒沸腾；论备火则区分在目，修饰峻整。言胜捷则收获都尽，计奔败则披靡横前，申盟誓则慷慨有余，称谲诈则欺诬可见，谈恩惠则煦如春日，纪严切则凛若秋霜，叙兴邦则滋味无量，陈亡国则凄凉可悯。或腴辞润简牍，或美句入咏歌，跌宕而不群，纵横而自得。若斯才者，殆将工侔造化，思涉鬼神，著述罕闻，古今卓绝。
这里所表彰的，除了“腴辞”、“美句”的版权属于行人游士外，大体都应归功于作者高超的叙事能力。尤其是纷纭复杂的战争，既有运筹帷幄的神秘，又有风云突变的惊诧，还有金戈铁马的惨烈，居然被叙述得有声有色，而且脉络清晰可辨。
《左传》直接涉及的军事行动多达三四百起，其中晋楚城濮之战、齐晋鞌之战、秦晋郩之战、晋楚邲之战、晋楚鄢陵之战等五大战役，都被叙述得曲折且生动。除了必不可少的战前准备、战术设计以及实战的展开，还要体现“尚德不尚力”的历史哲学，这其实很难兼顾。战争的过程不容篡改，史家的权利在于选择特定的角度以及掌握叙述的节奏。城濮之战便是绝好的例子。大战尚未展开，胜负已成定局：楚子玉之“刚而无礼，不可以治民”，与晋文公之“一战而霸，文之教也”，恰成鲜明对比。战争中人心之向背是否决定一切尚可争议，但《左传》的叙述确实使得其具有某种道德裁判的意味。好在这一切都不是直接道出，而是诉诸于若干精心挑选的小事。在波澜壮阔的大战前后，巧妙地穿插若干琐事，既舒展文气，又体现了作者的价值观。前人评论《左传》时常用的“其文缓”、“无矜无躁”、“从容委曲”等，不只体现为作者的涵养与气度，更落实在此等“大战”中夹杂“琐事”的剪裁运化之妙。
《左传》承袭《春秋》的编年史结构，但并没有囿于线性的叙事时间，常常为了结构的完整与线索的清晰而采用插笔与倒叙。或列国争霸，或祸起萧墙，都是千头万绪，非三言两语能够说清。像“齐鲁长勺之战”、“郑伯克段于鄢”这样千古传诵的片段，之所以能用如此短小的篇幅讲清战争的来龙去脉，与其选择最具特色的君臣对话和兄弟钩心斗角为中心来展开叙述有关。即便如此取舍，还有许多若不相涉而又必须补充说明的人事，借一“初”字领起穿插其中，使文章眉目清楚，且如灵蛇腾雾，首尾无定处。后世谈论叙事技巧，涉及插笔与倒叙，最适合于作为例证的便是此《左传》。《左传》对叙事时间的处理，千载之下，仍值得散文家和小说家借鉴。只是由于章回小说中说书风格的长期滞留，倒装叙述等技法才没能得以施展，以至清末文人初读西洋政治小说及侦探小说，才会为其“一起之突兀”而惊叹不已。
《左传》之叙事，历来为古文家所推崇；至于其文体，则时有非议。范宁《穀梁传序》之称“其失也巫”，以及韩愈《进学解》之讥“左氏浮夸”，大概都是抱怨其不若《尚书》之高古、《春秋》之谨严。就连对《左传》大为欣赏的刘知幾，其《史通·叙事》中标举“文约而事丰，此述作之尤美者也”，也只列出《尚书》和《春秋》。《左传》文字，确实不够“古雅”，可这不足以作为价值判断的依据。后世讲义法的古文家，大谈文约言省时，喜欢以《尚书》、《春秋》为楷模。其实，这种“微”与“晦”的书法，并不一定值得效仿。
清人孙
、章学诚、阮元等都曾指出古人汗青刻简之不易，非省文简辞不可；而后人不察其所以然，竟以其“势所然尔”的“谨严”来评判一切文章，实在不得要领。“省文”的《春秋》尽管人人喝彩，未免过于“高不可攀”。后世学作古文者，大都模仿的是《左传》。除了叙事生动文辞美茂外，还有就是梁启超所说的：“其文虽时代甚古，然无佶屈聱牙之病，颇易诵习。”
“史著”而被奉为“古文”楷模的，除了《左传》，便是《史记》。唐宋以下直至晚清的古文家，往往以太史公笔法相号召。《史记》之被普遍推崇，文学家起了很大作用。自《汉书·司马迁传》赞其“不虚美，不隐善，故谓之实录”，评论《史记》者，多像刘勰喜在“实录无隐之旨”上做文章。所谓“良史之直笔”，实未足以尽《史记》之精华。一方面，“秉笔直书”乃千古史家的共同口号，非司马迁的独创；另一方面，《春秋》尚且“为尊者讳”、“为亲者讳”，“实录”其实可望而不可即。《史记》之隐含悲愤贬损当世，常被今人作为“实录”的例证；但这与古人理解的“言罕褒讳”的“直书”颇有距离。太史公一腔抑郁不平之气，充溢于《史记》全书，任何一个稍有经验的读者都不难发现。同一事件的记载，《史记》之所以比其他史著更精彩，与其归之于古已有之且为史家共同尊奉的“实录”，不如归之于作者对历史以及人生的独特感悟。“网罗天下放失旧闻”并非司马迁的目标，“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才是太史公的真正抱负。《报任安书》所表述的这一非同寻常的“抱负”，使得《太史公书》在中国历史著述中占据独一无二的地位：既是史，也是子。清人钱大昕一语道破《史记》对《春秋》的继承与发展：“其述作依乎经，其议论兼乎子。”班固本其父彪之语，讥《史记》“是非颇缪于圣人”，其实正说到其成一家言的长处。此后的史著，或许体例更加清晰，考证更加严谨，叙述更加缜密，可再也没有不以圣人之是非为是非、力图成一家言的气魄和能力：像《平淮书》那样不避当朝天子，或者像《酷吏列传》那样指摘时弊、《货殖列传》那样背离主流意识形态，除因司马迁的个人天赋外，更因帝国初建，文网未密，再加上其时子、史尚未完全分家。
