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2回 汉密尔顿力挫艾伦·伯尔 艾伦·伯尔击毙汉密尔顿

在1800年的选举中，共和党击败了亚当斯。共和党虽然获胜，却也带来了一个极大的麻烦。共和党推出的候选人共两名，按照它一厢情愿的想法，它希望杰斐逊能选为总统，伯尔能选为副总统。不料选举人团投票的结果是杰斐逊和伯尔的得票相等，都是73票。

按照当时的规则，总统和副总统是依靠选举人团一次投票决出的。得票最多者为总统，次多者为副总统。现在二人得票相等，按照规则，应由众议院投票决定，而众议院在投票时又不是以个人为单位而是以州为单位，即每州只有一票。这样，就出现了有关伯尔的“第一次冲击”，从那时起，他就成了政治上的“问题儿童”。

远在投票之前，伯尔曾表示他只愿做杰斐逊的副手，他在给马里兰州议员塞缪尔·史密斯的信中说：“我和杰斐逊先生获同数选票的可能性是非常非常小的。万一有这种情况出现，任何一位知道我的为人的人都会知道，我绝对不会去进行竞争。请你相信，联邦党决不会看到这样的一种交火，就我的朋友们而说，如果他们怀疑我竟愿降低自己人格去充当工具来推翻美国人民的意愿与期望，那将是不信任我的观点，也是对我个人情感的一种侮辱。我谨在此请你做我的代理人，当你看到有必要的时候，请你代为宣述以上的话语。”

史密斯读了这封信很高兴，马上通知了杰斐逊，杰斐逊也写了一封信给伯尔，对他的支持表示谢意。

不料，当投票揭晓，杰、伯票数相等时，伯尔突然翻脸，拒绝公开表态。相反地，他暗中与联邦党人勾结，想在众院中击败杰斐逊。

那么，伯尔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呢？

艾伦·伯尔1756年2月6日生于新泽西的纽瓦克，他可以说是世家出身：他的曾祖父约翰·伯尔是1630年同约翰·温斯罗普同船抵达马萨诸塞的第一代移民；他的父亲也叫阿伦·伯尔，是新泽西学院院长，新泽西学院就是后来的普林斯顿大学。伯尔的父母死得早，是由他姐姐抚养长大的。他很聪明，13岁就插入普林斯顿为二年级生；1772年，即16岁就以全班第一的成绩毕业。姐夫是一名有名望的律师，伯尔大学毕业后就在他姐夫那里学法律。他姐夫家居康涅狄格州，当时本尼迪克特·阿诺德在康涅狄格招兵远征，伯尔就投笔从戎参加了阿诺德的远征加拿大队伍。他在行军和作战中表现出色，是阿诺德手下的一名勇将。蒙哥马利将军在猛攻魁北克城而中弹身亡时，就是断气在艾伦·伯尔的怀抱中的。他在阿诺德队伍中认识了另一名青年军官詹姆斯·威尔金森，这一段友情为后来的发展带来了一场灾祸，不过这是后话，暂且不表。

从魁北克回来后，华盛顿在纽约市召见了他，并邀请他参加“华盛顿家庭”。伯尔很高兴地接受了这个邀请，但事后伯尔发现华盛顿并没有给他特别照顾，而只让他当一名普通的办事员，于是他就写信给当时的大陆会议主席约翰·汉考克要求调工作，汉考克把他介绍给伊斯雷尔·波特南将军，他在波特南处工作了6个星期，又感到不合意而告辞，重新回到华盛顿的队伍。后来还自以为在卡岛战役中救出一个旅，使其免于被英军所俘而理应受到重用。但华屈顿似乎没有注意到这一功绩，因此他又对华盛顿怀有怨气。直到一年后，华盛顿才函告他升为中校，伯尔不但不表示感谢，反而抱怨其他将官早已先于他获得升迁，并反问，他之所以迟至今日才获升迁是否由于他表现不如他人。当华盛顿兵败而屯兵于福奇谷时，伯尔曾建议偷袭斯塔滕岛，华盛顿否决了这一建议。当时康韦将军、盖茨将军等人曾阴谋由盖茨来替代华盛顿，据信伯尔也加入了这一伙。1779年，他犯病，向华盛顿提请辞职，华盛顿表示“遗憾地”接受了他的辞呈。从此伯尔就结束了他的军队生涯。