此前的史书，或整理旧闻述而不作，或作者众多分辨不易，真正可以作为个人著述来把握的，大概得从《史记》说起。有了明确的“作者”，再加上遭宫刑而发愤著述的传奇性，使得后世褒贬《史记》者，都喜欢抓住李陵事件做文章。《报任安书》里关于“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之类的说法，更容易误使论者将《史记》中的意气与不平统统归之于司马迁的个人身世。班固“既陷极刑，幽而发愤”的说法，已有将《史记》作为自我伤悼之书的倾向；关于是否“谤书”的争论，更是将“发愤”与“著述”直接等同起来。以伯夷居列传之首，而且论赞多于记述，大发修身洁行之士遭祸害而暴戾恣睢之徒享安乐的感慨；称“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屈原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对“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的游侠之赞叹等：确实别有怀抱。可这种如鲠在喉不吐不快的牢骚孤愤，毕竟寄托在人物传记的叙述中或论赞上，与屈原的“忧愁幽思而作《离骚》”，心境相通，体例却大不同。因而，刘熙载称“学《离骚》得其情者为太史公”，可又不忘添上一句“叙事不合参入断语，太史公寓主意于客位，允称微妙”；鲁迅赞《史记》为“无韵之《离骚》”，但前面还有“史家之绝唱”五字垫底。《史记》首先是史学名著，即便蕴涵着感慨与幽思，也仍以叙事见长。过分夸大其发于情肆于心，不只忽略了史书的文体特征，也与“实录”之说自相矛盾。从成一家言的角度来理解《史记》中的反叛与不平，当比只将其作为“自怨生”的《离骚》或“悲士不遇”赋来解读更贴切。
同样突破上古史官记言记事之分，《左传》、《史记》对后世史著及叙事文学的影响极为深远。只是二者的着重点颇有不同，借用章学诚的话来说，便是“记事出于左氏，记人原于史迁”。司马迁之参酌古今，发凡起例，以十二本纪叙帝王，三十世家记诸侯，十表系时事，八书详制度，七十列传志人物，五体交织而成全史，百代而下不易其法，故被誉为“史家之极则”。“本纪”、“世家”、“列传”所志之人物身份地位不同，“列传”中又有专传、合传、类传之分，可作为“传记”的文体却没有根本的区别。因此，说《史记》的体例，乃是以人物传记为中心，大概不会有异议。比起《左传》之以编年体叙事不得不割裂人物，或者《战国策》之以游士为中心描写范围大受限制，《史记》包罗甚广且叙述完整的人物传记更见精彩。
《史记》写人栩栩如生，历来为古文家与小说家所共同赞赏。《项羽本纪》之以鸿门宴和乌江兵败为中心，除取其戏剧性冲突强烈，更因其最能体现项羽的英雄盖世及粗豪爽快。如此以“性格”而不是“事件”来决定篇幅的长短、叙述的轻重与节奏的快慢，与后世诸多正史相比，明显地“不拘章法”。人类活动千头万绪，史家只能关注大事件、大人物，《史记》自然也不例外。其精妙处在叙述战争风云英雄霸业的间隙，穿插若干“小事”、“闲笔”，如写韩信而有胯下之辱，以及张良之为圯上老人进履、廉颇蔺相如之“将相和”、信陵君之不耻下交虚心待士等。这些细节描写，大都带有浓厚的文学意味。列传中春秋以前部分相对平淡，一入战国，笔墨陡然变得雄奇跌宕。一来得益于《战国策》旧文（如荆轲刺秦王及苏秦张仪故事），二来秦汉间相距不远，文献犹足，太史公游历天下，四处访求，不难做到“摹画绝佳”。三来司马迁“爱奇”，胸中本就充溢侠气豪气及抑郁之气，叙荆轲、纪项羽、赞屈原等，都是“所谓爬着他痒处”，难怪其“分外精神”。
《史记》中不少绘声绘色的描写，或取材于民间传说，或纯为太史公之增饰渲染，其实经不起“刨根问底”。只是以考据之眼读《史记》，不该忘了其“史而文”的特征。治《史记》者历来有考据与文章之分，林纾从古文家立场，认定“导后进以轨辙，则文章家较考据为益滋多”。扬雄、班固、刘勰等虽也注意到司马迁之善叙事理，但主要赞赏其良史之才；自韩愈将《史记》与庄周之文、屈原之骚、相如之赋并称，此后古文家谈《史记》，方才离史而求文。《史记》文章的最大特征，莫过于笔力雅健、气势沉雄，而这主要体现在其长篇之作。若语言之诙诡绮丽或状物之惟妙惟肖，此前此后皆有可匹敌者；唯有《项羽本纪》那样长篇叙事而能收束得住，不流于散漫冗碎，这点最为难得。迷信文章高古者，往往以《汉书》之简洁讥《史记》之宕逸，可正如顾炎武《日知录》卷一九“文章繁简”则所称：
辞主乎达，不论其繁与简也。繁简之论兴，而文亡矣。《史记》之繁处，必胜于《汉书》之简处。
后人之所以将《史记》比之于“大川”或“江海”，都是注意到其情态横出、气势磅礴。而所谓“古文大家未有不得力于此书者”，当主要指此类变化无穷而又收束得住的长文。
“二十四史”中，史学价值与文学成就均可与《史记》相抗衡的，只能是《汉书》。《汉书》虽成于四人之手，实班固贡献最大，所谓班、马优劣的比较也就以他为主。作为第一部断代史，《汉书》体例上也颇有创新处，尤其是改“书”为“志”，使得关于典章制度的记载更加丰富翔实，若新增的《艺文志》对于学术源流的考察，极为后世所重视。与司马迁之注重慷慨悲歌的刺客与游侠不同，班固更欣赏儒雅博学的文人学士。《扬雄传》与《司马相如传》均占两卷，比许多叱咤风云封侯拜相者更为显赫。至于传中引录大批经世之文或传主自序，对于保存历史文献也有意义。史家对文化学术的偏爱，明显影响其叙述风格。《文心雕龙·史传》所称道的“赞序弘丽，儒雅彬彬”，正是博贯载籍、穷究百家的学者之文的本色。只是这么一来，作为史学著述，《汉书》完全可与《史记》并肩；但如果论作者的才情与著述的文采，后者则明显高出一筹。
班固生活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已经基本完成的东汉前期，对大汉王朝正统观念的接受与维护，使得其不可能像司马迁那样坚持自己的独立判断。嘲笑太史公“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恰好表现出班固“史识”的不足。对比班、马的《货殖》《游侠》二传，前者的谨守规矩与维护当朝利益，除了观念保守外，也使其文章缺乏灵性与气势。后世谈论马、班异同，尽管立足点不同，但大都承认马“喜驰骋”，班“尚剪裁”；马“通变化”故“圆用神”，班“守绳墨”故“方用智”。而《史记》、《汉书》对“成法”、“定例”的不同态度，首先基于其见识，而后才是文风。在与朝廷利益一致的前提下，班固也能写出慷慨悲凉的好文章，如《苏武传》便“千载下犹有生气”，一点不比迁文逊色。可惜这样“叙次精彩”的文章，在《汉书》中并不多见。
《史》、《汉》之争由来已久，唐宋以下之所以多扬马而抑班，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后者多用排偶。在崇尚骈赋的时代，《汉书》的弘丽精巧自然受欢迎；自韩愈提倡古文，《史记》的疏纵雄健于是成了文章极致。同为史学巨著，可要说到对历代文章的影响，《汉书》远不如《史记》。
三 百家争鸣
文章之事，最主要的莫过于“纪事”与“说理”。在中国，前者根乎“史”，而后者源于“子”。清人姚鼐《古文辞类纂·序目》称“论辨类者，盖源于古之诸子”，并以韩、柳效法孟子、韩非，以及三苏兼取苏秦、张仪与庄子为例。假如考虑到楚汉辞赋得益于纵横之学，魏晋玄文近乎名法中兴，再加上明清以下周秦之文始终是读书人着意模仿的榜样，不难想象诸子文章对后世的决定性影响。但像刘师培那样，将“论辨”、“书说”、“传记”、“箴铭”诸体以及唐宋明清诸家诗文，直接归之于儒道名法或阴阳纵横，又实在有点过分牵强。因为后世文人读书博杂，不再各守专门旨无旁出；而且文体演变纷纭，并非永远一线单传。
诸子文章，以说理见长。由寓言故事而影响后世的小说创作，或者因夹有偶句韵语而启迪汉魏的骈赋，毕竟不是诸子之文的主要特征。《文选序》称其“以立意为宗”，以及《文心雕龙·诸子》断其为“入道见志之书”，都是注意到诸子文章的这一特征。只是孔子、老子之“立意”与“见志”，主要借助于“陈述”；而墨子、孟子、庄子、荀子等战国之文，则更多带有“论辨”的色彩。刘勰之辨析“论”与“说”，主要思考的是精研一理故义贵圆通与巧喻服人故随机应变两种论述风格的区别。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何以同为“辨正然否”的立论，孔、老近乎意态潇闲的“独白”，而墨、孟、庄、荀等则如众声喧哗中的“对话”。孔、老先后，学界至今尚未有定论；但这两部开宗立派之巨著都重立说而少驳论，成于春秋未年的说法大致可信。那时私门讲学、私家著述刚刚开始，所谓学派之争尚未形成，尽可直抒己见，而没有防范论敌八面围攻的意识。到了战国争雄，辨士云涌，立说时可就不能不以驳难开篇了。