伯尔退出军界后在纽约州阿尔巴尼执行律师业务。1782年他与一位比他大10岁的孀妇结婚，后者于1794年逝世，这12年的生活是伯尔生涯中最平静和幸福的生活。他妻子为他生了一个女儿，她的名字与妈妈一样，都叫西奥多·西娅。这女儿对伯尔是十分重要的，因为统治伯尔一生的有两颗心：一是野心；一是爱心。野心就是想出人头地，爱心就是视他的女儿为命根子。

合众国成立后，纽约的政治为两派把持：一是代表联邦党的汉密尔顿；一是代表共和党的克林顿。伯尔投身于共和党，他获选为州议员，并迁居纽约市。

伯尔是一位非常能干的政务家，他在纽约大得人心。1789年，州长克林顿任他为纽约州检察长。两年后，他与汉密尔顿的岳父菲利普·斯凯勒竞选参议员，并击败了对方。这当然使汉密尔顿不甘心，在1797年的参议员改选中，汉密尔顿终于设法把伯尔挤下了台。

伯尔在纽约的一起传世之作就是建立了大名鼎鼎的塔姆尼民主党机器。今天所谓的塔姆尼厅最初叫做塔姆尼社，本来是一个社交集团，其成员是一般工匠及其他较下层的成员。它的主要活动是从事爱国主义活动及慈善事业。伯尔最先看出有可能把这个松散的组织改造成一种有力的竞选机构，而且他真的做到了。在1796年的总统选举中，他和杰斐逊作为民主党的候选人，同作为联邦党候选人的约翰·亚当斯和查尔斯·平克尼进行了一场角逐。结果，亚当斯获71票，杰斐逊68票，伯尔30票。这样，亚当斯获选总统，杰斐逊获选副总统。接着在1800年的选举中，杰斐逊和伯尔再度以共和党候选人身份与在任的亚当斯总统进行了一场激烈的竞争，结果杰斐逊和伯尔都获得了73票，亚当斯只得了63票。

现在要看联邦党人的戏了。联邦党内以参议员艾米斯为首的一批人主张联邦党应帮艾伦·伯尔取胜。他们的理由很简单：伯尔是一个无原则的人，可以把他拉拢过来为我们服务，而杰斐逊却是死硬派，是不可能和我们合作的。

艾米斯是联邦党内很有势力的人，汉密尔顿觉得形势不妙，他必须努力制止艾米斯的错误方针。1800年12月24日，汉密尔顿给参议员古维纳·摩里斯写了一封信：

是杰斐逊还是伯尔？毫无疑问应当是杰斐逊。伯尔不论在公共事务上还是私人事务上都是一个无原则的人，他不懂得遵守协定，他不听从任何规劝，只听从他自己的野心。为了满足他的野心，他可以利用社会中最坏的一部分人作为梯子来爬向永久的权力，并利用他们来摧毁社会中较好的一部分人。他已不可救药地破产，唯一的补救办法就是靠战争和动乱发财，要不然就是倒向某一外国或盗用公款。在他看来，对英作战是最方便的出路。他十分自信，自以为可以得到一切东西。他胆大妄为，敢于尝试一切东西。他寡廉鲜耻，毫无顾忌。但愿上帝保佑我国千万别让这样一个人爬上宝座！

希望我们能调整内部，设法从杰斐逊那儿获得某些保证，保住我们目前的体制，特别是在三个主要问题上：公共信用、海军和中立。

请你小心地利用我这封信。

由于表决办法是每州一票，而最小的州特拉华只有众议员一名，这意味着他一个人就可代表一州，汉密尔顿看到此人之重要性，乃于1801年1月16日写了一封信给特拉华州议员詹姆斯·巴雅德：“我从你来信中很高兴地获悉你还没有决定是否将随联邦党的大流去投伯尔的票。相反地，你已决定在最后作决定以前将保持中立。如果仅仅在这一具体问题上你不跟联邦党走的原因是因为你深信伯尔先生不是一个合适的人物，那么，你这一决定实在值得称道。你的这一信念完全与我的信念相吻合。”