列国争霸，游士纵横捭阖，为了博取人君之信任，争取发言机会及生存空间，无不讲究“论辨”之术。而王纲解纽，学术下移，思维的活跃以及思想资源的日渐丰富，也使得各家各派有可能独树新帜，自立门户。章太炎曾述及古今学术差异，以后世之“汗漫”对比周秦之“独立”：
惟周秦诸子，推迹古初，承受师法，各为独立，无援引攀附之事，虽同在一家者，犹且矜己自贵，不相通融。
墨家或道家的“非儒”，自在情理之中；同为儒家的荀子，“非十二子”时，连子思、孟轲也在讥刺排斥之列，这与后世之只讲“党同伐异”大不相同。不只是儒分为八、墨离为三，道、名、法、兵，哪家也没有真正步调一致过。同在一家者尚且小有异同便自立门户，可以想象不同家派之间更是如同水火。
《汉书·艺文志》在描述诸子百家“其言相殊，辟犹水火”后，不忘加上一句“相灭亦相生”。师说迥异，道术不同，因而不能不争；可这种争辩是在充分理解并尊重论敌立场及思路的前提下进行的，故极少如泼妇骂街。明明是驳难文章，却偏说百家“不见天地之纯”固然可惜，但毕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批评十二子“欺惑愚众”，但也承认“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在互相攻讦、往复驳难的过程中，虽都立场坚定，对他人到底心存忌惮，不敢自以为独占真理。其时尚未形成统一的声音，各家各派都能得到比较充分的表现，能否成为“显学”，取决于自家学说的精深博大以及对时势的准确把握。审时度势，权宜应变，其实也是游士喜欢标新立异的原因之一。周秦诸子的驰骋言辞，不完全是理论思辨，也包含游说诸侯以取功名，故其立说时的“排斥异己”，很难说完全出于公心。《汉书·艺文志》称，时君世主好恶殊方，使得诸子“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从别一侧面勾勒出“百家争鸣”的面影。如此平视诸子，并非否认儒墨道法的理论差异及价值高低，而是借“各引一端，崇其所善”理解先秦思想学说的产生及其“论辨”方式。
不管尚文还是尚质，战国文辞大都沾染纵横游说之风。铺张排比或放言无惮尚在其次，更重要的是诸子对自家政见及哲理均有充分自信，而且发挥得淋漓尽致。其时邦无定交，士无定主，指点江山有恃无恐的游士们，“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故习惯于以匹夫而为天下立法。偶尔也会引述圣经贤传，但那主要是一种修辞手段，立论根基仍是自家学说。《墨子·小取》区分明是非、审治乱等六类“论辨”方式，而在实际应用中，往往都是“破”字当头。也就是《孟子·滕文公下》所说的，为了“正人心”，不得不着力于“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喜欢为人、为己“解蔽”的周秦诸子，其文章中所使用的归谬法、类比法、反证法等，对后世之驳论文影响甚大。
可相对于明是非决嫌疑的“辨”，诸子立一家之言的“论”，更让后人追慕。“论”与“辨”，本相依相存，很难有高低之分。但自立绳墨，以确定评价标准，无疑更带根本性。诸子立说各有根基，而且所争乃开天辟地、安身立命等根本性大问题，不像后世文人多在枝节上做文章。《墨子·非命上》总结立论时须用“本”、“原”、“用”三法，其中列为首位的“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为诸子所共同遵循。这似乎与后世文人之“替圣贤立言”没多大差别，其实不然。儒、墨、道、法所本之“圣王之事”大不相同，康有为说诸子都在“改制托古”，一点也不过分。不单立说时求独立，少依附，就连文章也都个性鲜明。传世文献中有互相引述或错乱重复者，但各家文章风格还是颇易辨认的。若儒家之淳厚，墨家之率直，名家之诡辩，道家之恣肆，法家之峻刻，以及纵横之夸饰、阴阳之怪异，大都有明显的自家面目。就连兼儒墨合名法的杂家，其文章也以博采闳大而专精少逊为特征。
说理文章要做到思想独立且有自家面目，其实很不容易。秦汉以下，王朝一统，儒学独尊，守正统则容易平庸，走偏锋则流于乖异，绝少正大光明而又思深自得者。刘勰已经注意到两汉文章多“顺风以托势”，不再敢批君主的逆鳞，因而也就谈不上“师心独见”。明清文人更是感慨周秦诸子的“见从己出，不曾依傍半个古人”；“虽纯驳不同，皆有个自家在内”。令千古文人追慕不已的“自家面目”，既指向诸子的学说，也包括其文风。
“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孟子·滕文公下》中的这句话，基本适应于战国时代的各家各派。处士横议，百家争鸣，“论辨”是其正人心、取功名的唯一手段。尽管道家称“美言不信，信言不美”，墨家深怕人主“览其文而忘其用”，故“其言多不辩”，法家更断言“好辩说而不求其用，滥于文丽而不顾其功者，可亡也”，可战国诸子无不“好辩”。其中之奥秘，《荀子·非相》一语道破：