同时，汉密尔顿通过渠道，向杰斐逊打招呼，如果杰斐逊同意某些条件的话，他将使联邦党人投杰斐逊的票。但杰斐逊坚决表示，他决不愿意当一名被捆住手脚的总统。这样，汉密尔顿企图乘机捞一把的计划是无法实现了，他必须无条件地单方面做出选择。他选择了杰斐逊。据他自己说，他的选择是从大局出发。总之，杰斐逊之最后当选应当“归功”于汉密尔顿。结果，众院在第36次投票中终于通过由杰斐逊任总统，伯尔为副总统。伯尔当然非常了解汉密尔顿所起的破坏作用。

伯尔任副总统以后得不到杰斐逊的信任，所以日子并不好过。这种不信任是双方造成的，一是出于杰斐逊的偏见，一是伯尔的自作自受。譬如说，在1802年参议院对某一法案进行表决，正反双方，也就是联邦党人与共和党人的票数相等，最后要由议长的票作为决定性的一票。作为参议院议长的伯尔竟投了联邦党人的票，不但如此，他还出席了联邦党人的宴会，并在宴会上发表讲话，号召“诚实的人应当联合起来”，言下之意把杰斐逊的“弗吉尼亚王朝”人物都排除在外。杰斐逊当时没有公开诋毁伯尔，但历史学家们事后发现，他早在1801年在致友人书中就说伯尔不是一个诚实坦率的君子，而是“一支可被收买的枪，你永远没有办法知道它的目标是什么或者子弹将向谁射”。

1804年春，虽然离伯尔的副总统任期满期尚有一年，他已决定参加当年的纽约州长选举。那年联邦党人未提候选人，竞选是在伯尔与另一位共和党人摩根·刘易斯之间进行的。

伯尔把宝押在联邦党人选票上，但汉密尔顿又一次出来阻挠，劝其党人别投伯尔的票，最后伯尔败于刘易斯之手。伯尔早就怨恨汉密尔顿，而这次他终于找到了泄愤的机会。

1804年4月，阿尔巴尼的法官约翰·泰勒在家设宴招待汉密尔顿、法官肯特、后者的女婿查尔斯·库珀等人，席上不可避免地谈论了未来的州长选举问题。事后，库珀在致友人信中谈到了汉密尔顿对伯尔的评价，汉把伯尔说成“一个危险的人，不应当给以信任。肯特法官也持相同见解”。库珀在另一封给菲列普·斯凯勒的信中又提到：“汉密尔顿将军和肯特法官实质上说他们认为伯尔先生是一个危险人物……我还可以告诉你，汉密尔顿将军甚至对伯尔先生怀有更鄙视的看法。”

不知什么原因，这两封信的内容落入了《阿尔巴尼纪事报》之手，并在4月24日加以披露。这就引起了一场不可收拾的风波。

伯尔认为，多年来他一直受汉密尔顿奚落，他都采取容忍态度，而汉密尔顿不但没有收敛，反而变本加厉，所以这一次他决心要算总账。6月17日，他把他的朋友范内斯招到家来，请他直接把一封信交给汉密尔顿。次日，范内斯往见汉密尔顿递交了伯尔的信。信中附有《阿尔巴尼纪事报》的剪报。伯尔要求对“汉密尔顿将军甚至对伯尔先生怀有更鄙视的看法”的这一引语作出解释，还要求汉密尔顿对“库珀博士所说的那些话迅速和无保留地做出承认或否认”。

汉密尔顿认为此信非常严重，他需要时间加以考虑，并承诺于星期三，即20日，作出答复。最后，汉在回答中拒绝“要么承认要么否认”，并称在政敌之间的相互评论是“可以容许的”，没有必要向对方进行“诘问”。

伯尔则回信反驳曰：“政治上的对立地位决不意味可以使绅士解除绅士必须严格遵守的荣誉规则。”他坚持对方必须做出最后答复。汉密尔顿接信后十分吃惊。范内斯劝汉是否可说明他记不起说了什么话可以使库珀博士得出那样的结论。但汉不愿，并十分僵硬地拒绝再给伯尔回信。