志好之，行安之，乐言之，故君子必辩。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而君子为甚。
至于“不辩”云云，只是针对游谈无根、过分伪饰之“奸言”。在荀子看来，倘若已经明大义、识治乱，而居然“不好言不乐言”，“则必非诚士也”。立说根基原本不同，一味“不辩”，未免显得不够真诚，也缺乏道德勇气。《孟子》一书对杨朱、墨翟、许行、告子、张仪、宋
等的批评尚比较零散；而《墨子·非儒》、《庄子·天下》，以及荀子的《非十二子》和《解蔽》、韩非子的《显学》和《五蠹》等，都已经是相当完整的学派评估，而且纵论得失，一无顾忌。
性善性恶、有为无为之争，背后当然可能蕴涵着政治立场乃至权势利益，但既然使用的是理论语言，而且是在学术层面上展开，就不能不特别倚重论辩的技巧。诸子百家在辨明是非、砥砺学术的同时，日渐成熟其各具特色的“辩论术”。儒家之辩，不尚空谈，多援古证今，正言明志，以诚恳朴实为主要特色。纵横家善揣摩迎合，多虚张声势，驰骋浮词，偶有出人意表的精彩之论。墨家不尚文辞，文章淡乎无味，但其探讨“三表法”以及研究“辟”、“侔”、“援”、“推”等论证方式，对后世文章逻辑性的加强颇有影响。“惠施能服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公孙龙“辞巧理拙”，可名家辨析之精微、辞锋之锐利，逼得对手不敢再满足于理高而辞屈。后起的法家之文说理透辟，论断缜密，言辞犀利峻刻，实得益于名、墨二家对“论辨”术的探讨。
“论辨”之文，除了逻辑严密，最好还能做到文字流畅，形象生动。对于先秦诸子来说，善于设譬，深于取象，可以说是立说为文的基本功，几乎所有传世子书都不安于平铺直叙。与后世文章喜欢引经据典不同，先秦诸子更愿意借言简意赅且富于风趣的寓言来表达自家思想。一来其时著者、读者的抽象思维能力有限，表达玄妙的哲理往往力不从心，而借寓言来比喻寄托更易于达“言外之旨”；二来游说诸侯并非易事，荀子、韩非都有“说难”的感慨，出于讽喻而不是直言，假托他人来论说，双方都有回旋的余地；三来寓言因其情节性与幽默感而易于理解和传播，现场表演，效果尤为出色。这就难怪寓言在先秦子书中占有特殊的位置——史著中《战国策》因近乎“纵横家言”，故也颇多“狐假虎威”、“鹬蚌相争”等脍炙人口的寓言。
像《庄子》那样“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的或许不多，但诸子大都善以寓言说理。如《孟子》的“揠苗助长”、“五十步笑百步”, 《列子》的“愚公移山”、“杞人忧天”, 《吕氏春秋》的“刻舟求剑”、“掩耳盗钟”等，都由寄托遥深的寓言转化为成语而千古传诵。《韩非子》更以“储说”六篇收录寓言近二百则，成为先秦寓言的集大成者。只是韩非重现世，讲法治，其“寓言”多为历史故事，且教诲意味突出。而庄周一派非法度，求避世，笔下常见神怪与畸人，若鲲鹏之志、井蛙之见，以及对髑髅、梦蝴蝶等“无端崖之言”，想象力之丰富、风格之怪诞瑰丽，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扑朔迷离的美感，都远非法家质朴之文所能企及。
诸子文章对后世的影响，历朝历代不同，无法“一言以蔽之”。大致而言，唐宋以下，以孟轲、庄周与荀况的文章最为人所称道。模仿者又可能因气质与才情，而有不同的选择：卫道心切且天性淳厚者宗孟，狂狷且才气纵逸者师庄，博学且思维严谨者学荀。当然，更多的情况下，当事人希望博采众长，只是读者仍能隐隐约约感觉到其真下工夫揣摩师法的对象。
《孟子》七章，以独白和对话为主，文体介乎《论语》与《荀子》之间，其中有些片断（如“齐人有一妻一妾”），可作为独立的文章阅读。在列国纷争，诸王无不希望走捷径成霸业的时代，孟子之言必称尧舜以及道性善，讲良知，推销君轻民贵、王道仁政等大道理，未免显得“迂阔”。可也正因为摆脱具体对策，不讲权宜应变，孟子文章“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气概才能够得到充分的表露。诸子“论辨”之文，大都针锋相对，纵横捭阖；只是很少像孟子那样感情充沛，气势磅礴。不管是说诸侯的《梁惠王上》，还是正人心的《滕文公下》，孟子文章的共同特点是言近旨远，大义凛然，以气势而不以辩论技巧取胜。借用孟子自己的话来说，便是：“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此等“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发为文辞，必取雄奇奔放之势。孟子立论，说不上特别深刻，但旗帜鲜明，堂堂正正，自有凛然不可犯的威严与气势。
庄周一派，力斥儒家提倡的规矩绳墨，其绝圣弃智的政治观念及齐物我、等死生的相对主义思维方式，在思想史上影响极大。作为文章，《庄子》更值得注意的是其标榜“不知说生，不知恶死”、“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理想人格，以及“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故更多地借用譬喻与寓言。《养生主》中的庖丁解牛、《秋水》中的河伯与北海若对话、《至乐》中的庄周与髑髅辩死生，此等变幻莫测、神明诡异的笔墨，除了便于表达其“不言之辨，不道之道”，寄寓深刻的哲理外，本身便因叙述的意出尘外汪洋恣肆而具有一种特殊的美感。诸子笔下神人不少，可再没有比《逍遥游》中的这段描述更动人的了：
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
与孟子的光明磊落、荀子的逻辑谨严大不一样，《庄子》以想象奇特，恍惚迷离而又仪态万千吸引读者。周秦诸子中，倘就玄理与隽语而言，庄周及其弟子允称第一。其笔墨的恣肆、辞采之瑰丽、行文的潇洒与句法之奇特，以及想象之夸张与怪诞，对中国文学的发展影响极为深远。
荀子主性恶，讲礼制，对被后世尊为“亚圣”的孟子大不恭敬，故很长时间其学其文颇受贬抑。其实，即便在正统儒家韩愈眼中，荀子也是“大醇而小疵”；更何况其以游学终生，对传授儒家经典起极大作用，称其“学分之足了数大儒”，或者“六艺之传赖以不绝”，并非过誉之辞。荀子之文，外平实而内奇宕，再加上体制宏伟，析理精微，代表先秦说理文章的成熟与定型。所谓荀子“文繁而理寡，去孟子固远矣，微独其道之多疵也”之类的说法，实未中肯綮。若《劝学》、《解蔽》、《正名》、《非十二子》等文，撮纲要，统条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乃典型的学者之文。同样以绵密严谨著称，《荀子》不像《韩非子》那样峻峭与刻薄，时有雄辞丽藻相调剂，文章显得温厚可亲。如果再考虑到《成相》、《赋》等对后世诗歌及辞赋的启迪，荀子在文学史上的作用，实在不容忽视。
四 诸子遗风
诸子文章的放言无惮，得益于列国纷争，没有统一的意识形态。秦并六国，随即推行“燔灭文章，以愚黔首”的文化专制政策，结束了战国时代百家争鸣的局面。既有焚书坑儒的“壮举”，所谓“秦世不文”也就不足为怪了，值得一提的只有李斯那几篇“质而能壮”的功德刻石。
秦二世而亡，其文化专制政策部分得到缓解。从陈胜举兵，到汉武帝独尊儒术，百家之学颇有复兴的趋势。《史记·太史公自序》述及汉初百年文化状态，可见其时学术思想之活跃：
于是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诗》《书》往往间出矣。自曹参荐盖公，言黄老，而贾生、晁错明申、商，公孙弘以儒显，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
天下初定，统治者以黄老之术养民生息，此乃权宜之计，并非真的平视儒、墨、道、法、阴阳、纵横。可战国遗风犹在，再加上诸侯藩国的纳士，读书人仍有纵横驰骋的可能性。直到雄才大略的汉武帝采用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对策，汉代文人及文章方才由“纵横”归于“醇正”。刘熙载关于“秦文雄奇，汉文醇厚”的论断，其实不如他的另一段话精彩：“汉家制度，王霸杂用；汉家文章，周秦并法。”所谓“醇厚”，只适应于董仲舒等经术文章；至于贾谊论政之激切，司马迁叙事之窈眇，司马相如辞章之雍容，都非“醇厚”二字所能涵盖。
两汉之交，经学日盛，文章复古之风日炽，最典型的莫过于扬雄之草《太玄》、著《法言》。东汉文章受扬雄影响颇深，但注重文体、雕琢词句以及引经据典等，仍不足以尽班固与王充。随着国家政治危机的加深，以及王朝统治思想的衰微，东汉后期，指责时弊或自立新说的文章再次剧增。这一“叙述”，是以“诸子之文”的复活与变形为中心来展开的，必然怠慢了汉人最为擅长的辞赋，以及被视为千古绝唱的史传。也就是说，这里有意搁置汉代文章可能更具风采的辞赋与史传，目的是为了便于考察“诸子遗风”。