伯尔乃提出了决斗要求，以便“向全世界宣布，这些事情必须有个了结”。汉密尔顿似乎预感他将会在决斗中死亡，所以在决斗前曾留下若干封信。其中之一说，他是反对决斗的，理由是他是基督教徒，反对杀人；他妻子和女儿需要他，他不应去死；他有许多债务未偿清，他的死亡会使债权人蒙受损失。但他说：“我没有办法避免这场决斗。”

1804年7月11日，决斗在新泽西州威霍肯进行。中国读者很少知道决斗场面，因此在这儿我们把两名副手合写的决斗实况介绍如下。汉的副手叫纳撒尼尔·彭德尔顿，伯的副手就是范内斯。他们写道：

伯尔上校首先抵达场地，当汉密尔顿将军到达时，双方互致问候，两名副手即着手做具体安排。他们测估了距离，即相隔10大步。接着猜硬币决定由何方选择位置，并决定由何方发令。结果决定都由汉的副手做主。然后双方副手当着各人之面装子弹，并使双方站定位置。最后预定发号的人宣布规则如下：双方先站定位置，号令员将询问双方是否已准备就绪；若双方做肯定的回答，号令员就喊“Present”。……先发枪者要听对方副手之口令一、二、三，即可发枪。

他然后询问双方是否已准备好，双方给了肯定回答，于是他下令“Present”。伯尔上校的子弹击中目标，汉密尔顿将军几乎立即倒地。然后伯尔上校走向汉密尔顿将军有表歉意之状，但他并没有说任何话，接着就离场了……

汉密尔顿中了致命的一弹，于第二天就伤重毙命。而他的一枪是对空开枪，根本就未对伯尔瞄准。

在那个时代，决斗是名正言顺的，但击毙汉密尔顿这样一位重要的人物，不能不引起舆论的大哗。纽约州和新泽西州法院决定对伯尔起诉，伯尔不敢在该两州逗留。不过，他还可以合法地当他的副总统。但舆论与法律是两码事，他在费城仍感受到舆论的压力，所以决心往西部开创天地，终于惹出了又一场更大的纠葛。

1804年7月4日，汉密尔顿给妻子写了一封诀别书，准备在他死后交给伊丽莎白：

我的亲爱的伊丽莎白，这封信将在我结束我的尘世生活后交给你，那时，我希望，借上帝的恩慈我将开始我的幸福的永生。假如说我有可能避免这一场交锋的话，那将完全是为了对你和对孩子们的爱，但我不可能那样做，因为那将使我成为一个不值得你们尊敬的人。当我想到我将与你诀别而让你一个人承受你将遇到的痛苦时，我实在心痛如割，我的亲爱的，只有向往宗教才能使你支持下去，你有权享受宗教的慰藉，啊，投奔上帝的怀抱吧，在那里受安慰吧！我最后希望的是，我能在另一个更好的世界中与你相会。永别了，妻子中的最好的，女性中的最好的。请代为拥抱我的亲爱的孩子们。

在决斗前夕，汉密尔顿再次给妻子写了一封信：

出于基督徒的考虑，我决心把我自己的生命交出去受风险而绝不去伤害别人的生命以致使自己成为罪人。这当然会大大增加我自己的风险，并且也加重你的担忧。但你谅必会同意，我宁可以清白之身去死而不能以罪人之身存活。但愿上帝保佑我，如果事情不是这样，我只求你必须记住你是一名基督徒。上帝的决定就是决定，而上帝的旨意是不会错的。让我再次说，永别了，我最最亲爱的妻子。

汉密尔顿之死还带来了一个星相学上的疑问。汉有一长子，名菲列普。他于1801年11月同一位名叫乔治·艾克的青年决斗。结果，艾克在决斗中把菲列普击毙，艾克是伯尔的信徒，决斗的原因是艾克攻击了汉密尔顿的名誉。决斗的场所也就是汉密尔顿同伯尔决斗的场所。

算命先生已告诉汉密尔顿，他将像他儿子一样在决斗中死亡，而汉本人在决斗前也已预感他将被伯尔击毙，故写了不少遗嘱。

正是：

决斗只为充好汉，怎能决定是与非。

一代英豪冤枉死，父子墓前多徘徊。