《文心雕龙·诸子》述过孟荀之“理懿而辞雅”、墨翟之“意显而语质”，以及韩非博喻吕氏体周，接下来便开列陆贾、贾谊、扬雄、刘向、王符、仲长统等汉代文章，并称其“咸叙经典，或明政术，虽标论名，归乎诸子”。近人余嘉锡引述《庄子·天下》中“上说下教，强聒而不舍也”，说明周秦诸子文章的两大类型：
夫上说者，论政之语也，其体为书疏之类。下教者，论学之语也，其体为论说之类。凡古人自著之文，不外此二者。其他纪载言行，解说义理者，则后学之所附益也。
以“上说下教”之分，配“政术”、“经典”之别，大致可将追随诸子的汉代文章归为两类：一为贾谊等“激切”的论政之语，一为董仲舒等“醇厚”的论学之辞。
贾谊之文气笔力，素称西汉第一。只是其时通达国体而又兼擅文章的，非只贾生一人。当初陆贾佐刘邦，奉命著书论秦所以失天下及古今成败存亡，据说“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这段记载，稍加变通，即能囊括汉初文章的主要特色。无论是陆贾的《新语》、贾山的《至言》，还是晁错的《论贵粟疏》和《言兵事疏》、贾谊的《过秦论》和《治安策》，都是针对当世的社会问题，为新朝的长治久安出谋献策。至于具体论述时常常以秦为喻，特别强调秦失天下汉得天下的经验教训，尤其切合初得天下者踌躇满志而又不能不如履薄冰的特殊心态。与后世纯粹的书斋学者不同，汉初文人大都博古通今，而且有实际的政治经验，其请削诸侯，言守边备塞，以及主张重农抑商等，都非泛泛之谈。既然是对策研究，不可能死守某一家法，只能兼采百家之长，这也是后世“醇儒”所不敢想象的。此种希望影响最高当局的决策，注重实际应用而不囿于固定理念的取向，与战国时代游说之士颇有相通之处。
游士某种程度的复活，使得汉初文章纵横驰骋，神采飞扬。其时统治者尚能纳谏，进言者又对新朝满怀希望，故能直言无讳，文章也就写得激切而雄肆。才情学识不同，汉初文章自然不可一概而论。如“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云云，只能出于才高年少的贾生；至于号称“智囊”，“勿甚高论”的晁错，文章可就朴实得多了。明人李贽称：“晁、贾同时，人皆以贾生通达国体，今观贾生之策，其迂远不通者，犹十而一二，岂如晁之凿凿可行者哉？”贾谊之言确实不如晁错老谋深算，可倘若承认文章自有妙用，不必“凿凿可行”，前者的文采与气势，无疑更为后人所倾倒。
论政之文多慷慨激昂，除学识外，更需良知与勇气。可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汉代论政之文，多取奏疏、对策形式；而作为特殊文体的奏疏与对策，有固定的拟想读者，那就是当今皇上。臣下上书应对之辞，到底取“激切”抑或“委婉”的语调，很大程度取决于皇上的口味及气度。清人赵翼慨叹贾谊、刘向奏疏中有“狂悖无忌讳之语”，“而二帝受之，不加谴怒，且叹赏之，可谓盛德矣”。不可否认历朝历代都有冒死直谏的忠臣，可奏疏文风的转移，还是与皇上的“雅量”密切相关。汉武帝时，随着中央集权的日益加强，“圣主”与“酷吏”互为因果，以言得罪者日多，上疏策对必然日趋委婉。如果考虑到后世诸多文人因犯颜直谏而遭杀身之祸，不难理解司马相如的《谏猎疏》为何避重就轻、不痛不痒，而董仲舒的《举贤良对策》又为何迂回曲折，故弄玄虚。比起汉初文章的豪迈雄放、斩钉截铁，董仲舒等人的温文尔雅、深奥闳博，固然有深于经术的原因，但也与立说时唯恐刺伤刚愎自用的最高当局这一避祸心理有关。
近人陈衍指出董文之“醇厚”，在于其改“透露”为“含蓄”、改“激烈”为“委婉”，而且“肯说多余话，而说来不讨厌，使人动听”。这种“文气之厚”，其实也有为了“上达天听”不得已而为之的成分。后人不察，只讲董生经术深厚，故多旁征博引，未免忽略了汉代文章之由“贾茂”转为“董醇”的关键所在。
汉武帝之崇尚儒术，与其强调中央集权相比，后者显然更带根本性。董仲舒三篇《举贤良对策》，历来被奉为文章经世致用的典范。但“天命与情性”等题目，乃武帝所出，奉旨作文的董生，不过以阴阳灾异、《春秋》大一统来投合皇上加强极权专政的意图。只是其“本经立义”而又醇厚典雅的论述风格，对后世文章影响甚大。尤其是汉武帝采纳其建议，罢黜百家，表彰六经，大力支持儒家学说的研究与应用，甚至规定以通经与否为进退官吏的依据，更使得日后经学大盛。武帝、宣帝尚兼好刑名，不专重儒，此后可就大不一样了：
元、成以后，刑名渐废。上无异教，下无异学。皇帝诏书，群臣奏议，莫不援引经义，以为据依。国有大疑，辄引《春秋》为断……盖其时公卿大夫士吏未有不通一艺者也。
既然经学日渐普及且深入人心，皇上又不允许读书人“批逆鳞”, 《文心雕龙·才略》所说的“雄、向以后，颇引书以助文”，也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刘向、刘歆父子，乃西汉末年的博学之士，其整理古代文献而成《七略》，不只在学术史上意义重大，其将儒家还原为先秦十大学派之一，对打破独尊儒术、神化孔子格局，也是功莫大焉。二子深于经术，为文时旁喻远引，铺张有序，其典实峻洁的文风，对后世学者之文颇有影响。刘向《谏营昌陵疏》开篇极有气势，以“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也”立论，且不讲灾异只论人事，更是胆识过人。只是援引典故过多，文气虽从容舒缓，但略嫌冗沓。陈衍称“子政文章，笔皆平实，此篇独多姿态”，大概只注意其极有风神的起笔；至于具体行文时的引经据典，反复致志，仍是相当本色的学者之文。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作为一篇学术史论，述源流，道兴废，了无浮辞；尤其是对“党同门，妒道真”的攻击，辞刚义辨，乃述学之文的典范。只是经学家多学识有余而才情不足，文章拘谨平实，如果再加上自居正统，排斥百家之学，那可就乏善可陈了。
从游说诸侯，转为上书进谏，大一统帝国的读书人，难得再有先秦诸子的自由想象与独立思考。不管是指摘时弊，还是出谋献策，他们注重的是可行性，与先秦诸子“性善性恶”、“有为无为”以及“名实”、“王霸”、“法术”等抽象思辨，颇有差距。刘勰称“博明万事为子，适辨一理为论”，章学诚则以“成一家之言”为诸子文章的根本特征。严格地说，不管是贾谊的论政，还是刘向的论学，都很难说是“博明万事”且“成一家之言”。
汉代文章中，在体例及精神上都比较接近先秦诸子的，当推《淮南子》、《论衡》和《潜夫论》。至于桓谭、仲长统、崔寔等，也都特立独行，且擅长思想与文章，只可惜其《新论》、《昌言》和《政论》全书已佚，单凭几则逸文无法作出准确评判。
所谓“博明万事”，即不满足于提供具体对策，而是思考整个自然、社会和人生，由此才可能“成一家之言”。这一点恰好正是刘安的抱负，《淮南子·要略》称：
夫作为书论者，所以纪纲道德，经纬人事，上考之天，下揆之地，中通诸理……故言道而不言事，则无以与世浮沉；言事而不言道，则无以与化游息。
不管此抱负能否真正实现，其“观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的气魄，确实接近先秦诸子。《淮南子》成于众宾客之手，却有明确的主导思想，那就是作为官方哲学对立面的“黄老之学”。强调中央集权的汉武帝独尊儒术，希望发展地方政权的淮南王刘安则标榜黄老。其借黄老之学表达政见，抵制儒学对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的控制；除此之外，“贵身”、“保真”、“省事”、“节欲”等观念的强调，以及关于天下无为而治、百家之学各有所本之类的说法，都有其独立的思想价值。《淮南子》中不少言论源于《庄子》，但表述时却没有后者的纵逸跌宕，多用术语典故以及排比对偶，取代原先妙趣横生的“重言”与“寓言”，使得《淮南子》的文学价值远不及《庄子》。但既然讲“淡泊无为，蹈虚守静”，文章自是不会过于拘谨：其思想的活跃与辞采的富丽，在汉文中仍别具一格。
王充和王符均生于汉末，又都“才高见屈”，以在野身份“闭门潜思”，专心著述。其著作虽也“指讦时弊，讨谪物情，足以观见当时风政”，却非直接的对策研究，乃相对独立的理论思考。二王思想都不拘泥于其时夹杂阴阳灾异的“正统儒家”，王充甚至有《问孔》之作。相对来说，王充学术上辨伪、政治上立异的意识比王符更为明确，其“独抒己见”、“不避上圣”的姿态也更为后人所激赏。二王文章，都以论证严密而不以文采斐然见长。针对世人之“好奇怪之语，说虚妄之文”，以及流行文体之注重模拟、故为奥僻，王充主张“各以所禀，自为佳好”、“文露而旨直，辞奸而情实”，在文论史上很有意义。为了追求“情实”、“旨直”且能“为世用”，王充执意采用浅白的语言写作，文章虽略嫌拖沓冗长，毕竟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比起后世诸多既无独立见解偏又喜欢高谈阔论的“伪体子书”来，汉代之文毕竟有生气，有学识。或许先秦时代的哲学突破太令人兴奋了，汉人论政论学之文似乎总在其笼罩之下，“学识”有余而“玄思”不足，尤其缺少直面宇宙、历史、人生时的大感动、大疑惑与大惊叹。随着佛学的传入，“玄思”在魏晋文章中再度复活；至于“好奇心”与“想象力”，此后便不无遗憾地转让给了小说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